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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络病学认为：“络脉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络脉包括从经脉支横别出、运行气血的所有络脉，络病学说之络系指广义络脉；从狭义的角度络脉又分为经络之络和脉络之络，经络之络运行经气，脉络之络运行血液。”（络病学第3页）明确指出经气与血液是分离的，各行其道。 络病学认为：“络”有两大功能，一是运行经气，二是运行血液，运行经气的称为经络之络，又称气络；运行血液的称为脉络之络，所以又称血络。运行经气的气络主要将经气输散到各个脏腑形成脏腑之气，如心气、肝气、肺气、肾气、脾胃之气等，从而发挥该脏腑的功能。在气络中运行的经气有着保护人体、传达信息、调节人体各组织器官功能的作用，实际上气络包含了现代医学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的功能。 脉络之络运行血液，也是血液生成的主要场所，血液从经脉流到络脉，在络脉末端将营养物质输送给人体的器官组织，将代谢后的废物带走，然后又从络脉流入经脉，完成了血液的循环，实现了血液的营养作用。无论是从功能上还是从解剖学的角度，脉络之络与西医所说的中、小血管，特别是构成微循环的各级微细动、静脉都非常近似。 以上是现在的络病学说，但是传统中医理论认为：“气中有血，血中有气。气与血不可须臾相离，乃阴阳互根，自然之理也”（《难经本义》），“人之一身，皆气血之所循行，气非血不和，血非气不运，故日：气主煦之，血主濡之”（《医学真传》。在中医理论中，经络与经脉是不分开的。 既然经络是运行气血的通路，气血不可分离，那么，在什么级别上“经络之络运行经气，脉络之络运行血液”分道扬镳了呢？作者的意图是想把“脉络之络运行血液”与西医理论中，血液是在血管中流动等同起来，以西医为参考系解释经脉与络脉（血管系统），但是这样就违背经络学说的原意，同样，西医也不接受血管系统（经脉与络脉）中流动的气血这种理论。 络病学的作者以西医为参考系，把原本统一的经络分割开来，创造出“经络之络”与“脉络之络”分别同西医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与血液循环系统相对应，把络病学建立在微循环的理论之上，使络病学走进了死胡同。中西医融合观则把自主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与血液循环网络合二为一，称之为：自主神经内分泌系统-循环系统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与经络相统一成为一个象态。所以，络病学不仅仅是微循环系统的病变，而且包含着自主神经-内分泌功能紊乱对于微循环病变的调控与影响。本书论证了气与自主神经-内分泌调控是一个象态，血与血液是一个象态。经络的实质就是自主神经-内分泌系统与循环系统的复合体，只有把西医理论解构与重组才能够说清楚藏象经络，才能够实现中西医融合。从这里可以看出中西医融合与中西医结合的区别于联系，中西医结合学派是把中医理论解构，使之符合西医的理论体系；中西医融合则是把西医理论解构、重组，使之与中医理论融合，形成一个新的理论。 3．中西医结合学派认为：肾阳虚与现代医学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NEIS）有关，肾阳虚证在下丘脑-垂体-靶腺（肾上腺皮质、甲状腺、性腺、胸腺）轴均有不同环节、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乱，且主要的发病环节在下丘脑（或更高级中枢）的调节功能紊乱。同时认为老年人生理改变和肾阳虚证甚为相似，肾阳虚证也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未老先衰。 中西医结合学派没有运用西医理论、方法研究肾阳虚与肾阴虚、肾阳虚与脾阳虚之间的关系。如果肾阳虚证在下丘脑-垂体-靶腺（肾上腺皮质、甲状腺、性腺、胸腺）轴均有不同环节、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乱，那么肾阴虚证在下丘脑-垂体-靶腺轴应该出现什么变化？实际上出现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是否符合中医关于肾阳、肾阴相互关系的论述？ 蔡定芳等人对皮质激素所致肾阳虚大鼠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的形态学改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现肾阳虚时下丘脑室旁核小细胞区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阳性细胞及正中隆起外层CRF阳性纤维明显减少，染色变淡；垂体前叶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阳性细胞数量减少；肾上腺明显萎缩，特别是束状带明显变薄。同样在对肾阳虚病人的T3、T4、TSH(甲状腺轴)、睾丸酮(T)、雌二醇(E2)、E2/T、FSH、LH等进行测定时，均发现其值比正常人低。肾阳虚促甲状腺素释放激素(TSH)兴奋试验出现延迟反应。那么，脾阳虚、肾阴虚出现的病理变化是什么？这种西医病理变化能不能解释中医关于脾阳虚与肾阳虚、肾阳虚与肾阴虚之间的关系？ 当把中西医结合学派研究的各个证本质集中起来，放在一起讨论时，他们加起来组合不成一个整体，例如：络病与痰瘀毒在西医理论中他们有什么关系？在中医理论中他们又有什么关系？等等。 把各个证、藏象、经络分开来研究、是必要的，但是，把藏象经络以及各个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则是必须的，需要运用西医理论方法研究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经络与藏象之间的关系、证与证之间的关系、证与藏象、经络的关系。这些关系就是中医的理论构架，目前的中西医结合没有进行这些工作，单独研究证的西医学指标，实际上是舍弃了中医的理论构架，把中医的证插入西医的理论构架之中，由于中西医的理论构架不同，证的西医本质既不可能在西医理论构架内流易，也不能在中医理论构架内流易，所以结而不合。 中西医融合是寻找中、西医概念、理论构架之间的共同点，创造一个新概念：象态（包括证态），产生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在气血津液-内环境象态理论中，由于人体结构与功能的客观性，作为认识这种客观性的不同认识之间必然存在着共同性，如下第二章所述，首先分别讨论了气血津液的结构与功能、内环境的结构与功能，再把中西医的共同点融合为象态，扬弃了他们的差异。而中西医结合学派则不同，在罗列了中、西医的不同认识之后，他们以西医为参考系，把中医理论解构，分别寻找气、血、津、液的西医解释，抛弃了中医的理论构架（即不能够用西医的理论解释气、血、津、液之间的联系），因此，结而不合。在病证结合模式中，以西医为参考系，在确定西医疾病的前提下，再按照中医辨证论治，分为几个证型治疗，同样抛弃了中医理论构架，中西医结合学派不能用西医病理机制说明证型与证型之间的联系，即证型既不能在西医理论体系中流易，也不能在中医理论中流易。这样研究的结果，传统中医与西医都不接受。所以，结而不合。 中西医结合学派没有创造自己的原基概念以及自己的理论构架，而是以西医为参考系，运用西医的概念与理论构架研究中医，在临床治疗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研究是必要的，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他为中西医融合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打下了融合的科学基础，功不可没，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融合仅有一步之遥。 张慈安在“痰浊与肿瘤微环境的相关性探讨”的结语中说：对于肿瘤微环境的研究是西方医学从以往着眼于单因素或指标对肿瘤细胞的影响的微观研究思维方式向着眼于肿瘤细胞与其宿主互动的系统宏观研究思维方式进步的一种探索。肿瘤痰证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虽然已获得初步的成果，但依旧缺乏肿瘤痰证的特异性的客观指标以及系统的现代理论支持。研究肿瘤微环境与中医痰浊的相关性，不但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肿瘤的生物学特性，寻找可能的治疗新靶点，而且有可能通过寻找二者共同的物质基础，阐明中医肿瘤“痰本质”，构建新的中西医结合抗肿瘤治疗理论框架，成为中西医结合抗肿瘤研究的新切入点。 这一段话说出了近代西医与现代医学的区别，中西医结合学派的不足与期待。近代西医对于疾病的认识局限于单因素、单环节，不注重疾病与外界环境的互动，例如微生物致病与抗生素的运用，对于感染病的防治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对于诸如肿瘤、代谢综合征、风湿性疾病、脑卒中、心梗、多器官功能障碍等等多因素、多环节，与外界环境互动的疾病，按照单因素、单环节的思路，企图寻求某个疾病一个关键分子，或者一个关键环节，所谓的“特异性客观指标”，寻求针对这个“特异指标”的治疗方法，在实践中没有成功。疾病往往是一个复杂系统，区分为许多不同的阶段，即不同的病理状态，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状态可以具有无数变量，判断系统的状态只需要少数几个变量，而不是只要一个变量。所以，对于一个复杂疾病这样的复杂系统，寻求所谓的“特异性指标”，把宝压在某个特异性分子上，仍然是近代西医机械唯物论的思维模式。中西医结合学派抛弃疾病、证的临床表现，以及临床表现的发展变化过程，试图寻求一成不变的特异指标，恰恰是抛弃了中医整体、系统认识疾病以及辨证论治的精髓，也与现代医学、系统论的精神背道而驰。把疾病看做多因素、多环节，与外界环境互动是系统论、现代医学的思维模式，中西医结合学派以西医为参考系研究中医，实际上是近代西医为参考系，而不是以现代医学为参考系；以现代医学为参考系研究中医与西医，才能够建立起作者期待的“系统的现代理论支持”。气血津液-内环境象态、证态、稳态理论，正是中西医结合学派期待的系统的现代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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