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晚上(2019年10月29日)由张培红副秘书长为大家讲述《瘟疫论译注》的第二十九讲。
讲述的主要内容是:吴又可在《诸家温疫正误》中是如何评价朱肱在《南阳活人书》中关于瘟疫病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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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活人书》云:夏月发热,恶寒,头痛,身体肢节痛重,其脉洪盛者,热也。冬伤于寒,因暑气而发为热病,治热病与伤寒同,有汗宜桂枝汤,无汗宜麻黄汤。如烦燥,宜大青龙汤。然夏月用药须带凉,不可大温,桂枝、麻黄、大青龙须识加减。夏至前,桂枝加黄芩。夏至后,桂枝、麻黄、大青龙加知母、石膏,或加升麻。盖桂枝、麻黄性热,地暖处非西北之比,夏月服之,必有发黄斑出之失。热病三日外,与前汤不瘥,脉势仍数,邪气犹在经络,未入脏腑者,桂枝石膏汤主之。此方夏至后,代桂枝证用。若加麻黄,可代麻黄青龙汤症也。若三月至夏为晚发伤寒,栀子升麻汤,亦暂用之。(王宇泰〔1〕述万历癸卯〔2〕,李氏之婿,应举南下,时方盛暑,病伤寒,一大学生〔3〕,新读仲景书,自谓知治,投以桂枝汤,入腹即毙。大抵麻黄桂枝二汤,隆冬正伤寒之药,施之于温病不可,况于热病乎?) 正误 按:《活人》以温热病,用桂枝、麻黄,虽加凉药,终未免发散之误,不危幸也,岂止三日外,与前汤不瘥,脉势仍数而已哉?至此尚然不悟为半里之症,且言邪气犹在经络,仍用桂枝石膏汤,至死无悔。王宇泰非之甚当,是以不用麻黄、桂枝,贤于《活人》远矣。究竟不识温热之源,是以不知用药耳。 【注释】 〔1〕王宇泰:王肯堂,字宇泰,号损庵,又自号念西居士,生活于1549-1613年,江苏金坛人。著有《证治准绳》《医论》《医辨》等著作。 〔2〕述万历癸卯:说是明代万历纪年癸卯年,也就是公元1603年。 〔3〕一大学生:一个太学生。大学:就是太学,我国古代在京城设立的最高学府。 【译文】 北宋朱肱所著的《南阳活人书》说:夏天的时候病人发热,怕冷憎寒,头部疼痛,身体的四肢关节沉重疼痛,病人的脉象洪大而有力,这就是热病。冬天里感受了寒邪,在夏天由于暑气的蒸腾就发为热病。治疗热病,和治疗伤寒病一样,病人有汗出就使用桂枝汤,病人不出汗就使用麻黄汤。如果病人烦躁不安,应当使用大青龙汤进行治疗。但是在夏天使用这几首方药,应当使方药偏于凉性,不能过分温热,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的使用,应当知道它们的加减法。在夏至之前,用桂枝汤,应当加黄芩;在夏至之后使用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应当加上石膏、知母,或者加上升麻。总括地说起来,桂枝汤、麻黄汤的药性偏热,地势比较温暖的南方,与西北比较寒冷的情况不同,夏天服用它们的原方剂,必定会发生病人身目发黄、斑出的情况。得热病在三天以上,给予上述三方不能获效,脉搏仍然属于数脉的脉象,邪气还在经络之中,还没有进入脏腑的,应当使用桂枝石膏汤进行治疗。桂枝石膏汤这个药方,在夏至之后,代替桂枝汤使用。桂枝石膏汤加上麻黄,可以用于麻黄汤证、青龙汤证的治疗。假如三月份至夏天的时候,属于晚期发病的伤寒病,栀子升麻汤也可以暂时使用。(明代的王肯堂说,万历纪年癸卯年,也就是公元1603年,一个李姓的女婿,参加科举考试到南方去,当时正是夏天最暑热的天气,患了伤寒病。一个在太学上学的太学生,刚读过张仲景的《伤寒论》,自告奋勇地说知道如何治疗,给病人使用了桂枝汤,药物进到肚子里病人就死了。大概是麻黄汤、桂枝汤,是治疗严冬季节典型伤寒的药物,用于春季温病是不对的,更不用说是夏季的热病了。) 吴又可正误:朱肱《南阳活人书》,用桂枝汤、麻黄汤治疗春夏季节的温病、热病,虽然在其中加上凉药,总之属于发散的药物,未免有错误在其中,不造成病人的危重情况,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岂能够在病人患病三天以上,服用了麻黄汤、桂枝汤却不见好转的情况之下,脉搏仍然属于数脉的时候,还继续使用吗?在这个时候还不醒悟过来,本是半在表半在里的证候,还说邪气仍然在经络之中,仍然使用桂枝石膏汤治疗,直到病人死亡也不悔悟。王肯堂批评的很对,因此不使用麻黄汤、桂枝汤治疗,比《南阳活人书》强得远啦。终究是没有弄清温病热病的患病原因,因此不知道正确的用药方法。 【评介】 朱肱《类证活人书》云:“夏至以前发热恶寒,头疼身体痛,其脉浮紧,此名温病也。春月伤寒谓之温病。冬伤于寒,轻者夏至以前发为温病。”这里朱肱将庞安常《伤寒总病论》的温病“其病与冬时即病候无异”的观点,明确表示为“发热恶寒,头疼身体痛,其脉浮紧,此名温病也。春月伤寒谓之温病。”是直接提出温病有恶寒表证的最早记述,寒温关系复杂化约从此发端。清初名医汪琥的《伤寒论辨证广注》认为朱氏不解仲景书旨,误出谬说。他说:“此直是春月伤寒,何得云冬伤于寒,至春始为温病邪?其言不顺。” 朱肱还吸收了庞安常将仲景《伤寒论》的麻黄汤、桂枝汤、青龙汤中加上寒凉药,变辛温解表之方为辛凉解表之剂的经验,他在《类证活人书》中说:“桂枝汤,自西北二方居人,四时行之,无不应验。自江淮间地偏暖处,唯冬及春初可行。自春末及夏至以前,桂枝证可加黄芩半两(原文小注:阳旦汤是也)。夏至后,有桂枝证,可加知母一两、石膏二两,或加升麻半两。若病人素虚寒者,正用古方,不在加减也。”这种做法使张仲景的古方得以新用,变辛温为辛凉,实有贡献在其中。 朱氏关于温病有恶寒表证的观点,被南宋名医郭雍继承并加以阐发,提出新感温病论。他在《仲景伤寒补亡论》中说:“假令春时有触冒,自感风寒而病发热恶寒、头痛、身体痛者,即非伤寒,又非疫气,不因春时温气而名温病,当何名也?如夏月之疾,由冬感者为热病,不由冬感者为暑、为暍,春时亦如此。”郭氏在提出春季新感风寒温病说时,对伏气温病说也未持排斥态度,他说:“医家论温病多误者,盖以温病为别一种。不思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及春有非常之气中人为疫者,亦谓之温。三者之温自有不同也。”显然郭氏认为发于春季的外感热病,无论由于伏气、新感或时邪,均谓之温病。其区分伤寒和温病,仅以发病季节不同,并不以证侯特征为据,致使温病与伤寒的关系复杂化。 【原文】 春温: 《活人书》曰:春应温而清气折之,责邪在肝,或身热头疼,目眩呕吐,长幼率相似,升麻葛根汤、解肌汤、四时通用败毒散。 陶氏曰〔1〕:交春后,至夏至前,不恶寒而渴者,为温病。用辛凉之药微解〔2〕,不可误汗误下,须当识此。表证不与正伤寒同法,里证治法同〔3〕。 夏温: 《活人书》曰:夏应暑而寒气折之,责邪在心,或身热头疼,腹满自利,长幼率相似,理中汤、射干汤、半夏桂枝汤。 陶氏曰:交夏至,有头疼发热,不恶寒而渴,此名温病。愈加热者为热病。止用辛凉之药解肌,不宜大汗,里证见者,急攻下,表证不与正伤寒同法,里证治法同。 秋温: 《活人书》曰:秋应凉,而大热折之,责邪在肺,湿热相搏,民病咳嗽,金沸草散、白虎加苍术汤。病疸发黄,茵陈五苓散。 陶氏曰:交秋至霜降前,有头疼发热,不恶寒,身体痛,小便短者,名湿病。亦用辛凉之药,加疏利以解肌,亦不宜汗,里证见者,宜攻下,表证不与正伤寒同。 冬温: 《活人书》曰:冬应大寒,而反大温折之,责邪在肾,宜萎蕤汤。 丹溪曰〔4〕:冬温为病,非其时,有其气者,冬时伤寒,君子当闭藏,而反发泄于外,专用补药带表药。 正误 按:西北高厚之地,风高气燥,湿证希有。南方卑劣湿之地,更遇久雨淋漓,时有感湿者。在天地或时久雨,或时亢旱,盖非时令所拘,故伤湿之证,随时有之,不待交秋而后有也。推节庵之意〔5〕,以春为温病,至夏为热病,至秋似不可复言温热,然至秋冬,又未免温病,只得勉以湿证抵搪。且湿为杂证,更不得借此混淆。惟其不知温病,四时皆有,故说到冬时,遂付之不言。宇泰因见陶氏不言,乃引丹溪述非其时有其气,以补冬温之缺,然则冬时交错之气,又不可以为冬温也。《活人》但言四时之温,盖不知温之源,故春责清气,夏责寒气,秋责热气,冬责温气,殊不知清、温、寒、热,总非温病之源。复以四气专令之藏而受伤,不但胶柱鼓瑟〔6〕,且又罪及无辜矣〔7〕。 【注释】 〔1〕陶氏曰:陶华说。陶华:字尚文,号节庵,浙江余杭人,生于公元1367年,长寿百余岁。治病有奇效,为一时名医,年七十余始著医学著作,号称《伤寒六书》。计有:《伤寒明理续论》《伤寒琐言》《伤寒家秘的本》《伤寒一提金》《伤寒刹车槌》《伤寒截江网》。 〔2〕用辛凉之药微解:使用辛凉解表的药物,轻清解表。 〔3〕表证不与正伤寒同法,里证治法同:温病的表证治疗方法以辛凉为主,与经典的伤寒解表以辛温为主不同;温病的里证与伤寒的里证,治疗方法完全相同。 〔4〕丹溪曰:朱丹溪说。朱丹溪:名震亨,字彦修,生活于公元1281-1358年,著《格致余论》等,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从内伤立论阐发阴虚病机。 〔5〕推节庵之意:推想、猜测陶华的意思。 〔6〕胶柱鼓瑟:用胶粘住调瑟的柱子,便不能调整音色的高低。比喻固执拘泥,不知变通。 〔7〕罪及无辜:治罪牵涉到没有罪的人,或者给无罪的人罗织罪名。辜:罪。 【译文】 春温病: 北宋朱肱《类证活人书》说:春天应当气候温暖,却出现清凉的气候来干涉它,人体容易受到邪气的侵犯,这与肝脏有关。或者出现身体发热,头部疼痛,视物旋转头晕呕吐,年老的与年幼的人的病证都相同,应当用升麻葛根汤、解肌汤进行治疗,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使用败毒散治疗。 明代陶华说:立春之后,到夏至之前,病人不怕冷恶寒,反而口渴,这就是温病。使用辛凉解表的药物,轻清解表即可,不能错误地使用汗法、下法,必须牢记这一点。温病的表证治疗方法以辛凉为主,与经典的伤寒解表以辛温为主不同;温病的里证与伤寒的里证,治疗方法完全相同。 夏天的温病: 朱肱《类证活人书》说:夏天应当出现暑热的气候,却出现了寒冷的气候来改变它,人体容易受到邪气的侵犯,这与心主夏气有关。有的出现身体发热,头部疼痛,腹部胀满,泻利便溏,年老的与年少的病证都相同,应当使用理中汤、射干汤、半夏桂枝汤进行治疗。 明代陶华《伤寒六书》说:到夏至之后,有病人头痛,身体发热,不怕冷恶寒,而且口渴,这就是温病。热势更高的就叫热病。只能使用辛凉的药物,解肌散邪,不应当发汗太多,见到里证的情况,赶紧使用泻下攻里的药物。病人即使有表证,也不能和冬天的典型伤寒使用相同的治疗方法,而治疗里证可以与伤寒一样。 秋天的温病: 朱肱《类证活人书》说:秋天的气候应当清凉,却出现了很热的气候来影响,人体就容易受到邪气的伤害,这与肺气通于秋有关。湿邪与热邪互相搏结,人们就容易出现咳嗽的病变,应当使用金沸草散、白虎加苍术汤进行治疗。如果属于黄疸病而身目发黄,就应当使用茵陈五苓散治疗。 明代陶华《伤寒六书》说:到了秋天的霜降之前,有的病人出现头部疼痛,身体发热,不怕冷恶寒,身体疼痛,小便短赤,这样的病证叫湿病。也应当使用辛凉的药物治疗,再加上疏散利气的药物,用来解肌散邪,也是不应当过分发汗,如果有里证出现,应当使用泻下的治疗方法,而表证的治疗方法与冬季的典型伤寒不同。 冬天的温病: 朱肱《类证活人书》说:冬天气候应当很寒冷,反而出现了很温暖的气候影响它,人体容易受到邪气的伤害,这与肾气通于冬有关。应当使用葳蕤汤进行治疗。 朱丹溪说:冬温这个病,是由于在冬天里出现了不应出现的温暖气候,造成疾病。冬天的时候伤于寒邪,有修养的人在冬天应当闭密、潜藏精气的时候,却使精气因温暖而发泄于外,治疗时专门使用补益的药物,兼用解表的药物。 吴又可正误:西北方属于天高地厚的地区,风大气候也干燥,患湿证的病人是很少的。南方属于低洼潮湿的地方,再加上长时间下雨淋漓不断,时常会有感受湿邪的人。在自然界之中,有的时候经常下雨,有的时候长时间干旱,总之人不能被气候限定,所以说伤于湿邪的病证,经常会遇到,不必在立秋之后才会出现。 按着陶华的意思推测,把春天发作的叫温病,到了夏天就称为热病,在到了秋天与冬天的时候,似乎不应当叫温病或者热病了,然而在秋天与冬天的季节里,却又少不了温病,只好勉强拿湿证搪塞、充数。何况湿证本来属于杂病的证候,更是不能借用过来蒙混的。只是他不知道温病的证候,一年四季都会有,所以说到冬季的时候,就不做声了。王肯堂由于见到了陶华在冬季温病上的默不作声,就引用朱丹溪的有关论述,说冬天出现了非时之气的话,用来补陶华不说冬温的空缺。但是,冬天出现的错杂的气候,也不能说是冬温的原因。 朱肱《类证活人书》只说四季之中的温病,大约并不知道温病的原因,所以说春天应当责怪气候清冷,夏天应当责怪气候寒冷,秋天应当责怪气候太热,冬天应当埋怨气候太温暖,一点也不了解清凉、温暖、寒冷、暑热,它们并不是温病的病原;并进一步把四气主令的脏腑,说成是受伤害的对象。这不仅仅是不知变通的拘泥做法,而且进一步错怪了无辜的脏腑。 【评介】 龚绍林曰:“伤寒温疫,本是两途,病原不同,治法亦异。伤寒乃天地之常气,温疫乃天地之邪气。伤寒由外而传内,以发散为主。温疫由中而达表,以清疏为先。伊古以来,纷纷议论,每多荒唐,有以伤寒而误认为温疫者,并多以温疫而误认为伤寒者,求其认证的确,制方恰当者,不少概见。所以今之医者,临斯二症,往往指鹿为马,误治而致死者,不可胜数。医家不知前人之误,见病转剧,语病者曰:吾遵前人之法以治之也,并未稍误。病家不知医家之误,药到病殂,反慰医者曰:是遵前人之法以治之也,并非误死,莫非命也。夫谁知医者,为前人所误,病家为医家所误者哉!今得吴师将前人之误而一正之,则伤寒温疫,了如指掌,医者细心体之,庶不致于误人矣。”
在注解评议完这部名著的时候,笔者对于吴又可在那个年代所做的探索,深感敬佩。古人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对于外感热病的探索,前仆后继,一代又一代地不懈奋斗着,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最近的抗击SARS的斗争中,中医药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尽管SARS瘟神已被控制,但人类与传染性疾病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中医对于SARS的思考也将继续进行下去。可以说我们赶上了科技昌明的新时代,看到了吴又可看不见的病邪,也有了吴又可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理应取得更加优秀的成果。但是,斗转星移,换了人间。严重威胁人们的温疫病少了,古人行之有效的治疗技术,也被许多人遗忘了,在面对SARS突然袭来的时刻,茫然不知所措者有之,乱开补药、解毒药名之为预防者有之,临证之时按抗病毒组方者也有之,中医的传统热病理论也存在着许多模糊不清的观点,笔者与其他几位同道申报了“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律的研究”的科研课题,已经立项研究,现将其中的三篇论文附载于后,既与同道共同探讨,也算是笔者对于吴又可先生探索先声的一种回应:我们来了! 祝贺张培红主任讲述《瘟疫论译注》成功!她和大家一起讨论了吴又可《瘟疫论》关于朱肱在《南阳活人书》的有关论述。 朱肱《类证活人书》云:“夏至以前发热恶寒,头疼身体痛,其脉浮紧,此名温病也。春月伤寒谓之温病。冬伤于寒,轻者夏至以前发为温病。”这里朱肱将庞安常《伤寒总病论》的温病“其病与冬时即病候无异”的观点,明确表示为“发热恶寒,头疼身体痛,其脉浮紧,此名温病也。春月伤寒谓之温病。”是直接提出温病有恶寒表证的最早记述,寒温关系复杂化约从此发端。清初名医汪琥的《伤寒论辨证广注》认为朱氏不解仲景书旨,误出谬说。他说:“此直是春月伤寒,何得云冬伤于寒,至春始为温病邪?其言不顺。” 朱肱还吸收了庞安常将仲景《伤寒论》的麻黄汤、桂枝汤、青龙汤中加上寒凉药,变辛温解表之方为辛凉解表之剂的经验,他在《类证活人书》中说:“桂枝汤,自西北二方居人,四时行之,无不应验。自江淮间地偏暖处,唯冬及春初可行。自春末及夏至以前,桂枝证可加黄芩半两(原文小注:阳旦汤是也)。夏至后,有桂枝证,可加知母一两、石膏二两,或加升麻半两。若病人素虚寒者,正用古方,不在加减也。”这种做法使张仲景的古方得以新用,变辛温为辛凉,实有贡献在其中。 朱氏关于温病有恶寒表证的观点,被南宋名医郭雍继承并加以阐发,提出新感温病论。他在《仲景伤寒补亡论》中说:“假令春时有触冒,自感风寒而病发热恶寒、头痛、身体痛者,即非伤寒,又非疫气,不因春时温气而名温病,当何名也?如夏月之疾,由冬感者为热病,不由冬感者为暑、为暍,春时亦如此。”郭氏在提出春季新感风寒温病说时,对伏气温病说也未持排斥态度,他说:“医家论温病多误者,盖以温病为别一种。不思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及春有非常之气中人为疫者,亦谓之温。三者之温自有不同也。”显然郭氏认为发于春季的外感热病,无论由于伏气、新感或时邪,均谓之温病。其区分伤寒和温病,仅以发病季节不同,并不以证侯特征为据,致使温病与伤寒的关系复杂化。 龚绍林曰:“伤寒温疫,本是两途,病原不同,治法亦异。伤寒乃天地之常气,温疫乃天地之邪气。伤寒由外而传内,以发散为主。温疫由中而达表,以清疏为先。伊古以来,纷纷议论,每多荒唐,有以伤寒而误认为温疫者,并多以温疫而误认为伤寒者,求其认证的确,制方恰当者,不少概见。所以今之医者,临斯二症,往往指鹿为马,误治而致死者,不可胜数。医家不知前人之误,见病转剧,语病者曰:吾遵前人之法以治之也,并未稍误。病家不知医家之误,药到病殂,反慰医者曰:是遵前人之法以治之也,并非误死,莫非命也。夫谁知医者,为前人所误,病家为医家所误者哉!今得吴师将前人之误而一正之,则伤寒温疫,了如指掌,医者细心体之,庶不致于误人矣。” 在注解评议完这部名著的时候,笔者对于吴又可在那个年代所做的探索,深感敬佩。古人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对于外感热病的探索,前仆后继,一代又一代地不懈奋斗着,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最近的抗击SARS的斗争中,中医药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尽管SARS瘟神已被控制,但人类与传染性疾病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中医对于SARS的思考也将继续进行下去。可以说我们赶上了科技昌明的新时代,看到了吴又可看不见的病邪,也有了吴又可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理应取得更加优秀的成果。但是,斗转星移,换了人间。严重威胁人们的温疫病少了,古人行之有效的治疗技术,也被许多人遗忘了,在面对SARS突然袭来的时刻,茫然不知所措者有之,乱开补药、解毒药名之为预防者有之,临证之时按抗病毒组方者也有之,中医的传统热病理论也存在着许多模糊不清的观点,笔者与其他几位同道申报了“SARS与中医外感热病诊治规律的研究”的科研课题,已经立项研究,现将其中的三篇论文附载于后,既与同道共同探讨,也算是笔者对于吴又可先生探索先声的一种回应:我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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