抗疫中国方案彰显中医药时代担当

一江春水

在日前举办的第七届中医科学大会上，与会专家围绕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作用分享科研成果，探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方向以及走向世界的可行路径——

抗疫中国方案彰显中医药时代担当

时间：2021-12-20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1版 　作者：方碧陶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和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中，中医药全程深度介入，充分发挥治未病、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为抗疫‘中国方案’贡献了时代担当，也成为中医药人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的生动实践。”日前，第七届中医科学大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指出，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其理念与当代医学科学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与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方式的转变高度契合。

健康是全人类永恒的主题，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表示，当前，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通过新冠肺炎疫情，人们逐渐认识到其在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的意义。面对疫情的反复，中医药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值得思考。

会上，专家们分享了中医药治疗疫病的历史溯源、中医药救治模式以及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科学内涵，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找准方向，为中医药走向世界指明可行路径。

提振信心：中医药治疗疫病有底气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中医药抗疫历史有数千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医药治疗疫病有底气。”“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中医药早期介入，全程参与，在抗击疫情各个阶段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治疗轻症患者、降低转重率等方面疗效显著。

张伯礼介绍：“针对轻型和普通型患者，我们在武汉江夏方舱医院采用中医药综合治疗，从2020年2月14日开舱到3月10日休舱，收治患者564人，患者零转重，医护零感染。”张伯礼表示，针对重症患者，救治团队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策”，有效控制炎症发生。

为了解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临床疗效特点和规律，张伯礼团队于2020年1月15日~2月8日选取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病例进行临床观察，其中34例病例为治疗组，采用“中药+常规”治疗；18例为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住院和转阴时间缩短，治愈率提高，病情转重和死亡率降低，免疫指标改善，炎症和凝血指标降低。“这大大提振了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信心。”张伯礼说。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介绍，2020年1月25日，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迅速启动应急科研攻关，组织科研人员开展疫病文献研究，广搜古代医学与非医学文献，从传播途径、病因病机、证候表现、临床治疗、有效方剂等角度汇编史料，为前线抗疫提供了古代文献支持。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表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创立六经辨证，明代吴又可《瘟疫论》专门论述了瘟疫防治，清代叶天士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提出了外感温热病卫气营血传变规律……可见中医药在防治疫病，保障中华民族繁衍昌盛方面作出巨大贡献。

黄璐琦表示，疫病史溯源的现实意义在于，厘清古代疫病防控治疗体系，可为构建具有中医特色的现代疫情防控体系提供历史依据；梳理古代中医疫病理论发展，可为现代传染病的理论认知提供学术依据；挖掘古代中医疫病治疗方药，可为抗疫新药的研发提供理论来源。

科学循证：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可行路径

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为了让世界认可并接受其疗效与作用，中医药行业一直致力于系统凝练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科学内涵。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介绍，上海中医药大学通过网络药理学分析，预测出790个清肺排毒汤的潜在作用靶标，发现其主要参与免疫、抗炎、抗氧化等信号转导过程。从清肺排毒汤中鉴定出416种化学成分，其中237种有明显的免疫增强作用、良好的抗炎和改善胃肠激素水平作用。

张伯礼表示，团队进行的“中药治疗新冠肺炎的潜在作用靶点和机制”研究，总结了中药方剂、单味药材和中药活性成分治疗新冠肺炎的作用靶点和相关信号通路，提示中药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涉及复杂的调解机制，在不同阶段和不同证型，中药的靶点、路径和作用是不同的。“抗击疫情也促进了中医药理论的发展，明确了中医药在疫情救治中的模式。”张伯礼说。

黄璐琦介绍，为全面评价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疗效作用，相关团队通过对15余万篇文献进行分析评价，结果显示，对于非重症患者，中成药在降低转重率、缩短住院时长、缩短病毒清除时间和症状缓解时间上优势明显；对于重症患者，中成药可以降低转危重率、缩短住院时长和症状缓解时间等。

在中医药预防新冠肺炎方面，王琦院士团队进行了循证分析。2020年3月~12月，团队在湖北黄冈开展了“复工复课后聚集性传染隐患的新冠肺炎中医药调体防护”研究，结果显示，中医药有一定的免疫调节作用，且可减轻流感样症状，可调节痰湿体质，减轻发病预后的危险因素。

守正创新：中医药服务全人类健康

陈竺提出，传承中医药，要坚持传承不泥古，创新中医药，要坚持创新不离宗。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健康中国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可以说，数千年来，中医药从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中医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传承创新史。“三药三方”便是在古典医籍的经方基础上，参考历代医家临床实践经验，结合新冠肺炎患者临床表现，通过临床科研一体化研究产生的。

陈凯先表示，为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病毒溯源、临床诊治、疫苗研究和应急药物研究都应受到重视，特别是要开展新药研发及中西医结合治疗。当前，进一步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开展中药研究，加强中西医结合探索，对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具有重要意义。

在抗击疫情中，中国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世界各国贡献抗疫经验。对此，陈竺提出，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也是“十四五”规划中一个响亮的声音，要关注中医药学自身的发展，夯实其核心竞争力，更要关注中医药为社会和人类健康作出的贡献度，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责任编辑:董俊彤)

南京陈斌

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住院和转阴时间缩短，治愈率提高，病情转重和死亡率降低，免疫指标改善，炎症和凝血指标降低。


一一免疫指标、炎症和凝血指标，这就是三个重要的、核心的病理环节，中医概括谓之为：虚、热(毒)、瘀。

南京陈斌

三证三法”理论治疗重症疾病

“三证三法”理论是上世纪70年代由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专家王今达教授提出的中西医结合辨证治疗危重病理论体系，具体包括“清热解毒法治疗毒热证”、“活血化瘀法治疗血瘀证”、“扶正固本法治疗急性虚证”。王今达教授指出，脓毒症等一系列危重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殊途同归均会出现“毒热证”、“血瘀证”与“急性虚证”，遵循从热到瘀，最后到虚的演变规律。
20世纪80年代，王今达教授带领团队在“三证三法”及“菌毒炎并治”思想指导下，研制了神农33号（后更名为血必净注射液），并在2003年“非典”期间发挥了巨大贡献。其后该团队进一步通过科学研究创新丰富了王今达学术思想，将“三证三法”与危重病的三个过程相对应，即毒热证与清热解毒法——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代表方凉膈散）；血瘀证与活血化瘀法——内皮损害导致的凝血功能障碍及毛细血管渗漏（代表方血府逐瘀汤）；急性虚证与扶正固本法——休克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代表方补阳还五汤、独参汤）。

南京陈斌

基于“三证三法”治疗新冠肺炎

在新发布的《国家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中公布了新冠肺炎的病理结果，显示肺脏呈不同程度实变，肺泡腔内见浆液、纤维蛋白性渗出物及透明膜形成；渗出细胞主要为单核和巨噬细胞，易见多核巨细胞。这也再次证实冠状病毒感染机体后，可以启动“细胞因子风暴”，大量免疫细胞和组织液聚集肺部，改变血管壁的通透性，阻塞空气交换并引起肺部炎症和水肿，患者会出现呼吸极度困难，血氧饱和度下降，意识不清等危险症状，进一步导致多器官衰竭甚至死亡。目前临床对此尚无特异性治疗方案，主要是给予糖皮质激素以非特异性地抑制ARDS伴随的炎症反应，但长期使用副作用明显，且易引起二重感染。而根据新冠肺炎的病情及发展过程，从中医角度分析其基本病机为：疫毒外侵，肺经受邪，正气亏虚，总结概括为“湿、热、毒、瘀、虚”。湿邪致病，以发热为主要特征，具有温热病性质，在发病过程中有热邪燔灼呈阳热之象及热性升散易于耗气伤津的病理表现；毒，一方面是疫毒，一方面邪盛酿毒，使脏腑功能严重失调，甚至发生实质性损坏；瘀，疫毒蕴结，血热煎熬成瘀，新冠肺炎发病过程中表现的微循环障碍及肺间质性病变皆为瘀的表现；虚，为正气虚，湿毒疫邪袭人，必损人正气。由此可见，其疾病发生发展过程同样符合“三证三法”中“毒热证”—“血瘀证”—“急性虚证”的演变规律。其中从“毒热证”到“血瘀证”是疾病从气分证到血分证发展的分水岭。根据中医“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理论，患者处于“毒热证”阶段时，要及早应用血分证用药，防止热入血分。在处于“毒热证”和“血瘀证”阶段时，需要时刻保护各器官的功能，适时、适度地扶助正气，防止“急性虚证”的发生。

杏林童子

陈竺提出，传承中医药，要坚持传承不泥古，创新中医药，要坚持创新不离宗。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健康中国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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