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黄侃在白话文与文言文上的较量

仁海中西医

胡适黄侃在白话文与文言文上的较量

　　                                                         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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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由于白话文是新生事物，当时社会上对此的反对异常激烈，反对白话文运动的有大学者吴宓、黄侃、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尤以黄侃为最。
　　黄侃乃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大弟子，恃才傲物，其狂妄与尖刻是出了名的。黄侃年轻时曾拜访大学者王闿运，王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钝犬啊。”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竟道：“你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你的儿子。”好在王闿运通脱，并未计较。
　　如此狂狷之人，又是反对白话文最凶者，黄侃对胡适进攻的火力之猛可想而知，一有机会便冷嘲热讽。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回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三个哈哈，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
　　又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这一次，胡适回击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绝。也是在课堂上，胡适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时，有位同学不服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一点缺点都没有吗？胡适微笑道：没有。这位学生想起黄侃关于文言文电报省钱的论调来，反驳道：怎会没有呢，白话文语言不简洁，打电报用字就多，花钱多。
　　胡适说：不一定吧。要不我们做个试验。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同学们果然纷纷拟稿，最后胡适从电稿中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且表达完整的，其内容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不无幽默地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须5个字：“干不了，谢谢。”
　　随后胡适解释道：“干不了”，已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而“谢谢”既有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有婉拒之意。可见，语言的简练，并不在于是用白话文，还是用文言文，只要用字恰当，白话也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简练。
　　胡适一番精辟的阐述，是对黄侃“文言文电报省钱”之论调的回马一枪。同学们听后不由得纷纷点头赞同。在胡适等人不懈努力下，白话文最终取代了文言文。

刘继兴

仁海中西医

胡适 与 黄侃 的白话文之争

谭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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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在文学语言革新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弃文言用白话。在当时的文坛上，主张使用白话写作的新潮文人，把流行几千年的文言愣丢到一边，并形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群体。其中不遗余力、身体力行推行白话文的领袖人物，就是胡适。

       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形成系统理论的，就是他归纳的“八不主义”和“三白看法”。早在民国六年（1917）一月，胡适就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当时文学的八个主张，也就是后来的“八不主义”：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俗字。

       胡适主张使用“白话”做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

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胡适主张：“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金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这段文字的语体形式和今天的顺口溜、打油诗毫无二致。
      “五四”前后，著名经学家黄侃和胡适同在北大任教。黄侃先生竭力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

       还有一次，黄侃在北大讲课中，竭力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遂问其故﹖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

       黄侃与胡适就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问题，在北大课堂上斗法。我们今天看来，很有意思。至于谁对谁错，谁厚道谁尖刻，不妨暂且撂到一边。重要的是，后生晚辈可从中感悟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办学主旨“兼容并包”所产生的自由、平等、开放的氛围，领略课堂教学中思想交锋的坦诚、冷峻和幽默。与今之大学课堂绝大多数毫无棱角的呆板宣科，大异其趣，故令人神往！刘继兴

仁海中西医

胡适与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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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胡适，大概许多人都会联想到白话文。是的，不仅国人深知他与白话文有着割不断的关系，就是外国人也懂得白话文形成为运动并改变着中国的面貌，是与胡适的大名分不开的。胡适生前共得到过35个 荣誉博士学位，其中绝大部分大概都是外国人奔着他对白话文运动的贡献去的。不过许多老外大概也未必说得清胡适的具体贡献，美国的《展望》杂志曾把胡适评为影响世界历史的一百位名人之一，但介绍事迹时，却称胡适替中国发明了一种新语言。胡适谈论此事时曾啼笑皆非地说：“我没有替中国发明一种新语言，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曾替任何国家‘发明’过一种语言。”

    其实，早在倡导文学革命之前，胡适就在写白话文。胡适于1906年在上海的中国公学读书时（当年他15岁），就是有名的白话文高手，作为学校的《竞业旬刊》的主编，他为刊物写的第一篇文章《地理学》就是地道的白话文。晚清时的一些报人也很重视办白话报，戊戌维新运动期间诞生了《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彭翼仲在北京办的《京话日报》、《启蒙画报》，陈独秀在安庆办的《安徽俗话报》，都是白话文报纸。新文化运动之前办白话报，是为了满足文化程度不高的下层百姓的阅报需要。对于普及文化，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当时多数有文化的人认为，白话文不外引车贩浆之徒的用语，难登大雅之堂，用之俯就愚民情有可原，而读文言文、写文言文是高雅和能力的表现，完全以白话代替文言是绝对不可想象的。最终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尤其重要的是把白话文与中国的文化繁荣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考虑的，正是胡适。

    胡适于1910年至1917年间先后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经常与同学们谈论中国人讲话用语与书写用语不一致的现象。有一次，包括胡适在内的几个中国留美学生聚会，泛舟湖上时，突遇暴雨。平日斯文的学子们争相弃船上岸，虽未溺水，倒也委实狼狈了一番。事后，其中一位叫任鸿隽的同学，就这场遭遇及其感受，写了一首旧体诗。胡适读后，不留情面地指出其未能反映彼情彼景，并分析其原因在于文字刻意模仿古人。围绕这个话题，胡适与几位同学们打开了笔仗。胡适坚信，古时书写与说话所使用的是同一话语系统，古代之所以能留下脍炙人口的不朽名篇，原因就在于当时人用语体文尽情挥洒，所思、所写、所表达，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可怜的是语言不断演变、丰富，而后人却抱残守缺，写文章时一定要把鲜活的时代语言转换成古人语言。死文字怎么能产生活文学呢？胡适就是带着这样的思考和认识，应陈独秀之约，于1917年的《新青年》上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流传千古的《文学改良刍议》。在该文中，胡适提出文学改良应在八个方面下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做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后来胡适又把这八点主张换成正面肯定的语气进行概括，即“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胡适认为，只有按照这样的标准写好白话文，中国的文学才能繁荣、辉煌。

    胡适并非满足于纸上谈兵，他身体力行，无论写学术文章还是为报刊撰稿，都用白话文体写作，自己办刊更是重视白话文稿件的质量。他本人记日记也用白话文体。胡适的一些朋友都认为胡适文章的最大特点就是清楚、明白。我近年研究胡适，读了他的很多政论文章。最初我觉得这些文章是不是过于通俗易懂了，似乎气势不够，似乎与作者的显赫地位不相称。时间长了，我深深地被文章的深邃、平实、缜密所吸引。他的文章没有丝毫的虚张声势和故作高深；尽管他名声远扬，文章却没有一点惟我独尊；即便正义在手，他也从不在文风上表现出居高临下和斩钉截铁，只是力求如何把话讲清楚，把问题阐述明白，让人感到他对读者的尊重，确实体现出大家的风范。胡适是这样评价自己的白话文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在胡适的首倡下，白话文运动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的面貌也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胡适对白话文运动的另一突出贡献就是不懈地写白话诗，探索白话诗的创作道路。在守旧的人看来，高雅的诗是万万“白”不得的，白话诗不是诗。胡适有着很好的旧诗修养，他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就经常写诗，还因此荣膺“少年诗人”的雅号。在写旧体诗的过程中，他深感格律对思想的束缚，认为不应迁就格律而牺牲诗的内容。胡适在1917年的《新青年》上先后发表的《白话诗八首》和《白话词四首》，被认为是中国新诗坛上最早的新诗，胡适也就又多了一项“新诗的老祖宗”的桂冠。1920年出版的他的《尝试集》，是中国的第一本新诗集。胡适在诗创作上的不辍耕耘，是他谈诗论诗的不竭源泉。他并不很满意自己最初的新诗，认为“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这些诗的大缺点就是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在谈论俞平伯诗的时候，他提出：“诗的一个大原则是要能深入而浅出，思想不嫌深，而表现不嫌浅。”在《谈新诗》中他力主诗的形象化：“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胡适说他自己最欣赏诗的“平实淡远的意境”，按这个标准，他本人喜欢《尝试集》中的《十一月二十四夜》。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老槐树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枣树上还有几个干叶，

时时做出一种没有气力的声响。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

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现在他们说我快要好了，

那幽艳的秋天早已过去了。”

    在胡适的新诗里，有一首写于1923年的《秘魔崖月夜》。诗不长，共八句：

“依旧是月圆时，

依旧是空山，静夜；

我独自月下归来，

——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

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这诗具体、形象，音节自然、流畅，真实地抒发了作者思念友人的孤寂心境，情景交融，借喻、比附也十分得体，在我看来应该算好诗。

    胡适写新诗开一代风气之先，带起了无数新人写新诗，古老的诗的国度，流淌起新诗的大河。

仁海中西医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　《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　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夐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未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苟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游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水》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

       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游》《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三曰须讲求文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日“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唱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冯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某、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磋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一例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幺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线”，“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幺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吾所谓务去滥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滥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

       吾所主张八事之中，惟此一条最受友朋攻击，盖以此条最易误会也。吾友江亢虎君来书曰：

“所谓典者，亦有广狭二义。饾饤獭祭，古人早悬为厉禁；若并成语故事而屏之，则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意多。此断非用典不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并不可写信，且不可演说。来函满纸‘旧雨’，‘虚怀’，‘治头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兽’，‘发聋振瞶’，‘负弩先驱’，‘心悦诚服’，‘词坛’，‘退避三舍’，‘无病呻吟’，‘滔天’，‘利器’，‘铁证’，……皆典也。试尽抉而去之，代以俚语俚字，将成何说话？其用字之繁简，犹其细焉。恐一易他词，虽加倍蓰而涵义仍终不能如是恰到好处，奈何？……”

       此论极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为广狭二义，分论之如下：

（一）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甲）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上文所举例中之“治头治脚”，“洪水猛兽”，“发聋振瞶”，……皆此类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若“负弩先驱”，“退避三舍”之类，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与之间，或可用之，然终以不用为上。如言“退避”，干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语　成语者，合字成辞，别为意义。其习见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铸“成语”，亦无不可也。“利器”，“虚怀”，“舍本逐末”，……皆属此类。此非“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　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此非用典也。近人诗云，“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　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语　此亦非用典也。吾尝有句云，“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又云，“‘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此乃引语，非用典也。

       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者也。吾所谓“用典”者，谓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上所述广义之典，除戊条外，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

（子）用典之工者 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但杂举一二，以实吾言：

（l）东坡所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现，意在于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此用蔺相如返壁之典，何其工切也。

（2）东坡又有“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此虽工已近于纤巧矣。

（3）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酖人羊叔予，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4）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士文有“本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鉏霓，乃戕赵卿”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王国维咏史诗，有“虎狼在堂室，徒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惟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则为拙矣。古人虽作百韵长诗，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与白香山“悟真寺诗”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矣。尝见一诗八十四韵，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用典之拙者 用典之拙者，大抵皆衰情之人，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惟其不能造词，故亦不能用典也。总计拙典亦有数类：

（1）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几种解释，无确定之根据。今取王渔洋《秋柳》一章证之：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行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语），是其例也。今人言“为人作嫁”亦不通。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写山高与天接之状，而曰“西接杞天倾”是也。

（5）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于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亦皆“阳关三迭”，“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莼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莼鲈为何味者，亦皆自称有“莼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种种，皆文人之不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七曰不讲对仗

       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故虽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间有骈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三排句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无馅，富无而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者也。至于后世文学末流，言之无物，乃以文胜；文胜之极，而骈文律诗兴焉，而长律兴焉。骈文律诗之中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所以然者何？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长律之中，上下古今，无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废骈废律之说也。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末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游》《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乃有“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造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土，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游》《西游》文字也。

结论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题，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民国六年一月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仁海中西医

胡适简介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4k3aLa9vYG9HWcnlJ5DXgM-7OojQ6RE4X4AEYjOBc5QxVk39k5jcVs4JIykFtgDzJcz98q6GI_41GBqmpI7W_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字适之，原名嗣穈。徽州绩溪人。被余英时誉为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的学者和思想家。[1]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
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是新红学考据派的创始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