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自明朝万历年间西方科学及医学相继传入中国,才有了中、西医之分,中、西医经过了汇通、结合、融合三个阶段,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经过将近400多年的历程,中西医融合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阶段。中西医融合是必然发生、发展、完善的过程,时时刻刻都在自然地、潜移默化地进行着。 (一)中西医汇通 大约在明朝万历(1573—1619)年间,当时有意大利人利玛窦著《西国记法》传入国中,其中一部分是叙述神经学的,可称为西方医学传入我国第一部有关医学的书。天启元年(1621年)日尔曼人邓玉函来到我国澳门,作了第一次解剖术,继又译著成《人身说概》二卷,天启二年(1622年)意大利人罗雅谷来华,经澳门遍历绛州、开封、北京,译著《人身图说》。还有其他许多西方学者的著作,其中的一部分或者大部分涉及到医学。这一时期凡西方医学的解剖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药物学等,都逐渐渗入我国,开始中、西医汇通时代。王宏翰认为西人所谓水、风、火、土四元素说,与中国五行学说相似,便拿来与中医的太极阴阳之说加以汇通,还以胎生学阐发命门学说。王学权则认为《人身说概》、《人身图说》等著作中介绍的解剖学知识,可补中医学之不足,但也有不足之处,要“信其可信,阙其可疑”。在这一时期,张景岳的著作《类经》中所列“藏象专篇”有没有受到西方医学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同时代稍晚时期的汪昂及金正希认同“脑主记忆说”无疑来源于西方医学,此后藏象学说不断受到西方医学的冲击。解放后,上世纪60年代在中医界曾经讨论过中医理论的核心是什么?老一代中医都知道《伤寒论》是中医的必修课,是中医的核心理论,但是,当时大多数学者的意见认为:藏象学说、经络学说、阴阳学说等是中医理论的核心。在编写全国统一中医学教材时,确立了藏象学说为中医学的内核,藏象学说占据了中医学的统治地位,显然这受到了西医解剖学的影响。 19世纪中叶以后,西医大量传入中国 ,传教士的到来,西医书籍的翻译、建立西医学校、医院、吸收留学生,迅猛地冲击了中国的传统医学。面临这一严峻局面,中医界中出现了分化,一些人认为中医学已尽善尽美,毋须向别人学习;另一些人认为中医学一无是处,要全盘接受西医学的内容。中西汇通学派则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 ,必须吸取西医之长,为中医所用。但中西汇通派在具体认识和方法上也很不一致。 唐容川是中西医汇通派较早的代表,他认为中西医原理是相通的,中西汇通主要是用西医印证中医,从而证明中医并非不科学。即使西医的生理解剖学有自己的特点,但也超不出《内经》范围。因此虽然唐氏也说:“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但实际上并不能真正中西汇通。朱沛文认为中医“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医“专于格物,而短于穷理”。中医的弊病是玄虚,西医的弊病是僵固。在具体方法上他主张中西汇通要通其可通,存其互异。恽铁樵认为西医重视生理、解剖、细菌、病理、病灶的研究,中医则重形能、气化及四时五行等自然界变化对疾病的影响,中医可以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但结合的基点是以中医为主。他还认为中医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囿于《内经》,必须超过古人,不以《内经》为止境,才能超过古人,吸收西医之长,继续发展。张锡纯以中西汇通思想应用于临床,其特点是中西药物并用。他认为西医用药在局部,其重在治标,中医用药求其因,重在治本,二者结合,必获良效。他的探索,对临床有一定参考价值。 中西医汇通派,是在近代中医学和中医界因西医传入而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产生的一个中医学术流派。他们为了振兴中医事业和维护执业中医的社会地位,主要与“废止中医派”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汇通学派的队伍中,几乎都是谙练国术的中医名家,而缺乏精于西医的新型学者,更没有兼通中西的饱学之士。汇通派医家所接受并真正掌握的西医知识远远不是西医学的全貌,尽管当时的西医还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他们著作中有关西医的记述,大多支离破碎,舛错百出。十分明显,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西医之说不可能和师传庭训的中医妙术占有同样的比重,在他们的心目中,西医远没有取得与中医分庭抗礼的平等地位。 (二)中西医结合(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