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杨振宁指点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和《易经》结合没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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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杨振宁教授说几句话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杨振宁先生，您是中国人的骄傲，是我崇拜的偶像。但是，您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误。离开了物理学，您也许就离开了大师的太师椅，来到我们中间，一起做历史老人的小学生；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试卷面前，我们可能都不及格。既然我们都热爱中华文化，都关心中医，我们不妨“童言无忌”地议论一番。
　　《周易》的起源也许很久，有伏羲划卦的传说，也有《连山》《归藏》的记载，但是我更相信杨荣国先生《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说法，即《周易》应当成熟于商末周初。巨大的社会变革，个人荣辱的经历，使商代移民之中聪敏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潜龙毋用”、“亢龙有悔”，看到了世事的变化无常，了解到万事万物复杂的相互联系，因此有了以64卦为模型的“唯物辩证法”。
　　首先，请允许我犯一个比您还大的错误，猜一猜古人对世界本原的认识。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无论是《易经》的太极说，还是老子《道德经》的道本原说，都不是唯心主义的命题。过去为了不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相提并论，我们一直不敢承认我国古人对于世界认识上的辩证唯物观，只是谦虚地说阴阳五行是朴素的辩证法、朴素的唯物论，老子的道本原是唯心主义，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古人就很聪明，营造了一种宽松的学术气氛，因此才有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周易》、《老子》对世界本原的观点，与现代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几乎完全相同，完全基于物质世界自身的演变规律，并无精神第一位、精神决定物质的思想。当大爆炸的初期，物质的密度和温度都非常高，许多原子元素尚未产生，世界几乎就是《易经》所说的天地未分的无极、太极状态，也就是老子所说的“道”。世间万物，有生于无、无生于有。“无极”、“太极”、“道”是宇宙起源、有无相生的“理论母核”。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阴阳），两仪生四象（四季），四象生八卦（变动的基本生活条件、基本物质），八卦定吉凶（成败），吉凶成万物”。这一理论完全基于辩证唯物史观，是非常完美的关于世界起源、发展、变化的学说。《易经》这一学说与老子的“道生一（太极），一生二（阴阳），二生三（天地人），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的理论是完全一致的。过去认为，老子的“道”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唯心的，其实不然。“宇宙大爆炸”之前是一种什么状态谁能知道？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生于有，有无相生”，宇宙大爆炸之前就是“道”，就是“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是似乎有，又似乎无，介于有和无之间忽变的瞬间，这其间哪里有唯心的成分？这是多么科学的假说，这是多么先进的大智慧！中华民族一切传统的学问，都是基于这种辨证唯物的基础之上的理论。中医关于“阴阳之中复有阴阳”，阴阳无限可分的观点；关于“三阴三阳”、阴阳之内阴阳之气有多少的量的不同的观点，都是伟大智慧的结晶，甚至是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所没有揭示的规律。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不能指导中医辨证论治，不能给中医提供探索未知领域的思想法则，这就说明了它的局限性。
　　您为什么认定中国古代没有演绎法呢？发展是演绎，应用也是演绎。先秦诸子的著作虽然充满了故事，而这故事正是他们演绎古人理论、教育后人、解决现实问题的模板，这不是演绎吗？章学诚先生说：“六经皆史也，先王未曾离事而言理。”六经都是演绎古人理论的教材，“案例教学法”不是工商管理硕士MBA的主要方法吗？案例教学就是演绎。《内经》的理论是经典，像六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一样，一切后世的理论创新都是对《内经》理论的演绎。张仲景《伤寒论》的经方是来源于归纳、总结，而后世对于张仲景方药的继承发展、灵活运用，哪一个不是演绎呢？
　　您怎么证明古语起源是双音节的呢？古人造汉字是为了记事，而最早的记事是“结绳记事”，长此以往，年长日久事多之后，记的事就容易忘记，因此黄帝命仓颉造字“以代结绳之政”。一个结，造一个字，每一个特殊的事物都有一个对应的汉字，形音义完美结合，“汉字”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是多么智慧的创造！
　　定性定量分析的化学方法，真是最先进的方法吗？是惟一正确的方法吗？能用这种方法说明、指导中医应用中药吗？中药无疑是中医能够自立于世界的最重要因素，连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等也主张“废医存药”。最近还有人认为中医是用错误的理论指导了正确的用药经验。尽管在解放前就对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研究，也提炼出麻黄素、黄连素、青蒿素、丹参酮、人参皂甙等不少疗效卓越的单体，但对于揭示中药方剂治疗有效的原因，以及指导中医临床使用中药复方，还有很远的距离，甚至还根本未入其门。一方面，单体不仅不能等于原药，更不能取代复方；另一方面，定性定量的化学分析方法，根本无法说清楚一包中药经过煎煮，什么成分煎出来了，什么成分没有煎煮出来；煎煮出来的成分占原药含量的多少，各种煎煮出来的化学成分相互之间发生了哪些化学变化，生成了哪些新物质？简直是面对一团乱麻，无从下手。再加上中医用药十分灵活，加减变化随时都会发生，调整用量、改变配伍、适当炮制、引经报使等都是中医经常做的事情，这更增加了分析的难度。可以说一直被现代科学奉为神明的定性定量分析，在极为复杂的中药面前失灵了，简直是“百无一用”的摆设。这是“现代科学”的幼稚无能，既不能说明中药汤中有什么成分，也不能说明是如何吸收、起效、代谢的。有的人不说现代科学“无能”，却指责中医不能自己阐明汤药的成分、吸收代谢过程、量效和构效的关系。笔者认为，也许正是因为中药成分的复杂和含量不纯，才构成了中药的安全性，以及它润物细无声似的调节治疗作用。试想，假如每一味中药都是纯度极高的单体，不用说用10克一味，就是用1克组成方剂，也许早就不是治病的药物，而是致病的毒物了。
　　用分析化学的思路管理中药，中药的使用势必越来越不合法，因为一味中药之中就有几十种以上的成分，已经很难说清是如何起作用的了，再将十余味中药生药混在一起共煎，其复杂性不知又增加了多少倍，它们的安全性、有效性、代谢过程都是未知数，因此说中药汤剂“完全不符合现代药理学”的要求，几乎具备了被禁止的全部理由。现在中医治病传统的丰富剂型丸散膏丹，在临床上已经越来越少了，产生新的丸散膏丹的难度几乎等于上青天。一般的中医、甚至是中医泰斗，也难于创制新的丸散膏丹。中医药的创新在古代是那样容易、方便，而在现代却举步维艰。我们虽然天天在喊发展中医，而实际上却将中医的手脚束缚起来，中医如何能够发展、如何能够创新？
　　现在，我们对“证”的本质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活血化瘀证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大奖。但是有的人研究证的本质，不是证明证的客观性，而是为了用理化指标取代中医的传统名称。比如脾虚证有200项指标异常，希望用其中的“金指标”，甚至用全部的指标取代“脾虚”的名称。这样做虽然是希望用实证取替“虚浮”，使中医与现代科学挂上钩。但是这样做，却有烦琐哲学“科学装饰化”的味道，这就像买苹果、梨、桃，不再称它们的传统名称，而是各用一张表格写上其中所含的200种营养元素，让人更难得要领。有人将血流变的指标吸收到血瘀证之中，曾经导致血瘀证的扩大化，几乎形成“无证不血瘀，无药不活血”的局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不怪您，杨振宁教授，尽管您触动了我的“中医情节”。因为按邓铁涛教授的话说，中医药在20世纪受尽摧残、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其实这种思潮由来已久，可以说自西学东渐之后，一种对中华文化的不信任、不自信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一代人。从国学大师梁启超、胡适、鲁迅，到一般的青年人，对中医有过误解、误论的人不计其数。从余云岫《灵素商兑》提出“旧医”的“理论陈腐玄虚、经验偶合幸中”之后，这一魔咒就紧紧地戴在中医的头上、痛在中医人的心里。毛泽东说：中医医死了鲁迅的父亲，所以鲁迅对中医有偏见。此言不错，像鲁迅在《药》的小说之中影射中医用人心这个“血馒头”作药引子的故事，我们翻遍中医的古籍，也不会见到有如此恶毒的记载。中医向来是提倡仁心仁术的，怎能有如此残忍的“偏方”？西方科学的进步，使我们许多人都患上了“轻中重西”症，我们不应当让这种思潮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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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将促进中国未来科学的发展——与杨振宁教授商榷
龙雨辰 商宏宽 徐钦琦 傅景华 文尔邻 李伯淳
　　尊敬的杨振宁教授，您对物理学的卓越贡献为中华民族赢得荣誉，令人景仰，我们借此机会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近一百多年来，从事《易经》研究的学者大多未能涉及自然科学中一些基本问题。因此，长期以来，有关《易经》与科学关系的研究相当薄弱。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有少数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出版了一些著作，并在当代科技方面取得较为突出的成就。近几年来，您在思考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时“对于《易经》发生兴趣”，郑重地提出“《易经》与近代科学”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十分高兴。但是，去年9月，您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易经》影响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等观点，我们有不同看法，因此冒昧地向您请教和商榷。
　　我们认为您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的报告中所讨论的问题，实际是二十多年来国内学界热烈讨论的“李约瑟难题”和“韦伯之谜”的子问题，故只能举其大要而论之。
　　一、中华文化与逻辑问题
　　在您的报告中主要论述了《易经》与中华文化的逻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相关问题。现先就此作一商讨。
　　（一）中华文化有没有演绎法
　　您反复论述的要点之一是《易经》和中华文化有归纳而无演绎。我们认为这是不准确的。从逻辑学和方法论上说，演绎是归纳的逆运算或逻辑逆操作，二者的应用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如果人的认识过程只有归纳而无演绎，就只能归纳出一堆离散的概念和命题，不借助演绎的方法，认识不可能前进一步，任何思维健全的人或民族莫不如此。归纳是一种综合收敛性思维，演绎是一种分析发散型思维，笼统地说“中华文化的思维”有归纳无演绎，无异于说人有“吸”而无“呼”，“呼吸”不畅，此人怎么可能长久生存？
　　惜字如金的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而不说“文王拘而籀周易”，是准确且有深意的。周易象数一派不推演不可能占卜算卦，义理一派不演绎不可能通释天下，说周易无演绎是否不妥？
　　所以，准确地说，不是《易经》和中华文化没有演绎法，而是没有近代科学意义上的系统化、符号化的，特别是公理化的长程演绎，这种方法肇源于古希腊，中国的墨家、佛教对此也有贡献，只是远不如古希腊那样严整、成熟。中国有的是尚未公理化、符号化，没有理性自觉的短程演绎，中国人称“外籀”之法。
　　至于演绎法对科学的促进(或促退)作用，也被您误解和简单化了。您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科学是因为没有演绎法，但您是否注意到，在欧洲中世纪黑暗时期，欧氏几何的公理体系和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一直是西方学校的必修课，但近代科学却没有产生。直到培根的“新工具（归纳法）”肇其始，惠威尔的归纳法总其成，西方科学才如虎添翼，长足发展。按您的逻辑，似乎应该是西方近代以前有演绎没归纳，没产生近代科学，中国近代以前有归纳无演绎也不能产生科学，演绎和归纳结合才能产生科学。其实，道理还远不是那么简单。
　　（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真正分别
　　您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很大分别”，此言不虚，但您认为主要是基本方法上的差别，自然科学既用归纳法也用演绎法，社会科学只用归纳法，这就有失公允了。其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要区别不在方法上而在对象上。
　　迄今为止，成熟的社会科学所用的方法大体都是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或其方法的变体，但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比自然科学要复杂得多，所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尚不成熟。想把公理化演绎法引入人文社科领域的著名尝试每每由于研究对象过于复杂、难度太大而结果不彰。严格地说，真正能使用系统的、公理化的长程演绎方法的科学只有数、理、化等少数探索事物简单性为主的学科，其他学科目前几乎都不能。最不能的是医学(西医)，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比其他学科更复杂。相反，倒是拟公理体系的中医更常用阴阳大论、三焦气化、五脏生克、八纲辨证、五运六气、子午流注等等的拟公理化演绎法。因此总不能说只有数学和理论物理用公理化演绎法就是科学，其他不能用的学科就都不是科学吧？
　　此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哲学层面上：自然科学更倾向于用符号论和融贯论就可以解决静态的、构成论的认识对象的认识问题，而社会科学的认识对象更多的则是动态的、生成论的、“自反性强化”的辩证或博弈关系，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
　　二、《易经》并没阻滞科学发展
　　您把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过分简单化了。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绝不像科学决定论中的因果律那样明确、清晰、一一对应，它们二者之间的互动、渗透和影响是极其复杂的，二者各有不同的对象、内容和规则。《易经》总体上属于哲学范畴。哲学和科学有联系，但也有本质的不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极其复杂，用自然科学的因果律或物理学的逻辑推导来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恐怕力有不逮。
　　您归纳《易经》精神有“五化”，其中的“分类化”正是科学的基本方法之一，“科学”译为中文本身就是取分门别类的分科之学的意思。从哲学上说，没有“分化”就没有“进化”，此“化”是与科学发展相一致的。“符号化”在西方科学史上的应用较晚，十五六世纪才出现，但却迅速地推动和促进了数学与科学的发展。您把“符号化”归于“《易经》精神”，实际上是把中国科学符号化在世界科学史上的地位大大提前了，这和您要论证的《易经》阻碍中国科学的发展正相抵牾。至于其他“三化”(浓缩化、抽象化、精简化)，都是科学认识和一般哲学认识的基本方法，也是和归纳法相关的方法或不同表述。可见，您归纳的《易经》精神的“五化”都不会阻碍科学的发展，甚至有利于科学的发展，《易经》思想广泛渗透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各领域，尤其是医学、药学、数学、天文等学科，就是明证。因此李约瑟曾指出十五世纪前中国科技领先世界。
　　两汉时期是易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易学理论与当时的养生学、灾害预测学、炼丹术等被提出来，和当时汉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结合，科学上有重要发展。数学上有刘徽的《九章算术》，天文学有张衡的《灵宪》，医学上有张仲景的《伤寒论》和皇甫谧的针灸理论，农学上有《汜胜之农书》，还有许多发明创造，不必一一列举，此时中国在科学技术上领先于世界。
　　易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是在两宋与金元时期，当时出现了濂、洛、关、蜀等学派，并有以邵雍为代表的易学数学派，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易学功利派等，是气、理、心、数、图书、功利各易学学派大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或稍后，科学亦有巨大的发展，造纸、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等技术发明不胜枚举，科学成就空前发展，仅举数学一例可见一斑。
　　从“龙山三老”到王恂、郭守敬等学者构成的紫金山学派，中间又融入精于实际演算的秦九韶、杨辉，到朱世杰撰写《算学启蒙》和《四元玉鉴》，形成宋元数学既有派系可循，又有交流发展的蔚为可观的局面。这里面不乏画龙点晴的归纳，亦有严密推演的逻辑程序，而不是像您所说的中国古代因受《易经》的影响，只有归纳没有推演。实际上归纳与推演是两种相辅相成的方法，将其截然对立分开的说法是很难想象的。
　　如果将宋元时代的数学成就和西方比较，“朱世杰高次方程组的解法比别朱早出四百余年；秦九韶联立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比欧拉的解法早出五百年；高次招差法公式比格利高里和牛顿的公式早出三百七十年左右。”(李树菁遗著《周易象数通论》，光明日报出版社)以上事实说明，中国古代科学确实曾经领先于世界，中国的科学发展并未受《易经》的阻滞。
　　三、违背《易经》思想正是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萌芽的原因
　　杨振宁教授您说：“近代的科学是把这两个（归纳法、推演法）结合起来所发展出来的。”我们认为，有了归纳和演绎也不一定产生近代科学，近代科学产生更深层的原因是文明发展的需要，如果文明发展不需要或需求强度不足，科学就不能产生，或者即使产生或移植过来了，也终究会枯萎甚至被人为废掉。您也注意到，四百年前西方的公理化演绎法就已被介绍到中国，除徐光启、利玛窦翻译的《几何原本》，其后近百年里，还有规模更大的南怀仁编译的60卷《穷理学》，大约有138位载入史籍的中西学者参与了这一学术工程。有了这些近现代科学的基本工具，中国仍未产生近现代科学，何故？就因为近现代科学是工商业文明的产物，对于农牧业文明来说它是奢侈的、冗余的，甚至对有些民族的文化来说是“可怕”的。不但在四五百年前它处于朴素阶段时是奢侈的、冗余的，就是到20世纪70年代，它已成熟、丰满，发挥出强大威力时，对于农业文明结构的社会仍然是奢侈的、冗余的，甚至被意识形态认为是有害的而大力排斥。中国如果不从传统的农耕社会转型为现代的工业文明，不但不能产生现代意义的科学，即使移植来现代科学，也有南橘北枳、甚至被铲除的威胁。所以，李约瑟难题和韦伯问题根本的解答在于社会转型和文明跃迁的探讨，而并非有没有演绎法的枝节争论。您分析的“近代科学为什么没在中国萌生”的五大原因基本上都可以归结到这一宏观解释框架之下。
　　易学的基本思想并不违背科学精神。易学是崇尚变化的，故《周易》才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古训；《易经》主张创新精神，“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日新之谓盛德”；强调“与时偕行”；强调“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的包容学习精神；强调“效法自然”、“彰往察来”、“制器尚象”等符合科学、符合实际的方法等。这种基本的思想与方法怎么会阻滞科学的发展呢？
　　在对科学的理解方面，您的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我们以为，科学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的系统总结。既然科学是人们认识活动的体现，就受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由于自然环境、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的文化积淀的不同，就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以在认识事物时也就有不同观点和特性。因此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科学体系有较大的差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传统中医与现代西医的区别。
　　《周易》主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主张“穷→变→通→久”，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把近代中国科技落后怪罪于《易经》是不妥的。清朝“闭关锁国”政策，是与《易经》思想背道而驰的。正因为这违背了易学思想，才使得中国近代科学落伍了。
　　我们认为，以上才是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萌芽的真正原因。
　　四、《易经》更将促进中国未来科学的发展
　　当代科学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从以分科为主，逐渐走向综合；从简单、线性系统，走向复杂、非线性系统；从侧重物质层面研究，走向生命、智慧层面的研究；从常观、宏观向微观、渺观、宇观等极端领域推进；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向既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更追求生态效益，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分散、分科、局部领域的理论研究，向大一统的理论研究探索。在这样一个科学大潮面前，科学的观念逐渐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有机自然观、自然演化发展观、天人合一观回归，因此，《周易》的基本思想必然在今后的科学发展中起更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您清楚地认识到《易经》的天人合一观是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混为一谈了，天有天的规律，人有人的规律，“这两个是两回事，不要把它们合在一起”。这有一定的道理，把天道和人道合在一起，早期会影响科学的发展，使科学无法分化、滋生，但科学未来发展的趋势是打通天人之隔的。科学萌芽之初，亚里士多德认为天上与地下的规律是不同的，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自然更有人道，此观念统治西方社会一千多年，后经过伽利略、牛顿的不懈努力，才打通了天与地之道，使人类认识到天上与地下遵循统一的力学规律，于是建立起大一统的牛顿力学体系。这段历史您应当比我们更熟悉。但天、地之道与人类之道仍然是区隔的，直到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随着新、老三论和复杂性非线性科学的发展，天人之道的内在联系才日益彰显，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复杂性系统性学科的创始人，一致强调中国传统整体论思维对他们学说形成的重要启发作用。因为包括《易经》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整体思维方式和他们的思想有诸多暗合之处。您说的《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着天道、地道和人道在内”，这正是现代“全息论”、“部分包含整体”、“自相似”、“无穷嵌套”等思想和观念的原始表达，这种原始朴素的思想正可以为未来系统性复杂性科学的发展提供广阔的思想基础和基因模板，为人类今后的科学发展破除机械论哲学禁锢，拓开精神空间。整体思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精髓，它比之现代系统理论的整体观有着更加深刻更加丰富的内涵。
　　近年中医药治疗非典、艾滋病等成果，是在易学思维的启示下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典范。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优势，更好地吸收西方在先进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力求找出各自领域具体融合的切入点。如能实施这样的战略发展方向，真正做到中西文化优势的融合，可以预计，有可能极大地推动我国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更好发展

坎离卦

下面引用由南京陈斌在 2005/01/25 12:36pm 发表的内容：
易经是未导致近代科学在中国之发展，但是，近代科学并不是一种最完备的科学体系，更完备的科学体系将是在中国人全局意识、战略性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取得，这一天已经不远了。而这一思维方式之雏形，就是易经。

精辟!!

大脚丫

《易经》将促进中国未来科学的发展——与杨振宁教授商榷
龙雨辰 商宏宽 徐钦琦 傅景华 文尔邻 李伯淳
这一篇回复较为有力，可见我中华文化之生生不息。甚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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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文化也应该有严肃的态度
读杨振宁教授“《易经》与中国文化”一文的思考
刘力红 广西中医学院
　　杨振宁教授在去年北京文化高峰论坛上，作了“《易经》与中国文化”的演讲，演讲一出，引来不少关心《易经》和中国文化的各界人士的关注，纷纷在报上、网上发表意见，我也在此谈一点看法。
　　杨振宁教授是理论物理学界的一位贡献卓著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关注的学者。1999年12月3日他在新亚书院作“中国文化与科学”的演讲时就已经提到中国文化缺少推演的这个问题，我想他这次谈“《易经》与中国文化”应该是这个观点的进一步深入与具体化。我与杨教授一样，也不是研究《易经》的专家，只是因为研究中医的关系，在许多方面受到了《易经》思想的启发。诚如杨教授所说，《易经》对整个中华文化的影响是勿庸置疑的。当然，这类影响与其说是对易学专家的那种影响，不如说更多地是对非易学专家的思想、文化、观念方面的影响。若从这个角度来谈《易经》与中国文化，那么有三个方面是必须要注重的。
　　第一，《易经》所涉及到的四个方面，即象、数、理、占。象即是阴阳二象，由它构成整个易系统的六十四卦。那么“象”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呢？象其实就是一门归纳的学问。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有这样一段话：“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从这段话中，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象”这门学问的高度归纳特质。亦正是因为这个特质，所以易这门学问可以包罗万象，作为百科典祖。那么数呢？数指的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数学，这门数学最重要和最原始的两个模型就是河图、洛书。孔子在《系辞》中提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说明除象以外，数是构筑易系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既然构筑易系统的象具有归纳的特质，那数的特质当然就是推演了。有关数的推演性，可以从清代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的数学定义中得到说明：“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原者，是谓数学。”
　　为什么天地万物都可以归纳为一定的象？为什么万事万物的生杀变化都能与一定的象对应？为什么一定的象又可以通过数来进行演算呢？这就牵涉到“理”的问题了。而“占”则是对象（归纳）与数（推演）的具体操作应用，它属于技术的范畴。可是我们通观整个中国历史，对于“占”都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或者将其视为下九流的东西，或者只隐匿于少数人的手里，所谓“善易者不占”即是很好的一个说明。但“占”毕竟关系到归纳与推演的具体问题，是极有可能发展出“科技”的一个东西，这是否应该是杨先生考虑的中国近代没有走出科技之路的更重要、也是更实际的一个方面呢？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易对中国文化以及思想观念的影响，主要是“理”的部分。而象与数则只是部分地留在了医、卜、星、相等学问里面。因此，如果对于易的实际运用系统医、卜、星、相完全没有涉及与研究，而仅就我们所理解的这一点“理”来言易，其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
　　第二，“三易”的问题。哪三易呢？就是不易、变易、简易。这是探讨易这门学问起码要考虑的问题。不易讲的是常量，在《黄帝内经》里甚至已经出现“常数”这样的概念。变易讲的是变量。我们看到，一个常量，一个变量，这两个近现代科学理论中最要命的问题同样是易系统的核心问题。简易其实就是爱因斯坦所追求的简单性，科学理论的创建要符合简单性，易的学问同样如此。
　　第三，人天观的问题。从易这门学问里确实发展起来很完善的天、地、人合一的“人天观”，就像孔子在《系辞》里面说的：“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而且这个观念蔓延到了传统文化的其他学问里面，像《老子·二十五章》就明确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在中医里面，这个观念显得尤其重要，以至后世的学者把它说成是中医的两个重要特色之一。
　　人天观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人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自然的法则，这种规律和法则基本可以用阴阳这门学问来表述。我们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的一段话：“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应该能够感受到人天观在这一方面的份量。
　　人天观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强调对天地自然也要有对人一样的态度，由这一方面发展出很可贵的自然保护意识。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因素，所以中国的文化似乎从一开始就在杜绝“技术”的发生。我们看《列子》就知道，在当时已经有了水车这样一些农用“机械”，但古人认为这是机巧心所使，而耻于用。机巧心是发展技术的必然因素，可是为什么古人会这样害怕它、排斥它呢？根本的一个因素就是由机巧心发展起来的技术会破坏人天观，会导致人天的对立。这一点杨教授显然已经意识到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只是他没有继续深究下去。如果继续深究，我想对于近代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科技，当会有另外的结论。
　　由技术发展的东西虽然方便、省力，但要以消耗能源为前提。对于能源古人是怎么认识的呢？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回看一下人身就知道了。在人身上，有什么东西是割剪以后又会重新长出来，而且割剪掉以后不会对人体产生丝毫的伤害呢？大概只有头发、指甲吧。古人用能源主要是柴草，柴草就像人的发甲，割掉以后又会长出来，因此，古人的能源都是可再生的能源。可再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可持续。而技术所消耗的能源，都是不可再生的。所以技术产生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也就画上了句号。
　　我想易的问题如果离开了理、数、象、占，离开了三易，离开了人天观，那就缺乏了最起码的依据。
　　科技是严肃而精密的话题，尽管需要大胆，需要直言不讳，但是不能违背这个原则。杨先生是现代科学的精英，由于他的智慧以及严肃大胆的作风，促成“守称不守恒”定律得以发现。但是杨先生在传统文化方面，可不可以说恰恰犯了不严肃的错误？杨先生对《易经》与中医显然都没有系统的研究，那么何以说“和《易经》结合，中医没有前途”？何以说“要抛弃掉现有的中医理论，代之以近代科学化的方法才是中医的前途”呢？众所周知，中医20世纪50年代起所走的路，实际就是杨先生所设想的路子，但结果怎么样呢？中医的水平、疗效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大幅度下降，如果杨先生能够很深入地了解和研究中医的这段历史，我相信他会有另外的看法。
　　引用朱学勤教授的一段话：“回到杨振宁先生这里来。他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这一立场似乎证明他应该是中国文化本位者，坚决反对文化上的普世主义。而他又在同一个地方发表演说，抨击中国传统思维不合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此次演说以及此后在清华大学的再次重申，岂不证明他也是挖古根的西化论者，只是‘挖’得更深，是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到目前为止，杨氏演说引起轰动甚多，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文化立场已经出现首尾不一，如此逻辑矛盾，出现在一个批评中国人逻辑思维不过关的著名学者身上，是说不过去的。”（引自《南方周末》“2004：传统文化思潮激起波澜”）同样，这样一位在现代科学领域硕果累累的严肃的科学家，对于传统文化却表现出如此的不严肃，这种作风上的矛盾也是说不过去的。
　　梁漱溟先生在谈到世间的学问时，曾作了三个分类，第一是人与物的学问；第二是人与人的学问；第三是人与己的学问，科技仅仅是第一类的学问。这也告诉我们看问题不能太单一。从这几十年我们经历的事情看，是不是都能依靠科技来解决呢？伊拉克问题、中东问题靠科技解决了吗？如果不能解决，那就应该意识到，科技以外的其它学问对于这个世界是同等重要的。
　　杨教授以八十二岁的高龄，尚自对感兴趣的问题学习、研究不懈，这是值得每一位有志于学问的人效法的。而对于真正有志于学问的人来说，他所看到的见解，不论是砖或玉，应该都是有意义的。（注：本文的部分观点已在《凤凰周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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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思维方式和易经相近，杨振宁虽是物理学家，对中医和易经却不知晓，他所说的并非正确。杨老对于他不了解的东西胡乱评论，这不应是一个大科学家对待科学的态度。

华佗再世

下面引用由19780101在 2005/01/25 10:43pm 发表的内容：
杨振宁懂中医与周易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以82岁高龄与28岁女青年结合反倒前途无量了！什么玩意儿

心术不正者，岂有学说之有？
中国的学术地位，最重要的是靠混，而不是本事。

luojishan

[这个贴子最后由luojishan在 2005/02/19 00:19am 第 1 次编辑]

过了气的老科学的家就像半老的婊子，总要弄出点动静来，好让人知道他的存在，比如老牛吃点嫩草，翻翻现代人已经不太懂得易经......

一源

中医药理论流淌着《易经》的“血液”
易学在医学观念、医学理论和医学方法等方面为中医药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孟庆云  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
　　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和中国古代的其他发明相比，它是惟一的体系完整、科学思想与操作技术完美结合的发明创造，又是惟一的继续发挥着功能并仍旧产生着影响的东方科学。和西医学相比，中医学从医学观、思维方式、理论构成皆大异其趋。以此，中医学的行进路线和学术大厦的形态完全不同于西医学。同是以防治人体疾病为目标的医学能有如此不同，关键在于中医学受易学的理论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医学以有机论整体观审视人体，重点研究人体功能和变化过程而非实体结构；中医学重视人体的时间特性，以时间统摄空间，明显区别于西医学着重阐述人体空间，以空间统摄时间；在理论构建方面，中医以模型化的方式和西医、西方科学的公理化绝然不同。中医学的这些特色是受易学的影响而铸就的。中医学的经典《黄帝内经》就是在《周易》的影响下结合医学实践而形成的。此后又随着医学实践的丰富不断援用新创生的易学理论而构建医学理论，在汉代象数易学爻辰说的影响下，中医发轫了五运六气；在宋代易学图书学派盛论太极图时，明代中医学有几种命门学说的形成，呈现了中医学理论演化进程中“医易相关”的特征。易学对中医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医学观念、医学理论和医学方法三个方面。
　　易学与中医学的有机论人体观
　　在古代科学未分化以前，医学和易学源出一家。人体知识曾是易学素材之一，《易传·系辞》曾说：“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学把人体脏腑器官纳入易的框架，例如《易传·说卦》：“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身，离为目，艮为首，兑为口”，这是在巫术医学时代以占断病所循按的依据，可谓“医易同源”。
　　随着先民实践的发展，医学分化为独立的学科，但医家的基本观念仍和“大道之原”的易理一致，易的基本观念也便成为医学的基本观念，这些观念集中体现于《黄帝内经》并延续至今，我们把中医学的医学观概之为有机论人体观。有机论人体观着重于人的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人体自身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和协同，从天地人之间的复杂内在联系探求人体的健康和疾病。有机论人体观是由整体观、动态观和阴阳稳态观等构成。
　　中医学的整体观是易学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整体观在医学的体现。《易传·说卦》言：“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人曰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这种三才统一的思想，又称天人观，把人看作是自然界之一分子，即从天地人的大系统的开放体系，以其联系、变化、相互制约等关系审视人。由此《内经》多次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人与天地相参”，甚至对人的定义也是：“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易传·文言·乾》提出了人身小宇宙之论：“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后世进而广论，《吕氏春秋》曰：“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淮南子》曰：“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内经》则发挥了“小宇宙”的思想，《素问·天元纪大论》曰：“天地之大纪，人身之通应也。”值得论及的是，西医学也讲整体观，但所论述的是由器官组织等部分合成的整体，是共性的整体，却从没将人与天地大系统联系在一起。《灵枢·营卫生会》以“故人生，有两死而无两生”对中医人体的整体观做了深刻的描述，中医学就是循此思想阐述健康、论治疾病的。
　　中医学的动态观就是易学“唯变所适”的变易观在医学的体现。《易传·系辞上》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肯定万物变化“日新”，新事物“生生”不已。认为“变动不居”是宇宙万物的基本特性，人们处理事情应“唯变所适”，即《易传·系辞》所论：“《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中医学就是以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审视生命的健康和疾病。《素问·六微旨大论》把“动而不已”作为自然界和生命的基本规律；“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动态观引导古代医家对人体进行联系时间和空间的详尽观察，发现生命在时间维度上不可逆转的特性，即《素问》二次强调的“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中医学以此重视时间，以时间统摄空间。又发现了人体具有自适应、自修复、自组织的能力，《内经》称此为“神机”。《素问·移精变气论》认为动态观最为重要：“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动态观又成为中医研究和认识的一种方法，以此认识到人体生长发育状态，包括脉象变化有常有变，例如四时三脉有弦、钩、浮（或毛）、营（或石、或沉）之异。以此告训医生要“知常知变”或“通权达变”，这正是《易经》的不易和变易之理的运用。
　　“易以道阴阳”，《易传·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医学不仅承袭《易经》阴阳的理论，而且在《内经》成书的二千余年后，对阴阳学说不断发展，不只是丰富了易经哲学的阴阳理论，而且有其质的提升，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建立了人体的阴阳稳态观。在《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阴阳对待、阴阳匀平、阴阳互根、阴阳消长、阴阳逆顺、阴阳离合、阴阳交争、阴阳转化等一系列规律，并用以概括医学现象成为医学理论。由此，阴阳在医学中不仅仅是观念、方法和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中医学的一种理论范式，成为中医学的本体论内容，例如八纲有阴阳两纲，五脏经络皆有阴阳，如肾阴、肾阳等等。阴阳的发生，从先民农业文明的方位观，草原文化的生殖、交媾观念，到占筮诸卦的阴爻、阳爻的比应关系，在《内经》中被升华为“阴阳应象”的系统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阴阳平衡的法则，认为阴阳相交为泰，不交为否；阴阳平秘是稳态，是健康，阴阳失衡是偏态，是疾病，即“偏阴偏阳之疾”。这是中医学发展易学阴阳建立的阴阳稳态观，是中医对健康和疾病界定的原则，而对疾病的治疗也还是于此，《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故尔治病讲“平”与“和”，以此成为中医治病的第一原则。这里还应该指出，阴阳虽然具有辨证法思想，但是阴阳不等于矛盾的对立统一，因为第一，阴阳是一个事物中的“对待”或两种相反的运动形式，存在于一体中不能分割；而矛盾是两个对立的事物。第二，阴、阳之间互相依赖和补充；而矛盾的双方是对立和排斥，无涉于相辅相成。
　　易学与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模式
　　医学理论源于实践。中医学把实践升华为理论一般是以哲学为间架，把实践襻附于其上。受经学的影响，中医学理论体系奠立之初也走上了经学化的道路，把原创的初始著作称之为“经”，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等。汉代经学以《易经》为首，影响最大。在它的影响下当时医学家们的思维模式也是取象比类的思维模式。它由“象”和“数”两方面内容构成。《易经》六十四卦的推演主要看卦象，对卦象的分析有实象、假象、义象、用象四者。例如乾卦象天，为实象；以乾为父，为假象；以乾为健，为义象；乾有元、亨、利、贞为用象等。战国时代《易经》哲理化《易传》成书以后，对“象”尤为重视，《易传·系辞上》所谓：“《易》者，象也。”“象”作为《易经》的重要观念之一，可分为现象、意象、法象三者。《系辞》之“天垂象”、“在天成象”、“观象于天”、“见乃谓之象”是为现象；所言之“设卦观象”，“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君子居则观其象”以及“进退之象”、“昼夜之象”是为意象；“天垂象，圣人则之”和“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为法象。就是说，事物自然的人为的静态或动态的显露，能为人目视所见的对象为现象；由抽象思维的意念虚拟的想象为意象；由现象和意象的推理而取法者为法象。象数易学的“数”和卦爻一样，也属于易学的符号系统，用数字把卦象的涵义进一步抽象，使“数”表达一种规律，由此“数”也从符号而达到比类思维的效果。象数易学就是以“象”和“数”来表达事物特征，进行比类推理。故《内经》强调医者要“合于术数”。
　　中医藏象理论的构建就是象数易学运用于医学的体现。《内经》里已经有“器”（《素问·六节藏象论》）、“官”（《素问·灵兰秘典论》）、脏腑等概念，但医家们对脏腑、经络、器官等除有“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灵枢·经水》）的“现象”认识之外，还采用了活体的、动态的、联系的观察方法，包括由表推里及由病理反推生理。《素问·五藏生成篇》说：“五藏之象可以类推”。此类推的有关论述是藏象理论中的意象。对活的生命，内部脏腑的功能不能直接观察或解剖而视之，但可用“司外揣内”、“司内揣外”、“由我知彼，由表知里”（《灵枢·外揣》）的间接方法而达到“视其外应，以知内脏”。例如，汗出过多而心慌，可推出“汗为心之液”，因受寒尿多而推理为“寒气通于肾”等。《素问·玉机真藏论》所言之“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是由病理而推生理，该篇作者认识到有时只有在疾病情况下才能捕获到健康情况的信息。
　　藏象理论所论述的人体特征，也有因于法象者。古人把脏腑功能和四时等因素联系起来，如恽铁樵所言：“《内经》的五脏，是四时的五脏”，并包括方位、颜色等诸多因素，如肝的特征是：“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色苍”、“通于春气”、“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等，皆为法象。由是而知，《内经》的藏象，包括现象、意象、法象的综合，直观所见的脏腑是现象，形见于外可阅的功能论述援自意象，由于取法比类而论述的是法象。这表明藏象理论是解剖观察、临床实践和理论思维的综合，远远超越了脏腑。这也是中医和西医理论重大区别之一。
　　又因为比象取类的原型不同，仅《内经》中就有三种藏象。《灵枢·九宫八风》是人体脏腑和八卦对应，是为“八卦藏象”；在《素问·六节藏象论》中，有按六爻递进，把一年分为六节，对应六腑的六节藏象等。在《内经》中，最有价值的是五行全息藏象。《易经》的六十四卦已经具有全息的思维方式，认识到任何一卦，可有六十四卦的信息。《吕氏春秋》等也有人身有天地万物信息的思想。《内经》也多处详论了人身局部狭小区域内有五脏六腑的信息，如《灵枢》之《五色》、《大惑论》、《师传》等篇，这种局部和整体在功能或信息上有对应、同构和共效的关系为全息。又在西汉初的京房“纳甲”易学中，已经把阴阳、八卦、五行、五方、月相、天干等综合起来，建立了统一的象数模式，《内经》的几篇作者，如《素问·金匮真言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就是把纳甲的框架和藏象理论、全息思路结合起来，形成了五脏同五行、五数、五味、五色、五方、五季等体系的藏象理论，笔者称此为五行全息藏象论。这一理论不仅体现了人体有序性和整体最优化的原则，而且具有诊断和治疗的实用价值。
　　易学在汉代又有多种预测疾病和灾害的方法，如五行预测、六气预测。东汉时郑玄将十二爻、十二辰、十二律与二十八宿相配推出了象数易学的“爻辰说”，这个学说可以兼容五行和六气两种预测法。后来，在“七篇大论”中又以干支的配合与医学知识相结合，就形成了五运六气学说。它虽然在唐代被王冰纳入《内经》，但学者们多数认为成书于东汉晚期。五运六气对医学的贡献不仅仅是预测，而且把五行发展为五运，提出了亢害承制和病机十九条等理论，这是易学对中医理论构建的又一大贡献。
　　宋代理学的图书学派推出了多种易图，包括河图、洛书、太极图、无极图等多种。太极图又有五层太极图、阴阳鱼太极图等数种，其中，黑白回互的阴阳鱼太极图最为精炼概括，当时的医家们不仅接受了“物物具太极”的全息思想，而且在实践中探索人身之太极。开始时，李东垣以脾胃是人身之太极，之后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都认定，命门就是人身之太极，主宰一切。孙一奎提出了“动气命门”学说，赵献可提出了“肾间命门”学说，张介宾提出了“水火命门”学说。三家命门理论虽然内容各异，但都企图以命门为最高主宰，统一阴阳和五行，虽然没能得到公认，但是，其突破意识并以此推助了温补学派的创立，这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易学与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的操作体系。中医临床重视因时而异的证，重视个体特异性，而又提出六经等分证模型，易的思维方式是其产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蛮荒时代，人和动物一样对创伤也有一定的治疗本能，对疾病是采用尝百草的随机治疗方式，之后逐渐积累一些“对症”治疗的经验，但此时仍是以巫术为主，巫术中也可能包括一些经验方法。再之后，经验的积累形成了医学理论，开始了理论医学的时代。巫术医学时代或巫医并存的时代，医生曾经以《易经》作为治疗疾病的依据。例如《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有疾，求医于秦伯，使医和视之，诊为“蛊”。赵孟问何为蛊，医和按蛊卦之卦理解说：“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可见《易经》的卦曾被用为病证的模型。类似情况后世也有所沿用，例如否证与否卦，未济卦为心肾不交等。《易经》的变易观念和它的辨证逻辑思维方式是中医学走上辨证论治道路的根本原因。易学的动态观则是动态地看待疾病。《易传·系辞》言“开当而名，辨物正言”，要求对待疾病重在“辨”。《易传·文言》强调“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要符合客观规律。在“唯变所适”、“通权达变”、“与四时合其序”、“与天地合其德”等思想合力的影响下，在《内经》理论的基础上，以《伤寒论》为标志，中医创立了辨证论治。
　　从《伤寒论》到《内经》，是在中国医学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范式转换，它从《内经》的整体通治性思维范式，转向个例针对性思维范式，其主要突破有三点：一是六经辨证的确立。《伤寒论》把热病按其表现分六个层面，每经都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即后世医家所言之“提纲”，并对不同的变证有针对的治法治方，这是《内经》三篇热论所不能比拟的。六经有《易经》六爻之变的思想，但以其具体而有“垂方法，立津梁”的意义。二是体现个例分析与精确相结合，不仅理法方药一线贯通，而且对观察的病程及方剂中诸药剂量都做了详细的论述。三是以其治疗的“套路”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系统性。六经是一个大套路，其中的某些证，也可以因为用方之先后形成有效的套路而提高疗效。《伤寒论》有些证名如“心下否”，有些方名如白虎汤、青龙汤、承气汤等与《易经》理论有些关系。但对《内经》的范式转换才是至为重要的。
　　《周易》对医学理论的影响，除上述三方面外，其“思患而豫防之”开“上工治未病”的中医学拟豫卦、颐卦等思想之心智，开发了武术、导引、气功等养生保健手段。为此，《内经》把“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作为理论纲领，这正是最恰当的概括。
　　综上所述，中医学从观念到理论到临证方法，受从《易经》到《易传》到易学的影响随处可见。特别是易学的联系性原理和易学把规律统一起来的范式，被中医学接受和运用，使中医学成为一个“理论体系”。正是由于中医学的理论得以体系化，它才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而发展至今，这也是从《周易》到易学对中医的最大贡献。D3

医中人

杨先生得了诺贝尔奖，我是尊敬他的；杨先生娶了翁帆，我是理解他的；杨先生作此大论，我是鄙视他的；作无知之言，遗留笑柄，可惜，可惜，一个完全洋化了的老头，已经和中华文化有了屏蔽，就因为得了什么大奖，就可以妄言造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