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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0 04: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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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罗鸿声 于 2014-4-19 20:59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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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从方书方剂分类的角度看,以脏腑部位分类方剂的方法,已知史料看最早还是《僧深方》,但《僧深方》分类标题是“治肝病方”“治脾病方”之类;《病源》以脏腑部位分类的标题是“肝病候”、“心病候”之类;《备急千金要方》直接用的标题就是“心脏方”、“脾脏方”之类。
《辅 行诀》标题“辩某某病证文并方”,应该是模仿宋本《伤寒论》标题,因为《宋本伤寒论》、《注解伤寒论》是“辩某某病脉证并治”;宋本《金匮玉函经》是“辩 某某病形证治”;而《唐本伤寒论》却是 “某某病状第N”;宋淳化本《伤寒论》标题是“辩某某病形证”(另见“证候”、“形候”)。
11、 《辅行诀》在全书的编排上也比较怪异,如果原作书名是《辅行诀脏腑(五脏)用药法要》,五脏病方外的内容属于编外。从陶弘景《真誥》内《运题象》、《甄命 授》、《协昌期》、《稽神枢》、《阐幽微》、《握真辅》、《翼真检》等七篇皆以三字为标题来看,陶弘景有用三字为标题的习惯。如果原作书名是《辅行诀》, 则可视为综合性方书,南北朝时代的综合性方书的全书的编排,大体上一般是中恶卒病方、外感热病方在前,再到胸腹腔相关病侯方,也可说是先外感、后杂病。如 《肘后》、《范汪》、《胡洽》、《深师方》、《陶隐居效验方》、《药对》、《集验方》、《删繁》等编排都是如此,惟《小品方》的编排有些乱。其实这也是古 代中国主流综合性方书的编排格式,《病源》、唐代《千金》两书、《外台》、宋《圣济总录》、《局方》清《医宗金鉴》也都是大略如此;南北朝时,五脏病的研 究及脏腑辩证似乎未成为主流。这在隋《病源》的目录就可以看出来。
北宋初年的《太平圣惠方 》的编排特别,首先肝心脾肺肾的补泻方,其后就是伤寒方,这大概是一个标志性的变化,《太平圣惠方 》的某脏病是先总论后类方分述的体裁,方名还是“治肝实热。目痛。胸满心烦。宜服泻肝前胡散方”之类,类同《删繁方》。《辅行诀》编排与《太平圣惠方 》类同,是五脏病方冠首,次为组方图,再之后是伤寒方。某脏病也是先总论后类方分述的体裁,如肝藏病,先总论生理、病因、病症、治则之类,然后是“类方分 述”部分,每一方分方名、病状(治……方)、组方、煎服法、加减法、禁忌等。这种体裁在陶时代的《小品方》《删繁方》是有的,只是还不普遍采用。如《小品 方》卷6,[治冬月伤寒诸方],先总论,而后是“类方分述”部分,如“鸡子汤,治发汗后,三日不解头疼肉热方”,后面是组方、煎服法、加减法、禁忌等。
明代《普济方》的全书编排也是五脏方在最前。
《辅 行诀》先五脏病后外感的编排方式,可能还是时代疾病标本观念在作者意识中的反映。对标本观念的讨论和阐发在金元明清很受医家重视。如刘完素《三消论》说: “六气为本,三阴三阳为标,盖为病,脏病最急也”;1266年《东垣试效方》说:“夫治病者,当知标本。以身论之,则外为标,内为本;阳为标,阴为本。故 六腑属阳、为标,五脏属阴、为本,此脏腑之标本也。……”其说影响很大。《辅行诀》先五脏病后外感的编排方式可能反映了作者论病先本后标的观念。
金 元医学学术之变,侧重“内伤”也是一个特点。典型如李东垣,一般就被认为其“不善外感。长于内伤。”明清医家就常把东垣内伤之书和仲景外感之书相体并论。 李杲身历死亡百万人口的大疫流行却以为是内伤所致,并专门写了《内外伤辨》,颇为今世医学史家所诟病。明代《普济方》的全书编排变为以五脏方在最前,也是 有前代医学重内伤的学术风气为背景的。
《辅行诀》方名“大(小)泻(补)汤”之类可能有些问题,《辅行诀》五脏病方名是属于方效型的方名,而同时代的《删繁方》此类方效型方名还是采用“治……方”(其中有的此句中还包含方名,方名后置)的形式。《太平圣惠方 》也是。
12、 《辅行诀》救诸病误治方中,有“误用清下”一说,但“清下”一词,作为一种治疗法则,最早大概出自明末清初,搜索之前医书未见。如明 皇甫中《明医指掌 卷二.火证七》有“……故少火宜升,壮火宜降。故以黄芩清上,黄连清中,黄柏清下,则三焦之壮火自伏,而气得其生,血得其养矣,故曰“三补”。”《景岳全 书》 卷之五十德集•新方八阵\新方八略引.五、寒略 中有:“重浊者,宜于清下。如栀子、黄柏、龙胆、滑石之属也。”
13、《辅行诀》救诸劳损病方中,作者归之为虚候方加减之类,但在宋代以前,六极病的病因并非虚候之类。马王堆医书《十问》:"气血宜行而不行,此谓 [cui] 殃.六极之宗也~"指人气血闭塞为患,乃是诱发 "六极"之病。谢士泰《删繁方》的六极病因还归为外邪,即“邪风逆于六腑,淫虚厥于五脏,故曰精极”。 《删繁方》六极病的治疗原则是:“善疗精者,先疗肌肤筋脉,次疗六腑五脏;若邪至五脏,则半死半生矣。”这同扁鹊、《素问》、华佗等外邪由外逐步传内的思 想一脉相承。到了北宋《圣济总录》卷86虚劳门虚劳总论,才把劳伤之甚称为六极,六极的病因开始转向了内伤虚损。宋之前的隋唐,六极理论具有复杂繁琐的症 候分型(近二十种),宋元之后六极理论开始由博返约,逐步简化。明末吴昆《医方考》中只用六个温补方剂分别治疗六极病症。《辅行诀》救诸劳损病方中,六极 更简化成五极。
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卷下[服气疗病篇第四]引《明医论》云:有“五劳生六极”、六极指气、血、筋、骨、精、 髓极。注意此六极之说与《辅行诀》不同。《辅行诀》的五极说近似与陶氏同时代的谢士泰《删繁方》六极——“筋、脉、肉、气、骨、精”极,但谢、陶两人一北 一南,政治分隔,其时学术能否互通还是个问题。参见《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1138页。《辅行诀》的五极相对少了一个对应肾的骨极,而是以精极对应 肾,但在陶弘景时代,精极并不与肾对应,而是“通主五脏六腑之病候”,一般指比五脏虚衰的程度更深的情况(或说五脏气不足)。到了隋《诸病源侯论》还是这 种观点,唐《千金要方》卷19肾脏方才将精极归入肾脏方下,但文中精极还是指比五脏虚衰的程度更深的情况。明初1406的《普济方》中,肾脏门下还是骨 极、精极并列分论,先骨极后精极,其精极之论类同《千金要方》,也是“脏腑衰则形体皆极”,不过最后一句所论有变,说“若肾绝则五气俱绝,即目转而精夺, 是为志先死,不可救矣”。而《千金要方》最后一句是“扁鹊曰∶五阴气俱绝不可治,绝则目系转,转则目精夺,为志先死,远至一日半日,非医所及矣。宜须精研 以表治里,以左治右,以右治左,以我知彼,疾皆瘥矣。”《普济方》的这一以“肾绝”对应精极的变化微妙而关键。明代后期医学有重肾脏、命门的特点。《辅行 诀》一改传统以骨极对应肾脏,而以精极对应肾脏,表明救诸劳损病方内容应该出自明代中叶以后。
14、“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汛]、华元化、吴普、皇甫玄晏、支法师、葛稚川、范将军等,皆当代名贤,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愍救疾苦,造福含灵。”这段话问题不少。
“张 机”之称应出自唐代甘伯宗《名医录》之后;《肘后》、《小品方》、隋《病源》、《针灸甲乙经》、唐《千金》两书、《外台》;《医心》、《圣惠》等都称“仲 景”或“張仲景”,未见有此称呼。陶弘景《集注》中称張仲景而不称张机;恰说明在甘伯宗《名医录》之前,医界还无人知道張仲景叫张机。
我 还注意到,宋元时代,尽管有些医书中偶见有“张机”之称,但较少使用,一般称呼“张仲景”或“张机仲景”,而“张机”的称呼似乎在清代相对比较流行(也可 能是因为清代遗留下来的医籍较多的缘故)。如明初《普济方》中,“张机”搜索未见,“张仲景”10见;明末的《本草纲目》中,“张仲景”155见,“张 机”四见;而在清初的《医宗金鉴》中,“张机”3见,“仲景”最多见,而称“张仲景”者仅一见。1728年刊行的《古今图书集成 医部》中,仲景方书多署名“张机”,不过此书印数少,清代只有一些藏书家有收藏。在1789年开始刊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凡论及有关《伤寒论》之 类的医书,纪昀也多称“张机”。清代医家较流行称呼“张机”,大概跟“张仲景”明末开始从祀“先医庙”,而正式称呼使用“张机”有关。
关 于张机的“机”字也值得注意。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22页注3说,“甲本两次作’张机’,一次作’张玑’,乙本三次皆作’张玑’。张大昌 回忆,’张玑’为是”。原卷子不知到底真是哪个字,姑且按张大昌所说,“张玑”为是。由于我很少能接触到原版古医书,所以不知道明清医籍中是否已出现“张 玑”,但我从侧面了解到,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考据学者錢大昕、阮元等就关注了《毛诗正义》作者“陆机”还是“陆玑”之争。当时一般认为“机”与“玑”字通 用。如阮元《十三经注疏 校勘记》之《論語注疏校勘記 子罕第九》中就认为“机与玑古字通”。《十三经注疏 校勘记》1806年才最后完成,据有关学者考证,《十三经注疏 校勘记》的大部分工作实际由段玉裁主定。段氏后来退出,且日后颇后悔替人作嫁,以至自己一直想写的著作迟迟不能完成。阮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是清代影响最大的经学刻本。“机”与“玑”的通用自然很快是天下儒医皆知的事情了。从《校勘记》所论看,阮元之前,“一代儒宗”钱大昕应该就论述过这个问 题。成书于1819年,1936年传入中国的丹波氏《中国医籍考》卷24也说“(张)三异序中。仲景名作玑字。考机古与玑通……”应该是受中国经学考据的 影响。丹波氏说的《三异序》,是指清康熙《南阳府志》(朱璘 1694年)收载的《张三异募建张医圣祠序》(1656年 顺治十三年),即在清顺治时期或更早,“张机”已作“张玑”(存疑待考)。孔传金等纂修的嘉庆《南阳府志》(1807年)中“张机”也作“张玑”。所以在 清代的医学文献中出现“张玑”的称呼并不奇怪。而且从目前的资料看,“张玑”的称呼大概只能出现在清朝建立之后。我的感觉,医圣祠新立的碑记中将传统的 “张机”改为“张玑”,本身就是一种类“作伪”, 应该是与当时经学研究中认为古代“机”与“玑”通用有关。
有些资料说清初《历代神仙通鉴》中将“张机”称“张玑”,但我查了一些清代版本,未能印证,我见的原文是“张机”(版本问题?)。应该是《南阳府志》或《南阳县志》引用《历代神仙通鉴》卷九相关内容时把“机”改成“玑”。
明 末清初徐道《历代神仙通鉴》(1700年刊行)卷九之第六节“奉敕命施法降魔 寓长安说价卖药”中(此节主说张道陵),关于张机的原文如下:“……(元嘉)是冬帝感寒疾,发热不止,太医调治无效,广征良医,传驿赴京,有举长沙太守张 机深达轩岐,克期召入,病经十七日,机诊视曰:正伤寒也。拟投一剂,品味辄以两计,密覆得汗如雨,及旦身凉。留机为侍中,初得阳励公之传,见朝政日非,叹 曰: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隐少室山,著《金匮》《玉函》诸书,阳励复来引去。”原文是“张机”。 辽宁古籍出版社以辽宁省图书馆存康熙庚辰本为底本整理出版的《历代神仙演义》(即《历代神仙通鉴》,1995年4月第一版 简体版)中也是“张机”。《藏外道书》丛书之《神仙通鉴》中也是“张机”。
注:阳厉(励)公就是公乘阳庆,见《历代神仙通鉴》卷七之“羡门子方授韩终 太仓公难逢阳厉”。按此书所说,阳厉(励)公即是仓公淳于意的师父,也是华佗、张机的师父。 是一个道家神仙。
日 人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引《南阳县志》云:“元嘉冬,桓帝感寒疾,召玑调胃承气汤治,病经十七日。玑诊视曰:正伤寒也。拟投一剂,品味则以两计。密复 得汗如雨,及旦身凉。留玑为侍中。玑见朝政日非,叹曰,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隐少室山。及卒,葬宛城东二里许,后人尊为医圣。”“机”变为 “玑”,可见《南阳县志》的改动。
徐彬撰于1671年的《金匮要略论注》书后有《张仲景灵异记》,注明是节录冯应鳌《医圣张 仲景灵异记》和桑芸《张仲景祠墓记》而成。可见清代的儒医很快就读到了医圣祠新立的碑记。尽管我没有查到徐彬撰《金匮要略论注》中提到“张玑”。但这些这 些儒医应该是知道碑记中“张机”作“张玑”的。(此问题还有待深究,问题是有没有其他医籍称“张玑”的?)
如果所提这些名医 真的都“师式此《汤液经法》”,此书在医学史上焉会鲜为人知?这些名医没有一个人提到过《汤液经法》。今本皇甫玄晏《针灸甲乙经》序也仅提过提过“伊尹汤 液”,没提过《汤液经法》。由于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有关医药创始的论述与《甲乙经序》所论有异,所以此序文是否真为皇甫玄晏所写也还是个问题。
罗 鸿声先生有《<甲乙经>作者不是皇甫谧》一文,论《甲乙经》不是皇甫谧著作,《甲乙经》序是唐人伪托,应作于“安史之乱”之后。其说也颇有理 有据。《甲乙经》到底是不是皇甫谧所作或未可定论,但《甲乙经》序的确可疑;因为医学史上存在这样一个奇怪却未曾引起重视的现象:就是在北宋官修方书之 前,除《甲乙经》外,为什么没有一本医书提到张仲景论广伊尹汤液的事情?或恰是因为“安史之乱”(755年)之前,可能根本就没有《甲乙经》序这篇东西。 皇甫谧生卒是215年-282年,陶弘景《本经集注》中提到“后稷、伊尹,播厥百谷,惠被生民。”指耕种,完全与汤剂无关,倒是和《汤液醪醴论》之五谷 “汤液”有那么丁点关系,更未提伊尹、张仲景方剂的关系。《脉经》、《病源》、《小品方》、《千金》、《外台》、《唐本草》、《食疗本草》、《肘后百 一》、《太平圣惠方》、《雷公炮炙论》、《诸病源候论》、《难经》、《太素》等等都没有提到张仲景论广伊尹汤液的事情。尤其《小品方》、《千金》都特别推 崇仲景,而无论伊尹;《伤寒论》本身也没有任何涉及伊尹、《汤液经》的只言片语。只是在北宋官本《伤寒论》等医书刊行时,才开始广为出现张仲景论广伊尹汤 液的说法。试想如果在皇甫谧时代就有《甲乙经》序,按理张仲景论广伊尹汤液这种论调应会很快流传开来的。因《甲乙经》是一本广为通行的医书,而医界自古就 有重视道统传承的风气。
唐代医学似乎好讲传承谱系,唐初王勃《黄帝八十一难经序》中罗列了《难经》的传承谱系(当然不是真的),其中说到黄帝传伊尹,后面传来传去有传到华佗,但是没有提到张仲景。似乎说明初唐时代,伊尹还不被认为是汤液始祖,也与张仲景无关。
最 早将《汤液经法》与仲景方剂建立联系的,应是宋末元初的王应麟(1223—1296),其著作《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十[经方]部分之[《汤液经法三十二 卷》]条下,云:“《内经•素问》有《汤液醪醴论》。《事物记原》云:《汤液经》出于商伊尹。《汉书•郊祀志》:莽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作乐其 上,顺风作《汤液》。皇甫谧曰: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早于王应麟是否有人有类似观点不得而知,《汉书艺文志考证》却是一本较有影响的学术著 作。其实从《汤液经法》的命名来看,此书应该与“伊尹”无关,否则其书名应该和《神农黄帝食禁》类似而被命名为《伊尹汤液经法》。
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见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玉海》第六册,1987年12月第一版,为《玉海》附刊本。《事物记原》,北宋高承编撰,高承生卒年不详,约活动在元丰(1078年-1085年)前后。
如 果《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原卷子中确实就出现“《汤液经法》”,那就又出现了一个破绽,因为唐末到宋末,医家以为的汤剂始祖是《伊尹汤液》或《汤液 经》、《汤液论》,不是什么《汤液经法》,如《针灸甲乙经》序言提到《汤液》;《事物记原》(1080年前后)提到《汤液经》;北宋末年朱肱《类证活人 书》(1108年)提到《伊尹汤液论》,南宋初年《普济本事方》(1132年刊)也提到《伊尹汤液论》。将《汤液经法》与仲景方剂开始建立联系的,应是宋 末元初的《汉书艺文志考证》。《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原卷子中如果真是提及《汤液经法》,那么这部分的内容成书年代很可能就在宋代之后。当时出现的《汤液 经》之类应该是伪托的医书,从一些医家提及来看,其方剂很多与仲景方大同小异。
皇甫谧《甲乙经》序说“汉张仲景论广伊尹汤液 为数十卷,用之多验。”北宋时,孙奇的《宋本伤寒论》序引述了这段话,并说“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此后医家就真 认为仲景《伤寒论》是出自《伊尹汤液》,朱肱1108年《类证活人书》序一 就说 :“仆因闲居。作为此书。虽未尽能窥伊尹之万一。庶使天下之大。人无夭伐。老不哭幼,士大夫易晓而喜读。渐浸积习。人人尊生。岂曰小补之哉。”前文说过, 北宋社会上出现了《伊尹汤液论》、《汤液经》之类的托名医书。到了金元时代,王好古更是深信此说,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及,如《阴证略例》序说:“至汉长沙张 仲景着《伤寒》一书,其言备矣。其法皆出伊尹《汤液》,如《易》之于数,《春秋》之于法,盖万世不可易者。”此书 [伊尹汤液论例]又说:“……以是知仲景方皆《汤液》也。”1289年。《汤液本草》后序又说:“故知张伯祖之学,皆出于汤液,仲景师而广之,迄今汤液不 绝矣。晋唐宋以来,号明医者皆出于此……”。王好古不仅将其本草著作命名为《汤液本草》,还专门写过一本《伊尹汤液仲景广为大法》的书,《中国医籍考》录 有其书题辞,文中有以下言语:“人惟知有仲景。而不知有伊尹也。”“总之以仲景之经络标本。补之以和扁之虚实部分。”“其间图景显设。内外详备。明哲视 之。洞晓玄机。”据说此书的脏腑辨证与《辅行诀》类似。我怀疑《辅行诀》与此书有某种关系,可惜此书今为珍稀古籍,难得一见,不知藏身何处?留待后考。
清 代末年,考据家姚振宗(1842——1906年)《汉书 艺文志条理》中再次提及《汤液经法》与仲景医书的关系。其“《汤液经法》三十二卷”下云:“按后汉张机仲景取是书论次为十数卷”。但《汉书 艺文志条理》在二十世纪20年代才刊行(《快阁师石山房丛书》之一)。
从搜索古代医书来看,中国古代医籍中未见提到《汤液经 法》,仅见日人《中国医籍考》提及,但此书于1819年成书,1935年才在曰本刊印,1936年在中国发行。值得注意的是,此医书首次提到“《汤液经 法》”与伊尹的关系:“案伊尹作汤液。所未经见。唯汉书艺文志。载《汤液经法》四十卷。此岂伊尹所作欤?”又引《四库全书提要》(1789年年首刊)所说 “《汤液本草》三卷。元王好古撰。曰汤液者。取《汉志》《汤液经》方义也。”注意此《提要》用词还是“汤液经”。
1948年 杨绍伊的《伊尹汤液》的[考次汤液经序]中就提到了“《汤液经法》”,言:“今其书不传,然即其名以测其为书,知为汤液经家宪章,《汤液经》而作之者”。 杨绍伊注意区分了《汤液经法》和《汤液经》。杨绍伊认为医学分农伊、岐黄两派,两派理法互不相干。此时代、此论调显然是受曰本汉方学术影响。杨先生应是受 《医籍考》的影响。
日人丹波氏父子及杨绍伊的医书中提到《汤液经法》不奇怪,因为他们本身是通经学的考据家。而《辅行诀》中 提到《汤液经法》就不能不让人疑心。《辅行诀》文中“《汤液经法》”三见,从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中的注文来看,此三处有两处的写法改来 改去很有问题。第一处“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没有改动;第二处“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注文说“《汤液经法》”“甲本脱,乙本作《汤液 经》”,“法”字其实是后来参考他处补写的。第三处在图下,“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注文说“乙本脱《汤液》二字”。如果《辅行诀》原卷子第一处 真是《汤液经法》,第二处真是“《汤液经》”,则问题更大。因为作者居然在意到这种区别。似是近代的事。
可见,医籍中出现 “《汤液经法》”应是很近代的事情,与清代中日经学考据兴起波及医学考据有关。所以《辅行诀》难免可疑。其要么是近代人所伪作;要么原卷子提及的为“《汤 液经》”,后为张大昌或文献家所刻意改写,目的是与历史文献挂钩建立关联,将历史传说坐实,建立起经方医学历史传承的谱系。“汤液经法”四字实际是《辅行 诀》文献价值的关键点。如果不是此四字而是“汤液经”,那就如古代医家的普遍传说一样了,并无特殊文献价值。
汉代记载的《汤 液经法》已经佚失,它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后人只能推测。其实无须过多的主观推测,其内容最可能还是与《素问 汤液醪醴论》所说的“汤液”相关或类似。因其时代最接近,这一点是很难否定的。近代以来,一些医家、学者缺乏可靠论据地穿凿,有意无意地将经方类的《汤液 经法》“改造”成《伤寒论》的“真正”祖本,其背后其实还隐含一个动机,就是想将《伤寒论》的学术与《内经》学术完全切分。另立一个独立于医经的学术传承 谱系。这从一些经方家的论文就可以体会到,且不论历史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他们都渴望这样,是一种对自身学术道路名正言顺的渴望。其实“去《内经》化”的矫 枉过正大可不必,如果真是好东西就要有学术自信,“离经叛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另外,我注意到,将经方一系与黄帝医经一系 割分虽是日人倡说,但肇始是《甲乙经序》,发展于王好古《汤液本草》的三篇序文,《甲乙经序》论说时神农排最早,王好古的序文更以此发挥,认为神农才是医 祖,轩岐也是出自神农,并认为伊尹也是平行出于神农,其说:“世皆知《素问》为医之祖,而不知轩岐之书实出于《神农本草》也。”“以是知轩岐之学,实出于 神农也。又知伊尹汤液不出于轩岐,亦出于神农也。”后世日人据此再次发挥,完全否认汤液与轩岐之学有关系,而是自成独立一系统。
15、“今所录者,皆小汤耳。若欲作大汤者,补肝汤内加羊肝,补心加鸡心,补脾加牛肉,补肺加犬肺,补肾加猪肾,各一具,即成也。”此段似有问题,按说修道之人是禁食这些东西的。见《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总集》1120页。
16、 “陶隐居云: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为方亦 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辟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 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
“陶隐居云:”不符合陶弘景自述用语。
这一段说 《神农本经》“三百六十五味”有问题,按本草文献学家尚志钧先生的研究,本草“三百六十五味”之说开始于陶弘景,之前的文献有上、中、下三品之分,但无三 百六十五味之说,陶本人在《本经集注序》中也明确说其所见的《本经》药味“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卅一,或三百一十九。”西汉末年出现的《汤液经法》当然不 可能依三百六十五味的《本经》“为方亦三百六十首”,这是与陶《本经集注序》所说矛盾的。
“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一句,与陶隐居《本草经集注》中所说:"惟张仲景一部,最为群方之祖宗。"相矛盾。如果《汤液经法》真是有360首方剂的煌煌巨制,已经远多于《伤寒论》,说“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也成问题。
17、 《辅行诀》二十五味药部分。药理研究的风尚,大约是因为唐、宋朝廷医学考试解题极重究“理”的影响而兴起,《药性论》、《日华子本草》已有所反映,北宋末 1118年《圣济经》中专门有“药理篇”,为最早的专论,《本草衍义》又将《内经》理论用于解释药理,对金元影响很大。金元时代这种药理研究的风尚最盛, 但药物以金木水火土来分,似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才开始见。王好古《汤液本草》中,[东垣先生药类法象 五方之正气味 制方用药附]中也有所涉及;《汤液本草 五脏苦欲补泻药味》中提到的五味药物,多数也在《辅行诀》二十五味药中出现。朱丹溪《本草衍义补遗》也将药物的五行属性放在首要位置,但他的一种药物并非 单一对应某五行之一,如半夏,属金属土。《辅行诀》二十五味药也不是单一对应某五行之一的。朱丹溪也没有说为什么这么定性。《本草衍义补遗》中只有153 味药,只有开始一部分的药物划分了五行属性。似乎他的这种理论当时还不成熟。可见金元时代,很可能医家有用五行属性分类药物的研究风尚,明代《药品化义》 也是部分药物划分了五行属性。
尽管南宋开始医家构建医学理论体系有复杂化倾向,但同时相应的是他们努力进行药物和药效的精简提 炼。金元以来,医家使用的本草书籍多以小型临床药书为主,力图以一些常见的基本药物组方来治疗绝大多数疾病。当时很多流行的实用药书论说的药味多不过 200味。如张元素《珍珠囊 诸品药性主治指掌》所论不过90味;《汤液本草》不过242味;明末《药品化义》不过162味。《辅行诀》也有以少数常见药物构建组方体系的强烈企图。
《辅 行诀》二十五味药中,不少药物的味道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等主流古典本草所说不同,这值得注意。如地黄,《本经 干地黄》:“味甘,寒”;《本草经集注 干地黄》:“味甘、苦,寒,无毒”,而《辅行诀》只说味苦,考地黄味苦之说,我所见最早出自张元素(1151年-1234年)《医学启源》:“生地黄 气寒味苦,凉血补血”。罗天益《卫生宝鉴》、王好古《汤液本草》、《普济方》、张介宾《景岳全书》、陈嘉谟《本草蒙筌》都从其说。(以“地黄 苦”搜索)
《本 经 泽泻》:“味甘,寒”;《本经集注 泽泻》:“味甘、咸,寒,无毒”;《辅行诀》说泽泻味咸;泽泻味咸所见最早出自金.成无己1156 年《伤寒明理论》:“泽泻味咸寒。”张元素(1151年-1234年)《医学启源》中引用《主治秘要》的“味咸性寒”, 张从正1228年《儒门事亲》、罗天益1281年《卫生宝鉴》、王好古1289年《汤液本草》、明《普济方》、陈嘉谟《本草蒙筌》、《本草纲目》基本都从 其说。明末《药品化义》中就说泽泻“微咸略苦,云甘、酸非”。(以“泽泻 咸” 搜索)
芍药属于酸的说法也有问题。芍药原本是苦酸之性,苦为主;说芍药属酸应该是庞安时《伤寒总病论》、朱肱《类证活人书》、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伤寒明理药方论》等宋元医书开始的。明清也有很多医家争论探讨芍药到底是酸或苦。
陶 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已包含《别录》)即是其本人的观点。《辅行诀》二十五味药中,不少药物的味道与《集注》所说不同,其说法多始于宋元医家论药性。另 外,《辅行诀》二十五味药中,说大黄、厚朴为咸;说薯蓣为酸,都是比较奇怪的说法,不知是自创还是有所本。宋元以来临床医家确实有很多重新认识药物性味的 探讨,如明《药品化义》中就指出很多种药物古典本草所说的味道与事实不符。
18、《汤液经法》图的问题。探研组方原理(“方义”)的风气开始于宋金元时期,明清时期繁盛。受李时珍观点的影响,一般医者以为“十剂”之说始于北齐徐 之才《药对》。其实按丹波元坚、凌一揆、尚志钧等人的考证,实际应出自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条例》,称“此十种者是药之大体”,用于药物功效的分类。赵 佶《圣济经》于每种之后加一“剂”字。到了成无己《伤寒明理论 药方论序 》才说: “制方之体。宣、通、补、泻、轻、重、涩、滑、燥、湿十剂是也。制方之用。大、小、缓、急、奇、耦、复七方是也。是以制方之体。欲成七方之用者。”十剂还 是指药性。值得注意的是,金元医家对“十剂”的论述 ,如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李东垣《医学发明》,还多是关于药性功效的分类,并非指方剂的分类。不过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 卷上 本草论第九》已将成无己的话改成“是以制方之体。欲成七方十剂之用者”。张子和《儒门事亲 卷一 七方十剂绳墨订一》已经比较明确用“十剂”来分类方剂并进行了较大发挥。另外,成无己《伤寒明理论 药方论序 》中的“体用”之说,大概是最早将“体用”一词用于论说组织方剂之法的。此文最后还说:“择其医门常用者方二十首。因以方制之法明之。庶岁少发古人之用心 焉。”按王雪苔先生的研究,《辅行诀》五脏病方,除去治疗心脏病的前四首外,其余二十首,连同救误治方五首,全部按照五行格局配伍,总共用药不过二十五 味。有兴趣者可以详细阅读《伤寒明理论 药方论序 》,揣测一下此文对后世儒医的可能影响。从方剂学史的角度说,《伤寒明理论》一般被认为是真正的方论之祖。
另外,这种图解方 剂组方原理的方式,最早也应见于金元时期,不可能早到六朝时期。可以参考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 药略》的图,此图后有话是:“余形色性味。皆随脏腑所宜。此处方用药之大概耳。知此者用心。则思过半矣。”也与《辅行诀》图后“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 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一句相似。
王好古的《汤液本草 序二》大谈《汤液》“立法之要”:“神农尝百草,立九候,以正阴阳之变化,以救性命之昏札,以为万世法,既简且要。殷之伊尹宗之,倍于神农,得立法之要, 则不害为汤液。汉张仲景广之,又倍于伊尹,得立法之要,则不害为确论。金域洁古老人派之,又倍于仲景,而亦得尽法之要,则不害为奇注。……。噫!宗之,广 之,派之,虽多寡之不同,其所以得立法之要,则一也。”前面第13条说过王好古还著有《伊尹汤液仲景广为大法》,其中“其间图景显设。内外详备。明哲视 之。洞晓玄机。”不知其书是否有类似“汤液经法图”的图?或者有对此图具有“刺激传播”作用的图。
19、“弘景曰: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六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山林僻居,仓卒难防外感之疾,日数传变,生死往往在三五日间,岂可疏忽。若能深明此数方者,则庶无蹈险之虞也,今亦录而识之。”
张机的问题,前面已经论过。
这 里提到两处“外感”,但这个词在医书中的出现较晚,《诸病源候论》未提;唐代《外台》卷第五.许仁则疗疟方四首有“亦有地居卑湿时属暑热,内有宿病,外感 恶气,亦生此疾”。《医心方》《太平圣惠方》未见;《鸡峰普济方》[卷第一\诸论 ]有“外感内生诸疾” ;北宋末圣济总录提到一本《外感论》;可知道“外感”一词是北宋才开始流行的词语。“外感天行”的说法比较古怪,搜索医书未见这种用语,近似的“外感时 行”倒是有,出现也较晚,我见最早的是在明朝末年,秦景明1641年《症因脉治》序文及[痢疾论]都提到“外感时行”。但秦景明说:“余不谅,敢窃丹溪之 余语,汇成一卷,改名《症因脉治》”,不知是否属于丹溪言论。
此段也反映了作者认为汉代《伤寒论》论治的是时气病(广义伤寒),这应该也是有问题的。牧角和宏等曰本学者认为汉代仲景《伤寒论》所论的应是“狭义伤寒” 的诊治,此书在宋代集体再创作,作了大幅修订,才发展成为针对广义伤寒(时气病、热病等)的《宋版伤寒论》。所以明•徐彦纯1396年《玉机微义》卷十四 曰:“病伤寒之传变,宋医所论为时气变法,非真伤寒也”。这段话反映了作者看到的《伤寒论》是宋版系统的《伤寒论》,他当然只能是宋代之后人。参见冈田研 吉、牧角和宏和小高修司等所著《宋以前伤寒论考》。
范志良1965年抄本中,外感十二方中所使用桂类药,统一都是“桂枝”, 凡四见,也反映这部分方剂可能有问题。五代《日华子本草》开始提出同种药材部位不同,效用不同的理念。大概因其影响所致,桂皮类药材的性用开始发生分化。 从古代医书来看,使用药物“桂枝”名称的,主要出现在北宋开始官修医书之后,此之前罕见史料有用药物名称“桂枝”的情况,今本《肘后》中“桂枝”仅一见, 但是方剂名,全书药物中也没有出现“桂枝”名称。到南宋许叔微《伤寒九十论》、《伤寒发微论》中又强调外感用“桂枝”(当时实际是薄枝皮)而非厚桂。所以 这十二方中所使用桂类药都是“桂枝”,说明它们可能出自北宋官修仲景医书以后。
《辅行诀》范志良抄本前24首五脏病方,正方 中使用的桂类药也都是“桂枝”,凡四见。大补肝汤中,有的传本用的是“桂心”;估计原卷子用的还是“桂枝”,五脏病不是外感,改“桂心”为“桂枝”的可能 性,比改“桂枝”为“桂心”的可能性小。所以推测原卷子用的应是“桂枝”。
以前在研究在考究药物“桂枝”的源流演变的时候,我注意到敦煌古医籍写本中,除《辅行诀》多用“桂枝”外,未见其他医籍使用“桂枝”一词,当时就觉得有些“异常”。但认为可能是张大昌先生所改,现在看来,估计原卷子原词就是如此。
《伤 寒论》的书名问题。研究过《伤寒论》流传史的学者知道,在唐代之前,没有任何史料表明张仲景的医书使用过《伤寒论》或类似的名字,都是《张仲景方》、《张 仲景辩伤寒》之类。晋代张湛说王叔和篇次《张仲景方论》,王叔和没见到仲景序?《本经集注序》中,陶弘景也明说:“張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与陶氏基 本同时代的《小品方》中,也是《张仲景辨伤寒并方》、《张仲景杂方》这类书名。这种情况也表明,今本《伤寒论》是中的仲景自序也是很可疑的,因为其中提到 《伤寒卒病论》,而且《伤寒论》的另一版本《金匮玉函经》中就没有这个自序。公元682年孙思邈《千金翼方》卷第九 [伤寒上]提到《伤寒大论》。此可能是仲景医书名称《伤寒论》的开端。752年《外台》有提到“张仲景伤寒论”。
晋唐之间, 张仲景方论虽然已经受到一定推崇,但此时期伤寒学说还是诸说并存,华佗伤寒学说影响很大,并未独宗仲景,唐代政府规定张仲景方论为医学生必考课后,伤寒才 开始独宗仲景(注:737年,唐代医疾令已经要求医学生 “兼习张仲景、《小品》、《集验》等方”。参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正:附唐令复原研究》)。此书伤寒外感屡提张机,应该是唐代之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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