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为医者的"课外书"之七－－《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梁知行

此书由【美】孔飞力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书评：
叫魂，一个中国特色乡土气息浓厚的词语。孔飞力教授在他的大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这样定义这个名词以及清乾隆三十三年的这个事件：“1768年, 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 一个幽灵—— 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 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 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自保或者乘机打击报复，全国十二省的各级官员忙着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弘历先生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加以督促。折腾到年底，在小民不值钱的贱命和官老爷珍贵的乌纱丢了不少之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闹剧：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妖人，没有一件不是冤案的妖案，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偃旗息鼓。于是，这个事件就这样终结，不是“轰”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
很显然，在这个全民运动中主角有三个：乾隆，大清官员，小民百姓。乾隆把这个事件翻来覆去，字里行间看见四个字：汉化、谋反（这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作为异族的统治者对“剪辫”这一行为所蕴涵的政治象征意义心存芥蒂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对普通的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和躯体之间的脆弱联系，而对皇朝的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是皇朝同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如果僧侣道士或者乞丐也能作法与神鬼进行交流和对话，这会严重影响到君权神授的合理合法性。作为一个江南文化的崇拜者和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乾隆对江南感情复杂。愚民百姓的无稽之谈自然是不信的，他大张旗鼓的目的在于借机打击甚至根除因汉化而腐败堕落的江南的官僚们以及江南书生的桀骜不逊。而大多数大大小小的官员作为社会的精英分子，经过科举的严格选拔，对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古训都是熟谙的，可能他们对怪力乱神也有敬畏之心，但是对于升斗小民的鬼怪故事无疑是不屑一顾的。作为地方长官，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他们推崇的是无为而治，不希望自己的管辖范围出现对自己声名不利的事情，即使真的出现了也会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是乾隆朱批严加斥责的“化有为无之术”。中国封建政权对儒家的尊崇一方面形成了身后的儒家文化传统，同时也在不同的朝代造就了一大批这样的官员，即在肉身上他们是纯粹的奴仆，忠君爱国，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是以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的浓厚情结，在社会结构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防止社会在疾风骤雨中偏离方向。所以，官员在这场大恐慌的闹剧中并不是积极的推动者，甚至他们起到缓冲的作用，是他们“尽力将来自君主的紧急、非常规要求导入习惯的、日常的轨道。”事实上，最后也正是军机大臣刘统勋劝阻了“十全老人”近乎偏执的行动。一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乾隆皇帝和他手下大小官员的作为完全符合他们的阶级理性，也就是说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都没有出乎人意料的地方，他们扮演了合乎他们各自身份的角色。
真正让我们惊讶不已的是，在这场大恐慌的闹剧当中推动者与受害者都是同一个阶层——普通民众。所有的嫌疑犯都来自最低层，他们是乞丐，僧侣和道士（其实大部分出家人都不过是穿着制服的乞丐），而举报他们，将他们扭送衙门甚至执行私刑的英雄却同样是底层的农民、渔夫和小市民等等。普通民众制造了这场恐慌，并且在闹剧上演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1768年初春，丝绸之乡德清慈相寺几个贫穷潦倒的和尚因为嫉妒附近一座观音殿的香火旺盛，散布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进香者若去该寺非但难得庇佑，反会遭到毒害。四个多月以后，谣言已经铺天盖地，山东巡抚富尼汉将消息报告给了皇帝。从浙江到山东，并由巡抚这一高级官员上报朝廷，而其间并没有什么公共媒体参与，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就是人际传播，竟然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可以想象，民众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谣言最初的形状是石匠在观音殿附近的不道德行为，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发展之后它的形状变成了：术士或者妖人能够通过发辫，衣物甚至是名字来摄取一个人的魂魄，使之为术士服务，同时极大损害被施术者的身心。显然，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经过了修改和加工。每一个参与谣言传播的人都是同谋，他们同心协力，将谣言中不合理的枝节部分削减，增加自己的细节，使之更加明确合理，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然后更快更广的传播出去。当谣言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模样越来越清新可人的时候，几乎都可以看见这许多同谋者满足的笑容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取舍和细节的再造过程中，加工者充分考虑到了普通民众的习惯、兴趣、希望、担忧，并且投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所好，简直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任何一个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一定不难理解“魂魄”的概念，即使并不能明确的表述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宇宙是“阴”和“阳”的双重构成，而在人的身上也同时存在着代表精神之灵的“魂”和代表躯体之灵的“魄”，并且和“阴阳”相对应。关键在于，在观念中“魂”和“魄”是可以分离的，这就给那些心怀不轨之人以可乘之机，并且使自己处在危险当中。《大清律例》中有一段话规定“采生折割”的具体行为应是:“谓将人致死,取其官窍,以行妖术或使术法邪道,采取生时岁月,将人迷入深山僻处杀死,割取形骸,剜其五脏生气,摄取魂魄,为鬼役使。今两广豫闽等处所市鬼葛,即是又一术也。”而采生折割在当时正是巫术的一种。由此可见这个谣言既有文化传统的传承，又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其力量之巨大是可以理解的。
谣言本身的精美，以至让人爱不释手并且或出于炫耀或出于慷慨的与他人分享，这固然是谣言得到大范围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我们也可以指责中国普通百姓的愚昧，教训他们：当科学与文明不占领你们的思想阵地，你们的思想阵地就会被无知和野蛮占领；又或者像孔飞力先生解释的那样，“所谓‘盛世’，是一种惯用的说法，常被人们用来当作德政的护符，用来装点官方文件。”乾隆的盛世是镀金的假冒伪劣产品，实质是一个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社会的基本问题的“受困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己的境遇产生怀疑”，因而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当陌生人闯入其领域并有可能对其资源形成抢夺之势，他们自然要自我保护，对陌生人——也就是社会边缘人进行驱逐。在这个社会主体挤压边缘群体生存空间的过程中，社会边缘人越多，流动性越大，谣言也就会相应的越来越多，流传越来越快。孔飞力把叫魂看作是三个版本的故事的综合，乾隆，官僚，民众是不同版本中的主角。可以发现，乾隆是个体，官僚是一个有组织的精英阶层，质量平均且数目不大，也可看作个体。三者之中只有民众鱼龙混杂，没有任何组织上的固定形式，“对于妖术的恐惧，并不是因为卷入其中的人数的多少，而是由于人们对此的想象产生”，也就是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了同一个方向，他们的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我们称之为恐慌。所以，处于叫魂事件中的民众其实也就是勒邦所说的群体，或者叫做“乌合之众”。我们相信并且事实上也确实可能，作为一个个体言行符合理智，冷静客观地判断人和事，对待某一个陌生的观点必然是科学而辨正地看到正反两面。简言之，个人应该受到理性和利益的支配和驱动。但是遗憾的是，古今中外的人们的血液里仿佛天生就有从众的红细胞，个人往往很容易接受别人的观点，意见和心理的趋同造就了一个个大小不一性质不同的群体。群体正如一个巨大的磁场，不断吸引着个体被磁化而成为磁场的一部分。在群体的力量显而易见的时候，个人会失去他存在的理由及其自我感觉。他成了一个局外人，在其他个人组成的极其上发挥一只无足轻重的螺丝钉的作用，甚至他都不是这个机器的一部分。可以想象当妖术谣言盛行的时候，一个人如果不参与到加工传播谣言的过程中去，他就将边缘化，他将会感觉到未知而充满敌意的目光包围在他的身边，迫使他做出抉择。当然，坚守自己的信念和道德底线的个人是有的，只是他们或者被私刑或者被官方的力量予以镇压，所以所谓的抉择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融入群体。或者你可以选择沉默，在谣言盛行的时候沉默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无声的力量，但是，同样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妥协，是与制造加工传播谣言者心照不宣的默契。糟糕的是，一个人一旦成为一个群体中的一员，他的行为举止观点想法仿佛立刻就经过了歪曲，与其自身的理性和利益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其自身的各种素质诸如自由的意志、对意见观点警惕的反思乃至洞察力都随之整个消失了。就像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所说的那样：“事实上，人类群体的水准降到了其最差成员的层面。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参加集体行动并感到他们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群体中人的思想行为会接近那些最低水准的人的平均水平……地位最低的人的标准被用来判断非常普通的事情。总之，在一个群体中，第一名会成为最后一名。”罗马人的谚语说：议员们都是好人，但罗马元老院是邪恶的野兽。这是个悲哀而让人感到阵阵凉意的事实，“这个事实给人类带来多少苦难！它是所有战争和每一种压迫的根源，使得世界充满痛苦、叹息和怨恨”（爱因斯坦）。
在群体中，个人是不会说话的，或者说他们说的并不是自己要说的，而是群体借他们之口发表的各种宣言。在群体中，个人是不会思考的，或者说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群体的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群体的心理景象就是他们的心理景象。谣言也是一种信息，只不过是扭曲了的带有社会倾向的信息。它同样能够构建参与其中者的虚拟环境，民众并不会觉得妖术有什么荒谬可笑的地方，他们的恐惧和厌恶都是真实的，他们生活在众人齐心合力建造的山洞监狱之中，处于囚徒的困境，却每个人都想做点什么。在这样的集体意识或者说是集体无意识的驱动之下，“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现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在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在一个即将面对“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停滞帝国的镀金时代，人们不能确认通过自身的奋斗而改善自己的命运，这种情况由于捐税似虎、酷吏如狼的腐败政治现实，而变得更加无法让人容忍。统治者不提供制度性的正义，民众就不能从现实中获得公平的补偿，偏偏在这个时候乾隆皇帝对妖术大理清剿，于是“妖术”这一术士们专用的武器突然就像“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不同的是，术士通过妖术作法获得利益，而民众则通过指认这种行为，控告他们的敌人是术士并使用妖术便可以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谋取私利。一个对权力始终渴求却始终不可得的群体，突然有了这样的机会，怎么会不紧紧抓住这样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呢？这样的机会成长于谣言的土壤之中，民众又怎么会不对散播谣言乐此不疲呢？
透过孔飞力对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观察，原来叫魂叫的是乌合之众的魂，我发现了在谣言传播过程甚至所有的社会进程中群体的可怕，其特点就是盲目而难以控制于是显得骚动而情绪高昂。在集体无意识的狂热当中，群体被压抑的欲望迫切需要释放，这个时候如果恰好提供给他们可以实现自己对某些事物的渴望（比如权力）的工具，那么，距离一场灾难所缺的也许就是一个浪漫主义色彩的领导人了。“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