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儒家思想和《内经》——《<内经时代>补注》

河间金栋

⒂五行相生：五行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本篇以此来比附政事和官职，认为司农（木）、司马（火）、司空（土）、司徒（金）、司寇（水）这几个官职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平衡促进。此乃是天人感应的重要内容。又，此篇旧本作第五十九，列在《五行相胜》之后。卢文弨《报经堂丛书》本根据文义将此篇改列于前，苏舆注本从之。本书篇次暂依卢、苏二本，但从历史上加以考察可知，五行学说先有相胜之说，如《孙子兵法》、《墨子》中皆有“五行无常胜”的记载，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也以相胜为说，秦始皇也相信水胜火。后来才有五行相生之说。由此观之，卢、苏二本之校改似有不妥之处而留有可以进一步商榷的空间。特此一并说明。（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汉书·五行志》：‘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案推阴阳，谓以五行推阴阳，此亦《春秋》学家。故《班志五行》自谓傅于《春秋》，然其源则出于《洪范》。董为齐学，伏生《尚书·五行》，《齐诗·五际》，皆重天人，其归一也。又，《汉艺文志·诸子》：阴阳家者流，班氏以为‘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管子·幼官篇》、《四时篇》、《轻重己篇》，及《月令》所载，皆阴阳家之所自出。本书所言阴阳五行，亦其类矣。凌云：《白虎通》：‘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转相生，故有终始也。’《博物志》：‘自古帝王五运之次有二说，邹衍以五行相胜为义，刘向则以相生为义。汉魏共尊刘说。’”（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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⒃五行相胜：本篇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间存在着相胜（即相克）的关系。其中，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在人事中，司徒（金）、司农（木）、司寇（水）、司马（火）、司空（土）这几个官职也是相互监督制约的关系。本篇以五行（自然材料）性质的相互制约关系来比附政事中各部门职责的制约关系，是天人感应思想理论的重要内容。（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第十三》：“凌云：《汉书·艺文志》：‘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颜注：‘五胜，五行相胜也。’沈约《宋书》：‘五德更王，惟有二家之说，邹衍以相胜立体，刘向以相生为义。’”

又，此篇接着讲五行与官职的关系。上篇讲五行相生，这一篇讲五行相克。五种官职之间也像五行那样互相制约。金胜木，因此司徒可以制约司农；水胜火，因此司寇可以制约司马；木胜土，因此司农可以制约司营；火胜金，因此司马可以制约司徒；土胜水，因此司营可以制约司寇。（叶平注译《春秋繁露》）司营，即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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⒄五行逆顺：现通行本或作“五行顺逆”。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第十三》：“《御览》八百八十三引作‘董仲舒《五行逆顺》’。天启本亦作‘逆顺’。”

本篇以五行配四时，认为五行中的木火土金水各有其德行，并以此推广之人君之行。董仲舒认为，君主的德行顺应时节则“顺”，并有祥瑞；君主的德行背逆时节则“逆”，并会有灾异而造成祸患。（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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⒅治水五行：本篇题目应为《治顺五行》，旧本并误作《治水五行》。通观全篇内容无涉治水。钟肇鹏举《五行大义》卷四第十九《论治政》引本篇正作“《春秋繁露·治顺五行篇》”，本书《五行相生篇》说：“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因此继之以《五行顺逆》第六十、《治顺五行》第六十一、《治乱五行》第六十二。“治顺”、“治乱”前后相对，因此本篇题作《治顺五行》为宜。本篇大旨是说统治者因顺五行之德性，并运用于政事，就能够使天下大治。（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又，此篇把一年分为五个七十二日，分别由木、火、土、金、水来主事。木主事的七十二日就该实行柔惠的政策，火主事的时候宜举贤良，土主事的时候当养老问孤，金主事的时候要修缮城墙，水主事时则可以用刑。（叶平注译《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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⒆治乱五行：本篇旨在论述治理国家如果不按照五行的次序，行政措施违背五行就会发生祸乱，与上篇《治顺五行》正好相对。本篇以五行配四时：木为春，火为夏，土在夏、秋之中而称为“中夏”或“季夏”，金为秋，水为冬。如果火干木或者木干火，土干火或者火干土，这都属于“治乱五行”以致招来灾害。这实际上是将五行学说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警告君主一定要按照为政之道来治理国家。（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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⒇五行变救：上篇《治乱五行》谈及君主为政如果违背了五行的顺序就会招来灾变。本篇则针对这一点来论述解救灾异的方法，其主旨是要说明君主如果能够施行德政则可以解除灾变。全篇按照木、火、土、金、水的顺序，首先说明了灾变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原因，然后针对不同形式的灾变提出了相应的解救措施。这实际上体现了董仲舒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21]五行五事：本篇取人事以配五行，旨在论证君主要加强自身修养的理由和根据，如果君主修养不够就会引起灾变。这是董仲舒“天人感应”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实际上是对王权的一种约束和限制。他认为王者行为不当，就会导致天气的灾变发生。“五事”指貌、言、视、听、思心五项，王者的这五项表现会与天的暴风、霹雳、电、暴雨、雷相感应。（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22]天地之行：本篇总的观点是认为人道应该效法天道，并论述了为政治国之道。董仲舒以天与地、心与身的关系为例证，说明了君臣之间的关系，天尊地卑、心主形副，这是自然的定律。作为君臣关系的人道也应该遵循这个定律，君道取法天道、心灵的主宰特征，而臣道则取法地道、身体的顺从特征，董仲舒由此认为只有君臣和合，才能治理好国家。（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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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如天之为：本篇从天、人一气的角度出发，论证了人道与天道的共同性，以此要求君主应该效法天道来治理人事。董仲舒将天气四季的变化与人类的感情变化相比配，认为君主应当在春、夏、秋、冬四季分别施行仁爱、宽大、刑杀、清明的政治。但他同时又指出，人道对于天道的效法不应该是机械简单的相配，而应该抓住天地之道的根本，即天地之气周转流行、永不停息的特性。君主在治理政事时，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采取相应的措施，而不必拘泥于天、人相合的死板框架。本篇的思想既肯定了人道应该效法天道，但同时又突破了阴阳家多禁忌的缺陷，应该说观点更为全面。（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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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天地阴阳：本篇论述了人在天地中的地位和天人之间的关系。董仲舒把人作为构成整个宇宙的十大要素之一，并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以天人一气为基础，董仲舒以类比推理的方法论证了天人之间存在着感应关系，认为天地之间充满着气，人在天地之中如同鱼在水中，人的行为能够影响天地阴阳，人间太平就会导致天气和美，而人间混乱则会使天地的化育受到损害。董仲舒十分重视君王在管理百姓、参赞天地化育中的关键作用，要求君主效法天地之道，使人间太平，从而使天地的化育更加完美。（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25]天地之气……列为五行：“《礼运》：‘夫体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十三》）

[26]行：德行，即品德、品行。

[27]故谓之五行：指五种德行。

[28]五官：五种官职，即司农、司马、司空、司徒、司寇。以五行比附五官，是从五行各有其职责的角度来进行说明的。五行与官职相联系，说明了官职之间相互制约。（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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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比相生而间相胜：比，比邻、相邻，靠近、挨着。间，间隔。“俞云：‘比相生若春木生夏火，间相胜若秋金胜春木是也。’”（苏舆《春秋繁露义证》）

五行顺序为木火土金水，“比相生”是指按此顺序而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间相胜”是指按此顺序而中间间隔一个，即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这个概括是董仲舒作出的，是对五行学说的重大贡献。（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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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此句经医家改造为：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季夏主养改为长夏主化。

金栋按：生、长、化、收、藏，五字连用概括五时的变化谓之“五化”，是后起的说法，《内经》全书仅一见，且未直接与四（五）时五行并提。《素问·六微旨大论》云：“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

较早的说法是四时（五行）变化并提，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四时五行之变化，即春木生、夏火长、秋金收、冬水藏。若与五行相配，尚缺一行。王冰虽有“长夏土湿”之注，但未明确说“长夏主化”，而明代注家如马莳、张介宾或参考了《阴阳应象大论》“中央生湿，湿生土”及《六微旨大论》的启发等相关内容予以补充为“长夏属土主化”。《类经二卷·阴阳类一》注：“四时者，春夏秋冬。五行者，木火土金水。合而言之，则春属木而主生，其化以风；夏属火而主长，其化以暑；长夏属土而主化，其化以湿；秋属金而主收，其化以燥；冬属水而主藏，其化以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