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篇 后现代科学的发现（5）— 科技人员介入后现代主义

杨鸿智

第38篇  后现代科学的发现（5）— 科技人员介入后现代主义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罗马俱乐部1968年4月成立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并由此得名。名马俱乐部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性的，非意识形态的，结构松散的学术研究团体和社会团体。它首创对当代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问题”的研究，在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激发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方面，有着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罗马俱乐部在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工业革命的生态负效应及其严重后果作出了激烈反应。它也是为解救人类的生态困境而成立的第一个社会团体。它认为，新技术革命使人类进入全球时代，人类的失控制引起的严重后果相互纠缠，在规模上具有全球性，在性质上涉及全人类的利益。所以被称作“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人口问题，工业化的资金问题，粮食问题，不可再生的资源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生态平衡问题）。罗马俱乐部提出，解决“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行动。罗马俱乐部追求的目标是：促进和传播对人类困境有较为可靠和有深度的理解，在一切可用知识的基础上，鼓励那些能纠正现在状况的新态度、政策和制度。也就是在认识和实践上改变人类对环境的态度和行动方向。罗马俱乐部聚集了一批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天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未来学家等。他们围绕罗马俱乐部的宗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提交了一系列专题报告：
1969年，贝切伊发表《深渊在前》
1974年，贝切伊发表《前途如何》
1977年，贝切伊发表《人的素质》
1981年，贝切伊发表《未来的一百页》
1972年，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
1974年，梅萨罗维奇《人类处在转折点上》
1976年，廷伯根等，《重建国际秩序》
1982年，弗里德里希与沙夫《微电子学与社会》
等等。
1972年，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这份最著名的报告中，清醒地提出了“全球性问题”，即前面所列的5个问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米都斯等人在报告中的主要结论是：西方发达国家正处在经济矿山速增长的繁荣期，这是“一个充满巨大幻想的时期”。如果当前的这种增长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在今后几代，我们这个实际上很小的星球将要达到人类扩展的极限，从而使这个体系陷入无法控制的崩溃和瓦解的境地。如果能限制和控制增长，改变增长目标，还来得及避免最终的灾难。但是，如果时间过得越长，这种改变就越痛苦，成功的机会就越少。该报告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而使罗马俱乐部一举成名。对于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面临空前困境的天才预言，在当时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人们根本听不进去。同年，荷兰出版了《反罗马俱乐部》一书；1973年，塞塞克斯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出版了《毁灭的模型——对增长极限论的批评》；1973年，柯尔主编了《崩溃的模型》一书。反罗马俱乐部的势力迅速形成，人们思想一片混乱。但是，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同时，许多国家俗物欠收，导致物价上涨，饥荒发生，经济陷入严重混乱。“黄金时代”的经济奇迹结束了。西方流行的高速增长论的乐观调子难以为继，世界发展态势被罗马俱乐部不幸言中。罗马俱乐部的危机警报终于得到了广泛认同。报纸、传媒、会议室、研讨班、乃至跨国公司、全世界的人都在讨论增长的极限问题。《增长的极限》一书，在发表后的短短几年内，被译成30多种文字，再版十几次，发行几百万册。
罗马俱乐部另一个影响很大的报告是美国学者梅萨罗维奇和德国学者佩斯特尔等人合作完成的《人类处于转折点》一书。该书指出，人类目前突然面临的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等等是一场全球性危机。与过去的自然灾害不同的地方在于，现在的危机是人为的。人类首先要转变自己的价值观念，不要认为自然的供给系统在所有方面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应当避免过去那种在全球发展方面追求所谓的进步而越来越快地走上了不加区别的发展过程。报告还指出了危机的全球性、并存性和迅捷性这三种性质。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人类必须从全球的观点和长远的观点从事世界范围的合作，否则，不能根本矫正世界现状和人类前景。由于拖延不及早作出决策所带来的后果，不仅对经济、政治方面，而且对人类本身的伤害方面都将极其可怕。该书指出人类要走有机增长之路，避免细胞分裂式的无差异增长，指数增长、走上全球性世界发展的新道路。为此要进行社会变革和个人价值观变革。发展一种新的全球伦理学，包括：发展一种世界意识，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自己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发展一种使用物质资源的伦理学，使人们不以浪费和丢弃为荣。发展对待自然的新态度，其基础是与自然协调而不是征服自然。人类为生存下去，养成一种与后代休戚与共的习惯，并准备以牺牲自己的当前利益去换取后代的利益。这一“有机增长”的观点比米都斯等人提出的“零增长论”更容易被人接受，从而为罗马俱乐部争取了更大的支持。
与此同时，罗马俱乐部还通过与各国政府首脑和高级政治家会晤、举行各种类型的会议等方式，广泛宣传他们的观点。推行他们的主张，其中有影响的有：
1976年4月，在美国费城召开的“人类新的地平线”会议。
1980年5月，与联合国培训和研究中心等机构在联合国总部举办的探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际会议。
1982年10月，在东京召开的“通向21世纪——全球问题及人类的选择”会。
1983年9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粮食问题讨论会。
等等。
罗马俱乐部的这些活动，很快使生态意识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勿庸讳言，罗马俱乐部早期对未来预测有悲观主义倾向。然而，罗马俱东部的活动，在提高人类的生态意识，唤醒当代人类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新的责任感，敦促人类共同行动等方面，影响深远，功不可没。不仅如此，它还直接触发了西方世界7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生态保护运动（环境保护）
周穗明《文明的震荡》P20-27
我们在这里引用罗马俱乐部的事例在于说明人类走向后现代科学的途径。罗马俱乐部的出现，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反思这个社会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这个反思首先发生在法国，在法国是以哲学思考和政治冲突的形式表现的。这一反思在美国则表现为各个领域中出现的“反社会”的“西皮士”的表现。表面看来，这些行为没有任何意义，但这正是人们用“无意义”来抗议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人性的压迫。罗马俱乐部的出现，表明这一反思已经从哲学家、普通市民，转向自然科学研究者。他们使反思又深入了一步。他们的工作指出，资本主义的危机原因，不仅在政治制度层面，更重要的是在科学技术层面，是由这些科学技术所制约的生产方式决定的。从罗马俱乐部之后，人们除了继续认识大工业生产方式造成的环境破坏之外，将进一步研究为什么现代科学会产生这个结果。研究发现，原来现代科学本身就是形而上学机械论的只看局部，不顾全体，因而才造成了人类局部经济的发展而整体前途却受到威胁的结果。由此，人们呼唤一种新的系统论的科学，并将这种新科学命名为“后现代科学”。当人们有了对系统科学的需要时，当人们为此而对现代机械论科学进行批判整理时，才发现原来系统论科学早已经产生，只不过象所有新生事物的早期发展形式一样，被“现代科学”这个大帽子压制着，还没有独立出来，而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努力，使人们认识，发现了后现代科学的存在，并使后现代科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