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承前启后 卫道创新

东方医学

承前启后  卫道创新
纪念中医学家方药中先生辞世十周年
许家松  中国中医研究院
　　1995年3月3日，著名中医学家方药中先生辞别了他终生热恋、奋力卫护、耕耘开拓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医沃土而鹤归。十年过去了。他那捍卫中医大业的铮铮傲骨仍历历在目，他那坚定不移地从继承和实践中求发展求创新的治学思想仍发人深思，他那丰厚的学术成就，给杏林留下了一份珍品而长存。
　　先生在他的学术论文集《医学承启集·自序》中写道：“五十年来，我是努力沿着‘承启’这个大方向在走的。在‘承’的方面，我非常拥护党所提出的‘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十二字方针，力争能较好地学习和掌握前人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中医药系统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启’的方面，我强调了‘师古而不泥古’，‘古为今用’，要对前人给我们留下来的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不断地进行整理提高；要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以能否提高疗效为中心进行再实践，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从发展的角度来进一步研究和总结中医药在防治疾病方面的新认识、新经验、新规律；并在确具疗效、又能体现中医药优势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使中医药学逐步走向现代化，并弥补现代医学之不足，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学体系，为我国和世界人民的健康造福。”这一段自述，不但总结了先生从医的人生轨迹，而且也体现着中医药学在继承发展创新上的正确方向和道路。
　　本文从先生毕生实践述其承前启后、卫道创新之路。
　　一、从“病机十九条”的新诠释到“辨证论治新模式”的创建
　　1978年，作为中医的首届研究生，先生要求我们逐篇学习《内经》原著。由先生和任应秋先生主讲。《至真要大论》由先生主讲。他重点讲授了“病机十九条”。我想，从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开其端，到当代医家，对“病机十九条”的解读，古往今来，可谓作尽了文章。基本都是循着或扩大病候，或推演治疗，或顺文释义这一套路。先生大概也难以脱其窠臼吧？没想到，他根本没有讲十九条的具体内容，而是单刀直入提出“病机十九条”的基本精神：那就是，强调分析病机的重要性和提出分析病机的基本方法。如何分析病机？第一，就是确定病变的所在部位——进行脏腑定位。这就是“……皆属于肝。……皆属于肾。……皆属于肺。……皆属于脾。……皆属于心”诸条，提出了以五脏确定病位。第二，就是确定证候的性质——以六气来定性。这就是属热、属风、属火、属湿、属寒等诸条所提示的。至于为什么没有提“燥”？十九条属举例性质，可以提，也可以不提。但是“七篇”中的“阳明所至”，“阳明所胜”等都详述了“燥”气所伤的证候。所以《内经》并不如后世所说“脱却燥症”。第三，在上述定位定性分析的基础之上，更重要的是要分析起主导作用的病理生理变化，这就是“必先五胜”。例如十九条中，同一个强直抽搐，可以属火、属热，也可以属风、属湿。这说明相同的临床表现，可以是不同的病机所致；不同的临床表现，可以是相同的病机所致。要在变化多端的临床表现中，根据其发生发展变化过程，确定其五脏中的哪一脏腑，六气中的哪一气出现了偏胜在起主导作用，这就是“必先五胜”。临床上如何“必先五胜”？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如果病变属于本脏本经本气，这种比较简单，病机就在本脏本经本气。但是，由于五脏相关，寒热相移，虚实互化，当前的临床表现可以是其他器官对它的影响的结果，是继发于它脏它经它气。那么，它脏它经它气才是原发，原发才是病机之本。为了说明这种因果关系，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家里停水了，你上班时忘了关水龙头。下班回家：啊！门外门里，水流满地。这时你是先扫水，还是先去关水龙头呢？当然还是先去关水龙头，然后再来扫水。因为水是从家中水龙头流出来的嘛。关水龙头，这就是找原发因素，治原发因素，找病机之本。水流满地是继发，是病机之标。‘必先五胜’这一步，是中医病机理论的精华所在。离开了这一步，就会把中医的‘辨证论治’降低到‘对症处理’的地步。”听后，大家顿觉别开洞天，豁然开朗。
　　先生并没有停留在对经典理论的阐发和继承上，他认为理论研究的终点还是要落实到指导和运用于临床。有鉴于长期以来对“辨证论治”认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新时代，迫切需要形成共识，进行新的规范。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先生提出了辨证论治的新模式——“辨证论治五步”，并于1979年出版了专著《辨证论治研究七讲》。“五步”在汲取“病机十九条”基本精神和前人辨证论治方法的基础之上，融外感内伤于一体，对辨证论治的步骤和方法作了程序化的新设计。“五步”是：第一步，脏腑经络定病位；第二步，以阴阳、表里、气血、虚实、风、火、湿、燥、寒、毒十四字定病性；第三步，必先五胜，即上述分析病机之本；第四步，治病求本，即提出相应的治疗方法和药物；第五步，治未病，即在五脏相关理论指导下，通过调节相关的未病脏腑，来协助治疗已病脏腑，进行整体调控以提高疗效。二十多年来，“五步”经历了临床、教学和科研课题的具体验证，证实了这一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设计，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易操作性。对辨证论治的研究与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影响深远。
　　二、从对“运气七篇”的全新解读到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素问·运气七篇》集中论述了中医气化学说。气化学说是研究自然气候变化规律与生命活动相应关系的理论。其篇幅约占《素问》全书的三分之一。由于文字古奥，且广泛涉及古代天文、气象、地理、物候、历法等多学科知识，更加上后人披挂神秘外衣，历来被视为中医的“天书”，使学者望而却步，或浅尝辄止。但是其中却蕴涵着中医理论的精华和待发掘的潜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先生在卫生部举办的全国西学中班上开始介绍其中的“五运六气”部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革浩劫中，气化学说首当其冲被封杀。1976年，在全国中医研究班上，先生再提要讲，由于要求“每讲一段，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一段，并写出讲稿审查”，再度被封杀。1978年，改革开放的东风终于冲破多年的尘封，先生开始系统讲授“运气七篇”。1980年，在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开始了对“运气七篇”的系统研究。回顾既往，古人有“注”，今人有“白话解”。但是上述方法，许多难点、疑点、重点往往被略过，因此仍然还是看不懂，更不要说指导临床。先生提出了解读方法的要求：一是要让大家看得懂；二是要提炼其最基本精神和正确评估；三是联系临床运用。为此，先生设计了“讲解”的方法：在整体上设“总论”全面系统阐述“七篇”的基本内容、核心精神和理论体系。在“各论”中逐句、逐段进行原文讲解，逐篇加以小结。做到不遗漏、不回避。对疑点、难点，在比较各家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认识。四度春秋，夜以继日，全书终成，凡八十余万言。在鉴定会上，众多中医前辈一致高度评价这一对经典著作解读的全新方法，誉为是自唐代王冰补注“运气七篇”以来的第一个全文讲解本。后被授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对我来说，沉潜于“七篇”之中探赜索隐，聆听先生不厌其烦地解答，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一次学习机会，给了我一把开启中医理论大门的金钥匙，并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对先生来说，他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也是一次对气化学说认识上的深化和升华过程。在解读“七篇”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医理论正是从“气化”的角度，从人与天地相应、服从同一规律的角度来认识生命过程，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诊断和治疗、养生、康复规律的。因此，气化学说应该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渊源，并形成了中医理论的特点。
　　在研读“七篇”中，不难发现，其广博精深的内容已经基本具备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成诸要素。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先生开始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全面系统构建研究。1983年10月，在成都举行的“中医学模式研讨会”上，先生和我联名报告了题为《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及其产生的物质基础》的论文。对中医学理论体系从七个方面加以阐述和构建：一、中医学的指导思想——整体恒动观；二、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气化论；三、中医学对人体生理和病理生理的认识—— 脏象论；四、中医学对人体疾病病因的认识——正邪论；五、中医学对人体疾病病机的认识——求属论；六、中医学在疾病诊断上的特点——辨证论治；七、中医理论产生的物质基础——“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尽管这一工作，未尽完善，但是这毕竟是在中医学术界首次对中医学理论体系各主要组成要素及其在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结构所作的一次全面、系统和明确的表述。与此同时，卫生部在西安召开了“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会议”，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医工作必须“以中医理论体系为指导，突出中医特色”，并形成指令性文件。遗憾的是，对“中医理论体系”的具体内涵未能明确表述，从而给执行和落实留下了太多的理解空间和操作的随意性。
　　回忆这几年的工作，苦乐尽在其中。同时也为我们从师生到相知相爱的过渡，开始搭起那坚实而绚丽的鹊桥。
　　三、源古出新的方氏肝肾系列方
　　在我陪同先生外出讲学时，经常会听到对他的如下介绍：方药中教授是一位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中医理论家，又是一位具有高深理论指导的临床家。这并非过誉之辞。从1940年拜门于著名中医陈逊斋先生（清代名医陈修园之后）之日起，到他去世前的数月，他从未脱离过临床。临床中又以肝肾病的诊治最为见长。
　　先生对肝肾病的诊治，从理论到方药均提出了系统认识。特别是他的肝肾系列方，颇具特色，疗效显著。方氏肝肾系列方多源于古方，但是又都注入了他的个人经验，源古而出新。肝病系列方的加味一贯煎，源于清代魏玉璜的一贯煎。加味异功散，源于宋代钱乙的异功散。在养肝健脾的基础上，两方均合进了他的“疏肝饮”（柴胡、姜黄、郁金、薄荷），并做了药物增损。至于“加味黄精汤”，则另有一段故事。1952年，先生抱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心，放弃了在重庆待遇优厚的工作，来到北京大学医学院系统学习西医。行前，一位朋友说：“我这老胃病总也治不好，肝区还痛。听说北京同仁堂有很多好药，合适的给我买点儿。”在北医求学的五年中，每月靠四十多元助学金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手头拮据，时时捉襟见肘。但是受人之托，不能不办，又不好意思收钱。在同仁堂转来转去，终于找到了适合病人、又便宜的“九转黄精丹”，五十个大蜜丸一桶，几块钱。后来他回重庆，那位朋友特地来感谢：“这药真好！把我多年的胃病治好了，肝也不痛了。”这引起了先生的思考，并开始在方中合入黄精丹滋养肝胃，颇见功效。后来形成了他的自拟方加味黄精汤及其加味方，用于治疗慢性肝病肝脾气阴两虚、气滞血瘀者。以后又扩大治疗脂肪肝、早期肝硬化，均收良效。他的肾病系列方，源于张仲景的“肾气丸”和宋代钱乙的“地黄丸”。而其中的山药，则改为苍术、白术。每次介绍这些方子，他总要说明这一改动是源于老师陈逊斋的经验，具有健脾燥湿又不碍胃的优点，从不掠人之美，据为己有。多年来，不时有人对先生说：某某拿您的方子当自己的方子，某某的文章就是抄您的文章等等。但是先生从不理会。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无所谓，他说：“这有什么！方子嘛，不就是为了治病，让人用的嘛！”见我一脸认真，他反而轻松地拍着我的肩膀风趣地说：“这说明你丈夫的方子好用嘛。你丈夫的文章写得好啊。”让我轻松对待这些事情。他的方子从不保密，还打印成小册子，发给病房医生使用。他，就是这样地坦荡和大度。
　　在先生辞世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询问肝肾系列方的患者来信。这些源古出新的方子仍在广大患者中流传应用。
　　四、逆流中挺身卫五行，科研中为“传统方法”争一席之地
　　文革的逆流浊浪，冲击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中医学自然难逃此劫。1975年，“批林批孔批五行”的风浪，重重地撞击着先生忠诚于中医事业的惓惓之心：中医数千年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经验，正是借助于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论理方法进行总结和表述的。“批五行”、“废五行”的最终后果，将是废医存药、医药俱废啊！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先生奋笔疾书，写成《评五行学说及其对中医学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文。文章从五行学说的产生、发展，特别是在中医学中的运用和地位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述。文中横眉直斥这次的“批五行”不是一场单纯的学术论争，而是“向中医学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宝贵的临床经验的进攻，企图从此达到废医存药的罪恶目的”。浩然正气，犀利文笔，跃然纸上。发表后，有的中医前辈书赠“中流砥柱”四字以示敬意，这就是魏龙骧先生。1952年，正是魏老在卫生部中医处接待了这位决意放弃工资北上“中学西”的年轻中医。更多的同道则为他捏一把汗，担心先生会为此招来横祸。所幸天助人佑，1976年那红色的十月结束了十年浩劫，翻开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篇章。
　　为捍卫中医力排众议，仗义执言，早在先生从医之初就开始了。1944年的《目前中医界最大危机》，1945年的《读“张简斋先生论阴阳”一文后之商榷》等文已初露锋芒。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石家庄开会，一位扶杖的老中医来访，一见面那人就紧握先生的手激动的说：“我终于见到您了！谢谢您三十年前为我解困，对我的支持啊。”先生也热情地说：“您就是田成庆老大夫吧。”原来1955年，田成庆发表了《论中医“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文章而受到攻击，说“治未病”不过是“中医惯有的吹牛话”，古代中医不可能“有预防为主的进步思想”。先生为此写了《我对“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认识》，从《内经》、《难经》有关治未病的认识加以系统论述，支持了田文。
　　1985年，一位知名中医发表了《当今中医必须走向现代化》一文，文中无根据地攻击当前中医是在作“不求发扬的继承”，中医院校突出中医教学内容是在搞“纯中医”，要“吐故纳新”等。先生连夜著文，与之论战。文成之后，得到了许多中医同道的一致支持，这篇文章几乎同时分别在《湖南中医》、《北京中医》、《吉林中医药》上发表。
　　多年来，一提起中医科研，就是指采用现代医学方法，就是生化指标、动物实验……。运用现代方法手段进行中医研究工作，先生从未反对。但是不能搞“惟一”，更不能排斥中医传统方法。为此先生写了《论中医研究工作中的传统方法研究问题》。文中指出：“以整体恒动观为指导思想，把天、地、人密切结合起来，以外候为依据，认真观察、分析、总结人体健康与疾病的变化规律，并探索其防治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候之所始，道之所生’，这也就是中医药学传统研究的方法。”并指出，其与现代研究方法各有特色，相辅相成。特别是在现阶段，在发展中的中国，在基层，对广大中医来说，传统方法更具现实意义和可行性。多年来，先生的文章，报刊都会欣然接受，这一次却不见下文了。后被告之，这一提法前所未有，非同一般，需要请示。直到198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威海专门召开了《全国中医药传统科研方法研讨会》。会上先生的观点得到中医前辈的一致支持和领导认可，这篇文章也终于得以发表。与此同时，先生主持的科研课题《著名中医方药中对慢性肾衰的诊治经验研究》就采用了以传统方法为主。这也是国家“七五”攻关中医药课题中惟一一个采用传统科研方法的课题。先生终于为中医传统科研方法争得了一席之地。
　　回忆起来，先生挺身卫道的事情还很多，他的胆识和论辩才华也广为中医同道叹服。有一次，我对他说：“人家都说方某人好辩善辩。”他沉思了许久，引了一句韩愈的话“孟轲好辩，孔道以明。”又说孟子曾自解：“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是啊，一个献身中医事业的人，怎能不以卫道为己任？！
　　五、为中医研究生教育奠基铺路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先生即从事中医教育工作。1978年，中医开始招收研究生。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的创建，并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开拓创新性的实践：
　　1.不拘一格选学生。面对中医乏人乏术的严峻局面，先生经常慨叹：“人才难得啊！不拘一格才能降人才。”在先生的主持下，首先把文革中失去深造机会长期工作在基层的十几届中医院校优秀毕业生作为主要生源。此外，还破例为传统师带徒或自学成才的优秀中青年中医敞开了大门。但是都必须具备临床工作三年以上的条件，并经过严格考试。从一千三百名初试者中选取百名优胜者参加了复试和口试。由岳美中、方药中、任应秋、刘渡舟四位亲自主持了口试，其中五十名成为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届中医研究生。事实证明，这些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学医经历的学子们各有所长，他们在研究生班的熔炉里都得到了修炼和升华。
　　2.百家荟萃聘名师。先生一贯奉行学术开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不拘一家之言，关键是真才实学。他聘请了约百名、几乎囊括了全国一流中医、中西医结合专家来班讲学，如吴考槃、张赞臣、岳美中、王文鼎、任应秋、董建华、姜春华、金寿山、邓铁涛、黄星垣等，都在研究生班的五尺讲台上留下了身影。可谓群贤毕至，名医荟萃。师生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各抒己见，质疑问难，高谈阔论，意气风发，深夜不散，乐而忘返。当时由于经费限制，先生经常自掏腰包，设简朴而热诚的“家宴”款待诸贤。而前辈们也都有请必到，把来班讲学作为平生一大乐事而欣然前往，从不提及报酬。正是这种高水平的教与学，浓厚创新的学术空气使研究生班很快成为中医研究生教育的一面旗帜，赢得了“中医之黄埔”的美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把当时惟一的“中医基础理论”博士授予点授予了研究生班。先生成为首批博士导师。
　　3.精心设计系列教材。在浩如烟海的中医医籍中精选哪些才能较好体现“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方针呢？先生设计了以研读《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四部古典医籍作为主干课程。考虑到中医学术发展的连续性和学术流派纷呈的特点，开设“中医各家学说研究”的课程。考虑到吸纳中医新理论、新经验的创新成果，又开设了“系列专题讲座”，从而共同组成了中医研究生的课程体系。经过26届研究生的实践检验，证明了这一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必要性。
　　4.倡“提要勾玄”教法。先生倡导“自学为主，提要勾玄”的教学方法。即要求研究生按规定的教学进度进行自学，由教师进行提要勾玄，答疑解惑，作专题报告，主持课堂讨论等。没有沿袭本科生的以课堂讲授统编教材为主的教学方法。
　　5.探索培养方式和模式。研究生班采取了集体培养和导师指导相结合的培养方式，经过基础课的学习，师生之间和对专业都比较了解，然后填报志愿、师生双向选择来确定导师、从而避免了选专业的盲目性，师生融洽也便于学习和交流。在培养模式上用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要培养“有理论、会看病、能研究、会讲会写”的复合型高级中医人才，认为这样适应性强，符合中国国情。二十多年过去了，从早期研究生来看，大都“四艺”齐备，因此毕业后，都能根据需求，分别承担起临床、教学、科研、文献、编辑、管理等多方面的工作，并已成为本专业的学术带头人、著名专家和各级领导。
　　6.医文融合、理情并茂的讲课风采。先生先后承担了约五十名研究生的导师，同时还承担着几乎各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他讲经典著作，基本都是边背诵边讲解，不需查看原文。包括最深奥的“运气七篇”，也都能深入浅出、巧用比喻和联系临床运用，并在讲课中很自然地倾注进他对中医深厚的感情。听过他讲课的人，无不为他那深邃的说理，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滔滔江河般的气势，以及那弘道启新的风采所折服和感动。他具有很高的古典文学修养，如在讲一年四时中的“秋气”带来的气候、物候特点时顺口背诵起欧阳修的《秋声赋》。一幅雾露清凉、惨淡凄切、凋零肃杀的秋景秋声呈现眼前。这种医文融合、理情并茂的大师讲课风采，实在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精彩绝伦的地步。
　　先生在中医研究生培养方面倾注的大量心血，以及诸多的实践与创新，使他不愧为中医研究生教育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光阴荏苒，先生长眠于青山已十度春秋。我和学生们手植的棵棵翠柏也已亭亭入云，环绕在先生墓地的周围。在墓碑上，我写下了如下碑文：
　　创辨证五步，贯古今精华，融内外一系，起沉疴重症，誉重医林。
　　彰大论七篇，究天人之际，探岐黄渊源，成一家之言，功垂医史。
　　育杏林英才，心血铸金针，春风化细雨，硕果遍华夏，一代宗师。
　　卫中医大业，曾愤笔横眉，中流一砥柱，惟笑轻名利，精诚照人。
　　结恩爱夫妻，共著文弘道，两心同一脉，悲一人独去，痛断肝肠。
　　作为对先生人生价值和从医轨迹，或许这只是一笔淡描轻写吧！
　　值此先生辞世十周年之际，仅以此文献上我深深的思念和绵绵无尽的爱与敬。

贫下中医

回顾既往，古人有“注”，今人有“白话解”。但是上述方法，许多难点、疑点、重点往往被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