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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脾胃学说的历史沿革
1 秦汉之前春秋战国阶段
古籍《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 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 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 鲧、 禹决渎。” 韩非(约前280—前233)，〔果蓏(luǒ)蚌(bàng)蛤(gé)〕 木实、瓜类、蚌蛤。同“蚌”。蛤，蛤蜊，似蚌而圆。
这是对于脾胃功能的最早记述，不是医者的话，而是大家的事情家，哲学家的话。医学理论，不完全是医者创造的，哲学家，大家的事情家，千千万万的病人，屠夫等等共同创造的，因此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吕氏春秋》《孟春纪·正月纪》：一曰孟春之月……其味酸……其祀户，祭先脾。注曰：“脾属土，陈爻且豆脾在前。故曰：“祭先脾。春木胜土，先食胜也。一说脾属木，自用其藏也。”
《古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许慎按：《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肾’。”与《古尚书》同。说明五脏与五行的匹配，最早是来源于祭祀活动，而不是医疗实践。
与《内经》同时代或者稍晚的《淮南子·地形训》中记载有：“苍色主肝……赤色主心……白色主肺……黑色主肾……黄色主胃”。有胃而没有脾，说明脏腑的命名，五行归属，还存在着争论。脾与肝，脾与心，脾胃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确定。
《素问·五脏别论篇》有“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腑”的记载,说明当时脏腑之说尚有争辩,五脏概念的确定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这从先秦及汉初著作中可以找到痕迹。先秦著作对人体脏腑名早有记载,《诗经》有心肺肠脾之名,《尚书·盘庚》有心腹肾肠之名。《庄子》有五脏、六脏、六腑之说,见于《齐物论》《骈拇》《在宥》《列御寇》等篇,但未列具体名目。《淮南子》中有关人体之脏亦说法不一,如《地形训》列五脏,分别为肝、心、肺、肾、胃,五脏中无脾。而《精神训》列五脏:“人有四肢、五脏、九窍……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
《墨子•非乐上》：“外收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
《素问·灵兰秘典论》云：“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孔颖达疏引蔡邕曰：「谷藏曰仓，米藏曰廪。」取象比类，脾属土，仓廪属土，所以。脾胃为仓廪之官，这不是一年半载形成的，也许是几百年才推演络绎出来的。把脾归类于土，取象比类为仓廪之官，在墨子时代已形成了。
“脾主运化”，直到清朝叶天士，才完全确立。
2 秦汉时期一脾胃藏象理论初步形成
《素问·太阴阳明论》“脾与胃以膜相连”。难经42难 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 散膏半斤，主裹血，温五脏，主藏意。
《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舌本；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其应四时，上为镇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命名原则是取类比象，即《易·系辞》之“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内经》中虽未有专篇论述脾胃，已散见在各篇之中，内容极为丰富。《素问-玉机真脏论》“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从而认识到脾胃在五脏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内经》、《难经》认为脾胃病的病因归纳为六淫外邪、内伤情志、饮食劳逸等。如《素闷·本病论》：“饮食劳倦即伤脾。”《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日：“在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建立了脏腑病机纲领。十九条贯穿了藏象理论，如“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素问·经脉别论篇》:“饮入于胃 ,游溢精气 ,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 ,通调入道 ,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 ,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
《伤寒杂病论》在《内经》、<难经》的基础上，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说明重视脾胃之气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为后世脾胃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张仲景对脾胃学说的又一重大贡献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了治疗学，将理论和方药融合起来，在《伤寒论》113方中约四分之一涉及脾胃。在疾病的康复阶段，张仲景也从调整脾胃人手，有专篇讨论瘥后劳复问题，7条中有5条均为调理脾胃之法。可见《伤寒杂病论》从辨证、治疗、预后等几方面阐述了脾胃藏象理论。
3魏晋隋唐脾胃藏象理论的发展
隋·巢元方撰《诸病源候论》，以脏腑为核心论述病机，其中专列“脾胃病诸候“，开拓了研究脾胃病证的途径，也是脾胃病的最早记载。 唐·孙思邈《千金方》，分别论述脾胃虚实证治，提出“五脏不足，求于胃”的论点。强调调治脾胃可使“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治”。并按脾胃疾病的治疗方法，收集调治脾胃专方180余首。
4宋金元藏象理论的充实
张元素著《医学起源》、《脏腑标本寒热虚实实用药式》"土实泻之"、"土虚补之"、"本湿除之"、"标湿渗之";李东垣《脾胃论》"饮食伤脾论"、"甘温除大热"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宋代国家设立脾胃专科，由太医局编著《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按照脾胃治法创制四君子汤，参苓白术散等名方，流传至今。钱乙把慢惊、发搐、壮热、腹胀、黄病、虚赢、弄舌等多种疾病的病因都归之为脾胃，特别强调了调治脾胃的重要性。
李东垣完善了脾胃病因痛机和治疗 李杲善温补，创立了脾胃学说，对后世医家薛己、张介宾、李中梓、叶桂等人产生巨大的影响。
5 明清脾胃藏象理论的完善。
明代王纶结合东垣和丹溪之学提出脾阴说，认为脾胃须分“阴阳气血”，反对概用“辛热温燥，助火消阴之剂”。
薛己（1487～1559）从《内经》“脾裹血”引申发展，首创脾统血理论，指出：“血藏于脾土，故云脾统血”(薛己《妇人大全良方·月经不调方论第五》)。薛己结合温病,巩固了脾阴学说,提出"阴虚乃脾虚也,脾为至阴"。
缪希雍注重牌阴，注重养护胃津，在治疗外感热病方面．善用清凉、甘寒、清气之法。尤善用石膏、并配以麦冬、知母、竹叶等清解邪热，颐护胃津。
李中梓提出“脾胃为后天之本 ”自宋代哲学家邵雍阐发先天、后天哲理后，医家对人体也重视先后天问题。明代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提出“脾为后天之本”的著名论点，“谷人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本在脾。”并认为与“肾为先天之本”同等重要。(《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
明张介宾 《景岳全书·论证》中说：痰即人之津液，无非水谷之所化，此痰亦既化之物，而非不化之属也。但化得其正，则形体强，荣卫充，而痰涎本皆血气。若化失其正，则脏腑病，津液败，而血气即成痰涎。此亦犹乱世之盗贼，何孰非治世之良民。
胃阴学说的最后确立 清代叶天士所创胃阴学说，是对脾胃藏象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发展，叶天士注重胃阴，主张甘凉濡润，根据《内经》的理论．提出：“太阴阴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和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又说：“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完成了“脾主运化”的学说。在治疗上，用“甘平甘凉濡润以养胃阴”，其所制的养胃生津的益胃汤等方被后代医家所沿用，历久不衰。在此之前，脾胃统称，不分开，叶天士才把脾胃区分开来，脾主运化，胃主受纳。叶天士既继承《内经》，又充实丰富发展了东垣学说，李东垣的升脾阳和叶天士的养胃阴有机结合起来，使脾胃学说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小结 内经提出：“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人以胃气为本”是基本脾胃理论，至张仲景《伤寒论》形成其雏形，再到李东垣脾胃论形成较完整的体系，直到明清,薛己（1487～1559）首创脾统血，李中梓提出“脾为后天之本，明 张介宾提出来“化”的概念，清代叶天士创胃阴学说，说：“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完成了“脾主运化”的学说，叶氏胃阴学说的创立,使脾胃理论在阴阳、气血、升降、温燥、刚柔方面更趋完善,形成了完整地脾胃理论体系，从而给后世治疗脾胃病开辟了更宽广的道路。
脾的现代科学实验研究：脾虚时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胸腺轴的合成分泌和调控功能紊乱，致机体免疫功能低下，这可能是脾虚证的重要病因或病机。然而补肾药延缓老年大鼠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的功能退化的实验结果，使得脾与肾没有办法区别。近年在中西医学基础理论基础上建立了40余种脾虚模型,综合观测,证实脾胃与人体多系统(消化、神经、内分泌、免疫及血液)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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