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内经>时代》补注（草稿）

河间金栋

⑷时间生物学：时间生物学（英语：Chronobiology；字首来自希腊语Chronos，指时间）又译生物钟学，广为人知的生理时钟。是一门科学，它的任务是研究生物体内与时间有关的周期性现象，或曰这些现象的时间机制。生物节律是凭经验总结得出的，但有其生理学和分子生物学基础。生物钟学与所谓的生理节律无关。

时间生物学认为，生物体乃至植物体的生命随昼夜交替、四时更迭的周期性运动，揭示出生理活动的周期性节律。古代医学视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谓大小宇宙息息相通。健康人体的活动大多呈现24小时昼夜的生理节律，这与地球有规律自转所形成的24小时周期是相适应的，表明生理节律受外环境周期性变化(光照的强弱和气温的高低)的影响而同步。诸如人体的体温、脉搏、血压、氧耗量、激素的分泌水平，均存在昼夜节律变化。生物近似时钟的结构，被称之为“生物钟”。周期节奏近似昼夜24±4小时称“日钟”，近似29.53±5天称为“月钟”，近似周年12±2月称为“年钟”。时间生物学研究揭示了植物、动物乃至人的生命活动具有一个“持久的”、“自己上发条”和“自己调节”的生物钟。（互联网《百度百科》）

金栋按：生命活动具有其内在节奏性。生物通过本身的这种节律性，能感受到外界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如昼夜光暗变化、四时寒暑更迭等，并根据自然界的这些节律性变化来调节本身生理活动的步伐，使之在一定的时间开始、进行或结束。研究生命体与时间的关系，或研究生命时间节律特性的学科，谓之时间生物学。

……

对于生命的时间节律特性，《内经》具有系统的观察、客观的认识和比较完整的理论。它的“天人相应”思想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生命过程中的生、长、壮、老、已，脏腑组织的生理机能、病理变化，无不与自然界的时间节律息息相关，表现出生命的时间特性。所谓“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反映了《内经》“人应自然”的思想。然而，这种学术思想却一度被认为是荒诞无稽的东西。或被冠之以“机械唯物论”、“循环论”使其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与发展。在西德慕尼黑，一位名M·波克特（Menfred Porkert）的教授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十分成就的科学，也会受历史条件的影响而被压抑，或迟迟得不到传播。中医大概就是突出的例子。由于未能对阴阳五行作出正确评价，因而对中医的本质争论不休。”《内经》的作者对人体生命活动的时间节律进行广泛的观察和描述，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加以概括和推衍，用以解释各种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指导诊断和治疗。它所观察记载的现象及由此而升华形成的人体节律理论，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人体的节律现象，与现代时间生物医学惊人地相似。现代时间生物医学的众多研究成果，又每每能够科学地验证《内经》的时间节律学说。

《内经》关于人体生命与自然界时间节律相应的认识，成功地用于阐明人体生理、病理、指导治疗和诊断，与医疗实践密切联系，与现代时间生物学密切相合，恰好说明这种学术思想的科学本质：是一门具有坚实客观基础、符合科学、能指导临床实践的学问。

《内经》所反映的人体生命时间节律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了自然界各种主要节律：

以甲子为周期的运气变化，阐述自然界六十年为循环周期的运气节律；

以一年为周期的时间变动，阐述了四时阴阳消长节律；

以一月为周期的随月相朔望变化的时间节律；

以一日为周期的昼夜阴阳交替节律；

以各种时间节律为基础，阐述了人体脏腑机能、气血循行、经气流注、病理变化皆表现出相应的同步节律，因而成为诊断疾病、治疗疾病的依据。

对全部时间生物医学的科学内涵，《内经》几乎都有所反映。它包含了现代时间生物医学的基本内核，自始至终贯穿着时间生物医学的学术思想，是我国古代对生命科学中时间生物学的重大贡献。（《内经多学科研究·第十六章内经的时间生物医学思想研究》）

河间金栋

河间金栋 发表于 2015-2-11 02:28
龙伯坚的观点，被许多学者引用。如上述“附5：混淆各篇写作时期与成书年代-《黄帝内经》问世时间之争成因 ...

有学者认为，州都是“大中正”之官职。

河间金栋

河间金栋 发表于 2015-2-12 17:14
有学者认为，州都是“大中正”之官职。

沈起炜、徐光烈《中国历代职官辞典》：“州都：即大中正。魏文帝因陈群之议，设中正，州郡皆置。司马懿执政时，加置大中正。《晋书·刘毅传》谓毅致仕后，‘司徒举毅为青州大中正，……由是毅遂为州都。’”

河间金栋

河间金栋 发表于 2015-2-12 17:16
沈起炜、徐光烈《中国历代职官辞典》：“州都：即大中正。魏文帝因陈群之议，设中正，州郡皆置。司马懿执 ...

州都，州的都头（最高行政官）？据《晋书·志第十四·职官》记载：“州置刺史……郡皆置太守。”未见有“州都”之官职。

河间金栋

河间金栋 发表于 2015-2-12 17:24
州都，州的都头（最高行政官）？据《晋书·志第十四·职官》记载：“州置刺史……郡皆置太守。”未见有“ ...

而据《晋书·刘毅传》谓毅致仕后，“司徒举毅为青州大中正，……由是毅遂为州都”，刘毅确为州都之官。

河间金栋

又，据《晋书·志第十四·职官》记载，汉代有”都水使者，汉水衡之职也“之官职，不知是否与”州都之官“相吻？

河间金栋

中正之官

龙伯坚《黄帝内经概论·第四章 黄帝内经的著作时代·第一节 素问的著作时代》云：“<四>《素问》中个别的后代作品--《素问》中还有个别的后代作品搀入在内，例如第八《灵兰秘典论》所说：‘胆者中正之官，膀胱者州都之官’，中正和州都是曹魏以后才有的官名，并且三世纪中期的皇甫谧《甲乙经》没有采用《灵兰秘典论》一句话，可见这一篇肯定是公元三世纪以后的作品。”

龙伯坚的观点，被许多学者引用。如山东中医药大学 张晓霞在《中国中医药报》（2014年9月26）撰文“混淆各篇写作时期与成书年代-《黄帝内经》问世时间之争成因”则引用为：“所以在《素问·灵兰秘典论》有‘中正’和‘州都’这样的曹魏以后才有的官名，说明此篇可能是东汉之人的补亡之作。”

但是这个观点被胡天雄先生否定。《素问补识》：“龙伯坚氏《黄帝内经概论》以为‘中正和州都是曹魏以后才有的官名，并且3世纪中期的皇甫谧《甲乙经》没有采用《灵兰秘典论》一句话’，因而‘肯定本篇是公元3世纪以后的作品’。天雄按：《灵兰秘典论》较《素问》早期篇章，确为晚出，但不能据此两点，就得出‘是公元3世纪以后的作品’的结论。因为：①中正是不偏不倚之意，是作出正确‘决断’的先决条件，不一定要古代有此官名，否则大肠的传导，小肠的受盛，肾的作强，又是哪一代才有的官名？②魏文帝延康元年（此据《文献通考》，延康为汉献帝年号，公元220年3月改，10月，曹丕称帝，改为黄初），陈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可见中正只是相当于现在地方的‘人事科长’，不是中央的‘组织部长’，和上文的君主、相傅、将军不相称。③《甲乙经》是针灸之书，重点放在与针灸经络有关的篇章，无关者则舍之，故在《灵枢》除《小针解》是后人所补加，其余全部采用。《素问》则《生气通天》《金匮真言》《阴阳离合》《移精变气》各篇，皆未采入，并不能因此肯定其也是3世纪以后的作品。观本篇君主与十一官并列，至少写成于公元前221年以前，彼时君王可与牛马相比（《气穴论》：‘圣人易语，良马易御。’），可以把老百姓摆在君王之上（《灵·师传》：‘上以治民，下以治身。’），在暴秦及其以后，君权高于一切，这种并列的说法，简直是对君王的蓄意嘲弄，是要轻则身死、重则族灭的。”

金栋按：中正：有名望的推荐官，人才的等级由他们评定。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220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这一制度创始于曹魏，发展成熟于两晋，衰落于南北朝时期，废除于隋朝，随之科举制形成。

《三国志·魏志·陈群传》云：“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礼，常叹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以亲。’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对这句话的句读，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应“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句读）。但并未见有“中正”一词。“中正”之官职，唐·房玄龄等《晋书·刘毅传》有相关记载。

而“九品官人法”的说法,初见于唐代《通典》卷十四选举二历代制中。“九品中正”则始见于《资治通鉴》胡三省注。

沈起炜、徐光烈《中国历代职官辞典》：“九品中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吏选拔制度。汉献帝延康元年（220），曹丕用吏部尚书陈群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说见《三国志·魏志·陈群传》，事在曹丕代汉之前夕。然《宋书·恩幸传》言：‘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据此则瑛操时已有此法，或陈群据以立为定制。其法，用有声望善识别人才者为‘中正’，州郡皆置。使区别当地人士，分为九等（九品）。政府据其所定，选择任用。曹芳时，司马懿当国，于各州加置大中正，遂有大小中正之别。吴有大公平，即中正之任。九品官人之法初建时，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有劝励作用。然任中正者趋势则不暇举贤，畏祸则不敢疾恶，循至只问门第高下，不究贤愚善恶。终如晋刘毅言其流弊，‘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隋废。”

沈起炜、徐光烈《中国历代职官辞典》：“州都：即大中正。魏文帝因陈群之议，设中正，州郡皆置。司马懿执政时，加置大中正。《晋书·刘毅传》谓毅致仕后，‘司徒举毅为青州大中正，……由是毅遂为州都。’”

河间金栋

【原文】我感到，就《内经》读《内经》、就中医读《内经》或就医学读《内经》是读不懂《内经》的。即或再带点儿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头脑，也不能左右逢源，了无障碍。

如此说来，这是要否定前人的一切研究成果吗？是说别人都不懂《内经》吗？是说用“控制论”等新学说解释《内经》的作法均不可行吗？当然不是。不过，我至少可以指出，虽有上述研究，至今对《内经》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并未说清楚。后学者读了有关著述后，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很多地方是勉强说得通。有的地方尽力附会也说不通。其中不少问题本来不必等到现在才能研究得比较彻底。毛病就出在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上。

比如五行学说的研究吧。从王冰注《内经》⑴、张景岳编《类经》⑵，直到最近的教科书、最新的大部头《内经》注本⑶，对五行与四季、五方、五味等相配的道理，都从常识出发解释，没有超出《尚书正义》⑷的水平。这种解法只在五行配五味方面大体说得过去。即“木生子实，其味多酸”⑸、“火性炎上，焚物则焦，焦是苦气”⑹、“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近辛”⑺、“甘味生于百谷，谷是土之所生，故甘为土之味”⑻、“水性本甘，久浸其地，变而卤，卤味乃咸”⑼。（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⑽：尚书正义·卷十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5:76）可是，许多学问家仍觉此说牵强。

河间金栋

【补注】

⑴王冰注《内经》：指王冰注《素问》。

王冰（一作砅），自号启玄子，又作启元子（因避讳唐玄宗而改字“玄”为“元”）。一般认为是唐代中期医学家，生平不详。但李经纬、林昭庚《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说：“王冰……约生于唐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卒于贞元二十年（公元805年），里居籍贯不详，唐宝应中（公元762-763年）为太仆令，故称为王太仆。”若据此推算，享年当在95岁，与《新校正》所引《唐人物志》“年八十余以寿终”不相符，存疑待考。

《素问》一书，传至唐代，纰缪甚多，内容混乱，影响授学和施用。王冰鉴于此书的重要性，遂立志寻访搜求诸本，编次整理达12年之久，于公元762年编成《黄帝内经素问释文》。调整篇目顺序，辨认错简，增补缺文，将原存8卷分编为24卷81篇；又为全书作注，注文相当精当，并被后人视为重要的训诂文献之一。由于对《素问》进行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所以称之为“重广补注”，流传至今，成为学习研究祖国医学的重要依据。尽管人们对他所增补的第七卷即七篇大论，颇多非议，怀疑它并非原著，但这些内容仍有研究价值，而王氏对保存整理古典医籍、阐发其义理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河间金栋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王冰序》：“启玄子·王冰撰（宋林亿等《新校正》云：“按《唐人物志》，冰仕唐为太仆令，年八十余以寿终。”）……时大唐宝应元年岁次壬寅序。”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林亿序》：“迄唐宝应中，太仆王冰笃好之，得先师所藏之卷，大为次注，犹是三皇遗文，烂然可观。”

宋·张杲《医说·卷第一》：“元珠先生，不知何许人。隐显莫测，惟太濮令王冰识其为异人，乃师事之。元珠洞明《素问》，究极微奥，密授妙旨，教冰五脏六气修炼养生之法，草石性理，祛邪去疾神方，由是冰乃注大经《素问》，至一为医家宗范（出《神仙传》）。

王冰自号启玄子：王冰，宝应中为太濮令，笃好医方，得先师所藏《太素》及全元起者，大为次注《素问》，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且序曰：将升岱岳，非迳奚为；欲诣扶桑，无舟莫过。乃精勤博访，而并有其人。历十二年，方臻理要，询谋得失，深遂夙心（出林光禄《素问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