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漫谈中医“十二官”

河间金栋

《灵兰秘典论》所载“十二官”之官职，实为“十一个”官职，所阙失者正是脾脏也。故至唐宋时期因《素问》的两个遗篇问世（《素问遗篇》的著作时代，当在唐王冰以后，宋高保衡、林亿以前，即到了宋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论奥》时，才出现了题名为《素问遗篇》的内容），所以才有了《素问遗篇·刺法论》“脾为谏议之官，知周出焉”、“胃为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之分离补充及《素问遗篇·本病论》“脾为谏议之官，智周出焉”的说法，以凑十二官之数。至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已基本完善。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之八·内所因论》在论十二官之功能时则补为：“脾者，谏议之官，公正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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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五行大义·卷之三·第十四论杂配·第四论配藏府》在转引《素问》时作“脾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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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灵兰秘典论》之十二官职，《素问》是将“脾胃”合在了一起，而《五行大义》是以五行论五脏，肝、心、脾、肺、肾之五脏，提炼了“脾”，而弃掉了“胃”，疑萧氏实属无奈之举。因无“脾”之官职，或萧氏没有见到脾为“谏议之官”之称谓流传，否则绝对不会弃“胃”腑。因为仓廪是粮食仓库，五谷之府，《礼记·月令》孔《疏》：“谷藏曰仓，米藏曰廪。”《说文·肉部》：“胃，谷府也。”《灵枢·本输》：“胃者五谷之府。”正是胃腑之功能，而脾是转运，显属不妥。《灵兰秘典论》历代各家之注，于此皆强为之解而解（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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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中藏经·卷上·论脾脏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第二十六》云“脾者，土也，谏议之官，主意与智”及《千金方·卷十五上·脾脏脉论第一》云“脾主意。脾脏者，意之舍。意之所存谓之志也，为谏议大夫。并四脏之所受。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谋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意者，脾之藏也”，或受此启发，后世学者从而补充为“脾者，谏议之官，知（智）周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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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为谏议之官，知（智）周出焉”，是什么意思呢？知，通智，智慧、计谋、良策。周，周到、周密、全面。

张介宾《类经》注：“脾藏意，神志未定，意能通之，故为谏议之官。虑周万物，皆由乎意，故智周出焉。”

《中医大辞典》：“谏议之官：《素问遗篇·刺法论》：‘脾为谏议之官，知周出焉。’喻脾有协助心神决定意志的功能，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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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神脏，肝、心、脾、肺、肾也。因五脏所藏即是神也，神（广义）者有五，“精、神（狭义）、魂、魄、意也”，《千金方》所论五脏正是指此。

《素问·宣明五气篇》：“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

《灵枢·九针论》：“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精志也。”

《灵枢·本神》：“肝藏血，血舍魂”、“脾藏营，营舍意”、“心藏脉，脉舍神”、“肺藏气，气舍魄”、“肾藏精，精舍志”。

《千金方·卷十一·肝脏脉论第一》：“凡五脏在天为五星，在地为五岳，约时为五行，在人为五脏。五脏者，精神魂魄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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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难经·三十四难》：“五脏有七神？各何所藏耶？然：脏者，人之神气所舍藏也。故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与智，肾藏精与志。”

郭霭春、郭洪图《八十一难经集解》：“草刈三越曰：‘按《内经》五脏之所藏唯五神。今云七神者，脾者，阴中之至阴，肾者，阴中之太阴，阴数偶，脾肾各藏二神，故曰七神。”

《刺法论》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为谏议之官，知（智）周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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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官的功能，皆是协助心神控制调理全身的情志-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所以据文例及功能，应该将“脾为谏议之官，智周出焉”补入《灵兰秘典论》，以合十二官之数，所以才有了《素问》遗篇《刺法论》的补入。而陈言《三因方》在论十二官之功能时则补为：“脾者，谏议之官，公正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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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的学者不同意补入，如《素问直解》于天星按云：有人据《刺法论》：脾为“谏议之官，知周出焉”，认为当补入此句，始成十二官之数。但我们认为：胃主受纳，脾司运化，故脾胃合称“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这种说法，更为人习知并用以指导临床，而“谏议”、“知周”一类名称，却缺少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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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理论来源于临床实践，实践上升到理论之后，再用以指导临床实践。读《内经》（今本）则会发现，其中医理论更多的是用象思维推演而来，并非来源于实践，其推演的结果则为或然性，即不确切。有学者认为，《内经》有文化之美，的确如此。就《灵兰秘典论》此篇而言，就是象思维推演的结果，论中的十二官称，是否有文化之美？再读读《千金方》五脏六腑之官称，是否亦有文化之美？《千金方》五脏之官称，是以五神脏为说理基础，所谓“五脏者，精神魂魄意也”，一以贯之，甚为明确流畅。而《灵兰秘典论》将脾与胃之官称合在一起，致后世学者无所适从，或强为之解，或是或非，是否稍逊之？成为中医经典的作者，无论是无名氏，还是孙思邈者等，或是方士（两汉用语，如《素问·五脏别论》之方士、顾颉刚《秦汉的儒生与方士》），或是方士加哲人（吕思勉《先秦史·宗教学术》：“《素问》杂以阴阳五行之论，盖方士兼通哲学者之所为。”）或是儒医（宋以后之名词），或是为仕而知医者（如王焘），亦或是好事者（如古代之门客，秦相国吕不韦之门客所撰《吕氏春秋》、西汉初淮南王刘安之门客所撰《淮南子》）等，不一而足。用当代的言语，其作者或是医者，或是平庸之辈，亦或是学者、为官者，擅撰写者等。擅撰写学问高者，千锤百炼，用词严谨，滴水不漏，则会写出华美之辞藻；学问一般平庸者，随意而发，未必巧施雕琢，挂一漏万，或会写出通俗之言论。具体到“脾为谏议之官，智周出焉”这句话而言，乃当时之撰写者以象思维理论推演而来，与临床实践无关，是否有实际临床意义？明智者或可自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