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中医文化研究与中医理论发展的辩证关系

张仲景

[watermark]论中医文化研究与中医理论发展的辩证关系
张效霞

1中医理论的突破和发展需要中医文化研究
众所周知，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在理论基础，还是思维方式等方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天然的一致性。如气、阴阳、五行等学说，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套用而来的，整个传统中医理论体系都是以中国文化的若干范畴为理论基础的，可以说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没有现有形态的中医理论。换言之，中医的理论、概念和范畴均是中国古代文化关于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体现与反映，不了解其本源，则难以准确地把握其实质；不辨析其流变，则难免误解中医为“玄虚”，甚或为“伪科学”。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关于中医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从哲学或医学的角度来进行的。从哲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往往将中医理论作为哲学体系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或哲学派别的论据来使用，忽视了中医学本身所特有的学科特点，常常导致对中医理论先入为主的划分和定性。如通常将中医理论发展的成果视为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而将天人相应、阴阳五行视为唯心主义的糟粕。从中医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则往往从医方和医理的关系与发展着手，对中医理论的发展历史虽有不少论述，但多就医论医，鲜有将中医学放在整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研究和再现其形成过程的探讨。两种研究角度，都往往将中医理论作为即成的论述前提，着重研究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理论占据统治地位后中医的发展变化，而将这一理论形成于何时，因何形成，形成于何领域等对中医理论突破和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则避重就轻，甚或一笔带过。
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今天要想使中医理论突破和发展，必须正确回答“什么是中医理论？”“中医理论从何而来？”“中医理论向何处去？”这样一个“三段式”的理论命题。而要回答“中医理论从何而来？”则必须全面阐发中医理论的思想文化基础，探索和揭示中医理论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联系。若要回答“什么是中医学理论？”则又必须在全面梳理历代经典著作和各家学说的基础上，系统地对中医理论内涵和思维方式进行深入的解析和阐发。便言之，只有把中医学回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医理论进行返朴归真式的还原研究，才能从中医理论体系自身寻绎出其内部所蕴涵着的某些带有本质性的规律，寻找出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切入点和可以影响、带动全局的突破口。这是因为：医学是文化的—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对文化的审视与剖析，才能更准确地阐释、理解医学问题；只有结合对文化总体趋势的把握，才能胸中有底气地进行今天的中医理论研究和发展工作；也只有将中医学放在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去考察，目光放远一点，视角宽阔一些，才能对中医理论如何突破和发展有着更深更清晰的了解。总之，要理解中医学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就必须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了解它的思想文化基础和方法论特点。
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医文化研究是认识中医理论、研究和阐发中医理论，以及中医理论突破和发展的需要，谅不为过。现阶段影响和制约中医理论突破和发展的因素，则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一门学科理论的突破与发展，人才是关键。人才质量，是决定学科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但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的转型，可以说，在1956年招收的第一届中医大学生的思维理念中，就已然不可能完整地接受“人与天地相参”的理论，对“比类取象”缺乏真切的体会和感受，故而难以入门，更不要说登堂入室了。其根本原因是我国中小学教育的全盘西化而导致了文化传统的削弱。
临床实践是中医理论突破和发展的源头活水。传统中医学治疗疾病的基本原理，说到底就是把握和运用天地自然的各种规律，并将天地自然万物作为调治患者“阴阳不和”的手段和工具。但由于传统文化土壤的丧失而导致了思维方式的异化，如今能用中医的思路和方法看病的中医，已廖若星辰了。
群众信任是中医学传承与发展的最根本的前提和基础。而现在，“中医药不好，中医药根本不起什么作用。”等种种非议，在年轻人中间甚嚣尘上。其深层的原因在于：五四以来所形成的以西方文化为至上标准的“科学话语”语境中，中学即是旧学，国粹就是垃圾。所谓中学、所谓国故、所谓经典、所谓中医，全被归入旧的、倒退的、迷信的、要抛弃的范围。
让中医走向世界也是中医理论突破和发展的应有之义。而要想让中医走向世界，就必须让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走向世界才行。而非“改轨”、“接轨”。西医东渐所采取的“传教士策略”确实值得我们中医学界借鉴和深思。
2中医文化研究应紧密围绕中医理论突破和发展的主题
目前中医文化研究已然成为一种时尚，但也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如：系统有机地发掘、整理中医文化研究素材，是中医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但“现有对中医文化研究素材的发掘、整理，虽在拓宽文化研究视野、提供资料和线索方面有一定价值，但由于存在局限性与无序性，其现实意义毕竟有限。”中医学与易、儒、道、释的关系历来是中医文化研究者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但“精细深入的研究不多，大而空泛的论题不少。”“复杂的文化问题在某些研究者那里却成了程式化的定论，只须在这些定论下，填充事例，即可成就一篇‘研究’。”或者将中医文化研究当作附庸风雅、发思古之幽情的载体，甚至将中医文化研究搞成了“杂货铺、大拼盆”“成了伪科学的防空洞”者，亦不鲜见。
详中医文化研究兴起、命名之缘由，不外乎由于研究的范围、利用的资料、所要说明的问题等已然超越了“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故加上“文化”二字以正其名。2005年8月召开的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首次明确了“中医药文化”的初步定义：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研究中医药文化，就是以中国哲学、文学、史学为基础，以中医典籍、中医名家、中医文物、中医史迹为对象，研究中医理论与临证发展规律、中医名家学术思想、中医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以及名家风范……从而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并已赫然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了。
之所以在时机、条件均不成熟的情况下，就将中医文化立为一个学科，关键的原因是我们长期以来混淆了医学史与医史学的界限，将它们二者等同起来的缘故。其实，早在1945年，陈邦贤先生即提出了“医史学”这一概念，并对医学史与医史学的异同作了清晰的说明。“研究医学进展的过程，叫做医学史。更研究其文化、学术、政治、社会、经济等背景，叫做医史学。中国人应知人类和社会进化的史迹，研究医学者，更应当知道中国医学的变迁及其进化之理由。”“明白现在关于医学各重要事项的由来，其由来既明，则于未来问题的推索和解决都有把握。”正如廖育群先生所云：“纵观这些年国内的‘医学文化’研究，基本上属于‘历史性的’，即主要围绕着医学与哲学、宗教、经济、交流等等的关系，综合性地探讨医学知识发生、发展过程。所以从长远的角度、宏观的角度看，‘中医文化’‘传统医学与文化’的研究，应该视为史学研究的一部分。”
因中医文化研究形成气候已达二十余年，不烦易名。但是，所谓的中医文化研究，必须紧密围绕如何使中医理论突破和发展这一主题展开工作才有价值和意义可言。具体说来，就是在对历代文献（包括各类非医学文献）进行分类、爬梳、提炼、总结、概括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学、史学、文字学、哲学、社会学、逻辑学、发生学等方法，从一个个概念，一条条理论，一项项学说入手，运用现代治学的科学方法，将中医理论回置于其产生、发展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放在其得以产生、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的哲学、文化、宗教、伦理道德等背景下，去研究和再现其形成过程。对其合理内核在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求更加符合客观而加以发扬光大，对不合理、不科学的内容在说清其错误何以为错误的基础上加以扬弃。否则的话，其前景是令人堪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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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引用由张仲景在 2006/05/28 10:43am 发表的内容：
(水印部分不能引用)

gonmai

很难苟同楼主的观点。中医理论的突破在于实现它所含实体的白箱化的表达。文化只是记录、引用以表达认识的工具。没有实体，没有对实体的反映表达就没有中医理论。所有应用和引用的古代文化都是为着表达对实体客观事物或规律的认识的目的。是为认识服务的。如果不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点就会走错方向。
搂主倡导从古代文化中寻找中医的发生学，从古代文化中寻求中医理论的突破。总是从文化、理论中去寻求，能是正确方向？

南京陈斌

下面引用由gonmai在 2006/05/29 09:57am 发表的内容：
中医理论的突破在于实现它所含实体的白箱化的表达。文化只是记录、引用以表达认识的工具。没有实体，没有对实体的反映表达就没有中医理论。所有应用和引用的古代文化都是为着表达对实体客观事物或规律的认识的目的。是为认识服务的。如果不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点就会走错方向。
搂主倡导从古代文化中寻找中医的发生学，从古代文化中寻求中医理论的突破。总是从文化、理论中去寻求，能是正确方向？

赞同。
观张君的观点，大都是从理论到理论，在理论的圈子中往复循环，不知道医学的实践，被放到怎样的位置去了。
建议下一篇的文章，探讨一下“论中医实践与中医理论发展的辩证关系”。窃以为，这个命题对于中医理论发展之意义，要重要的多。

张仲景

[这个贴子最后由南京陈斌在 2006/05/29 00:47pm 第 2 次编辑]

下面引用由南京陈斌在 2006/05/29 11:59am 发表的内容：
赞同。
观张君的观点，大都是从理论到理论，在理论的圈子中往复循环，不知道医学的实践，被放到怎样的位置去了。
建议下一篇的文章，探讨一下“论中医实践与中医理论发展的辩证关系”。窃以为，这个命题对于中医 ...

请诸君先看看我已经贴在本论坛上的“中医理论主要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吗？”一文，再做评价。
中医理论主要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吗
http://cntcmorg.w37.leoboard.com/cgi-bin/topic.cgi?forum=2&topic=6634&show=0

南京陈斌

下面引用由张仲景在 2006/05/29 00:39pm 发表的内容：
请诸君先看看我已经贴在本论坛上的“中医理论主要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吗？”一文，再做评价。
中医理论主要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吗
http://cntcmorg.w37.leoboard.com/cgi-bin/topic.cgi?forum=2&topic=6634&show=0

[color=#0000FF]已看。
个人认为，张君未曾把中医理论与中医实践之关系摆正，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概念是第二位的，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不仅适用于其它的学科，也适用于中医。不仅中医的理论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其发展也依然依赖于医学的实践，在医学的实践的推动下，促进其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从书本到书本，从典籍到典籍，从理论到理论，通过这种方式发展出来的理论、观点，有时会脱离实践，纸上谈兵。表面上有时似乎也能自圆其说，但自圆其说毕竟是自圆其说，只是在个人的主观认识范围内能够圆起来，而个人的主观认识往往是有着相当的局限性，一旦面对复杂的客观存在，各种想到的和未想到的、已知的和未知的客观影响因素，就会打破这种在书斋中创造出来的“理论”的“圆满”。

张仲景

下面引用由南京陈斌在 2006/05/31 06:35am 发表的内容：
已看。
个人认为，张君未曾把中医理论与中医实践之关系摆正，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概念是第二位的，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不仅适用于其它的学科，也适用于中医。不仅中医的理论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其发展　...

你利用你版主的特殊便利条件,用如此醒目的文字表达了你的观点,但我却不以为然。
知道中医有一味药叫“人中黄”吗？它本是不存在的一种物质，古人又是通过哪一种实践发明的呢？

南京陈斌

下面引用由张仲景在 2006/05/31 06:51pm 发表的内容：
你利用你版主的特殊便利条件,用如此醒目的文字表达了你的观点,但我却不以为然。
知道中医有一味药叫“人中黄”吗？它本是不存在的一种物质，古人又是通过哪一种实践发明的呢？

一、醒目的文字表达并非是版主的特权，每一个会员都可以。
二、言实践第一、理论第二，是指的整体情况言，全部过程言，基本原则言，并不排除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但即便出现了，也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短暂的。

张仲景

下面引用由南京陈斌在 2006/05/31 07:17pm 发表的内容：
一、醒目的文字表达并非是版主的特权，每一个会员都可以。
二、言实践第一、理论第二，是指的整体情况言，全部过程言，基本原则言，并不排除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但即便出现了，也只是局　...

话不说不透，理不辨不明。千万不要着急上火。
是先有理论，还是先有实践，因毛泽东主席为了彻底肃清王明路线之流毒，而作《实践论》后，我们都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清的。下面将即将出版的拙作——《回归中医》中有关这部分内容全部贴出来，供大家进一步批判。
理论只是来源于实践吗？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一切真知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事实上也的确存在着这种情形，在各种实践活动中，人们获得了躲在书斋里所了解不到的知识。但是，还有一个明确的事实是，人们同样在从事实践活动，甚至是相同的实践活动，有的人获得了认识，有的人没有得到认识，有的人得到了较多的认识，有的人得到了较少的认识，有的人得到了某方面的认识，有的人得到了另一方面的认识，有的人得到了正确的认识，有的人得到的却是错误的认识。就连充分肯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的毛泽东也发现：“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认识的获得是一种复杂的过程，不可以在实践和认识之间简单地划上“=”号。实践之于认识，只是一种原因，相对于人的认识，只是一种外在的原因，是一种客观对象。人在认识过程中，其主观的内在的原因是很多的，不仅包括认识能力，还包括认识角度；不仅限于能力因素，还包括兴趣、情绪等复杂的精神因素。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这些综合因素才构成了直接的原因。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原始人类的许多认识和观点，并不是偶然积累的意外产物，而是在持续不衰的好奇心驱使下，有意识探究的结果。正是这种好奇，无法满足的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和强烈的解释欲，是医学理论观念形成的心理基础，或者说内在的动力学因素。
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唯物主义套路，经络的起源与发现长期以来被解释为“源于临床实践观察”、“经络的发现，和针刺术的发展相关联”。并形成了一个关于经络起源的著名的“由点到线”说。即经络的形成主要是以穴位的主治功能为基础，由穴位的“点”推演到经络的“线”发展起来的，首倡者当推老一辈针灸学家陆瘦燕先生。
“经络学说的形成，是在腧穴定位定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大家都已承认，‘腧穴’在最初，是以‘效之快然’‘以痛为腧’的形式被人类发现的。我的理解是：当公元前二千年时的古代，由于生产工具的改革，冶金术的进步，针灸的器具在那时也有了一次重大的革新；九针的出现，有逐渐取上古时代盛行的砭石而代之的趋势；因为针灸工具的进化，无疑促使了当时针灸医学的巨大跃进；在这样的条件，随着针灸实践次数的增多和适应症的日益扩大，腧穴才脱离了‘以痛为腧’的雏形而肯定了位置和性能。同时在针灸某些腧穴时，古人们也一定发现感觉的传导，每有一定的径路；而同类主治性能的腧穴，又往往排列在同一条感觉的径路上。由此结合内脏和腧穴在病理反应上和治疗作用上的影响，归纳同类主治性能的腧穴，从感性认识的初级形式，通过思维，逐步加以充实，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高级阶段，最后成为理论体系，奠定了经络学说的基础。”
这种解释是多么地合情合理，文通义顺，又是多么地符合“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因此长期以来被《中国医学史》、《经络学》教材和专著所采纳。我相信，20世纪70年代以前去世的中医，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抱着这种认识去见马克思的。但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足臂十一脉灸经》这两部先于《内经》的文献论述经脉却都是有脉无穴，且十一脉彼此孤立，不成网络；虽涉及一些脏腑，但无四肢和内脏由经脉相连的记载，更没有后世十二经内联十二脏的说法。
显然，出土文物以无与伦比的证据给了机械地套用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而来的“由点到线”说——原子论式的想法，一个响亮的耳光。推而广之，那些基于劳动创造医学的理论，将经络学说的发现解释为劳动生产中的偶然发现，甚至于臆想碰伤某处而起到某种意外的治疗效果等等的说法，也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无稽之谈。
另一个与之有相映成趣之妙，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关于脏腑开窍理论。
宗“理论来源于实践”之旨，对脏腑开窍理论的来源只能解释为：“长期来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例如，皮肤受凉而感冒，会出现鼻塞、流涕、咳嗽等症状，因而认识了皮毛、鼻和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或“反复的医疗实践，从病理现象和治疗效应来分析和反证机体的某些生理功能。例如，许多眼疾，从肝着手治疗而获愈，久之，便得出了‘肝开窍于目’的理论。”
但是，客观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五脏与官窍的配属，经历了一个杂说纷陈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众多的岐说。仅就《内经》而言，综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金匮真言论”、“五常政大论”及《灵枢》“脉度”、“五阅五使”等篇记载，口为脾窍，鼻为肺窍，目为肝窍都无异述，唯心之窍及肾之窍有所不同，大致有二说，即《素问•金匮真言论》心“开窍于耳”，肾“开窍于二阴”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心“在窍为舌”，肾“在窍为耳”。如果我们把视角扩展到非医学古籍中，则情况就变得更加明了。心—口、肝—目、脾—口、肺—鼻、肾—耳，仅仅是五行学说介入脏腑理论建构后进行归纳后的一种说法而已，在当时还存在着其他异说。如高诱注《淮南子•精神训》时即说：“肺象朱雀，朱雀，火也，火外景，故主目。”“肾象龟，龟，水也，水所以通沟，鼻所以通气，故主耳。”最可引以为据的是隋•肖吉《五行大义》对各种不同的配属模式都能以五行作以解说：“《甲乙经》云：鼻为肺之官，目为肝之官，口唇为脾之官，舌为心之官，耳为肾之官。……《孝经》援神契云：肝仁，故目视；肺义，故鼻候；心礼，故耳司；肾信，故窍泻；脾智，故口诲。《元命苞》曰：目，肝使，肝气仁而外照。《管子》曰：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为耳，肺发为口，心发为下窍。道家《太平经》云：肝神不在，目无光明；心神不在，唇青白；肺神不在，鼻不通；肾神不在，耳聋；脾神不在，舌不知甘味。又一说云：目主肝，耳主肾，鼻主心，舌主脾，口主肺。肝肾二脏，诸经并同。肝主目者，肝，木脏也。木是阳，东方显明之地，眼目亦光显照了，故通乎目。道家《太式经》云：天曰洞视，主目，目主肝。天，阳也；肝亦阳，目精明，亦阳。目光显見，兼有常法，如日阳精无缺而明也。肾主耳者，肾，水脏。水，阴也，北方阴暗之地，耳能听声，耳是阴微之象，故通乎耳。《太式经》曰：地曰洞听，主耳，耳主肾。地，阴也，耳法虛，则纳声。水主虛，阴主虛，阴主幽，阴声又非恒，如月盈虛也。脾心肺三脏及候，各有异说。《甲乙》以鼻应肺，道家以鼻应心，《管子》以鼻应脾。《甲乙》应肺者，鼻以空虛纳气，肺亦虛而受气，故也；道家鼻主心者，阳也。《老子经》云：天以五行，气从鼻入，藏于心，鼻以空通出入息，高象天，故与天通，而气藏于心也。《管子》以脾是土，鼻在面之中，故为其候；《甲乙》以脾应口，道家以肺应口，与《管子》同。《甲乙》以脾应口者，口是出纳之门，脾为受盛之所，口能论说，脾能消化，故以相通；道家以肺应口者，肺，金也。金能断割，口有牙齿，亦能決断，是金象也。《管子》之意，恐亦然也。《甲乙》以舌应心，道家以舌应脾，《管子》以心应下窍。《甲乙》以舌应心者， 凡资身养命，莫过五味，辨了识知，莫过乎心，五味之入，犹舌知之，万事是非，犹心鉴之，心欲有所陈，舌必言之，故心应以舌；道家以舌应脾者，脾者，阴也。《老子经》云：地诒人以五味，从口入，藏于胃。舌之所纳，则有津实，地体既是质实，品味皆地所产，故舌与地通也。《管子》心应下窍者，以心能分别善恶，故通下窍，除滓秽也。五脏候在五官，口舌二官，共在一处，余不共者， 口是脾候，脾，土也；舌是心候，心，火也。共处者，土寄治于火乡也。舌在口內者，火于五行不常见也。须之则有，不用则隐，如舌在口內，开口即见，闭口则藏。又，心为身之主，贵故在內也，土王四季，故曰四合也。《甲乙》、《素问》是诊候之书，故从行实而辨，《道经》、《管子》各以一家之趣。”
如此众多不同的异说，显然不能用“不断实践、验证与完善的过程”可以解释的了的。质而言之，也当然不全是观察和实践的产物，眼疾从肝论治，是在“肝开窍于目”这一从五行而来的理论已然确立后，才有的一种实践，而不能反过来，从前者推论出后者，否则便是循环论证了。“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官窍与脏腑关系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经验因素掺杂其间，然而，这毕竟是次要的。三、五百年间，关于同一命题而大异旨趣的论述竟有三、四种，且都是经典性的，足以资证此说。”

张仲景

要之，说理论不只是来源于实践，当不属无稽。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实践全部是由理论指导的吗？
人类运用理性思维，不断地体会和研究出了许多道理，并且根据这些道理继续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指导实践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仅仅将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停留在如此层面是肤浅的。在许多情况下，人类既不是用语言进行思维，也不是靠理论指导行为的。人类是先有思维而后才有语言的，真正作为一种思维的材料，是语言形式所表现的内核。即便是在如今具有丰富语言的人进行思维，也不可能总在运用明晰的语言完成迅速的思维。由这种思维所形成的行动指令也往往是非纯理论的。
运用语言进行思维、理论思维、逻辑推理当然是一种思维现象，但仅仅是思维现象的一种，这种思维一般不具有创造性，并且会由于忽略异时异地的特殊性，而导致行动上的本本主义。一个在瞬间做出的决策，是不可能进行复杂的思维过程的，来不及推理，顾不上逻辑。在许多情况下，真正形成对于自身的行为指令的，不是明确的语言，不是明确的理论，而是一种由理性直觉、性格、情绪等综合因素混杂在一起产生出来的一种东西。
这种情况在科学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
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牛顿“苹果”的故事。据说，一天傍晚，牛顿坐在苹果树下乘凉，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了下来。他由此想到：为什么苹果只向地面落，而不向天上飞呢？他分析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开普勒的三定律，进而思考：行星为何绕着太阳而不脱离？行星速度为何距太阳近就快，远就慢？离太阳越远的行星，为何运行周期就越长？于是牛顿想到它们的根本原因可能是太阳具有巨大无比的吸引力。在此理论信念指导下，经过一系列的实验、观测和演算，牛顿发现太阳的引力与它巨大的质量密切相关。并进而揭示了宇宙的普遍规律：凡物体都有吸引力；质量越大，吸引力也越大；间距越大，吸引力就越小。这就是经典力学中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有人问牛顿是怎样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他回答说：“靠不停的思考（By thinking on it continually）。”
另外，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创立过程也颇能说明问题。1905年，年仅26岁的爱因斯坦一年内发表了至少三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探讨》，是把普朗克关于物体发出辐射时所放出的能量不是连续的假说扩展到光在空间中的传播，从而首次提出了光量子假说，首次提出了光的波粒二象说；《根据分子运动论研究静止液体中悬浮微粒的运动》，其理论前提之一便是布朗的假说，而此文则从理论上说明了布朗运动产生的原因，并从悬浮粒子位移的平均值推算出单位体积中液体的分子数目，从而解决了半个世纪来争论不休的原子存在问题，爱因斯坦的这一理论预测三年以后为法国物理学家通过实验证实；《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其理论背景之一是洛伦兹等人的工作，爱因斯坦于此首次揭示了作为物质存在形式的空间与时间在本质上的统一性，揭示了力学运动与电磁运动在运动学上的统一性，揭示了能量与质量的统一性（由著名的公式E=mc2所表达），并为核能的利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狭义相对论发展为广义相对论。他曾预言从遥远的恒星所发出的光，在经过太阳附近时会弯曲，后来为另一科学家观测证实，他又预言引力波的存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被有力证明，他又有关于统一场论、宇宙有限无边的众多宏伟的假说。
由此观之，便知爱因斯坦的理论最初大都以假说的形式出现。如果我们把假说的来源一概地简单地说成是实践，就有许多事实说不圆通了。对于《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探讨》，我们可以问：爱因斯坦关于能量、关于光的传播的不连续的假说来自何种实践？对于《根据分子运动论研究静止液体中悬浮微粒的运动》，又可以问：爱因斯坦关于悬浮粒子数目的预测来自何种实践？对于《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关于光的弯曲、时间的伸缩、质量相当性的假说又来自何种实践？后来的广义相对论是怎样遇上了那个半个多世纪仍派不上用场的非欧几何之一的黎曼几何的？这怎么用源于实践来解释呢？许多的异想天开、别出心裁又怎么用实践解释呢？也许好事者还可费些力气找到实践的影子，但却很难直接看到实践的绝对意义。
至此，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理论源于实践，这是就知识的总体而言的。“总体”的意思至少需要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是把某个理论放在历史长河中看，二是从人的总体，从人类活动的总体去看。例如，从历史长河看，非欧几何，如果追根溯源，追溯到欧氏几何之前，那确实可以看到实践的背景，但就其直接来源而言，它是源于对显然具有理论特性的欧氏几何的绝对性的思考，更具体地说，来源于对欧氏系统的第五公设独立性的思考，也就是说，它不直接来源于实践。如果把非欧几何也说成是源于测地、丈量，那就实在是太牵强附会了。非欧几何的伟大理论直接产生于理论兴趣，直接产生于对逻辑的确信，也来自于理论勇气。
恩格斯曾说过：“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 然而，这一观点在中国是受批判的，是定性为唯心主义的，只要清理一下即可发现：我国长期以来曾经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先进思想和理论有意或无意地进行过批判。当实践这个美好的词汇被用来作为一个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时，不仅损害了理论事业，也大大损害了实践本身。从本质上说，我们对实践的强调并非是对实践的真正重视；而对实践的非实质性重视和实质性轻视则导致了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长期忽视，结果是理论与实践同时受损，而理论上的受损与落后则会带来更深重的后果。
以中医学为例，如果恪守“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的教条，那么就永远也不会有“经外奇穴”这一概念的产生。总之，“尽管经验可以抽象成为理论，但理论却不是经验的必然产物。许多尚存的土著部落、民族虽然具有大量治疗经验与药物知识，但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后仍然没有出现理论化的发展迹象，即充分说明了理论的产生并不全凭经验的数量累积。” 因此，中医理论是不是经验的直接结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否则，想当然地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就会一不小心即陷入“中医很多内容不需要了解为什么，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因为中医是一种临床的经验总结，很多东西很难解释“其所以然”的误区而不能自拔。我们几十年来的教科书、著作的编写和撰著，均没有走出这一误区，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不给莘莘学子从中医理论本身出发讲明其“所以然”，也就无怪乎他们向西医学靠拢了。至此，笔者不禁要问“几十年来，没有培养出能用中医的思路、方法看病的中医”，到底是谁之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