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师徒每日一讲散记

马京雪

      各位中医同道，大家好：
       一技之长空中课堂，本周五晚上（2019年8月2日）由雷宝淳为大家讲述《邓铁涛传》——国医大师邓铁涛访谈录。

      本书由邓老的徒弟曹东义教授整理编辑。

       本周五我们讲的内容是：
       第20节. 中医是以人为本的未来医学
      医学的未来将如何发展？中医在未来医学里占有什么地位？邓老旁征博引，以事实为依据，结合宗教，文化，经济通过中西医的理论，临床效果对比，把中医倡导的“仁心、仁术”，作为未来医学的目标，主张“健康园将逐步取代医院”，努力发展以人为本的未来医学思想。
      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同志给电影《51号兵站》中“小老大”梁洪的原形——吕炳奎的复信中说到：“医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 中医可能引起医学革命，而医学革命可能引起整个科学革命。”
      让我们一起期待雷宝淳的分享，欢迎批评指正。http://www.ynjkcy.com/dttz
    祝贺雷宝淳为大家讲述《邓铁涛传》——国医大师邓铁涛访谈录成功！他和大家一起讨论走近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感受大家魅力.学习邓老主张的“ 中医是以人为本的未来医学”。
    2004年11月,广东中医药大学举办的“邓铁涛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顺利召开。当时有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代表，齐聚广州航海大酒店，大家一起聆听了邓老做的《中医与未来医学》的主题演讲。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吴刚、广东省副省长许德立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这是以研究邓铁涛先生的学术思想为主题的第二次研讨会。第一次的研讨会是在2001年10月28日，由中国中医药学会、广州中医药大学主办，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全国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全国人大铁木尔·达瓦买提、彭佩云副委员长，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广东省副省长李兰芳等领导和300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是中医的盛会，而不是邓铁涛先生个人光荣。
邓老说，未来的医学，应该“养生重于治病”。中医有句格言“上工治未病”。 这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它包括未病先防，已病早治，重点在于防病。西方医学也很重视预防，讲卫生。两者相比较，西医是消极的，中医是较为积极的。西医的预防讲外部的防御，如绝对无菌、消毒，而中医比较重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发挥人的抵抗作用。中医养生学，有几千年的积淀，内容十分丰富。未来医学必将把养生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富如美国，也支持不了日益增长的天文数字般的医疗开支。一个高血压病人必须天天服药，药物有副作用，便要不断更换新药，新药新价格，价格越来越高，这才符合生财之道。中医的养生术、导引术既能防病又能治病。
邓铁涛先生说，假如能够发明一种药物，只要吃一片就可以“根治高血压”，这样的好药，资本主义制药企业是不会支持的，因为不符合生财之道。根据现代的生产力，在合理的制度下，一个成年人每周工作5天，每年工作8个月，大概已足够了。一年分两段，半年工作4个月，两个月是养生、娱乐、体育、美术及其它自己喜爱的，毫无忧虑与压力地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一来人的健康与寿命一定会更美好。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因此仍要靠中医的养生理论去教育那些纵欲无度的亚健康者。
邓老的构想很美好。他设想的“未来医学之路”是这样说的：医学不仅仅只有重视微观的西医才是唯一的医学科学，立足于宏观的中医学也是科学。对SARS的防治，西医千方百计用电子显微镜抓到“冠状病毒”，然后再找寻防治之法，目的在于杀灭病毒。中医则根据时间、气候环境、病邪的属性、个体差异、证候表现进行辨证论治，针对时、地、人这一宏观现象进行预防与治疗。事实证明中医防治SARS效果胜于西医，已可定论。中医用药物预防，其优势相当明显。
按照中医的诊治模式，就能走出一条与西医完全不同的道路来。
邓老说，重症肌无力，西医研究了上百年，是从微观着手，可谓已够深入，并能做出动物模型。治疗方法也不少，认为切除胸腺是一张王牌，但其总的效果，多数治疗只能达到缓解之目的，仍然会反复发作，能根治者很少。中医对此病之研究才40多年，我们没有走按神经学说研究的路。按中医理论进行研究，我们的结论认为是“脾胃虚损，五脏相关”。我们的经验是：凡病程短又没有用过吡啶斯的明、激素、胸腺切除等西医治法的患者最好医治，更易达到根治的目的。
在这个疾病的诊治问题上，邓老解决了现代西医无法解决的世界难题。

马京雪

        今天晚上（2019年8月3日）“一技之长空中课堂"由王群才讲述《国医大师·朱良春》，内容包括：
        第七节   ：痹症虽顽固，良药有奇功
         第二章：方药心得
          第一节：用药心法第一小节中药用量与作用之关系。
          届时我们与王群才共同学习具体内容！http://www.ynjkcy.com/gydszlc
       祝贺王群才讲述《国医大师·朱良春》成功！他和大家一起走近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感受大家风范。朱老诊治痹症有独特的成就，他使用方药的心得不保守，值得大家学习。
      朱良春先生行医治病七十多年，对于许多疾病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发明，我们难于枚举，只好以某个疑难病症为例，探讨其学术成就，研究其学术思想。
痹证，尤其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不仅临床上很常见，病程长，痛苦大，而且疗效不够理想，被公认为疑难病，也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朱老对此病深有研究，不仅开发出系列有效成药，可以供大家选用，而且针对该病的关键难点，他也毫不保守，多次在杂志上，在外出讲学的过程之中，奉献出来，供大家学习、参考。
朱老介绍说，中医所说的痹证，实际上概括了现代医学所说的风湿类疾病，以气血痹阻不通为主要表现。朱老说：“疼痛是痹证最主要的症状之一，如果能够迅速缓解疼痛，则患者信心增强，病情易趋缓解。根据疼痛的临床表现，可分为风痛、寒痛、湿痛、热痛、瘀痛，此五者只是各有侧重，往往多是混杂证型，难以截然分开。”
对于属于行痹的“风痛”，朱老主张在辨治基础上，轻者可以加用独活，因本品确有镇痛、抗炎、镇静、催眠之作用，用量以20～30g为佳，惟阴虚血燥者慎用，或伍以养阴生津之品，如当归、生地、石斛等，始可缓其燥性。或用海风藤30～45g亦佳，以其善解游走性之疼痛。重证则宜选用蕲蛇，因其透骨搜风之力最强，乃“截风要药”；不仅善于祛风镇痛，而且具有促进营养神经的磷质产生之功，对拘挛、抽搐、麻木等症有缓解改善作用；还能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使抗原、抗体的关系发生改变，防止组织细胞进一步受损，促使痹证病情之稳定，提高疗效。以散剂效佳，每次2g，每日2次，如入煎剂需用8～10g。
对属于痛痹的“寒痛”，朱老主张温经散寒，而止其痛。川乌、草乌、附子、细辛四味乃辛温大热之品，善于温经散寒，宣通痹闭，而解寒凝。川乌、草乌、附子均含乌头碱，有大毒，一般炮制后用，生者应酌减其量，并先煎1小时，以减其毒。
对属于着痹的“湿痛”，朱老主张健脾化湿，参用温阳之品。湿去络通，其痛自已。常用生白术45g、苍术15g、熟苡仁30g、制附子15g，具有佳效。或用钻地风、千年健各30g，善祛风渗湿，疏通经脉，以止疼痛。肿胀早期，朱老常用二妙、防己、泽泻、泽兰、土茯苓等。中后期则需参用化痰软坚的半夏、南星、白芥子和消瘀剔邪的全蝎、水蛭、地鳖虫、乌梢蛇等。此外，七叶莲长于祛风除湿，活血行气，消肿止痛，并有壮筋骨之效。又刘寄奴、苏木、山慈姑均擅消骨肿，亦可选用。
对于风寒湿邪化热之后的“热痛”，朱老常用白虎加桂枝汤为主随证加减，热盛者加寒水石、黄芩、龙胆草；湿重者加苍术、蚕砂；痛甚者加乳、没、玄胡索、六轴子等。对于痹久血瘀的“瘀痛”，朱老认为常规用药，恒难奏效。必须采取透骨搜络、涤痰化瘀之品，始可搜剔深入经隧骨骱之痰瘀，以蠲肿痛。而首选药品，则以蜈蚣、全蝎、水蛭、僵蚕、地鳖虫、天南星、白芥子等最为合拍。其中虫类药之殊效已为众所周知，唯天南星之功，甚值一提：生天南星苦辛温有毒，制则毒减，能燥湿化痰，祛风定惊，消肿散结，专走经络，善止骨痛，对各种骨关节疼痛，具有佳效。《神农本草经》之“治筋痿拘缓”，《开宝本草》之“除麻痹”，均已有所启示。其用量制南星可用15～30g。

马京雪

       今天晚上（2019年8月4日），由曹传龙接着讲《永远的大道国医》，他讲的小标题是：一代医家柳宝诒。
       柳宝诒（1842—1901），字谷孙，号冠群，江苏江阴周庄人，为晚清著名医家，传世医著有《温热逢源》（被收录在《三三医书》中）、《柳选四家医案》、《柳宝诒医论医案》（被收录在《吴中珍本医籍四种》中）、《惜余医案》、《柳致和堂丸散膏丹释义》等。他为人和厚好学，年青时习儒，攻读经史子集，同治四年（1865）中秀才，光绪二年（1876年）任正红旗官学教习，因见清政腐败而弃儒攻医。柳宝诒在温病理论发展方面具有重要贡献，特别是对伏气温病的病因、病机及其辨证论治有着独到的见解，足补前辈所未及；并在医案的辑评、药物的制用及临证方面经验丰富，足资后人学习借鉴。柳宝诒之所以取得了辉煌的医学成就，名垂青史，这除了因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文化功底深厚之外，那就是龙砂医学浓郁的氛围孕育了他、造就了他。当代国医大师朱良春老先生称赞说：“中华医药，博大精深；流派纷呈，各具优势；锡澄毗邻，钟灵毓秀；龙砂医派，杏苑崛起；经方膏方，五运六气；岐黄万代，懿欤盛哉。”在这短短48字中，朱良春大师凝练了龙砂医学的地域属性和产生的文化土壤以及主要学术特点，阐明了龙砂医学流派的活态传承现状和美好发展前景，正是在这样的浓厚医学传统氛围之下，到了清代晚期孕育出了一代名医柳宝诒。可见，要想学好中医，更好地去传承中医，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是何等地重要呀！而今，中医学之所以走向式微衰败，特别是基层的中医几乎消亡殆尽，根本原因就是以往那种乡乡有中医，村村有医工，一根针，一把草，防治疾病的浓郁中医学氛围业已不复存在了；而变成了村村挂盐水，孩子老生病，小病变大病，大病医院治不了，千里寻找老中医的情景。这是时代对中医造成的悲哀！值得仁人志士们深思！这首小诗是：一代医家柳宝诒，梅花香自苦寒来。博览群书研岐黄，伏气温病做新解。http://www.ynjkcy.com/ddgy
       祝贺曹传龙讲述《永远的大道国医》成功！他和大家一起讨论了清末医家柳宝诒的学术成就。
       柳宝诒（1842—1901），一生医着颇丰，著有《素问说意》、《温热逢源》、《柳选四家医案》、
《惜余医案》、《柳致和堂丸散膏丹释义》、《惜余医话》、《疟痢逢源》等医籍。其中《四家医案》、《温热逢源》广为流传，其余各书，少见于市。
他主张，致和者，致力于医，饮之太和也。积毕生之经验审定致和堂丸散膏丹，患者按症试服，奏效如神。秘制柳柳宝诒氏圣济大活络丹、人参再造丹、保赤金丹等尤为著名。致和堂的滋补药酒五加皮酒、玫瑰酒曾于1915年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银奖。
       据说，柳致和堂膏滋药自开设至今，从未间断应用传统制作工艺制作膏滋药。1956年公司合营"致和堂"改名为红旗门市部，1980年恢复"致和堂"原名，多年来，经过师徒相传，不断涌现出了一批全面掌握膏滋药熬制工艺的高手，江苏大众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有50多家药店始终保持着用传统工艺制作膏滋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有柳致和堂的蒋荷、沈进初等。
柳致和堂膏滋药深受群众欢迎，据统计，2006年大众医药的膏滋药销量为3280料，中药饮片销量为30万公斤。

马京雪

     本周一（2019年8月5日），由马京雪和大家一起学习《扁鹊文化与原创国医》。
       本周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金元学术争鸣与虚损病机》（一）。
        仲景学说，经过晋唐时期若隐若现的流传，于宋代表现出明显的振兴，名家辈出，学说纷呈，逐渐形成伤寒学派。宋金元时期重视医学理论研究，伤寒学术深入发展，仲景《伤寒论》倍受重视。
         敬请期待马京雪的分享。http://www.ynjkcy.com/bqwh
        祝贺马京雪讲述《扁鹊文化与原创国医》成功！他和大家一起学习了《金元学术争鸣与虚损病机》的有关内容。
        扁鹊论述损至脉，传到后世，在《难经》之中，就把损脉的病理机制转化为虚损、损证了，成了一般不是迟脉的虚损病症，并且与外感病的阳热实证有所区别，这是一个逐渐转化的过程，体现着学术进步的探索与艰难。金元时期，可以说是这样转化的一个关键时期。
       宋金元时期重视医学理论研究，伤寒学术深入发展，仲景《伤寒论》倍受重视。朱肱《类证活人书》云：“伤寒诸家方论不一，独伊尹、仲景之书犹六经也，其余诸子百家时有一得，要之不可为法。”许叔微《伤寒发微论》也说：“论伤寒而不读仲景书，犹为儒而不知有孔子六经也。”均已有尊经称圣之意。因当时伤寒家对于伤寒的概念，悉遵《伤寒例》所论，故宋金元伤寒著作中所论皆广义伤寒。
关于宋金元时期伤寒学术的特点，曹东义读研究生时曾有所探讨。当时师从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著名文献学家余瀛鳌研究员，余老出身于名中医世家，家学渊源深厚；1955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参加卫生部第一期西医学习中医班，并拜名医秦伯未为师，兼得中西医之长。曾经担任中医文献学会主任委员，长期致力于中医通治方的研究，主张辨证从简，反对繁杂分型。
       在金元医学争鸣中，首先出现的是河间学派，其从外邪立论，深入研究运气火热病机。认为火热为病最多，而时人执《局方》香燥方药疗病和以温热药治疗外感热病，为害甚大，因而倡导火热病机，自制双解散、凉膈散等辛凉散邪之方，大兴于世。张子和受其从外邪立论和寒凉祛邪思想的影响，主张“百病皆邪”，以汗吐下三法“攻邪已病”。刘张学说盛行之后，学其方者往往疏于辨证，再加上其学说本身的某些缺陷，蒙害者不在少数。
仲景《伤寒论》问世之后，外感热病六经辨证体系引起人们广泛重视，伤寒学说日益繁荣。而杂病证治在金元之前尚未形成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辨治体系。四时外感伤寒热病与杂病在证候、病机方面的重叠和交叉，为杂病借用外感病辨治方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仲景伤寒为百病立法”为今人所熟知，但杂病之中有以邪气盛为主的实证、热证，也有内伤正气为主的虚症、寒症，更有虚实错杂存在的病证。虚人外感和外感病失治误治而伤正的情况，也非常多见。平人外感多为实证、热症，治法多用寒凉泻邪。所以，杂病借用外感治法，用之得当“其效如神”，用之失当“多致伐人生气，败人元阳，杀人于冥冥之中（见《景岳全书》）”。
有感于杂病辨治体系的薄弱，以及借用外感方法辨治杂病易成误治，张元素提倡脏腑经络辨证以论治各种杂病，对各脏腑经络标本寒热虚实病证各示以相应药物，并发明引经报使学说，使治疗措施更具有针对性，注重药物的升降浮沉属性以调整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
李东垣详辨外感与内伤，提出不可以外感法，治内伤不足之证。在杂病证治中，尤其注重脾胃在人体生理病理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学说，治疗善于升阳益气。
王好古、罗天益俱能禀承师说，各有创见。后世内伤杂病学说日臻成熟，薛己从脾肾入手，调治各种内伤虚证，颇得后世称赞，赵献可独倡命门水火之说，张介宾善于培肾固本，使易水学派所创内伤杂病学说更加丰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杂病辨治体系至此已具规模。
张元素倡导脏腑辨证善调气机升降：以六经辨证和汗吐下等方法辨治四时伤寒热病，在金元之前甚为盛行，已成为不可疑议的规范。但杂病辨证尤其内伤杂病辨治体系尚未形成，外感与杂病在证候与病机方面的交叉、虚人外感和外感致虚等，种种使外感与内伤错杂存在的情况，造成杂病辨治借用外感方法的现象十分普遍。自河间寒凉祛邪学说流行之后，滥用寒凉攻邪伤人正气的弊害也很多见。张元素有感于此提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积极探索杂病辨治理论与方药。
李东垣详辨内伤外感治多升阳益气：李东垣的好朋友元好问认为，“大概（李东垣）其学于伤寒、痈疽、眼目病为尤长[1]。”
[1]见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第二版、412
李东垣《内外伤辨》云：
“概其外伤风寒六淫客邪，皆有余之病，当泻不当补；饮食失节，中气不足之病，当补不当泻。举世医者，皆以饮食失节，劳役所伤，中气不足当补之证，认为外感风寒有余客邪之病，重泻其表，使荣卫之气外绝，其死只在旬日之间。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不详辨乎？”
书中对外感实证与虚人外感及内伤杂证，从阴阳寒热虚实入手，详述其脉证治法的区别，主张不可混言混治。李杲所谓外伤指“风寒六淫客邪”，风寒本已在六淫之内，此处着重点出，在于“风为百病之长”“夫六气之胜，皆能为病，惟寒毒最重，阴主杀故也。”其所谓内伤，主要指“饮食失节、中气不足”，对其他虚损则少有论述，这是因为李东垣认为“《内经》悉言人以胃气为本。”
李杲认为人体正气虽然有种种不同名称与功能，但都依赖胃中水谷之气的充养，胃气充实则五脏六腑皆壮，人即不病，反之则百病由生，故独重脾胃之气。

马京雪

         各位群友，各位同道：今晚，2019年8月6日（周二）我们继续有请中医名家曹东义教授，为我们深度解读温病经典第69讲。

         曹东义，主任中医师，硕士生导师，河北省第四、第五批师带徒指导老师，师承国医大师邓铁涛、朱良春，现任河北省中医药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世界中联一技之长分会会长、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张仲景学术思想研究会会长，出版著作41部，发表论文80多篇，文字累计500余万。http://www.yanzhaozhongyi.com/portal.php?mod=list&catid=4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晚上我们学习《温病条辨》的范围：
第五卷、解产难

天地化生万物，人为至贵，四海之大，林林总总，孰非母产。然则母之产子也，得天地、四时、日月、水火自然之气化，而亦有难云乎哉？曰：人为之也。产后偶有疾病，不能不有赖于医。无如医者不识病，亦不识药；而又相沿故习，伪立病名；或有成法可守者而不守，或无成法可守者，而妄生议论；或固执古人一偏之论，而不知所变通；种种遗患，不可以更仆数。夫以不识之药，处于不识之病，有不死之理乎？其死也，病家不知其所以然，死者更不知其所以然，而医者亦复不知其所以然，呜呼冤哉！瑭目击神伤，作解产难。
   产后治法，前人颇多，非如温病混入《伤寒论》中，毫无尺度者也。奈前人亦不无间有偏见，且散见于诸书之中。今人读书不能搜求拣择，以致因陋就简，相习成风。兹特指出路头，学人随其所指而进步焉，当不岐于路矣。本论不及备录，古法之阙略者补之，偏胜者论之，流俗之坏乱者正之，治验之可法者表之。
产后惊风之说，由来已久，方中行先生驳之最详，兹不复议。《金匮》谓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新产血虚，多汗出，喜中风，故令人病痉；亡血复汗，故令郁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难。产妇郁冒，其脉微弱，呕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所以然者，血虚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虚下厥，孤阳上出，故头汗出。所以产妇喜汗出者，亡阴血虚，阳气独盛，故当汗出，阴阳乃复。大便坚，呕不能食，小柴胡汤主之。病解能食，七、八日复发热者，此为胃实，大承气汤主之。按此论乃产后大势之全体也，而方则为汗出中风一偏之证而设。故沈目南谓仲景本意，发明产后气血虽虚，然有实证，即当治实，不可顾虑其虚，反致病剧也。
按产后亦有不因中风，而本脏自病郁冒、痉厥、大便难三大证者。盖血虚则厥，阳孤则冒，液短则大便难。冒者汗者，脉多洪大而芤；痉者厥者，脉则弦数，叶氏谓之肝风内动。余每用三甲复脉、大小定风珠及专翕大生膏而愈（方法注论悉载下焦篇），浅深次第，临时斟酌。
《心典》云：“血虚汗出，筋脉失养，风入而益其劲，此筋病也；亡阴血虚，阳气遂厥，而寒复郁之，则头眩而目瞀，此神病也；胃藏津液而灌溉诸阳，亡津液胃燥，则大肠失其润而大便难，此液病也。三者不同，其为亡血伤津则一，故皆为产后所有之病”。即此推之，凡产后血虚诸证，可心领而神会矣。按以上三大证，皆可用三甲复脉、大小定风珠、专翕膏主之。盖此六方，皆能润筋，皆能守神，皆能增液故也，但有浅深次第之不同耳。产后无他病，但大便难者，可与增液汤（方注并见中焦篇温热门）。以上七方，产后血虚液短，虽微有外感，或外感已去大半，邪少虚多者，便可选用，不必俟外感尽净而后用之也。再产后误用风药，误用辛温刚燥，致令津液受伤者，并可以前七方斟酌救之。余制此七方，实从《金匮》原文体会而来，用之无不应手而效，故敢以告来者。
张石顽云：“产后元气亏损，恶露乘虚上攻，眼花头眩，或心下满闷，神昏口噤，或痰涎壅盛者，急用热童便主之。或血下多而晕，或神昏烦乱，芎归汤加人参、泽兰、童便，兼补而散之（此条极须斟酌，血下多而晕，血虚可知，岂有再用芎、归、泽兰辛窜走血中气分之品，以益其虚哉！其方全赖人参固之，然人参在今日，值重难办，方既不善，人参又不易得，莫若用三甲复脉、大小定风珠之为愈也，明者悟之）。又败血上冲有三：或歌舞谈笑，或怒骂坐卧，甚则逾墙上屋，此败血冲心多死，用花蕊石散，或琥珀黑龙丹，如虽闷乱，不至癫狂者，失笑散加郁金；若饱闷呕恶腹满胀痛者，此败血冲胃，五积散或平胃加姜、桂，不应，送来复丹，呕逆复胀，血化为水者，《金匮》下瘀血汤；若面赤呕逆欲死，或喘急者，此败血冲肺，人参、苏木，甚则加芒硝荡涤之。大抵冲心者，十难救一，冲胃者五死五生，冲肺者十全一、二。又产后口鼻起黑色而鼻衄者，是胃气虚败而血滞也，急用人参、苏木，稍迟不救”。愚按：产后原有瘀血上冲等证，张氏论之详矣。产后瘀血实证，必有腹痛拒按情形，如果痛处拒按，轻者用生化汤，重者用回生丹最妙。盖回生丹以醋煮大黄，约入病所而不伤他脏，内多飞走有情食血之虫，又有人参护正，何瘀不破，何正能伤？近见产妇腹痛，医者并不问拒按喜按，一概以生化汤从事，甚至病家亦不延医，每至产后，必服生化汤十数帖，成阴虚劳病，可胜悼哉！余见古本《达生篇》中，生化汤方下注云：专治产后瘀血腹痛、儿枕痛，能化瘀生新也。方与病对，确有所据。近日刻本，直云：“治产后诸病”，甚至有注“产下即服者”，不通已极，可恶可恨。再《达生篇》一书，大要教人静镇，待造化之自然，妙不可言，而所用方药，则未可尽信，如达生汤下，“怀孕九月后服，多服尤妙”，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忧之矣。岂有不问孕妇之身体脉象，一概投药之理乎？假如沉涩之脉，服达生汤则可，若流利洪滑之脉，血中之气本旺，血分温暖，何可再用辛走气乎？必致产后下血过多而成痉厥矣。如此等不通之语，辨之不胜其辨，可为长太息也！
朱丹溪云：“产后当大补气血，即有杂病，从末治之；一

马京雪

      大家好，今天晚上（2019年8月6日）“一技之长空中课堂”，由张培红主任为大家讲述《瘟疫论译注》的第十七讲。
        她与大家一起交流吴又可关于瘟疫过程之中，辨证论治的一些独特认识。主要讲述《瘟疫论》的 “论气所伤不同”、“蛔厥”、“呃逆”、“似表非表似里非里”这几则医论部分内容。
      请大家关注收听张培红的精彩讲述与分享。http://www.ynjkcy.com/wyl
论气所伤不同
【原文】
所谓杂气者，虽曰天地之气，实由方土之气也。盖其气从地而起，有是气则有是病，譬如所言天地生万物，然亦由方土之产也。彼植物藉雨而滋生〔1〕，动物藉饮食而颐养〔2〕，必先有是气，然后有是物。推而广之，有无限之气，因有无限之物也。但二五之精〔3〕，未免生克制化，是以万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损，损者制也，故万物各有所制，如猫制鼠，如鼠制象之类〔4〕。既知以物制物，即知以气制物矣。以气制物者，蟹得雾则死，枣得雾则枯之类，此有形之气，动植之物，皆为所制也。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5〕，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6〕，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夫物者气之化也〔7〕，气者物之变也〔8〕。气即是物，物即是气。知气可以制物，则知物之可以制气矣。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如蜓蚰解蜈蚣之毒，猫肉治鼠瘘之溃〔9〕，此受物气之为病，是以物之气制物之气，犹或可测。至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惟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10〕。嗟呼！即三法且不能尽善，况乃知物乎？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11〕，药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12〕，品味加减之劳矣。

【注释】
〔1〕彼植物藉雨而滋生：那种植物靠着雨露的滋润而生长。藉：坐垫、借。
〔2〕动物藉饮食而颐养：动物依靠饮食而得到滋养。颐养：保养。
〔3〕二五之精：阴阳与五行派生出的精华。《易·系词》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二，就是两仪，也就是阴与阳。《老子》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五，就是五行，是古人关于世界物质起源的另一学说。《尚书·洪范》之中就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是世界的本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云：“天生五材，民并用之，缺一不可。“
〔4〕如鼠制象之类：就象老鼠制住大象之类的事情。传说老鼠钻到大象的耳朵里，制服了大象。
〔5〕偏中于动物者：正好只伤害某一种动物。中：正好，受到。
〔6〕人病而禽兽不病：人患的温疫病，飞禽走兽不发病。现代科学证明，许多致病性的微生物，是有种属差异的，属于人病而禽兽不病。也有属于人畜或者人禽共患病的致病微生物。
〔7〕物者气之化也：物质是由精气变化而产生的，古人称之为有生于无，无生于有，“有无相生”。
〔8〕气者物之变也：气是由物变化之后产生的。
〔9〕猫肉治鼠瘘之溃：猫的肉可以治愈老鼠疮破溃疮口。老鼠疮，多指淋巴结核，破溃之后久不收口，很难痊愈。
〔10〕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决之：所以勉强使用汗法、吐法、泻下法，用来驱逐病邪。决：河堤被水冲出缺口。决之，使病邪排除体外。
〔11〕一病只有一药：一种温疫病只使用一种药物治疗，也就是专病专药，特效药。
〔12〕不烦君臣佐使：不用烦琐地使用由君药、臣药、佐药、使药组成的复杂处方。君药是针对主要病证的药物，臣药是辅助君药的药物，佐药佐制处方中药物的毒副作用，使药为引导药物直达病所的药物。《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
【译文】
我所说的杂气，虽然说是天地之间的气体，其实主要是由当地的土地产生的气体。大约说来，温疫邪气从土地之中升起来，有这种邪气就会有温疫病，就象所说的天与地能够产生万物一样，也是由当地的具体土地产生出来，那些植物靠着雨露的滋润而生长，动物则依靠饮食而得到营养，一定要先有了这种气体，然后才有这种物体。由此可以推想，有无限多的气体，再由这些气体产生无限多的物质。只是由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的精华组成的世界，不可避免地互相之间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相生相克，也就是相互制约、相互化生。因此说世间万物，都有适合自己和不适合自己生存的因素。适合的因素就是有益的东西，不适合的因素就是有损害的东西，损害的因素就是制约的因素。所以说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克星。比如猫制约老鼠，老鼠却能制约大象，这一类的现象很多。既然知道了可以用一种物质，制约另一种物质，就能够理解用气体制约物质的道理。用气体制约物体的的例子，比如蟹见到雾气就会死，大枣见到雾气就会枯萎等现象，雾气是可以看见的有形的气体，动物与植物都受雾气的制约。至于所说的无形可见的气体，能够只侵犯一种动物，比如只伤牛的牛瘟，只伤害羊的羊瘟，只伤害鸡的鸡瘟，只伤害鸭的鸭瘟。岂只是人类的温疫，有这种偏中现象！然而有的时候，牛生了温疫病，同样吃草的羊却不发病；鸡有瘟病的时候，鸭子却不生病；人类流行瘟病的时候，家中的飞禽走兽却不患病。仔细研究他们所受的伤害是不相同的，因此也就知道了他们所受的邪气，是各不相同的病因物质。知道了温疫邪气各有不同的特点，所以称其为不同的杂气致病。物质是由精气变化而产生的，气是由物变化之后产生的。因为气根源于物，所以可以说气就是物；物能产生气，所以也可以说物就是气。知道了气可以制约物体，就可以知道物体可以制约气了。所谓的物可以制约气，指的就是药物制约邪气。比如蜒蚰这种物质，可以解除蜈蚣的毒气伤害；猫的肌肉这种物质，可以治疗被称为老鼠疮的毒气造成的溃疡。这些都是由于受到了物体的毒气产生的疾病，进一步使用另一种物质的气，去制约致病的毒气，这些都是容易观测到的。至于人体受到无形的邪气引发疾病，却不知道什么物质能制约这种邪气。也只是因为还不知道什么药物能够制约邪气，所以才勉强使用发汗、涌吐、泻下的治疗方法，用这三种方法来驱除病邪。遗憾得很！即便是这三种治疗方法，也不能都是十分恰当、有效的，更何况对于治疗物质的了解如何才是很深入的呢？假如能够知道了什么物质可以制约住病邪之气，一种疾病只能有一种药物可以治愈，药一用上疾病就痊愈了，不用再烦琐地使用由君药、臣药、佐药、使药组成的复方药物了，也不用操心费力地加减方剂的药味了。

【评介】
吴又可认为，病原的疫气是物质的，这种疫气尽管“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不符合中医药性学说中的四气五味，难于纳入传统的中医体系之中，但是吴又可所说的杂气或者疫气，并不是不可琢磨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所以仍然可以用药物“制气”，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吴又可的达原饮、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扬栗山的升降散，都是力图使用一种独特的有效方药，专病专方治疗外感温疫热病，希望能够直达病所，特异性地驱除、对抗病邪，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后人开辟了道路。
清初著名医学家喻嘉言受吴又可的学术影响，提出了温疫病三焦证候的治疗原则，他说：“（温疫）治法，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营卫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详订诸方，载《春温方》后。”喻嘉言在这里提出了未病先防的具体措施，符合《素问》“治未病”的思想，也是唐代之前饮“屠苏酒”避瘟措施的延续，更是“预防为主”的先声。他提出的三焦温疫，在治疗时都要“兼以解毒”的主张，为后世温病学在治疗法则上重视清热解毒，开了先河，也是外感热病三焦辨证的先驱。
孔毓礼曰：“既曰杂气，则不一其气矣。物可以制一时之气，未必可制时时之气，况气同而受此气者不同，又乌能治人人之病哉！”
龚绍林曰：“支干运气，乃天地循环之常气，不得谓为杂气。杂气者，乃天地不正之毒气也，故人触之即病。汗、吐、下三法，乃治伤寒之法也。治疫大法，始宜疏邪清火，即或宜吐、宜下，从未宜汗者。盖疫证汗解在后，其病将愈，自然汗出，不可用药以表其汗也。如执用三法，以治杂气，宜乎不能尽善矣。”
孔龚二氏的观点皆有临床依据，足资参考。　

蛔厥
【原文】
疫邪传里，胃热如沸〔1〕，蛔动不安，下既不通，必反于上，蛔因呕出，此常事也。但治其胃，蛔厥自愈〔2〕，每见医家，妄引经论，以为脏寒，蛔上入膈，其人当吐蛔，又云胃中冷必吐蛔之句，便用乌梅圆，或理中安蛔汤。方中乃细辛、附子、干姜、桂枝、川椒，皆辛热之品，投之如火上添油。殊不知疫证，表里上下皆热，始终从无寒证者，不思现前事理，徒记纸上文辞，以为依经傍注〔3〕，坦然用之无疑，因此误人甚众。
【注释】
〔1〕胃热如沸：胃中的热气就象沸腾的热水一样热。
〔2〕蛔厥自愈：因为蛔虫造成的厥逆证候叫做“蛔厥”。张仲景《伤寒论》338条云：“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脏厥，非蛔厥也。蛔厥者，其人当吐蛔。令病者静，而复时烦者，此为脏寒，蛔上入其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蛔闻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蛔。蛔厥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利。”
〔3〕依经傍注：依据经文，依赖注释。

【译文】
温疫邪气传变到里，胃中的热气如同沸腾的热水一样，肠胃之中的蛔虫躁动不安，蛔虫闭阻肠道之后，向下的道路既然不能畅通，必然会向上逆返，肠中的蛔虫因此而被呕吐出来，这是经常可以见到的事情。只要治疗病人的胃热，因蛔虫造成的四肢厥逆将自行痊愈。我经常见到一些医生，乱引张仲景的经典论述，认为属于“内脏虚寒，蛔虫因为虚寒而向上到膈的部位，病人因此而吐蛔虫。”还引用《伤寒论》的“病人胃中寒冷，一定会呕吐蛔虫”的句子，就使用乌梅丸、或者使用理中安蛔汤进行治疗。这类方剂之中都使用细辛、附子、干姜、桂枝、川椒之类的药物，都是药性很热的药物，使用这类药物就象在火焰上浇油一样，使热势更高。一点也不知道温疫证，属于表里上下都热的证候，从始致终都没有寒的证候。这些医生不思考目前证候的机理，只是惦记着书上的说法，认为依靠经典、依赖注释就不会有错误，所以就公然应用一点疑惑也没有，由此造成的误治很多。

【评介】
孔毓礼曰：“读书少阅历者，每有此病，但疫亦有过服寒凉而吐蛔者，不可不察也。”
龚绍林曰：“胃家热甚，蛔动不安，从上呕吐，事理之常，无足怪者。遇其证候，其脉右关数甚，按之有力，其舌苔黄而燥，用承气汤以逐其胃热。不必用安蛔药，而蛔自安矣。无如古来方书，多以为脏寒胃冷使然，未闻有胃热吐蛔之说，故用热药以安蛔，不知蛔因寒冷而吐者，其脉必迟，其舌无苔，其人喜热饮而恶凉水，此不在疫症之条者。疫本热病，始终本无寒证，初起虽有畏寒者，乃是外假寒，而内有真热也。治疫者其知之乎？”　
呃逆
【原文】
胃气逆，则为呃逆〔1〕。吴中称为冷呃，以冷为名，遂指为胃寒，不知寒热皆令呃逆。且不以本证相参〔2〕，专执俗语为寒，遂投丁、茱、姜、桂，误人不少。吾愿执辞害义者〔3〕，临证猛省。
治法各从其本证而消息之。如见白虎证，则投白虎。见承气证，则投承气。膈间痰闭〔4〕，则宜导痰。如果胃寒，丁香柿蒂散宜之，然不若四逆汤，功效殊捷。要之，但治本证，呃自止，其他可以类推矣。
【注释】
〔1〕呃逆：是气逆上冲，喉间呃呃做声，连续不断的症状。
〔2〕本证：基本病变所表现的证候。
〔3〕执辞害义：拘泥于文辞的表面意义，却损害了事情的本质。
〔4〕膈间痰闭：胸膈之间被痰浊阻滞、气机不畅。

【译文】
胃的气机向上逆行，就会变为呃逆的病证。江苏一带称呃逆为冷呃，把冷作为病名的一部分，于是就认为本病属于胃部寒冷，却不了解寒邪与热邪都可以让人患呃逆病。并且也不将本病的基本病理与证候互相参考，专门拘泥于俗称的“冷呃”，定为寒性，于是就使用丁香、吴茱萸、干姜、肉桂进行治疗，误治的人不在少数。我希望那些专门拘泥于文辞名称，而不管病人具体证候的人，在临床治疗的时候要赶快醒悟过来。
具体的治疗方法，要分别按照病人的基本证候，而进行相应的加减。比如见到白虎汤的证候，就使用白虎汤治疗；见到承气汤的证候，就使用承气汤治疗；如果病人胸膈之间被痰浊阻滞、气机不畅，就应当使用导痰汤进行治疗；如果病人属于胃部虚寒，可以使用丁香四蒂散治疗；当然丁香四蒂散不如四逆汤更温热，散寒获效更快。总之，只要治疗病人的基本证候，呃逆自然就会停止，其它的病证的治疗方法也可以类比推理出来。

【评介】
龚绍林曰：“呃逆有寒有热，固也。务审脉症，分别治之。如系寒逆，其脉必迟而紧，其人必恶寒而喜热饮。若属热逆，其脉必数而有力，其人必恶热而喜冷饮。各随脉证施治，自然药到病除。至于感疫发呃，则有热而无寒，不可用香燥，以致误人。但有气随火逆而发呃者，于清剂中， 宜加顺气药味，治呃逆者知之。”

似表非表似里非里
【原文】
时疫初起，邪气盘踞于中，表里阻膈〔1〕，里气滞而为闷，表气滞为头疼身痛，因见头身痛，往往误认为伤寒表证，因用麻黄、桂枝、香苏、葛根、败毒、九味羌活之类，此皆发散之剂，强求其汗，妄耗津液，经气先虚，邪气不损，依然发热也。更有邪气传里，表气不能通于内，必壅于外，每至午后潮热，热甚则头胀痛，热退则已。此岂表实者耶？以上似表，误为表证，妄投升散之剂，原邪愈实，火气上升，头疼转甚，须下之，里气一通，经气降而头疼立止。若果感冒头疼，无时不痛，为可辨也。且有别证相参，不可一途而取。若汗若下后，脉静身凉，浑身支节反加痛甚，一如被杖，一如坠伤，少动则痛苦号呼，此经气虚，荣卫行涩也。三四日内，经气渐回，其痛渐止，虽不药必自愈。设妄引经论，以为风湿相搏，一身尽痛，不可转侧〔2〕，遂投疏风胜湿之剂，身痛反剧，以此误人甚众。
伤寒传胃，即便潮热谵语，下之无辞〔3〕。今时疫初起，便作潮热，热甚亦能谵语，误认为里证，妄投承气，是为诛伐无辜。不知伏邪附近于胃，邪未入腑，亦能潮热。午后热甚，亦能谵语，不待胃实而后能也。假令常疟热甚，亦作谵语。瘅疟不恶寒，但作潮热，此岂胃实者耶？以上似里，误投承气，里气先虚，及邪陷胃，转见胸腹胀满，烦渴益甚，病家见势危笃，以致更医，医见下药病甚，乃指大黄为砒毒，或投泻心，或投柴胡、枳、桔，留邪在胃，变证日增，神脱气尽而死。向则不应下而反下之，今则应下而反失下，盖因表里不明，用药前后失序之误〔4〕。

【注释】
〔1〕表里阻膈：体表与内里互相阻隔，气机不通。
〔2〕不可转侧：病人不能随意转身、侧身翻身。
〔3〕下之无辞：泻下治疗没有争议的言辞。
〔4〕用药前后失序之误：使用泻下的药物的时机，发生了过早过晚的时序错误。

【译文】
时行温疫病的发病早期，邪气结聚在体内，使体表与内里互相阻隔，气机不通，在里的气机淤滞，就会出现胸闷；在表的气机淤滞，就会出现头部疼痛、身体疼痛。由于出现头痛与身体疼痛，经常被人当作伤寒病的表证，于是就用麻黄汤、桂枝汤、香苏饮、葛根汤、败毒散、九味羌活汤之类的药物进行治疗，这些都是发散解表的方剂，强力追求发汗解表，过度地耗散病人的津液，人体经脉的经气首先虚损，外邪之气却不损耗，仍然还会发热。
还有的邪气向里传变，在表的气机不能向里通行，必然会在外壅滞，因此每到午后就会出现发热，象涨潮一样准确，热重的时候就会头部发胀疼痛，热势消退之后，胀痛也随之消失。难道这属于表实证吗？以上的证候好象是表证的证候，如果错误地当成表证进行治疗，错误地使用发散解表的方剂，使原先的邪气更加盛大，火热之气上升，头部的疼痛也会更加严重，必须使用泻下治疗，在里的气机一旦通畅，经络的气机下行，头痛就会立即停止。假如是真的感冒引起的头痛，往往持续疼痛不会停止，这是可以鉴别的。并且还有其他的伴随证候，不能只看到头痛一个症状，就认为是感冒。
假如病人经过发汗、或者泻下的治疗，脉搏由数转为安静，身体由发热转为凉爽，全身的肢体关节却反而疼痛加重了，就象被人痛打过，或象从高处坠落一般，稍微一动就会引发出痛苦的呻吟、叫喊，这是因为经脉之中的气虚，营气与卫气的运行涩滞难行形成的证候。此后的三四天之内，经脉之中的气机逐渐恢复，病人的疼痛也将逐渐停止，即使不使用药物，也必定会自行痊愈的。假如乱引圣人的经典，认为是风气与湿气互相搏结，全身都会疼痛，不能转身翻身，因此使用祛风除湿的方剂，病人的身痛就会因此加剧，由此错误认识耽误的病人不在少数。
伤寒病邪气传变到胃部，就会出现定时下午发热，神昏谵语，使用泻下治疗不会出现争议的言辞。现在属于温疫病的初期阶段，就产生了定时的潮热，热的程度严重的时候也可以产生谵语，如果错误地认为属于里热证，乱用承气汤进行治疗，这就是攻伐那些没有病的脏腑，属于误治。他们不了解疫邪伏藏在接近于胃的部位，还没有进入胃腑之中，也能产生潮热；下午热势高了之后，也可以出现谵语，不必等待胃部有了实质性的邪气，才产生潮热谵语。假如常见的疟疾，热势很高，也可以产生谵语；瘅疟病不恶寒，只有定时发潮热，这难道属于胃部有实邪吗？以上的证候，好象属于里证，如果错误地使用了承气汤，在里的气机首先虚损了，等到温疫邪气陷入胃部，就会见到胸腹部位的胀满，心烦口渴更加严重，病家发现病情转变的更加严重，因此而换请别的医生治疗，新来的医生见到此前用泻下药物使病情加重的情况，就说大黄象砒霜一样有大毒，然后，或者使用泻心汤，或者使用柴胡、枳实、桔梗等药物进行治疗，使邪气停留在胃部，各种变化难测的证候一天一天地增多，病人精神衰竭气血耗尽，最终死亡。前边治疗时不应当使用泻下的方法，却反而用了下法，现在应当使用泻下的治疗方法，却不知道采用，这都是因为对于温疫的表证与里证认识不清，用药治疗的程序前后混乱造成的结果。

【评介】
《素问·热论》虽然以六经论述热病，但是并没有表里的概念。仲景《伤寒论》非常注重对伤寒的表里证的划分，表里是仲景伤寒学说中的基本概念，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吴又可所说的“邪伏膜原”，虽然位于“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这种必须以表里来定位的学说，“半表半里”无论如何会让人看出仲景的影子。既然温疫也有表证和里证，那么它的治疗就与伤寒也会有某些相同之处，尤其是伤寒的阳明证作为里证的代表，其清下二法就会被借用于温疫病的治疗，事实上吴又可对仲景三承气汤，运用得最为纯熟。
孔毓礼曰：“强求其汗则不可，初起随经解散，亦自无妨，不必执用达原饮。果然里实，而表外壅，乃可攻之。设无里证，而妄攻里，以为发表，亦误矣。若他病危笃，身痛如被杖者，多死。难言不药亦愈。”
龚绍林曰：“伤寒从表入里，初起之时，其脉浮迟，邪在皮肤之表，从未有初起即结胸者。疫疾由内传外，脉多沉数，邪在膜原， 虽有表症，胸先结闷，故曰似表非表也。以此症误认伤寒，漫用麻黄表剂，皆因不知脉症。温疫一症，仆实经验多矣。午前重，午后轻，胸不紧者，人参败毒散加连翘、薄荷。午前轻，午后重，胸中紧，止见头腰背项作疼，或恶风发热者， 九味羌活汤皆效。至于下午发热，夜半方退，胸紧夜闷者，感疫之人，多是如此，惟达原饮乃能清疏其邪，此实千古治疫之妙方也。孔氏乃谓不必执用此方，试问宜用何方以治之乎？胡为不指点出来，以为后人法守。仆按孔氏之言，多是任意妄言，其于温疫证候，实少阅历，学者勿为所愚，庶不至有毫厘千里之别。谵语本是里症，多有感疫初起，潮热口渴，亦作谵语者，止用达原饮加葛根治之，即止。疫邪内溃，传于阳明，传尚未入腑耳，故不可下，所谓似里非里者也。”
“尽信书不如无书”，龚绍林认为孔毓礼所言多有错误，虽有一定根据，但也不尽然。学术的发展总是逐渐前进的，总是新学说淘汰旧学说，人们的认识才能逐步深入，孔毓礼之言或有不当，但多数观点足资参考，“任意妄言”有失偏颇。
      祝贺张培红主任讲述《瘟疫论译注》成功！她和大家一起讨论了吴又可论瘟疫过程之中 的“气所伤不同”、“蛔厥”、“呃逆”、“似表非表似里非里”的有关内容。
     吴又可认为，病原的疫气是物质的，这种疫气尽管“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不符合中医药性学说中的四气五味，难于纳入传统的中医体系之中，但是吴又可所说的杂气或者疫气，并不是不可琢磨的东西，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所以仍然可以用药物“制气”，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吴又可的达原饮、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扬栗山的升降散，都是力图使用一种独特的有效方药，专病专方治疗外感温疫热病，希望能够直达病所，特异性地驱除、对抗病邪，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后人开辟了道路。
清初著名医学家喻嘉言受吴又可的学术影响，提出了温疫病三焦证候的治疗原则，他说：“（温疫）治法，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营卫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详订诸方，载《春温方》后。”喻嘉言在这里提出了未病先防的具体措施，符合《素问》“治未病”的思想，也是唐代之前饮“屠苏酒”避瘟措施的延续，更是“预防为主”的先声。他提出的三焦温疫，在治疗时都要“兼以解毒”的主张，为后世温病学在治疗法则上重视清热解毒，开了先河，也是外感热病三焦辨证的先驱。
孔毓礼曰：“既曰杂气，则不一其气矣。物可以制一时之气，未必可制时时之气，况气同而受此气者不同，又乌能治人人之病哉！”
龚绍林曰：“支干运气，乃天地循环之常气，不得谓为杂气。杂气者，乃天地不正之毒气也，故人触之即病。汗、吐、下三法，乃治伤寒之法也。治疫大法，始宜疏邪清火，即或宜吐、宜下，从未宜汗者。盖疫证汗解在后，其病将愈，自然汗出，不可用药以表其汗也。如执用三法，以治杂气，宜乎不能尽善矣。”
孔龚二氏的观点皆有临床依据，足资参考。
   所谓蛔厥，孔毓礼曰：“读书少阅历者，每有此病，但疫亦有过服寒凉而吐蛔者，不可不察也。”
龚绍林曰：“胃家热甚，蛔动不安，从上呕吐，事理之常，无足怪者。遇其证候，其脉右关数甚，按之有力，其舌苔黄而燥，用承气汤以逐其胃热。不必用安蛔药，而蛔自安矣。无如古来方书，多以为脏寒胃冷使然，未闻有胃热吐蛔之说，故用热药以安蛔，不知蛔因寒冷而吐者，其脉必迟，其舌无苔，其人喜热饮而恶凉水，此不在疫症之条者。疫本热病，始终本无寒证，初起虽有畏寒者，乃是外假寒，而内有真热也。治疫者其知之乎？”　
       呃逆，龚绍林曰：“呃逆有寒有热，固也。务审脉症，分别治之。如系寒逆，其脉必迟而紧，其人必恶寒而喜热饮。若属热逆，其脉必数而有力，其人必恶热而喜冷饮。各随脉证施治，自然药到病除。至于感疫发呃，则有热而无寒，不可用香燥，以致误人。但有气随火逆而发呃者，于清剂中，宜加顺气药味，治呃逆者知之。”
       《素问·热论》虽然以六经论述热病，但是并没有表里的概念。仲景《伤寒论》非常注重对伤寒的表里证的划分，表里是仲景伤寒学说中的基本概念，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吴又可所说的“邪伏膜原”，虽然位于“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这种必须以表里来定位的学说，“半表半里”无论如何会让人看出仲景的影子。既然温疫也有表证和里证，那么它的治疗就与伤寒也会有某些相同之处，尤其是伤寒的阳明证作为里证的代表，其清下二法就会被借用于温疫病的治疗，事实上吴又可对仲景三承气汤，运用得最为纯熟。
孔毓礼曰：“强求其汗则不可，初起随经解散，亦自无妨，不必执用达原饮。果然里实，而表外壅，乃可攻之。设无里证，而妄攻里，以为发表，亦误矣。若他病危笃，身痛如被杖者，多死。难言不药亦愈。”
龚绍林曰：“伤寒从表入里，初起之时，其脉浮迟，邪在皮肤之表，从未有初起即结胸者。疫疾由内传外，脉多沉数，邪在膜原，虽有表症，胸先结闷，故曰似表非表也。以此症误认伤寒，漫用麻黄表剂，皆因不知脉症。温疫一症，仆实经验多矣。午前重，午后轻，胸不紧者，人参败毒散加连翘、薄荷。午前轻，午后重，胸中紧，止见头腰背项作疼，或恶风发热者， 九味羌活汤皆效。至于下午发热，夜半方退，胸紧夜闷者，感疫之人，多是如此，惟达原饮乃能清疏其邪，此实千古治疫之妙方也。孔氏乃谓不必执用此方，试问宜用何方以治之乎？胡为不指点出来，以为后人法守。仆按孔氏之言，多是任意妄言，其于温疫证候，实少阅历，学者勿为所愚，庶不至有毫厘千里之别。谵语本是里症，多有感疫初起，潮热口渴，亦作谵语者，止用达原饮加葛根治之，即止。疫邪内溃，传于阳明，传尚未入腑耳，故不可下，所谓似里非里者也。”
“尽信书不如无书”，龚绍林认为孔毓礼所言多有错误，虽有一定根据，但也不尽然。学术的发展总是逐渐前进的，总是新学说淘汰旧学说，人们的认识才能逐步深入。

马京雪

本周三晚上（2019年8月7日）的一技之长空中课堂，继续来学习曹老师的著作《邓老热病研究》第十二讲:王叔和对《伤寒论》的整理。
邓铁涛先生说:“仲景之学学有渊源《伤寒杂病论》之著述，是以经方派著作《平脉辨证》作为蓝本，运用医经家的理论进行研讨并结合仲景师传极其本人经验对宝贵的经方进行整理，使之有论有方故书名《伤寒杂病论》，突出一个论字，把理法方药贯穿起来形成辨证论治的体系，为我国临床医学奠定良好的基础，仲景之功甚伟！”因为张仲景《伤寒论》成就非常突出，远在晋唐时期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一再加以传抄、整理、补充，使张仲景开创的伤寒病辨证论治得到了传承。与张仲景前后同时代的王叔和再加编次，与王叔和同时代的皇普谧评价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仲景、叔和、皇普氏三人前后生活于130年之间，叔和身为太医令，其所见之《伤寒论》虽有错简，应当不至于太乱，何况汉代已有帛书以叔和治学态度之严谨，相信不会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仲景。如果叔和编次不忠于原书，则博学之皇普谧不会给与“甚精”之评价。后世怕有亵渎医圣之名声，把凡是不和己意或者不能领会之文字都加罪于王叔和，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王叔和的这次整理成就是巨大的，王叔和作为一个太医令，他在《脉经·自序》之中说出了自己对于张仲景的评价，也说出了他对伤寒传染病严重危害的认识，他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至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http://www.ynjkcy.com/dttrbyj
    祝贺刘敬章讲述《邓老热病研究》成功！他和大家一起走近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学习邓老关于王叔和整理《伤寒论》的有关论述。
邓铁涛先生说：“仲景之学，学有渊源。《伤寒杂病论》之著述，是以经方派著作《平脉辨证》作为蓝本，运用医经家的理论，进行研讨，并结合仲景师传及其本人之经验，对宝贵的‘经方’进行整理，使之有论有方，故书名《伤寒杂病论》，突出一个‘论’字，把理法方药贯穿起来，形成辨证论治的体系，为我国临床医学奠定良好的基础，仲景之功甚伟！”
因为张仲景《伤寒论》成就非常突出，远在晋唐时期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一再加以传抄、整理、补充，使张仲景开创的伤寒病辨证论治，得到了传承。
邓老介绍说：“《伤寒论》经过了与仲景（约生于公元150～219年）前后同时的王叔和（约生于公元201～280年）再加编次。与王叔和同时代的皇甫谧（公元215～282年）评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皇甫氏这两句话很值得我们推敲。‘选论’二字，指仲景选前人之论，亦可理解为叔和编次仲景之选论时再加选论，故曰‘甚精’。为什么‘甚精’？因能切实合用（指事施用）。仲景、叔和、皇甫氏三人前后生活于130年之间。叔和身为太医令，其所见之《伤寒论》虽有错简，当不至于太乱，何况汉时已有帛书，以叔和治学态度之严谨，相信不会把自己的东西强加于仲景，如果叔和编次不忠于原书，则博学之皇甫氏不会给予‘甚精’之评价。后世怕有亵渎医圣之名声把凡不合己意或不能领会之文字，都加罪于王叔和，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
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撰写于魏晋之际，他在《甲乙经序言》之中，记载了张仲景治疗王仲宣的事迹，又说：“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的著作。关于王叔和编辑的结果，不同的版本文字稍有差异，有的写作“选论”，也有的写作“遗论”。如果是“选论”，那就说明王叔和“节选”了张仲景的著作，而不是全部采纳，这一点可以从《脉经》之中看出来。王叔和在《脉经》之中，用第七卷节选了《伤寒杂病论》的内容，也就是以可不可发汗、可不可吐、可不可下等，节选《伤寒论》的内容，而《金匮要略》的内科杂病，则于第把、第九卷加以节选。主要是选其理论阐述，而不取方药组成。这样的理论“节选”可以说“甚精“，但是因为没有方药，似乎不能说“指事施用”。
那么，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必须有理论，有方药，才可以被称为“指事施用”，这就应该是整理张仲景留下来的著作，而不是“节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留下来的著作“遗论”，应该有两种情况，一个可能是“未定稿”的著作，也就是张仲景生前未能完成《伤寒杂病论》的写作，最后由王叔和完成了。一个就是张仲景完成之后，很快就散佚了，经过王叔和的“再整理”，所以叫“遗论”。 根据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来看，张仲景未完成自己的著作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可以认定王叔和整理了张仲景散佚了的著作，并且整理得很好，很精当，所以得到皇甫谧的赞扬。
张仲景所处的东汉末年，在“建安十年”之后，开始搜集资料，写作《伤寒杂病论》，大约成书于公元210年左右。皇甫谧为《黄帝针灸甲乙经》写序言的时候，是在魏晋之际，他说王叔和是“近代太医令”，可见王叔和也应该是魏太医令，而不是晋太医令。魏亡于公元265年。也就是说，张仲景的著作在完成之后，很快就散佚了，王叔和整理的时候，据他成书仅仅只有不足50年。
王叔和的这次整理，成就是巨大的。王叔和作为一个太医令，他在《脉经·自序》之中，说出了自己对于张仲景的评价，也说出了他对伤寒传染病严重危害的认识。他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至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间。而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旧经秘述，奥而不售，遂令末学，昧于原本，互兹偏见，各逞己能。致微成膏肓之变，滞固绝振起之望，良有以也。”这也许就是他整理张仲景著作之后，另作《脉经》的初衷。他说：“今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决，合为十卷。百病根原，各以类例相从，声色证候，靡不该备。其王、阮、傅、戴、吴、葛、吕、张，所传异同，咸悉载录。诚能留心研穷，究其微赜，则可以比踪古贤，代无夭横矣。”
王叔和对于《伤寒论》六经辨证是否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很难知道，但是，孙思邈《千金方》、王涛《外台秘要》引用的王叔和关于伤寒传变的论述，却是按照华佗认为的“六部”来描述的，而不是按照六经传变学说来叙述。

马京雪

        本周四（8月8日20:00）"一技之长空中课堂”由李源中医师和大家一起学习《中医外科学》。
       从今天开始我们学习中医外科疾病的中“周围血管疾病”。今天我们主要从这类疾病的常见症状及体征、检查方法、病因病机、治疗原则等方面概括的学习一些基本知识，从下周四开始学习具体的疾病。

       敬请期待李源中医师的讲述，欢迎各位同道批评指正。http://www.ynjkcy.com/zywkx
       祝贺李源中医师讲述《中医外科》成功！他和大家一起讨论了“周围血管病”的有关内容。这个病名，也是参照西医的有关内容，而引入中医外科诊治之中。
      周围血管病，包括动脉、静脉及淋巴三个系统的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周围血管疾病是一种危害性极强的高发病种，若长期不愈，病情将呈进行性发展，重者将导致截肢致残，甚至危及生命。
       周围血管病的症状及临床表现有：
一、疼痛：肢体疼痛是周围血管病常见症状，也是促使病人就医的主要原因。疼痛又分以下几种情况：
间歇性疼痛—— 临床上常见的间歇性疼痛有：①运动性疼痛：指伴随运动所出现的不适症状，包括供血不足部位所出现的倦怠、钝痛、紧张或压迫感、痉挛性疼痛、锐痛，或者在患部出现明显的麻木感。②体位性疼痛：是指肢体位置变化时，可以激发或缓解的疼痛。③温差性疼痛：指因温度改变而激发肢体疼痛，复温后又能缓解。④特发性疼痛：多位于小腿和足部，好发与夜晚，程度剧烈，持续时间数分钟至20分钟，按摩局部肌肉或起床行走后可缓解。
持续性疼痛(静息痛)——是指肢体在静止状态下产生的疼痛，疼痛持续存在，尤以夜间为甚。动脉性静息痛包括：①发生缺血性神经炎，由于动脉急性或慢性闭塞导致供血障碍，引起缺血性神经炎而使肢体持续性疼痛。②发生营养障碍性静息痛，肢体因缺血引起营养障碍性溃疡或坏疽时常伴有局部持续性剧烈的疼痛，坏疽前期也可产生这样的疼痛。
二、皮肤温度异常：皮肤温度变化主要取决于肢体的血流量，多者潮热，少者寒冷。
三、皮肤颜色异常：①皮色改变。异常皮色改变常见有发红、紫绀和苍白三种。②色素沉着。皮肤色素沉着都位于小腿远侧1/3的“足靴区”，常见于静脉淤滞的肢体。
四、感觉异常：周围血管疾病的病变影响到神经干时，则可以出现神经受损症状。“倦怠感”是在行走后不久，小腿出现的疲劳、沉重、倦怠感觉。神经受到病变刺激，呈激惹现象时表现为针刺感、蚁行感，神经进一步受损则出现麻木感觉。
五、肢体增粗或萎缩：
肿胀——肢体肿胀多发生于下肢，是因组织液外渗入组织间隙所造成，分为：①静脉淤滞性肿胀：一般为凹陷性水肿，按之较软，愈向远侧愈明显，多伴色素沉着、皮下组织炎症和纤维化、“足靴区”溃疡等。②淋巴性肿胀：淋巴性肿胀为凹陷性水肿，按之硬韧，肿胀分布广泛，远侧明显，多自足趾开始逐渐向近侧蔓延，皮肤和皮下组织增生变厚。
萎缩——肢体或趾(指)变细、瘦小、萎缩。
增长——在血管疾病中，引起肢体增长的原因多为先天性动静脉瘘。
局限性隆起——皮肤或皮下结节引起局部性隆起大多数不属于血管疾病，仅有少数源于血管病变。
六、肿块：血管疾病引起的肿块一般较软。①搏动性肿块：肿块具有血管样的搏动称为搏动性肿块，一般与疾病有关。②无搏动性肿块：质地柔软、具有局部皮肤改变和可压缩性是血管病无搏动性肿块的特点。
七、溃疡和坏疽：严重或后期的血管疾病，影响组织血液供应，常常并发溃疡或坏疽。
溃疡——①缺血性溃疡：是动脉病变引起的，由于动脉闭塞病变影响皮肤血液循环，以至组织缺氧而形成溃疡。②郁滞性溃疡：多由静脉病变引起，常见下肢静脉曲张和下肢深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及静脉血液回流障碍导致局部郁滞性缺氧，从而并发溃疡。③神经性溃疡：多由于脊髓损伤、脊髓痨或脊髓空洞所引起。
坏疽——肢体出现坏死病灶，提示血液循环供应局部的营养不足以维持静息时组织的代谢需要，以致发生不可逆转的组织坏死变化。
       周围血管病，在祖国医学当中早有记载，《医宗金鉴》、《外科正宗》均有详尽记载。诸如：脱疽、坏疽、脉管病等。其病因病机主要是：阴寒客于脉络，寒凝血瘀，血瘀血滞，瘀久化热，热毒壅滞，血败化腐。
        这些疾病的治疗，需要按照中医的传统，辨证论治，内服外用，方法很丰富，疗效也很确切，只是目前按照西医的评价标准，中医很多优秀的特质，落在西医目光之外。《中医药法》的实施，已经见到了黎明前的曙光，需要继续坚持和努力，道术并重，迎接中医复兴。

马京雪

      各位中医同道大家好，一技之长，空中课堂，本周五晚上（2019年8月9日）由刘云双为大家讲述《邓铁涛传》---国医大师邓铁涛访谈录。
       本书由邓老的徒弟曹东义教授整理编辑。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第21节： 围手术而治，拓展作为空间。
       邓老多次提到，中医与西医的有机结合问题。通过这样的中西医有机结合，就初步在这样一个西医最尖端的中心里，外科专家们对中医有所认识了。知道了中医有不可替代的地方，中医所以不手术，也是很有科学依据的。
        师从邓老后学习中医的态度不一样了。过去，在学校学习，学生不得不接受“填鸭式”教育，以分数作为目标，毫无乐趣可言。而今，跟从邓老临床实践，以医好病人为目标，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在学习中找到乐趣，同时又是在乐趣中学习。有了学习中医的积极性、主动性，就可以逐步深入研究，发展中医学术。
        邓老说，这些主任们对于中医有信心了就好办了。所以，他在省中医院就是首先抓骨干，骨干变了，其它才能变。他很早就说过，中医的教育失败就是临床教育失败。临床教育为什么失败？就是重西轻中。为什么过去重西轻中？这个也是历史的原因。中医工作之后，再跟师学习，这与毛泽东说的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学习提高过程，是一样的道理，是一个提高业务水平的好方法。
        让我们一起期待刘云双的分享，欢迎批评指正。http://www.ynjkcy.com/dttz
       祝贺刘云双讲述《邓铁涛传》---国医大师邓铁涛访谈录成功！她和大家一起走近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感受中医大家智慧。
她与大家一起学习了邓老主张“ 围手术而治，拓展作为空间”一项战略举措。
邓老多次提到，中医与西医的有机结合问题，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他与二沙岛分院搞的“围心脏手术的中医治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开始，也就是在1998年至1999年期间，广东省中医院打算开展心脏介入、搭桥、换瓣等心脏尖端手术。吕院长怕有人说他这是走错了方向，就带着吴焕林副主任到邓铁涛先生家来咨询。邓铁涛先生说，这是好事嘛！只要是对于病人有利的事情，我们都应该接纳。
吕院长听了邓老的这个观点，就下定决心了。他们的工作开展起来之后，就请邓铁涛先生去跟他们的心脏中心合作，想走一条有中医特色的道路。这个中心的主力是从美国请来的，拥有世界上最尖端的心外科手术，是由一位从美国来的华人博士回来主持的，他可以在心脏不停搏的情况下直接做手术。在那里，邓铁涛先生与一位中医主任一道协助他们，尤其是在围手术期给予他们以帮助。
中医与西医有分工，也有合作。有的时候，可以以西医为主，有的时候就应该以中医为主。比如，癌症的治疗，往往就采取这样的模式。
邓老认为，有的心脏病，并不是说开了刀就解决问题，如有些心脏病人心功能不行，不能开刀。对这些病人，邓铁涛先生就让他吃中药，让他心功能好起来，可以接受开刀。有些病人开刀以后有合并症，而西医没办法解决，用中医方药帮助解决问题。
中西医这样有机地结合，是纯西医无法达到的一种技术优势。
通过这样的中西医有机结合，就初步在这样一个西医最尖端的中心里，外科专家们对中医有所认识了。知道了中医有不可替代的地方，中医所以不手术，也是很有科学依据的。
邓老早年就对心脏疾病的中医诊治工作，深有研究，是这方面专家，代表了当代中医的临床水平。如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风湿性心脏病等，且多采用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这是经过对痰瘀理论的探讨摸索总结出来的。以治冠心病为例，现代许多医家都认为是血瘀为患，采用活血祛瘀治法，这也不错；但在南方，邓铁涛先生发现临床中属血瘀证的并不多见，而属气虚痰浊型的往往屡见不鲜，运用祛瘀法取效不大，而用益气除痰法多能应验。邓铁涛先生就不受别人认识与经验的局限，提出痰与瘀之间的关系问题。活血祛瘀对南方冠心病人能否普遍适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邓铁涛先生一再研究《金匮要略·胸痹篇》，并从1975年起参加冠心病专科门诊，对数百例冠心病人作临床调查与治疗。
邓老的认识，既根据传统中医对胸痹的理论认识，又来源于临床实践，而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
邓铁涛先生认为，广东人身体素质较之北方人略有不同，岭南土卑地薄，气候潮湿，故冠心病患者以气虚痰浊型多见。气虚的表现是：舌质胖嫩，舌边有齿印，脉细或虚大，心悸气短，胸闷、善太息，精神差。痰浊的表现有：舌苔浊（尤以舌根部苔浊），脉滑或弦，肢体困倦，胸膺痛或有压迫感。基于多年的临床体会，邓铁涛先生提出了“痰瘀相关”的见解。他认为，痰是瘀的初期阶段，瘀是痰浊的进一步发展，冠心病属本虚标实之证。
邓老的这个认识，既与张仲景论胸痹相一致，也与李东垣、王清任的学术主张相契合。这一理论在临床应用取得疗效之后，又进一步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从血流动力学的角度进行探索，从实验室的数据初步得到证实。邓铁涛先生拟定的“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临床治疗之中。“益气”他喜用广东草药五指毛桃根，又名南芪，益气而不伤阴，为首选佳品；痰瘀相关，配以鸡血藤行血养血；除痰基本方为竹茹、枳壳、橘红、胆星、党参、获苓 、甘草；气阴不足者再合生脉散；确有血瘀者用丹参、田七等，应用于临床，取得了一定的疗效。
邓老对冠心病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丰富了中医对冠心病的认识和治法。
在心脏中心的中西医协作之中，既体现了邓铁涛先生过去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又在新的形势下，为拓展和巩固中医阵地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有这个初步认识后，他再继续给他们做工作，说将来可以逐步不做手术。因为做了手术后，冠脉将来还会狭窄。如果我们用中医的方法让它不再狭窄了，那么，中医就可以取代西医的手术。

马京雪

          本周六晚上(2019年8月10日）“一技之长空中课堂"由杜明明讲述《国医大师·朱良春》  第二章：方药心得
          第一节：用药心法第一小节中药用量与作用之关系。
           届时杜明明将与大家共同学习！谢谢大家！http://www.ynjkcy.com/gydszlc
       祝贺杜明明讲述《国医大师·朱良春》成功！她和大家一起讨论了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的“方药心得”的第一节：“用药心法，中药用量与作用之关系”的有关内容。
      朱良春先生作为一个临床大家，用药经验十分丰富，他出版过很多专门的著作，如《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朱良春》、《朱良春用药经验》、《朱良春医集》等，在这里我们从朱老经验之中，选取朱老有代表性的研究成就、著作论文，初步揭示如下。
朱老说，中药的用量，主要根据患者的体质、症状、居住的地域、气候和选用的方剂、药物等进行考虑。由于使用目的的不同，用量也就有所不同。同一药物，因用量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的效果或产生新的功能，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中药用量与作用的关系值得我们注意，正如日人渡边熙氏所说：“汉药之秘不告人者，即在药量。”这是很有见地的话。兹就朱老实践经验，举例说明。
1．益母草：本品辛苦微寒，主要作用是活血调经，因此一般多用于月经不调，产后血胀及打扑内损瘀血等症。虽然《本经》曾提及“除水气”的效用，但后世应用者甚少，或认为“消水之功，并不显著”，这是没有掌握其用量的缘故。事实上，《本经》所言，是确切可信的，至于以之用治高血压、白喉等疾患，则前贤并未论及，而是近世医家在钻研实践中的发展，其所以能产生这些新的作用，都与增加用量有关。
（1）水肿：本品用作“调经活血”时，其用量一般为9-15g，倘作“利水消肿”之用，则需大量，始能奏效，因为“矢虽中的”而“力不及彀”，也就是说“药虽对症”而“用量不足”，往往不见效果。益母草之利尿作用，朱老在临床观察，每日用30～45g尚不见效，嗣加至60～75g，始奏明显之效。尝用治急性肾炎之尿少、浮肿之候，恒一剂知，二剂已。处方：益母草60g，泽兰叶、白槿花各12g，甘草3g。随证加味：风水型者加麻黄2g～4.5g；实热型者加大黄4.5g，生黄柏9g，气血虚弱者加当归6g，黄芪皮12g。此外，对于单腹胀（肝硬化腹水）或其它水肿，均可用本品60g加入辨证论治方中，以增强“利水消肿”之作用。
（2）高血压：本品对于高血压症，特别是产后高血压症，有显著清肝降逆作用。因其辛苦微寒，入心、肝二经，《别录》曾谓其“子（指茺蔚子）疗血逆，大热，头痛，心烦。”引申之以治高血压症是可以理解的。苏联学者研究，证明其有效成分，茺蔚素在1：50000～100000的浓度，对动物血管有显著的扩张而使血压下降，并有镇静中枢神经系统及拮抗肾上腺素的作用，这就得到具体的证明了。但用量也必须增至60g，始获显效。处方：益母草60g，杜仲、桑寄生各9g，甘草3g。随证加减：肝旺头痛者加夏枯草15g，嫩钩藤12g，生白芍9g，阴虚者加女贞子、川石斛、大生地各9g。连服二剂后，血压即见下降，续服5-7剂，可获稳定。
（3）白喉：有报导用单方益母草汁外涂治疗白喉①，效果显著。其用治50余例，除一例并发肺炎外（住院一小时即死），其余均获痊愈。轻症只涂抹二三次即愈，重症住院40多例外，只有两例结合注射白喉抗毒素，其余全部都单用本品涂抹咽喉，其粘液和腐败白膜甚易唾出，一般在2～5天内，即行痊愈。益母草液制法：用鲜益母草叶捣汁，纱布滤过，挤出液汁，再加20％的食醋，调和备用。用时以棉签蘸涂患部，1～2小时一次，若见呼吸困难，呈阻塞状者，应深入喉部涂抹，使沾液容易唾出。推其所以奏效，因为用鲜汁而加强了破血、消痈、解毒等作用。
2．荠菜：这是一味可食用的药物，茎叶多作蔬食，子、花入药，其实全草均有医疗作用。甘温无毒，诸家本草均谓其能利肝明目，益胃和中，调补五脏。共主要作用有二，一为止血，用于咯血、崩漏；二为止痢。苏联对荠菜的药理作用有较多的研究，并已被列为药典中的法定药物②，江西医学院药理教研组也曾对其药理作用作了实验研究③，认为荠菜煎剂与流浸膏均有直接兴奋子宫等平滑肌及缩短动物凝血时间，降低血压等作用。子、花入药，其用量一般均在6～12g。但民间单方用大剂量治尿滞留及乳糜尿频有著效，也是加大剂量而发挥更大作用的结果。
（1）尿滞留：这是热性病，特别是肠炎、灰髓炎初步好转后常常出现的一种后遗症，导尿仅能一时缓和症情，不一定解决问题，但本品服后却能于6～24小时内恢复自动排尿，迅速痊愈。其治疗根据在文献中也可找到一些线索，如唐《药性本草》：“补五脏不足--- -治腹胀”。《大明诸家本草》：“利五脏”。因此对病后排尿障碍有调整恢复的作用。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它有直接兴奋子宫等平滑肌的作用，当然属于平滑肌组织的膀胱，必然也同时会得到兴奋、收缩而排尿的效果。每日约取新鲜荠菜250g，轻者减半，煎汤，每三四小时服一次，连续服之，直至奏效为度。
（2）乳糜尿：此症在中医学相当于“膏淋”之候，其病因约之有二：一属湿热下注，一为“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清气不升，下元亏损，精微不能固摄。前者易治，后者恒为顽固。朱老尝用景岳举元煎加味或张锡纯氏膏淋汤，收效尚属满意，但部分疗效不显时，加用荠菜花可提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