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与疾病之间的关系

萧铁

就这个帖子的题目，有几点想法供李兄参考。第一是“病-证”作为一个理论框架，应该追溯到仲景。后世继承仲景，只聚集于证而基本上忽略了病，即使不算是失误，至少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其次，病很难定义，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人类目前对疾病的认识还远没有结束。作为反映客观存在的概念，只有在对相关事物有相对完整的认识时才好定义，如病这样一个还处在认识不断深化过程中的概念是很难定义的。

另一方面，中西医对病的“定义”的处理正正体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思维长于演译推理，而定义可说是这个过程的起点，而它的文字结构也与此非常的配合，譬如在代数里要设立一个方程式，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定义x代表什么，而英文字母中除了a和i，其他所有字母中完全没有内在的意义，所以在西方思维中，概念定义可说几乎是与生俱来那么自然的事。

相形之下，中华传统思维模式从来就不喜欢给概念下定义。病相对来说还不是焦点，像道呀气呀仁呀这些算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概念，从老子的狡黠到孔子的东一句西一句，哪见过他们下什么定义。但这样做也有好处，就是可以轻易“扩容”，不光自己可以扩容，后人也可以参与进来，当然有人瞎掺和进来也很难避免。

再说了，即使您把定义搞得很微细，对普通人来说基本上没什么意义。所以我认为在所谓病的定义问题上，我们不妨继承仲景的做法，即管他什么定义不定义，我说到那里就那里，说它是百合病就是百合病，说它是少阳病它就是少阳病，重要的是把病征和治法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