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周二晚上（2019年10月8日）“一技之长空中课堂”，由张培红副秘书长为大家讲述《瘟疫论译注》的第二十六讲。
她与大家一起交流吴又可关于瘟疫过程之中，辨证论治的一些独特认识。主要讲述《瘟疫论》的 “瘟疫病正名”和“伤寒例正误”这一部分医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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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名
【原文】
《伤寒论》曰：“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1〕”，后人省“氵”加“疒”为瘟，即温也。如病证之证，后人省文作证，嗣后省“言”加“疒”为症。又如滞下，古人为下利脓血，皆以泻为下利，后人加“疒”为痢。要之，古无瘟、痢、症三字，皆后人之自为变易耳，不可因易其文，以温、瘟为两病〔2〕，各指受病之原。乃指冬之伏寒，至春至夏发为温热，又以非节之暖为温疫。果尔，又当异证异脉，不然临治之际，何以知受病之原不同也〔3〕。设使脉病不同，病原各异，又当另立方论治法，然则脉证治法，又何立哉？所谓枝节愈繁，而意愈乱，学者未免有多岐之惑矣。夫温者热之始，热者温之终，温热首尾一体，故又为热病，即温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今省文作“殳”加“疒”为疫。又为之疫疠。终有得汗而解，故燕冀名为汗病。此外，又有风温、湿温，即温病挟外感之兼证，各各不同，究其病则一。然近世称疫者众，书以温疫者，弗遗其言也〔4〕。后以《伤寒例》及诸家所议，凡有关于温疫，其中多有误者，仍恐致惑于来学，悉采以正焉。
【注释】
〔1〕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指出温病的证候为：“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此处“太阳病”三字不是太阳病的提纲证“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的代称，而是发病第一天之意。“恶寒”是太阳表证必备的证候，恰如古人所云：“有一份恶寒，便有一份表证。”此处的“太阳病”因为“不恶寒”，故与《素问·热论》“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一样，只能是“发病第一天”之意。《伤寒例》对温病初期不恶寒的描述更为明确细致：“从立春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于（外），冬时伏寒变为温病”。立春节后冰雪消融，春暖花开，又无突来的风寒，病人不可能在近期内感受寒邪。于是，古人就认识到疾病的远期原因是“冬时伏寒”，发病之时即壮热烦渴，且不恶寒，可推知其为里热外发，非寒从外入。无寒邪在表，故不恶寒。
〔2〕不可因易其文，以温、瘟为两病：不能因为字的写法有改变，就把温病与瘟病当成是两个病。
〔3〕何以知受病之原不同也：如果两个人的病证一样，根据什么说他们的得病的病原不同呢？古人有的只强调患病季节不同，就取不同的病名，而不是辨证论治。郭雍《仲景伤寒补亡论》中说：“医家论温病多误者，盖以温病为别一种。不思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及春有非常之气中人为疫者，亦谓之温。三者之温自有不同也。”他又说：“假令春时有触冒，自感风寒而病，发热恶寒、头痛、身体痛者，既非伤寒，又非疫气，不因春时温气而名温病，当何名也？如夏月之疾，由冬感者为热病，不由冬感者为暑、为暍，春时亦如此也。”郭氏将伤寒病局限于冬季，而春时感受风寒，其病证与冬时无异却名温病，这种只重视发病季节的区别，而不是从临床证候的不同来划分伤寒与温病的观点，为寒温关系的复杂化留下了伏笔，也为后世称伤寒只在冬季，暑期的外感病分阴暑、阳暑提供了先例。此与仲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思想，以及吴又可的学说，是完全不同的。
〔4〕弗遗其言也：不要遗漏了他们的言论。
【译文】
张仲景《伤寒论》说：“发热，而且口渴，不恶寒不怕冷的病人，就是温病。”后世的人们省略了温字的“氵”字旁，又加上“疒”字旁就把“温”字变成了“瘟”字，所以后世说的瘟病，就是张仲景说的温病。又比如病证的证字，后人省文简写写成证字，往后省去了证字的“言”字旁，又加上“疒”字旁，变成了“症”字。又比如“滞下”这个病名，古代的人说的是泻下脓血性大便的病症，都是把泻下当作“下利”，后人把“利”字加上“疒”字旁，就变成了“痢”字。总之，古代没有瘟、痢、症三个字，都是后世的人自作主张，变易古文创作的字。不能因为文字改变了写法，就把瘟病与温病当成是两个病，然后分别去找各自的得病原因，就说冬天潜伏的寒邪，至春天发作的是温病，到夏天发作的是热病；而把当时季节中不是正常的温暖气候造成的病证，称为温疫。如果真是那样有所不同的话，又应当有不同的证候、不同的脉象；如果不是有不同的证候与脉象，临床治病的时候，怎么知道这是由不同病原引起的呢？假如真的是病人的脉象和症状不同，致病的原因也不相同，就应当另外再立一套方药和治疗方法，但是病人的脉象、证候、治疗方法，哪里有什么不同、怎么立法呢？正象人们所说的，树的枝节越是繁茂，人们的认识越容易混乱，初学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有歧路亡羊，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感觉。
所谓的“温”，就是“热”的开始，而“热”正是“温”的终点，温与热是开头与结尾连在一起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称为热病的病证，就是温病；又可以称其为疫病的原因，是因为温疫病往往挨门连户地发生，就好象服徭役一样谁也不能幸免，大家一律平等，所以叫温疫。现在是把“役”字，省去双人的偏旁，再加上“疒”字旁，就变成了疫字，又可以称之为疫疠。因为温疫最后往往得到汗出才病愈，所以河北的燕赵一带称温疫为汗病。这之外，还有风温、湿温的名称，也就是温病夹杂着外感其他的邪气，造成的兼夹证候。虽然表现各不相同，深入研究他们的病证证候完全是一样的。尽管这样，近代以来称作温疫的人比较多，我的书名取作“温疫论”，主要是为了不被人们忽视。后边按照《伤寒例》以及各家的议论，凡是对于温疫的论述有错误的，都进行订正，怕的是造成后人学习时的困惑。
【评介】
“正名”一词出于《论语》，孔子的学生问他，您当政之后首先做什么？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与实的问题，历来受古人的重视，尽管先秦出现过“白马非马”“鸡三足”之类的偏激论点，按名责实仍然是古人格物致知、推求事理的重要手段。中医学的历史上就有过中药的“名实图考”、“古今病名考”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作。
吴又可认为，仲景说的温病与他说的温疫，是一类相同的病证，只不过写的文字有所不同。这是很值得称赞的观点。但是，张仲景说的温病是没有表证的外感热病，属于里热外发的起病形式，治疗不用解表，而是需要直清里热，并且这种温病只出现于春季。这与后世说的温病从表起病，广泛的分布于四季之中，治疗需要“在卫汗之可也”的卫分证、“治上焦如羽”的轻清解表的证候，显然是不同的。笔者认为张仲景所说的温病，属于狭义温病，是广义外感热病的一种特殊发病类型的病证；而后世所说的泛发于四季的温病，是广义的温病，在病证表现上与张仲景所说的伤寒、中风基本一致，治疗也应当采取相同的方法。有关论述可以参见曹东义著《中医外感热病学史》，中医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古人对于外感热病病因的认识，汉代之前都主张温热病是伤于寒邪。我们说《素问》热病、仲景伤寒、曹植疫气，其实是一物而三象，不是三类不同的病症，是古人在认识取向上的不同侧重点造成的。也就是说，《素问》重视外感热病的发热症状，仲景重视外感热病的得病原因，曹植看重外感热病的流行性危害，因此才有了三种不同的名称。
张凤逵《伤暑全书》将夏季的温热病，称为暑病；吴又可《温疫论》把流行的温热病，称为温疫；清代温病四大家，把一切温热病概括为四时温病。他们对温热病的命名，都反映了温热病的一个或几个方面，我们切不可因为其不同的名称，而将它们说成是不同的疾病。当然，每个古代医学家个人的医学经历有限，也不可能见到现代医学所说的各种传染病的全部，他们总结的规律也难适用于一切传染病；另外，同一种温热病在发病季节上的不同，病人体质各异，可以导致其在证候表现方面有很大区别，可以有风热、温热、湿热等不同表现形式。因此才有《难经》“伤寒有五”的广义伤寒学说，其实“伤寒”何止有五？《伤寒例》称伤寒有十，朱肱称伤寒有十二，吴又可称疫气之病各有异气。
古人试图区别不同的外感热病，但由于时代与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不可能与现代的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在名称上一一对应。以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外感热病”包括了现代医学许多传染和感染性疾病，我们也不能据此就认定古人已经掌握了众多不同的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具体而详细的区别。相反，古人还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见解，将众多不同的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所共有的证候、发展变化规律、治疗的法则、方药，归结到一起，把它们概括为成一类病证。他们在命名这类外感热病时，或名之为热病，或名之为伤寒，或名之为温疫，或名之为温病。这是由于他们在认识上的细微区别，或者说他们的不同着重点，使他们命名成不同温热病的原因。
《伤寒例》正误
【原文】
《阴阳大论》云〔1〕：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冷冽，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2〕。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3〕，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4〕。中而即病者〔5〕，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6〕。暑者，热极重于温也。
成注〔7〕：《内经》曰“先夏至为温病，后夏至为暑病”，温暑之病，本于伤寒而得之。
正误〔8〕：按十二经络〔9〕，与夫奇经八脉〔10〕，无非营卫气血，周布一身而营养百骸〔11〕。是以天真元气，无往不在，不在则麻木不仁。造化之机〔12〕，无刻不运，不运则颠倒仆绝。然风寒暑湿之邪恶，与吾之营卫，势不两立，一有气干，疾苦作矣，苟或不除，不危即毙。上文所言冬时严寒所伤，中而即病者为伤寒，不即病者，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然风寒所伤轻则感冒，重则伤寒，即感冒一证，风寒所伤之最轻者，尚尔头疼身痛、四肢拘急、鼻塞声重、痰嗽喘急、恶寒发热，当即为病，不能容隐〔13〕，今冬时严寒所伤，非细事也，反能藏伏过时而发者耶？更问何等中而即病〔14〕？何等中而不即病？何等中而即病者，头痛如破、身痛如杖、恶寒项强、发热如炙，或喘、或呕，甚则发痉、六脉疾数、烦躁不宁，至后传变，不可胜言，仓卒失治，乃致伤生？何等中而不即病者，感则一毫不觉，既而延至春夏，当其已中之后，未发之前，饮食起居如常，神色声气，纤毫不异，其已发之证，势不减于伤寒？况风寒所伤，未有不由肌表而入，所伤皆同营卫，所感均系风寒，一者何其蒙懵〔15〕，中而不觉，藏而不知；一者何其灵异，感而即发，发而根属同源而异流，天壤之隔，岂无说耶〔16〕？既无其说，则知温热之原，非风寒所中矣。且言寒毒藏于肌肤之间，肌为肌表，肤为皮之浅者，其间一毫一窍，无非营卫经行所摄之地〔17〕，即感冒些小风寒，尚不能稽留，当即为病，何况受严寒杀厉之气，且感受于皮肤最浅之处，反能容隐者耶？以此推之，必无是事矣。凡治客邪大法，要在表里分明，所谓未入于腑者，邪在经也，可汗而已；既入于腑者，邪在里也，可下而已。果系寒毒藏于肌肤，虽过时而发，邪气犹然在表，治法不无发散，邪从汗解。后世治温热病者，若执肌肤在表之邪，一投发散，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
凡病先有病因，方有病证，因证相参，然后始有病名，稽之以脉〔18〕，而后可以言治。假令伤寒、中暑，各以病邪而立名〔19〕，今热病以病证而立名，上文所言暑病，反不若言热病者，尚可模糊，若以暑病为名，暑为病邪〔20〕，非感盛夏之暑，不可以言暑病。言暑病，乃是香薷饮之证〔21〕，彼此岂可相混？凡客病感邪之重，则病甚，其热亦甚；感邪之轻，则病轻，其热亦微。热之微甚，存乎感邪之轻重也〔22〕。二三月及八九月，其时亦有病重、大热不止、失治而死者。五六月亦有病轻、热微、不药而愈者。凡温病四时皆有〔23〕，但仲夏感者多，春秋次之，冬时又次之，但可以时令分病之多寡，不可以时令分热之轻重也。
【注释】
〔1〕《阴阳大论》：为古代的医学著作，很久以前就遗失了，张仲景的《伤寒论·伤寒例》曾引用过其中的文字。吴又可此下的引文都出于《伤寒例》
〔2〕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这是四季正常的气候序列。
〔3〕以伤寒为毒者：把伤于寒作为最有害的病因邪气。
〔4〕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这是因为寒邪，是最具有杀伤力的气体。古人认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之气主杀，冬之气主藏。
〔5〕中而即病者：遭受了寒邪，立即发病的人。中：受到、遭受、正对上。
〔6〕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到了春天病人的病证就变成了温病，到了夏天就变成了暑病。这是按季节命名外感热病的一种学说。《素问·热论》云：“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
〔7〕成注：金代成无己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作过注解，书名叫《注解伤寒论》，对后世影响很大。
〔8〕正误：改正错误。这是一种研究古代著作的体例。
〔9〕十二经络：手三阴三阳经、足三阴三阳经，合在一起被称为十二经，也叫十二条正经。
〔10〕奇经八脉：十二经之外的八条大的经脉的总称。计有阴跷脉、阳跷脉、阴维脉、阳维脉、冲脉、任脉、督脉、带脉。
〔11〕百骸：全身的骨骼。骸：人的骨头、尸骨。
〔12〕造化之机：大自然的规律，此处指人体的生理代谢。
〔13〕不能容隐：不能容留隐藏。
〔14〕何等中而即病：怎样才是受到寒邪伤害就立即发病的？
〔15〕一者何其蒙懵：一种情况是那么浑然不清楚。
〔16〕天壤之隔，岂无说耶：这两种表现的区别就象天与地之大，怎么能没有一个说法呢。
〔17〕无非营卫经行所摄之地：全都是营气与卫气运行经过、管理的地方。
〔18〕稽之以脉：用脉搏的情况进行考察。
〔19〕假令伤寒、中暑，各以病邪而立名：假如象伤寒与中暑，它们都是用病邪的名称命名的疾病。
〔20〕若以暑病为名，暑为病邪：假如把暑病作为病名，暑气就是致病的邪气。
〔21〕言暑病，乃是香薷饮之证：说到暑病，就是香薷饮所治疗的病证。吴又可的这个观点受了“暑必夹湿”，以及阴暑、阳暑学说的影响，是不全面的。可以参见王孟英的《温热经纬》。
〔22〕热之微甚，存乎感邪之轻重也：发热的轻与重，是由感受邪气的多与少决定的。
〔23〕凡温病四时皆有：凡是温病的病证，一年的四季都可以见到，不局限于春季。此说也属于注释者所说的“广义温病学说”。
【译文】
汉代之前的《阴阳大论》说：春天的气候是温和的，夏天的气候是暑热，秋天的气候则为清冷偏凉，冬天的气候则为寒冷凛冽，这是四季的正常气候的顺序。冬天的时候，气候寒凉，天地之间的万物都深藏其精气，有修养的君子也注意使他的精气坚固紧密，这样就不会被寒邪伤害。如果接触、暴露于寒冷的环境之中，受到寒气的伤害，患的病证的名字就叫伤寒。人体被四季的不正常气候伤害，都能产生疾病，其中的寒气被称为毒邪，这是由于寒气具有最强大的杀戮属性。人体被寒邪击中之后立即发病的，病名就叫伤寒；感受寒邪之后没有立即发病，寒毒邪气潜藏在肌肉皮肤之内，等到春天发病就变成了温病，到夏天发病的就叫暑病。所谓暑病，就是它的热势比温病重得多。
金代的成无己为《伤寒例》注解说：《黄帝内经》说“在夏至之前得病叫温病，在夏至之后得病叫暑病。”温病暑病，都是因为伤于寒邪得的病。
吴又可正误：人体全部的十二条正经，以及被称为“奇经八脉”的其他八条主要经脉，其中流动的无非是营卫之气和气血，它们分布到全身，并且营养滋润全身的骨骼。因此说人体的天然的真气和元气充满全身，身体没有一处不存在气血元气，气血元气不存在的地方就会麻木没有知觉。大自然的规律和人体的生理机能，没有一刻是不运动变化的，人体的气血不运动变化，就会摔倒在地气绝身亡。这样说来风寒暑湿的邪气，性质恶劣，和我们的身体之中的营气卫气，是相互对立势不共存的，一旦有外来的邪气干扰，人身体的疾病和痛苦也就产生了。假如邪气在人体之内，不能被清除，那么病证的结局不是危重就是死亡。
上面《伤寒例》的阴阳大论所说的“被冬天的严寒气候所伤害，人体在被寒邪击中之后立即发病的，病名就叫伤寒；感受寒邪之后没有立即发病，等到春天发病就变成了温病；到夏天发病的就叫暑病。”尽管这样，风寒邪气伤害人体，出现的比较轻的病证叫感冒，比较重的病证叫伤寒。即便是比较轻的感冒病，属于被风寒邪气伤害的最轻的病证，尚且还会出现头部疼痛，身体也疼痛，四肢拘紧挛急，鼻子堵塞，声音重浊不扬，吐痰咳嗽，喘促起急，憎寒怕冷，身体发热，受寒之后立即发病，邪气不能容留隐藏。现在于冬天受了寒邪的严重伤害，不是一件小事，寒邪怎能够隐藏潜伏过冬季到春季发病呢？我们可以进一步发问，怎样才是受到寒邪伤害就立即发病的？怎样的情况才是受到寒邪的伤害而没有立即发病的呢？
为什么受到寒邪的伤害立即发病的人，头部剧烈疼痛象要破裂一样，身体疼痛象被棍子痛打了一样，身体怕冷，项背僵硬，发热象被火烤过一样，有的喘息，有的呕吐，甚至发生惊风，两手的寸关尺脉跳的都很急快，心情烦躁不安，以至于后来的种种传变，更是数不胜数，仓促之间治疗失误，就会伤害病人的生命？为什么感受了寒邪不立即发病的，感受寒邪的时候竟然一丝一毫都没有知觉，进一步寒邪能够在体内存留到春季？在病人已经感受寒邪之后，没有发病之前，病人竟然能够饮食正常、活动自如，其神情面色、声音气息，与无病之时一点异常也没有，其发病之后的证候，热势一点也不比伤寒差？何况伤寒邪气伤人，没有不从人体的肌肉体表进入身体的，邪气伤害的部位都是营气与卫气，他们感受的都是风寒，为什么一种人是那样懵懂昏然不知，寒邪伤害了还完全不知道，邪气藏于体内也完全没有感觉？而另一类人却那么机灵，一有寒邪伤害就发病？发病的根源虽同属于感受寒邪，却有如此不同的转归，其差别如同天上与人间，难道没有解释的说法吗？既然没有合理的解释，就可以知道温病热病的病因，不是风寒伤害的。
况且《伤寒例》说寒邪毒气潜藏在“肌肤”的中间，“肌”就是肌肉的表层，“肤”就是皮肤的浅层，这种肌肤之中的一根毫毛、一个汗孔，没有一个不是营气与卫气管理的地方，即便是受到一点的风寒袭击，寒邪还不能停留在肌肤之间，当下就发为伤寒病，更不用说是受到冬天十分寒冷的邪气的伤害，并且还是在皮肤最为肤浅的部位受的伤害，却反而能够被容留隐藏下来吗？用上述的道理来推断，必定不会发生寒邪潜藏在肌肤的事情。
治疗外来邪气的主要法则，最重要的是要把表证与里证辨别明确，所说的“还没有进入腑的部位”的病人，这是邪气还在经络的阶段，可以使用发汗的治疗方法使病人痊愈；在“已经进入到腑的部位”的患者，属于邪气已经入里，可以使用泻下的治疗方法使病人痊愈。如果确实是寒邪毒气隐藏在肌肤的部位，虽然是过了一个季节发病，邪气仍然在肌肤的体表，治疗的方法无非是发汗散邪，使邪气从汗出而解除。后世的治疗温病热病的人们，假如拘泥于“肌肤部位的在表的邪气”的学说，一概使用发散的药物，这对于病情不仅没有益处，还会造成对于病人的损害。
凡是患病，都是先有致病的原因，然后才能有病证的出现，病因与病证互相参照，这样之后才能形成病的名称，在考察了病人的脉象之后，才能够谈论病人的治疗问题。假如伤寒、中暑，都是因为病邪的原因才取的病名，现在的“热病”是因为发热的证候而确定的病名，上面所说的暑病，反而不如说是热病，因为热病的名称还可以比较宽泛；如果用暑病命名，暑气作为致病的邪气，不是在盛夏的时候受病，就不能说是暑病。如果说是暑病，不过是香薷饮所治疗的病证，这与所说的伏气暑病两者岂能混称？
凡是外来邪气引起病证，邪气深重的，病证就严重，病人的热势也高；感受的邪气轻浅，所患的病证就比较轻浅，病人的热势也因此而轻微。病人热势的轻与重，完全取决于所感受的邪气的轻与重。每年的二三月分，以及每年的八九月分，这期间有的患外感病的病情深重，高热不退，可以因为失去治疗时机而死亡。每年的五月六月期间，患病的往往比较轻，热势也不很重，有些患者可以不用药而自己痊愈。大概说来温病的病证一年四季都可以发生，只是夏季发病率比较高，春天与秋天少一些，而冬天的温病更少一些。只能按照季节估计发病人数的多与少，不能按照季节来划分患病的证候的轻与重。
【评介】
《素问》与《灵枢》提出了“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的学说，为伏气温病说的滥觞。然而，《素问》与《灵枢》的作者在这里，并没有明说伤于寒的邪气可以伏藏在肌体的内部，而仅仅是说温病和暑病，可以有很遥远的原因，是在冬季伤了寒邪之后，就容易在春夏季节患温病、热病。因此可以有“藏于精者，春不病温”的情况。但是，当后世有了“伏气温病”学说之后，人们才进一步上溯并追认、确定《素问》的“冬伤于寒，春必温病”，说的就是伏气温病，其中确有强迫古人的嫌疑。
《伤寒例》是《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的热病学说走向《伤寒杂病论》的理论桥梁，既体现了仲景学说与“古训”在学术上的继承关系，又反映了其辨证论治的突出成就，与《伤寒论》文字、内容如神龙出没，首尾相应。《伤寒例》引用《阴阳大论》的观点，首次明确提出寒毒伏藏是温病、暑病的病因。故云：“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伏气温病”学说认为，温病只发于春季，由于病因为伤于寒，是广义伤寒众多病证中的一种。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指出温病的证候为：“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此处“太阳病”三字不是太阳病的提纲证“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的代称，而是发病第一天之意。“恶寒”是太阳表证必备的证候，恰如古人所云：“有一份恶寒，便有一份表证。”此处的“太阳病”因为“不恶寒”，故与《素问·热论》“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一样，只能是“发病第一天”之意。仲景受《热论》学术思想影响，也有“伤寒一日，太阳受之”的论述。同理，“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这两条经文中的“阳明病”，也不是其提纲证的“胃家实”的代称，而是“发病第二天”之意。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三条原文。这也是仲景《伤寒论》受《素问·热论》“日传一经”影响的有力例证。
《伤寒例》对温病初期不恶寒的描述更为明确细致：“从立春后，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阳气发于（外），冬时伏寒变为温病”。立春节后冰雪消融，春暖花开，又无突来的风寒，病人不可能在近期内感受寒邪。于是，古人就认识到疾病的远期原因是“冬时伏寒”，发病之时即壮热烦渴，且不恶寒，可推知其为里热外发，非寒从外入。无寒邪在表，故不恶寒。
对伏气温病的治疗，因其为里热外发，无恶寒表证，故当直清里热，无须发汗解表；又因伏气温病，为里热外发，壮热烦渴，无麻黄汤、桂枝汤的证候，故知仲景必不以麻、桂之剂治无表证之伏气温病；另外，因其为里热亢盛之证，其白虎、柴胡、承气、黄芩、竹叶石膏诸清热泻火的汤剂势在必施。
《诸病源候论·伤寒诸侯》在区别外感病表证、里证的证侯和治法上做了十分细致的论述：“伤寒初，一日至二日，病在皮肤，名为在表。表者，阳也，法宜发汗。今发汗不解者，此是阳不受病。阳受病者，其人身体疼痛，发热而恶寒，敕啬拘急，脉洪大，有此证候则为病在表，发汗则愈。若但烦热，不恶寒，身不疼痛，此为表不受病，故虽强发汗，而不能解也。”说明汗法仅用于有表证之热病。
王安道继承仲景关于温病初起不恶寒的观点，他在《医经溯洄集》中说：“观此（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则知温病不当恶寒，而当渴，其恶寒而不渴者，非温病矣。”“温病、热病后发于天令暄热之时，怫热自内而达于外，郁其腠理，无寒在表，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王氏此论充分说明温病是里热外发，初起便须直折里热，无须发表。
明代陶华《伤寒琐言》云：“夫温病欲出，值天时和煦，自内达表，脉反见于右关，不浮紧而微数。曰：恶寒否乎？曰：伤寒自冬月风寒而成，外则有恶寒恶风之证。既名为温，则无此证矣。盍观之《经》曰：‘太阳病，发热不恶寒而渴者，温病也。’不恶寒，则病非因外来，渴则明其自内达表。”陶华尊重仲景对温病的定义，明确指出温病是里热外发。
吴又可著《温疫论》时亦宗仲景“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之论。清初汪琥《伤寒论辨证广注》亦云：“此温病由温气而得，故不恶寒，初起便即发热而渴也。”
如上所述，诸医学名家均宗仲景和《伤寒例》的伏气温病说。认为伏气温病只发于春季，初起无恶寒表证，属里热外发型热病，是广义伤寒的一种类型，治当清泄里热，不须发表。
晋唐时期，伤寒与温病的界线已有模糊的趋势。葛洪《肘后方》云：“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其冬月伤于寒，或疾行力作，汗出得风冷，至夏发，名为伤寒；其冬月不甚寒，多暖气及西风，使人骨节缓堕，受病，至春发，名为时行；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如此诊候并相似。又贵胜雅言，总名伤寒，世俗因号为时行，道术符刻言五温，亦复殊，大归终止是共途”。在治疗上主张：“伤寒有数种，人不能别之，令一药尽治之者，若初觉头疼肉热、脉洪起一二日，便做葱鼓汤----。”《小品方》的作者对此持不同观点，并据《伤寒例》中的观点，论述伤寒与温病、时气的区别，但较少言及温病的证侯。
《千金》云“《小品》曰：古今相传，称伤寒为难疗之疾，时行温疫是毒病之气，而论治者不判伤寒与时行温疫为疫气耳。云伤寒是雅士之辞，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耳，不说病之异同也。考之众经，其实殊矣。所宜不同，方说宜辨，是以略述其要。《经》言：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冰冽，此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周密，则不伤于寒。或触冒之者，乃为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而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为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其寒毒藏于肌骨中，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热极，重于温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温热病者，皆由冬时触冒寒冷之所致，非时行之气也。凡时行者，是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冷；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则时行之气也。伤寒之病，逐日深浅，以施方治。今世人得伤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主病，或日数久淹，困乃告师。师苟（不）依方次第而疗，则不中病。皆宜临时消息制方，乃有效也。”《小品方》为东晋陈延之所撰，在晋唐时期影响很大，其中的观点可以说是当时非常有代表性的认识。《小品方》所引用的“经言”，取之于《伤寒例》，其中有不少虚词文字的差错、讹误，明显不同的是伏寒所藏匿的部位，《伤寒例》为“藏于肌肤”，而《小品》则作“藏于肌骨”。
《诸病源侯论》以“日转一经”列述温病的证侯，但究其实质，乃承袭伤寒诸侯加以铺张而成，不仅毫无创见，而且使本已有所混乱的伤寒与温病的界线更加模糊不清。但巢氏之论仅限于以六经分证，并未言其太阳温病有恶寒表证。
到了宋代，始见温病有恶寒表证的记述，但病证限于春季，病因也为外感风寒。朱肱《类证活人书》云：“夏至以前发热恶寒，头疼身体痛，其脉浮紧，此名温病也。春月伤寒谓之温病。冬伤于寒，轻者夏至以前发为温病。”这是温病有恶寒表证的最早记述，寒温关系复杂化约从此发端。清初名医汪琥《伤寒论辨证广注》认为朱氏不解仲景书旨，误出谬说。他说：“此直是春月伤寒，何得云冬伤于寒，至春始为温病邪？其言不顺。”
朱氏关于温病有恶寒表证的观点，被南宋名医郭雍继承并加以阐发，提出新感温病论。他在《仲景伤寒补亡论》中说：“假令春时有触冒，自感风寒而病发热恶寒、头痛、身体痛者，即非伤寒，又非疫气，不因春时温气而名温病，当何名也？如夏月之疾，由冬感者为热病，不由冬感者为暑、为暍，春时亦如此。”郭氏在提出春季新感风寒温病说时，对伏气温病说也未持排斥态度，他说：“医家论温病多误者，盖以温病为别一种。不思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及春有非常之气中人为疫者，亦谓之温。三者之温自有不同也。”显然郭氏认为发于春季的外感热病，无论由于伏气、新感或时邪，均谓之温病。其区分伤寒和温病，仅以发病季节不同，并不以证侯特征为据，致使温病与伤寒的关系复杂化。
叶天士云；“盖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入里；温邪则热变最速。”温邪既然可以“热变”，说明其为病初期不热，或亦有恶寒表证。其“在卫汗之可也”的卫分证，也属表证无疑。吴鞠通对仲景关于温病初期不恶寒的观点采取明确的否定态度。他说：“仲景所云不恶寒者，非全不恶风寒也，其先也恶风寒，既热之后乃不恶风寒也。”吴氏不仅明确表示温病初起有恶寒表证，而且其所论温病之中包括冬温、春温、风温、暑温、湿温、秋燥、温毒等四时众多温病和热病，与汉代之前的广义伤寒所包括的众多热病基本相同，可以称之为广义温病。
温病学说发展至清代，其概念含义已由伏气变为新感；由仅发于春季变为可泛发于四季；由里热外发变成由表入里；由治当清泄里热变为治当发汗泄表。此与伏气温病说的学术观点有了明显的区别，故可名为广义温病。 祝贺张培红主任讲述《瘟疫论译注》成功！ 她与大家一起讨论了吴又可《瘟疫论》的 “瘟疫病正名”和“伤寒例正误”的有关内容。
“正名”一词出于《论语》，孔子的学生问他，您当政之后首先做什么？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与实的问题，历来受古人的重视，尽管先秦出现过“白马非马”“鸡三足”之类的偏激论点，按名责实仍然是古人格物致知、推求事理的重要手段。中医学的历史上就有过中药的“名实图考”、“古今病名考”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作。
吴又可认为，仲景说的温病与他说的温疫，是一类相同的病证，只不过写的文字有所不同。这是很值得称赞的观点。但是，张仲景说的温病是没有表证的外感热病，属于里热外发的起病形式，治疗不用解表，而是需要直清里热，并且这种温病只出现于春季。这与后世说的温病从表起病，广泛的分布于四季之中，治疗需要“在卫汗之可也”的卫分证、“治上焦如羽”的轻清解表的证候，显然是不同的。笔者认为张仲景所说的温病，属于狭义温病，是广义外感热病的一种特殊发病类型的病证；而后世所说的泛发于四季的温病，是广义的温病，在病证表现上与张仲景所说的伤寒、中风基本一致，治疗也应当采取相同的方法。有关论述可以参见曹东义著《中医外感热病学史》，中医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古人对于外感热病病因的认识，汉代之前都主张温热病是伤于寒邪。我们说《素问》热病、仲景伤寒、曹植疫气，其实是一物而三象，不是三类不同的病症，是古人在认识取向上的不同侧重点造成的。也就是说，《素问》重视外感热病的发热症状，仲景重视外感热病的得病原因，曹植看重外感热病的流行性危害，因此才有了三种不同的名称。
张凤逵《伤暑全书》将夏季的温热病，称为暑病；吴又可《温疫论》把流行的温热病，称为温疫；清代温病四大家，把一切温热病概括为四时温病。他们对温热病的命名，都反映了温热病的一个或几个方面，我们切不可因为其不同的名称，而将它们说成是不同的疾病。当然，每个古代医学家个人的医学经历有限，也不可能见到现代医学所说的各种传染病的全部，他们总结的规律也难适用于一切传染病；另外，同一种温热病在发病季节上的不同，病人体质各异，可以导致其在证候表现方面有很大区别，可以有风热、温热、湿热等不同表现形式。因此才有《难经》“伤寒有五”的广义伤寒学说，其实“伤寒”何止有五？《伤寒例》称伤寒有十，朱肱称伤寒有十二，吴又可称疫气之病各有异气。
古人试图区别不同的外感热病，但由于时代与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不可能与现代的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在名称上一一对应。以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外感热病”包括了现代医学许多传染和感染性疾病，我们也不能据此就认定古人已经掌握了众多不同的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具体而详细的区别。相反，古人还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见解，将众多不同的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所共有的证候、发展变化规律、治疗的法则、方药，归结到一起，把它们概括为成一类病证。他们在命名这类外感热病时，或名之为热病，或名之为伤寒，或名之为温疫，或名之为温病。这是由于他们在认识上的细微区别，或者说他们的不同着重点，使他们命名成不同温热病的原因。
《素问》与《灵枢》提出了“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的学说，为伏气温病说的滥觞。然而，《素问》与《灵枢》的作者在这里，并没有明说伤于寒的邪气可以伏藏在肌体的内部，而仅仅是说温病和暑病，可以有很遥远的原因，是在冬季伤了寒邪之后，就容易在春夏季节患温病、热病。因此可以有“藏于精者，春不病温”的情况。但是，当后世有了“伏气温病”学说之后，人们才进一步上溯并追认、确定《素问》的“冬伤于寒，春必温病”，说的就是伏气温病，其中确有强迫古人的嫌疑。
《伤寒例》是《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的热病学说走向《伤寒杂病论》的理论桥梁，既体现了仲景学说与“古训”在学术上的继承关系，又反映了其辨证论治的突出成就，与《伤寒论》文字、内容如神龙出没，首尾相应。《伤寒例》引用《阴阳大论》的观点，首次明确提出寒毒伏藏是温病、暑病的病因。故云：“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伏气温病”学说认为，温病只发于春季，由于病因为伤于寒，是广义伤寒众多病证中的一种。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指出温病的证候为：“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此处“太阳病”三字不是太阳病的提纲证“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的代称，而是发病第一天之意。“恶寒”是太阳表证必备的证候，恰如古人所云：“有一份恶寒，便有一份表证。”此处的“太阳病”因为“不恶寒”，故与《素问·热论》“伤寒一日，巨阳受之”一样，只能是“发病第一天”之意。仲景受《热论》学术思想影响，也有“伤寒一日，太阳受之”的论述。同理，“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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