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医名家简介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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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医名家简介
03-7-15 22:10 志一
  本贴搜集的名家列表（以生年为序）：
   张锡纯（1860——1933） 丁甘仁（1865——1926）
   恽铁樵（1878——1935） 蒲辅周（1888——1975）
   岳美中（1900——1982） 秦伯未（1901——1970）
   程门雪（1902——1972） 任应秋（1914——1984）
   刘渡舟（1917——2001）
   
  张锡纯
  （１８６０—１９３３）
  　　 张锡纯，近代中西汇通医家。反对崇古泥古，固步自封，并崇尚实验。毕生从事临床与研究著述，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影响颇大。重视药物研究。其于临床的主要贡献，是在中西医汇通思想基础上充分发挥生石膏治疗热病的功效，创“升陷汤”治大气下陷。在治疗急证、防治霍乱等方面，有所建树。
   
   
   
  　　张锡纯，字寿甫，先世原籍山东诸城，明初迁居直隶（今河北省）盐山边务里，遂为盐山人。家道小康，自曾祖始累代业儒，父彤元（字丹亭）为痒生，以训蒙终其生。其家训教子孙宜训蒙兼习医而益世润身。锡纯天资颖悟，遵家训，诵读之暇，游艺方书，后两赴秋闱不第，竟以医名于时。
  　　张锡纯青壮年时代，中国内忧外患频仍，殖民地化迅速加深，人民起义此起彼伏，清王朝统治风雨飘摇。他虽伏处草莽，亦渐知仅习旧学考科举，难以经世济民。１８８１年，补博士弟子员，首次赴北闱乡试落第，为慰藉祖、父愿望，径赴天津正式进学。后即长期在乡间教私塾，至１８９３年方再次参加乡试。这期间其中医水平不断提高，常为人疏方看病，教学时文医兼授，弟子中日后有多人以医为业。１８８５年，他治愈邑中名医高鲁轩、毛仙阁束手的危重症，颇受二人称道，自此应诊几无虚日。然而，１９１１年前，仍以训蒙、教书为职业。第二次乡试后，张锡纯开始接触西医及其他西学。１９０４年，中国废科举，兴学校，张锡纯成为盐山县唯一可教代数和几何学的教员。
  　　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接触西学之后，张锡纯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主要潜心于医学。１９００年前后十余年的读书、应诊过程，使他的学术思想趋于成熟。１９０９年，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初稿。此时他年近５０，开始在《绍兴医药学报》发表文章，医名渐著于国内。
  　　１９１２年，德州驻军统领黄华轩聘张锡纯为军医正，从此他开始了专业行医的生涯。任军医正期间，曾随军至武汉，后辗转于大名、广平、邯郸、邢台、德州等地，医术颇受一些军政要人重视。其著作渐为人知，传抄者日多，奉天（今沈阳）袁澍滋（字霖普）阅后劝其呈内政部申请著作权。１９１８年，奉天天地新学社苏明阳等代为注册，奉天医学研究会高振铎予以校正，由该社资助首次印行第一期。同年，奉天设中医院——“立达医院”，聘张锡纯为院长。
  　　《医学衷中参西录》出版后迅速脱销，次年春再版，同时印行第二期。张锡纯方展其抱负，适值直奉战争爆发，不得已于１９２３年回关内于沧县开业。
  　　１９２４年，张锡纯自费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三、四期，医界竟购，先后共印四版，作者声望雀起。１９２６年，前清道尹胡珍簠邀他赴天津为专馆教员（家庭教师）。张锡纯携眷至天津，于授徒的同时开业行医。１９２７年春，正式开业行医，诊所名“中西汇通医社”。
  　　１９２８至１９３３最后５年中，张锡纯之学术和事业达到高峰。他先是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五期，应诊的同时传播学术。次年重订《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合编再版，共５次印刷方满足需求。１９３１年又出版该书第六期，计两次印刷。为迅速培养较多高水平的中西医汇通人才，他不顾７３岁高龄，于１９３３年春创办四年制函授学院，亲订讲义，兼及教务，遂因劳瘁过度至秋天一病不起。
  　　张锡纯成名较晚，而桃李半天下。及门弟子如隆昌周禹锡，如皋陈爱棠、李慰农，通县高砚樵，祁阳王攻酲，深县张方舆，天津孙玉泉、李宝和，辽宁仲晓秋等均为一方名医。私淑其学问者不可胜计。当时国内名中医如汉口冉雪峰，嘉定张山雷，奉天刘冕堂，泰兴杨如侯，香山刘蔚楚，慈溪张生甫，绍兴何廉臣等均常与张锡纯讨论学术，为声气相孚之挚友。近代影响较大的中医杂志多聘其为特邀撰稿人。
  　　医著之外，张锡纯尚撰有《代数鉴源》、《易经图说》（未刊行），另有诗作《种菊轩诗草》曾附编于《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
  　　张锡纯有三子一女。长子荫潮继父业，曾任京畿卫戍司令部军医官，１９３９年卒。次孙铭勋承祖业，行医于原籍，１９５４年将《医学衷中参西录》版权及遗稿献给国家，实现了祖先的宏愿。
  　　１９５７至１９８５年，河北省４次整理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总发行量近５０万套，为近代任何一家之言的医著所不及。
   
  倡导中西汇通衷中参西思想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近代科学开始缓慢地、有系统地传入中国。张锡纯生长于穷乡僻壤，青年时代很难接触西学。他说自己“年过三旬始见西人医书，颇喜其讲解新异，多出中医之外。仅又１０余年，于医学研究功深，乃知西洋新异之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特古籍语意含浑，有赖后人阐发耳”（此语出自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一篇医论“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沟通中西原非难事”）。至于汇通中西医何以要衷中参西，１９０９年他在其书自序中说：“今百事皆尚西法……吾儒生古人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斯编于西法非仅采其医理，恒有采其化学之理，运用于方药中者。斯乃合中西而融贯为一，又非若采用其药者，仅为记问之学也”。参西显然是时势的需要，然张锡纯的学问和经历均告诉他中医尚多优势，沟通当以中医为主，即吸取西说发扬中医，使之放光明于全球。
  　　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国人上下震动。为求富强免危亡，知识界多认为必须向日本学习，积极引进西学。１８９３年后，张锡纯绝意于功名，益加留心西学。１８９７年，他年近４０，竟开始刻苦自学代数和几何，后又及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为全面参考西医学术建衷中参西汇通中西医的思想使张锡纯找到全新的治学观点和方法。第一是抛弃崇古泥古、固步自封的观点，敢于创新，不全于故纸中求学问。张锡纯说：“吾人生古人之后，贵发古人所未发，不可以古人之才智囿我，实贵以古人之才智启我，然后医学有进步也”。类似观点在其书中随处可见。如他主张：“读《内经》之法，但于其可信之处精研有得，即能开无限法门。其不可信之处，或为后世伪托，付之不论可也”。对《伤寒杂病论》中的错误，他也主张伪托或错简说，认为“古经之中，犹不免伪作，至方术之书，其有伪作也原无足深讶”。张锡纯原最推崇《神农本草经》，因其中载石膏性微寒，是其特别推崇石膏治寒温的文献依据。然而他说：“诸家本草皆不足信，可信者惟《本经》，然亦难尽信”。怎样发古人所未发，与古为新呢？当时在基本理论方面，中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阴阳五行说与自然科学基本原理难通；藏象说与解剖生理难通；六气六淫说与微生物病因说难通；气化说与细胞说难通。张锡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了大量的汇通探讨，其中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者为他对心力衰竭与肾不纳气、脑充血与薄厥相通的看法。至于具体问题的中西互参则几乎见于其书的每一篇章。
  　　从文献出发汇通中西医基本理论，并不足以解决当时的临床问题。这方面的与古为新主要得益于他的第二种观点和方法，即反对空谈的观点，崇尚实验方法。张锡纯虽无利用仪器进行实验室研究的条件，而他却能充分利用了自己长期临证实践的条件，尽一切可能通过切身体会去寻求知识。
  　　张锡纯的实验精神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药物的切实研究，二是临床的细致观察，以及详细可靠的病历记录。他认为，学医的“第一层功夫在识药性……仆学医时，凡药皆自尝试”。自我尝试仍不得真知，则求助于他人之体会。为了研究小茴香是否有毒，他不耻下问厨师。其他药物毒如巴豆、硫磺，峻如甘遂、细辛、麻黄、花椒等，均验之于己，而后施之于人。对市药的真伪，博咨周访，亲自监制，务得其真而后己。因此张锡纯用药之专，用量之重，为常人所不及。特别是他反复尝试总结出萸肉救脱，参芪利尿，白矾化痰热，赭石通肠结，三七消疮肿，水蛭散癥瘕，硫黄治虚寒下利，蜈蚣、蝎子定风消毒等，充分发扬了古人学说，扩大了中药效用。他对生石膏、山萸肉、生山药的研究，可谓前无古人。
  　　《医学衷中参西录》全书逾百万言，学者多感百读不厌，关键在于其内容多为生动详细的实践记录和总结，而绝少凿空臆说。其中张锡纯自拟方约２００首，古人成方或民间验方亦约２００首，重要医论百余处，涉及中西医基础和临床大部分内容，几乎无一方、一药、一法、一论不结合临床治验进行说明。重要方法所附医案多达数十例，重要论点在几十年临证和著述中反复探讨，反复印证，不断深化。因此，张锡纯被尊称为“医学实验派大师”。
  　　张锡纯全书载案逾千，轻浅之病记载稍略，重病、久病或专示病案者，观察记载无不详细贴切，首尾完整。当时国内西医病案及论文也多不及其著述资料翔实。文中以中医立论者，必征诸实验；沟通中西者多发人深思。读其书者或不能尽服其理，但必不以为作者妄言欺人或故弄玄虚以凑篇幅。勤于实践，切身体会，仔细观察，随时记录，不断整理提高，就是张锡纯的实验方法。
   
  实验派医学大师
   
  　　张锡纯精通内、外、妇、儿、五官诸科。其中有创造性的成就主要有六方面。
  　　充分发挥生石膏治热?墓π? 本世纪４０年代前，热病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当时西医疗效不满意，中医证治虽早有伤寒温病两说，但一般医家难以熟练运用。传统学说对石膏及有关方剂阐发不够，张锡纯则发挥了石膏的功用，简化了热病辨证论治的原则，提高了可重复性。他认为，生石膏性微寒，凉而能散，透表解肌，善清上焦及中焦实热。外感病有实热者，放胆用之直胜金丹。然医家多误认为其性大寒而煅用，是变金丹为鸩毒。古方用生石膏者以大青龙汤、白虎汤为代表。此虽为重证而设，但禁忌颇多。若适当变通，则生石膏治热病有实热者无往不适。白虎汤变通适当尤能广泛应用，挽救危重症。其原则为热盛脉实即原方加重石膏，以胜病为准；热实正虚宜原方加人参，间需以山药代粳米或元参代知母；病危急，患者又不耐服药，竟可单煎石膏或用鲜梨片和石膏末嚼服。
  　　张锡纯阐发此说不厌其繁，仅“石膏解”后所附医案即达３８例。其中多系危重证，按西医诊断可知的病种有痢疾、疟疾、重症颌下脓肿、肺炎、产褥热、产后大出血、风湿热、猩红热等，同时伴昏迷、休克或全身衰竭者近半数。时过近一世纪，今日单用西法处理上述一些病例仍感棘手。但张锡纯当年常常得心应手，曾说“愚临证４０余年，重蒙??嘀斡??さ币允?Ъ啤Ｓ兄我恢び檬?镎撸?幸恢び弥潦?嘟镎摺薄＃保梗担茨辏??易?橹?幸皆擞谜盼?恐赜檬?嗟木?橹瘟屏餍行砸倚湍匝祝?竦昧己玫男Ч??郎?棵旁?魑?卮罂萍汲晒?蛉??乒恪Ｕ盼?康恼庖槐?蟮募?夂途?樵谌嗣窆埠凸?ü?蟮玫搅思坛泻头⒀铩?br>　　创升陷汤治大气下陷证　胸中大气下陷证的提出，是张锡纯诊断上的发明。其理论略谓：“人之一身，自飞门至魄门一气主之”。“大气者，原以元气为根本，以水谷为养料，以胸中之地为宅窟也”。此气包举肺外，司呼吸之枢机。大气下陷最典型的症状即患者自觉气短不足以息，似乎喘而非喘，诊关脉不实。其他见证变化多端。以今日西医诊断为勘，此证多属官能证，无可靠疗法。而升陷汤对大多数病例却效如桴鼓。后人多以为此方可重复性很强。
  立了较厚实的基础。
   
  防治霍乱的贡献　张锡纯行医时常有霍乱流行。当时西医对该病长于预防而短于治疗。为此，他创用了治疗霍乱的急救回生丹及防治兼用的卫生防疫宝丹。查其药味及制法则系衷中参西的成果，而经济简便，效果又在中西医之上。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此两方曾在东北、河北、山东、河南大面积试用，据较可靠的报告分析，治愈数万人。
  　　中医为主治肠结　张锡纯所治者多属于机械性或动力性肠梗阻。古人有大承气等方法，但多禁忌，疗效亦不甚满意。张锡纯所创之法一为赭遂攻结汤，一为葱白熨法。前者集古方之长又有新意，后者为外治法，适于动力性肠梗阻。考其医案确系典型梗阻，而疗效甚好。近年中西医结合治疗肠梗阻的原则，仍不出张锡纯所用之法。
  　　抢救急证的发明　张锡纯长于救治危急大证，除前文已述外，尚有重用萸肉救脱。脱证在西医称为休克，至今常见且难治。中医古方救脱以人参为主，但有禁忌，张锡纯以萸肉为主基本无禁忌。其理论略谓，萸肉味酸性温，大能收敛元气，且敛正气不敛邪气。张锡纯所附医案中几乎包括各种休克，尤以大汗致脱为最效。其法为，当紧急时急煎萸肉一味６０克（２两）左右急服，病稍缓或以下脱为主则配以人参、山药等。又生山药一味救脱之轻者亦效。再有小青尤汤加减治外感痰喘。小青龙汤系经方，原适应证不以痰喘为主，后人有所发明用以治痰喘，但不如张锡纯精到。外感痰喘即西医之哮喘性支气管炎或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多伴有严重呼吸困难或心力衰竭。张锡纯以为治此病重症惟小青龙汤加减最效，并屡试不爽。加减中主要是热重加生石膏。为巩固疗效，张锡纯又拟从龙汤等以求根治，其法至今仍值得研究。此外，张锡纯对各种大出血及先兆中风等急证的抢救亦多有阐发。
  　　张锡纯敢于救患者于殓服在身，足示其学识与责任心均非寻常，亦可知其何以能享盛誉而历久不衰。
  　　关于慢性顽症的主要阐发　张锡纯之书治虚劳的内容甚多，其中出现最多的药物为生山药。张锡纯对此药的研究仅次于生石膏。其余最有价值的阐发即重用三七、鸡内金、水蛭等治癥瘕积聚等慢性病。结核病在中医亦归入虚劳，张锡纯治结核病除继承前人活血化瘀法外，又多伍以生山药、黄芪、人参等补气药，至于滋阴、宁嗽等法反居其次。
   
  济世活人　不计私利
   
  　　张锡纯为人忠厚，志行高洁。其书自序云：“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这种志向基于“不为良相，必为良医”的思想，张锡纯虽终生未直接参与政治，仍常于诗文中流露出忧患的心情。１９２４年，他自题其书第五期卷首云：“自命生平愿不凡，良医良相总空谈。坎坷无碍胸怀阔，遭际常怜国运艰。忧世心从灰后热，活人理向静中参。轩岐奥理存灵素，化作甘露洒大千。”诗中委婉地表达了未能医国的遗恨。
  　　为济世活人计，张锡纯治医不计私利，凡有心得发现，必于医界公布。刊印书籍有赠送惯例，每难盈利。至于他对静坐吐纳术（当时特风行于学校）的体会，更多向医界提倡，以为不仅益于养生且利于治学。他的朋友和病人既有军政界要人，也有城乡贫民，相处中均一视同仁，不见傲下媚上形迹。他不置产业，日常业务仅足维持生计。１９１３年，黄河泛滥，有一灾区孤儿流落至大名，病饿垂危，张锡纯携至寓所救活。因不知其乡贯里居，即收为义子，取名张俊升，成人后为其家立业，使谋生于天津。张锡纯逝世前终于查清其为河南滑县卢姓，遂改名卢俊升，一时传为义举。
  　　张锡纯治学虽多创论，然措词婉转，鲜直斥前人之非，与同道多友善，不好贬人贵己，不好大言傲人。中西医论争势若冰炭时，仍本其夙志，撰文论中西医理相通，医界不宜作意气之争，人且以为系中庸之道。但张锡纯对误人至死的庸医却当面斥之为投井下石者，毫不留情。此虽激于义愤，亦可见其忠厚至诚，对患者极端负责。他处世为学以“志诚”为信条，故书屋名“志诚堂”。
  　　张锡纯不避劳苦，自奉甚俭，常念学与年俱进，终生治学不辍。虽至晚年，每为人合药饵，必躬自监制；修订著作及复信答疑不肯假手他人。又力辟医不叩门之说，每遇疑难重证，辄辗转筹思，查考书籍，一旦有定见，虽昏夜立命车亲赴病家调治。即或病在不治，亦勉尽人力，每救疗至殓服已具，不肯稍有懈怠。时人称之为一代大师，实当之无愧。
  　　(作者：赵洪钧)
   
  简历
   
  　　１８６０年３月　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盐山县。
  　　１８７４年　开始学医。
  　　１８７９年　开始行医。
  　　１９０９年　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前３期。
  　　１９１２年　应德州驻军统领黄华轩之邀，任军医正。
  　　１９１８年　应聘任沈阳立达医院院长。
  　　１９２４年　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期
  　　１９２７年　在天津开业行医。诊所名中西汇通医社。
  　　１９２８年　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五期。
  　　１９３１年　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
  　　１９３３年　创办中医函授学院。
  　　１９３３年９月　卒于天津。
   
   
   
   
   

03-7-15 22:11 志一
  丁甘仁
  （１８６５—１９２６）
  　　 丁甘仁，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早期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培养中医人才，成绩卓著。最早主张伤寒、温病学说统一；于临床，打破常规，经方、时方并用治疗急症热病，开中医学术界伤寒、温病统一论之先河。
   
   
   
  　　丁甘仁，字泽周，１８６５年生于江苏省武进县通江乡孟河镇。幼年聪颖，下笔成章。先从业于圩塘之马仲清及其兄丁松溪，后又从业于一代宗匠马培之先生。丁甘仁刻苦学习，勤学深研不问寒暑，积累甚丰，对马氏内外两科之长（包括喉科）能兼收并蓄，尽得其真传。学成之后，初行医于孟河及苏州，后至沪上，道乃大行，名震大江南北，当时在沪的外侨来丁甘仁处求诊者颇不乏人。
  　　上海乃名医荟萃之地，而丁甘仁的业务于当时首屈一指。他对活人之术不愿自秘，志在发扬中医，培养青年一代，于是立志兴学。乃会同沪上同道夏应堂、谢利恒等集资办学。１９１７年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两年后又创办女子中医专门学校，闻风来求学者遍及全国，造就了大批高水平的中医人才。其后丁甘仁又进一步在沪南、沪北设立两所广益中医院，南北两院均设有门诊及住院部，以备学生见习与实习之用，因之门墙桃李遍及全国。他门下的学生，佼佼者颇不乏人。程门雪、黄文东、王一仁、张伯叟、秦伯未、许半龙、章次公、王慎轩等中医名家，均为早期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高材生。１９２０年，丁甘仁又发起成立“国医学会”，首次把中医师组织起来，相互切磋，开团结协作之风。为了加强中医学术研究，又发行《国医杂志》，成立“江苏省中医联合会”，丁甘仁为首任会长，从而使医林同道得以互通声气，加强了全国中医界的联系。他坚持虚心学习的态度，尝谓“学无止境，见闻宜广”。与当时的汪莲石、余听鸿、唐容川、张聿青诸同道常相交往，不断吸取各家之长。
  　　丁甘仁乐善好施，对病者不论贫富，一视同仁，尤其是劳苦大众前来求诊，常免收诊金，甚至赠送药物。他热心于公共福利事业，有时将自己所得诊金尽助学校、医院及慈善机关，如免费就医给药，以及施粥饭，施棉衣，办义学，兴养老院、育婴堂等。在乡里间，亦乐于为群众谋福利，如举办武（进）丹（阳）荫沙义渡局、孟河接婴堂、孟河敬老院、通江市文社等。平日捐款修桥铺路，从无吝色。丁甘仁医术好，品德高，他热心为群众服务的精神为群众所敬仰，邻里亲友传诵至今不辍。
  　　丁甘仁学识渊博，除重视钻研《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四大中医经典外，还攻读《脉经》、《医门法律》、《张氏医通》、《温热经纬》、《世补斋医书》等著作，并指定为门生的必修书籍，经常向学生提问和考查成绩，以资鼓励勤学，因而学业优异，人才辈出。他对自己的学习要求也十分严格，他每于诊余之暇，阅读《内经》之学，深有心得，兼读《医宗金鉴》各科心法要诀，因该书方药普及实用，有助于临证选方。据门生传说，丁甘仁每于夜晚勤读，书房窗口灯火通明至夜阑而熄火。他学以致用，往往引用背诵《内经》重点词语而书诸方案，使之理论联系实际，既可引起学生重视理论，又增进了学生的理解能力。故丁氏医案有理有法，详书舌苔、脉象，诊断正确，然后因病辨证，因证处方，对后学颇有启发。
  　　丁甘仁中年已驰名海内，晚年精神矍铄，诊务十分繁忙，但他仍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平时教导认真，授徒严格，深获学生与病人的尊敬和爱戴。当年，孙中山先生曾以大总统的名义赠以“博施济众”金字匾额，悬于上海旧白克路人和里诊所大厅，以示表扬。
  　　丁甘仁卒于１９２６年夏，享年６２岁。身后参加殡礼者除各界知名人士外，尚有华侨及六个国家公使的代表，盛况空前。丁甘仁葬于故乡孟河高桥之凤山。其坟墓和墓碑至今仍完好如初，近当地政府修缮一新。
  　　在学术上，丁甘仁推崇张仲景《伤寒论》，临证处方以六经辨证为纲。他认为把握六经分治准则是分析病情、辨证用药的关键。曾谓，临证有两大法门：一为《伤寒论》之六经病，一为《金匮要略》之杂病，此二书为中医辨证施治的主要依据，二者不可缺一。丁甘仁于临床内、外、妇、幼、喉科及疑难杂症无一不精，而在医治外感热病方面更卓有成效。
  　　丁甘仁对外感热病的研究，宗《伤寒论》而不拘泥于伤寒方，宗温病学说而不拘于四时温病。尝谓“读古人书，自己要有见识，从前人的批判中，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加以辨别。并须通过临床实习，接触实际病例，方能心领神会，达到运用自如”。在数十年中，丁甘仁结合临床实践，对《伤寒论》与温病学说的辨证施治原则及其应用方法潜心研究，大有心得。认为伤寒与温病学说在实际应用时，必须互相联系，不能对立起来。在治疗外感病的过程中，要把两种学说融会贯通，因人制宜，才能获得好的效果。试观《丁氏医案》中对伤寒、温病的治疗总是伤寒方与温病方同时采用，并不以经方和时方划分界限，临证灵活掌握运用，疗效甚佳。
  　　比如，在治疗伤寒类疾病方面，他总是根据伤寒邪从外来，循六经传变规律，辨别其夹杂情况，随机应变，施以适当治法。对于温病的治疗，丁甘仁则于临证中详加辨析证属风温或是湿温。他认为风温邪从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有急剧的变化。“本病利在速战，因风从阳，温化热，两阳相劫，病变最速；尤其是伏温化火伤阴，来势更急，这是与湿温根本不同之点”。在治疗上，除常见的风温侵袭肺胃，熏灼气分的病例应用桑菊饮、银翘散、白虎汤等法外，丁甘仁尤其注重根据临证表现，随时变通。例如，风温证身热有汗不解，咳嗽痰多，大便溏泄，因迭进辛凉清解润肺化痰之剂，其邪不从外达而反陷入少阴，见神识模糊、汗多肢冷、脉象沉细等症，则急用人参、附子、龙骨、牡蛎回阳救逆之法，以救阴阳脱离之危。迨阳回之后，见阴虚燥热之象时，继用救阴润燥之剂而收全功。丁甘仁云：“温病用参、附、龙、牡等，是治其变证，非常法也。盖人之禀赋各异，病之虚实寒热不一，伤寒可以化热，温病亦能化寒，皆随邪势的传变而转化。此证初在肺胃，继传少阴，阳素亏，故阳热变为阴寒，迨阳既回而真阴又伤，故前后方法各殊。若犹拘执温邪不能投温剂，势必不起矣。”关于湿温类病证，丁甘仁认为，湿温之邪常表里兼受，其势弥漫，蕴蒸气分的时间最长，湿与温合，或从阳化热，或从阴变寒，与伤寒六经之传变多相符合，治以宣气化湿、表里双解法为主。概括言之，其治法为：邪在卫分、气分，按三阳经治法；湿胜阳微，按三阴经治法；邪热从阳入阴，按温病热传营血治法。从以上这些治例中可以看到，在辨证施治上，丁甘仁是采用伤寒辨六经与温病辨卫气营血相结合的办法，在方药上则经方与时方综合运用，打破成规，独出心裁。可以说，丁甘仁开创了伤寒、温病两学说统一的先河。
   
  丁甘仁对内科杂病的治疗，则以伤寒、金匮方论结合马绍成、汪莲石的经验进行辨证施治。辨证正确，处方有准则，如治胸痹心痛用瓜蒌薤白白酒汤、薤白瓜蒌半夏汤；肿胀（水肿）用五苓散、越婢汤、麻黄附子甘草汤；吐血色鲜红用金匮柏叶汤、千金犀角地黄汤；色黑如墨用附子理中汤；寒湿下利用桃花散，湿热下利的用白头翁汤；黄疸用栀子柏皮汤；阴黄用茵陈术附汤；湿热并重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茵陈五苓散。丁甘仁尤其擅治中风证，如真中风，属阳虚夹痰者用小续命汤、参附汤、半硫丸、人参再造丸等温阳通络法；属阴虚夹痰热者用自制验方天麻半夏羚角汤、温胆汤、至宝丹、指迷获苓丸等柔肝熄风、豁痰疏络法，无不得心应手。
  　　丁甘仁认为，医生临诊时，第一，要估计患者体质的强弱；第二，要酌量病势的轻重缓急；第三，对患者的居处习惯、饮食嗜好等也要作适当的考虑。在投药无效时，必须细究其原因，是药不对症，还是药不胜病，然后加以变动。对病后调理及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都要注意脾胃。他着重指出，治脾与治胃迥然有别，并推崇《叶氏医案》中“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以及“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之论。
  　　丁甘仁于外科证治亦见独到。他自拟的外科药品，集诸外科验方，选药道地，加工精细，药有外用敷贴膏药、油膏敷药、药线、散药等，疗效显著，其大红膏尤为著名。他常采用古法“火针”穿刺脓疡，排出脓血，用以代替外科手术刀。其特点是穿刺创口小而深，排脓通畅，消毒止痛，收口较快，肌肤表层无疤痕。他认为，这一手术方法用于乳痈化脓，可避免乳房内层组织过分损伤的流弊。其法特殊，今人罕用。
  　　(作者：席德治)
   
  简历
   
  　　１８６５年　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通江乡孟河镇。
  　　１８７８年　开始学医。
  　　１８８５年　开始行医。
  　　１９１７年　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任校长。
  　　１９１９年　创办上海女子中医专门学校，任校长。
  　　１９２０年　创办上海国医学会，任首任会长。
  　　１９２６年　逝世。
   
  主要论著
   
  　　１　丁甘仁．药性辑要．上海：思补、山房，１９１７．
  　　２　丁甘仁．脉学辑要．上海：思补山房，１９１７．
  　　３　丁甘仁．喉痧症治概要．上海：崇礼堂，１９２７．
  　　４　丁元彦，丁济万汇编．孟河丁甘仁医案．上海：崇礼堂，１９２７．
  　　５　侯敬舆校．丁甘仁用药一百十三法（丁氏套方）．上海：上海医药指南，１９４１．
  　　６　吴中泰整理．丁甘仁医案续编．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
   
  参考文献
   
  　　〔１〕丁甘仁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特刊．上海中医校友会（筹），１９８５．
  　　〔２〕沈仲理．名医丁甘仁传略．上海文史资料选辑．１９８５（９）．
   
   
  

03-7-15 22:12 志一
  恽铁樵
  （１８７８—１９３５）
   
  　　 恽铁樵，中医学家。早年从事编译工作，后弃文业医。从事内、儿科，对儿科尤为擅长。创办“铁樵中医函授学校”，致力于理论、临床研究和人才培养。著有《群经见智录》等２４部著作，有独特新见。竭力主张西为中用，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恽铁樵，名树钰，别号冷风、焦木、黄山民。１８７８年出生于父亲恽磨照的任地福建省台州。５岁丧父，１１岁丧母，由同族亲戚携挈，与异母兄长回到祖籍、近代名中医的摇蓝——江苏省武进县。
  　　聪颖异常的恽铁樵，由于家道贫寒、兄嫂遇薄，更立志发奋、刻苦攻读，１３岁就读于族中私塾，１６岁即考中秀才，２０岁全部读完了科举经典，为深入中医的堂奥，开拓了畅通的渠道。由于乡风的熏陶，同时已涉猎了《温病条辨》等医学著作，粗通医道。在叔祖北山先生温热夹食，庸医妄投“小青龙”时，已能明辨是非，提出质疑。１９０３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攻读英语，成为近代中医界精通旧学，又系统接受新学制教育的第一人，为吸取现代科学知识发展中医奠定了基础。
  　　１９０６年南洋公学毕业后，恽铁樵先赴湖南长沙任教，后回上海浦东中学执鞭。教学之余，翻译了却尔斯·佳维的《豆蔻葩》、《黑夜娘》、《波痕夷因》等中篇小说，于１９０９—１９１０年分别刊登在上海出版的《小说时报》上，与林纾齐名而别具风格。１９１１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译，１９１２年任《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主编重视章法文风，尝谓“小说当使有永久之生存性”，录用文稿，不论地位高低，名声大小，唯优是取，尤重奖掖晚生，育携新秀。当时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怀旧》，署名为“周逴”投到《小说月报》，恽铁樵以独具的慧眼对这篇小说和作者倍加赏识，发表在第四卷的第１号上，对文中佳妙之处密加圈点，并加按语向读者热情推荐。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２０年后致杨霁云信中还提及此事，传作千古佳话。１０年的编辑生涯虽与医学无缘，但却为熟悉和掌握西医知识，以及其后的著书立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痛丧子　弃文业医
   
  　　正当恽铁樵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时候，丧子之痛不时向他袭来。１９１６年，年已１４的长子阿通殁于伤寒，次年第二、三子又病伤寒而夭折。粗通医道的恽铁樵往往心知其所患某病，当用某药，但是苦于没有临床经验不敢轻举妄动，向医生建议商讨，从无采纳的余地，只是爱莫能助，坐视待斃。痛定思痛，深深地感到求人不如求己，遂深入研究《伤寒论》，同时问业于伤寒名家汪莲石先生。一年后第四子又病，发热恶寒，无汗而喘，太阳伤寒的麻黄证显然。请来的名医，虽熟读《伤寒论》但不敢用伤寒方，豆豉、山栀、豆卷、桑叶、菊花、杏仁、连翘等连续不断，遂致喘热益甚。恽铁樵踌躇徘徊，彻夜不寐，直至天明果断地开了一剂麻黄汤，与夫人说：三个儿子都死于伤寒，今慧发病，医生又说无能为力，与其坐着等死，宁愿服药而亡。夫人不语，立即配服。一剂肌肤湿润，喘逆稍缓；二剂汗出热退，喘平而愈。于是恽铁樵更加信服伤寒方，钻研中医经典，亲友有病也都来请求开方，而所治者亦多有良效。一日某同事的小孩伤寒阴证垂危，沪上名医治疗无效，恽铁樵用四逆汤一剂转危为安。病家感激万分，登报鸣谢曰：“小儿有病莫心焦，有病快请恽铁樵”。求治者日多一日，业余时间应接不暇，遂于１９２０年辞职挂牌，开业行医。不久门庭若市，医名大振。
   
  挽逆流　倡导化合辟新路
   
  　　恽铁恽从医之时，中医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２０世纪初，随着新文化的传入，面对西方科学的进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医学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是盲目崇拜外国，彻底否定中医，如余云岫，１９１６年抛出《灵素商兑》，从基础理论入手，认为《内经》“无一字不错”，中医“不科学”，“靠暗示的效果”，“精神的作用”，“和催眠术差不多”，甚至主张立法废止中医；另一种是夜郎自大，顽固保守，拒不接受现代科学，攻击研习西医是“媚外卖国，蹂躏国粹”。
  　　恽铁樵以他渊博的知识，丰厚的临床经验，纵览了世界科学的进步，认为中医有实效，乃有用之学，西医自有长处，尤其生理学的研究，由于中西文化背景不同，医学基础各异，从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体系，“西方科学不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但是中医由于年代久远，应该整理提高，使之发展进步，并明确提出吸取西医之长处，融会贯通产生新的医学，说“中医有演进之价值，必须吸取西医之长，与之合化产生新中医，是今后中医必循之轨道”，并说“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然而这是为了发展中医，补助中医，“万不可舍本逐末，以科学化为时髦，而专求形似，忘其本来”。他的真知灼见，为垂危的中医指出了生存和发展的道路，回顾半个世纪来中医所走过的历程，立足中医，吸取新知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著华章　融会古今创新论
   
  　　为了使退化的中医进步，零乱的学术整齐，恽铁樵一扫引经考据的陈规陋习，不因袭前人的成见，不附和时行的见解，独辟蹊径，革新旧说，比较全面系统地整理了中医经典及重要著作，首先他针对《灵素商兑》的武断攻击，在１９２２年发表了著名的闻世之作《群经见智录》。他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了《内经》理论的原委实质，提出了“四时五脏”的观点，认为古人把四时看作是万事万物变化的支配力量，也是古人认识事物变化的方法，由四时的风寒暑湿产生了六气；生长化收藏产生了五行，再由四时五行派生出五脏，因此四时是内经的骨干，“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他从方法论的高度揭示了中医理论，特别是藏象学说的秘奥，展示了古代医家一条朴实的、可以理解、捉摸的思路，驳斥了《灵素商兑》的攻击，捍卫了中医学术的完整性。
  此外“因势利导”、“拨乱反正”的形能观；“单丝不成线”，内外因素结合的发病观；“腺体一统，以肾为平的腺肾相关论”等众多独特的见解观点，至今犹有其指导意义，如腺肾相关论已为现代肾本的研究所证实。
   
  办函授　呕心沥血育新人
   
  　　恽铁樵学说之所以未能为人们普遍了解，其原因如“梁任公《演说集》所云：‘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因此培养人才至关重要，尽管当时政府已将中医摒弃于教育之门外，他还是披荆斩棘，于１９２５年创办了“铁樵中医函授学校”，发表了长达４０００余言的《创办函授学校宣言》，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医必将走向世界，说“中医不能出国门一步，此则有国力关系，况现在情形是暂时的。”顿时八方响应，入学者６００余人，遍及大江南北，全国各地。１９２７年又办起临诊实习班，及门弟子３０余人。同时还兼任上海各中医学校讲席。１９２８年由于废止中医法案的出笼，不得不停办教学。废止中医法案被迫撤销后，恽铁樵又以铁樵函授医学事务所的命名于１９３３年复办函授教育。经过几番艰难曲折，终于培育了像陆渊雷、章巨膺、顾雨时等一批具有创新思想的优秀人才，有力地推动了中医事业的发展。
   
  疗热病　救治急惊立新方
   
  　　恽铁樵是位临床医师，对外感热病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把热病的发展归纳为“阴胜则寒”、“阳胜则热”和“阳虚则寒”、“阴虚则热”等浅深不同的两个层次和阴阳胜复的四个步骤；把温病分成伤寒和非伤寒两个系，编著了《热病讲义》，《温病明理》等热病专著。对小儿惊风的治疗尤有独到的心得，认为本病多因外感风寒，内挟食滞，兼受惊怖而成，重心在于胃热，肝胆亦热，治疗当清热降火为主，消导食积为辅，可寻伤寒温病之法发汗透泄，使热外出不至上攻于脑，麻黄葛根在所不忌，反对妄用回春丹、金鼠屎等香窜镇惊之药。晚年自制安脑丸，方用：金钱白花蛇６条、全蝎９克、白附子４．５克、生川乌６克、天麻９克、明雄６０克、薄荷９克、梅片９克、独活１５克、麻黄６０克、犀黄４．５克、麝香３克。一般发热有惊风先兆，退热为主合葛根、黄芩、黄连、龙胆草；惊风已见合蝎尾、天麻、防风、知母、独活、归身、薄荷、生地、龙胆草；角弓反张合犀角、蝎尾、龙胆草、生地、薄荷、防风、川连、独活等，煎汤化服，每有良好效果。　　
  　　恽铁樵４０岁即患重听，因此，开业时常以笔墨询问病情，与人谈话常高声大笑。办学后，白昼诊病，晚上讲课，午夜握管著述，落笔千言，滔滔不绝，整天仅睡４～５小时而已，终年累月，积劳成疾，１９３２年病心痛一手不仁，携全家赴苏州寓章太炎家中养病，由子恽道周留沪代诊，临行时嘱“毋矜所能，饰所不能，毋嫉人能，形所不能，勤求古训，持之以恒”，足见其医德之高尚。在此期间著述了《临床笔记》、《金匮方论》等。１９３４年足不能步，每日视诊数号，即卧榻休息，口授由女儿恽慧庄执笔，著述了《霍乱新论》、《梅疮见恒录》。１９３５年卧床不起，７月溽暑高热而逝，年仅５８岁。临终前一天犹改定《霍乱新论》，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炬烛成灰泪始干”，为中医学术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者：董其圣)
   
  简历
   
  　　１８７８年　出生于福建台州。
  　　１８９４年　中秀才。
  　　１９０６年　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
  　　１９１１年　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员。
  　　１９１２年　任《小说月报》主编。
  　　１９２０年　离商务印书馆弃文行医。
  　　１９２５年　创办铁樵中医函授学校。
  　　１９３３年　复办铁樵函授医学事务所。
  　　１９３５年　于上海病逝。
   
  主要论著
   
  　　１　挥铁樵．药盦医学丛书．铅印本．１９２８．
  　　（１）论医集．二卷．
  　　（２）医学平议．一卷．
  　　（３）见智录．三卷．
  　　（４）伤寒论研究．四卷．
  　　（５）温病明理．四卷．
  　　（６）热病学．一卷．
  　　（７）生理新语．五卷．
  　　（８）脉学发微．五卷．
  　　（９）病理概论．一卷．
  　　（１０）病理各论．一卷．
  　　（１１）临证笔记．一卷．
  　　（１２）临证演讲录．一卷．
  　　（１３）金匮翼方选按．五卷．
  　　（１４）风劳臌病论．三卷．
  　　（１５）保赤新书．四卷．
  　　（１６）妇科大略．一卷．
  　　（１７）论药集．一卷．
  　　（１８）十二经穴病候撮要．一卷．
  　　（１９）神经系病理治疗．一卷．
  　　（２０）鳞爪集．四卷．包括：霍乱新论、梅疮见恒录、金匮方论等．
  　　（２１）伤寒论辑义按．六卷．
  　　（２２）药盦医案．七卷．
  　　 ２　恽铁樵遗著选．
  　　（１）见智录续篇．
  　　（２）读金匮翼．
   
  

03-7-15 22:13 志一
  蒲辅周
  （１８８８—１９７５）
  　　 蒲辅周，中医学家。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精于内、妇、儿科，尤擅治热病。伤寒、温病学说熔于一炉，经方、时方合宜而施。在几次传染病流行时，他辨证论治，独辟蹊径，救治了大量危重病人，为丰富、发展中医临床医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蒲辅周，原名启宇，１８８８年１月１２日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长溪乡一个世医之家。祖父蒲国桢，父亲蒲仲思，都是精通医道、名闻乡里的医生。蒲辅周在家居长，下有弟妹６人。全家靠父辈行医为生，家境甚清贫。蒲辅周７岁开始上私塾，１１岁后在上小学同时，还由其祖父讲授医书。１５岁起，在祖父潜心教授下，他掌握了不少医药知识。于是，白天随祖父临床侍诊，入晚苦读到深夜。他以《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基本研读之书，以《外台秘要》、《千金方》及历代诸家之书为参考之学。经３年的苦读与侍诊，蒲辅周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１８岁便悬壶于乡里。他牢记前人“医乃仁术”之教诲，将名字改为辅周，取辅助贫弱、周济病人之意。
  　　１９１７年，蒲辅周至成都开业，数年后返回梓潼行医。１９２７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商会评议员。１９３３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第一区区长，数月后因病辞职。在此期间，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１９３１年倡议成立了梓潼县“同济施医药社”。此慈善机构，解决了不少贫苦百姓无钱请医买药的困难。还创办了平民教养厂、“施棺会”、西河义渡等多项慈善事业，活人济世，受到当地劳苦大众的欢迎。
  　　１９３６年，有感于时事日非，且不屑与地方政界同流，蒲辅周又赴成都行医。同时，在成都亦办起了“同济施医药社”，并与泰山堂订下合同，无钱买药的病人经他免费诊断后，可持他的特定处方去泰山堂抓药，账记在他名下，由他定期去结算。
  　　１９４０年，梓潼霍乱流行，蒲辅周闻讯后，立即汇２００银元和处方一张，要他弟弟们将治疗霍乱的药方抄录后四处张帖，广为宣传；把所汇银元买成药品，半价发售，贫穷的分文不取。１９４５年，成都麻疹流行，蒲辅周常涉水到御河边和城郊劳动人民聚居区，为他们免费诊治。
  　　１９５５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蒲辅周奉命调京工作。进京前，他回梓潼，为群众挂牌义诊３日，每天黎明即起，一直诊病到掌灯时分。抵京后，他在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内科工作。１９５６年参加农工民主党。１９６０年任中医研究院内科研究所内科主任，１９６２年参加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５年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并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科委中医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等职务。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９日逝世于北京。
  　　蒲辅周一生勤于临床，著述较少，除发表的几篇论文外，其临症医案经学生门人整理出版者有《蒲辅周医案》和《蒲辅周医疗经验》等。
   
  治学严谨　精益求精
   
  　　蒲辅周是一临床大家。在他７０多年的医疗生涯中，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志，始终精研医理，博览兼收，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从青年时期起，蒲辅周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不论春夏秋冬，几十年不变。调到北京时，他已年近古稀，享有盛名，但他坚持阅读的习惯不变。除了从书本学习外，他还向有经验的医生学习。他平时所用的痛风验方、百损丸和治肺结核吐血经验方等，皆得自其他老中医口授；治疗和控制内眼病及白内障等眼病的“九子地黄丸”，也是从四川一位眼科医生那里学来的。
  　　为验证书本知识，蒲辅周还勇于实践。如早年对“十八反”产生疑问，曾用半斤蜂蜜加葱白４两，将葱白捣如泥和蜜拌匀，放置半天后，每小时给狗喂三分之一，狗吃后无异常反应，自己又亲口服用，仍安然无恙，证实了蜂蜜与葱白并不“反”。他也曾将海藻、甘草同服，经多次实验，证明海藻可与甘草同用，用于临床，发现其软坚消结之力更强。他还尝过甘遂配甘草，服后虽反应剧烈，但发现祛痰逐浊效果极好。
  　　蒲辅周认为，学无止境，学习必须持之以恒。中医的理论深奥而广博，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活到老、学到老的恒心，是不易掌握的。他对于每一部中医文献，无论篇幅大小，都坚持逐章逐节、逐字逐句地细读，而且反复地读。蒲辅周说，每读一遍，皆有新的启发，只有细细琢磨，才能举一反三。病有万端，药有万变，只有刻苦学习，才能把病看好。
  　　蒲辅周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从不文过饰非。他早年在家乡行医，且已享有盛誉，但由于一次偶然的医疗失误，他便毅然停诊３年，闭门读书，反思自己的不足。期间，还以一个月的时间将借来的一部日人编著的《皇汉医学》一书抄毕读完，并感慨地说：“外国人尚于中医有如此精深研究，中国人岂甘自卑”！其严于自律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他为自己行为定下了３条准则：其一，好读书，必求甚解。见重点，作好笔记，加深记忆；有疑义，则反复查证，务求明辨。其二，谨授课，必有准备。讲原文则主题明确，论之有据；作分析则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其三，慎临证，必不粗疏。问病情，则详察体认，明其所因；辨证治则胆大心细，伏其所主。他这种从严要求的治学精神，使他在临证时能分辨细微，审证诊脉之准确较他人更胜一筹。如在一次为一重型乙型脑炎患者会诊的讨论中，出席的医生都认为该患者高热灼手，胸腹痞满，已３日不大便，脉沉数，苔黄腻，可以用泻下的方法治疗。而蒲辅周却认为，虽胸腹痞满，但痞满而不坚，脉象不是沉实而两尺呈现滑象，苔厚腻而非老黄，所以不需用下法，大便会自行排出。正当医生们认真剖析，意见渐趋一致时，护士来报告，说患者已下溏粪。他认证之准确，令同仁叹服。
   
  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他在北京工作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为他配备了几名学生。学生中有出于医学世家的中医，也有西医学习中医的学生，还有中医院校毕业生。对学生他都精心培养，倍加爱护。在学术上，则因才施教，按照学生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他要求学生多读书，多看病。凡规定学生看的书，还要求学生提出问题。他说：“学问，必须是学而问”。临证则让学生先辨证立法、处方用药，他再修改补定；对疑难病人处理后，还要学生回答为何要这么处理和用药。在学生有所撰作时，他多亲自审阅，认真指点，损益取舍。在他的严格要求、辛勤培育下，他的学生都已成为医疗保健、科研、教学方面的骨干，尤其是在北京期间培养的学生已成为中医界有一定影响的高级专家。
   
  师古不泥　阐发经义
   
  　　蒲辅周是富有经验的临床医学家，又是懂得唯物辩证法的中医理论家。他认为，中医学有独特的理论，《内经》、《伤寒论》等典籍，是中医理论体系以辩证法为内核的结晶，必须认真继承和发展。他对《内经》和《伤寒论》有精深的研究，在继承《内经》、《伤寒论》的理论基础上，对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精辟的阐发，体现了他师古而不泥古的风范。
  　　如对“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和“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经义，摆脱了一般学者从伏气论的观点所作的解释（即冬日受了寒邪，邪气伏藏于体内，到春天发为温病），而是从冬不藏精比类悟出，冬失因藏和冬病伤寒之人，其正气必虚，春天邪气所凑，自然容易感染而得温病，不可能由冬天感受的寒邪，整个冬天伏藏于体内而到春天才发病。　又如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看法，他认为五脏六腑皆有阴阳，何者为阳有余？何者为阴不足？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有偏胜，则必为病，岂可能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人不为病的？所以人体之阳，不是火有余而是水不足，这就是王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本意。但自朱丹溪提出此说后影响医界数百年，直至明代张介宾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才将朱丹溪的影响纠正过来。反映了蒲辅周继承前贤学术，博学广思，师古而不泥古的精神。对《医林改错》及作者，蒲辅周的评价是：“王清任先生苦心于医药，积有心得，值得学习和尊敬。但仅观察数十具不完整的尸体，而确定古人是非，殊属自矜太过，其图证之现代解剖亦有未合……”。他对王清任的评价反映了他的一家之言，但也是他学习前人经验并不盲从的一例。
  　　对中医治疗大法的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蒲辅周认为，八法的具体应用应掌握分寸，若当用而不用是为失治，不当用而用是为误治，但也有当用而用之不得其法，结果病情未得改善。蒲辅周从《伤寒论》桂枝汤下载“温覆令一时许，遍身??，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悟出，八法之应用，应达到汗而勿伤，下而勿损，和而勿泛，吐而勿缓，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的境界。比如补法，他认为，补法用于虚证，能补不足，促使患者康复。但虚有因虚而病，有因病而虚；有渐虚，有顿虚，还有先天、后天之别；又有阴阳、气血、津液之分；五脏又各有虚证，所以要有多种补剂，针对使用。漫补达不到效果，补药堆积也难达到效果，甚至导致胸腹胀满，衄血便燥等不良反应，总结出了“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的指导原则。
   
  治病用药注意时令气候影响
   
  　　蒲辅周强调，治病“必先岁气，毋伐天和”，认为各种不同气候环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发病因素，因此要注意自然气候和季节等对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影响。
  　　如麻疹病，多发于春季，但其他三季也有发生，见症有所不同，治法亦有同有异，所同者，宜宣透；所异者，宜根据季节时令之暑湿燥寒而酌增苦辛或苦辛微温之品。１９４５年近立秋，成都小儿麻疹流行。当时大雨连绵，街巷积水，病儿麻疹隐伏于皮下，医生用宣透无功。蒲辅周联系到其时多雨，热从湿化，因而用通阳利湿法，俾湿开热越，疹毒豁然而出，虽不宣透亦热退神清而愈。同道用之，亦皆应手。
  　　１９５６年，石家庄市曾流行乙型脑炎，用清热解毒、养阴法治疗，治愈率达９０％以上，而次年北京流行此病时，用上述方法效果不显。蒲辅周从临床实践中发现，北京多年阴雨连绵，湿热交蒸，因此属暑湿偏盛，遂用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化裁，通阳利湿，收到了良好效果。蒲辅周在总结经验时说：“在这一次实践中体会到：由于气候的影响，今年的患者在诱因上多有暑湿并重的现象，个别的还有一些变症，我们在治疗脑炎过程中，随时都要注意到这一些”。
  　　在对内伤杂病治疗中，他亦注意气候的影响，适当加入相应时令药，如其治周期性发热，就按季节灵活处方用药，暑天选用四妙丸加茵陈、青蒿、木瓜、荷叶等清热利湿，入秋后用五积散合四妙丸加味，祛寒除湿，以提高疗效。为配合季节，还注意用药的剂型。１９６３年治金某心气虚痛（冠心病）一例，即冬用膏、夏用散，以与季节相适应，既考虑到疗效，亦方便了病人。
   
  强调治病求本
   
  　　治病必求其本是中医治疗的基本原则。蒲辅周对此深有研究，并对在辨证求本过程中应注意处理的几个关系作了阐述：
  　　　一是邪正关系。他认为从邪正关系上来看，“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气为标，正气为本。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的过程，正是邪正斗争胜负消长的过程。因此，在治病过程中，要注意患者的正气情况，掌握扶正祛邪、祛邪养正的辨证关系。若只见病，单纯以驱除病邪为务而不顾正气，则失去治病求本的意义。例如他曾治一急性肝炎患者，前面治疗的医生均只注意肝炎为病毒感染这个外邪的一面，以致中阳更伤，饮食日减，便溏完谷不化，神疲肢倦，月余卧床不起。蒲辅周治以香砂理中汤加吴茱萸、草果健运脾胃，扶正祛邪，患者很快康复。　 二是病因和症状的关系。他认为，疾病的病因是本，症状是标，所以治病必须寻求病因，对因治疗，才能达到痊愈的目的。如他曾治一尿闭和一尿失禁的两个患者，从症状看，两人是完全不同，但从病因病机分析，却都是中气虚弱，一是中气不摄以致尿液失禁，一是中气不运，尿闭不通。因此都从中气虚弱治，处以补中益气汤加减而愈，而不是见失禁就固涩，见尿闭就通利，此即中医异病同治之义。又如两心悸患者，虽主症均为心悸，但一例心悸而伴头晕，恶心、有痰、便溏，苔中心黄腻，脉滑，为痰湿夹胆火上扰心主之实证，便溏是脾弱之象，治宜先以温胆汤加味化痰湿，兼清胆热，加用资生丸兼调脾胃而愈；另一例心悸伴有出冷汗，下肢浮肿，大便溏，严重时出现心房纤颤，则属心气不足，兼有脾湿，偏虚证，治宜补益心气，温脾理痰，治疗亦以温胆汤化裁，但以党参易竹茹，随症加减而收效，明辨标本，治本而愈。
   
   
   
  　　此外，在治病求本同时，蒲辅周十分强调治病必先察脾胃之强弱。他认为外感病须助胃气，内伤病尤须重视胃气，因为卫气来源于中焦，胃气强者，卫气始固，玉屏风散用白术即本于此。因此，蒲辅周每将调理脾胃作为外感病恢复期的治疗关键。而脾胃为后天之本，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胃气受戕则内伤难复，所以治疗内伤时亦必须时刻不忘胃气这一根本的原则，在蒲辅周临床中是不胜枚举的，例如他对一例久治不愈中阳衰弱低热患者的治疗，处以升阳益胃汤，每日煮取１５克，获效甚速；而他治另一例寒湿痹症后期邪却正伤患者用建中汤调和营卫、温中补虚，后以薯蓣丸收功而愈。他说“辨证论治要审病求因，分析邪正相争不同时机，因势利导，邪去正安，扶正祛邪。病后调理，应重视胃气。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健强，气血充足则康复矣”。
  　　蒲辅周调理脾胃，既取法于李东垣之升脾阳，又效法于叶天士而保胃阴，升降润燥，权宜而施，融李东垣和叶天士之长，用补中益气汤和益胃汤加减，亦常用补益资生丸，既避免参苓白术散之补而壅滞，亦无香砂枳实丸消导香燥之弊。
   
  精通医理　临证每有独到
   
  蒲辅周一生临证近７０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内科疾病，他认为，内科是临床医学的基础。他治内科，在遵崇仲景学说同时，并采撷历代各家学派之长，如刘河间之寒凉，张子和之攻下，李东垣之温阳，朱丹溪之滋阴，融众长于一炉，以补仲景之未备，开后学之法门。因此他能集思广益，出奇制胜。他平素所治内科病例，大多是应邀会诊，故多疑难杂症，要取得显效殊属不易。但由于他医理精通，经验丰富和善于辨证论治，每能得心应手。
  　　蒲辅周治疗外感热病，尤见独到。临床所见外感热病，属中医伤寒、温病范畴。自明清温病学说形成，即有了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论争。对于两者的关系，蒲辅周认为，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应当互为充实。伤寒与温病是始异（伤寒是寒邪侵犯太阳经，温病是温邪首先犯卫），中同（寒邪入里化热，证属阳明，治以白虎、承气，温病顺传气分，治亦以白虎、承气），终异（伤寒传入三阴，治宜温补，温病入营血，灼伤津液，治宜清润）。伤寒治以发汗解表，温病治宜透达取汗，两者均需顾及津液。这些心得和认识，使他在温病学术上多所建树，特别在指导治流行性乙型脑炎方面更多贡献。
  　　蒲辅周不仅精通内科，妇儿科亦为所长。他认为妇儿科与内科，只有见证的异同，而无本质的区别。由于妇、儿的生理、病理特性，妇女有经、带、胎、产，儿童有麻、痘、惊、疳，其余疾病基本与内科相同，因此，他在精于辨证的基础上，在妇儿科诊治上也有独到之处。
  　　对于妇科，他以调理气血为主，以舒肝和脾为枢机，运用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则补之，瘀则消之的大法，临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对于儿科病，蒲辅周特别强调小儿的机体特点。认为小儿属稚阴稚阳，非纯阳之体，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必须认真运用四诊的诊察手段，平脉息，察指纹，望面色，审苗窍，听声音，观动作，综合分析以得出正确诊断，并注意稚阴稚阳之体不任攻伐。儿童无七情内伤症，但腠理不密，易感风寒咳嗽及急性烈性传染病，肠胃脆弱，易得伤食伤冷之症。蒲辅周诊治的儿科疾病均为危重急症，其救治之成功更体现了他在四诊方面娴熟的技术，其判断之准确，用药之精当，足堪儿科医效法。
  　　蒲辅周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理论渊博，为千万患者解除了病痛，为中医事业作出了贡献，周恩来总理称赞他“高明的医生，又懂辩证法”，实为当代杰出的中医临床家。
  　　(作者：傅芳)
   
  简历
   
  　　１８８８年１月１２日　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
  　　１８９５—１９０２年　读私塾、小学。
  　　１９０３—１９０５年　随祖父学医。
  　　１９０６—１９５４年　在 四川梓潼和成都开业行医。
  　　１９５５—１９７５年　任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内科医师、内科主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务。
  　　１９７５年４月　病逝于北京。
   
   
   
  

03-7-15 22:14 志一
  岳美中
  （１９００—１９８２）
   
  　　 岳美中，中医学家。一生从事中医医疗和教学工作。较早地提出了专病、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原则。善用经方治大病。于中医老年病学领域，有新的创见。倡办全国中医研究班和研究生班，培养了一大批中医高级人才。多次出国从事重要医事活动。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岳美中，原名岳中秀，号锄云，出生在河北省滦南县小岳各庄的贫苦农民家庭。从８岁起，靠父母东挪西借读了８年私塾。他学习刻苦，五经四书皆能背诵。继之考入半费的滦县师范讲习所，１７岁充任小学教员。他于教学之余，随乡居举人石筱珊先生学习古文诗词，获深厚的文史学基础。１９２５年，为赴梁任公王静庵创办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之考，岳美中积劳成疾，肺病咯血，教师职务也被辞退。岳美中在养病中萌发了学习中医的念头，乃购得《医学衷中参西录》、《汤头歌诀》、《药性赋》和《伤寒论》等书，边读边试着服药。经过年余的休养和服中药，肺病竟获痊可。他亲自体验到中医确能治病，于是决心钻研医学，自救救人。
  　　岳美中学医之初，先从《医学衷中参西录》入手，研读了宋元以后医家的名著多种。为体察药性，常购药自服，一次因服石膏过量，下泻不已。某夫人患血崩，请岳美中诊治。数剂药后，竟见平复。春节时，患者全家人坐车前来致谢，引起轰动。邻村小木匠徐福轩，突患精神病，烦躁狂闹，诸医束手无策，岳美中细察脉证，系“阳狂并有瘀血”，予调胃承气汤治疗而愈。消息传开，就医者门庭若市。靠友人资助，岳美中在滦县司各庄开设小药铺，取名《锄云医社》，自此开始行医。
  　　１９３５年，岳美中经朋友介绍，到山东菏泽县医院任中医部主任，一边诊病，一边研读上海陆渊雷先生的《伤寒论今释》、《金匮要略今释》，稍后即加入陆先生创办的遥从（函授）部学习。当时尽管诊务繁忙，但对所学课业必皆认真完成，寄至上海请教。有一篇写学习体会的《述学》课卷，受到陆氏赞赏，先生加了鼓励的按语谓：“中医得此人才，足堪吐气”，并推荐刊载在《中医新生命》上。１９３８年春，岳美中去博山应诊，恰逢日军攻城，城破后落荒逃至济南，蒙山东名医郝云斌资助，他才得以返回家乡。嗣后又去唐山行医。１９３８—１９４８年，岳美中白天刀匕壶囊，为群众解除疾病痛苦；晚上黄卷青灯，以经方为主兼研各家。生活虽然艰辛，学业却大有精进。在行医之余，他撰写了《实验药物学笔记》、《锄云医话》、《锄云杂俎》等共３０余册。１９４６年，岳美中赴北平参加考试，取得中医师执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岳美中出任唐山市中医公会主任，唐山市卫生局顾问。１９５３年，他曾和李鼎铭之子李振三，共同起草了发展中医事业的万言报告，上呈国务院。１９５４年春，岳美中被调到华北行政委员会中医实验所任医务主任；８月，调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筹备处门诊部副主任。１９５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稍后，曾赴辽宁省考察麻风病，对麻风病做了较深入的研究。接着被聘为《性病麻风病杂志》副总编辑。１９５７年，他曾作为首批中国医学代表团的唯一中医代表，访问日本，进行学术交流。１９５９年，他被派往苏联，执行医疗任务。１９６２年，他随中国医疗组赴印度尼西亚为当时任总统的苏加诺治疗左肾结石、肾功能衰竭症，将中医治疗“石淋”的方药创造性地用于治疗本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苏加诺称之为“社会主义中国中医学的奇迹”。
  　　１９７０年以后，岳美中除平日应诊以外，在国内承担着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医疗保健任务，锐意研究防治老年?拇?骋窖Т胧?Ｋ?苟啻蔚皆侥稀?朝鲜，为胡志明、崔庸键等治病，受到国外的好评。１９７２年，他上书卫生部和中央领导，倡议开办全国中医研究班获准，１９７６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学员，１９７８年转为中医研究生班。１９７８年７月，在招考中医研究生复试中，因过度劳累，患中风（急性闭塞性脑血管病）左半身偏瘫，卧床不起，直至１９８２年逝世。
  　　岳美中晚年曾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会医药卫生组副组长，国家科委中医专业组成员，卫生部科委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顾问，中医古籍出版社顾问，中国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主任，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内科主任、教授等职务，受到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爱戴，在中医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勤奋治学　刻意求真
   
  　　岳美中学医之始，是因肺病略血，求治无效，遂购阅医书，欲谋自救。中道习医，既无家传，又乏师承，主要靠刻苦自学，经历较多坎坷。其学医过程可概括为３个阶段：
  　　初学之时，从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入手，多以时方应病家。临证稍久，觉其局限，转而学习清代吴鞠通、王孟英之温病学说，用之临床，效失参半，亦觉其方琐细冗弱。其后研读《伤寒论》、《金匮要略》，见其察证候不言病理，出方剂不言药性，从客观以立论，投药石以祛痰。其质朴之学术，实逼近科学之堂奥，真是祛病之利器。后又钻研唐代《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诸书，其中质朴之学，实用之方，直上接仲景，果能用之得当，亦有如鼓应桴之效。从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４９年间，即专用古方治病，时起大症。益坚信中医之奥妙，原不在宋元以后。因此，在多年中，对唐代以前医学愚衷款款，矻矻研求，不无收获。这是第一阶段。
  　　以后，岳美中在不断学习体会中逐渐认识到专执古方亦有不足。一方面，临证时遇到的疾病多，所持的方法少，有时穷于应付，不能泛应曲当；另一方面，经方有侧重温补处，倘有认证不清，则必病随药变，持平以论，温、热、寒、凉，一有偏重，其得失是相等的。治病若先抱成见，则难期完整的疗效。４０年代末至５０年代初，他经过读书临证和与同道商讨，认识进了一步，体会到了专学“伤寒”，容易涉于粗疏，专学“温病”容易流于轻淡；粗疏常致于偾事，轻淡每流于敷衍。必须学古方而能入细，学时方能务实。入细则能理复杂纷纭之繁，务实则能举沉疴痼疾之重。当时，岳美中曾对这一段学习与临证体会加以总结，认为治重病大证，要用张仲景的经方；治脾胃病，用李东垣的方较好；治温热及小病轻病，叶派时方细密可取。总之，只有因人、因证、因时、因地制宜，选方用药，才能不偏不倚，恰中病机。这是第二阶段的认识。
   
  １９５４年以后，岳美中对唯物辩证法进行了学习和研究，用于总结以前的医疗经验和学术思想，又有了新的认识。例如，他认识到执死方以治活人，即使综合古今，参酌中外，也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弊；需要有足够的书本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在正确方法的指导下，研究用药制方的规律性。这是第三个阶段的认识。这种治学方法，不仅可以为临床一些病的治疗开拓新的思路，而且可以使辨证论治的理论得到丰富和深化。
  　　岳美中几十年的生活，基本是“日理临床夜读书。”临床常无暇日，读书必至深夜。６０岁以后，医责日重而年事渐高。为了抓紧晚年完成温课和研究计划，他曾规定了几条自我约束的“自律”。大致是：①要有恒。除极特别的事情外，每日按规定的时间温课，不得擅自宽假，时作时辍；②要专一。不得见异思迁，轻易地改变计划。要有始有终地完成一项计划后再做另一项。“主一无适”谓专。非专，则不精、不深、不透；③要入细、不可只学皮毛，不入骨髓；不可只解大意，不求规律；不可只涉藩篱，不至堂奥。入细，要防止轻淡，轻淡则流于薄弱，薄弱则不能举大症；还要防止琐屑，琐屑则陷于支离，支离则不能集中主力，也不能理细症；④戒玩嬉。忌看小说，非星期日不着棋，不赋诗。非有应酬不看戏；⑤节嗜好。衣食方面，不求肥甘，不务华美，随遇而安，自甘淡泊。否则必致躁扰不宁，学术上难于致深致远。此后，不独茶酒不事讲求，即书画篆刻，也不宜偏好过多，免得耗费有限的光阴。８０岁时，他尝做了回忆检查，除在旧诗词方面，有时情有难禁，占了一些时间外，其他都尽力遵守了。
  　　岳美中认为，做任何一种学问，绝对意义上的无师自通是没有的。因而他除了读书之外，凡有从师学习的机会，尤知珍惜。他在任唐山市中医公会主任时，市内有一位高怀医师精针灸术，擅长用“火灸疗法”，系其祖传，能起大症。但年事已高，秘不传人。为防止绝技失传，他虽年过五旬，仍和王国三等以第子礼前去执贽受学。每至入夜，即趋集灯前，问难请业，无间风雨，袒背跣足，按蹻度量，力求一是，终于掌握并整理了这个疗法。岳美中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与蒲辅周共事时，见到蒲老得意之笔，便立即虚心学习。例如，早年他用玉屏风散治疗“习惯性感冒”，多是大剂突进。虽数剂可愈，往往不易巩固。蒲老治“习惯性感冒”，也用玉屏风散，开２７０克，碾成粗末，分作３０包，每服一包水煎作一日量分二次服下，一月后虽冒风触寒，亦不再发。岳美中通过细心体察，按蒲老方法施治，从而提高了疗效。
  　　岳美中以“治心何日能忘我，操术随时可误人”为座右铭，毕生重视医德修养。他强调作为一个医生，治医之时，有两条至为要紧：治学，要忠诚于学术的真理，直至系之以命；治病，要真诚地对病人负责，此外决无所求。只有这样，才能认真热情地对待患者，谦虚诚挚地对待同道，勇敢无畏地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对待成败。他在晚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会医药卫生组副组长等职务时，对周围的同行说：“地位和荣誉，说明国家对中医的重视。对个人，重要的是责任”。他鞭策自己“活着一天，就得赶着干点事情”。岳美中就是这样谦虚、谨慎，以“投老春蚕犹吐丝”的精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１９７８年夏季，岳美中自知身体状况不佳，老病缠身，办事力不从心，预感到来日无多，必须赶着做工作。每天早饭后，处理完必要的事务，就让家里人扶他到楼上工作室，伏案写作。由于白内障日渐加重，看书要用放大镜，写字越来越吃力，后来只好用口讲授，让学生整理成册。７月底的一天，暑热袭人，岳美中不顾自己血糖、血压均较高，曾晕倒３次的身体状况，不顾诸学生百般劝阻，给陈可冀等连续讲授用药经验一个半小时。讲完后休息时，突然左手不听使唤，茶杯送不到嘴边，患急性闭寒性脑血管病卧床不起。经过抢救和治疗，病情稍见好转，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行将就木之人”，“余日难以年月计”，于是连续两次让人代笔上书，要求组织人力，继续整理他的经验。为了培养研究生，为了给后人多留点东西，尽管左半身瘫痪没有恢复，上下肢肌肉萎缩，药食需人喂，二便不能自理，说话多时就头晕、气短、呼吸困难，痰增多，他仍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意志，给研究生、进修生和医务人员讲课数十次。有时讲完课大小便自遗，满床尽被湿污，听课者见到此景此情，无不惨然动容。《岳美中医话集》的许多篇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指导学生整理出来的。
   
  辛勤耕耘　锐意创新
   
  岳美中的主要学术成就在于：
  　　１．于５０年代后期提出了专病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原则，促进了中医治疗水平的提高岳美中为人民共和国施展医学才华的年代，主要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的３０年间。特别是５０年代后期，由于政府的提倡，中医学术刚刚振兴，中西医结合医学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少中医医生对于经过确诊而又缺乏治疗手段的疾病，不知如何采用中医方法处理。临证畏首畏尾，不敢进?南窒笃奈?毡楹屯怀觯??响了中医药疗效的提高和学术进步。在这样的背景下，究竟如何理解和运用中医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呢？
  　　岳美中指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术特点和精华所在。数千年来，它在中医学术的发展和促进诊断治疗技术的进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临床上通过辨病因、辨病位、辨病态、辨病机、辨证候、辨?然方冢?攵约膊>闹⒔崴?冢?蟛觳?人的虚实强弱，采用积极主动的恰如其分的治疗。既注意到人体内外环境的联系和统一性，如内外相应与脏腑经络相关的辨证，也注意到个体体质差异等特点，因而有一病多方，多病一方的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不但临床效果好，而且也是中医研究工作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值得我们继承和研究。他以传染性肝炎为例，说明其恢复期病机不一定仍为湿热，应针对突出的夹杂证进行治疗，而不胶着在肝炎的肝功能某一项指标上，常常是提高疗效的关键。
  岳美中还认为，辨证论治的具体内容在我国历代含义不尽相同。汉唐医家之辨证论治是外感杂病分论各治，在专方专药上照顾到阴阳寒热表里虚实。宋代医药因官方控制，机械地规定了疾病方药，有失辨证论治之真谛。迨金元四家，为解除当时常见病多发病的威胁，从实际出发，灵活地掌握了辨证论治。他依据自己的临床体会，将内科杂病分为两大类：一为气化病，即一般所称之功能性疾患；一为实质病，即一般所称之器质性疾患。就治法言，气化病多取泛应通治法，而实质病则取特殊治法。在特殊治法中，再照顾机体的内外情况，辅以其他治法。换言之，即采用专病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治法。岳美中列举了疟疾、蛔虫病、黄疸、麻风、痢疾等许多例子来说明专病专方专药对于疾病治疗的重要性。譬如痢疾，《金匮要略》治下痢脓血的热痢之用白头翁汤，已为临床证实之专方，白头翁、黄连为下利脓血之专药。后世专方如《普济方》地榆丸、《仁斋直指方论》香连丸、东垣升阳渗湿汤等是，后世专药如马齿苋、鸦胆子、大蒜等是。他说，这些专病专证专方中之专药，与方剂配伍中的“主药”意义颇相接近，且有一定联系。使用它们，既符合辨证论治原则，又都有明显效果，体现了专病专方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过程，这才是提高中医疗效的可靠措施。
  　　由于岳美中较为成功地解决了中医、中西医结合内科实践中如何应用传统医药提高疗效的理论问题，从而提高了中医学术水平。他本人应用这一原则处理慢性肝炎、脾胃?龋?也以疗效显著而名驰遐迩。
  　　２．多次受命为外国领导人治病，成为我国在医疗外交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中医专家岳美中一生中曾９次受命为外国领导人和外国友人治病，足迹遍及欧亚多个国家。医疗成绩卓著，对我国医疗外交做出了突出贡献。现举数例，以示大略。
  　　尿路结石症相当于中医学里的“石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前，西医除了手术摘除结石、肾切除或器械排石疗法之外，缺少药物排石疗法。１９６２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患尿路结石合并左肾功能衰竭症，西方国家的医生主张摘除左肾，患者不同意，求治于中国的传统医学。岳美中受命参加中国医疗组，承担了中医药治疗苏加诺疾病的任务。他依据舌苔脉象，参合其生活习惯，认为症系高年命火偏亢，损耗真阴，并蕴有湿热，致使下焦熬炼结石，肾功能衰竭。治疗宜先清化湿热，以扫除砂石积滞。采用专方六一散配合专药金钱草、海金砂、冬葵子为主体的方剂，间或辅以补肾之大生地、川杜仲、川牛膝等。专药金钱草最大剂量达２１０克。治疗９１天，服药９１剂后，复查结果左肾结石影消失，肾功能基本恢复。
  　　１９７１年３月，岳美中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派，参加医疗组，赴朝鲜为崔庸键委员长治病，崔年逾古稀，患脑动脉硬化、震颤麻痹、前列腺肥大、自述排小便不畅。尿线变细已数月，小腿无力，转弯时步态不稳，有将跌倒之势。舌象无改变，脉稍数无力。岳美中细询病情，察色按脉，认为此属体内相火已衰，气化不行，下焦排泄功能减损，加之肺气不足，气血流行不畅，致有上述诸证。遂予补阴配阳，化气行水之味，佐以益气通络，投金匮肾气汤加生黄芪、广橘络、地龙皮内服，并嘱配合针灸按摩以助气血运行。四剂已，溺即通畅，小便次数减少，精神体力改善。继续治疗２５天，排尿基本正常，气力倍增，步态渐正。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底，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阮良朋患肝炎腹胀久治不愈，来我国求医。岳美中受周总理的委托为其治疗。就诊时患者自述脘胀，食欲不振，很长时间每餐不过一两，午后心下痞硬，暖气不止，大便稀薄，肝功能不正常。服西药多有副作用，因而改服中药已半年余，药后则脘胀稍舒，不多时胀满又起，且逐日加重，体力不支。其保健医生随递交给岳美中一份对阮疗效不好的禁忌药物，品数竟达１００多味，第一味为人参。岳美中诊后认为，证属肝脾不和，而脾虚尤为主要矛盾。因脾虚日久，食量特少，治宜注重培本，取补脾之法，稍佐理气降逆，以消除当前之胀满，并推动补药之运行，乃选资生丸方，改为粗末，小剂缓投。一周后，患者嗳气减少，矢气增多，胀满渐轻，时间亦缩短，患者非常高兴。继服原方半月，脾虚基本痊愈，肝功能检查亦有所改善，恢复工作。
  　　除上述之外，岳美中还接待过印尼、日本、柬埔寨、老挝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著名人士来京就诊。
  　　３．熔经方、时方于一炉，运用经方治病，时起大症大症，系指急性热证、危重症和疑难症等。岳美中在深厚学问的根底上，采用经方，匠心独运，起大症很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著名的经方派老中医。
  　　急性高热，有时中西医均感棘手。岳美中治疗高热待查、乙型脑炎等，善用经方取卓效。１９７１年６月，他在某医院会诊一男性病人，５４岁。高热七八日，体温持续在３８℃３８．８℃，有时达４０℃，诊断不明，屡进西药退热剂，旋退旋起。诊察证候，口渴、汗出、咽微痛，舌苔薄黄，脉象浮大，认为系温热入阳明气分之象，投以白虎汤，加连翘、鲜芦根、鲜茅根等清热透达，连服５剂，热退病愈。
  　　肾脏病证，是指以泌尿生殖系统为主的疾病，岳美中对此有较深入的研究，运用经方治疗，常能应手取效。１９５８年６月，他在北京某医院会诊一女性病人，患胃穿孔合并腹膜炎，手术后血压一直很低，尿量极少，甚至无尿，持续数日，渐呈半昏迷状态，肌肉抽动，诊断为急性肾功能衰竭，西医治疗无效。岳美中诊之，发现患者时而躁动，脉细肢冷，属阳气式微，肾关不开，遂成尿闭。给予真武汤加西洋参、生?米煎服，一剂之后，能自排小便，四肢渐温，肉瞤筋惕亦止。二剂改用四君子汤加生苡米、车前子、牛膝、泽泻，服后神志全清，排尿自如，精神略振，但仍口干，改用沙参麦冬汤加味服之，诸证好转，血压恢复正常，最后痊愈出院。
   
  ４．开拓中医老年医学研究的领域，创立老年疾病补益六法我国老年医学兴起和发展较早，自唐代孙思邈首揭《养老大例》和宋代陈直著述《养老奉亲书》之后，奠定了老年医学的基础，明清时期医家防治老年疾病，多注重养生和食疗，相对地轻视药物治疗。加之孙氏虽倡行补益而立法较少，故后世除多谈健脾补肾之外，缺少较为系统全面的补益法则。因此，中医老年医学的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都有待于研究和解决。岳美中有鉴于此，于是在晚年花大气力研究老年疾病和老年保健，撰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本中医老年医学专著——《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经验》，成为现代著名的老年医学专家。
  　　岳美中开拓中医老年医学领域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将老年病治疗首重脾胃问题，提到新的理论高度老年人疾病治疗，宋代陈直《养老奉亲书》虽有“脾胃者，五脏之宗也”的说法，但阐述简略，后世医家仅宗之以发展老年食疗治病健身。岳美中结合自己的临床体会，提出“人之始生，先成于精，肾精旺而后有脾胃，即所谓‘先天生后天’”；人之衰老，吸收精微，使五脏滋荣，元气得继，才能却病延年，即所谓“后天养先天”。“故调整饮食，促进消化功能之康复，保持大小便通畅，实为治疗老年病的关键”。
  　　２．强调注意老年人的特点，细观察、勤分析、慎下药、常总结岳美中指出，人到老年，体质差异常比较显著，平时要多留心其舌脉变化规律，纳食、二便及睡眠情况，知其常才能知其变。例如有的老年人呈“六阳脉”，平素脉象就很粗大，１临终前还是“六阳脉”。若不细观察，下药就会与素常体质不合。他还认为，治疗老年病药宜平和，用量要轻，不要急于求成。一老年肾结石病人，用清化湿热药过程中，阳痿加重。曾考虑用桂附、阳起石、海狗肾等“兴阳药”，因恐刺激力过大反招致性功能短暂兴奋长时衰减，改用平补药，于方中加入具有兴阳作用之当归三四钱（约９～１２克）服１５剂而恢复，表明缓治法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种利多弊少的法则。
  　　３．创立６种老年补益方法，介绍２２种老年病治法，特别是对老年补益的论述，发前人之所未发岳美中说，老年人通常表现为体质衰弱；机体功能减退，抗病能力低下等特点，有时还会有“正虚似邪”的临床表现，因此在防病治病时，补益法则在临床上是经常应用的，有不少病是从“补”上下手。岳美中创立的６种补益方法是：①平补，如薯蓣丸等，适用于气虚血虚，虚劳诸不足；②调补，如资生丸等，适用于脾胃虚弱，胀满泄泻；③清补，如叶氏养胃汤等，适用于温热病后，津液耗伤；④温补，如全真一气汤等，适用于五脏阳虚，元真之气消亡；⑤峻补，如当归生姜羊肉汤，适用于垂危极虚，非血肉有情之品或大剂汤液不能挽回者；⑥食补，如扁豆红枣粥等，适用于病后阴血不足，运化，吸收功能低下者。
  　　５．关注中医事业发展，致力中医人才培养岳美中尝谓：“长期研究和治疗的实践，使我既坚信中医药学宝库的丰富，也深知中医事业发展与中医人才培养之不易。耿耿于此数十年，力量所及，未敢稍懈”。早在１９３５年，岳美中任山东省菏泽县医院中医部主任时，就曾创办过一个中医学习班，男女兼收，培养了１０多名中医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他受河北省卫生厅的委托，在唐山市举办了３期中医班，培养中医１５０名，河北省著名中医高卓峰、王筱波、王国三等，皆是该学习班的学员。
  　　１９５３年春，为了引起卫生界对中医应有的重视，他和老中医李振三合作，用两个多月时间写了《整理中医学的初步草案》、《中国医学概述》和《关于中国医学的历史》２万余言。评述中医药学的历史和特点，提出了加强卫生部中医领导机构，成立各种中医医院，建立中医考核制度等建议。
  　　中医研究院成立后，岳美中奉派进行中医工作考察、讲学、参加学术会议，足迹遍及上海、辽宁、福建、广西、河北、四川等省市。１９５７年，他参加中国医学考察团赴日本考察，了解到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情况。岳美中忧患于国内中医界老成凋零、后继乏人的状况，１９６０年向中医研究院提出：“培养高级中医”的建议。１９６１年５月上书卫生部，建议举办高级中医班，通过考试录取学生，培养高级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人员。１９７２年他再次上书卫生部和中央领导同志，倡议开办高级中医研究班获准。经筹备，１９７６年由各省推荐招收第一期学员。从第二期改为中医研究生班，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现已办研究生班１３期，培养研究生４００余人，中医研究班２期，培养学员１００人。这些毕业生目前在国内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中，均起着骨干作用。岳美中晚年的精力，多倾注于此，直至逝世。
  　　岳美中不仅是著名的中医学家，还是博通文史的学者。他说：“我平生无多爱好，医学之外，唯酷嗜文史和诗词。研究文史的兴趣毕生未减”。此外，“对儒、佛特别是从道家学说中从认识人体的倾向与辩证法思想曾着力研讨，医学上的长进，有得益于此者。”在学习诗词方面，对于《诗经》、《杜工部诗集》等皆能背诵，所作诗词，早年发表的不计，现存诗词千余首，尚待发表。叶剑英元帅生前曾阅过岳美中诗集，批曰“老手”，以示褒奖。
  　　岳美中一生，给后人留下了《锄云医案》、《锄云医话》、《锄云杂俎》、《诊断学辑要》、《方解辑要》、《实验中药学》等近２００万字手稿。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１００余篇，著作有《岳美中医案集》、《岳美中论医集》、《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经验》、《岳美中医话集》、《中国麻风病学辑要》等。这些著作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其中《岳美中医案集》获得１９８１年度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岳美中医话集》获得１９８２年度卫生部乙级科研成果奖。
  岳美中学术的授受者，除了他的子女岳沛芬等之外，主要有陈可冀、时振声、王国三、王占玺、李春生、江幼李等。其中陈可冀已成为著作等身的国内外著名的中医、中西医结合专家，爱因斯坦科学奖的获得者；时振声已成为著名的中医、中西医结合肾脏病专家。
  　　(作者：陈可冀　李春生)
   
  简历
   
  　　１９００年４月７日　出生于河北省滦县小岳各庄。
  　　１９０８—１９１６年　在私塾读书。
  　　１９１６—１９１７年　在滦县师范讲习所学习。
  　　１９１７—１９２５年　任小学教员。
  　　１９２５年　因病钻研中医学，自救救人。
  　　１９３５—１９３８年　任山东省菏泽县医院中医部主任，并加入上海陆渊雷先生创办的遥从（函授）部学习。
  　　１９３８—１９４７年　在唐山市行医。
  　　１９４６年　赴北平应试，取得中医师开业执照。
  　　１９４８—１９５３年　任唐山市中医公会主任，唐山市卫生局顾问。
  　　１９５４年　任华北行政委员会中医实验所医务主任，中国中医研究院筹备处门诊部副主任。
  　　１９７６年　倡议开办中医研究班获准，任中医研究班主任。
  　　１９７８年　任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主任、教授。
  　　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２日　在北京逝世。
   
  主要论著
   
  　　１　中医研究院编．岳美中论医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７８．
  　　２　中医研究院编．岳美中医案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７８．
  　　３　陈可冀整理．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经验．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１９７８．
  　　４　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主编．岳美中医话集．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
  　　５　岳美中．黄芪之应用及禁忌．中医杂志，１９５６，２（２）：９８．
  　　６　岳美中．辽宁省麻风病院中医治疗麻风?目疾毂ǜ妫?幸皆又荆?１９５６，３（７）：３４１．
  　　７　岳美中．介绍火灸疗法．中医杂志，１９６１，７（１）：３４．
  　　８　岳美中．方药用量在辨证施治上的重要性．中医杂志，１９６１，７（１２）：３０．　
  　　９　岳美中．治疗泌尿系结石的点滴体验．中医杂志，１９６３，９（１２）：
  　　１０　岳美中．低热的治疗．中华内科杂志，１９７７，１６（６）：３６２—３６４．
  　　１１　岳美中论述，陈可冀整理．补法在老年病中的临床应用．中华内 科杂志，１９７８，１７（４）：２８４—２８７．
  

03-7-15 22:15 志一
  秦伯未
  （１９０１—１９７０）
  　　 秦伯未，中医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医教育和临床实践。业医５０余年，著述颇丰。其著作涉及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多方面，尤其对《内经》进行了深入研究。临床方面，对温热病、肝病、血液病、心脏疾患、溃疡病等的治疗，颇多见解。为当代中医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秦伯未，名之济，号谦斋。１９０１年出生于上海市陈行镇。出身于中医世家，祖父笛桥、伯父锡田、父亲锡祺，均通儒精医。由于家庭熏陶，耳濡目染，他自幼即酷爱文典医籍，凡经史子集、诸家医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涉。为日后研读医理并在中医学术上取得成就筑下坚实基础。
   
  业医５０　载效验颇丰　医德高尚　堪称当代中医临床家
   
  　　在５０余年的临床实践中，秦伯未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以其精湛的医术，使无数患者摆脱了疾?耐纯啵??医界同仁及广大患者所称道，如临床上常见的湿温发热证，他认为其合理治法，应在清化的基础上佐以宣透，而宣透药中又以豆卷为佳。它能透发中焦陈腐之气从表外泄，而不同于宣肺发汗。同时也常提醒医者：应注意欲速不达，可观察湿与热孰轻孰重，适当加减，稳步前进。所以他在临床上遇到湿温发热证等，每每都要加入豆卷一药。再如，他自制的用于治疗白瘖的“氤氲汤”，就是以豆卷为君药。他在临床上治疗木郁证候时，又详辨土壅木郁与木不疏土，而在用药方面各有不同。针对前者，他常用苏叶代之于柴胡，取其既能舒肝郁，又能和脾胃，脾胃健运则肝气自畅，而不需如后者用柴胡疏肝理气，直接治肝，在临床上屡见效验。他认为：寒邪伤肝，当用温剂辛散；肝阳不足，当以温养助长生气升发。因此他在肝病中用温法，不论是逐寒和回阳，都不用附子、干姜，而用桂枝、细辛、吴萸、川椒，尤其虚证多用肉桂，因其入肝走血分，能鼓舞血气生长。
  　　秦伯未于１９５３年和１９６０年曾先后赴苏联、蒙古两国会诊、讲学。后又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院及皮肤性病研究所合作，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白血病及脊髓痨等疑难病症获得良效。除此之外，常应全国各地之邀，参加会诊、讲学及各种学术活动，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秦伯未虽有丰富的临床效验，但时刻都不放松临床实践。他在奉调到卫生部工作一段时间后，为了能更加接近临床、搞好临床工作，主动从卫生部宿舍区搬出，举家迁居到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东直门医院内。在医院工作期间，于带教同时承担着大量的临床工作，每周中两个半天在高干门诊应诊，一个半天在东直门医院病房查房，一个半天去北京医院查房；此外，还有大量的医院外会诊，所有这些，无疑大大丰富了他的临床经验。
  　　尽管当时秦伯未已是著名的中医专家，但他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医家风范，无论是外宾、侨胞，还是领导、群众有病，总是随请随到，一视同仁，一丝不苟。在每次会诊以后，总是将病人念记在心，主动打听治疗情况，甚至随访问候，对患者认真负责，真切关怀。
   
  致力教育　开创中医函授　刊授教育之先河
   
  　　秦伯未在研习中医过程中深切感到，中医医籍浩若烟海，流派众多，传统学医，师承面授，各承家技，虽有所长，总难免局限。而开校办学，则可集思广益，兼收博览，是发展中医学术、加速培养人才的好途径。随致力于医教育工作。在教学实践和指导临床实习的同时，组织编写了各种适合当时实用的中医教材，编辑出版医籍精华，并创办了中医学社等。１９２８年与杭州王一仁、苏州王慎轩等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亲自编著多种讲义，并授课及指导实习。当时编印出版的《国医讲义》（６种）、《实用中医学》（１２种），大都是秦伯未通过中医教学实践反复修订的教案，切合临床实际，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医学术是千百年来人们与疾病斗争的实践总结，扎根于群众中。社会上热爱中医、学习中医、从事中医者人数众多，但限于历史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医学校很少，能入校系统学习者更少。有感于此，秦伯未于１９３０年又创办“中医指导社”，为社会上的中医人员和爱好者学习中医提供指导。该社面向全国及海外侨胞，社员先后达千余人。该社编印各种书籍和刊物以传授中医知识，交流学术见解及临床经验，解答有关问题等。主要内容有：《中医基本学说》、《群经大旨（内经、金匮、伤寒论）》、《各种研究法》、《病理讲座》等。这种办学形式实为中医函授、刊授教育之先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秦伯未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中医教育事业。１９５４年奉调任卫生部中医顾问。１９５５年，在中医研究院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西学中班执教，为国家培养了首批高级中西医结合人才。１９５９年以后，一直在北京中医学院从事医学教研工作，他讲课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讲理透彻，条理清晰，深得学生们的好评。他对于门下第子也采取上大课、布置作业、写医论、随师临诊、整理医案、总结病例等多种方法，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同时提高了业务与写作水平。秦伯未先后参加了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系列教材第一、二版的编审工作，为总编审之一。
   
  勤于笔耕　发展中医学术
   
  　　１９１９年，秦伯未就读于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为该校第３期学员，与程门雪、章次公等诸贤为同窗学友。当时，江浙沪名医曹颖甫、谢利恒、夏应堂、丁仲英咸集任教，秦伯未经常聆听名医教诲，共同切磋岐黄妙术。他勤奋好学，砥砺自强，奠定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及至１９２３年毕业时，已蜚声医林，应聘为母校讲师。他刻苦钻研，勤于著书立说，几十年如一日，每晨６时许起床，即伏案写作，对其学术专著进行不断的充实加工；并将前一天临诊体验及阅览心得，写成短文或医话。他业医５０余年，论著６０余部，论文数百篇。主要著作有《清代名医医案精华》、《清代名医医话精华》、《内经知要浅解》、《内经类证》、《秦氏内经学》、《谦斋医学讲稿》等，这些著作大多几次再版，深受读者喜爱。它既继承前人余绪，又发掘古义，昭示后人；既有独出之理论见解，又有实践心得，为丰富中医学术宝库作出了贡献。
   
  勤于思索　博采新知　在中医学术上有独到见解
   
  　　重视对《内经》的研究秦伯未在中医领域内博览群书，尤其重视对《内经》的钻研，享有“秦内经”之美称。他认为，《内经》总结了前人的实践经验，同时也表达了古代的医学思想体系，成为祖国医学发展的基础，研究祖国医学先要学习《内经》，然后可以顺流而下地贯彻到其他医书，不如此，便像失掉了钥匙，无法打开中医宝库的大门。他先后撰写了多种有关《内经》的专著，计有《秦氏内经学》、《读内经记》、《内经病机十几条之研究》、《内经知要浅解》、《内经类证》、《素灵辑粹》，对《内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归纳、整理、研究工作。
  　　在临床数学和实践中，秦伯未广泛应用《内经》理论作指导。例如，讲“水肿”病的治疗时，他把《内经》中散见于各篇的有关水肿的论述加以分析，联系《金匮要略》、《外台秘要》等文献，结合他自己的临床体会，总结了治疗水肿病的６个基本法则，即发汗、利尿、燥湿、温化、逐水、理气，并列举了代表方剂及兼证变化的应变原则。这些有关“水肿病”的理、法、方、药用之于临床，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强调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基本理论之一，而在６０年代初期，中医界出现了忽视中医基础理论，强调单方验方，或单纯依据西医诊断、化验指标进行用药，而不加以辨证分析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秦伯未在《谦斋医学讲稿》一书中专辟“浅谈辨证论治”一节予以论述，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的诊疗规律，从认识证候到给予适当治疗，包含着完整的极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又说：“辨证论治所以成为中医的诊疗规律，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辨证论治是中医处理疾病的程序和方法，是依据临床表现，通过四诊、八纲作出诊断和治疗的过程，所以辨证论治和诊断不可分割，根据不同的发病过程，随时辨随时论，不是经过一次辨论就不须再辨论，这是中医治病的精神”。在强调辨证论治的同时，秦伯未也不否定一病的主治法、主方和主药。他认为，这也是治病的一个基本法则，临床上可在此基础上，根据具体病情加减出入，灵活运用，也能收到良好效果。他在治疗头痛证时，就是按辨证分为外感和内伤。外感头痛又分风寒、风热、湿邪三种头痛；内伤头痛则分为气虚、血虚、痰浊、肝火、寒厥、痰浊６种头痛。对溃疡病，他则认为多属中焦虚寒证，选择“黄芪建中汤”为主方加减治疗，均获良效。
  　　秦伯未在温病、肝病、水肿病、腹泻、痛证、溃疡病、慢性传染性肝炎、心绞痛等方面的理论造诣很深，富有新意，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并总结归纳出证治规律。例如在温病方面，他提出了温病当以风温为纲的观点，并根据个人临床体会分为恶风、化热、入营、伤阴４个时期，提出了温病的１２个治法。他还强调寒温统一，认为温病是伤寒的发展，伤寒和温病并无分歧，若将两者对立起来，是偏见，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肝病方面，提出了“肝气和肝郁”、“肝火和肝热”、“肝风和肝阳”等几个重要概念的区别。他认为，“肝气”是指肝脏的作用太强及其产生的病证，其性横逆；而“肝郁”是指肝脏气血不能条达舒畅的病证，其性消沉；前者疏泄太过，后者疏泄不及，因此在治疗用药方面就有出入。
  　　强调继承与发扬并举秦伯未认为，中医在长期同疾病斗争中，对于很多疾病都有深入的认识和丰富的治疗经验，并且作出了初步总结，应该很好地继承。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好比空中楼阁，海市蜃楼，终成幻影而已。然秦伯未所谓的继承并不是一味地照搬前人的经验，而是批判的接受，是有创新的继承。他常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用古人丰富的经验知识指导临床，去芜存精，提纲挈领，综合分析归纳成为一整套更为准确、更为完整的理论。他在“腹泻的临床研究”（《谦斋医学讲稿》）一文中，就是根据《内经》、《难经》、《诸病源候论》、《医宗必读》等古代文献关于腹泻的病因、病名、治则的记载，提出以暴泻、久泻为纲，以虚实两类来辨证施治的规律，虚证于内伤，浅者在脾，深者及肾；实证属于病邪，以湿为主，结合寒邪和热邪以及食滞等，采用化湿、分利、疏散、泄热、消导、调气等多种泻法，和健脾、温肾、益气、升提、固涩等多种补法。秦伯未在临床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治愈了众多的难治性腹泻患者。例如，许某患腹泻，反复发作，发作时非服合霉素不能止。来诊时症见：肠鸣腹痛，大便溏，伴口苦口臭，口干不欲饮，尿黄，苔白腻，脉滑数。当时秦伯未诊断为脾胃薄弱，湿热内阻，清浊升降失司。并认为病虽久，但治疗不在止泻而在清理，湿热一除，则肠胃自复，用葛根芩连汤加减。二剂后大便成形，腹痛肠鸣消失。秦伯未非常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尤其重视医案医话的作用。早在１９２８年编写的《清代名医医案精华》中，他就指出：“医案为中医价值之真实凭据。”“医案是中医的特点，实事求是，生动活泼，最适用于中医同道间的观摩，实有广泛征集和及时发表的必要。它是根据临床具体事实作出总结，有理论，有法则，而这些理论和法则又都有一定的根据，因而具有指导性和启发性……多看各家医案作为借镜，也可取长补短，增加智慧，不断提高业务水平”。秦伯未在临床实践中就非常重视积累和整理病案，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强调正确认识中西医结合秦伯未在学术上善于学习。他认为西医的诊断有时可助于对某些疾病的性质、发展和转归的认识。因此他在临床实践中，多参考西医的诊断，而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进行辨证论治，充分发挥中医特色，常收到很好的疗效。但同时他又主张西医诊断只是仅供参考，而不能受其束缚，要有信心和勇气使用中医的理法方药去治疗，不宜失去中医之根本。他每诊治一种疾病，总是根据不同年龄、体质、临床表现及发病经过，运用中医理论进行详细分析，然后确定治则、治法和选方用药，最后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实践，他进一步体会到，中医治疗西医诊断的疾病，要想取得疗效，关键在于必须运用中医的理论为指导，细致观察，不能忽视中医辨证的依据，并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他的这些认识，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例如，他在治疗西医诊断的神经衰弱疾患中，就是根据中医理论来分析其临床表现，而总结出其发病机制主要在肝、病性有虚有实，也有虚实夹杂，确定了１４种基本治法。
  　　秦伯未一生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勤勤恳恳，呕心沥血。曾任卫生部中医顾问，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国家科委中医药组成员，药典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为国家和人民作了大量工作，受到群众的尊敬和赞扬。
  　　(作者：杜怀棠)
   
  简历
   
  　　１９０１年　出生于上海市陈行镇。
  　　１９１９—１９２３年　于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系统学习中医。
  　　１９２３—１９２８年　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教师并悬壶应诊。
  　　１９２８—１９３０年　与杭州王一仁、苏州王慎轩联合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
  　　１９３０年　创办“中医指导社”。
  　　１９３０—１９４９年　在上海开业应诊。
  　　１９５０—１９５４年　在上海人民医院应诊。
  　　１９５４—１９５８年　任卫生部中医顾问。
  　　１９５９—１９７０年　任北京中医学院学术委员，并从事内科临床工作。
  　　１９７０年　逝于北京。
  　　
   
  主要论著
   
  　　１　秦伯未．清代名医医案精华．上海：中医书局，１９２８．
  　　２　秦伯未．百病通论．上海：中医书局，１９２９．
  　　３　秦伯未．内经类证．上海：中医书局，１９２９．
  　　４　秦伯未．药性提要．上海：中医书局，１９３０．
  　　５　秦伯未．诊断大纲．上海：中医书局，１９３０．
  　　６　秦伯未．实用中医学．上海：中医书局，１９３０．
  　　７　秦伯未．痨病指南．上海：中医书局，１９３０．
  　　８　秦伯未．国医小史．上海：中医书局，１９３０．
  　　９　秦伯未．内经病机十九条之研究．上海：中医书局，１９３２．
  　　１０　秦伯未．秦氏内经学．上海：中医书局，１９３４．
  　　１１　秦伯未．医林初集．上海：中医书局，１９３４．
  　　１２　秦伯未．金匮要略简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５７．
  　　１３　秦伯未．内经知要浅解．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５９．
  　　１４　秦伯未．中医入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５９．
  　　１５　秦伯未，李岩，张田仁等．中医临证备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３．
  　　１６　秦伯未．谦斋医学讲稿．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６４．
  　　
   
   
  

03-7-15 22:20 志一
  程门雪
  （１９０２—１９７２）
  　　 程门雪，中医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医临床和教学工作，对伤寒、温病学说有深邃的理论造诣，博采古今，熔经方、时方与一炉，善用复方多法治疗热病和疑难杂症，用药以简洁、轻巧、灵动见长。
   
   
   
  　　程门雪，又名振辉，字九如，号壶公等。１９０２年出生于江西婺源的一个富裕人家。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宿儒。幼时，父亲延聘饱学之士来教他四书五经、诗词赋曲，使程门雪从小就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为他日后在中医学术上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程门雪１５岁开始学医，启蒙老师是当时在上海行医的汪莲石。汪莲石学宗《伤寒论》服膺于舒驰远《新增伤寒集注》，临证善用经方，用药偏于辛燥，汪莲石悬壶沪上，声誉隆盛，当时许多名医如恽铁樵、丁甘仁等都曾就教于其门下。程门雪初入医门，以他聪慧颖悟的秉性，得到老师的青睐和心传，尤其对伤寒证治有深刻体验，从而形成了他行医初期用药迅猛慓悍、大刀阔斧的风格。
  　　当时，汪莲石年届古稀，诊务繁忙，不能悉心授业，遂将程门雪介绍给同仁丁甘仁。丁甘仁为孟河四大名医之一，信从叶天士，薛生白的温病学说，临证用药以平淡轻巧见长。１９１６年，丁甘仁在谢利恒、夏应堂等同道支持下，创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和广益中医院。程门雪入学就读，成为该校首届学生。丁甘仁办学主张读书和临床相结合，要求学生融汇古今，这对程门雪有较深刻的影响。
  　　１９２１年，程门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１９２６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聘任他为该校教员。丁甘仁逝世后，程门雪出任该校教务长并兼任沪南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在教学和临床上施展自己的才华。这段时间，程门雪边教书、边读书，学业日精。同时，他在临床上，根据病人大多来自劳苦民众的特点，力主用药迅猛慓悍，以仲景方药大剂出入。如阳明实热用白虎汤，石膏用至四两（１２０克）；风火水肿用越婢汤，麻黄用至一两六钱（４８克）；少阴虚寒用四逆、白通汤等，附子累计总量计一市斤许（约５００克），治愈了不少危重急症。
  　　１９３５年起，程门雪脱离教务工作，专注临床，自设诊所开业。这时，他已成为上海有名的中医，因而慕名求诊的大多出自富贵人家。程门雪根据这些病人“易虚易实”的体质特点，遣方则从丁甘仁平淡法出入，用药轻灵机巧，重视配伍和炮制。如麻黄３至５分（０．９～１．５克）用蜜炙，桂枝１至３分（０．３至０．９克），煎水炒白芍，苍术用米泔水浸，熟地炒松，用砂仁或蛤粉捣拌等，从而形成了他临床用药的独特风格。
  　　中年以后，程门雪治学愈发勤奋严谨。在临证之余，他又反复精读《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对各种版本的叶天士医案尤为致力并多次点评，且博涉古今历代著作，采摭临证名方，学以致用。程门雪读书常边读、边诠释按评，或赋成歌诀背诵，或编成讲义授徒。这段时间里，他著述宏富，计２００余万言，如《金匮篇解》、《伤寒论歌诀》、《未刻本叶氏医案校注》、《叶案存真评注》、《藏心方》、《女科歌诀》、《西溪书屋夜话录歌诀》等，都是其代表性著述。
  　　１９５４年，程门雪出任上海市第十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１９５６年，上海中医学院创建，程门雪任该院首任院长。并先后任上海中医学会主任委员、华东血防九人小组成员、上海市卫生局顾问等职，并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他担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期间，对中医现代教育事业作出较大贡献。他提倡“学习中医首先要做到继承，没有在继承上狠下功夫，就谈不上整理发扬”。因此要求学生多读经典医著，随师临诊抄方、书写脉案，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在教学上，他主张古为今用，百家争鸣，不拘门户之见，中医课程要有所侧重。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间，他亲自主持举行“近代中医学术报告会”１０余次，邀请上海中医名家传授各流派学术经验，对中医界学术争鸣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治学严谨　统一伤寒温病
   
  　　程门雪一生治学严谨，对伤寒和温病学说有深邃的学术造诣。他对中医学术的研究，强调“要从诸家入，而复从诸家出，取其精华，融一炉冶”。即使对经典著作，也必须验之临床，绝不盲从而死于句下。
  　　他认为，汉代张仲景著述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论述辨证论治的奠基作，但其中也掺杂了一些与临床不符合的内容，应该与证治规律性总结的文字分别对待。他指出，《伤寒论》中有三类文字：其一是总结临床证治规律的，如六经病总纲和主要方证的条文，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必须掌握；其二是个别经验的文字论述，如原书２９、３０条关于阳旦、四逆、脚挛急、谵语同时并见者，对此要与第一类文字区别对待，要通过临床去验证；其三是四言韵文式的文字，如“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等，与全书朴实无华的叙述风格不同，可能为后人加入，不可误为仲景原文而等量齐观。
  　　程门雪强调研究仲景著述，首先要读白文，仔细反复通读，把其中相关条文贯穿起来，对方证进行归类对比、综合分析，注意药物加减变化，自能逐渐领会其辨证论治规律。他尤其重视精读评注《伤寒论》等书，并随着临床阅历的增进，去加深对仲景学说的理解。如１９４０年，他评注《伤寒论》麻黄升麻汤方证条文，认为其“方杂不纯，药不符证，非真无疑”。１９４５年，再次评注该条，又依据临床实际，联系上热下寒、上实下虚的病证表现，对其复方配伍的处方原则作了充分肯定，并自责以往误断，谓“学无止境，勿遽自以为是”。这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在程门雪著述中每多体现。
   
  程门雪治学，强调掌握中医学术的精神实质，对经典著作要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把握它们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中医学理论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历代有所发展，至于辨证论治和八纲诊断则奠基于《伤寒论》”。《伤寒论》六经分证是在《内经》理论上发展起来的，《伤寒论》六经与《内经》所述的六经，都与经络学说密不可分，两者在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不能将其割裂开来。对《素问·热论》中“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已满三日者可泄而已”的经文，程门雪提出了精辟论述。他认为，“三日可汗”之意，不是说三阳病都要发汗，而是说三阳经都可从汗而解；“三日可泄”也不一定是用下法，但包括下法在内，如少阴?募毕麓嬉鹾?养阴泄热，都是“泄”。从而纠正了许多人的误解。
  　　程门雪一生崇奉张仲景和叶天士，主张学伤寒的必须联系温病，学温病的必须联系伤寒，要把伤寒和温病对热病证治的理论统一起来。他认为，叶天士《温热论》是在张仲景《伤寒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温热证治和方药应用上，又是对伤寒六经证治的补充，两者决不可孤立起来认识。早年他就在《未刻本叶氏医案》评注中指出：“天士用方遍采诸家之长，而于仲师圣法用之尤熟。……叶氏对于仲师之学极有根柢也”。因此，他决定从叶天士入手，以跻仲景学术之室，融会伤寒、温病证治方药，从而成为统一伤寒与温病学说的先行者，这对现代中医热病学的创立具有较大的影响。
  　　程门雪认为叶天士《温热论》的理论，是对前人温热证治规律的系统总结，如“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之说，是继承了吴又可“邪从口鼻而入”的论点；“逆传心包”，则导源于王肯堂对《秘旨》的引述；而卫气营血辨证法，则脱胎于《难经》的有关论述。温病学派在察舌验齿的诊断，顾养阴液的治疗法则，和轻清透气、芳香开窍、甘寒生津、咸寒救液等治疗方药等方面，对热病证治有较大贡献，补充了伤寒六经证治的不足。程门雪对叶天士“救阴不在血，而在精和汗，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的论断推崇备至，并常付诸实践，指导临床遣方用药。但对其“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液”等臆测之辞，却极不赞同。程门雪认为，柴胡、葛根为退热佳品，临床自有用途，如陶节庵柴葛解肌汤即是；如兼阴虚者可配益胃、养肝，如张景岳归柴、葛柴等配伍。可见他在学术研究上不拘门户之见，实事求是的精神。
   
  临证稳健　提倡复方多法
   
  　　程门雪是上海有名的中医临床家。在临床上，他博采众家之长，融合古今方药，处方简洁，用药精当。晚年以后，他常接治久治不效的疑难杂症，针对患者虚实寒热错杂、病情复杂的情况，制定出一套“复方多法”的治疗方案。所谓“复方多法”，是揉合若干成方，撮其主药，汇集温散、疏化、宣导、渗利、祛瘀、清利诸法，加减变动，攻补兼施，寒热并用，根据病证主次标本等具体情况，先后逆从处治，从而提高了临床疗效。
  　　程门雪深得伤寒和温病理论精髓，对热病治疗常依据其标本缓急，稳健进退，自出机抒。如一春温重症，壮热神昏，白?，红疹互见的危急病人，经他１２诊次、１６天的中药治疗，先后用清热透气、气血两清、清营开窍、养阴清肺、涤热化痰诸法，使其转危为安，病入坦途。他在热病方药处治时，常合仲景、天士方同用，如小柴胡汤、栀子豉汤疏解，治发热、胸闷、口苦；葛根芩连汤清阳明经腑之热，治高热便泄；用桑菊、银翘辛凉解表，透风于热外；用益元散、甘露消毒丹清热利湿，渗湿于热下等，加减损益，化裁变化。
  　　程门雪强调在临床上要借鉴前医处方经验，着重阴阳虚实辨证，来治疗各种疑难危症。如一慢惊风患儿，神昏睛露，角弓反张，口唇焦裂，汗出如洗，四肢厥冷，二便失禁，舌质光红，脉沉弱欲绝。前医曾先后用养阴救液、回阳固脱两法不效，且险象叠生。程氏接诊，以其脾肾阳竭，肝肾阴伤，阴阳不相维持，离决之际立待，果断用庄在田理中地黄汤回阳护阴，方中既用温阳健脾，又有滋阴润燥，配伍得当，竟使患儿迅速得救。
  　　对于本虚标实的各种杂病，程门雪常依据其邪正进退情况遣方选药，注重治疗步骤和方药变化。如中风证治分为４步用药，以开关、重镇药，急则治其标；以清滋、腻补药，缓则图其本。对内风尤重豁痰通络、宣通机窍，如虚实互见者则以健脾益气为主，化痰泄风为佐使；内闭外脱者，则用参附汤或生脉散为主，配合羚羊角、至宝丹、导痰汤同用。在咳喘病治疗过程中，除始终佐以化痰诸法之外，还根据“在肺为实、在肾为虚”的证治原则进行临床治疗。如邪实者用定喘汤、小青龙汤、厚朴麻黄汤，症轻者则用泻白散、黛蛤散加味；正虚者，或用生脉散补肺，或以七味都气丸、肾气丸、黑锡丹等补肾纳气。
  　　对于病情复杂的病证，程门雪主张复方多法处治。他每以１０味左右处方，而其中又融合了４至５个古方，涵意深刻，选药精湛。如淋浊病案，用泻白散、导赤散、萆薢分清饮、知柏地黄汤，上下同治，虚实兼顾；梅核气病，又寓麦门冬汤、半夏秫米汤、温胆汤、天王补心丹、甘桔汤诸方主药，合养阴、化痰、利湿、和胃、安神、清咽诸法于一方中。在应用复方多法治疗时，他往往取古方、经方之意而不用其方，或用其方而注意小剂量调理，或重药物配伍监制，总以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恋邪为目的，使不少病人逐步得到恢复。
   
   
   
  　　程门雪处方用药，以简洁、轻巧、灵动见长。简洁，是指他选药精细、处方简洁而言，这是他几十年来研究仲景、天士方药脉案，并积累临床经验逐步形成的特点。如温肾药分为温散（附子、肉桂、胡芦巴）、温补（巴戟、苁蓉、仙茅、锁阳、枸杞子）；祛痰药分为化痰（半夏、陈皮）、消痰（海蛰、荸荠、白芥子、莱菔子）、豁痰（枳实、郁金、远志）、滑痰（竹沥、竹茹）、涤痰（皂荚、葶苈子）等。他对诸多药性分门别类、随症选药，组成简洁处方。轻巧，主要是指处方用量轻。他曾说：“对于处方的分量当如东垣法，宜轻不宜重，药物的作用是导引，是调整，是流通，所谓四两能拔千金是也”。在临床上，对于年迈、体虚、久病者，他常以“轻可去实”法处治，组成轻补、轻清、轻宣、轻化、轻泄、轻开、轻香等方药，一般较少用粘腻重浊之品，即使要用也常顾护脾胃功能，或浊药轻投，或“制小其服”。灵动，是指他用药配伍精当，不落呆滞的意思。故厚味填补，必佐行气之品，如熟地与砂仁同捣；益气必佐和胃，吉林人参与橘白、谷芽同用；活血药常兼以理气，如山甲片与茴香配伍；介石重镇药，又佐以辛凉清泄，如石决明、珍珠母、龙齿配合薄荷、桑叶、菊花、蔓荆子等。他用药重视药性监制，如黄连、枣仁治失眠，苦泄酸敛同用；附子、羚羊角治中风，辛温咸寒同用；肉桂、姜黄治腹痛，寒凉与温热配伍；鹿角、白薇同用，治妇人虚劳；白芍、淮小麦同用，治低热、心悸、头眩等，都是他临床常用的“药对”。
  　　程门雪深得叶天士“制方选药因症转移”之理。他常用古昔名方加减出入，融为一炉。如甘麦、大枣、炙甘草汤治心悸，百合地黄汤治内伤神志病，近效术附汤治阳虚眩晕，平胃散治失眠，宣明断下丸治久痢，醉香玉屑散治湿泄、瓜果积，转舌膏、地黄饮子治中风失语，肾厥玉真丸治偏头痛，越桃散治腹痛，牛膝膏治血淋，金水六君煎治肾虚痰成，宣郁通经汤治痛经，六神煎治脾虚发热等。如此种种，在《程门雪医案》中每多体现。
   
  品行高洁　谦逊好学
   
  　　程门雪医德高尚，品性廉洁，好学不倦，谦虚谨慎，深得同道赞许。早年成名后，他仍孜孜以求学问，对同道学有特长者虚心请教。如有一久泻病人经他多次治疗，用调理脾肾方，依然无效，后来这个病人携带程门雪方笺，就诊于王仲奇。王仲奇诊察甫毕，旋索程之处方，批上“此方可服，再加蛇含石四钱”。随即把处方交给病人。这张久服不效的方子，仅加上一味药，只服数剂，多年宿疾居然痊愈了。后来病人将此事告诉程门雪。从此，程深慕王仲奇医术，要拜

灵异怪医

好

罗本逊

这些介绍都很客观，而且突出重点。不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