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关系的科学原理

华南之虎

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
八、神经病学 我们建立了一个非常适合而且总能重复得出来的办法，能够制造出可以观察好几个星期的慢性脑脓肿，而且和人脑脓肿的细节非常类似。这时我写了第一篇科学论文。不久有了青霉素，后来又有了其它高效的抗生素，研究脑脓肿的动物模型也就没有必要了。脑脓肿逐渐成了罕见的疾病，到今天仍是如此。
我做完了住院大夫，并且成了这个医院获得神经病学梯尔尼(T加ey)奖学金的第一‘人，从而1941年就有了1800美元的收入，条件是去哈佛进修一年，然后回到纽约神经病院任住院总医师。那时我27岁，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能够独立，能够有钱付款，从而能够结婚的人。我和贝利尔在1941年新年的早晨到曼哈顿格雷斯教会的教堂结了婚，当天下午我们就左了波士顿。我们在长木街有了个很小但极为完美的套房，和儿童医院隔街相望，在医学院四方院子的下手。新年之后，我们就住了进去。没有几天，我们得知丁格尔(J。hn Din81e)实验室正要临时搬去加拿大新斯科合的哈利法克斯，因为那里刚发现流行脑膜炎，卫生当局因为缺少人手，所以要求哈佛帮助。因此，我们又打起行李飞到了哈利法克斯。我在那里用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新磺胺药——磺胺大嗓(磺胺陈暖)——治疗由脑膜炎球菌引起的脑膜炎，贝利尔也参加了工作，在实验室做助理，保管记录，并且把细菌的培养物送来送去。
我们在哈利法克斯住了约一个月，为几百名脑膜炎患者做了脑脊髓液的培养，取病人的和密切接触过病人但没有发生脑膜炎的人的血清，去研究抗体在防护本病中的作用，并且仔细记录了磺胺密唉治疗后该病的临床经过(凡确定了诊断的都让他们服用这种药)。磺胺哦防的效力十分神奇，只是病情发展急速，严重感染的思者才未能痊愈。他们有些在几小时之内即昏迷不醒，来到医院时已经发生了深度的休克。他们的皮肤到处都有出血和坏死的区域——看来很像几年后我从事研究的施瓦茨曼反应，这些病人在我们还未开始治疗前就已死去。其他绝大多数患者用了磺胺确陡之后很快都痊愈了。我们也没有见到晚期的合并症，例如目盲、耳聋以及智力低下，而在过去流行无法治疗的脑膜炎球菌性脑膜炎时，是会发生这些合并症的。
我们带着很多箱培养物和血清回到了波士顿。要我的实验室探讨脑膜炎球菌的问题以及它与人类施和脊髓的表面为什么特别亲合的机制。常用的各种实验室动物对这种细菌都不够敏感：免、脉鼠、大鼠和小鼠，都能耐受向静脉里注入大量活的脑膜炎球菌，而毫无表现；不到10分钟，注入的菌就从血液中消失了，表明这些动物有一个效力很大的保护机制。我决计要将它弄清楚些。头一个最简单的可能性是体内原来已经存在的“天然”抗体将注入的脑膜炎球菌杀死了。用兔子很容易试验这个可能性，所以免子成了这个实验室常规使用的动物。我们很快发现，一只正常成年兔子的血清能够杀死几乎任何数量的脑膜炎球菌。把100万个菌加到一毫升新鲜兔血清里，予以混合，在摄氏37度之下培养几小时之后，标本就变成了无菌的。如果在加入细菌之前，先把血清在56度下加热一小时，血清就完全失去了杀菌的能力。它表明杀菌的能力取决于存在着一类补体(补体是尚未完全弄清的一组蛋白质，它使抗体能够对抗细菌表面的那些抗原)。
我们认为，既然有这样一种早已存在于动物之中的强大天然免疫的实例，就能让我们看看，是否能用免疫兔子的办法取得效力更大的抗这种细菌的血清。我们把加热杀死的脑膜炎球菌的混悬液注入动物，隔一星期取一次血清。用这些标本再做开始时做过的那这种实验，向血清内加上各种数量的活菌，看看有多少能被杀死，以及杀死得有多快。在几天之内。我们就遇到了怪事：原来的兔血清能在几小时内杀死无数个脑膜炎球菌，现在，经过免疫的兔子的血清却失去了这个性质。我们用其它的一些办法证明了在这些血清里有大量的特异性抗体，例如用凝集、沉淀以及补体结合的办法都能够证明。但是，当有了特异性抗体之后，杀细菌的功能反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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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
八、神经病学 除此之外，在活兔子的体内也可以见到同样的情况。把活菌注入我们免疫过的动物的血流中，然后先后做多次血液培养，测定细菌存活的时间。结果很让我们惊奇：在高度免疫的兔子里，24小时之后，血液里还能培养出细菌来(细菌阳性)。这和在未经免疫的兔子体内的情况截然不同，在未经免疫的兔子里，脑膜炎球茵在10到15分钟之内就全都消失了。
那时是1941年4月底，我忙了起来。这个问题成了激动人心的情况，既使入迷惑不解，又使人兴奋。我知道我应该在第二年1月回到纽约去做一个神经病科医生，所以我要尽快地工作。我遇上的这个情况是个古老的免疫现象，称为“前区现象”，在这种现象中，过多的抗体使免疫反应停止了(把血清充分稀释就可以不阻止免疫反应)。然而在我的实验室的差别(是个新发现)是它在活的动物体(活体)内起作用：一个经过免疫的动物，会由于免疫而失去它自己原来的天然防御能力。我认为它可能与脑膜炎以外的人的某些传染病(例如伤寒病和布氏杆菌病)的易感性有关系，我想把它弄清楚。
但是后来我一直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甚至也没能回答那些主要的问题。我也没有能够再回到神经病院去。1941年底，洛克菲勒研究所得到改为海军研究单位的通知，我被任命为那里的海军上尉，并得到通知，要我在1942年3月底之前到纽约报到，穿军装。丁格尔和我不得已同意把这个尚未弄清的活体内前区现象提前停下，并把这项工作写成文字。到今天为止，我还没能以全部时间回到这个问题上，它还悬在我的头脑里。就我所知，也还没有任何一个实验室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想我仍然认为神经病学是医学里最令人激动的领域。神经病学现在正开始进入原来认为是精神病的问题之中。神经药理学的工作已经改变了这个学科。其中最为迷人的是“内啡驮”(内是内源的内，啡是吗啡的啡，肚是指构成蛋白质的肤——译者)，这是脑内分泌出来的一种简单的肋。它有个特殊的功能：特异性地附着在与感知疼痛有关的细胞表面，这些部位也正是吗啡和海洛因习惯附着的部位。
这些情况因为各种原因使人感兴趣，其中有些原因极为重要。现在已经知道了它的化学结构，因此就有可能设计出新型的止痛药物，可能没有吗啡的副作用和成瘾性质的新型药物。还可以想象，对成瘾的机制可以得出新的见解，也许至少能找到新的方法，去解决这个世纪最令人震惊的社会问题的纯医学方面。同时，当我们对“内啡肋”了解得更多，习惯了我们脑内有这种东西存在的概念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对成瘾现象有个不同的态度。我不清楚如果药物科学制造出一种像天然内啡肋那样的“天然”药物，它具有像海洛因一样的使人主观上感到欣快的特性，但是不会成瘾，情况会是怎样。我们会不会准许使用它?或者我们会不会定些法律来禁止它?
但是最使人感兴趣的问题是：这种物质为什么会存在?内啡砍的生物学目的是什么?设计出它来去完成的真正功能是不是去止痛?或者止痛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偶然的副作用，一个生物学上的意外事件?而它还有目前尚未猜想到的其他在脑内管理信息的作用?
如果到头来它只是一个为了止痛的内在机制，那么，它是怎样进入那里并通过了所有那些进化的选择试验的?它对一个物种或对某一只动物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因为这是我们必须去弄清的情况，除非按近代生物学意义来看，它的存在并没有意义。我们都相信，任何一个物神普遍具有的任何一个重要的遗传特性，它之所以存在，都是由于自然的选择。它像科学中任何一条规律一样实在，一样的不可动摇。
假如只是我们这些人类在自己的脑子里创造“内啡肋”，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你可能会说，在像我们这种如此有智慧，同时又互相依赖、互相戒备的一个物种中，为了难以忍受的痛苦，或者为了使人在否则会像是在等待死亡的过程中得到一些宽慰，安装这样一个部件是很有益处的。如果没有它，我们生活得如此亲密，而且住得如此密集，就会是难以忍受的。我们就会互相离开，个人过个人的生活，那么，我们这个物种当然就会垮掉。
但是，老鼠以及所有研究过的脊椎动物为什么都有这种装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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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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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神经病学 还有，为什么在那些造物之中还有蛆绷?最近刚发现环节动物原始的神经系统中也有大量同样的内啡肤受体，因而可以设想，这些虫虫也具有像我们脑髓中同样的解除痛苦的系统。我知道了这些很是高兴。我的确知道蛆则有感觉装置。你碰碰它，甚至吹吹它，它马上会退缩。如果对巨大的痛苦没有一‘种防护，一条虫虫每天的生活——被踩上，被乌啄到，被犁碾挤。被水流冲走—一—一定是地狱般的生活。
也许这就是自然界非常特别的好运气。也许是在进化早期的某个时刻有件什么发生了疏忽，我们全体都无言地承受了那种什么，没有为它付出什么，在进化的竞争中它也没有特殊的价值。完全靠着机会，gp些遗传基因，就这样从一个物种传给了更为复杂精致的物种，减轻着生存及死亡的苦难。我对这种想法有所怀疑，因为我极其相信进化的细节。
但是，这里有了这个生物学上普遍性的怜悯宽恕行动。我无法对它做出解释，除非说：假如开天辟地之时，我是计划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而且假定要我负责在这个星球上组织一个未来拥挤着无数种生物的封闭生态系统，如果是这样，我会在其中放置上这种东西。任何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运转都不可能没有痛苦，对所有有感觉的生命来说，为了自身的保护，为了避开危险，就应该详细设计好疼痛受体。疼痛不能无边无际，如果无边无际就会造成混乱，使那整个系统甚至在还没有始航之前就土崩瓦解，遭受苦难了。我想，也不是意识到要死亡。我会为疼痛调节器投上一票，希望这个调节器能够微调到保证使它有用，但是要加上某种管制器，保证它绝不会失去控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脑髓里产生了内啡败并不是为了在进化选择中对我们这个物种(或任何物种，或任何不属于什么物种的个体)有什么特别的价值，而是为了整个生态系统(有时干脆称为“那个系统”)的存在和延续。
没有人能够预料内啡肤的故事到最后会是怎样，因为现在它仅仅是在开始。在现阶段看来，它能奔向任何地方，它能意味任何事体。可以设想，这类小肋分子的化学信使甚至会和脑的一些疾病都有关系，其中包括精神分裂症。
这种状况说出了研究工作中的一个核心真理。当出现了新事实的时候，对位于前方的事物做出推测，这是科学的日常工作。但它从来也不是因其存在即可得到赞许的精确的万无一失的事业。预料准确是使研究得以成功的措施，成功则是对研究人员也是对他们的赞助人的最终奖赏。一般情况下，“预料”是由先后两次显灵而来的：第一步，科学家先预计他的实验结果会像他预计的那样，然后，当工作结束时，他再预计那个实验对将来他自己的或其它人的实验有什么可说的。这真像是说一个毫无差池的智力上的飞人杂技。思想先暂时停留一下，等对面飘来的吊架正好靠近自己，值此干钧一发的时候跳上去，让它再摆得欢一些，上来，下去，然后翻几个筋斗，抓住及时过来的另一个吊架，在震耳欲聋的掌声中又飞回到站台之上。这里没有错误的余地。成功不是靠眼看或手抓，当然也不是靠想象，而是靠着准确地放开那个需要抓住的木棍。真是丝丝入扣。
实际上这样是办不了事的。如果科学家认为是这样办的，那就什么也做不成，只会是一些用担架拾出来的骨头散了架的学者。
在现实世界上，研究工作取决于人类做出错误预计的能力，更取决于人类的一种弹回来再次努力的秉性。事情是这样进行的。预料，包括那些后来发现是正确的重要预料，都是些纯粹的臆测，大多数是错误的。
不论是从事于科学的或一般生活的事物，我们从骨头里就知道这种情况。我们最有把握的预期常常也不过是机会，根据的是我们想象的可能性，而不是确实性；我们在极其幼年的时期就习惯于跌跌撞撞。的确，瞒瞒珊珊，拿不住东西，说错词字，撤了稀粥，用手指戳了自己的眼睛，这些是每个儿童成长时都有过的经历，这些经历是为成年生活做准备的一个部分。一个成功的儿童，是学着真正知道了自己易犯错误，而且决不忘掉(终生不忘掉)这点的儿童。
在研究工作中，错误的用途在于它能使人进一步去做研究。这也是“error”(错误)这个英文词的意思所在。实际上，err(英语的错误是error，它的字根是err)的意思并不是“犯错误”。它是由印欧语根ers来的，意思只是“在运动中”；它进入拉丁文成了nrare，意思是“漫游”，但是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有了同一个字根ras(奔闯着去找什么)，由ras我们有了英语的race(奔跑)一词。为了把任何事做好，我们必然先要做许多错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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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
八、神经病学 stochasNc(随机过程)是充满了同样教训的另一个技术词汇，今天我们用它表示“完全是随机的、偶然的”。有些电脑定了一些程序，让它显示出一系列随机的变数，目的是让生物数学家能为设计大量数字的实验安排适当的对照。stochastic一词实际的意思就是“纯的机会”。
但是最初stochast5c一词却有完全相反的意思，在语言中常有这种审惰。原来它的希腊字根是stokhos，意思是用来作为靶子的一个砖的柱子；从这个字衍生出意为“瞄准”的一些词根。
我们喜欢认为，人类靠着准确精确的天赋，去瞄准并射中靶的。但是在语言中埋藏着一个秘密：我们只是靠了尝试和错误，才变得准确起来，我们常是迷恫地走动，寻找着靶的。使我们把事情完成的，是不断地胡乱(随机)的活动。(顺便说一下，胡乱或随机在英语个是random，它的字根的意思是奔跑。)
免疫系统也是以这种方式工作的。例如我们把一种非自身的抗原(例如马血清蛋白)注射给兔子。有少数淋巴细胞能够察觉出这些特殊的蛋白。它们马上就开始制造抗马血清蛋白的特异抗体；同一品系的其他细胞则开始迅速繁殖；这样就在淋巴结里建立了一些制造这种(只是这一种)抗体的小工厂。这个兔子这时就是致敏了或免疫了，并且永久保持这样。在第一次发现这个现象时，曾以为马血清分子遇到的淋巴细胞，是由遇到的这些分子不知怎么教给它这么做的。开始时，天真朴实的每一个细胞，都受到遇到的抗原的“教导、诱导”，然后就学会了怎么去制造完全正确的抗体，以便把那个非自身的蛋白精确地封固起来。
这个“诱导”(5nstrMctlve)学说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后来知道是错的，现在已经被称为免疫反应的“无性细胞系(克隆)选择”学说替代了。后一个学说有大量坚实研究的支持。这个学说认为，淋巴细胞生来就知道它要寻找什么，每一个淋巴细胞都有它自己的、由遗传决定的受体，这些细胞在血液和组织内漫游，找寻着和它的受体正相匹配的特型抗原。如果一个淋巴细胞遇上了相匹配的抗原，这个细胞就立即变大，并且分裂出具有相同受体的完全相同的后代。结果是产生了一群相同的细胞，都准备好了在现在和将来去合成所需要的那种抗体。这是一个细胞记忆的组织。
一个幼年动物体内有以亿万计数的淋巴细胞，其中有能够识别自然界几乎各种分子结构的一个个细胞，这里所说的各种分子包括自然界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工合成的化合物。这种富有智慧的细胞群体，以及它们总体的本领的程度，随着动物的长大成熟K．fR大地加大扩展，可能是由于长出淋巴细胞的干细胞不时地发生突变和基因重新调配所造成的。这个系统在起作用，而且其效果非常惊人，因为这些能识别的细胞非常活动，数目非常大，以及迅速加大制造抗体的能力非常强；迅速大量制造抗体是通过在这个情况下得到了信息的细胞进行繁殖完成的。
它非常有效，但是从任何一个单独的淋巴细胞来看，它就一定像是一次次地犯错误。当马血清蛋白质一出现、它只能被淋巴细胞群体中极为少数的细胞所识别，对其它的细胞来说，那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且四周还都有危险，有酿成大错的危险，会威胁到整个的机体。出了毛病的淋巴细胞，最后可能分辨不出自我和非我，这样的细胞繁殖起来之后，就会使整个机体垮掉——发生自身免疫的破坏性疾病。可能出现盲点或类似色盲的识别中的空白处，因而有些品种的动物，从遗传上就不能辨别某些细菌和病毒是外来的东西。
但是，总地说来，免疫系统还是工作得很好，以致于神经生物学家现在正被吸引得考虑用同一种选择学说去解释脑髓是如何工作的。有人推想，相当于淋巴球的思想单位是一群群神经原(神经细胞)的小柱，大脑皮层大部分是由它们组成的。这些小的群体都是感受体，是事先准备好去撞碰此种或彼种感觉性刺激，或此种或被种概念。对于我们在宇宙中所能见到的各种东西(包括我们还没有想到过的东西)，人脑内都具有这个或某个准备好的、有自觉知觉的和有智慧有见识的成簇的相连接的神经原，准备着去抓获某种概念(正像青蛙脑内为了飞虫的运动的那种)。细胞族中的以及与这个簇相连接的其它神经原群的突触的变化，使识别扩大、放大，这样就装入、有了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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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度

这不是灌水而是倾倒洋垃圾，制造垃圾山掩埋中医论坛，根据版规，封id，永久封id。

华南之虎

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
八、神经病学 从统计上看，像这样一个或任何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理论，最后证明是正确的可能性当然非常小，尽管认为它有个类似的免疫系统机制学说来支持它。不论是对是错，它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已经引起了兴趣和兴奋的波澜。有些研究人员已经在设计试验，绞尽脑汁求出概念，他们的思想已经开始漫游，他们的感受器官已经处于极度注意状态之下，等待着那个正确概念的到来。神经学和免疫学可能已处于会合的边缘。
过去几年内我写了几篇有关电子计算机的短文，说了几件和某种概念相反的事，那个概念是：以电脑人员自己命名的人工智能(artiflcN ZnteU5gence)就能制造机器；他们总是愿意把这个技术的。名称下面加上重点号，并且在他们的技术文章里把它缩写为人智(大写的A1)。我不喜欢这个想法，也这样说了，并且还指出入脑的工作是需要出错误的，我还认为这和电子计算机并不一样。我收到了许多来信，其中大多数反应是温和的抗议，但还是友好的；在事情不顺的日子里，收到最糟的信函，干脆用直截了当的语言说我错到了什么程度。电子计算机的确是以尝试错误的方式进行工作的。整个的技术都基于这种方式，而不能以其它任何方式进行工作。
我对电脑一直有个不喜欢的地方，就是它使人蒙受耻辱。电脑的确类似(我真希望它们不类似)人脑的运行。是有些差别，但是从事人工智能的人，以及他们那么多聪敏的电子计算机，已经进展得足以使人知道机器能够像个有思考能力的机器那样工作了。如果事情真是如此，需要忧虑的并不是他们最后能够造出比我们更优越的电子头脑，而是我们的头脑(至少是我的)已经比不过它们了。我从来还没有听说过一个电子计算机(即便是个简单的电算机)会故意忘掉信息，失去信息，并且根据上下文把它恢复出来但又定了样，或者产生出像在一般人头脑中日常的那种散乱的、不确切的迷悯。我们早已被遗弃了，已经生活在不断的困扰之中了。
我一生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向脑内储入了一件件过硬的数据资料。有些从另一个耳朵穿了出去，但有很多被阻止并储存在某个地方(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我的网络之中没有一个可靠的装置，在需要这些数据资料时能再将它们取出来。如果我想一件最简单的事，例如某个人的名字，我不能直接送入指令，确切地希望能得到正确的名字。我常需要去想其它某个事物，没有什么关系的事物，然后等待。把它放在头脑的“休息室”里，拿起书，放下书，艘跋步，这时，如果那天是个好日子，名字就会跳出来。任何工程师都不能设计出一个电子计算机能够以这种方式工作或不工作。
我曾在不同的时期学到我学会的各种事情，但是我现在已经失去了它们。我已经记不清30年战争和百年战争都发生在哪个世纪，一点也记不得它们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曾经能背诵济慈的许多诗，我想那些诗还可能分散在我大脑左侧的那些脑叶里，也许已经翻译成了我右大脑的无字的语言，并且永远储存在那里、成了一团什么东西，但已不能做为语言再被复取出来。我已经失去了很久以前学过并且热爱的大多数哲学家；我对海德格(Heide8ger)唯一的一个确实的记忆，是对他的困惑，甚至我今天再读他的时候仍然感到困惑。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开立方，也不会再去学它了。计算尺。立体几何学。托马士哈代。还有几年前学过的那不少的中国字源学。圣经。多半是主日学圣经。都早已消退了，不知阻塞在哪里了。
我认为。当把电子计算机和脑等同起来比拟的时候，应该知道脑有个特性——出错的可能性很大。我们强迫头脑准备好，为保证相当好地度过新的一天所做的，可能有些像我们带着一块强大的磁铁走过电算机时对它的作用。我们可能具有相似的某种东西，可能是某种化学信使，它能周期性地清除掉脑内多余的信息，使那些集成电路块和线路空出来应付每天的新需要。我记不起济慈是因为有一天我把它消去了；如果我想(我并不十分想)让他再回来，我就要从头再学习他；济慈已经离开了我的颖叶，而以前我的确曾经把他安放在那里。
这可能是一个使人放心的概念，特别是对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年人。我十分高兴知道我有一个即便是我无法控制的机制，能定时地把我的脑子清扫一下，把那些陈旧的，现时已无用的信息删掉，就像把书桌清理清理，把旧杂志和读了一半的书处理掉，让脑子里的“房间”准备好迎接新的房客。的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制，脑子早晚会被资料事件填满，肿胀，而不能让新的事物进来，脑的各叶都要挂出“客满”或“请勿入内”的牌子。或者更糟，牌子都重新漆了字，换成了“出口”。
仔细想——想，你无法以其它方式去管理一个人的头脑。将多余的信息清除出去，必须自动地，自主地，在所有的时间里进行下去。有些思想可能不属于可经生物降解〔分解)的，例如头衔，自己的姓氏，以及如何读看出租汽车的里程计费表；但是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丢弃的，真需要一个既快又凑手的清扫系统：你永远也拿不准，下一分钟是否要找个地方，把某件新东西放进去。至少，你也要有个把东西推到一边的机制，把挡在路上的东西推到某种类似厨房塑料垃圾袋那样的东西里。否则，你就有失去所有好的思想的危险。你曾否注意到，当你正对某件事苦思男想的时候，多么经常地会有个不相关的极好的念头——看来它能够将各种事物都解释清楚的念头——就在手边晃来晃去?在好的日子里、它总是这样出现。你正钻进一辆出租汽车的车门，苦想着有膝盖关节软骨的情况如何，突然间，带着呼呼的声音飞来一个新的概念，想找个地方照亮起来。你最好保证有一些没有思想之类东西的空间，准备好让它栖息，否则它就会又飞向黑暗之中。电脑不能这样工作。它们能做我所不能理解的数学技艺，指头一碰就能做出生动的图表，从容地写点二流的诗句，甚至能做出使爱纵人员感到惊奇的事；但是我不信事物能使又大又复杂的电脑本身感到惊奇，它没有能让它本身感到惊奇的容量。
电脑能很好地观察图形，本领比我们好，它们能把似乎没有关系的事情联系到一起；它们能扫描夜晚的天空、凝胶电泳中染色的5万个蛋白质斑点，或者全世界证券市场出来的那些数字，并且找出其间有点意义的关系。我们用自己的脑子也做这样的事，但是作法不同；我们是让事情出错误。我们使用信息更少是为了信息的自身，更多是为了让它导致思想，可能是些不相类似、没有关联、不具形式，因而有时是完全崭新的思想。如果人的脑子不具有这种特殊的天赋，我们到现在仍然还是在磨尖骨头，自己对自己哈哈作响，而且不能写诗，甚至连口哨也不会吹。
不做预料地丢失信息，以及让关系发生错误，这两个天赋，使我们的大脑有别于我所能想象到的制造出的电脑。人工智能是我没有一天不羡慕的东西，但人的智能则是另外一种东西。如果我能成功地弄清了施瓦茨曼反应，或者学好了荷马的希腊文，那不是因为某个刺激引起一系列脉冲让我这样做的。我会跌撞进去，以为是什么东西使我进入其中，而实际上那件什么却是带着我朗向另一个方向，意图是在于另一件事物。
这并不是说我不尊重自己或任何其它人的头脑。我尊重它们，我说明对它不理解，是作为更为尊重它所加的分。我自己的头脑容易出错，总是忘事，无从预料，而且难以驾驭，它也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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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关岛与冲绳 九、关岛与冲绳
在一段时间里，我因为战争而感到内疚，当时虽然是在命令之下，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自己喜欢的。洛克菲勒研究所(今天的洛克菲勒大学)当时被改为海军医学研究单位，我被召到洛克菲勒医院院长里弗斯(Thomas M．Riwrs)的实验室工作。他收集的病毒标本在世界上是最多的，他把它们保存在干冰里。
洛克菲勒研究所医院在1942年成了海军单位，在纽约开始研究几种当时引起军队注意的疾病：链球菌感染、风湿热、那时称为原发性非典型性肺炎的—’种流行性肺炎(称它为“非典型”是由于查不到肺炎球菌或其它病原体)、肝炎、黄热病、疟疾、寄生虫病以及脑膜炎。病房里住满了由一些训练基地送来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多数是肺炎。我的岗位是里弗斯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到那时一直只研究致病力很强和很难办的病毒。我一个人使用一个干冰盒子，里面冰冻着大多数已知品种的病毒标本，其中包括引起下列疾病的病毒：狂犬病、马脑炎、裂谷热、脉络膜脑膜炎、10种鹤鹅热、几种斑疹伤寒立克次体(它不是病毒，但和病毒划在一起，因为它也只能在活细胞内生长)。丛林斑疹伤寒(也称为着虫病)是—‘种致死性很强的疾病，海军对它很为注意，因为日本占领的太平洋地区有这种病。
在纽约的实验室里同时给了我4项任务。第一项是设法从非典型肺炎的病人里分离出病毒。第二项是尽量研究一下斑疹伤寒，尤其是丛林斑疹伤寒，特别看看怎么能在接触的时候不感染上这种病；到那时，在其它一些研究所里已经死了几个实验人员。第三项是继续研究纽约市鸽子里的鸥蹈热；斯马德尔(儿seph smadel)在里弗斯实验室里已经对它研究了好几年，并且还在进展；这个问题和军事没有关系，但认为和纽约市的公共卫生有关。
第四项，是我感到唯一没有危险的任务。每个月我接到一个盒子，里面装满了从东北部各州海军基地收集来的尿液标本，要我做妊娠试验。妊娠是海军相当烦恼的事，高级官员决定要里弗斯的实验室来做这个检查，因为它有合适的手段(小耗子，这是真的)，而且也因为可以保密。每个月我都报告两三次阳性，其结果都是那个号码的在海军服役的女人回去过平民的生活。
那年夏天，作为客座研究人员，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国家卫生研究院托平(Norman Topping)的实验室里。托平是斑疹伤寒的权威，他的实验室正忙于制造一种有效的丛林斑疹伤寒疫苗。在那里他们教我如何在鸡胚里培养这种病原体，如何制备高浓度的活病原体悬液来做血清学实验，以及最重要的是，怎么能使它不污染实验室的空气。用来搅碎(匀浆化)各种组织的韦林(war：n9)搅拌器，那时刚刚在实验室里使用，在托平的实验室里常规用它制造均匀的斑疹伤寒病菌悬液。到那年的年末，我离开那里好久以后，才发现搅拌之后把搅拌器的盖子打开过快有危险；在夏天手把手教我的一位高年成员，从韦林搅拌器附近的空气里感染了丛林斑疹伤寒，并因此而死去。
在1943年，我们得知这个洛克菲勒海军研究单位要去太平洋，已经开始在做去的准备。用了一年才把一切都准备好。到1944年秋季，实验室的设备才买全，需要增添的专业人员才商量妥当。当我们坐上横贯北美的铁路去西海岸时，在车上就有了一支穿军服的队伍，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生物科学分支的代表人物：昆虫学家、哺乳动物专家、软体动物(螺蜘，海螺)专家、鸟类学家、生物化学家、临床医生、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病毒学家、两个立克次体病学家(斯弗顿Jerome Syverton，和我)，还有许多管理军官以及没有官衔的签约雇用的技术员。我们停到了圣布鲁诺，就在旧金山的南边。在没有坐船离开之前，要接受一段强制的军事训练。
在历来通过圣布鲁诺训练的人之中，我想我们一定是最为奇特的一群。我们在自己的营房里单独住，不和要去太平洋的其他成千上万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住在一起。每天清早我们都集合，爱练，跟着一个声音宏亮的上士的抑扬顿挫声音起步。这个上士不喜欢我们，他所确信的是我们这些人在白刃交锋时不会有什么用处。在爱练之前，他总是先按名字的字母顺序点名，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喊到自己名字的时候马上吼叫“到”。斯弗顿在我的前面，他来自罗彻斯特，是非常有尊严的教授。他的名字应该读成斯“弗”顿，但是头一次爱练的时候，那个上士把他读成斯“爱弗”顿了。斯弗顿的回答是“斯弗顿——到”。这个情况延续了4个星期。每天早晨上士念到期(s)这个字母，我们大家都等着，接着是那坚定洪亮但读错了的名字，然后是斯弗顿的改正，接着又是“到”。这个时刻的意味真是无穷：军事头脑对着学术头脑，有点涉及到等级交战、个人的领域、人的权力和单纯为了解闷儿。每天从一开始就让它弄得活泼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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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
九、关岛与冲绳 每星期有3天，我们被装上半履带卡车，向西开到太平洋边的一个峭壁，学习使用布朗宁自动步枪，它是我们见到的最吓人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我们这组人之中有一个全国著名的昆虫分类学家。他走得不快，还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轮到他打靶，他拿起那支家伙，但他的注意力却被旁边爱地上移动的什么东西吸引了过去，那家伙朝向了爱练的上士，而他的手指还扣在扳机上，几乎(但还没有)要击发了。他突然清醒过来，发现我们所有的人(教官和他的学术上的同事)都趴在地上，喊着让他放下那个混帐东西，或者把它朝着海，而不要朗着人，他清醒了，不过还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呢!
我们在12月初起了航，在檀香山上了岸，约一个星期后去了关岛。我们成了大批踏上征途的陆战队和步兵护送的一小簇科学家和技术员。我们安了营，在施工过程中，我们都住在帐篷里。从司令到陆战队小兵，我们所有军阶的人一同建立了一组太平洋岛上从来没有那么好的研究实验室。房顶和墙的金属条板都编着标志，用螺钉拧在一起就行了；把这些东西装配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工作，不大会出错，但是我们在建好之后还是对我们的技术感到极其自豪，因为我们看到在旁边的一块地上，一队海军修建大队专业建筑人员正在用同一种材料装配岛上的海军医院。后来我们才知道，原定计划是要海军修建大队来建造我们的实验室，但是我们的司令官决定还是我们自己建造为好，这样就能保持我们在政治上独立于关岛上的其他单位。这对我们单位的未来可能很重要；我们希望自主，能够自己选择我们的研究题目，而无需接受该岛其它上级的命令；因为伯这些上级会让我们这个单位成为执行日常保健工作的实验室。
找到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来自硫磺岛，有报告说在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深深洞穴里发现了一种很小的红色蜗虫。那时刚刚在该岛登陆，路边的海军医院刚开始住迸伤员，还有了一些传闻，说登陆可能无法成功。发现了蜗虫使困难变得更大了；要是在硫磺岛爆发一次丛林斑疹伤寒，那将成为一场浩劫。派了一队技术人员去取那种昆虫的标本，回来的时候带来的消息说，那些蜗虫不对，不是传染蒜虫病的瞒虫。大家都互相庆贺起来。过去一直有人把我们看成是学院式的无聊单位(关岛上的象牙塔)，现在却知道了它对海军有用，因而我们的声誉巩固了，至少在那段时间里是巩固了。
大约在同一时期，菲律宾报告爆发了传染性肝炎。米利克博士(Geor8e Mirkk)领导一个小组飞去，取血液和粪便标本，带回关岛实验室研究。传染性肝炎被认为是某种病毒引起的，但是，gp时对这个病原体并不了解，而且也没有实验动物能够被感染。除了发现新病例以及进行一般的流行病学调查，以弄清感染源之外，对这个病做不了什么。但那可以让海军放心知道关岛有这么一个单位，而且正在对此进行工作。
肖普(R1chard Shope)的实验室和我的实验室隔着一条路。在关岛开始的那些月里，他的小组没有直接的任务。他在当时已经是全国一流的病毒专家，已经发现了猪流感和兔乳头瘤病毒。他知道第二年春天在冲绳登陆之后，要他领导一个小组到那里去，但是现在他还可以自己支配时间。我每天早上都很感兴趣地看着他走出他实验室的前门，一只手拿着一个盛着血琼脂(一种病菌培养基)的培养皿。他每天都举行同一种仪式：手里拿着打开盖子的培养皿，胳膊先伸向北方，停足足一分钟，然后向右转，面向罗盘上的每个度数，好让什么东西落到他的琼脂平板上；然后回屋把培养皿放到温箱里。他是在寻找能够对他在小鼠群内传布的流感病毒具有抗生性质的天然“野生型”微生物。肖普不仅是位坚定、细心的研究者，他还很有运气。不到几个星期，他就分离出一株具有他所希望的那个特性的青霉菌：培养这种苗的肉汤滤过液能够使他的小鼠抵抗病毒的感染。就我所知，这是第一次发现抗病毒的抗生素。他用他夫人海伦的名字为它命名，称它为“海伦素”。它能有效地抵抗马脑炎病毒，但效果不够大，不足以在临床上使用，但它对后来研究抗病毒药物却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英国病人]扫描)
　

53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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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chg

一滴水楼主的文章挺有看头，正意犹未尽呢，华南之虎又来添乱，本来转贴的文章还可一看，但就算不拿版规来惩罚你，你在别人的帖子里灌水也是极其没礼貌的，和一滴水有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