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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中医面面观:
由以上资料可见,鲁迅早期确曾抨击过中医,但主要是批评中医的某些缺点、某些不良的医者和行医之风,不是否定整个中医。正如周海婴所说,鲁迅对于其父亲的病,对于中医药的看法,仅仅是他个人所接触的范围,并不是对全国的中医状况进行判断,他在文章中提到给父亲治病的中医用的药是“败鼓皮丸”,开的药引有“原配的蟋蟀一对”等,治不好了就推给别人,或者推给鬼魂“冤愆”,鲁迅对此十分反感。
他所反感、反对的是他所经历的庸医。引用鲁迅的话反对中医,这是断章取义。并说:“我们家里从来没有拒绝过中医中药,对中医一直都很相信。”值得一提的是,鲁迅文章中一些批评中医的言论很是辛辣,这与他的写作风格有关,许广平曾说“鲁迅为了说明问题,有时在自己的文章中往往对事情的某一方面特别强调得厉害。”他所反感、反对的是他所经历的庸医。引用鲁迅的话反对中医,这是断章取义。并说:“我们家里从来没有拒绝过中医中药,对中医一直都很相信。”值得一提的是,鲁迅文章中一些批评中医的言论很是辛辣,这与他的写作风格有关,许广平曾说“鲁迅为了说明问题,有时在自己的文章中往往对事情的某一方面特别强调得厉害。” 随着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和进步,鲁迅对中医的认识和评价越来越实事求是。正如许广平在回答一位读者所问“为什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待中医中药的态度和《南腔北调集·经验》一文中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时所说:“我认为这一点也是由于鲁迅思想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呐喊·自序》写于1922年,这是鲁迅思想的前期阶段,那时鲁迅还只是一个民主革命者,而《经验》一文,写于1933年,这是鲁迅思想的后期阶段,到那时候,鲁迅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看问题已经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了。所以得出来的结论也就比以前更深刻,更全面了。” 通过纵向梳理相关资料,可以看出,1925年之前,鲁迅之所以批评中医,一者因其父生病求治中医未效,且耗费大量家财,致家道衰落而产生了“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二者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势必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主将的批判对象。 不过,有学者指出,虽然“鲁迅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但他并不是全盘反传统主义者,并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鲁迅反对的是传统文化的负面性”。鲁迅即使在批评中医的年代里,仍在读中医之书,用中医之法,感受中医之效。 可见,鲁迅对中医学并非全盘否定,而只是抨击其中的糟粕。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鲁迅的思想水平不断提高,在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后,能更全面、深刻地认识事物,从而也看到了中医药的真正价值和贡献。1930年以后,鲁迅对中医的评价已相当客观,且意有褒扬。 纵观鲁迅的所言所行,其对中医学的真实态度不亦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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