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基因观念上的中西医结合共性基础与中药剂型广度适应性改革的构想

tongti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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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遗传基因，主要存在于细胞核内染色体DNA分子链上的(A)、(G)、(C)、(T)四种硷基上（极少数位于线粒体内）。此四种硷基在每个DNA分子上排列顺序的不同，则决定了基因的特异性。各具特异性的人体基因其功能与结构的关系，是基因经特定方式实现生命物质蛋白质合成与代谢的关系。高效的人类基因是通过重新编排、或扩充已有可靠资源达到“创新”的目的。
人体的细胞组成，生理功能和生化反应主要由蛋白质参与，而其构成单位氨基酸的特异性又受基因控制。人体各脏器组织与神精－内分泌－免疫系－血循环流变网络，及内环境中细胞－－分子水平的反馈调控机制，均是整体相关基因相互反馈调控下进行。
人体后天因理化或生物等因素损伤，导致DNA分子结构变化、和其控制的性状与功能改变称突变，即基因变异。人体存在有对变异基因进行自我修复的功能酶系。
研究确证，人类后天几乎所有疾病都有基因结构和表达异常，并导致细胞和器官的功能性和器质性病变。而且几乎所有疾病发病机理，都与特定基因的结构、功能、基因表达以及其调控有关。也即个体的疾病可引起其相应基因的“本质性”变异。因此医者通过中医药或西医药治疗、及最终达疾病的治愈，即是一个贯穿反基因变异的治疗过程、及至修复已变异基因的终结。此应是中西医治疗疾病的“认识共性基础”
人类只三万多个基因，且各个体相互间绝大部分基因是相同的，但各个体所存在的同一种基因，因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各个体受内外环境多因素影响的不同，因而使有的个体在出现某些基因点突变、插入、缺失或不同数目的串联重复等多形式的变异中，不能使这些基因修复成原有的性状、结构及功能。故同一基因在某些不同个体可呈现两种以上的表型，此即基因的“多态性”。基因的“多态性”既可导致人类各个体的生物学形态或对某些疾病易感性的差别。也使每个体在患同一种疾病的时段性与时向性演变中，可出现相同或不尽相同的临床症状体征，及生理病理与代谢等方面的不同转化。即出现“同病同证”与“同病异证”的临床表现。
人类基因中也可因某两种或更多的基因突变，则导致完全相同或极为相似的临床征候群，此即基因的“异质性”。如甲、乙两型血友病，则可因X染色体上2个不同座位上的任何一个基因突变引起相似的临床征候群表现。
而不同个体患不同的疾病，在各自疾病过程的某“时段”与“时向”的演化过程中，有时却可出现相同、或相似的临床症状体征及相关的生理病理改变。此可能是各个体在疾病过程中相关基因突变的基本规律性变化，与各个体存在的各自基因本质性、多态性与异质性及地域环境，生物钟时序特点等多因素在病变中相互反馈交联、与错综复杂反应的结果。例如，不论感染性疾病，或各系统的非感性疾病，均可能在各自疾病的某时段或时向转变过程中，出现某种或几种脏器功能衰减征候的临床表现。
人类各种疾病因各个体自身存在的基因本质性，或多态性，或异质性相互交滞互变导致相应个体生理病理损伤、所反映在临床中出现的“同病异证”或“异病同证”的临床表现，的确对中医整体观念辩证论治原则指导下的“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治疗思路理念来源，作出了相互一致的映证，也是对此《中医治则》的正确性作出了肯定。
疾病中要保证人体内基因修复功能的实现，应是在通过中医药或西医药有效治疗疾病病因病理及对症治疗的同时，并由中药或西药及饮食物为疾病过程中受损的变异基因修复、提供了必需的物质补充条件才有可能，这也是中药或西药治疗疾病的“作用共性机理”之一。
中医临床诊治疾病，极重视患者个体的《体质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及判断疾病预后转归的趋向性作用，并具体提出了在辩证论治前提下的“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应结合于临床的相应综合施治原则。“因地制宜”是指应重视地区域环境致病因的特异性；“因时制宜”则指应重视时序变化中致病因的特异性及人体“生物钟”变化的免疫功能特点；而“因人制宜”是中医学所指应重视个体的“体质因素”概念。个体的“体质”与现代生物分子学所论证的基因多态性与异质性个性特征，存在极为相似的基本概念。但中医“体质因素”概念与西医的“机体免疫力”概念则存在某些方面的相似而不尽相同的基本内含。因为“体质因素”包含了个体生理病理及多功能特异的个性内含。
                    一，关于中西医学有机结合的概念认识：
现代西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关于人群的疾病主要与生活方式和行为；生活环境及社会环境因素；遗传、衰老等生物学因素、以及卫生服务缺陷等多方面有关的认识概念。与中医“三因病因学”所类归的疾病病因是：一为外感受四时环境中不正的风、寒、暑、湿、燥、火等不正常“六气”伤害；二则是不正的“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七种不正常情志所自伤；三则为房室、外伤等“不内外因素”损伤等方面的认识概念，似有“异曲同功”的理性认识内含。
现代西医学已认证的人体内诸如神经－内分泌激素；免疫因子；血流变相关因子；脂类、酶系及环化核苷酸代谢；相关基因及多种生理病理均存在相互生、克、制、化又对立统一关系的新论述，正不断论证中医“阴阳学说”关于人整体内相关脏腑、功能、物质等多种生理病理变化关系，均存在相互生、克、制、化且运动不息又对立统一关系理论的正确性。
人是具有自我调控功能、且体内物质代谢与功能总是运动不息的生物电机体，人体内的基本分子结构物质与运动是不可分的。正常生命现象的物质基础是正常代谢的生命物质，其表现形式即正常的功能与正常的结构。疾病过程则表现功能异常及失常代谢所致的病理变化与临床症状体征。此是中西医学共性认识的主要方面。
“辩证论治”是中医理、法、方、药的具体运用，即运用望、闻、问、切“四诊”，将人整体在各种内外致病因素作用下反映出来的一系列症状和体征先进行“定型性”的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辩证。在此基础上结合运用“六经辩证”；“三焦辩证”；“卫气营血”；“脏腑经络辩证”；“气血津液辩证”及“三因病因辩证”等瓣证原则，再“分系性”的分层类别确定疾病过程中“证候”类型。并根据证候特征进行“审证求因”判断其原因，同时结合疾病发生时序与环境变化及病者个体差异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找出疾病病因病理本质，得出辩证的“证候”结论，最后确定治则与组方定药进行治疗。此即总括形成了中医“审证求因”前提下的的“辩证论治病因病理学”对疾病的确切认识基础。
中医“证侯”是对疾病某阶段时限内，病史、病因、病理及临床症状、体征等多面的概括。并通过认识疾病过程中种种“证候”变化规律，去认识种种相应的体内生理病理代谢过程。故体现认识疾病的“整体性”。并在对疾病“整体性”认识的前提下， 又体现有关脏腑及机体组织在疾病过程中的生理病理受损的“定型性”与“定系性”。而“证候”更是体现整个疾病过程中的人整体内在的病因病理及代谢改变等变化的“时段性”表现。每一“证候”的出现，亦提示疾病所存在的“时向性”转化的可能。
“证候”在疾病过程中的时向性变化，其传变可循正常规律变化，也可出现超越正常规律的异常变化。这两种转归受诸如病因作用强弱，人体卫外功能强弱、体质因素、脏器功能相互作用、气血津液的生化与运行正常与否、及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故同一疾病过程时段中一般出现正常传变的“证候”临床表现，但也可出现证候基础上挟“并证”的异常病理变化的临床表现。此与现代西医学所认识疾病发展与转化可因个体差异、免疫功能、代谢代偿的调节状况，神经－内分泌及体内各脏器的调节功能，血液动力学与血液流变学的功能正常与否，及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不同，临床中则可出现按正常规律变化或异常转化的认识概念是共性一致的。
运用整体辩证的“阴阳”对立统一且相互生化克制的规律，对每一疾病过程类归包含脏腑，物质、功能、病因、病理、体外时空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中医学”的“证候”内含，与“西医学”对感染性或非感染性的各种疾病过程中的“分期”的疾病阶段性认识，同具对疾病的“整体性”；“定型性”；“定系性”；“时段性”；“时向性”的疾病认识概念内含。此种认识是中西医药有机结合运用于临床治疗的“共性作用点”。但中医“证侯”的“时段性”较西医学疾病“各期时段性”时控概念更短、更具体。
从现代生物分子学观点上的中西医学结合观点看，中医“证候”即是机体在致病因素和条件作用下，整体体质反应特征和整体与周围环境之间，及基因、细胞、组织、器官、脏腑之间和体液之间相互关系紊乱的综合表现；是生命物质在疾病过程中具有“时向性”和“本质性”的反映；也是一种以临床体现内在整体功能变化为主的、疾病过程中某阶段相关基因结构、性状及表达调控失常的“时段性整体定型反应形式”。而不同个体因各种不同病因诱生的各种疾病过程所呈现的相关基因本质性、多态性、异质性相互交滞互变导致的病理改变与临床表型，也在各自的所患疾病所出现的“时段性整体定型反应形式”中的中医《证候》中，或西医的《病程时段分期》中展现出来。此也是患每种疾病的各个体，尽管病因可不同，但在各自临床表现中，既可因病因病理不同表现出《个性》临床表型特征；也可能呈现多个体因相关的生理病理受损所呈现的某些《共性》的临床表现。一般来说，患同一种病的各个体间表现相近或相似的共性临床表型是主要的。
        二，中药剂型广度适应性改革以适应中西医有机结合治疗的构想。
整体上阻断疾病的时向性发展过程而达治愈，是中西药治疗的共性目的。若二者能有机结合的取长补短，互为利用，则达此治疗目的则更可速效。
西药对某些病原微生物感染的疾病病因治疗；心、脑、肾、肝、肺等脏器组织疾病的危急症及衰竭的救治；补水扩容，纠正电解质及代谢紊乱，疾病过程中补充人体急需的生命物质；对症及时缓解诸如高热、呕吐、腹泻、疼痛、痉厥、利尿消肿等多种临床症状的速效治疗；急性中毒或休克的及时救护；以及对某些疾病具有特效根治作用药物的治疗等方面，确有中药一时无法达到的效果。但对不少疑难性慢性疾病则有疗效不显或无效治疗的不足之处。
我们如果能把现代中西医药学理论与现代理化检测手段结合起来，按照中西医对各种疾病“整体性”认识前提下的“定型性”、“定系性”、“时向性”与“时段性”的病因、生理、病理变化等多方面综合呈现在临床中的“同病同证”；“同病异证”；“异病同证”的认识理念结合起来，并把西医药治疗与中医瓣证论治原则指导下的中医药治疗有机结合，而应用于临床中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则既能使多种疾病的治疗能达缩短疗程，提高疗效与治愈率，而且能使很多西药现时难治的疑难慢性疾病得到有效治疗或治愈的效果。
中药多属原为有机生物的动植物药，其所含的原属有机生物的化学成份，不仅有与人体内在组织结构物质（如核酸、蛋白质、脂类、糖等）所含成份相似、相近的作用，而且这些作用既能对疾病的病因、病理及异常的病理代谢产生单味多效和组方整合高效的治疗效价，又对疾病过程中受损基因、细胞、及组织内的各种结构成份的修复，能给予一般西药成份难以替代的物质成份补充，更属天然产生，毒付作用极少，而且对不少关联脏器功能及关联神经－内分泌与免疫系和血液流变学网络，且呈多型、多系性表现及相互胶滞复杂的疑难疾病治疗，具有西药某些方面无法替代的治疗高效价与物质补充作用。而对某些感染性疾病，如某些西药现时还无特速效治疗的病毒感染，更能达西药现时还无法取代的治疗效价
各种“病”、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在“各期”中的“证候”，存在基本规律性，根据中医“证同治亦同”治则，对多种疾病过程中可出现相同证候及兼证的规律，按辩证论治原则，稳妥严谨的确定具广义适应性与整合多元高效价的“证型组方”，使其能达适应对多种疾病过程中出现相同“证侯及并证”的治疗，并制成如针剂或滴丸剂型，以促进中药方剂在临床使用中对多种疾病的速效应激性与广度适应性作用的发挥。
中药“证型组方”新制剂“配方”的提供，必须由具有全面掌握中西医结合的多学科医学理论，并具内妇儿科等多学科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成效的医者，经临床实践确证对多种疾病中的相同“证候及并证”有特速效作用和广义适应性依据的“配方”，才能确定为“证型组方”的新制剂“配方”。而绝不是简单几种中药药效及化学成分的简单加合的“实验室验证”，此“配方”更应强调以多成分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及位置顺序相互制约和体现相互个体差异与整合多元高速效作用的共同特征。
中药按辩证论治原则指导下的证型组方与剂型改革，是促进中华民族的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必须与必然。也是中西医有机结合的基础之一。更是有远见的中国制药企业寻求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此类中药新制剂应通过光谱与色谱相结合的中药指纹图谱确认，使其具有世界性的推广适应性，从而达到促进我国中西医相结合的新医药学的突破性发展。本人也愿把集四十多年融汇中西医理论科研之所得、并在数十年对内、妇、儿等多学科疑难疾病临床治疗中反复成功验证具广度适应性治愈效价的中药组方体会，提供给有志于此的制药企业。
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年，正加速对中医的研究与中药的研制开发，并不断的进口我国廉价的中药原生资源，经研制成制剂后返销我国，此更应是我国从事制药企业的企业家，应予以深思的。                       儒医道者：童体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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