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中医的四个名人与反中医的十个名人》

杏林箫客

《挺中医的四个名人与反中医的十个名人》

        前一阶段，《反中医的十个名人》一贴广为流传。在一些反中医份子看来，有名人反中医似乎壮大了自已的声势，于是，自已反中医也就变得理直气壮了。俗话说：偏听偏信，兼听则明。那么，有没有名人挺中医呢？搜集了一些文章，汇成此贴。
        一.挺中医的四个名人
             1.毛泽东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瑰宝，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灾害和疾病作斗争中反复实践、总结而逐步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和方法。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相信和重视发展中医药，都是他的一贯主张。没有专门学过医的毛泽东，在学习历史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中医药学辩证思想和中医药学思维方式，他倡导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193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２００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
　　中医药以它不可低估的药用价值，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帮助红军度过了艰难岁月。
　　在延安时，由于环境条件恶劣，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开明绅士、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
　　毛泽东则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这一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出发，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此说似乎不无戏言成分，但他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表明了其对中医的情结。
　　1954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并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批示，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延安时期，针对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毛泽东指出：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有关中西医结合发展创新的思想，毛泽东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提出了要“用中西两法治疗”。在延安时，毛泽东对名中医李鼎铭说：“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曾认为中医带徒的方法也很好，一面教读医书学理论，一面带他看病，使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种教学方法很先进，带一个出一个，很少出“废品”，所谓“名师出高徒”不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让学生从一开始就懂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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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３０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的演讲中谈道：针对１５０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１００多万文盲，２０００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新医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来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例如，鲁之俊、朱琏等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的成绩，并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
　　１９４９年９月，在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各大军区卫生部部长作了明确的指示：你们的西医只有一两万，力量薄弱，你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１９５５年１月，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６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建立机构研究中医药，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们，各机构中应有他们的成员。对有本事的中医要当专家看待，按专家的待遇对待。
　　１９５４年，毛泽东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要抽调１００名至２００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当抱着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教育、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真正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从全国调来７６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从１９５５年底到１９５６年初，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６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内抽调部分医学院校毕业生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两年半。参加学习的共有３００多人。１９５５年９月间，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等地的中医学院相继成立。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１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在这一批示中，毛泽东还指出：“我看如能在１９５８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７０人至８０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１９６０年冬或１９６１年春，我们就有大约２０００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毛泽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积极性。据１９６０年全国西学中经验交流会时统计的资料，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有３７个，学员２３００余人，在职学习中医的有３６０００余人。高、中级医药院校，也大多开设了中医学课程，培养了一大批西学中人员。其中，大多数成为以后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技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为今天中医药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认为：“学习各国的东西，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西方的医学和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这些近代的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习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以便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在这里，毛泽东最先指出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内涵。
针对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
　　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歧视、消灭中医的沉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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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医药教育长期以来以“祖传师承”、“开办学校”两种方式在民间延续着，但在１９２２年北洋政府时期颁布施行教育系列方案时，中医药学就被排斥于正规教育体系之外，此举曾引起中医界的抗争，引发了近代中医抗争运动。国民党政府在１９２９年曾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方针；１９３６年又提出“国医在科学上无根据”，一律不许执业的谬论。国民党当局始终也没有同意中医办教育。随着西学东渐，特别是抗生素等药物的产生和应用，西医急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的诊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传统的中医药学临床应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如何认识中医药，怎样利用中医药，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中医药学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医药学的历史局限性，即缺少现代科学的解释，应加以提高。他说：“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中医必须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
　　新中国成立初，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一是有些人对中医抱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说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二是在中医界内部，有些人把中医神秘化，认为中医“百病皆治”、“完美无缺”，不需要用现代科学、也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加以整理和研究。因此，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里，卫生部门领导也一直没有认真执行。
　　１９５１年，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公开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这一错误观点流传很广，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成为有些卫生行政部门的干部实行排挤和逐步消灭中医的理论依据，从而引起广大的中医和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４日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均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过于苛刻的办法，使大多数中医不能合法执业。在国家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中，中医药治疗费用不能报销，中医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１９５１年１２月，卫生部发出的《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通知》，尽管目的是组织中医进修业务，但讲授的大都是西医课程。对中医的提高和改造要求过高过急，不是从保持中医传统的理论和医疗特色出发来发展中医，而是错误地认为中医必将被西医代替，由城市到乡村，由乡村走向自然淘汰。
　　当时，由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师资格审查，仅就华北地区６８个县来讲，竟有９０％以上的中医师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对中医师的考试，由于多为西医内容，使得大多数中医师被淘汰。如在天津中医师考试中，其结果仅有１／１０的中医师通过。在高等教育中没有中医药这一学科，使得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问题没有着落。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１９５４年就及时纠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他又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１９５５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为了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卫生部于１９５５年２月２日发出《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对中医行医的限制。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７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通令》称：本部在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宣布废除。
　　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医院，开始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并设置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公费医疗也明确规定中医看病吃药准予报销。据１９５８年统计，当时全国已建立了３００多家中医医院。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吸收中医参加领导工作并设置中医管理机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
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
　　毛泽东不仅关心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与许多名医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１９５５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１９５７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
　　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于是，舒同的夫人石澜便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担当起了为毛泽东抓药、煎药的特殊任务。
　　３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毛泽东感到特别高兴。
　　毛泽东问起刘大夫的药方里有一味“酸枣仁”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要“生、熟合起来捣”。
　　舒同夫人石澜回答：“药用的酸枣仁，数陕北的最好。当年在延安，主席您住过的那个杨家岭满山都是酸枣树。我们常去摘一些酸枣回来，放在衣兜里当水果吃。酸枣仁这东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捣碎入药，就能同时发挥两种作用，平衡中枢神经。所以您不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这正是刘大夫的高明之处呀！”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对坐在一旁的舒同说：“看看，你的夫人讲得多细，将来可以改行当医生了！”１１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１９５９年冬，刘惠民为毛泽东诊治感冒。在开处方时，毛泽东忽然提了个问题，问刘惠民民间常说的“上火”怎样解释。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后，毛泽东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刘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站起来，说：“对喽，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毛泽东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一幕是针拨治疗白内障。１９７４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泽东知道后，欣然同意做手术。
　　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３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示意播放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
　　做了白内障手术后，需要休息几天，但毛泽东只隔一天就忙着看起书来，唐由之劝阻不住。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来说：“唐由之啊，我们的争论，你胜利啦！”他还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Ｖ”字形手势。唐由之说：“主席，您亦胜利了，因为您要我们用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今天给主席做的白内障手术，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泽东听后会意地笑了。

    毛泽东：“祝针灸万岁！”
　　中国的针灸，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针灸的起源，可能比药引还要早，是我国最宝贵的医学遗产之一。针灸疗法以操作简单、应用广泛、疗效迅速、安全经济等特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针灸疗法在中国人民对疾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了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但是，自西医传入中国以来，由于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有一些人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对针灸治病的实际需要，一味地说中医针灸“落后”、“不科学”，是“土东西”，全盘加以否定。
　　毛泽东熟读史书，对历史上针灸的治疗作用非常了解。他在读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时就知道，约在公元前５世纪的扁鹊，用针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苏醒过来，经过其他综合治疗，使病人完全康复，被誉为“起死回生”的妙术。《后汉书·华佗传》里，也记载有华佗用针灸治曹操顽固的“头风”。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时，熟悉名医甄权的传记，当时鲁州刺史库狄苦于“风痛”，两手无法拉弓射箭，虽经不少医生治疗均未奏效，后请甄权诊视。甄权认为只需针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针刺“肩髁”穴后，两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许希传》里也讲到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这些史书所述，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世纪以后，清政府对针灸疗法蛮横地加以排斥和打击，并于１８２２年下令永远停止在“太医院”中施行针灸疗法。从此针灸被当成“土东西”而被忽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对包括针灸术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继承。他认为：“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
　　１９５５年４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３月２３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
　　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他打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着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在毛泽东“针灸是科学的”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的针灸疗法获得了飞跃发展。针灸不仅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和应用，满足了人民群众医疗上的需要，而且不断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和信赖。
　　１９７１年７月，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詹姆斯·雷斯顿来华访问。《纽约时报》是美国的一份大型传统日报，以及时、准确、权威而著称。该报十分重视选择头版要闻，对于较长的文章，经常是第一段登在头版，其余部分则登在后面。詹姆斯是美国资深记者，擅长时政报道，获过多次新闻大奖。这年７月，詹姆斯被派往中国采访，在北京参观了很多单位，包括到中医院参观针灸治疗。他在访问中不幸患上阑尾炎，在北京一家医院接受阑尾切除手术治疗。当时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手术做好，千万不能感染。术中使用的是常规药物麻醉。术后他感到腹部不适，便接受了针灸治疗。回美国后，詹姆斯于７月２６日在《纽约时报》头版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头版只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６版上，正题为《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切除手术》，文章占了将近一整版，并配有作者访问北京一家中医院针灸诊疗室的照片。詹姆斯当时已经６２岁，由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和《纽约时报》在新闻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国人心中，像这样的记者写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极高的。动手术可用小小的银针来麻醉，病人不觉疼痛，还可治疗好多病，没有毒副作用，这在西方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神奇事。当时又正值白宫刚刚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１９７２年访华，美国公众对东方大国——中国有一种神秘感，从而使针灸医术的神奇疗效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浓厚兴趣。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首次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科做颅脑肿瘤的切除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在向尼克松赠送的礼品中，还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醉》一书。代表团返美后纷纷宣传“针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国民众的浓厚兴趣，特别是美国医务界对中国针灸医术开始有学习的愿望。中医针灸也随之传入美国，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中医热”和“针灸热”。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中医药机构，中医药正逐步走向国际化，实现了毛泽东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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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箫客

毛泽东对中医工作的指示　　
    (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日)　　
    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必须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全国人民疾病的诊疗依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大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从有史以来的卫生保健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　　
    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如对中医举行考验，内容有生理、病理等课程，考不及格就不发给证书。另外，还有中医条例，中医进不得医院等）。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也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就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思想要改变。　　
    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一、要抽调一百名到二百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习他们的临床经验，而且学习应当抱着很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二、各医院要有计划地请中医来院看病和会诊，允许住院病人用中药，并提出尊重中医的各种制度，从制度上加以保证，使中医到医院里作诊工作不感到困难和顾虑。三、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和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就是我们的罪过。所以对各省生产药材应加以调查保护，鼓励生产，便利运输，改进推销。譬如，有些药材因培植时间较长，由种植到培　　
    植收获需二、三年以上，如白芍为四年生植物，黄连为六年植物，个体农民往往没有力量种植，又如有利产药地区，如甘肃、青海交通不便，生产的药材不能及时运出，农民往往把药材当作燃料了。过去一些中药因加工设制的技术不良，浪费很大，包装和贮藏方法不好，霉烂损坏的现象很严重，亦应加以改进。从事这些工作的机构，今后应采取公私合营，制药人员应按技术水平分别给予技术干部看待。至于对中药研究，光做化学分析是不够的，应进而做药理实验和临床实验，特别是对中药的配合作用更应注意。　　
    四、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过去由于难懂，再加不重视，无人整理。中医医书如不整理，就将绝版，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那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并组织他们（总结）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书来。　　
    为了实现以上种种工作，首先在于纠正那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思想。只要思想上有改变，上述各种工作才能贯彻。　　
    今后那一级卫生行政部门如作不好这个工作，就将被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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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５年１月，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６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
    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全国人民疾病的诊疗依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大城市里）。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以中医为主,居然较好了维护了人民的健康.今天,据说我们强盛了,可是,连白领上医院都有点心底发慌?何故?
        ----------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杏林箫客

2.林彪
       那是１９３１年夏的一天，林彪和随行人员来到一家豪绅的住宅，发现地上散落了很多被丢弃的纸包。警卫员拾起一包打开让林彪看，林彪仔细看了看，又用鼻子嗅了嗅，高兴地说：“这是高丽参，是大补的补品呀！”战士们听说这是大补的补品，遂打了几只野鸡杀掉后，放了约一斤高丽参一起炖。炖出来的野鸡肉发黑，味道很苦。战士们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野鸡肉吃了个一干二净，连鸡汤也喝了个精光。不久，战士们开始流鼻血，有的战士断断续续流了好几天才止住。  
    林彪听说这件事后大笑不已，他笑战士们怎么能一下子在锅里放那么多的高丽参呢。笑过之后林彪想，战士们不懂中医，才闹出了笑话。现在战事频繁，部队缺医少药，何不自己看一点中医书籍，必要时也好给战士们治一些常见病。林彪以前收集到一些中医书，有了这样的想法后，每到空闲时，他就看起中医书来。久而久之，林彪也懂得了一些中医知识了。部队战士中有些常见病，林彪也可以开方子医治了，他还真的治好过一些战士的病。  
    自己生病时，林彪也常开一些中医药方，包括在长征途中，在延安，在东北。由于弹伤损及中枢神经，林彪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见风落泪，见水拉稀，但他并不相信医生。中医、西医反复会诊，认为他的五脏六腑都没有问题。林彪就自己翻医书，开方子吃药。有一天他指名要吃腊肉，因为他睡眠不好，不知道他从什么书上看到，说吃腊肉有利睡眠。到打平津战役时，他就再没提出要吃腊肉了。
    有一次在双城前线指挥作战时，林彪不知从什么书上看到一个治失眠的中药方子，就让警卫员上街给他抓了几服药直接熬着喝了，结果出了大事。他喝完药，很快就休克了，人事不省，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负责林彪生活和警卫的王本把介绍方子的书拿走了，并且叮嘱警卫员们，以后如果再抓药，一律要经过王本请负责保健的大夫看过同意后再办。林彪笃信中医理论，对吃不很讲究，不吃鱼肉，不吃精米。他对食物不讲究味道，而只在乎热量和温度。热量由保健医生掌握，温度则必须达到烫嘴的程度。林彪喜食白菜，但吃法很特别，不让切，不放盐，不放油。厨师为此想了好长时间就是想不通。林彪告诉他：“这是我发明的偏方，可以治植物性神经紊乱症。”至于效果如何，林彪却从不管。  
    林彪经常抱着一本厚厚的药典，手拿放大镜，字字揣摩，然后别出心裁地自开药方，让医生制成药丸吞服。林彪饮用中药是这样的：中医专家会诊后，都开一个处方，然后，他把每一个专家的处方一一审看，并把众方化裁加减之后，他重新写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已经不再是哪一位专家的处方，而是他所化裁的中医处方，按照他的处方取药煎给他。在这方面，林彪有第六感，谁删改药方或增减药物，他马上就能发觉。一次，叶群吩咐医生在他的药丸里放了一些营养药。林彪刚放进嘴里，便立即吐了出来，大叫：“有毒，有毒，有人要害死我！”  
    新中国成立后，林彪有了保健医生，医疗条件是相当好的，但他还是经常自己开方治病。有一次，林彪给自己开了一副药方子，吃下去不久就肚子痛，接着开始拉肚子，几乎虚脱，直到医生来治疗，才见好转。原来，林彪竟异想天开地运用以毒攻毒的方法，往方子里下砒霜，结果砒霜过量，险些闹出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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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同志对中医的热爱不是心血来潮,叶公好龙,而是数十年如一日,边学边做,勇于实践.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运用中实践理论.算得上是实战派!
      俗语说:治病如制敌,用药如用兵",中医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药物配伍相生相杀,充满辨证思想,暗合用兵之道,.他曾将敌我混战的状态比做煎中药.我想,这是林彪与中医有缘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敢用砒霜给自已治病,意在以毒攻毒.其用药风格与其用兵风格是一致的:刁钻狠辣!.
      如果林彪同志能专心从事中医,肯定是一位非常独特的中医!

杏林箫客

3、钱学森
    编者按：钱学森生前一直关心中医药的研究和发展，特别关心中医现代化的战略发展。原国家科委医药卫生处处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中药质量司司长丛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他在国家科委工作期间，曾有机会得到钱老的指导和教诲。1986年11月，丛众有幸与钱老在一起就“中医药发展和研究”问题，长谈了2个多小时，亲耳聆听钱老“关于中医现代化的战略”讲解，让我们和丛众一起重温这段精彩的对话。
　　中医要比想象的复杂
　　丛众：钱老，中医药应如何发展和研究，我们该怎样看待中医现代化？
　　钱学森：中医现代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我个人来说，原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很不够；实际上，它远比我开始时认识的要复杂得多。
　　从目前情况看，不是国家没有力量来支持，而是我们没有抓住要害，没有能够把力量往一处使。要承认问题很复杂，很难，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尚未被认识的问题，没有不可认识的问题，人总是可以认识客观世界的，不管这个客观世界多么复杂。怎么办？我们要研究的首先是战略问题，所谓战略问题，就是思想认识问题，这样才能得出中医现代化的方向。
　　让中医和现代科技结合
　　丛众：那么如何制订中医药发展战略呢？
　　钱学森：大家都说用多学科来发展中医，也就是让中医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发展中医要用强大的现代科学体系来使中医从古代的自然哲学式的、思辩式的论述解脱出来。要换装，变成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的唯象理论。什么叫唯象理论，就是完全从现象来总结、概括，得出系统的理论。
　　现在的中医理论里已经有了大量的总结，但没有用现代科学语言。中医理论的阐述是思辩性的自然哲学，那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它真正变成现代化语言表达的实践经验的概括，这样的结果就是唯象的中医学。我觉得要做到这一步，那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中医的教学问题。
　　丛众：那么我们当务之急是做什么呢，怎样把握大的方向？
　　钱学森：我认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人天观，即人跟宇宙联系起来的一个超巨系统的观点、理论，把中医累积的经验以现代语言整理成唯象的理论，这是第一步。
　　与此同时，还要总结出唯象的气功理论。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讲过。我认为气功也是一样，要首先把我们几千年的实践经验总结概括为唯象气功学。这恐怕比达到唯象中医学还要难。唯象中医学和唯象气功学，这两方面都是我们必须做的，是中医现代化的第一步，这是当务之急。这一步的工作量当然不小，但我觉得方向还是比较明确的、科学的、比较有把握的。当然，这只是第一步。
　　中医现代化是21世纪的一次科学革命
　　丛众：中医药发展与现代科技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钱学森更深一步的工作是把中医纳入到科学技术的体系里，创立新的关于人的科学，我称其为人体科学。这样的学科一旦创立起来，必然会提高、改造现在已经有的科学技术体系，不仅是现象的概括，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能讲出其所以然。这才是真正的中医现代化！不止于现代化，甚至可以说是中医的未来化！这是一个伟大任务，是改造整个科学技术体系，创立新的科学技术体系，所以是一次科学革命。
　　但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说现在就要做这一步，还不具备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还是为这伟大的一步做准备，我们要实事求是，做点准备工作。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现在大家在做的这些工作都是有用的。
　　在做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整个工作。要注意现在已有苗头的一些很重要的哲学观点，这就是系统论、人天观。系统论、人天观，实际是人与宇宙形成一个超巨系统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的一些最核心的观点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等的一个新的补充。
　　丛众：钱老，您刚才讲到要做准备工作，那么具体怎样做这些准备工作，从哪些工作开始呢？
　　钱学森：要做这些准备工作，也有几件事现在就可以做。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用系统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医的“证”是什么，即辨证施治的这个“证”是什么。“证”指的就是功能状态，我同意这个观点。因为“证”这个问题在中医理论里是个核心问题，所以从这里下工夫比较实际。
　　我说中医的“证”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是完全科学的，是人体功能态。当然人体为什么能进入到这么一个功能态，当然有细菌、感染等，但是中医的“证”的观点是整体性的观点，完全站得住脚。我们在做这个工作时，总结中医的临床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证”的妙处就在中医的临床工作里。
　　在我们讲系统、讲整体上，这些微观生物分子还是基础，所以不能完全不考虑，但我们最后的理论，我们说的将来的科学革命，要从微观一直到整体，把它连起来。
　　最后的目标是实现科学革命，即改造现代科学。但做到这一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准备工作，第一步工作就是前一节中讲的唯象理论的建立。还有这一节中讲的其他准备工作，要有很多同志从各个方面注意、总结、研究、提高上述的这些工作，而这些工作又有一个目标，即在第一步的基础上搞第二步。这就是中医现代化的战略。
　　中医发展要注意系统和协调
　　丛众：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方法才能使中医药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呢？
　　钱学森：我们国内现在做科学技术工作有一个毛病，就是分散，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如果要这么做的话，那需要做很大量的科学技术组织工作。从前我们称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为国防尖端技术，加上“尖端”两字，好像比“高技术”还高点，是大规模的超级的高技术。我看也可以把这个词用在我们这项工作上，就是说我们要搞的中医现代化，是中医的未来化，也就是21世纪我们要实现的一次科学革命，是地地道道的尖端科学。一定要大力协同，严密组织。像从前我们搞国防尖端技术一样，有一个抓总的总体指挥部门，而做每一方面工作的人，一定要大力协同，不能分散地搞。
　　但一定有一个统一的计划，互相协同。要像过去搞国防尖端技术那样，上面最高司令员是周总理，日常司令员是聂荣臻，我们下面都是执行者，不听号令那可不行。
　　丛众：那么中医现代化该怎样系统而协调地推进，采取什么措施呢？
　　钱学森：我们现在讲的中医现代化是这么复杂的一个任务，而且看起来要到21世纪才能看出个头绪来，组织、协调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有一个中医现代化的学术中心，作为我们的指挥部、总体部，是指挥全局的。这个总体部下面还可以有分别的专业组，如经络专业，建立唯象中医学专业、建立唯象气功学专业等。每一个专业组把自己的工作协调起来，大家大力协同，然后中医现代化中心又把整个工作协调起来。我想只有这么办才行。所以中医现代化的战略除了要统一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外，还得研究怎么组织这项工作的方案。

杏林箫客

4、吴仪
    吴仪称退休后将学习研究中医药学2008年01月25日 星期五 10:39中新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 (记者 曾利明) “我分管中医药工作的五年里，接触了老中医药专家和普通的中医药工作者，看到了中医药在农村、社区发挥的突出作用，感受到国际社会对中医药日益广泛的关注和认同，更体会到了中医药的博大与精深。我今年将退休，在此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国中医药工作者道个别，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诚的感谢”——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双手抱拳，深深施礼，引来一阵长久的热烈掌声。这是今天召开的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开幕式最为感人的一幕。
　　二00三年，吴仪出任副总理并兼卫生部长后便对中医药事业情有独钟。她三次主动破例出席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亲自部署中医药事业发展战略，组织成立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协调小组并担任组长。凡是能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活动，她都身体力行，鼎力相助：仅在去年下半年，她就多次为中医奔波：七月，带病在骄阳酷暑下为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启动仪式授旗；八月出席全军中医药技术大比武总决赛；九月参加世界药学大会，十一月赴广州，再次为“中医中药中国行”广东站活动揭幕、为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大会助阵......
　　这五年，中医药事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医药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国中医医院已超过三千所，床位超过三十三万，综合医院大都设有立了中医药科室，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百分之九十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提供中医药服务。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不断增强，重大疑难疾病和新发传染病防治作用得到发挥。已建成全国重点中医专科专病六百一十五个。中药产业不断壮大，全国中药企业已有一千五百家，中成药已超过九千余个品种，四十多种剂型，产业经济规模已突破了千亿元人民币，中药产品年出口总额已超过十亿美元；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层次提升，范围扩大，已有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中医医疗机构。 在国外的中医医疗机构达八万多家，针灸师二十多万人，每年有三成的当地人和七成以上的华人接受中医药服务。
　　或许这些成果更加深了吴仪对中医药的感情。她说，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中医药在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对世界文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这一宝贵财富，一定要倍加珍惜，努力将其发扬光大”。
　　她表示，退休后她要继续学习、研究中医药学。目前她已经开始阅读《黄帝内经》，“虽然古文难懂，但我是先看图，后辩字”，并对一些中草药的药性、功效有了了解，也知道了汤头、配伍等，更感受到中医的玄妙精深。
　　她建议，继续推进中医药的继承与创新，加强古典医籍文献、历代医家医案、传统制药技术经验等系统研究，总结中医药学发展历史上重大学术创新的规律； 以重大、疑难、传染性疾病以及中医药具有优势的病种为突破口，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强中医药基础理论、临床诊疗技术的研究和药物研制，提高临床疗效，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的理论与实践。
　　同时，大力推进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加强中医药文物、古迹的保护利用，做好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建立和完善中医药科普宣传的长效机制，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医药，感受中医药，使用中医药，推动中医药更广泛地走向世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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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仪同志由副总理之职兼任卫生部长,正是非典横行之时,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她对中医专家说: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成效明显,那么,纯中药能治愈非典吗? 结果,某医院收治住院的20多例非典患者全部用纯中药的方式治愈,无一例留有后遗症.
    吴仪同志依然健在,那些攻击中医的所谓当代名人不妨找她核实一下.
    吴仪同志喜爱中医是偶然的吗? 不是!

杏林箫客

反中医的十个名人
    1、鲁迅：“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鲁迅1922年和1926年写的《呐喊"自序》、《父亲的病》中对中医进行严厉的批评批评，用辛辣的笔墨嘲讽了中医存在的弊病：故作神秘和玄虚、拼命捞钱、草菅人命的恶劣职业道德。并发誓‘决不看中医’。
    杏林箫客：鲁迅的父亲所患为（肝癌？）肝硬化腹水，且因官司所累，郁闷压抑，借酒消愁，这种情况，别说是中医，就是神仙也难救！鲁迅东渡日本学的西医，对于他父亲之死，归咎于中医，难免有医学上的偏见及泄私愤的成份。别说是在数十年前，即使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西医对鲁迅父亲的病又能如何？此外，还有一些人总拿“人血馒头”指责中医，请问：哪部中医经典或名医著作中有此偏方？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地域文化差异较大，就传统医学而言，除了中医之外，还有苗医、藏医、蒙医及民俗疗法等。在向中医泼污水之前，请先搞清楚：什么是中医？

    2、梁启超：被割错肾还为西医叫好
    1926年，梁启超因患尿血病，到北京一家著名西医院治疗。医生诊断说是肾脏的毛病，需要作肾切除。本来，梁启超的一位朋友认为不必割肾，劝他服用中药，但梁启超坚信西医。结果，在右肾被切除之后，他的病情仍无好转。医生于是又诊断说，病因在牙。在拔掉七颗牙齿之后，病情依旧。梁启超三年后死此病。即使在他明知自己被误珍误医之后，他怕因此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声誉，带病撰文，要国人不要因为个别事故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
    杏林箫客：那时，中国从天朝帝国一下子沦落成任人屠宰羔羊，巨大的现实反差导致了人们巨大的心理反差，加上西方科学正处于暴发期，锐气十足，很容易引起极端崇拜与自我否定。或许，时代久远一些，人们认识会更客观一些。梁启超先生被割错肾还为西医叫好，虽然有可笑之处，但人品倒是可敬的。

    3、郭沫若：“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郭沫若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他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并希望盼望一切不甘居混沌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这个地方不取模棱的态度。并断定：“国医治好的病，反正都是自己会好的病”。还绝对化地说：“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杏林箫客：喝了几天洋墨水，吃了几片洋面包，回来之后，心理上不适应，生理上也不适应，看不惯中医吃不惯中药，可以理解。这种人不是一个，而是一类。瞧刚回国的那位，张口闭口就说：外国的月亮多圆啊！

    4.李敖：“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医学”
    李敖一直是反对中医的，早在1961年他就曾经发表废除中医的文章《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他认为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么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
    杏林箫客：李敖先生，据说您特别怕冷，冬天四肢冷凉，西医除了让您保暖、加强营养外，还有何办法？在中医看来，您是肾阳虚与寒凝血脉所至，若能服些四逆汤及当归四逆汤，当不至于受这些年的罪喔！

    5.何祚庥：支持取缔中医
    何祚庥评论中医的一个准则就是：是否符合科学的原理和精神。“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支持批评中医的，我觉得那些呼吁取缔中医的言论大多数有根有据。”大家看病都选择西医，只有少数现代科学知识比较缺少的人才选择中医。
    杏林箫客：学者中的政客，政客中的学者。你机敏过人，见逢就钻，见洞就钻，总能左右逢源。有篇报道：针灸治好了美国某医院院长的疾病，美国人组团来中国看中医。-----要不要找出来给你看看？老大不小的人了，说话还信口开合！
    《丁肇中的“无知”与何祚庥的“无所不知”》一文将你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我就不再多说了。

    6.严复：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
    杏林箫客：用眼睛或显微镜看是一种观察，静心凝神，返观内视也是一种观察，只是你可能不曾听说过而已。逻辑推理乃凡情俗智，直觉顿悟乃圣人之道，中医岂可退而求其次？
    7.陈独秀：“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
    杏林箫客：依汝之见，古人既不解大米的营养成份，又不懂土地元素的分子构成，居然能种出庄稼，岂不怪哉？

    8.梁漱溟：“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
    杏林箫客：药方不同，只要用药的原则及目标相同就可以了。就象下棋，只要尊守同样的规则，至于先走那一步，后走那一步，不一定按照固定的套路操作。法无定法，方才能随机应变。以前，西医诊疗，100个人用同一套方案，称之为标准化；现在，100个人用100种方案，称之为个性化。真可谓风水轮流转啊！

    9.方舟子：“中医是伪科学”
     中医的系统，是一个未经实证也难以否证的系统，要接受它必须依靠信仰。因为这一套系统非常模棱两可，怎么说都说得通，所以同一个病人，让三个名中医来看可能就有三种说法。现代医学依靠的是客观的医疗手段，而中医看重的是主观的医术，而这种对个体的强调，正是宗教、哲学的一个特征。”
     杏林箫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是一门治病的学问，错误的理论，是难以正确地指导实践的。在讨论中医的科学性之前，首先要验证的是：它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如果中医治病有效而你的理论却无法解释，那只能说是你的理论落后于实际。现在无法实证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将来也无法实证。现阶段，科学还存在着许多盲区及局限性。“人有灵魂吗？生命是轮回的吗？”，或许，这也算是一个未经实证也难以否证的命题。科学无止境，即使再过1000年，也可能还会存在科学未解之谜。既然中医也难以否证，你又何必急于下结论呢？
   
     10.罗永浩：“中医骨子里是伪科学”
    “中医骨子里是巫医继承下来的，从来没有科学，全是靠混人试来试去试到今天，瞎猫碰耗子也能治几种病吧。有没有副作用，不知道。中药从来不写副作用，是不是没有副作用啊？当然不是，它就是伪科学嘛，没有药检。”
     杏林箫客：即使源于巫医，那又如何？据说人类还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呢！至于说副作用，中药肯定有，“是药三分毒”是众所皆知的，但绝对比西药安全得多。问问你的家人、朋友、同事，听说过吃中药至人死亡的事件没？再问问他们：听说过西药至人死亡的事件没？在中国，你能找出一例吃中药导致耳聋的案例吗？而央视国际《每周质量报告》披露，目前，我国很多突然耳聋的孩子都是由于生病时滥用抗生素造成的。据调查，我国7岁以下儿童因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耳聋的数量多达30万，占总体聋哑儿童的比例高达30％至40％。也就是说，1000个聋哑儿童中，我国就有300至400个是因抗生素致聋的。此外，中国官方媒体说，滥用抗生素导致每年大约8万病人死于过敏反应。
     求证的方法远不止一种，没有药检并不意味着没有真相，有比较就有鉴别！
     如果卫生部真的公开公正地让中西医比疗效，价格，副作用， 崩溃的可能不是中医，而是西医。

杏林箫客

“大实若虚”与“大伪似真”——丁肇中的“无知”与何祚庥的“无所不知”
蒲 鹤 年
         
    世界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40岁便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在接受采访或提问时，无论是本学科问题还是外学科问题，也无论提问者是业内人士还是业外人士，丁肇中最常给出的回答竟是三个字——“不知道”。国人初识者，无不谓之“怪”。
         
    例如，2004年11月7日，丁肇中给南航师生作报告，有学生问：“您觉得人类在太空能找到暗物质和反物质吗？”他回答：“不知道。”又有学生问：“您觉得您从事的科学实验有什么经济价值吗？”他又回答：“不知道。”有学生又问：“您能不能谈谈物理学未来20年的发展方向？”他仍然回答：“不知道。”
           
    据当事者观察，丁肇中教授回答“不知道”时，态度诚恳，绝非故弄玄虚或“卖关子”。这位科学家曾解释说：“不知道的事情绝对不要去主观推断，而最尖端的科学很难靠判断来确定是怎么回事”。
    此前，2002年9月和2004年2月，丁肇中教授分别在上海交大和山东大学回答对口学科师生们更为专业的提问时，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师生们的问题基本局限在丁肇中教授获诺贝尔奖的粒子物理专业，丁肇中教授竟然说：“拿诺贝尔奖，只是对很小的特殊领域有贡献，一个人不可能因为拿了诺贝尔奖，就把自己当成了什么都懂的‘万能专家’，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评价，我可没这么大的能耐”。
         
    无独有偶。2005年6月1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在北京工商大学发表演讲后，一位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提问：“从博弈的角度，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这些对社会制度转型和演化的影响？”约翰．纳什听完后思考片刻，坦诚地说：“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
         
    以其“博弈论”蜚声世界的约翰．纳什，竟被一名大学生的博弈问题“问倒了”。令人大惑不解。因为上述问题显然具有自由发挥的余地，似乎一般人也能敷衍过去，而大师级权威竟然自称没有能力回答，这岂不是自损形象？但纳什却坦然平静，毫无愧色，更令人感到奇怪。
    按我们的观念，世界知名的科学家理应是“万事皆通”的，然而大师们即使面对“本专业”问题，竟然不是“不知道”，就是“没有能力回答”，表现得如此“无知”，简直不可思议。
    其实，这是我们少见多怪了。凡潜心于科学研究并颇有建树的科学家，无不如此。
         
    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一个人（即使是超天才）穷其毕生精力，能在一个学科的一个分支上有所建树并能提出部分真知灼见已属不易，在同一学科的不同分支仍属外行实为正常现象，更不用说其他学科了。科学态度与科学成就往往互为因果：只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才能使得科学家取得成功，而取得成功的艰难历程又进一步锤炼了科学家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由此可见，大师们的“无知”不仅不是什么怪异和丢脸之举，而且恰恰是某种“必然性”的正常体现。也是任何具有真才实学的科技工作者最为明智的选择。
         
    对此，有人评论道：一个学者不管多么伟大，也不可能无所不知。即使在自己有所建树的本学科，也不可能做到无所不知，而且迟早会完全落伍。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常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但无损于一位大师的光辉，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大师”所以成为“大师”的奥秘。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敢于对自己不懂的问题说“不知道”，不仅是一种气量，一种品格，也是一种境界。一个人特别是像丁肇中这样在世界上具有很大影响的科学家，如果在学术上没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对一些问题凭“想当然”表态，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那样，失去的就不仅仅是面子，还有更可贵的品质和人格，还会给人类科学事业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大智若愚，大实若虚”。认可了上述道理，我们不仅会对科学大师们的“怪”肃然起敬，而且今后会自觉地将这种“怪”作为鉴别真、伪科学大师的试金石。如果现实当中有人成了无所不知的“万能大师”，人们就该当心了。
    说到此，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我国的“万能科学大师”——中科院物理院士何祚庥。
         
    “以常为怪”必然起因于“以怪为常”。我们之所以不习惯丁肇中等科学大师的“怪”，部分原因是我们早已先入为主地习惯了何祚庥这位无所不能的奇人之“常”。
         
    尽管在国际科学界不为人知，但在国内，何祚庥院士的“全能性”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你看他老人家，几乎是天天上镜，日日露脸。一会儿电视台畅谈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一会儿因特网宏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昨天侃克隆人技术展望，今日嗙《易经》文化反思。这边厢呼吁对股民征所得税，那边厢力主发行国家福利彩票；上能为城市提出“交通、建筑最佳模式”，下可为山区规划“农具、灌溉最优方案”；“环境商机与氢能经济”研讨会指点江山，“纳米光纤与沙漠产业”演讲厅激扬文字；文艺理论学术报告座无虚席，月球开发科技讲座引人入胜……
         
    总之，何祚庥院士所到之处，都能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应答如流，头头是道。“只有问不到，没有不知道”。涉及问题包罗万象，解决方案随手拈来。给国人树立了“无所不通、无所不精”的形象。哪里有问题难以决断，那里的决策者就会想起何院士。例如：正当南水北调工程拿不出理想的西线方案时，何院士很快就以“惊天地泣鬼神”的魄力提出了“用原子弹炸开喜马拉雅山引水北上”的“最佳方案”；当怒江建坝之争正反双方专家相持不下时，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等应邀前去考察定夺。何院士一行怒江两岸“访贫问苦”兼观光不到一周，就得出了“怒江建坝是当地脱贫的唯一选择，不仅可行且刻不容缓”的“科学定论”，还顺手给反对建坝的生态环保专家们扣上了“伪环保”、“伪反坝”的大帽子。
         
    如此全能之“通才”，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因此，何祚庥不仅受到各级政府领导人的青睐，还受到年青一代追星般的崇拜。对于这些浮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人类，何祚庥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例如，何祚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90%是糟粕，看看中医就知道了”的英明论断一出口，一批年轻“学子”便立即行动，很快，论证“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的文章就像文革大字报一样,铺天盖地上了因特网。
    那么，自称主业是理论物理学家的何祚庥院士在学术上有什么造诣呢？
    请看“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网站”“何祚庥主页”上的介绍：
    何祚庥，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该同志任全国政协委员，曾任理论物理所副所长。现任理论物理所研究员、理论物理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博士生导师。过去的主要工作及成果：
         
    何祚庥长期以来从事粒子物理及各种应用性问题的研究。其重要工作有层子模型的研究，复合粒子量子场论的研究，弱相互作用理论的研究等，先后发表约250 篇科学论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及多种奖励。他还曾从事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研究，是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
    何祚庥还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专家，在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先后发表约300 多篇科学论文。在反对伪科学的斗争中，他旗帜鲜明，积极参加了捍卫科学尊严，揭露和反对伪科学等活动，社会影响很大。目前从事的研究领域：近年来，何祚庥从事中微子质量问题、中微子震荡问题及双β衰变理论的研究等。
         
    主要著作有：《量子复合场论的哲学思考》(1997年)、《从元气说到粒子物理》(1999年)、《何祚庥与——1999年夏天的报告》(1999年)、《我不信邪——何祚庥反伪科学论战集》(1999年)。

         
    真了不得，何祚庥院士竟然写了“科学论文”250+300=550多篇。多么惊人的数字啊！足以让有史以来任何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惭愧，更让中外文坛所有多产作家汗颜。
            
    不过，作为一个有550多篇科学论文的中科院院士，其精选出来装点主页“门面”的主要著作——当然是最能反应其学术水平的代表作——竟然是几篇“政治挂帅”大作，真让人哭笑不得。须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沙子再多也变不成米。何祚庥同志的个人主页做成如此惨状既合情理也在意料之中。一生“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何祚庥同志，常年因“心潮澎湃、心系万事、心向八方”而“分心、忧心、烦心”，哪里还会有精力和时间去做那些需要“净心、静心、精心”才能完成的科研工作呢？国人历来宽厚，自然不会去与何院士较真，但这毕竟给“坏人”留下了攻击的口实，那些求全责备者和“一小撮阶级敌人”沆瀣一气，一直诬蔑何祚庥同志“不务正业”、“滥竽充数”、“除物理不懂，什么都懂”；甚至诽谤何祚庥同志的网页是“光屁股推磨——转着圈儿丢人”、“光屁股打灯笼——亮臊”、“光屁股上联合国——满世界献丑”；并戏称其名字应改为“何知羞”。这完全是“恶毒攻击”。
    再看一下“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的何祚庥同志在“两弹一星”事业中处于什么地位：
    将关键词“两弹一星元勋”输入任意搜索引擎，立即可查到：
         
    “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钱骥，姚桐斌，赵九章，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程开甲，黄纬禄，屠守锷，钱学森，周光召，杨嘉墀，陈能宽，陈芳允，吴自良，任新民，孙家栋，朱光亚，王希季，王大珩，于敏，郭永怀。
         
    十分不幸，名单上没有何祚庥同志的大名。一项重大科技事业充其量能有几个人可称得上“理论开拓者”呢？“两弹一星”元勋数量已多达23名，竟还没有囊括“理论开拓者”何祚庥同志。可见“理论开拓者”这个模糊概念的外延之大，足以使人们想起那个把行政领导、宣传干事、描图员甚至厨师都算作科技成果功勋的年代。
         
    不过，何祚庥同志凭借在中宣部工作了五年和在中科院抓党政工作多年的丰富经验，经“后续努力”，其知名度远远超过了那些不重视宣传和“包装”的“两弹一星”元勋们。更为惊人的是，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钱学森先生，现在已成了《何祚庥同志反伪科学英雄事迹》中的反面人物，在多种场合被用来反衬何作庥同志的英明伟大。何祚庥同志频频在大、中院校作题为《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报告，每当他眉飞色舞地大讲特讲自己是如何同那个“坚决支持伪气功的大科学家”作斗争的动人事迹时，人们已搞不清在《何氏词典》中的“人、事、学问”是如何定义的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也趁机“诽谤”何祚庥同志，说他的报告一贯文不对题，应当把题目改为《作孽，做秀，做学贼》才合适，又戏称其名字应改为“何作秀”。这当然是赤裸裸的阶级报复。
         
    其实，像何祚庥同志这种类型的人，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存在。在低层社会，此类人物表现为信口开河，学一当十，连猜带蒙，夸夸其谈，不懂装懂，好为人师。一般总能获得一个滑稽的绰号，无非是“赵大忽悠、钱大吹，孙大侃子、李大掰”之类。但由于活动范围有限，时间一长，这些人就难免暴露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本质，以至成为当地人的笑料。
         
    但何祚庥同志却能身经数朝，长盛不衰。虽一生未在自己所学专业有所建树，却能在几乎所有其他领域充当权威和裁判，大有包打天下之势。这本是古今天下奇闻怪事，但我们的各级政府和网络一代却习以为常。我们不得不将此现象称为“何祚庥现象”。
         
    在一个没有伟人、没有英雄的平庸时代，“何祚庥现象”或许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又是这个时代的象征。“适者生存”，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在我们这个早已形成“逆向淘汰”机制的政治生态大系统中，依附于政治的科学生态系统，必然也在演绎着同样的自然选择法则。在政界，何祚庥同志科学知识纵横百科，口若悬河。因而被误认为“著名科学家”；在学界，何祚庥同志政治理论涉猎诸家，妙语连珠。因而被误认为“著名政治家”。随机应变，左右逢源，上能见风使舵，媚君邀宠；下能逢场作戏，哗众取宠，是何祚庥同志能够立于不衰不败之地的处世秘诀。
     谨以下列问题，结束本文：
1、“假作真时真亦假”。丁肇中，何祚庥，同被尊为“科学大师”，表现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无知”，一个“无所不知”。用现代中国“学术打假”专业行话问：谁真？谁伪？
2、何祚庥层出不穷的惊人科学高见(诸如人类不需敬畏自然，炸喜马拉雅山,中医是伪科学、大力提倡克隆人等)以及一贯“人到点子到”的拍脑袋作派是出于“艺高人胆大”，还是出于“无知者无畏”？
3、祖国大陆至今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却有了世界绝无仅有的“万能科学大师”，我们应该感到自豪，还是应该感到耻辱？
4、孤掌难鸣。在当前普遍重视“包装”的年代，何祚庥成功地将自己包装成了“万能科学大师”，煞有介事地到处高谈阔论，指手划脚。这固然是可鄙可笑，但我们的一大批唯物主义理论培训出来的各级政府官员竟然言听计从，奉为圭臬；更有一堆稀里糊涂的媒体记者诚惶诚恐，如蝇逐臭。显现了一种群体盲目与无知，这是可笑还是可悲？
5、荒唐而又愈演愈烈的“何祚庥现象”与当前我国学术界的学术浮躁之风同根同源，还是互为因果？
6、《中国反伪字典》里是否应增补[伪院士]、[伪科学家]、[伪氢弹理论开拓者]、[伪论文]、[ 伪万能科学大师]、[伪打假]、[伪反伪]等词条呢？
7、“大奸似忠，大伪似真”。在“伪万能科学大师”何祚庥面前，张宏堡、张宝胜、严新、李洪志等"伪气功大师”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鹤立鸡群的“伪中之最”何祚庥大师，老谋深算，“高瞻远瞩”，贼喊捉贼，假戏真做，通过出卖上述鼠辈同类，金蝉脱壳，欺世盗名，摇身一变竟成了“反伪先锋”。可谓对当今浮躁社会之辛辣嘲讽。中国各级学术打假战斗队的科学红卫兵小将们，我们到底应该将何祚庥立即列入重点打假对象，剥去其画皮，还是继续由他天南海北忽悠下去，直等到喜马拉雅山被原子弹炸毁并导致震惊世界的大灾难后再翻然醒悟呢？

杏林箫客

国学大师章太炎与中医  
    章太炎（1869年～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他是鲁迅先生的老师，近代中国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他的学问博大精深，对文字、音韵、训话、经学、诸子、史学、哲学、佛学等均有深邃的研究。太炎先生又很精通医学，曾对中医学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他在此方面的成就，与其他学科相比，也毫不逊色，可惜少被人知。
　　章太炎先生出身于世医之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家三世皆知医”。他的祖父章鉴，“少习举业（指准备参加科学考试），以妻病误于医，遍购古今医学书，研究三十年。”后来成了一名为乡人治病的专业医生。他的父亲章浚也是“生平长于医，为人治病辄效。”尤其是他的伯父章钱，更是当地一位医术精湛的名医，并且在医学上曾对幼年的太炎作过多方面的指点。从1890年起，章太炎跟从汉学大师俞樾先生学习深造7年，尽得其传。俞樾既精通国学，又兼通医学。太炎先生深受其影响，不但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系统的研究，也为进一步研究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章太炎先生因支持戊戌变法，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反对表世凯称帝等，先后多次被捕入狱，也曾多次逃亡到日本。他在第3次亡命日本期间，曾搜求宋、明医书精本，收集各种古代医方验方，分类撰编成《手写古医方》。1911年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先生回到中国，又因“二次革命”失败而被袁世凯囚禁3年。在此期间便悉心钻研医学。他于1913年写信给夫人汤国梨说：“翻阅医书，此为性之所喜……家中医籍尚多，务望保藏勿失。昔人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此吾人之志也。”他在1914年又给夫人写信说：“平生之好，又在医学。君亦当涉猎于此，愿同注意。家中颇有医书二三十部，皆宋明精本，数年搜求，远及日本，而后得之，望为我保持也。”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章太炎先生恢复了自由，出狱后继续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各种革命活动，同时也从未放弃过对医学的精心研究。
　　太章先生曾患黄疸，竟然“自治得愈。”后来又病“宿食”，依旧自开处方，初以平胃散治之，引起发热；复服小柴胡汤四五剂，仍然无效。他只好去找当地名医仲右长求治。仲医生说，您所开的处方倒也不错，但不该将小柴胡汤原方中的黄芩减去而加芍药，这是一个小小的失误。现今应恢复使用黄芩，去掉芍药，再减少一点生姜的用量就可以了。按照仲医生修改过的处方服药，仅仅服用2剂就取得了良效。太炎先生深有感慨地说：“增损一味，神效至此！”从此以后，他治病更加严谨，医术也不断地得到提高。他除了自治疾病之外，也曾为亲属或友邻开过处方，还曾为邹容和孙中山先生开处过药方。这些处方大多蕴含着太炎先生在医治疾病方面的某些精明独到的见解。
　　章太炎先生以儒攻医，他虽然不是临床医生，但因根底雄厚，高瞻远瞩，曾发表过不少具有精辟见解的医学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上世纪80年代曾组织有关专家及章氏家属，重新搜集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共分为8册陆续出版。其中第8册为医学专论，共收载医学文稿134篇，直至1994年12月才出版问世。在上述134篇之中，涉及中国医学史的有3篇；为某些医学论著撰写的序文有7篇；对各种医籍作考证的有7篇；评论医术的有15篇；研究《伤寒论》的有23篇；研究《全匮要略》的有12篇；研究温病的有9篇；研究杂病的有7篇；研究方药的有12篇；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的有7篇；研究中、西医学汇通的有12篇；给当时某些医家所写信函有12篇；其他如医学建议、提辞及为医学名家撰写挽联等有8篇。这些文稿大体上反映了章太炎先生各个时期所参加的医药活动及其主要医学研究成果。
　　太炎先生最推崇张仲景，曾经撰写过《张仲景事状考》，对张仲景的生平特别是出任长沙太守的历史作了精确的考证。他在《医术评议》中赞颂张仲景说：“精而不迂，其惟长沙太守。”他针对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所发表的论文也最多，共有35篇。他认为张仲景所倡导的辨证论治原则处方用药方法，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解决临床上所碰到的许多实际问题和疑难问题，因为有良好的疗效。他在论述温病的篇章又指出，包括流感在内的各种急性传染病，同样应当运用张仲景所倡导的辨证论治原则去加以诊断治疗。
　　章太炎先生还热心于中医教育。1927年，中国医学院在上海创立，公推太炎先生为首任院长，先生欣然就任。这是上海最早筹办的一所教学条件较好的中医高等院校。学院共招收学生13期，造就医学人才甚众。1928年不少医学专家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同样推举太炎先生为院长，太炎先生亦毅然就任。学院的发凡起例，皆由太炎先生亲自手订，并为《上海国医学院院刊》亲笔提写刊名。该校在办学的过程中，注意抛弃中、西医之成见，采取中、西结合的方式办学。
　　1934年太炎先生迁居苏州，又应邀出任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名誉校长和国医研究院院长。他亲自为校刊《苏州国医杂志》题写刊名，并为学校书写了“诚敬勤朴”4个字的校训。他还定期为师生讲演，亲自讲学，一直关心着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深受师生爱戴。他毕生对中医教育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