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证

东方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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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定义：证是机体正邪抗争的态势及其规范化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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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内容由 东方医学 在 2006年06月17日 09:19pm 时添加 -=-=-=-=-
拙文曾最先发表于本论坛，但现己不见踪迹。只好再次发表，并此就正于方家，是以为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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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与形势的语义基本一致，但在应用上是有所倾向，如战略形势；战场态势。它们的基本内涵有：一是整体的状态，二是指这种状态的稳定或消长变化，三是伴随着利与害的价值取向，四是一种主客合一观。证也具备着态势或形势的这些本质特征。状态一词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也与态势或形势的语义相通，但现在一般情况下，状态一词不隐含态势或形势语中的整体等内涵。由于这些概念运用上的倾向，久而久之因约定俗成就成为一些领域的专用语言，如果不深究的话就很难发现其异同关系和语境问题的影响，一些不必要的学术争论可因此而起。
  形势、态势、状态这些概念我们经常使用，但是我们没有深究其内涵。如《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汉语大辞典》、《汉英大辞典》、《辞海》等书对形势一词的解释就语焉不详，可以说得上是循环论证和相互引用。这提醒我们利用工具书进行研究时不应盲从。当没有合适的语言表述某种思想时，我们不应忘了发现、发明和创造。
  形势、态势、状态等语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尤其是对现代的中医学等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应该把它打造成“拳头产品”，我们不能老是在西方文化中“进口”概念。也让他们引进我们的“产品”。并促进他们的“现代化”运动。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在古人创造的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刷新其内涵，促进其时代化和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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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一语究竟出于何人何处难于考证。但就案头存书而言，似以《管子》径立形势语为早，其一见于形势篇，再见于形势解篇，但其论多泛泛，不得要领。形势语的基本思想内涵应是出自《孙子》。孙子兵法十三篇专列形、势二篇，有的版本作军形篇、兵势篇。纵观两篇及全书，形成强弱攻守的形势，是通过集中力量（专）和分散力量（分）造成虚（寡）实（众）和以正示敌以奇制敌等来把握和控制形势。这一切就不可避免的反应双方力量等的变化和价值意义的改变。
在孙子兵法中，形、势有时也弱化为一种状态。或者说可以通过一些状态来表征和体现形势。如“强弱，形也”，“勇怯，势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上医医国，不谙形势神韵怎能通变应变？！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同为把握全局状态，当然可行。医易相通，确实！医军有同，不错！君不见用药如用兵之论。所以研究对象的整体状态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形势等问题，对于国家、军事、生命等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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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贴子最后由东方医学在 2006/07/04 04:09pm 第 1 次编辑]

《内经》关于形、状、态、势等的概念散见于各篇中。关于病形、病态、病位、病性、病势、病机等的思想内涵亦可见端倪。但更多的是关于疾病状态的描述可谓是俯首皆是，这些方面从根本上规定了证理论的发展方向。但我更看重“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揆度阴阳”，“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诸语。认为这是辨证的精髓。从《内经》中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有书籍讨论这类问题，可惜失传了。现在一是寄托考古学的新发现，二是寄托于我们的理论思维来复“原”。后者看起来不可取，而其实最可行，因为这最现实，不需等，而是用一种“被规定了”的创造性来发展。虽然这不是经学但却是科学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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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贴子最后由东方医学在 2006/07/04 04:13pm 第 1 次编辑]

《伤寒论》的历史功绩在于推出了一个合理的和有效的辨证论治体系。使后人沿着只在六经求根本莫在病名寻枝节和在类证类方这两个方向上发展，推动了辨证论治研究的深入，从而使证和证的集合关系这两个重要问题被突现出来并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八纲与六经也就成为上千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于是就有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接踵而来。
  八纲问题的突现得益于程国彭等前贤的直觉，为对八纲进行理论探讨提供了一个操作平台。


2004-10-21 18:11   



-=-=-=-=- 以下内容由 东方医学 在 2006年07月04日 04:26pm 时添加 -=-=-=-=-
八纲的意义在古医家直觉到了证的基本内涵，为对证内涵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基础。六经的意义在于为处理证的相互关系及其集合形式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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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十世纪末叶，对证问题的相关研究被集中到了病因、病机、病位、病性、病势等这几个焦点上。学术界也基本都以此来表征证，尽管还存在着争议。
证是什么呢？仍然莫衷一是。迄今为止对证产生了一系列的各种各样观点，体现了现代中医各家学说纷呈的局面，是真正的百花齐放。但是这些“花”可以分成三大类。一类是用西医学或中西医结合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观点来表征证。二类是用系统科学的方法与理论观点来表征中医学的证。这两类研究方式的头上都罩着眩目的“科学化”和“现代化”的美丽光环。还有一类就是中医学式的自主研究，这一类研究似乎无法避开“丑小鸭”之嫌。
我反对第一类研究。一是因为这是一种在“科学化”和“现代化”旗号下的一种不言自明的否认中医学的行为，一门科学的核心概念要用另外一门科学来表述既有违常理，又不符合逻辑，岂非咄咄怪事。对证的否定也就从根本上不认同中医学的科学观。第二这是一种还原论式的研究，与中医学的整体论研究方式简直就是南辕北辙。且这种研究方式对复杂系统是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从逻辑上讲也不可能用还原论的研究方式得出整体论的答案。故此证非彼证。第三这种研究方式的本体论基础与中医学的本体论基础完全不一样。一个注重对象的原型如器官、细胞、分子等；一个重视对象的气、象等，而这些都是一种理论模型。更重要的是西医学的背景学科的物质本体论基础正在走向反面，或者说向中医学的理论模型特征趋同。如从分子到原子，到基本粒子，到夸克，到弦理论，而弦理论说到底也就是一种理论模型而已，它与气的理论模型在本质特征上是一致的，立象尽意而已。我们为何厚此薄彼呢？为何缺少自信呢？为何对客观化使用两个标准呢？第四是中西医学的定量观不同。如果说格物致知是科学的一个特征的话，那么中医学是从总的方面进行量化，有些模糊 ，有所指而无所指，无所指而有所指，当依具体而定，其用在活，是一种理想化方法。西医学则是从局部的具体方面进行量化，所指确定，其用在死，在对整体关系的处置上走实证化的道路。如中医学所涉及的量多是矢量，是一阶的；西医学所涉及的量多是标量，是0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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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对第二类研究的一些方式。中西医结合研究是因两者都以人体生命、健康、疾病等研究为已任，同属医学而具“形似”。中医学与系统科学的结合研究是因为两者具有相似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征而“神似”。但两者进行比较时仍然存在有、无、同、异、长、短等问题。两者分属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与科学。如果我们不放弃振兴东方文化与科学和我们休戚与共的中医学和任由西方文化与科学自大的话，就必须先求我之卓然自立，并以此作为一切中医研究的出发点，舍此就谈不上是在继承和发扬中医学。我们如果自惭形秽，自毁根基，不独立自主和创造性发展，中医学就不仅仅是自生自灭而是会加速消亡，这是其一。第二是将中医学与系统科学等盲目混同必将再次形成类似中西医结合研究中的混乱局面，如原型与模型，还原论和系统论的混杂等等，形成很多莫明其妙的无意义的争论，形成很多科研误区。可以说是误人误已而又遗患无穷。第三是在一门科学内如医学或系统科学，有的学科已经形成，有的学科正在形成，有的学科尚待创建，它们之间参差不齐，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东西，就象不能把中医学之心归属于西医学之心。所以我们就不能把中医学的整体论等同或归属于系统科学的系统论；不能把阴阳消息论等同或归属于信息论；也不能把五行调节论等同或归属于控制论等。它们之间 不论在整体上还是在具体上都存在着有、无、同、异、长、短的矛盾。姑且不谈民族文化情结，单就科学态度而言都应坚持自己主张，何况证的态势观等是目前西方科学所涵盖不了的呢？所以中医学的证观应当自立，自我完善，自行其是。而不是去邯郸学步。何况世界上至今仍存在着东西方医学，为何不能存在东西方系统科学呢？！可以说正是由于我们没有始终不渝的坚持自己学科的概念和学术的自主发展，而*在“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旗号下一味引进西方科学概念为能事而消亡中医学于无形之中。当然我们确实会碰到要借用一些学科的概念来表述某种思想时，既要准确的把握其中的度而视为权宜之计，更要创造自己的东西，又尤其是象中医学这样的学科及其境况。这就是我推出证的态势观的原因。如果我们使用熵、无序、状态估计等概念来表述证时就备受掣肘，不但同时受到双方理论体系的限制而难于表达思想，更糟糕的是延续几千年之久的中医学核心概念会因蜕变而成为附庸，相应的学术体系随之瓦解，并必然导致中医学加速消亡。所以我们就不能顾及冒险犯忌，宁愿成为一个有缺陷的战士也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俘虏。这就是真正的中医学人的心态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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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成并实行第三种研究模式。即在东方文化与科学的背景下和在中医学术体系发展的“惯性”制导下，进行独立的自主的创造性的研究与发展。这样不但继承和发展了中医学起着强化医学职能作用，更重要的是会以此为契机而振兴了东方文化与科学，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此是其一。第二是中医学已发展至一定阶段和规模，几近完善，我们本应按照中医学术发展的自组织动力机制自主发展，给中医学证的研究一个圆满的答案，而不是半途而废去另辟蹊径。第三是虽因我们坚持了科学的独创性本质特征而壮大和发展了东方文化与科学，但也同时弥补了西方文化与科学的不足，为此世界文化与科学增光添彩，作出东方人应有的贡献。第四是这样作本身就否定了“科学化”一说，中医现代化也就不再是西方科学的附庸，而中医学的独立自主发展，与时俱进的时代化特征和国际化倾向才是真正的中医现代化。这既能使东方人扬眉吐气，又打破了西方文化与科学在全世界的垄断地位。使中医学人那种被西方科学收编而消亡和淡出历史舞台的梦魇一样的沮丧心情荡然无存，极大的鼓舞了中医界的士气，为重振中医学雄风而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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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赖以生存的宇宙还有几十亿年寿命的话，那么仅有几千年历史的科学还只能是处在一个童年阶段。于是科学的多样性和认识的不统一性那也顺理成章了。就拿波粒二象性来说吧，就那么一个微小世界居然出现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并且都是进入科学殿堂的雅客。可是很多人对中医学却是“刮目”相待，无能如何都要把证从于病。这里的证病是狭义的，即指中西医学诊治疾病的独立单元的证与病。同时的具体的证或病肯定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人体生命健康状态的基础上发生了异常状态，或称之为不健康，或谓之发生疾病了。但由于中西医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不同，就产生了东西方人类认识史上两种不同的疾病理论模型。中西医学对疾病的获取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是通过患者即问诊，二是通过医生的感官来观测，三是通过仪器来延伸医生的感官功能或放大疾病现象。但是西医学偏重于因果关系，时间关系，空间关系，尤其是向微观证据倾斜，而中医学注重这里-现在时机体整体状态。并向宏观证据倾斜。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的是同一疾病时，西医学的病关注的是人体在某一时间域内和某一空间域内有内在关联的一个疾理性（因果）事件，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机体这里-现在时正邪抗争的态势。因而病可以采用还原论的方式来进行研究，而对证的囫囵认识就只有走上整体论的道路，正是由于中西医学证病观的不同，我们对构成证病的经验素材称谓也应不同，尽管这些疾病现象我们都可以统称为状态，因此我认为无论是中医学还是西医学只要是属辨病范畴，我们可以把病人口诉提供的疾病依据称为症状，而把医生检测的疾病现象称之为体征，但对于辩证来说却不能采用这样的称谓，我建议继续使用传统的称谓，如候、象等。因为这样作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混乱，尤其对于初学者，更重要的是对于学科的构建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同一疾病，同样称谓的症状和体征却忽然从病里冒出个证来确实显得不伦不类，何况证或病对疾病现象的选择也是有所不同的。中西医学并不能完全客观公正对待所有疾病现象，这也正说它们的局限和各自在的必然性和作为医学职能的互补性，从更高的角度看是东西方文化与科学的客观存在性和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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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不必深究文化与科学及背景理论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就我们对任何疾病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研究时，必然要改变我们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并揭示新的研究对象，开辟新的认识领域。而认识的深化与分化必然导致和原有的理论模型发生矛盾，使得一部分知识融入原有的理论模型，而另一部分知识则需建立新的理论模型来涵盖，于是形成不同的认知体系，知识的范式在这里分道扬镳而各自分立。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病与证的分化就是真实的历史写照。而正是病证这种根本不同的认识从不同的界面更深刻的揭示了疾病的部分本质而使我们能更好地把握疾病规律。在这种意义上病证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归属问题。这是人类科学认识中的必然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