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哲学辨析题的参考答案——从辨析“《易经》直接导致了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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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哲学辨析题的参考答案
        ——从辨析“《易经》直接导致了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谈起
                         彭吉勇

  “《易经》直接导致了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如果把杨振宁教授的这一观点作为某年中国高考或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试卷的一道哲学辨析题来考查考生的话，那么根据政治学中的马列主义哲学原理辨析这一观点，当年会有大约上百万的考生能够指出并说明杨教授的这一观点是不妥当，不科学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因为杨教授的上述观点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文化决定论”观点。为了揭示问题的实质，笔者不妨在此就这一假设题做一个不甚规范的参考答案：
  1、马列主义哲学原理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这一矛盾制约和决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运动，形成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因此，要回答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的决定力量，只能从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而不能把其他方面作为根源，这是科学的历史观。
  2、《易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而中国近代科学实则指的是中国近代的社会生产力，属于社会物质范畴。所以题中的观点，究其实质就是意识与物质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根据意识与物质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意识可以能动的反作用于物质，从这一意义上讲，《易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阻碍中国近代科学的萌芽。但在此必须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阻碍作用不是主要的，而是十分有限的，否则过分夸大这种阻碍作用就等于承认意识决定物质而不是意识能动的反作用于物质了。题中观点“《易经》直接导致了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片面夸大了意识对物质的作用，并由此导出了意识决定物质的错误观念，因而是错误的，
  3、《易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它与其它社会意识一起构成了上层建筑，它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对中国近代科学的阻碍作用要明显弱于中国近代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统治与意志。
  4、如果要刨根究底地寻找阻碍中国近代科学萌芽的根本原因的话，那么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中国近代十分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具体表现为由此所决定的落后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即近代中国社会落后的政治、经济直接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萌芽，而以《易经》为代表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其中所起的阻碍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5、题中观点的提法不妥当，不科学，是一种形式隐蔽的“文化决定论”，因而是错误的。
  对比中西方的历史发展，发现确实如上所言，相对而言，当时西方的政治开明，经济发达，文化也相应的繁荣。但我们知道在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它们的相互地位并不平等，其中文化是为政治经济服务的，文化是表面的，文化是根源于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的。
  其实，杨教授的那句话——“不幸的是，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指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欧几里德的几何前六章）的时候虽早（那时牛顿还没有出生），可是他的翻译本有将近三百多年在中国没有发生应该有的影响。”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已经一语道破了天机，只是杨教授本人却忽视了其中所暗藏的玄机。即虽然中国当时的大知识分子已经接触到了欧几里德的推理方法，并意识到这种方法的正确性，有用性，甚至有人还想推广这种思想，可那又怎样呢？因为这种思想不利于当时中国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的阶级统治，所以统治阶级不予采纳，不但将其束之高阁，而且将其斥为奇技淫巧。当然中国历代所谓的奇技淫巧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内容是中国人民群众自己所创造的科学技术，所含的外来文化中的科学技术所占成份微乎其微。这说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只是在中国历史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出于阶级统治的扭曲心理，采取愚民政策，所以科学技术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压制，被视为“洪水猛兽”。坦率地讲，无论是学习洋文化，还是抵制洋文化，无论是学习洋人的长处，还是抗击洋人的入侵等等，每朝每代的中国人民群众都曾自发地产生过在当时而言属于中国特色的、创造性的、正确的观点，比如说近现代中国人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观点上，就有过“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拿来主义”，“兼收并蓄，融合创新”，“洋为中用”等层次不同的、角度各异的正确观点。历史证明，这些正确观点被中国统治阶级采纳了，就相应的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不采纳则只能成为历史的遗憾；若反其道而行之，则阻碍历史的前进。如国民党的废止旧医使中医到了灭亡的边缘，新中国党的一系列关于发展中医药的正确政策使中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兴盛。
  顺便提一下，尽管笔者本人非常赞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但笔者个人还是不主张中国人就一定要坚持一切要用“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考虑问题。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得、发展得非常好，但同时我们也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创新起来发展，只要在这些融合创新中核心主体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只要那些外来文化有利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等等，其中杂糅了一些外来文化那又何妨呢？我们又何必拘泥于门户之见，以及追求所谓的“纯”的虚名呢？
  具体到本次杨振宁教授关于“《易经》与中医之关系”的探讨争鸣中，针对杨教授此番所论所谈及的主要观点，笔者觉得：
  1、“《易经》直接导致了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这一提法不妥当，不科学，根据马列主义哲学原理，可以明确指出这一观点犯了常识性错误！
  2、“《易经》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启蒙”，基于上述第一条认识的同样道理，这一观点也是不妥当，不科学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错误”的。
  3、“中国没有欧几里德，更不了解欧式推理方法”，关于这一提法，杨教授也许大致正确。但是若要刨根究底的话，虽然欧几里德的原创不在中国，但是中国在明末还是存在了欧几里德的不完整译本，可以肯定的是，在近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当中这一译本还得到了有限的传阅，只不过由于没有得到近代统治阶级的采纳而被束之高阁。此外，现在我们对待外来文化，主张科学无国界，主张“拿来主义”，我们只考虑科学的实用价值，不考虑其来源出处。因为从本质上讲，科学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
  4、“和《易经》结合，中医没有前途”，对此无需做更多的考虑，杨教授的这一观点明显彻底错误！《易经》中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思想观念是中医之核心基础的理论源泉之一，根基之所在，动摇了这些根基，那么整座中医大厦将在瞬间崩溃！！！
  假设真的如杨教授所言，抛弃了这些根基，那么无论谁所构建的所谓的新中医理论都将不能再称其为中医，因为这已经改名易姓了，不姓中了！
  我们主张继承发展中医，但底线是中医的核心理论基础只能“调整充实，融合创新”，但绝不可能抛弃不用！我们的意思说明白点，就是：中医绝对要发展，发展中医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我们绝对不能丢，在此基础之上，我们热诚欢迎来自其他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欢迎外来文化中的文明成果等等一起参与到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医现代化事业中来！
  本文是就事论事，不针对个人，文中观点不当之处，肯请中医同道及涉及观点的各学科人士批评指正。
                            ——文章来源于《中国中医药报》20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