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中西医比较观——记者 刘莎

铁骨铮铮2002

编者按：“世界即近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是国学大师梁漱溟1920年在“西化”思潮包围下的北京大学发表的论断。而这一结论的得出与梁漱溟自学中西医学，比较中西医学受到的启发很有关系。今年的重阳是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先生对医学问题的思考，特别是对中医的关心少为人知，本报记者刘莎特梳理出一部分以飨读者，并以此文表达对先生的纪念。
●梁漱溟赞同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目的是剥去中国文化在千年时光中僵化而走形的外壳，使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显露与光大；尤为反对含混、模糊地希望融合东西文化，各取所长为一世界未来文化，他认为这是对文化的误解。

　　●中西文化因其着眼问题不同、根本精神不同、理论方法不同，取得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就。“西方是科学的成就，中方是艺术的成就”。具体到医学上，梁漱溟说：“在中西医学上的不同，实可以代表中西一切学术的不同：西医是走科学的路，中医是走玄学的路。”对于两者都是肯定的意思，并且认为从根本上“结果中国的这个方法倒会占优胜。”中西医对待生命的态度不同、研究对象不同、所用方法不同、语言表意不同，不可轻谈中西医的沟通融合。

　　思想家与医学爱好者

　　深秋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最适合登高远眺，怀古开今。

　　回望120年前，1883年的重阳节，北京安福胡同，一个小官宦人家里诞生了一名男婴，他就是梁漱溟。出生在这一天，似乎预示了梁漱溟这一生是一个不断向上登攀的历程。

　　梁漱溟先生生于甲午中日战争前一年，卒于1988年，享年95岁。他不仅是中国百年沧桑的见证者，也是一位奋斗不息、鞠躬尽瘁的开创者，被誉为“中国的脊梁”。他的一生可以从一位跟随他多年的学生李渊庭敬献的挽联中看到一些影像：

　　治学邃于思辨，抉幽发微，著述等身，首创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弘扬东方学术，探索人生真谛，自成思想体系，中外共仰。道德文章无愧一代宗师。

　　外世巍然卓立，尽瘁国是，席不暇暖，发起鲁豫乡村建设运动，组织民主同盟，创办光明日报，关心民间疾苦，宠辱不惊，高风亮节堪称举世楷模。

　　梁漱溟先生是一位思想家，又是本着他的思想行动的社会改造活动家。他广为人知的是近代新儒家开创者之一，而他在生命深处以佛家立心也渐为人所知，人们不大了解的是，他还是一位医学爱好者。站在中西医之外，以他唯识学为根基的文化哲学眼光看待中西医学，尤其对中医问题所长所短的思考，体现在他的多本著作中。

　　梁漱溟先生幼时在父亲的安排下接受半西式教育，进入中国第一间新式学堂“中西小学堂”学习中西文，稍大又自己涉猎介绍西方文化知识和世界形势的报刊杂志，对西方文化接触很早、思考很深。

　　青年时期笃志出家，为此学佛兼学医，且是中西医都涉及，当时初衷“所以学佛又学医者，虽心慕金刚经所云‘入城乞食’之古制，自度不能行之于今，拟以医术服务人民取得衣食一切所需也。”梁漱溟对生命真谛诚挚探索的天性，也使他对医学（尤其是中医）有天然的兴趣，自然走上学医之路。他那时（二十二岁前后）所学，自述“西医各书系由日文翻译过来，有关于药物学、内科学、病理学、诊断学等著作十数种”，中医“以陈修园四十八种为主，从《黄帝内经》以至张仲景《伤寒》、《金匮》各书均在其中”。同时，他也很关注中西汇通派。

　　在未学医时，梁漱溟觉得“中西医既同以人身疾病为研究对象，当不难沟通”，但是在认真学习后，他认为“中西两方思想根本不同，在某些末节上虽可互有所取，终不能融合为一”，但他又认为中西医最后还是可以融通，但不是当时人“用西医学理给中医的枝叶进行一点说明”可以做到。医学是与生命关系最切近的学问，对于中西医学的学习，启发梁漱溟认识生命，也更使他看清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他一生思想的奠基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论理、举例多处见中西医对比，既是他对医学的思考，也支持了书中对何为西方文化、何为中国文化的论证。虽然他首创东西文化深度比较最根本得益于他的唯识学，但正是对中西医学的学习，为他提供了素材和证明，正如他所言：“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

　　对中西文化的核心认识

　　梁漱溟对中西印三家文化的核心认识，笔者总结如下。

　　西方：着眼在人对物问题上,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的，以向外逐求为人生态度的文化。（指其主体，尤其文艺复兴后到二战之间的西方）

　　中国：着眼在人对人问题上,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以向内“郑重”于“生”为人生态度的文化。

　　印度：着眼在人对自己的问题上,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以“解脱”于“无生”为人生态度的文化。

　　（中印文化都指其主体，尤其是20世纪西方化全球化以前）

　　他以自己唯识学根基对生命的领悟和他所掌握的中西方历史、政治、经济、哲学、医学等事实依据两个维度一往一返的论证，给出“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的结论。这是他在1920年，处于“西化”思潮核心的北大执教期间就明确发表的论断。

　　在这种认识下，他赞同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而目的是剥去中国文化在千年时光中僵化而走形的外壳，使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显露与光大；尤为反对含混、模糊地希望融合东西文化，各取所长为一世界未来文化，他认为这是对文化的误解。一种文化的所有面貌与他的根本精神是一个整体，中西文化的根本精神不同，形成的理论方法体系不同，是无法融合的，却可以“斩截地改换”。改换的方向，他通过对现实形势客观观察，验证了他对人类文化前途的判断，确定无疑——前途为中国文化。

　　对中西医的比较

　　梁漱溟以中西文化的根本精神不同划分中西两种文化,他认为这是中西方在着眼解决的人生问题上有不同侧重，并肯定两者都对各自着眼的问题有成功的解决方法，都是对人类极有贡献的文化。他认为“根本精神”是一文化区别于他文化的所在，“初无可比”，中西两精神所开出的两文化各有短长，不能简单以好坏高下论之，应互相尊重。但是，在处于西方科学为主导的西方文化世界化形势下，中国文化的真价值大不易被看懂，因其与西方完全不同，且比西方在生命层次上着眼高，这需要有人用西方语言的表达方式向西化的世界指明。

　　中西文化因其着眼问题不同、根本精神不同、理论方法不同，取得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就。“西方是科学的成就，中方是艺术的成就”。具体到医学上，他说：“在中西医学上的不同，实可以代表中西一切学术的不同：西医是走科学的路，中医是走玄学的路。”“玄学总是不变更现状的看法，囫囵着看，整个着看，就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科学总是变更现状的看法，试换个样子来看，解析了看，不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却拿别的东西来作他看。譬如那个病人，中国只就着那个现状看。西方以为就着那个样看，看不出什么来的，要变更现状打开来看看，这就是怎样？这就是不拿他当整个人、不可分的人看，却看他是由别的东西——血肉筋骨所成的种种器官——合起来的。所以中医不要去求病灶，因他是认这整个的人病了。西医定要去求病灶，因他是认合成这人的某器官某部分病了。这两家不同的态度是无论什么时候总是秉持一贯的。”

　　梁漱溟的中西医比较观，笔者仅就其青年时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及中年时期《中西学术之不同》两篇对中西医之区别进行阐述。

　　对待生命的态度不同

　　梁漱溟先生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归结中西文化之不同，就在于中西方人根本的“意欲”不同，他以佛家唯识学的眼光看，“意欲”是生活的根本，“意欲”为何，就带出了方向性，就有了性质的不同，由此开出了不同生活道路。他认为这种人生态度笼罩中西方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中西文化没有大交通时，更是出于不自觉的定式中，“日用而不知”。西方人开眼就向前看，所看一切皆为“外”，与“我”相对，是必有所对待而后可行其客观的观察、操作等等，二元对立中，唯物近世大盛于唯心，这种唯物取得的胜利（不过是片面的）带来的自信扩及一切领域，乃至对人也近以物视之；而中国人秉调和持中的态度，看重自然变化生生不息的生命整体，是“天人合一”，求与物无对，是求感通融合的。他说“人的生命，本与宇宙大生命为整个一体，契合无间，无彼此相对”，而中国自古的儒道两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生命通乎宇宙”。在医学上则表现为尊重生命本身的“彻头彻尾一生命观”。

　　研究对象不同

　　中医西医都是治病，但对象不是一个，西医以人体为对象，“比较看人为各部机关所合成，故其治病几与修理机器相近。”看人“是死的，局部的”。再往前发展，西医将以生命为对象研究。中医的根本是不立对象，中医着眼在人的生命整体，以超“有对”入“无对”之态度，“从生命正在活动时，就参加体验，故其所得者乃为生命之活体。”梁漱溟说中医的归本在道家。而西医以人的肉体为主要对象，“西医无论如何解剖，但其所看到的仍仅是生命活动剩下的痕迹，而非生命活动的本身，无由去推论其变化。在解剖上，无论用怎样精致的显微镜，结果所见仍是粗浅的；无论用如何最高等的工夫，结果所产生的观念亦终是想象的，而非整个一体的生命。”因此，梁漱溟提出“现在西医对生命认识不足，实其大短。”西医相对于中医，对生命的认识尚幼稚。然而他也提出西医科学的方法是一定要学习的，比如治疗局部病变能够快速有效，同时认为西医发现病菌是一大贡献。

　　所用方法不同

　　中西医所用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方法，如把西医所用的方法称为科学的方法，则中医所用是玄学的方法。“一面（西方）的根本方法与眼光是静的、科学的、数学化的、可分的。一面（东方）的根本方法与眼光是动的、玄学的、正在运行中不可分的”，梁漱溟对于两者都是肯定的意思，并且认为从根本上“结果中国的这个方法到会占优胜。”

　　针对科学方法，梁漱溟说：“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即在其站在静的地方去客观地观察，他没有宇宙实体，只能立于外面来观察现象，故一切皆化为静；最后将一切现象，都化为数学方式表示出来，科学即是一切数学化。一切可以数学表示，便是一切都纳入科学之时，这种一切静化数学化，是人类为要操纵控制自然所必走的路子；但这仅是一种方法，而非真实。真实是动的不可分的(整个一体的)。在科学中恰没有此‘动’，没有此‘不可分’。”

　　对于玄学方法，他说：“所谓‘动’，‘整个一体不可分’，‘通宇宙生命为一体’等，全是不能用眼向外看，用手向外摸，用耳向外听，乃至用心向外想所能得到的。反是必须收视返听，向内用力而后可。”“要人智慧不向外用，而返用之于自己生命，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

　　中西两方的思维方式不同，西方偏重“理智”，中国则偏重“直观”，并且梁漱溟解释此直观是“理智调理下的直觉”，对人的要求很高。  

　　他认为中医归本于道家，阐说道家“要求能了解自己的生理，其主要的功夫是静坐，静坐就是收视返听，不用眼看耳听外面，而看听内里——看听乃是譬喻，真意指了解认识。开始注意认识的入手处在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等，注意呼吸，使所有呼吸处都能觉察出来。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等，是不随意肌的活动；关乎这些，人平常多不甘用心去管他，道家反是将心跟着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等去走，以求了解他。譬如呼吸，通体(皮肤)都有呼吸，他都要求了解认识，而后能慢慢地去操纵呼吸、血液循环。消化营养等也全是如此，他都有一种细微而清楚的觉察。平常人不自觉地活动着的地方，他都有一个觉察，这同样是将智慧返用诸本身。于此才可以产生高明的医学。中国医学之根本在此。高明医学家，大多是相传的神仙之流的原因亦在此。”

　　中西医语言表意不同

　　梁漱溟认为，若与西方比看，中国固是论理的缺乏而实在不只是论理的缺乏，竟是“非论理的精神”太发达了。梁漱溟说“非论理的精神是玄学的精神，而论理者便是科学所由成就。……但是他们的根本差异……所说话里的名辞、思想中的观念、概念，本来是全然两个样子的”。

　　比如他讲“中医说的血不是血，说的气不是气，说的痰不是痰。乃至他所说的心肝脾肺，你若当他是循环器的心，呼吸器的肺……那就大错了，他都别有所指。所指的非复具体的东西，乃是某种意义的现象，而且不能给界说的。譬如他说这病在痰，其实非真就是痰，而别具一种意义；又如他说肝经有病，也非真是肝病了，乃别指一种现象为肝病耳。”梁漱溟认为中医秉承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阴”、“阳”、“金”、“木”、“水”、“火”、“土”都是玄学的流动抽象的表号，所以把一切别的观念也都跟着变化了。

　　他说这是一种特别精神，因为这是以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为根本的道理，所讲的是流动变化的自然整体，与科学所讲的全非一事。“科学所讲的是多而且固定的现象(科学自以为是讲现象变化，其实不然，科学只讲固定不讲变化)，玄学所讲的是一而变化、变化而一的本体。”他强调两者的区别“当知中国人所用的有所指而无定实的观念，是玄学的态度，西方人所用的观念要明白而确定，是科学的方法”。中西所用的语言是在两种人生态度下形成的两套语言体系，用在表达生命问题时——比如医学，尤其不可混同，要特别注意区分的。

　　中医之所长与所短

　　梁漱溟看待中医所长的根源在认识了生命，认识了生命的本质。在对生命成功为自觉自主自如上，高明的中医——道家神仙之流，已经完成了这一认识，并且传授下来。因为对生命有了认识，也发明了相应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使中医千年不衰。

　　笔者认为梁漱溟看中医所短，与梁漱溟的中国文化“早熟观”一致，因中医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试举三点：其一，中医的学理并不单是思维出来的，要直觉灵敏，要有内在的修为和修炼才能证知，想要透悟就更是难得少有。他所开出的语言表述方式与之相应，很难被外人懂得。由此高明中医与普通中医的分垒是天然的，且天然高明中医稀少。其二，中医的真正学理透彻明白，灵活运用大为不易，传下来多是法子，普通中医在摸索中使用，自己也一知半解；何况法子对不对症全凭医者主观判断的能力，时有用错。其三，中国的形而上学在实际应用上存在的问题。即有人把学理讲错，他说“理与气与形是不能混的，合起来说，固然形秉气而理具气中，分之则形上形下不可以无别也。……中国学术所有的错误，就是由于方法的不谨，往往拿这抽象玄学的推理应用到属于经验知识的具体问题中，如中国医学上讲病理药性其方法殆多不合。”梁漱溟肯定中医的理论体系“必有其特殊的逻辑”，这在高明中医是掌握的，而一般人的体悟达不到，往往把学理讲错，他讲这种玄学要靠“直觉”要靠“感应”启用，不能直接用“理智”、用“推理”。

　　在《中西学术之不同》中他说：“普通中国医生，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一些从古相传的方法；这在学理上说，当然不够，但这些方法固亦有其学理上的根据。凡是学问，皆有其根本方法与眼光，而不在乎得数，中医是有其根本方法与眼光的，无奈普通医生只会用古人的得数，所以不能算是学问。”

　　不可轻谈中西医的沟通融合

　　因为中西医的根本不同，梁漱溟特别强调不可轻谈二者的沟通融合。他认为中西医是“无法可以沟通的”，“因其是彻头彻尾不同的两套方法”。他说“虽今人仍多有欲沟通之者（如丁福保著《中西医通》，日人对此用工夫者亦甚多）。但结果亦只是在枝节处，偶然发现中医书上某句话合于科学，或发现某种药物经化验认为可用，又或发现中医所用单方有效，可以采用等。然都不能算是沟通。”他认为单站在西医科学的立场上，仅依西医的根本态度与方法，零碎的东拾西捡，即使能给中医的末节一些外在说明，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沟通中西医的。

　　不过梁漱溟说他相信，最终的现实可以沟通，不过须在较远的将来。“较远到何时？要在西医根本转变到可以接近或沟通中医时”，“在其能慢慢地研究、进步、转变，渐与中医方法接近”，“对生命有所悟，能以生命做研究对象时”主动选择靠近中医对待生命的态度与方法。

　　西医科学的方法还没有发展到极致也就是还没有走到尽头，但也因他以现在的态度（人对物的态度）认识生命，这个尽头迟早会来到。而他说中医大概不能转变，“只有站在被动的地位等人来认识他”，“只有待西医根本方法转变，能与其接近……否则中医将是打不倒也立不起来的。”

　　立于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

　　梁漱溟先生1988年辞世，他对这个世界的遗言“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留给我们无尽的思索和努力的方向。

　　站得高看得远，东方古圣先贤站在生命的高度开创的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于中西方首次在中国大地上激烈碰撞的时代里，在西化呼声包围形势下，被梁漱溟重新披露。如今世界已经强烈关注中国文化，从古老的中国文化汲取自救救世智慧，证实了梁漱溟在近一个世纪前断言中国文化必定将世界化的远见。在梁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献上此文以纪念先生为中西医，为中西文化所做的思考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