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论凤凰涅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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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望很善良，但路还很遥远。
   记得有一个科学家说过：人类认识月球远多于人体的睾丸。

杨鸿智

（3）必须从中医理论自身寻找与当代科学相结合的切入点
中医系统论研究难以推动中医的创新与发展，必须从中医理论自身寻找与当代科学相结合的切入点和可以带动全局的突破口
以中医系统论研究为代表的“寻根”研究方兴未艾之后，人们循着其研究的思路，对中医创新与发展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思考：传统中医学可以超过还原（分析）时代而直接进入系统（整体）时代，它具有超阶段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然而，人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传统中医学的直接观察法与现代系统方法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现代系统论是经过了最近四百多年获得巨大进展的各种孤立因素的研究之后形成的，是与还原论互补的方法。侯灿教授二十多年前就曾指出：“构成论方法（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协同论等）是在分析基础上进行辩证综合研究的方法。”同时，现代科学的构成论是以数学模型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方法，本质上属于科学的实验观察法，与传统中医学的直观定性方法不可比拟。科学发展史也证明，一门科学的发展，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迎头赶上最新发展潮流。但只是在时间上可以压缩，时代可以跨越，而被跨越的时代的科学成就却不可以跨越。因此，中医学并不具有超阶段发展的运动机制。
或曰：发展现代中医系统论可以通过移植西医学和现代科学的实验技术，把还原论思路形成的实验模式加以改造，创造新型的中医实验研究方式得以实现。近二十年来，应用上述两种方式对中医理论进行的现代研究，“乍看起来是登上了科学的‘宝塔尖’，而实则是钻进了‘牛角尖’，甚至陷入死胡同和不能自拔之地。”其研究成果“不但对中医学的发展贡献甚少，对整个医学的发展也毫无意义。客观上，这种研究已经导致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通过上述方式是难以推动中医创新与发展的。诚然，中医学也确实面临着如何与现代科学相结合以尽快迎头赶上时代步伐的学术危机。但通过什么途径与方法来解决，却是值得我们中医界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需要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才能实现。
目前，中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一直处于徘徊的境地，特别是一些重大理论课题面临着重重困惑和迷茫，难以持续和深入下去。其最基本、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医界对《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体系的认识和理解，还相当肤浅、局限。在认识十分模糊，还未把握其科学内涵和关键环节以及中医理论尚不具备充分吸收现代科学技术的内在机制的条件下，即盲目地接受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西医学和现代科技“信息”，从而使中医理论逐渐丧失了自我意识和主体地位。令人欣慰的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医理论的创新研究只有在整理研究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为中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准备好赖以站立的“巨人的肩膀”之后，才能有所作为。同样，中医学也完全能够同现代科学结合而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其途径和方法也只有一条，那就是必须下大力气从中医理论体系自身寻觅出其内部所蕴含的某些带有本质性的规律，寻觅出隐藏在深层的某些固有规律，以符合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和特点的思维方式，统帅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各种环节，严密审视研究起点，充分验证具体细节，然后付诸实际，这样就有可能从中医理论自身寻找出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切入点和可以影响、带动全局的突破口。否则，在对中医理论错误理解的前提下，生拉硬套，牵强附会，一味地用所谓的最新学科理论对中医学进行“套改”，势必导致中医自身学术体系的丧失和理论整体性的削弱，也必然会造成对中医理论的干扰、扭曲。而一旦忽视中医自身主体性理论的建设并尽量抛弃自己的传统，力图向西方科学改弦易辙，其后果自然是严重的。
http://www.chinesemedicines.net/xwzx/ReadNews.asp?NewsID=17308&BigClassName=%AD%F0%BA~%BD%D7%BBy&SmallClassName=%AD%F0%BA~%BD%D7%BBy&SpecialID=0
2 皋永利的意见（《中国中医药报》2005-6-14 14:19:19）
中医系统观不同于现代系统论

现在中医界有一种认识误区，即把中医的系统观与现代系统论等同看待。笔者认为有必要将中医系统观与现代系统论作一比较，以明确两者的异同。
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三百年的时间，世界自然科学遵循的研究方法是以分析、还原为主，即还原论统治着科学的思维。在此三百年间，世界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分析、还原方法对微观世界的研究，人们对自然界的众多事物和现象获得了本质的认识，使许多科学问题得到了解决。可以说，还原分析的方法打开了通往微观和细节的通道。正是由于还原分析的运用，才有近代科学的发展，才有近代医学的出现。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科学实践发现自然界里有一些事物和现象是以系统存在的，许多问题用分析、还原的方法已不能给出答案，于是，一般系统论诞生了。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不能忽略，那就是系统论是在分析还原的基础之上提出和形成的，是对还原论的辩证否定，而不是对还原论的抛弃。系统论面对的“系统”基本上是一个白箱，系统的内部结构是清晰的。
中医系统观则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提出的，它是基于整体观而对中医学特征和规律的概括。中医的整体观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形成的，它没有经过分析还原时代，一开始面对的整体或者说“系统”基本是一个黑箱，系统的内部结构尤其是解剖基本上是模糊的。按照现代系统论的观点，“系统”是要素关系的整体。在一个系统内，要素是基本的，不能明确了解要素的结构和功能，就无从去谈要素的关系。更何况系统内又有层次之分，深层次的系统和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就更无从谈起。“系统功能大于要素功能相加和”，要体现系统的这一基本特征，就必须对要素功能做出量的规定，因为各要素功能的量如果是未知的，系统内要素功能的相加和也就无从求出，“系统功能大于要素功能相加和”就不能求证和体现。这对中医来说还是难以做到的。
祝世讷教授在其《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思路与方法学》一书中评论道：“现代系统论思维是以还原论思维为基础，在对还原论思维的批判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吸收了还原论思维的合理因素，用全新的内容弥补了还原论思维的缺陷，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医学的系统论思维没有经过还原论思维的发展阶段，缺乏对人的还原研究的必要基础，虽然没有陷入还原论思维的局限，但是也没有得到还原研究的支持，难以冲破整体论思维的束缚。”
明确认识中医系统观和现代系统论的区别，进而客观评价中医的优势和不足，更有益于我们端正对中医现代化、客观化、微观化研究的态度。
3 丰广魁的意见（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医院）
“现代化”的帽子戴得要“得体”——中医药现代化杂谈
用西医方法去研究中医，在现阶段还未见到能够与中医理论“无缝焊接”，还仅停留在解释补充上。有人把分子生物学看成了中医现代化的法宝，还有人认为复杂性科学、系统论的论述与中医理论十分相近，以此来研究中医就能使中医现代化。岂不知这些理论对中医的研究是“喻”，而不能“替”；只能“饰”，而不能“改”；只能说明中医理论有科学性，而不能以基因调控去替代阴阳学说，系统论永远是系统论，不会成为中医的理论之一，只能认为中医的整体观符合系统论的精神是科学的，而不能认为中医就是系统论，系统论就是中医。近年来中医现代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中医何去何从的确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能不能按照中医自身固有规律去发展，不讲名之大，只讲实之有，努力去“退耕还林”，让中医自己走好自己的路呢？但愿能不再看到揠苗助长。
（二）正方：系统论有助理清中医发展思路
1 周东浩的意见（《中国中医药报》2005-3-9 15:10:59）
用系统论思想指导医学研究是中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系统论可以给我们以方法论上的明晰认识，重新理清中医发展的思路，这就是系统论研究的意义。用现代的系统论思想指导医学研究，研究每一个病、每一个证，研究药物的使用，反思和发展中医的理论，这是未来中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曾经看到过两种反对中医系统论的说法，一种说：“现在的系统论发展还不完善，还处于学科的幼年期，自己都陷入危机了，还能指望它来发展中医么？”言下之意是说不是中医的“系统”不行，而是现在的“系统”不行，中医的“系统”高于现在的“系统”；另一种说：“真正科学的系统论,其产生的土壤正是现代科学”，“中医充其量有点朴素的系统思想，而朴素的意思其实就是落后”，所以“系统论和中医不相容”，“中医所谓的人体系统不过是忽略局部构造或对之视而不见的‘笼统’(有人说是黑箱)而已”，似乎是说现代的“系统”先进，中医的“系统”落后，现在的“系统”高于中医的“系统”了。
两种观点看似截然相反，但是所犯错误的实质却是一样的：那就是混淆了哲学方法论范畴的系统论和科学意义上的系统论指导下的医学的区别。从哲学上看，中医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整体动态的研究方法确实存在一定的缺陷。阴阳的“模糊”、五行的“僵化”，比起现代意义上的立足于严谨的数学和逻辑基础上的耗散、协同、混沌确实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的“系统”不如现在的“系统”是对的。所以要以现代的系统论去取代古代的阴阳五行，要研究中医系统论，要搞清楚现代的系统论和古代的阴阳五行说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不进行这些研究这个更新换代的工作就做不好。应该说，中医系统论前辈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做得相当完善了。
阴阳五行的哲学虽然朴素，可是古老的中医用它来总结实践经验，建立起一套完整、系统而且行之有效的理论，这套理论中所包含的很多古人呕心沥血所发现的系统规律，却是现代的系统论和现代的西医理论里所没有的。所以从医学上看，古代的中医“系统”又超出于现代的“系统”。您可以说它“笼统”，可以说它“缺乏必要的分析”，甚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是这些规律历经几千年中医临床实践的检验，至今仍然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这些规律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些规律到现在也还没有被阐明，为什么用尽了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手段，却连古人在落后的条件下所创立的理论也解释不了？而这些理论所描述的事实不过是我们习常所见，相信几乎每个人都曾经对它有所体验。但为什么解释不了呢？
懂了系统论，才知道中医的方法和西医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两套方法。用西医的“还原、分析、实验”这些所谓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其实是最大的不科学。过去几十年的中医现代化走的恰恰就是这条错误的路，由于缺少方法论上的清醒认识，总想把中医的阴阳气血归结到哪个分子、哪个部分上，自己的优势看不到，盲目搞尖端，动不动就在基因、循证上做文章，西医喊什么，中医就跟什么，而对于西医明明很明确的一些解剖和其他切实的知识却又畏之若虎，仿佛一旦接受了中医就不是中医了，这其中的矛盾委实让人费解。“笼统”的我们要使它精细，“模糊”的我们要使它明晰，“落后”的我们要使它先进，“僵化”的我们要使它灵活，用现代的系统论思想指导医学研究，研究每一个病、每一个证，研究药物的使用，反思和发展中医的理论，这就是未来中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然系统论只是提供一个整体动态的视角，我们要用这个视角看人体，研究健康与疾病发生发展的系统规律，而不是以系统论概念来对中医概念进行简单生硬的比附。

杨鸿智

2 驳“关于中医系统论研究思路的反思” （作者不详）
中医现代化的关键是把系统论贯彻到具体的医学研究中去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会向着系统医学这个方向发展
拜读了张君的宏论，感到张君的反思还是比较深刻的，但我不同意张君最后的结论：“系统论完成了对中医科学性的解释以后就应该寿终正寝，用它来发展中医，此路不通。”张君的论证问题出在哪儿呢？下面我用引用点评的方式进行逐条的反驳：
张君说：“中医系统论研究是经学式研究方法的变形，……其意义除了使人们对中医学的科学性坚信不疑之外，实用价值却不大。因为这种逻辑上的求同比较对一种需要变革的学科来说，其促进力是软弱的。”
中医陷入目前的危机，不但不是研究系统论的错，反而是不懂或者是半懂系统论，没有在实践中坚持和贯彻系统论的原则方法。中医系统论研究不可能总是停留在哲学的层面上，中医学研究者应该自觉地把这些哲学的研究成果贯彻到医学科学的研究中去，发展系统论指导下的医学研究，把中医所发现的人健康与疾病的系统规律进一步深化细化，或者发现新的系统规律，等那些规律发现出来，实用价值就大了！哲学层面的中医系统论研究只能算是第一步，医学层面的系统医学研究——也就是把系统论的方法贯彻到具体医学问题的研究中去——这是第二步，是上一步的有机继续，系统医学现在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目前的能力当然有限，但是它的潜力却是非常大的，难道因为婴儿目前“实用价值不大”就随便抛弃，让其“寿终正寝”么！！
中医现代化由于缺少科学的方法论指引，而陷于迷途！发展中医系统论不只是为了未来的医学设计，更是为了解决现实存在的中医现代化的方法论困境问题。古代的中医在那么简陋的社会条件下依靠这套方法建立起了辉煌的理论，现代的中医却在科学的辉光下迷失在西化的陷阱里裹足不前，甚至连古人的理论也理解不了，难道是现代的发展水平还不如古代了么？！不是的，这是由于方法论的背离造成的。中医系统论就是顺应这种现实的要求而产生的，发展中医系统论和系统论指导下的医学是时代的需要，而不是超越现实的空想。现实的各方面条件都已经具备，唯一缺少的恰恰是方法论上的清醒认识。
中医系统论也并不是象您所说的那样只是深刻阐明了中医方法的科学性，同样，对中医、西医的不足也都有很深刻地剖析，不只是求同，也在辨异，对中医的不足根本不避讳，无论对中医还是西医来说，它都是以一种革命的姿态出现的，怎么能说它的“促进力是软弱的”呢？！
张君说：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只有从中医理论体系自身将目前所存在的理论概念模糊不清，理论之间缺乏严密逻辑关系等问题作出合理、圆满地解决之后，中医现代研究才会有所作为。在此之前，一厢情愿地引进大量没有相当的知识准备和理论素养又难以掌握和理解的（系统论）概念和范畴来解释它们，也许出发点是好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使中医的概念和范畴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和把握。”
张君的反思似乎有道理，其实却是单相思——一厢情愿的想法，没有系统论的介入，“中医理论体系自身所存在的概念模糊不清、理论之间缺乏严密逻辑联系”的问题如何能够“作出合理、圆满地解决”？靠您的啃旧书本的功夫么？靠您的所谓“胃是吸收水谷精微的主要部位”“水液是从阑门渗入膀胱的”的引经据典的宏论么？！呵呵！完全不顾事实，梦想从书本中找出中医理论的原汁原味来，真是可笑啊！就算您啃书本啃过了张景岳、赵献可诸位先辈，不一样要三焦、命门的争个不亦乐乎么？按您的做法，中医理论“合理、圆满地解决”恐怕不知要到猴年马月了，也许只有等着西医来“合理、圆满地解决”也未可知。
理论归根结底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古人对生命和疾病现象的考察，古人在比较低的实践条件下，能创造出这样辉煌的理论，和古人整体动态的系统认识方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古人的理论有很多不准确、甚至牵强附会、迷信的地方，这一点不应该否认。目前中医理论还保持着这种前科学的形态，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把它现代化、规范化是当务之急。可是中医理论鱼蛇混杂，哪些是对的，哪些不对，怎么分辨？是靠引经据典么？！那经典也有不对、不足的地方啊！还是要归到临床健康与疾病现象的考察上来，这才是中医的理论之本，要用整体动态联系的系统论方法研究人健康与疾病的系统规律，资料积累多了，中医理论自然而然就实现了现代化，自然而然就达到了规范和精细的要求，而不必整天抱着阴阳、五行这些古朴的形式不放，甚至要以显微镜找阴阳五行的实质，根本就是乱弹琴！中医的理论是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深入挖掘、广泛继承是应该的，可是掉进书袋里出不来就不对了！
现在中医现代化的关键是把系统论的方法贯彻到具体的医学研究中去，贯彻到具体疾病和健康现象的考察中去，中医系统论没有做到这一点，这只能说是做得不够，应该进一步深化下去，把古人所发现的这些属于人体系统的科学规律进一步阐明，怎么能依此就断定 “中医系统论研究难以推动中医的创新与发展”、 “此路不通”呢？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会向着系统医学这个方向发展，这是必然的，这是由于人体本身就是最典型的系统，系统论是它的最佳的方法论选择，以前中医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建立的朴素理论（虽然也是整体动态的系统研究方法，但研究手段原始，研究水平较低，理论还停留在一个相对古朴的形态）和近代西医在还原论指导下建立的还原医学各自把握了人体系统变化的某一部分内容，但都不够全面，所以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性，目前已经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危机，古代的整体论和近代的还原论必然会被比它更先进的系统论所取代，发展系统论指导下的系统医学是中医西医共同的归宿，这是大势所趋，潮流所向，我对此没有丝毫的疑问，现在看的就是中医西医谁醒悟得更早一些，谁发展得更快一些的问题。这几年西医已经新兴起了一种系统生物学，也讲系统了，但其实还是还原医学的一种修补，西医学的总体框架依然是还原论的，它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它的理论和实践带着还原论特有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受着很多人的诟病，真正的系统医学还在它的认识之外，在这中间，中医还是大有可为的。
在我看来，中医系统论就是中医现代化迷途的一剂清醒剂，读了中医系统论，恰似盲人重安了一双慧眼，溺水的人看见了救援的木棒，它驱散的是迷雾，带来的是光明。笔者认为：只有依靠系统论，才能大力“推动中医的创新与发展”，才能从中医理论自身中找到“与当代科学相结合的切入点和可以影响和带动全局的突破口”——我找到的就是中医的“营卫学说”！

杨鸿智

（三）我们的意见
1 不能把系统论只作为解释中医的工具
我们已经说过，许多有悠久历史民族都有自己经验医学，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我们中国的中医学。经验医学就是将经验直接应用于临床而对医学机制的说明，不是用医学这门自然科学，而是用物质运动的一般理论，即用哲学理论来解释。古代的这种容自然科学与哲学为一体的哲学叫做“自然哲学”从原因到结果之间的一段空白，只能用哲学推理相联系。人们公认，这种理论属“黑箱理论”。经验医学所产生的时代是在人类社会的古代，它所研究的物质对象是人体的整体，它所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理论，它思维方法是朴素的辩证法。而用哲学推理的部分内容除了许多天才的思想以为，必然有一些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东西。2000年后的现在，当我们希望用实验科学和系统论科学来认识中医的时候，会发现，这部分内容是没有部分解释和说明的。如周东浩的文章中就说到：
“阴阳五行的哲学虽然朴素，可是古老的中医用它来总结实践经验，建立起一套完整、系统而且行之有效的理论，这套理论中所包含的很多古人呕心沥血所发现的系统规律，却是现代的系统论和现代的西医理论里所没有的。所以从医学上看，古代的中医“系统”又超出于现代的“系统”。您可以说它“笼统”，可以说它“缺乏必要的分析”，甚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是这些规律历经几千年中医临床实践的检验，至今仍然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这些规律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些规律到现在也还没有被阐明，为什么用尽了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手段，却连古人在落后的条件下所创立的理论也解释不了？而这些理论所描述的事实不过是我们习常所见，相信几乎每个人都曾经对它有所体验。但为什么解释不了呢？”
这里所说的阴阳五行就是的对物质相互作用的一个比喻和推测，就是应该放弃作废的东西，可以用系统论中有关的思想代替。
另外，系统论知识与中医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说明的关系。我们是用系统论创造一个新的医学，不是用系统论来解释中医。因为中医中有许多东西是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推测，这些东西是根本没有办法解释，也没有必要解释的，只有放弃作废。
对于中医的理解，必须要在思想上发生飞跃，在经验科学水平和在机械论水平都不可能理解中医，只有在系统论水平才能理解中医。当然，已如前述，系统论不能理解或者解释中医中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推测部分。更重要的是，系统论对中医不是解释，而是要创造一个新医学。强调理解和解释中医这个说法本身，实际是要保持中医不变化，还是要发挥中医特色。
2 中医引进系统论不是全盘西化
不要把系统论与机械论的实验科学混淆。认为引进系统论就是原来所说的“全盘西化”就是用机械论的现代化改造中医。这其实是对系统论没有正确的认识。系统论与机械论的现代实验医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系统论是对机械论的否定。系统论指导的医学一旦建立，不仅中医没有存在的必要，西医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系统医学是医学的最后完全，是中医和西医两者共同的归宿。
3 医学不是原创科学，不能自然发展
医学虽然有这三个发展阶段，但这三个阶段之间却没有直接的联系。现代西医不是由中国的中医产生的，当然现代西医也不是西方经验医学的产物。同样，后现代医学也不是现代医学的产物。这里提出一个概念就是：医学不是原创科学，医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正是这些学科的发展，它们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向医学的应用，才造成医学的发展，是自然科学由经验向实验科学的发展再到理论科学的发展，促成了医学三个阶段的出现。即每个阶段的医学，是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产物，而不同阶段医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曲折地由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来体现的。那么，各个医学阶段之间总该有点联系吧，这个联系就是：新阶段医学对旧阶段医学的内容，正确的就吸收，错误的就淘汰。
说要从中医理论体系自身寻觅出其内部所蕴含的某些带有本质性的规律，就是说中医的进步要靠中医自己。这表面看好像是说要靠内因，但是，这首先是没有找到中医的内因是什么，在那里。医学的基因在自然科学中，产生中医的那个基因已经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从经验科学通过实验科学到了系统论科学。我们要用系统论这个基因再造一个新的医学。原来的中医已经把自己的基因储存在系统论这个基因库中等待我们应用。至于中医的那个身体，虽然仍旧能够治疗疾病，但是已经不可能再直接产生出一个新的医学了。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说过：“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时间又过去了一百多年，现在的西医学仍然是沿着分析的轨道不断前进，分析知识的积累比恩格斯的时代不知道又翻了几番，可是医学的有机综合仍未实现，试问：中医学，曾经在历史上创造了一次医学综合典范的中医学，能否在新的历史时期，担此重任呢？！如果能把西医的“白箱”和中医的“黑箱”完美的统一起来，最终达到“水晶箱”的结果，那才是系统医学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中医理论凤凰涅磐的时刻。

杨鸿智

四  第219次香山科学会议——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
（一）讨论会纪要
http://www.dxy.cn/bbs/actions/archive/post/2326949_1.html?tpg=70

中医药以中国系统思维为导向，经过长期的发展、积累，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生命科学认知体系和医疗保健诊疗体系。它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也为世界医学科学的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我国曾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且人均寿命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惠及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体系使医疗覆盖率高达85%，其中中医药“简便廉验”的优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年中医药发展相对迟缓，其临床运用受限；随着农村赤脚医生及三级卫生保健网的溃解，中医药的使用在全民医疗保健系统中有萎缩之势。因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是中医药学研究至关重要的一环，是其特色的体现，对临床实践具有普遍的具体的指导意义，因此，如现在还不就已有的中医基础理论进行完善、发展，对其研究方法及方向及时把握、调整，将不利于整个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将会对整个医疗保健体系产生严重影响，也将直接损害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
　　2003年11月18~ 19日，香山科学会议召开了以“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为主题的第219次学术讨论会。会议就我国中医药现状、中医药研究方法和方向、中医药发展目标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对造成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没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举措。香山科学会议聘请王永炎院士、邓铁涛教授、陆广莘教授担任执行主席。60位专家应邀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设置的中心议题有：（1）中医药基础理论的构建；（2）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思考；（3）中医药学在国外的传播对中医药发展及人才培养的启示。
1 中医药学的时代背景、历史回顾及在21世纪的发展
（1）邓铁涛
执行主席邓铁涛教授首先做了主题为“为中医药之发展架设高速公路”的主题评述报告，分析了目前中医药所处的时代背景，回顾了中医理论研究的历史及中医发展的坎坷但一直在与时俱进的历程，并提出今后开展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战略和策略。邓铁涛指出，包括中医药学“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等在内的中医哲学理念，是解决当今世界难题的有力武器，中医药学如能与世界第二次科学革命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医学就会走在世界的前头。我们首先要树立民族自信心，不能什么都“与世界接轨”，而应“与世界双向接轨”，否则永远只能处于世界强国的从属国地位。中国科学家有志气、有骨气、有智慧、有能力，来创造中华民族更美好的未来。邓铁涛列举了一些中医药学虽经历重重磨难，但仍以顽强的生命力不断发展，取得的成果，并主要对中医药防治“非典型肺炎”（“SARS”）情况进行了分析：感染“SARS”死亡率，全球为11%，香港为17%，台湾省为27%，中国大陆为7%，其中广东省为3.8%，广州市为3.6%。广州与香港仅为一水之隔，但病死率存在巨大差异；香港治疗一例“SARS”病人，费用从几万到100万港币不等，而广东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的最贵一例病人仅花费5000元。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就是由于香港单纯使用西医西药。如果我们因为没有拿到冠状病毒测序的金牌就“长使英雄泪满襟”，那中医失去防治“SARS”这块更大的金牌怎么就没有人看见呢！
邓铁涛认为，广州之所以在“SARS”期间一批年青的中医大夫能够于危难之时，承担起如此重任，是与平时的积累分不开的，与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多年重视“四大经典”的复习和亲临广东省中医院带教的全国名老中医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现在中医呈现“泡沫中医”之状，外观五颜六色，实则中空无物，这就不能不提到中医教育的重大失误，即将中医经典做为选修课，而经典讲授老师从不上临床，从理论到理论，中医临床实践能力从何而来？中医临证危急之时勇气又从何而来？再有，根据《医师法》的有关规定，全国约有5万个民间的真正的中医师虽然行医已10多20年，但也不能够再开业坐诊看病，因为他们没有获得中医药大学毕业证，没有医师执照。这样就等于从中医队伍中开除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有经验的中医师，是农村及城市弱势群众的一大损失！
基于以上事实，邓铁涛提出了发展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战略与策略。首先明确发展中医药学的宗旨是为保证13亿人民人人享有医疗保健的权利。具体建议如下：1.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应与临床相结合；2. 深入挖掘中医理论精华，多学科交叉，沿中医理论自身发展规律进行研究；3. 解放思想，在研究方法上走出新的路来，而不要唯西方马首是瞻，禁锢自己思维，硬以有线电话的模式去思考、研究手机的原理与功能；4. 要以科学的哲学为指导思想；5. 对以下五个项目进行重点研究：①中医学术的系统整理；②中医基础核心理论，如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③辨证论治的研究；④中药理论研究；⑤养生保健理论。
（2）李振吉
中国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振吉教授在题为“中医药基础研究的特点与关键科学问题”的专题发言中指出：中医学与西医学在学术形成、理论构建、思维模式、临床实践、药理研究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故中医药科学研究也遵从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李振吉认为，
1）中医药科研工作有以下特点：
（A）基础研究是以临床为基础，不是以实验为基础，因此，基础研究必须与临床相结合，以疗效为评价标准。
（B）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方法并重。
（C）中医研究的方法学应当作为重点领域。
2）目前中医基础研究存在的问题有：
（A）基础研究和临床脱节。
（B）传统方式的研究重视不够，认为不作基础实验，就不够水平。
（C）多学科研究目标思路不明确。
应注意的问题是：
1.　目标：重大理论问题，对临床有指导意义。
2.　基础理论研究要提出“假说”。
3.　两种方法并重，更应重视传统方法。
最后，李振吉指出了中医基础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
1.　辨证方法体系研究：基础与临床结合，以传统方法为主，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打破辨病分型模式，建立新的辨证方法体系。带动基础研究（文献、脏腑、经络、气血津液、舌象、脉象）研究，推动整个临床辨证论治水平的提高。
2.　中药复方配伍规律的研究：通过若干方证对应有效方药的物质基础与作用机理研究，找出有效方药有效成分配比规律及其作用机理。
3.　中药制药工程基础研究，应通过若干环节基础研究，优化制药工艺和制药设备创新，推动中药产业化、国际化。
4.　中医药研究的方法学研究：多学科协作，产生若干新方法，加快科研进度。
5.　关于经络的研究，回答三个问题：人体是否存在经络现象？经络是什么？经络理论在临床上有何指导意义？

杨鸿智

中华中医药学会李致重教授认为：现在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是采用“西体中用”的方法，即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然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一些对其有用的东西。40多年来，中医科研工作，大多以西医的研究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和改造。这种研究的立足点是：不承认中医基础理论之“主体性”，而只承认中医是一种经验医学。这种研究思路对处于“中西医并重”前提下的中医学的主体性发展的可取之处甚少。在此指导思想下进行的中医临床也“日趋西化”，因为“亦西亦中”的教育很难培养出熟谙辨证论治的中医人才，“西体中用”的科研路线不可能为辨证论治注入新的活力。所以中医临床治疗也就必然由以往的辨证论治，因人因地因时制宜，转向辨病论治，对抗治疗。现在只有充分考虑到中医学在《内经》时期是如何形成的，回到中医自身上来，才可能把中医向何处去问题搞清楚。
　　科技部办公厅罗晖博士认为从认知体系上看，中医基础理论体系比较薄弱，有必要完善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她认为现在对中医的发展来讲，应该组织科学工作者就像当年钱学森构建系统科学理论体系一样，对中医的理论做一个构建过程。所以现在应重在发展，而不是对中医的科学性进行过多研究，要把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一个重大的科研工程提出来。
　　王永炎院士指出用还原论研究非线性的对象是不够的，甚至于是不可能的，以前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基因芯片切入到中医证候、方剂研究，没有得到有意义的结果，而用生物信息学、用应用数学技术及哲理数学的方法，切入到中医研究，有希望得到结果。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赵新力教授提出采用继承、借鉴、创新、融合、系统化五种方法来形成中医药学研究、开发、应用的广为认知的体系。应对以下五个方面引起高度重视：1. 方法论：包括已知的和未知的；2. 用系统论认识中医，产生多系统共生的理论集合；3. 形成中医药疗效的自己的并被广为认知的评价体系；4. 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形成分工合理、层次分明、协调一致的研发和推广应用机制；5. 研究中医理论当年形成的过程，古为今用。

二、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与研究方法
　　中国中医研究院陆广莘教授做了题为“唯实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功能目标动力学”的中心议题报告，他引用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唯实”研究进行阐述。陆广莘认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功能目标动力学为：功能：发展中医辨证论治生生之道的实践效果；目标：重建中医主体价值体系；动力：坚持中医养生治病实践必求于本的诊疗思想；坚持中医天人合德健康生态目标的实践医学模式。陆广莘指出中医的唯实论是指：1. 实践第一；2. 从实际出发；3.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4. 实事求是；5. 理论结合实际；6. 有的放矢；7. 讲求实效。他认为在中医理论研究的过程中要坚持：1.　实践论第一，即医学要讲究实践，要讲效果；2. 从实际出发，“究天人之际，通健病之变，成一家之言”；3. 实事求是：人的整体性，人的主体性，人的个体性，生命活动时间不可逆转性等。中西医学在疾病诊断观和疗效观上的区别，就在于西医是向后下外的，中医是向前上内的不同的认知思考方向；4. 养生治病实践必求于本:中医诊断和治疗的基础科学问题有：从粗守形到上守神的诊断观和疗效观；发现和发展人的生生之气自我健康能力和自我痊愈能力；识别利害毒药；聚毒药以供医事；方技者皆生生之具；辨证论治的生生之道；谋求天人合德健康生态的生生之效。同时，陆广莘还指出：今年《实验动物学杂志》改名为《比较医学杂志》，说明动物实验仅是一个参考，因为生命的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规律，因为下一层次的结果不能涵盖上一层次的规律，因此实验和各层次的研究是应该的，可给我们一个启发，可以参考借鉴，但不能照套照搬。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贾谦研究员做了题为“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对中国医疗保健体系的重要意义”的专题报告，指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对临床实践具有普遍的具体的指导意义。中国曾以美国1/160的人均医疗消费而达到人均预期寿命与美国相当的水平，全国医保覆盖率曾达85%。这是由于我国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战略，中医药起了重要作用。2000年，美国医疗卫生总支出1.3万亿美元，但仍有4000万人享受不到基本的医疗服务；对占疾病总数70%的没有理化指标变化的疾病束手无策；美国死亡者中约90%死于医源性药源性疾病而非死于原发性疾病。中国13亿人，不可能效仿美国仅依靠西医学的医疗保健模式，必须依靠中医优势，走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模式。
　　贾谦认为中医学有自己独特的内在规律性和认知体系，其理论研究必须走自己的路。不用处处效仿西医研究方法，不一定要在实质性的细胞层次、分子层次去寻求物质基础，不能单凭动物实验来验证中医理论，这永远不可能有中医理论的发展和突破。脱离临床实践凭空创造一个中医新的辨证论治方法，或将原有的辨证方法组合成一个新的辨证体系，是违反了中医理论产生的客观规律的。“SARS”期间，如果坚持中医治疗特色，大量临床实践、验证，并总结归纳，就有可能继温病学派之后，创立新的中医流行病学理论，继卫气营血辨证后提出新的辨证治疗模式。因此，建议实施中医药振兴工程：重点在加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抢救老中医临床经验、改革中医高等教育模式。主要内容包括：中医药政策法规保障工程；中医药人才工程；中医药科研工程；乡村中医工程。
　　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做了题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思考”的中心议题报告，认为1. 中医科研做了大量工作，做了积极努力，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没有重大突破。为什么呢？中医理论的最初构建是当时对人体的一种简单认知，加上对疾病的大量防治经验和人体的生活经验，以至对自然社会的一个协调，认识到人和社会的协调性之后，认识到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这种理论构架的特点，既有实体本体的内容，又更注重关系本体的建立，它借助古代辩证思维的一种思想，因此只能在宏观上把握。但现在都是用微观的手段来证明宏观的物质基础，用实证的方法来阐明关系本体论的理论构架，用物理学的手段和方法，来证明宏观的认知，所以没有产生重大突破。2. 中医理念并不等同于中医基础理论，中医理论的对象是非常广阔的，当时是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之上，站在天地人的整体上看待人的生命现象。整个辨证论治思想是从非健康状态就开始的，这时人体的平衡态已失衡，但还没达到疾病的状态。所以中医辨证不应局限于疾病范围。3. 中医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形神一体，现在天天拿耗子做实验，只强调了形而忽略了神，这样做实验是永远做不出结果来的。中医研究本身继承就远远不够。
　　鲁兆麟提出以后开展研究的方向:1. 中医理论的突破口应该在临床，而不是在实验室，没有中医临床无法证明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因为实验室的手段是分析为主体的，而只有在临床才有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如果总想靠动物实验寻找药物的靶点，那按摩、针灸的靶点是什么呢？2. 中医研究抓证是对的，因为证既是临床结合病的交点，又是中医治疗的主要手段，还是人体病机的高度概括。因为一个证有多个方，他建议从临床入手，从证候入手，采用Ⅰ类处方，多病种同一证候研究，采用实验室指标和治疗症状学指标来进行生命科学研究，用大样本来处理，观察其对人体生命的调整作用，然后再来进行分析。
　　中国中医研究院潘桂娟研究员在题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走向”的报告中，以建国以来部、局级以上科研课题和科技成果（约3500项课题、1300项成果）调查情况为基础，提出当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内容集中在以下方面：中医脏象生物学本质研究；中医证候生物学基础研究；中医治法生物学机理研究；中医经络现象及本质研究；中医四诊客观化研究。以上大多为中医学的现代科学实证研究内容。因此，潘桂娟认为，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突出问题有：1. 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存在着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倾向,突出表现为对“实证科学”的迷信，对高新技术的盲从，以致无视中医学的客观发展规律，不切实际地追求对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生物学基础的“客观实证”。2. 建国以来相当数量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课题和科研成果，或执西医之道，用中医之术；或执西医之法，用中医之药；或以西医之术，验中医之理，对中医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无所裨益。3. 由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评价标准和立项机制上存在的问题，投标者往往为了适应科研导向，争取科研经费，在学术思路上削足适履，投其所好，或低水平重复。4. 研究方法上将文献研究混同于理论研究；将实验研究混同于理论研究。
　　潘桂娟还提到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上存在缺陷：一是忽视或基本放弃理论思维；二是缺少中医理论思维的主导作用；三是不能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目标与方法的关系。从而提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走向在于：1.。从有利于继承和振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出发，从有利于普遍提高中医临床医师诊疗水平出发，从有利于十三亿中国人民卫生保健的根本利益出发；2. 应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分析50年来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在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问题，理性思考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如何合理而又充分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探索中医学理论自主继承与创新的模式；3. 不能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盲目跟进、套用、照搬西医的新技术和新指标，并以此为进入“现代科学前沿”，而称之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与“先进”；4. 应研究如何继承、完善与发展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问题；5. 应研究中医学理论如何指导现代中医诊疗实践的问题;6. 应理清中医学科研的思路与方法问题。首先应理清认识上的概念混乱。还应认真解析不同性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问题的研究，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上有何区别？
　　同时，潘桂娟提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任务是：1.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项目与成果评价标准研究；2.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全面整理与系统研究；3. 中医学辨证体系研究；4. 中医学思维方式与临床方法论研究；5. 重大疾病防治理论与综合方案研究。最后，潘桂娟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长期发展提出建议：1．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关键共性问题：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科研立项与成果评价系统研究；中医学思维方式、理论体系及其创新模式研究；中医学辨证论治规律、法则及原理研究；中医学预防理论及临床重大预案研究；中医学临床组方、用药规律与法则研究；现代重大疾病中医防治理论与方案研究；中、西医学方法论及临床诊疗模式的比较研究。2．启动中医学理论建设系统工程：启动“中医学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工程”；启动“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基地建设工程”；启动“中医学理论体系继承与创新工程”。
　　中国中医研究院李经纬教授建议：中医基础理论构建与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按传统方法重新研究，提高临床疗效。具体实施办法为：首先对当代医家进行调查研究，应包括老、中、青医家，还有已故名医，约100-200人，只要是能利用基础理论运用于临床的突出病例都作为调研内容；再者，因为明清医案、医话比较清楚，也做一调研，设立一个模式，尽量不要受现代科学知识的影响，确立若干个病证、理法、方药。将以上两个部分的材料，再进行忠实整理综合分析，选题立论，将结果应用于临床，不用现代的，而用传统的方法实践验证，总结推广，然后再考虑、决定要不要用现代科学方法来研究或进行实验研究。同时，李经纬呼吁应给予中医基础理论的基础调研以应有的重视。
　　

杨鸿智

中国中医研究院岳凤先教授做了“中药现代科学化与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的专题报告，提出中医药学发展的根本在其基础理论。中医药学基础理论应在保持宏观优势的同时，再获现代科学的微观优势，从而达到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准确性与精确性共具。中药现代科学化势必促进和带动中医学现代科学化，进而促进和带动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的现代科学化而得到发展。1. 承认中医药学为一门科学，中药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药物。此为中药现代科学化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即吸收现代科学知识而实现现代科学化。2. 中药现代科学化为时代的必然。以微观知识为主体的现代科学环境，为中药现代科学化提供了可能性。中药的微观劣势克服成为可能；具现代科学知识结构的现代人，要求使用现代科学化中药；现代医药法规是以微观知识为基础。故要求中药应当实现现代科学化。3. 中药现代科学化的中心是获取现代科学化中药。4. 不能以中药现代化名义否定中药学。5. 坚持中医药学的自身发展规律即特色，加速中药现代科学化进程。
　　长春中医学院任继学教授认为，中医基础理论是多学科的交叉，早在《黄帝内经》就已包括物理学、数学、物候学、时间医学等内容，现代中医科研不一定要从西医着手，可以通过多学科交融开展。
　　王永炎院士主张：1. 将生物信息学切入到中医研究，主张用字符数学图表达，但是中医许多东西信息学目前尚解决不了，如“神”的问题。2. 中医证候的研究很重要。既要看到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也要看到两者在理论层面的趋同性。3. 中西医现都已认识到，人体这样一个复杂系统应该是非线性的，而且应是用自组织自调节自稳态的一个系统来切入研究。新世纪，中西医朝向着真正在理论层面的结合变为可能，但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运用信息学方法，以证候为主体，探讨与疾病、方剂的相关性。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刘洋教授做了“中医现代研究、发展中的逻辑悖论及对策”发言，认为：1. 应认真研究、正确评价、切实尊重中医学的自身发展规律，用中医学的方法研究和发展中医学；2.　如果人依靠感官就可以效率很高地满足对事物的分辨，就不需要使用仪器。中医通过视觉望舌，已经可以为其辨证提供必要和必需的证据，四诊客观化研究脱离了中医临床实际；3.中药与方剂（复方）是针对中医“证”提出的，而实验室对“证”模拟相当困难，限制了现代分析方法对中药和方剂理论的说明；4.应改变应用西医方法和原理诠释中医的“中西医结合”做法。目前可以做并只能做的是中西两种治疗方法适应证和应用时机的选择；5.中医已经过了飞速发展期，正在成熟期内，这就是目前中医学发展缓慢的本质；6.继承与创新问题：中医是哲学与医学的融合体，具体科学的方法论要低于哲学，不可能用低层次方法论的知识创新高层次方法论的知识，把中医看病治病的优势不打折扣地承传下去是头等大事。7.中医现代研究的低水平重复严重，因为其采用的理论和方法的水平不够。
　　中国中医研究院姚乃礼主任医师认为：1. 中医基础理论不是分空间构建的，随着社会进步、环境变化、科学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必须不断的完善和发展；2. 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必须符合中医自身发展规律。有两种研究方法：传统思维或多学科交叉研究，但现在问题是对第一种方法比较欠缺，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大家在开展第二种研究时，又忽略了中医学自身发展的规律。研究过程中过分强调脏腑的现代功能研究，药物的活性成分研究，这可能会造成中医理论的隔离、割裂、孤立和静止，并且不能完全解释中医特色。3.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应确立主题思想，突出重点，抓住关键。
　　北京泰一和中医研究所王文奎主任医师提出中医学时间性非常强，一病能看“三天”，“昨天”是疾病发生的条件与背景，“今天”是当时的病情和症状，“明天”是疾病的发展与预后。中医不仅要治病，更要改变发生疾病的条件与环境，否则无法从根本上治愈。而且在临床上中医不仅能治缓，更能治急。
　　加拿大留学生胡碧玲指出：西医的产生、演变有其特定的西方背景，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且现代西医在许多方面都碰了壁，说明本身做得不够，有些东西没办法研究下去，许多西方人已认识到西医疗法的不完善，并开始寻找一些其他办法，包括中医在内。如果什么都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的好坏，按西医的模式来要求中医是不合适的。
　　中国中医研究院刘保延主任医师认为：1. 西医基础是形态学的，而中医是功能性的，这就决定了会走两条不同的道路。从整个科技界的发展来看，人类科学发展有三大要素：物质、能量和信息，各自相互依存，又各自发展。从整体论来看，信息就是自我运动状态以及存在的方式。中医理论的构建，就是要完善中医对人体状态及存在方式的研究；2. 中医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就是因为方法论问题，符合中医自身规律的方法学体系还没有建立。
　　北京大学医学部唐朝枢教授认为要保持中医规律，但也要将其放入生物医学这个大环境中去考虑。现在生物医学面临严峻形势，疾病谱发生变化，治疗观念改变，现在不应再争论中医科学与否问题，而应重在发展，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用整合观念来发展自身。
　　中国中医研究院孟庆云教授指出：1. 中医自成体系；2. 中医理论结构有三种：空间结构，中医、西医都研究；时间结构，中医特别强调；衍生结构，人体感受辐射电磁波的反应。
　　西北大学孟凯韬教授将高等数学引进中医，认为可使中医诊断、治疗规范化成为可能。中医现代化在保持中医特色、优势基础上，吸取西医的优点和现代科学的成分，用现代语言阐述中医，以提示中医的科学内涵，便于普及和向全世界推广。
三、中医证候研究方法
　　执行主席王永炎院士做了题为“证候概念诠释及证候因素应证组合”的专题报告，他认为应从中医临床实践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现代多学科知识对证候加以诠释，并提出证候的共性特征在于“内实外虚”、“动态时空”、“***界面”。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医学的精髓，然而证候相关名称与分类亟待规范，否则将影响中医证候诊断的规范化与中医临床疗效评价标准的构建。王永炎认为复杂性科学的引进对于中医研究的思考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因为中医证候诊断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的、***多阶的、可以无限组合的复杂巨系统，用线性研究的办法则无法真正来规范它。
　　王永炎对以前的证候研究做了文献学调研后认为：现在最为重要最急需解决的是证候研究的方法，并提出以寻找基本证候因素，即进行最基本证候分类来作为证候研究的新途径，并提出证候因素的假设，希望能提供给临床医生进行应证组合。因素组合，即将证候进行简化分解，以基本能够覆盖临床常见病证的80%为目标，提取出适当的证候因素，并对这些证候因素的诊断进行规范，然后将这些规范了的证候因素交给使用者，由他们在使用时进行应证组合。
　　湖南中医学院朱文锋教授做了题为“构建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体系”的报告，他提出，因为现在的中医各种辨证方法相互错杂，辨证规律与思维特点未深入研究，按分型难以反映病变的复杂性，证“本质”研究难找到特征性指标，对临床辨证缺乏意义，辨证的主观因素较多，诊断结论差异较大，影响辨证论治的传授和继承及中医诊疗水平的发挥，影响人们对中医学的接受和选择，因此必须对辨证原理与规律进行研究。朱文锋首先提出了“证素”为核心的辨证体系，整合包容涵盖八法，采取多学科综合交叉，通过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合理应用，来揭示辨证的普遍规律和科学原理，并构建起“证素”辨证的信息化技术支撑平台。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田金洲教授认为证候研究无突破的原因可能为：1. 文献研究。难以类比当今疾病条件下证候发生、演变规律及规范诊断标准；2. 临床研究：单病种背景下的证候可能是多个证候的结合，其生物特征并非基本证候的共性特征。生物指标并非证候的对应物质基础，而是机体在某一网络，一定时空下的多层次病理生理反应。单因素或线性分析，尚不能解决证候的有效因素组合爆炸；3. 实验研究：疾病动物模型不能代表人体证候模型，理化指标不一定有特异性。因此，田金洲建议：1. 选好切入点，如血瘀证有较好的工作基础；2. 采取符合中医理论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病证结合，方证对应；3. 传统方法与现代生物技术结合采集信息。
　　成都中医药大学王米渠教授提出中医证候的研究方法，在保持其特色基础上，应大力结合现代科学，从多学科中引出来，借用数理化、天地生，还有文史哲、心理学等，既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又有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自己的思维。
四、经络、针灸理论研究方法
　　上海复旦大学费伦教授做了题为“经络物质基础实验探索的进展和经络实质研究的展望”的专题报告，指出一批从事物理化学、针灸学、流体力学、放射诊断学、解剖学、核物理学、红外物理学、电镜学、生理学以及凝聚态物理学等的科技工作者们在对经络物质基础进行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今后经络的内涵研究可从三个层面进行：进一步探索与经络相关的特异性组织结构，细胞和物质，亦即构成经络系统的各种特异性物质基础；揭示各种特异性物质基础的内在功能，特别是布满与贯穿全身组织脏器的胶原纤维网络；研究各种特异性物质基础内在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由此产生的特定生理作用，以及与经络学说和临床经验所描述的种种经络功能、现象之间的相关性。
　　福建中医药研究院胡翔龙研究员在发言中指出：经络研究非常重要，作为基础研究，探索性是最重要的，经络研究几十年来是在探索中走过来的，因此应该允许探索，而且探索的人员应具备很高的素质，有正确的思路、正确的方法。近年来，经络研究已建立起三个主要方向：经络感传现象；经络脏腑相关和针刺效应现象；经络现象的理化特征和客观解释。产生了一个想法：经络的实质不是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因为它是人体功能调控体系，就会与许多组织结构有关系。经络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十四经的循行路线及人体功能。经络研究如有重大成果，应就在循经上。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是有继承性的，需要长期的积累，所以今后必须保持三个方面的研究，再加强交叉学科的合作工作，还要处理好以下的关系：1. 经络与神经体液调节的关系；2. 宏观与微观的关系；3. 机能与结构的关系；4. 基础研究与临床的关系；5. 继承与发扬的关系。
　　中国中医研究院张维波教授认为中医学是一门以信息提取、信息分析和信息调控为主要医疗手段的医学，具有信息医学的基础特征。十二经脉内联五脏六腑，外络四肢百骸，起信息传递和信息转换的重要作用，是人体维持整体平衡的物质基础。现代经络研究应该搞清楚经络如何进行生物信息传递，维持人体机能平衡，如何将内脏的疾病反映到体表以及针灸如何通过经络作用于远端的特定部位并发挥治疗作用。
　　

杨鸿智

上海复旦大学丁光宏教授提出了针灸经络临床研究思路：1. 既要继承与发扬中医传统，又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提供的一切方法与手段；2. 要在基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开展临床研究；3. 有效的针灸治疗医生与病人之间往往有信息反馈；4. 研究的目的是提高疗效揭示机理。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祝总骧教授提出自己的看法：1. 希望国家将经络和中医基础理论挂上钩，纳入基础理论，建议将中医药基础理论纳入中长期计划；2.　经络研究可望成为中医基础理论的突破口；3.　中医经络的现代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门新兴科学。
　　中国中医研究院刘保延主任医师提出：1. 经络是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络的研究可以大大丰富基础理论的研究；2. 经络的研究离不开穴位，是通过穴位引起内脏的效应；3. 穴位本身是有结构的，它位于一定的部位，有其物质基础，可从其结构差异来研究其本身效应。
　　北京中医药进修学院薄智云教授从腹部经络现象的思考谈了中医基础理论中经络理论的研究方法与相关经络体系的构建问题，并提出一种新的针灸方法：腹针疗法。
　　解放军总医院尹岭教授提出经络信息流假说。针刺感应（经络）是一种信息流，针刺信息的传入靠神经，针刺信息的获取、处理和整合在中枢（脑和脊髓），通过神经、体液和内分泌网络作用于靶器官起到治疗作用。并提出结论：1.神经信息学手段是开展针灸和经络研究的新方法;2.针刺神经信息流的假说如果成立可能是解决“经络”关键问题的新途径。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刘洋教授认为经络是现代科学和西医学不曾了解的人的更高层次的整合和调节途径，经络治疗也是很有效的调理方法。经络研究可以带动生命科学和西医学对人机能的了解，但不要在解剖结构上继续做文章，如果继续应用西医的解剖组织学方法在结构上狠下功夫，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五、中医药学在国外的传播对中医药发展及人才培养的启示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赵新力教授做了“中医药在国外-传播、应用、地位、教育、研究和启示”的中心议题报告，分析了中医药目前在国外的传播、应用情况，并就中医药在国外的研究、教育等给予我们的启示进行了探讨：1. 创造良好法律法规环境，有效保护和利用中药资源，加强中药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中药质量，防止国内恶性竞争出现；同时应及早完善中国自己的中药系列标准和规范，加强市场营销能力，对质量高的道地药材应逐年提价。2. 大力推广中医药理论，正确理解和使用中药,以免引发类似“龙胆泻肝丸”、“小柴胡汤”等中药毒副反应事件。3.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4. 在国外开展中医药教育，培养人才，造福人类。5. 选好主攻方向，加强我国中医药的基础研究。目前美国、越南等国家对针刺麻醉的研究力度较大，并不断应用于临床实践，而我国临床上已基本不用针刺麻醉。国家应重视中医药的基础研究，特别是对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重大研究方向，及时立项和加大支持力度。防止出现中国传统医学渐衰于本土，而盛于国外的情况出现。 6. 将古老的中医药文化继续发扬光大。如何把握好中医药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尊重、挖掘、发展、宣教和利用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当今一大课题。
　　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文树德教授做了“传统中医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试解释这一奇特现象”的专题报告，分析了：1. 70年代以后，中医药在欧美国家兴起的原因：对化学制剂及现代科技带来的污染产生恐惧，出现“回归自然”的潮流；欧美国家期望中医药能解决人体“能源危机”问题；中医药“非线性”思维给西方国家的思考方法带来启示。2. 2000年后中医药在西方国家逐渐降温的原因: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恐惧暂时代替了对污染的担忧；媒体开始出现关于中医药的负面报道。因为：中医药没有给自己在国外创造文化氛围；某些中国中介组织如旅行社强迫西方游人去中医诊所看病，并购买昂贵中药，影响了中医药声誉，造成恶劣影响；许多中国人就在出国前成批购买中成药，在国外对病人说这药是专门为他设计定做的。这样就出现中药“信任”危机。
　　加拿大留学生胡碧玲就中医发展和人才教育情况提出了以下问题并谈了自己的看法：1. 如何保留和发展中医：不能以西医的标准评价和衡量中医优劣，这样会导致不中不西。现应回到中医的四大经典上来，只有继承，才能在此基础上产生、包容新的东西。2. 现行中医教育能否培养出真正的中医：现在的中医教育包括太多的西医内容，用西医的观点来补充自认为不对的部分，这将影响学生学习、吸收中医知识。同时要改革课本，调整课程设置的先后，应先上中医课，后上西医内容。全面改革中医教育，改变中医临床现状。不应要求学习外语，而应加强古汉语的学习。3.　改变有关中医药的法律条文：即《中医药条例》，它规定凡不是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都不能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但最纯粹的中医其实在民间；且执业医师考试包括太多的西医内容。4. “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误区，是完全的西化。中医师开西药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会选择比较容易掌握的方法来处理病人，不能提高中医临床水平。
　　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刘洋教授也指出，几十年来的中医教育是按照现代科技体系的教育模式操作，严重缺乏传统文化的基础和素养，五年中医教育没有使学生明白中医的道理，做硕士博士搞动物实验距离中医更远。临床研究生实践能力较差。中医不同于现代科技和西医，中医的教育自然也就不同于现代科技和西医的模式，应该遵循较为成熟的，有悠久历史的，并确有实效的传统中医的教育模式，竭力营造传统文化的学习氛围，强调师承教育模式的主导性和实效性，尤其要求中医的启蒙教育一定是传统模式，而中学西可以作为继续教育的内容。
　　科技部邹健强研究员提出如何才能将优秀的中医传承下来，现在这种学习的方法能否就可将传统保留下来。现在年青人能否静下心来学习古籍，放着先进仪器不用，而首选古老的中医方法。是否别的学科帮助就是中医的异化。
邓铁涛认为中医师的培养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困难，广州去香港治疗“SARS”的大夫未超过40岁，因为她们坚持重视经典的学习，坚持请全国15个名老中医到医院传授经验。所以并不是要长周期才能培养出人才来，关键是看培养的方法、途径。
　　会议执行主席王永炎院士就几天来会议学术报告交流与自由讨论的情况，对本次会议做了简要的总结。1.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中医学科的建设应该是开放的、大学科、广兼容，主体与兼容结合，它是以生物医学为基础，与理化数学交融，与人文哲学交叉渗透。中医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文化，要防止其单极化；2. 研究应有重点，本次会议已将目光凝聚在证候规范和经络学说的研究。当前弱化了的是传统的方法，然而传统的方法具体应怎样做才既有水平层次，又有可操作性是一大问题。3. 注重求实，包括求真和求异。从方法论的原则上来说，应是实体本体论和关系本体论的结合，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是综合与分析的结合。目前更重视生物科学方法，更重视相关性研究，可能是一个可通的途径。而实证的蛋白组学、基因组学还拿不出好的结果，有待对方法论的进一步探索。关于经络研究，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应该允许继续探索。
最后，邓铁涛教授指出：中医有许多“宝”，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应当努力挖掘”，所以不要轻易说中医不行，应树立对我们民族瑰宝的信心，如果我们把这个中国的瑰宝丢失了，那我们就要犯千古的错误，可以说是千古的罪人。
参会人员名单
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王永炎 教授、院士 中国中医研究院
邓铁涛 教授 广州中医药大学
陆广莘 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研究院
程津培 院士 科技部
唐朝枢 教授 北京大学医学部
王文奎 主任医师 北京泰一和中医药研究所
鲁兆麟 教授 北京中医药大学
田金洲 教授 北京中医药大学
薄智云 教授 北京中医药进修学院
任继学 教授 长春中医学院
王米渠 教授 成都中医药大学
文树德 教授 德国慕尼黑大学
胡翔龙 研究员 福建中医药研究院
费　伦 教授 复旦大学
丁光宏 教授 复旦大学
李振吉 研究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刘　屏 研究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朱文锋 教授 湖南中医学院
陈　斌 副主任医师 华中科技大学
陆付耳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崔　拓 处长 科技部基础司
王长锐 高工 科技部基础司
张先恩 司长 科技部基础司
郑　洪 讲师 广州中医药大学
胡碧玲 研究员 社科院的加拿大留学生
孟凯韬 教授 西北大学
许志强 讲师 浙江中医学院
武夷山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谢益宽 研究员 中国医科院基础所
林中鹏 教授 中国侨联
邹大挺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赵新力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贾　谦 研究员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傅俊英 博士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李经纬 研究员 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曹洪欣 教授 中国中医研究院
潘桂娟 研究员 中国中医研究院
岳凤先 研究员 中国中医研究院
张维波 教授 中国中医研究院
刘　洋 副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研究院
李维贤 研究员 中国中医研究院
姚乃礼 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研究院
刘保延 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研究院
祝总骧 教授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贾海忠 副主任医师 中日友好医院
贾蔚文 研究员 科技部
罗　晖 工程师 科技部
梅永红 研究员 科技部
姜念元 高工 科技部高技术中心
苏钢强 研究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林超岱 研究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郑培永 博士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邹健强 处长 科技部农社司
李致重 教授 中华中医药学会
吴伟康 教授 中山大学
孟庆云 教授 中国中医研究院
尹　岭 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
贺兴东 研究员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杨炳忻 教授 香山科学会议
赵生才 研究员 香山科学会议

杨鸿智

第七部分  中医现代化的尝试——中西医结合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yanggates.51.net

一  中西医结合的思路不合理，结果不成功
中西医结合是我国政府在卫生工作方面的一个基本政策。它除体现了一定的学术思想外，更主要地是体现了国家对中医学的保护政策。几十年来，医学界，中、西医两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最大的成绩是不论在医学界内部，还是在一般的社会领域中，中医都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和尊重。因此，中西医结合方针，在保护中医这方面来讲，已经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但是，在学术方面，这个方针却未取得同样的成功。最突出的标志是，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和临床实践，中西医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宣布：中医和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这种说法，在学术上再一次肯定中医学的地位。然而，一个非常深层的信息表露出来：既然这两个理论体系是完全不同的，相对独立的，那么怎么会有相互结合的可能呢？这一共识宣布了中西医结合思想在学术上的终结。现在，我们再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中医学属早期的感性认识阶段，西医学属第二个阶段，即分析研究的阶段。这两个阶段都是暂时的，是过程，而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通过这两个阶段，使认识产生飞跃，最终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中西医结合，就是要将两个认识阶段结合起来，这种思想在理论上是一种混乱，在实践中是缺乏可操作性。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我们经过了童年、少年、青年、中年、最后到了老年。请设想一下，我们如何可以将童年和中年结合起来呢？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人类对疾病认识的不同阶段，最后，它们都将上升到后现代理论医学阶段。一旦到了这个认识阶段，中医和西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类将只有后现代理论医学这一个医学。但那时候，我们也不能说后现代理论医学就是中医和西医结合的产物。通过对后现代医学的学习，我们知道，后现代医学的直接来源是后现代自然科学，后现代医学不是现代医学的产物。后现代医学的出现是对中医学的否定，也是对现代西医学的否定。当然，这种否定是科学和哲学意义的否定，不是生活中感情意义的否定。
二  相关专家对中西医结合的认识
（一）陈可冀：中西医结合研究与现代科技交叉（摘录）
中国科学院网站
http://www.cas.ac.cn/html/Dir/2005/07/27/13/20/01.htm
受 访 人：陈可冀，中科院院士
嘉宾主持：潘锋，主任记者
陈可冀简历
     陈可冀，男，1930年10月生。中西医结合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4年毕业于福建医学院（现福建医科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荣誉博士。199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200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长期从事心血管病及老年医学临床及基础研究，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治疗心血管病和老年病。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小组副组长，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人事部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典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高级专家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大学医学部兼职教授，北京大学衰老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及中医药现代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香港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学会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协荣誉委员。因“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证效动力学研究”（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研究”（古籍整理金奖），川芎嗪（四甲基吡嗪）及去甲乌药碱（卫生部甲级成果奖）等多项成果，先后获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首届立夫中医药奖，求是奖及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其“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所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为目前中医药领域的最高奖项。为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主持人：
     50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我们现在仍然要坚持“中西医结合”呢？
陈可冀：
     由于中国传统医药内涵非常丰富，真正要把这些非常丰富的传统中医药学继承发扬好，应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包括现代医学知识和方法继承发展起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工作量很大很大，实际上50年还不够，我想再过50年、100年也还不够，需要很多代人来工作。传统医药学是非常丰富的，在这方面当然是自然科学交叉的客观的必然的表现，中西医学又是两种思维不同的医学，难度会更大，所以我想这方面需要我们加大努力，所以最近有一个题词是：“实行中西医结合，发展传统医药学”，是非常实事求是的。
主持人：
     中西医结合相比较单纯的西医和中医，有哪些具体的优势呢？
陈可冀：
     西方医学有很大的进步，可以说日新月异，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病它都有办法。中医药学恰恰很多方面可以补充，有独特优势，但也不是“包治百病”，中医药学是比较更强调宏观和整体的；西医则是强调局部的和微观的，两个互相取长补短，可以更全面；中西医结合治疗比单纯的中医和单纯的西医都好，在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要举的话是相当多的。
主持人：
    过去这些年来，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我们都取得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推广，又有哪些值得总结的教训呢？
陈可冀：
      成功的经验，
我想很重要的一条是：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西方医学很好，但是它不是什么都好，也有很多病解决不了的；中医也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是中医也不能包治百病，也要超越自我，所以中西医两种医学要互相取长补短，重视整合互补的原则，这是一条，这是一个经验，要有这个能力。
第二，要尊重传统医学的理论跟思维原则，因为传统医学注重每个人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治疗，思维模式很好，在这方面西医也重视，这方面不像中医那么强调，所以在这方面需要现代医学理论知识和中医传统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尊重传统医学理论，这很重要。
第三、也要参照现代医学的模式，现代医学遵循"循证医学"的模式，强调要有证据。中医强调个人经验，例如开方子，病人症状一有变化，就加减什么药。个人经验很重要，个人经验怎样变成科学的经验？用循证医学模式，用科学的设计来进行论证，拿出证据，变成一个标准化的模式加以推广，我觉得现代医学的这种模式固然不见得完全全面，但却有很合理的方面值得采纳和探讨。
再有一个原则，就是说要努力实现传统医药学的各种重要方面的中西医结合，要在标准化、规范化以及可重复性等这方面做很多科学研究，比如说我们的很多中药，它有一个采集时间、产地、炮制方法等讲究，中西医结合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实事求是的研究，提出一些科学的依据，保证质量和疗效，所以我想在这些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我想这是经验方面。
主持人：
    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取得了很多进展，我们如何考虑运用现在的科学技术方法，推进我们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
陈可冀：
    我想最主要的一条，医学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人民健康，医学可以说跟健康同行，所以医学的任务就是要提高疗效，防病治病，在这方面能够比较有把握。在这方面我想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要正确地评价疗效，用科学的方法正确评价疗效。现在很多评价疗效的水分比较多，我们不少的杂志中有很多文章，重复性比较差，所以评价疗效需要有科学的方法，需要中医、西医两方面的认识结合起来评价，使西医承认，中医也承认。
    比如说高血压病人，血压高了得降下来，有的高血压病人表现为阴虚肝旺，这个西医不重视，如果西医和中医两方面结合起来，评价就全面了，就是病证结合。怎么正确评估疗效，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做工作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在这个基础上，来提高疗效，想尽各种办法；怎么样提高疗效非常重要，不仅是在传统的基础上传承，而且要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我举个例子说，比如中药青蒿，从青蒿里面提取青蒿素，在过去70年代觉得很普通，现在看起来很了不起，世界卫生组织确认青蒿类药的药物是有效的治耐药的恶性疟疾的抗疟药，并建议在全世界都规范种植青蒿，以满足需求，因为青蒿的资源不够，这是很不简单的事，全球都承认。而且很明确的一条是，青蒿素的作用环节在哪里，人们都很清楚了。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陈竺院士的工作，他从砒霜里开发三氧化二砷来治疗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的效果很好，其治疗作用的靶点很明确，所以这是一个创新性的成果，国际上都很有影响。因此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方法，包括现代医学的知识跟方法去发展它；还有中医基础理论，以及疗效机理的研究，也需要很好的研究，应该与当代科技进步交叉，比如说基因组学的发展，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的发展等等，各方面要结合起来，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在研究中医基础理论方面都需要结合这方面的工作。

杨鸿智

主持人：
　　中西医结合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如何？
陈可冀：
      国际上发展趋势是这样的：在全球来说，因为对传统医学认识不够，不太认识它，因此更多的比较重视现代医学。在中西医结合这一环节，中国做得比较多，印度也做得比较多。1981年我到印度去，参观了十几个以传统医学为主的医院。那时候，他们就在搞印度医学和西方医学的结合，他们国家也有国家级的结合医学方面的杂志，印度的卫生部长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杂志。
　　美国跟欧洲现在也比较重视。美国现在大概有十几家大学，建立了这种研究传统医学的类似“中西医结合中心”。但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开展得比较晚，美国直到1994年才有国际性的结合医学杂志出版，杂志报道一些他们在这方面的进展。在这方面，他们比较重视天然药的研究，也重视针灸的研究和镇痛的研究。但要联系到中医这么个丰富的内涵研究，还差的很远。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因为美国人对我们中国传统医学的认可，例如科学性的认可程度还有距离。他认识也不够，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懂中医。像我们学中医学了几十年，我们对中医是有感情的，我们认为中医是很了不起的，很美丽的，我们往往要为之而动情的。但外国人就不一定，他们很现实，能治病，可重复，我就承认。例如开发一个药物到能够运用到治病中去，需要相当长的过程。我们开发一个药要八年到十年，我们最近开发了一个药，经历了三个五年计划，现在才准备生产。因此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要求你解决问题，他比较实际。从这方面比，当然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还有距离。
主持人：
　　当前，包括未来这50年，我们国家中西医结合研究应该关注哪些重点领域？
陈可冀：
    我觉得疗效是值得我们多加注意的问题。医学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疗效还是最主要的。第二，要研究中医的基础理论，还有就是它的作用原理，这是应该进行很好研究的，因为你如果不很好地研究，还是一笔糊涂帐，糊里糊涂的不知道怎么个道理，这怎能被国际上所接受呢？针刺治疗为什么被国际上所接受，很快得到立法并推广，我想主要是提高疗效并探究了其作用原理的缘故。特别是西方医学，如果它的治疗效果不好，而我们有办法，就更好了。因此，一个是提高疗效，一个是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归根结底还是这两个。
主持人：
    不久前，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作了一份有关结合医学这方面的调查报告，您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陈可冀：
      我们于2002年接受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达的一个任务，这个课题就是结合医学在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调查研究。这个课题的负责人是我，当时我们从发出的调查问卷中收回12000多份。国家要求我们弄清楚这个问题，来做了一些调查。这个调查分了好多方面，一个就是公众的认同程度。对于中西医结合医学，公众到底怎么认同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在我们全社会，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认同的。据我们调查结果显现，大约70％～80％的人喜欢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治疗疾病。这个调查是比较全面的，比如说广东省中医院，他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医院，他一天的门诊量将近一万人，而且管理得有条不紊，老百姓愿意有病到这儿来。
主持人：
    以下一些网友有问题要问陈院士。
网友：
　　尊敬的陈先生，有一个报道是关于您在今年5月份举行的香山科学会议上说，应充分利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知识和方法，继承和发扬中医药精粹，提高诊疗效果。您眼中的中医药精粹都有哪些，他们与西医的哪些东西可以结合在一起，怎样结合？
陈可冀：
　　中医的精粹有这么几方面，一是中医对一些病的临床疗效。第二，中医基础理论。中医的理论很多我们现在还不太理解，因为它所说的词汇比较古老，比较生涩，不容易被大家所理解，但实际上他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怎么还原成现代的语言和理论，被大家所接受，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继承和发扬。
网友：
      陈先生，您认为，持中西医结合理论的医生，应该是以中医的理论来分析西医的问题呢，还是以西医的理论来分析中医的问题呢？
陈可冀：
      我觉得都可以用，但是可能有不同。每个临床医生的经验不一样，所接触到的病人也不一样。病人到你这里，到中西医结合医生这里来看，常常是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单纯的中医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希望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最好是以中医的思路为主，以中医的角度想办法，同时采用一些西医的角度来考虑。比如治疗高血压病，我们一方面考虑到病人的整体症状，用中医的一些辨证方法来确定他是什么病，采用中医的方法来治疗，也考虑到他血压高是包括哪些因素，现代的理念用什么方式更好，结合起来来考虑，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不是单纯的，有交叉，所以跟传统的中医有点不同，跟单纯的西医也不一样。
网友：
　　在不同的文化间，如何能使一个人成为一个合格的中西医结合人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人才是怎样培养起来的，是先从中医入手还是先从西医入手，而中医和西医两者对病人理解是不一样的，怎样建立一个中西医结合的人体观和病理观？
陈可冀：
      你这个题目问了很多问题，关于中西医结合很多问题几乎都问了。问题是这样的，作为学生，我觉得从中医开始或者从西医开始都可以，从现代医学来说，你刚才说解剖学、病理学这个也是需要的，中西医结合医生来说也要有所偏重。有的人知识偏向于中医，有的偏向于西医，还是有不同的，我们培养研究生也是这样，有的医生偏向于临床型的，有的偏向于研究型的，这个是允许的，有不同的类型，但是作为中西医结合的医生，希望他中西医这两门的知识都很扎实，知识面都很广，这是一个问题。
网友：
　　怎样建立一个中西医结合的人体观和病理观呢？
陈可冀：
　　我认为，既从中医的角度，也从西医的角度认识它，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变成一个新的理念。这还不够，我们怎么把两者结合，微观跟宏观，整体跟局部结合起来，现在有一定的进展，但是还是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有很多工作，工作量很重的，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说中医的脾，它可能包括很多方面的问题，包括消化道、内分泌素，这些知识跟中医的知识怎么融合，这方面的问题还是比较多，需要联系生命现象，以及人体的结构，这些认识需要很多学科很多知识去整合，需要相当的时间，需要不同学科的人一起来工作，来合作。
网友：
      我是一名正在经历临床实习阶段的中医院学生，我所学习的医院里，西医大夫不用懂中医就能治病，中医大夫必须要懂西医，中医用西医的诊断方法作为望闻问切的补充，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进行诊疗，而西医大夫很少以中医的理论和方法参与到他们的诊疗过程当中，这对中西医结合事业有什么影响？现在总是说中医界山头林立，壁垒森严，中西医结合怎样在现有的中医和西医两个阵营里走下去，还是独辟蹊径，单独培养人走中西医结合的第三条道路呢？
陈可冀：
      我想西医开中医方子，没有学过中医，就根本不是一个中医，他开方子是作为一个药来开的，不要把他看成一个中医，不是那么回事。对于学习中医，有条件的西医学些更好，西医转而从事中医药工作的，更要求他学的。对这方面的要求，中医和西医还是有区别的，这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中西医结合是吸取中西医两者的优势，叫做优势互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他们两个优势来做。中西医结合应该是取中西医的长处，优势互补，实际上是另外一条路。我们取这个优势，取那个优势，就可以做出很多成绩。所以中西医结合实际上是另辟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