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淑军社长商榷：中西医不能结合的壁垒在理论上不可通约

国医大士

与王淑军社长商榷：中西医不能结合的壁垒在理论上不可通约

文/王世保

让人担忧的事情还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如期而至，《中国中医药报》报社社长王淑军在该报刊发的《加强中西医结合须根除中西医壁垒》文中透露出“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全文发布，经听取代表委员建议，有关中医药的表述在原有‘促进中医药振兴发展’之后，加了‘加强中西医结合’”的信息。中医主流学界果然借助本次中医与西医作为独立诊疗手段联合防治新冠肺炎的“中西医结合”表述混淆视听，将本应该走向独立自主发展的中医再次导向强化百年来西化的消亡之路。

中医独立治疫在新冠肺炎的防治过程中取得突破，比如驰援武汉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队，进驻情况比较严重的武汉金银潭医院南医区，收治的158例患者里面，有140例痊愈出院，其中88例采用中医独立治疗，疗效显著。中医参与新冠肺炎防治所取得的显著效果本应该给中医主流学界带来独立自主的文化和理论自信，推动中医从此走向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谁知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医主流学界带来的文化自卑心理始终难以消除，即使取得相较于西医的疗效优势，还是不能走向独立自主。

每种医学在临床上的优势和缺陷都是共生的，取消其缺陷的同时优势也会消失，所以中西医的互补只能强化二者的差异化的独立性，而不是从理论上企图造出“永动机”那样的没有缺陷只有优势的完美的“新医学”来。中西医是两种本质不同的文化下的医学知识体系，它们分别反映两种文化各自内含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都具有排他性，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同时具有两种相反的主体意识形态，所以中西医结合教育只能培养思维和意识混乱的庸医。

中医与西医不可能实现理论上结合，就在两种医学没有共同的世界观。中医承载的是天道，是在天地春夏秋冬四季的自然时空世界里认识人类生命体的变化规律，阴阳五行理论属于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西医是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的原子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西医理论是在实验室的抽象时空里将人体解构成为抽象实体之后重新建构出来的逻辑关系，它违背了人类生命体的自然规律。西医理论在中医理论之间树立着无形的抽象化的认知边界，它们属于不同时空世界的知识体系。

中医与西医不可能实现理论上结合，就在两种医学没有共同的认识对象。同是“人体”这个概念，西医和中医因元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赋予了其具有本质性差异的内容，继而衍生出不同的研究实体。西医用抽象孤立的器官、组织、细胞、基因和分子异化了人体，将人体赋予了“器官、组织、细胞、基因和分子”的抽象实体内涵。中医从整体联系的角度以自然形象比类人体内在的构成，将人体赋予了“气血津液、脏腑、经络”的自然实体内涵。因此，中西医理论结合没有共同的实体基础。

中医与西医不可能实现诊断技术上的结合，就在两种医学的诊断指标没有辨治理论上的逻辑一致性。西医诊断所用仪器设备检测出来的结果只是西医在机械还原论指导下解构人体还原出来的病理现象，它与整体论指导下的中医辨证论治并没有匹配性，中医家根据仪器检测出来的西医病理指标或者影像来判断疾病，再根据中药的现代化药药理研究的结果去选药组方，这种借助西医诊断仪器将中药当着类西药开出来的处方，只是化药载体的简单堆砌，不仅缺乏疗效，还有类西药的不良反应。

中西医理论不可通约，中西医不可能结合成为所谓的“新医学”，本是两种医学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以及理论形态存在着本质差异的客观反映，它是不会随着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主观意志能够改变的，更不是能够通过公权力加以强行融合的。中医与西医可作为独立的诊疗手段，在临床上针对特定的疾病展开协同治疗，但二者在临床上结合不应是中医家诊疗疾病的常态。中医有着五千年独立诊疗的历史，它在古代是独立自主发展，当下需要独立自主发展，未来更需要独立自主发展。

武极

反正气是什么，不知道，也不能检测；神也不知道是什么也不能检测，其中有什么差别？气神有差别，古希腊四体液学说，中医的气血经脉都一样，不一样，

武极

气不是不可知论，现在还没研究出来气，不代表未来不能研究出来气，邪气能检测

中西医融合观

具有不可通约性！而不是不可通约，取其近似值就能够通约。自己没有搞明白。

中西医融合观

中西医融合指的是：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理论由概念与理论构架组成，每一个理论都必须有原基概念，由原基概念派生出次级概念、三级、四级……概念，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就是理论构架。概念一般只能在自己的理论构架内流易，流易是指运动、变化、鉴别、转换为另外一个概念等。

     中西医融合的原基概念是“象态”，“象”是中医藏象的象，即现象；“态”是系统论中的状态。在医学范畴内系统的稳态就是生理状态，系统的稳态失衡就是病理状态。为了区别生理与病理的不同，把病理条件下的象态称之为“证态”，生理条件下称之为“象态”。

中西医融合就是寻求中、西医共同之“象”，升华医学之本质，换言之中西医融合就是寻求中西医的共同之处。中西医之所以具有共同之处是由于他们研究的客体、客观事实是同一的。

     中西医的关系可以类比为地铁系统与地面公交系统的关系，二者都是网络系统，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地上，各自不能直接相交，汽车不能开到地铁里，地铁的电车也不能开到地面上。但是，通过两个系统的公共车站，每一个人从出发点到达所需要目的地，通过公共车站图，可以在两个系统内交替行走。公共车站就是证态，象态。形成三个个交通图：1地铁路线图；2地面公交路线图：3公共车站图。通过公共车站图，可以选择最佳运行路线。

     融合观，是一种世界观，方法论，是把具有不可通约性的两个系统，通过寻求共同参考系，使之融合成为一个新理论的观点与方法。中西医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是融合观的一个具体实例，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突破口。例如：圆周与直径的比，是个无理数即无限不循环小数，这是其真值，具有不可通约性；但是，二者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只取其近似值就可以了，这个近似值就成为“共同参照物”，使之通约，也就是说，在融合的过程中，二者都必须舍去自己的一些东西，才能够找到共同参照系。不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还有点区别。不可通约性指的是类似于无理数（不可通约的数），是哲学科学借助于数学概念，来说明科学革命前后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是比喻。这个比喻恰如其分。

中西医融合观

人类历史的三次复兴：1春秋战国时期；2欧洲文艺复兴；3中华文化复兴即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建立一个大一统的现代理论。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相当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春秋后期，随着社会经济、大家的事情和文化的急剧变化，出现了事物的称谓及其所指事物之间的矛盾。许多旧的名称未变，而它所指的事实已经变了，旧有之名已不能容纳新的现实；一些新的事物尚无公认的称谓。这种"名实相怨"的现象，反映了新旧社会交替时期意识形态落后于社会现实的情况，于是产生了“名实”之辩，孔子主张“正名”，用周礼固有之名去纠正已经变化了的内容，汉朝董仲舒完成了大一统的理论，成就了世界封建社会文明的顶峰。欧洲文艺复兴，成就了世界资本主义文明的顶峰。现代社会的中华文化复兴，必将成就世界社会主义文明及其顶峰。三次复兴，道理是一样的，建立大一统的理论。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转型、过渡时代，知识大爆炸，大数据时代，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旧概念不能容纳新的事实，旧概念的定义被冲破，概念的新定义还没有出现，新概念的大量涌现，许多概念还没有来得及定义，人们无所适从，在现代信息社会，科技新名词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现代科技给生活带来的新变化，另一方面造成概念混乱，原来定义明确的概念，现在都发生了混乱，诸如：科学，自然科学，生命，疾病，医学，健康……，现在都失去了原本明确的定义，科技新概念层出不穷，新名词铺天盖地，即“名与实”不相符合，急需要规范概念，建立统一理论体系的伟大时代，急需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新理论，规范概念一个进行概念、理论融合、规范的伟大时代哲学层次的融合与统一，成为首要任务。

例如：中医的正气，西医的抵抗力、代偿、抗损伤、自愈力、免疫力……，这些概念之间有着非常多的重叠，但是，概念都不是十分确切，需要规范与统一。取象比类、格物致知、形式逻辑、参考系、思维、理性认识、感性认识、逻辑，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急需要规范与统一。

此时，我们不得不说说库恩的不可通约性。

库恩是在1962年出版的《利学革命的结构》中首次提出不可通约性概念的。不可通约性来源于数学中的无理数，无理数，即非有理数之实数，不能写作两整数之比，也就是说它是无限不循环小数。他从数学中借用这个概念用来描述相继的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为了说明科学革命的显著特征是新旧范式不可通约。库恩着重从科学共同体和科学心理学的角度闸发了自己的观点：从科学革命中涌现出的常规科学传统，不仅在逻辑上与以前的传统不相容，而且二者往往实际上也是不可通约的；范式的改变使科学家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格式塔转换(革命前科学家世界的鸭子在革命后变成了兔子)，科学家在革命后知觉和视觉都发生了变化，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个新世界在各处与他们先前所居住的世界彼此不可通约。不可通约性就是《矛盾论》中的量变到质变，质变前与质变后，就是两类具有不可通约性的矛盾，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既连续而又可以分割为不同的阶段。不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还有点区别，不可通约性指的是类似于无理数（不可通约的数），是哲学科学借助于数学概念，来说明“科学革命”前后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是比喻。这个比喻恰如其分。不可通约性说的是由量变到质变，科学革命前后不同质的范式，既有联系而又必须把他们严格的区分开来，是不同质的矛盾。

之所以不可通约，是因为革命后使用了最新的“名实”参考系。在从一种理论到下一个理论的转换过程中，单词以难以捉摸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含义或应用条件。虽然革命前后所使用的大多数符号仍在沿用，例如力、质量、元素、化合物、细胞，但其中有些符号依附于自然界的方式已有了变化。此时，无法找到一种中性的或理想的语言，使得两种理论至少是经验结果能够不走样地“翻译”成这种语言，因而我们说相继的理论是不可通约的。不可通约性意味着没有公共词典、没有术语的集合能够充分而准确地陈述两个理论的所有成分。

库恩主要将科学变化的途径与两种变迁方式进行比较。一是与语汇的变化相比较，另一是与一定形式的进化理论比较。在他的“科学发展与语汇变化”一文中，库恩认为科学发展与语汇变化的模式非常相似。古希腊有由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所体现的自然语汇，另一方面，近代早期的欧洲人有另外一种以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理论基础的语汇。两种语汇当然都有“运动”这一平常的概念，但是“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的语汇里与在牛顿语汇里却大不相同。确切地说，每一种语汇里的“运动”都有无法翻译为另一种语汇的因素。因此，在这一比较中，“不可通约性”即意味着“不可翻译性”。这里说的是“无法翻译为另一种语汇的因素”而不是说根本不能翻译。例如藏象与器官，中医的肝与西医的肝具有不可通约性，就是说不能等同，不能直接翻译，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中医的肝与西医的肝毫不相干，肝的大小、重量、位置以及部分功能中西医的认识是一致的。中医认为肝主怒，怒伤肝，肝属木，肝与春季、青色、东方相对应，而西医不用这样的方法研究肝脏，因而得不出这样的结论。这一部分对于中、西医来说是“不可通约”的，它们的“比”是一个无理数，即相互比较是没有道理的、无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