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论凤凰涅磐

杨鸿智

4 慢变量--确定主要矛盾的定量方法
后现代科学不但指出在系统发生危机时，应支持子系统正反馈以使其在新的条件下重建系统新的平衡，而且指出在众多层次和子系统中，应重点支持对决定系统功能状态起重要作用的子系统，并且给出寻找，确定这个起决定作用的子系统的定量方法，这个子系统就是系统工程中的“慢变量。”
关于系统中多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问题，其实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理论中早有研究，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明确指出一个复杂事物的性质是由其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矛盾的相互作用可以发生转化。人们处理事物最主要的就是要促进这些矛盾的相互转化。毛泽东同志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还留下了一个尾巴没有解决，即如何在系统中那么多矛盾中及时正确地找到这个主要矛盾呢？毛泽东说那就只好通过实践，多调查研究、总结、摸索。总之，在毛泽东那里，主要矛盾的发现还是一个感性的被动的过程。而这直接影响到处理复杂系统的能力和效益。是否能找到一个确定系统主要矛盾的科学理性的方法呢？非常可喜的是，后现代科学的研究真的找到了这个指针，这就是系统理论中“协同学”的研究成果。协同学除阐述了矛盾的相互协同作用决定系统状态的理论外，更突出的贡献是找到了在众多矛盾中确定主要矛盾的具体标准。协同学首先在矛盾的不均衡性中发现了慢变量和快变量的差别。有的矛盾很快衰减消失，有的几乎不衰减，可以长久地起作用。协同学指出，慢变量是系统演化的方向、途径和目的。各子系统、各结构单元和行为其本上都服从慢变量的指令，结果才有了整体上统一的行动有序的结构。慢变量是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矛盾的思想正好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相反。一般人们总认为在一个系统中，最先进的、运动变化最快的成分是系统中最重要的成分。协同学的这一贡献，填补了《矛盾论》的空白，或者可以说已经超过了《矛盾论》，最可贵的是它使辩证法由思辨的精神领域的东西定量化、可操作化、变得简单可行。这就真正为辩证法在科学、生产实践中的具体施行开辟了广阔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5 机体慢变量的确定--干细胞在生命中的重要作用
复杂高级有机体是由多种生命形式的细胞、组织所组成的。这些细胞、组织有“原始”与“现代”之分，功能有“低级”与“高级”之分。现代医学认为“新”的组织，有特殊专业功能的高级组织是生命的重点。在治疗过程中，以保护这些组织，细胞的生存与功能的发挥为重点。系统科学研究证明，在一个由多层次子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中，最终决定系统状态的是系统中最基层、最落后、最原始的子系统。把这个理论移植到医学中，我们就发现，决定生命能否存在的，不是具有特殊专业机能的高级组织，如大脑皮层细胞，而是那些原始未分化的组织细胞，如干细胞。比如在疾病的危重时期，机体常常放弃消化道而保护大脑、心肺等器官。我们的临床治疗也是加强这一措施。但是，时间稍长，由于消化道粘膜受损，机体发生内毒素血症，往往迅速致死。如果在治病中注意保护消化道粘膜这些落后组织，很可能争取更多时间，使生命得以保存。后现代医学就是在维持高级组织结构功能的同时，更加注意原始低级组织的维持。由此，从战略上使治疗有更多成功的保证。
在人体所有细胞中，最原始的细胞就是干细胞。因此，干细胞就成为后现代理论医学所确定的决定机体整体功能状态的慢变量。所谓支持子系统正反馈，最终落实为促进干细胞的再生。人体作为一个多细胞的生命有机体，一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的矛盾，即整体寿命的长期性与功能细胞寿命的短期性的矛盾。目前，通过干细胞的研究，人们已经公认，这个矛盾是通过干细胞机制来解决的。机体在从单一的受精卵细胞发育成多细胞有机体后，各种功能细胞大多数成为不能再分裂增殖的细胞。 这些细胞都是寿命有限的。与此同时，受精卵在最初的分裂后就保留了一部分未分化的干细胞，使它们存留在各种功能组织中，通过它们在生命过程中继续不断地增殖，分化，补充功能细胞的丧失。现代医学的病理思想，将维持、恢复功能细胞的机能作为治疗的重点。按照后现代科学时间箭头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治疗大部分不会有好的效果。从功能细胞的有限寿命来讲，这些细胞治疗与否，肯定是要走向死亡的。从战略上讲，现代医学的治疗实际上根本达不到维持组织细胞正常结构和功能的目的。后现代医学的治疗思想，以干细胞机制为基础，将治疗重点放在如何支持干细胞的增殖分化，及时补充功能细胞的损失。这样就从战略上维持了生命得以存活。
6 自休、原位、干细胞再生
干细胞机制发现之后，现代医学立即将干细胞作为治疗手段应用于临床。主要方法有：骨髓移植，脐血干细胞移植，异体外周血干细胞移值，自体干细胞移植。所有这些手段，不论收集的干细胞是异体还是自体，都必须经过体外环节后运输给患者，为什么要经过这一复杂、危险、高投入的环节呢？就因为现代医学尚不了解干细胞在患者体内发生抑制的原因，也没有在患者体内原位激活干细胞的治疗措施。后现代理论医学利用系统理论认识了干细胞抑制的原因，找到了在患者体内原位激活干细胞的治病措施。这是后现代理论医学与现代医学在干细胞治病方面根本的不同，而后现代理论医学技术，在技术层面上，最终结果也就是“自体、原位干细胞再生技术。”
7 器官重构
致病因素造成机体内环境的改变使干细胞再生受阻。这个“受阻”的意思并非绝对的不生长而使功能细胞的数量形成空缺。事实上受阻的结果除了绝对不再生外（如再生障碍性贫血），还包括数量和质量不正常的生长，（如各脏器的肥大、纤维化）甚至包括再生趋势失去控制（如癌症）。这样，受阻的意思实际是指干细胞增殖、分化、凋亡的正常“程序”受阻，即不能执行，而不是绝对的不再生。干细胞再生受阻的结果，表现为组织器官结构的改变，这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发生了“器质性病变”（与功能性改变相对应），而我们所说的支持干细胞再生，实际上是恢复干细胞再生的正常程序，这包括增殖、分化和凋亡全过程。凋亡过程的启动，可使已生长的不正常的组织细胞死亡，干细胞的增殖分化，又可重新补充到位，这样的一死一生，就使组织器官发生重构，即病变后不正常的组织结构经凋亡而消失，同时新生的干细胞又按正常程序再建了新的正常的组织器官。
后现代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不单是功能细胞受至病因子作用而加速死亡。只要干细胞能及时增殖分化补充功能细胞的死亡，疾病就不可能发生。因此，后现代医学认为，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是干细胞在增殖分化过程中受阻，不能及时正确补充，功能细胞形成的。机体器官的结构是由功能细胞和间质细胞组成的。功能细胞主要完成生理功能，间质细胞则造成器官的形态，给功能细胞的正常活动制造合适的空间环境。同时，间质细胞还有重要的生化作用影响功能细胞，向功能细胞传递重要的物质信息，指导、维持功能细胞的活动。干细胞的增殖分化主要分化成功能细胞和间质细胞两类。干细胞增殖分化受阻，就表现为功能细胞和间质细胞两种细胞的生成受阻，表现为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好坏各有不同，到底表现哪一种，由疾病特殊过程和组织具体环境决定。
后现代医学认为，正是这种情况形成了疾病中组织器官的不同形态和功能的改变。这也正是各种疾病的临床表现。如前所述，所有这些复杂的临床表现，最终的原因只有一个，即干细胞再生受阻，而治疗方法也只有一个，恢复干细胞的正常再生程序。正是按照这个思想，后现代医学对现代医学所分类的数量众多的疾病种类进行了重新分类，并找到了它们形成的共同原因。这样，不但将疾病形成的原因简单化，统一化，同时也将疾病的治疗简单化，统一化了。在机体内部器官重构的实验将使现代医学引为骄傲的最高成就--“器官移植”技术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8 在疾病治疗中如何正确对待系统中枢的负反馈调节
系统理论研究指出，系统稳定的破坏是由于子系统正反馈增强的结果，此时负反馈已经失效，不宜再用。而要采取支持促进子系统正反馈的措施加速子系统相互作用，使其在新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新的系统平衡。正是这种重建使生命在时间箭头的方向上不断前进。现在提出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系统中枢负反馈机制除了“失效”之外，还起什么作用？研究发现，在系统处于质变，飞跃的过程中原系统平衡的负反馈机制，不仅是个简单失效的问题。所谓失效是指它不能达到它原来控制的目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它就停止了作用，它就不起作用。实际上它仍象原来一样在继续工作。这些工作此时已不表现为平衡的维持，却表现为对新平衡出现的阻碍作用。因为这些负反馈机制的本来目的就是限制子系统自发正反馈运动的。为了更彻底地解放子系统，使它们全身心投入到创造新平衡的工作中去，就必须采取措施，彻底终止原中枢负反馈的控制活动。目前，这套理论在美国圣达菲研究所中正在研究。还没有形成最后的名称。而在我国则是相反，虽无理论研究，却早已付诸具体行动。在中国叫做“改革开放，分田到户，承包责任”。中国长期来，在中央严密的计划经济控制下，却总也解决不了粮食的问题。实行改革后，中央决定放松对农业生产的直接指挥、控制，种粮的事由农民自己作主，结果粮食问题很快彻底解决。将以上这些系统理论应用于医学，就得出一个后现代理论医学的病理思想。机体内环境的平衡是机体健康的标准，但这个平衡不是表面的机械的平衡，而是动态的相对的平衡。运动的方向符合生命的时间箭头的指向，我们不可能使这个时间箭头逆转。疾病的发生是由于在外环境作用下机体某些子系统的正反馈运动突破了机体整体负反馈控制的平衡点，造成机体结构的破坏和功能的丧失。此时采取解除环境致病因素和加强系统中枢负反馈控制都是无效的。应尽快使子系统在相互作用中，在新的时间，在新的条件下，建立新的系统平衡。最后，为了更有利于子系统的正反馈增长，应采取措施，减少神经体液调节中枢对子系统的负反馈干扰。

杨鸿智

（六）系统医学（后现代理论医学）的组织发展情况
1 《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
上海市徐汇区永嘉路地段医院的原内科主任杨鸿智医生在研究如何将基础科研成果向临床转化的时候，将系统理论引进医学，建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该项理论和技术受到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的高度重视，2002年9月在其学会内成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参加成立会议的人员有：北京医药信息学会理事长徐国桓，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副主任、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副理事长汪湘，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常务理事吴增桦，北京医药信息学会常务理事林中鹏，北京医药信息学办公室主任郭强。会议决定由杨鸿智出任主任委员。专业委员会的其他领导成员是:
    副主任委员:孙家骧,(北京空军总医院麻醉科主任)
    副主任委员:韩振民,(北京安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秘书长:陈玉才,(原北京崇文区卫校校长)
学会认为后现代理论医学属国际国内首创,是医学理论的本质性,阶段性的发展.该项理论和技术突破了现代医学在器质性病变面前遇到的困境,使这些疾病的治疗水平发生质的提高.这项理论和技术不但有很高的学术意义,同时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非常支持该理论的学术研究和临床推广.
《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后正遇上“非典”发生。《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像其他医务人员一样，立刻积极投入到抗“非典”斗争中。在短时间内向卫生部和抗“非典”领导小组发去了大量的治疗建议和理论文章。这些治疗建议和理论文章是：
2003年4月21日 《关于非典型肺炎治疗方案的建议》
2003年5月15日 《非典型肺炎“反应过度”的发病机理和治疗》
2003年6月 1 日 《关于非典型肺炎发病机理和治疗方案的讨论》
2003年6月14日 《非典病情中“过度反应”的混沌学原理》
2003年6月14日 《抗非典胜利给我们的启示》
2003年6月24日  《用干细胞应激理论正确认识激素在非典治疗中的作用》
2003年6月26日 《从生命起源和进化的视角正确认识人与病毒的关系》
2003年6月29日 《非典患者的心率为什么不快反慢？
——在非典发病中阿片肽的临床表现》
    与此同时，还与抗“非典”主要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王士雯取得联系。学会的建议受到他们的重视。钟南山院士联合多名专家向抗“非典”领导小组提出了在“非典”治疗中应用“谷氨酰胺”的建议。（在“非典”治疗中应用“谷氨酰胺”是学会建议的重要内容）王士雯院士在接到学会的建议后曾在电话中表示，希望在忙过抗“非典”工作以后，学会能够到他们科去给他的学生进行学术讲座。
为了加强在抗“非典”工作中的学术交流，学会在抗“非典”的战火中建立了《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网站。网址是：Yanggates.51.net 或者可以直接用汉语“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进行搜索。上网者遍布中国20多个省市和香港、澳门、台湾、东南亚、欧洲、北美等地。并收到许多热情洋溢的支持信件。
在国家科技部、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指导下，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一所著名大学的支持下，由科技日报社和发现杂志社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科学家论坛”于2003年9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胜利召开。杨鸿智向大会发去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在后现代科学背景之下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兼论系统科学的发展和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出现》。该论文被大会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同时该文也入选《中国当代思想宝库》一书，经论文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该文又获得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这些表明后现代理论医学这个新生事物已经受到我国科学上层主流派的注意和重视。
2 《上海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成立
上海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2005年11月6日在上海成立，上海市副市长严隽琪与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马德秀共同为研究中心揭牌。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马普学会Robert Huber教授，系统生物学创始人、美国科学院院士Leroy Hood教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陈竺教授、代谢组学创始人英国帝国理工大学Jeremy Nicholson教授等出席成立仪式并作主题报告，法国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院长Christian Bréchot教授到会表示祝贺。陈竺院士任上海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主任，杨胜利院士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Leroy Hood教授任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任，Robert Huber教授、Jeremy Nicholson教授和Christian Bréchot教授任国际学术顾问。新成立的上海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将以肿瘤、代谢综合症、神经变性疾病为重要对象，围绕理论体系和技术创新；重大疾病发生机理；重大疾病早期诊断和预测、预警；重大疾病创新治疗技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与治疗方法的现代化等五个主要方向开展系统生物医学研究。
“系统生物医学”是我国科学家继１９９９年美国科学家提出“系统生物学”后，创造性提出的一大概念，是系统论与医学在全新技术和交叉学科背景下的自主创新型医学研究模式。   
    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与以往医学研究最大的区别在于强调研究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系统生物医学研究将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把人体作为完整系统，深入研究基因组信息与环境信息的相互作用，阐明发病机理，建立系统分析和预测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机理的新理论体系和技术平台，力求在这些“杀手疾病”的早期诊断、创新治疗以及新型药物和医疗仪器研发取得根本突破。
　　系统生物医学在国际科研领域炙手可热。据悉，西方医学长期来把人体分割成许多独立部分，采取各个“击破”法，而忽视系统的整体性，所以在许多复杂疾病治疗方面，难有根本性突破。因为这些疾病由多基因引起，既有遗传因素也有环境因素。系统生物医学应运而生，它把人体作为一个完整系统进行研究，通过大规模提取生物信息，研究基因组信息与环境信息的相互作用。   
　　中心的成立，为何能吸引这么多科学大师？中心主任、中科院副院长陈竺教授分析原因：其一，我国科学家是系统生物医学的最早倡议者，创造性提出将系统生物学与医学相结合，以临床医学中涉及的重大科学问题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其二，我国中医学蕴藏着系统论观点，强调整体认识和调节人体生命活动，系统生物医学与古老中医“不谋而合”。其三，我国科研人员在多年之前就尝试用系统生物医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白血病发病机理研究，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治愈带来重大突破，成为国际医学界公认的成功范例。   
　　系统生物学创始人、美国科学院院士莱洛伊•胡德教授预言：“未来10－20年，系统生物医学可望进入医学实践领域，引领现代医学进入预测性、预防性、个性化时代。”运用这种医学模式，可以预测你将来会得什么病；知道了预测结果你也不必慌乱，新型的药物可以帮助你预防疾病；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系统”，医生将为你选择个性化的最佳治疗方案。   
　　代谢组学之父、英国帝国理工大学杰里米•尼科尔森教授指出，基于单个靶点的传统药物开发已走进“死胡同”，时间长达10－12年，耗资也从原先3－4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8亿美元。药物开发需要新思维。今后，借助系统生物医学平台，可以加速药物发现和开发进程。这位大师对中医情有独钟，认为从中医中可吸取系统生物医学发展的有用东西。   
　　上海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是我国第一个按照大科学模式构建的研究机构，集生物、医学、物理、电子、数学、计算机等不同学科的海内外一流人才，进行学科交叉研究。蛋白质组学奠基人、法国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院院长克里斯汀•布若切特教授对此表示赞赏。“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不是哪个学科、哪个实验室、哪一个国家能单独完成的，大科学需要大合作，包括学科间合作以及广泛的国际合作。”
中心将致力于应用系统生物医学推动中西医药的结合。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医学虽然在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上，与兴起于西方的现代医学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却蕴藏着许多朴素的辨证分析思想及系统论的观念。目前对中医药的研究日益得到国际上的重视，并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基于系统生物学的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将立足于中医学“证、藏象及病机”的整体论的视角和复方中药多层次、多靶点治疗的协同性和“方—证”对应性，从以中医方剂为载体的“方证相关”内在规律、临床疗效及其作用机制等方面着手，力求在中医药基础和临床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上有所创新，在中医 “病—证—方”相关性的基础研究方面形成特色与优势，走出一条“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衷”的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之路。中医药与系统生物学的结合将是一个极富创造性，并可能引领中医药现代化的重要之举。
    以生物系统的网络结构解析和动力学特性的研究为核心，使我国传统医学在系统生物医学的框架下，自主创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系统生物医学发展新路。这样，将使我国医疗水平迅速推向世界前沿，不但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同时也为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杨鸿智

（七）香山科学会议——生物与医学中的复杂性问题
http://www.xssc.ac.cn/Web/ListConfs/ConfBrief.asp?rno=809
《香山科学会议第255次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5年5月25～27日，在北京召开了主题为“生物与医学中的复杂性问题”的香山科学会议第255次学术讨论会。韩启德院士、戴汝为院士、黄琳院士和佘振苏教授担任执行主席。来自生物物理学、医学、物理学、力学、心理学、控制等不同领域的37位专家参加了讨论会。会议中心议题为基础医学中的复杂性问题、生物系统中复杂性问题、脑与认知中的复杂性问题、复杂系统研究方法探讨等。
1 韩启德院士的论述
   
韩启德院士在题为“生命科学与医学中的复杂性”的主题评述报告中，就生命体复杂性、医学复杂性、走出现代医学困境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关于生命体复杂性，认为生命体组成成分不是简单的堆积，而是彼此间有广泛的相互作用，越是高级生命作用越广泛；组成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简单直线性关系，而是交错编织成网络，网络使生命体复杂性具有层次性特征；生命体存在于多因素、多变化的环境中，随时要接受外界的刺激和干扰，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开发系统。关于医学复杂性，认为生命体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医学本身的复杂性；疾病是复杂的，不仅生命体本身病理过程复杂，而且心理、社会、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病理过程；许多复杂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癌症、爱滋病等皆是生命体多层次、多层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关于走出现代医学困境，指出在还原论指导下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是局部的、分离的，仍停留在分析和描述的水平上；需要在研究方法和观念上有大的突破，需要各学科间相互协作，共同努力应对面临新挑战。他还介绍了200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推出的“路线图计划”，强调探索发现生命现象的新途径。
2 郝柏林院士的论述
   
郝柏林院士在题为“粗粒化描述与生物学符号序列的复杂性”的主题评述报告中，指出生物学符号序列包括记载生物遗传信息的DNA序列和生物基本构成的蛋白质序列，是当代生物信息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我们对自然界只能进行各个层次的粗粒化描述，而粗粒化描述不可避免地导致符号和符号序列（包括自然语言），因此对符号序列的复杂性分析可以对我们认识各种复杂系统有所帮助。他还介绍了研究DNA序列的K串组分分析方法并从自己多年研究的经验中，提炼出研究这些复杂符号序列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引起与会者广泛关注和从中受到启发，为深入探讨复杂系统的一般性方法提供了具体的指导。他还强调应该关注具体的复杂现象，关注复杂现象中的具体科学问题。
    3 基础医学中的复杂性问题
（1）北京大学柯杨教授
北京大学柯杨教授在基础医学中的复杂性的中心议题报告中，通过肿瘤研究课题组所从事的肿瘤相关新基因的功能研究、肿瘤的人群遗传易感性研究、肿瘤病人免疫功能指标确定研究等，分析了肿瘤疾病的复杂性。如同一种分子具备多种功能，不同的分子行使同样功能，同样的分子、通路、网络、发挥功能的时空差别，多种类环境因素多基因相互作用，性别年龄和环境都对“正常值”产生影响等。这些讨论提出了基础医学研究中正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如面对个体间（年龄、性别）的巨大差异，如何确定免疫指标的正常范围等。
（2）朱宗涵研究员
   
朱宗涵研究员在“医学科学中的系统复杂性研究”的专题报告中，说明许多复杂性疾病（如癌症）是多个因素引起的全身系统的功能紊乱。如果在这些疾病的治疗过程中过分关注身体局部状态的调整，而忽视了整个身体状况的改善会引起一系列不良后果，因此对这些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急需引入系统化思维。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医学复杂性问题研究的新思路，如人体复杂系统表现为三种反应方式——适应，代偿和失代偿，这分别体现了人体健康的三种状态——健康，亚健康和疾病。他进一步提出了医学科学中的系统复杂性研究提纲，呼吁探讨生命过程中信息作用的机制和原理，探讨生命信息的存在形式和动力学规律，探讨生命信息和环境的关系等，提出了有关生命科学中生命信息研究的新领域，既生命信息动力学。
    （3）中医研究院刘德鳞教授
   
中医研究院刘德鳞教授在“复杂系统的中医学思考”专题报告中，介绍了中医学处理人体系统中应用的思维观和方法论，如系统结构的虚化、系统运动的模化、系统状态的约化，和系统模型的实化（可检验化）等。指出中医研究人体复杂性时充分考虑到不同的目标，不同的问题，选择适当的数据。认为从中医研究中可以提炼出研究复杂系统的一个重要思路是“有限地还原，有效地综合”。他还提出了多学科合作研究脉学的建议，此项研究需要几个学科如血管的研究、流体力学研究、神经科学研究领域学者的合作。
（4）国际著名的数学家丘成桐先生
   
国际著名的数学家丘成桐先生特地向会议发来了有关“面部望诊与计算机几何图形分析”的书面报告。他认为中医的发展需要吸收其它学科的先进知识和方法，建议应用波动光学方法实时获取人脸几何数据，利用微分几何方法对人脸表情的特征参数进行提取和分析，来实现中医的“计算机模拟望诊”。
    4 生物系统中复杂性问题
   
（1）物物理所陈润生研究员
   
生物物理所陈润生研究员在“基因组的复杂性”中心议题报告中，介绍了生物基因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对DNA非编码区的研究。生物体的复杂结构和功能不仅仅是由基因决定的，也是由基因组中大量的非编码信息和非编码基因决定的。他们研究团队建立了国际上最新的非编码基因数据库，发展了相应的软件及检索系统，其中突出贡献是建立了非编码基因的分类系统。他以具体研究为例，说明后基因组时代对功能理解的本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即从“序列——>结构——>功能”到“相互作用——>网络——>功能”。因此生物体的复杂结构和功能不仅仅是由基因决定的，也不仅仅是由基因组中大量的非编码信息决定的，而是由这些元素在生物体各个层次上复杂、动态的相互作用决定的。
（2）北京大学佘振苏教授
   
北京大学佘振苏教授在“生物基因组复杂结构信息及其演化探索”专题发言中，对生物复杂性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和概括：生物结构具有多尺度跳跃性；生物运动具有多时间尺度性；生物多尺度运动之间似乎存在许多未知的相关，生物整体存在特殊的自组织性。研究把握生物系统的自组织性，是生物医学研究中“纲举目张”的思路。他还介绍了对生物基因翻译编码共性的提炼中发展的原核基因结构的MED模型及原核基因预测的MED系统。说明MED方法不仅预测了DNA序列中的基因，而且还预测了一系列与物种翻译转录相关的信息，为研究物种进化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3）美国Affmetrix公司的黄静博士
   
来自美国Affmetrix公司的黄静博士在“使用高密度DNA生物芯片在全基因组水平上研究染色体变异”的专题报告中，指出很多实体性肿瘤中观察到染色体数量的变化，在血癌中常观察到染色体易位，染色体数量的变化还常和发育异常及智障相关联。利用高密度DNA 生物芯片的优势，可以同时得到基因型及染色体数量的信息，是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生物分析技术。
5 脑与认知中的复杂性问题
    （1）大连理工大学王兴元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王兴元教授在“EEG复杂性研究中的混沌分析方法”的中心议题报告中，指出EEG信号是中枢神经系统自发产生的生物电活动，它包含了丰富的神经系统状态和变化的信息，因而在临床和神经电生理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他对缺氧窒息而引起的中枢神经损伤实验中EEG信号和EEG动力学模型中的混沌现象的研究进行了讨论，说明动力学模型方法对于研究大脑正常生理和病理状态的意义。他还提出利用EEG信号研究脊椎动物演化模式的设想及用EEG的混沌运动特征来表征动物智能进化的设想，认为此项研究将对阐述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
（2）中科院研究生院卓彦研究员
   
中科院研究生院卓彦研究员在“脑功能成像：可望带来脑研究重大突破的利器”的专题报告中，介绍近十年来人脑研究的一些新技术，如在人类脑功能区作图领域中的功能磁共振成象、 正电子发射断层成象、 高分辨率的脑电图、 高分辨率的脑磁图等。这些新技术是研究人的认知和智力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对于人类自身特有的精神和认知活动的认识，对新型人工智能信息处理系统的设计，对大脑生理和心理疾病的防治，对于人类智力的开发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正在产生重要作用和影响。
（3）北京大学韩世辉教授
   
北京大学韩世辉教授在“认知神经科学中的复杂性”的专题报告中，介绍了人的心理在多个层次、多个层面的复杂活动，如知觉、注意、记忆、语言、情绪、意识等。由于心理活动与社会活动的密切关系，近年来还产生了一系列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如社会认知、神经学与政治决策、神经经济学等。他认为目前对脑成像数据的分析方法还是经典统计的方法，没有完全挖掘出数据中关于与大脑认知功能相关的特性。因此应结合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多学科，进一步发展脑成像数据分析方法，发觉脑成像数据的深刻意义，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方向。
（4）王行愚教授
   
王行愚教授在 “脑控及其应用”的专题报告中，介绍了近年来控制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脑控系统”的实现和发展。脑控系统，即基于脑电信号的人机融合控制系统，直接以脑电信号为基础，通过脑机接口来实现控制。“脑控”研究涉及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 、控制科学 和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相关研究已经开发出了利用大脑的思维、通过电子接口来控制各种设施的运动状态，并取得预定效果的“脑控技术”，这项技术在医疗等多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杨鸿智

6 复杂系统研究方法探讨
（1）戴汝为院
戴汝为院士在“从中医的‘四诊’谈人-机结合的综合集成法”的中心议题报告中，指出中医的“四诊”是把握系统整体特性的典型方法，通过望、闻、问、切的感知建立子模式，再形成与各种病症对应的模式类——立“象”，这是多维的自下而上的综合集成过程。他还介绍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将专家群体（各种有关的专家）、数据和各种信息与计算机技术有机结合起来，把各种学科的科学理论和人的经验知识结合起来，在解决复杂性问题时发挥这三者构成的系统的整体优势和综合优势。他们以此为依据建立了以综合集成为基础的数字空间研讨厅体系CWME智能系统。该系统及软件在2003年9月维也纳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复杂系统建模研讨会上引起各国专家的很大关注。与会专家们认为，对于许多复杂现象，利用专家群体、海量数据和计算机分析技术相结合的研讨厅体系的方法，可能是比较有效的。
（2）清华大学李衍达院士
   
清华大学李衍达院士在“复杂系统的演化与分析”的专题报告中，对复杂系统研究中的某些一般性规律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1）复杂系统的演化既不是按已有的模式，也不是按最优方式，而是各种因素的组合促成——有偶然性，按临近偏好方式，逐渐形成某一趋势；（2）系统演化有偏好趋势，故演化不是无序的，系统经一段时间的演化形成优势主流方向，形成模式后，有统计特性；（3）对新演化的部分，难以预测，因此实验探索未知是永恒的；（4）演化的过程有点像美国司法系统的案例引用，对未遇到过的情况，以案例引用的方式来处理。复杂系统的演化可归纳为：案例+偏好——>统计特性——>模型——>预测。
（3）浙江大学朱位秋院士
   
浙江大学朱位秋院士在“关于复杂系统研究的一点想法”的专题报告中，以对非线性随机动力学系统的具体研究为例，指出某些系统虽然很复杂，但也应有一定的规律可循，需摆脱传统思维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去研究，寻找复杂系统的内在规律从而建立一定的理论。
（4）北京大学黄琳院士
   
北京大学黄琳院士认为，复杂性科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充满未知的领域，研究方法上既有还原论，也有综合论和系统论，这两种思想正在经历碰撞并开始出现融合的趋势。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生物芯片的出现都为在这个领域开拓了新的前景。可以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期。中科院郭雷院士指出，控制科学与其它学科的不同，在于它的目的是改造世界，也就是对系统施加干预。为了对系统进行有效控制，应该有针对性地建模，针对复杂系统的不同侧面，或者针对不同的目标，建立不同的模型。这个过程在医学中应用广泛，因此医学与控制科学的协作很有意义。
7 会议小结和建议
执行主席在会议小结时指出，本次会议结合生物和医学中具体的复杂性问题，作了系统深入的报告和开展了广泛热烈的讨论，为推动医学与生物学发展和探索我国复杂性科学的发展进行了多学科的交流。会上许多专家结合长期科研工作实际、经过总结凝练，得出一些新的新的见解、新的方法、新的成果，使得与会专家彼此间受到新的启发、产生新的思考。
与会专家认为，在生物医学研究中由于因素多、数据多、信息量大存在客观的复杂性，但同时因为缺乏对系统本质规律的把握、对系统重要因素的提炼，复杂性也具有主观的因素；开展复杂性研究，既要发展处理海量数据的工具，也要不断提炼复杂现象和复杂事物的本质规律，找出系统的共性；中医学对人体内部的相互作用以及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提出了众多的命题，为现代医学研究准备了丰富的素材；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支柱产业之一，要将中医的发展放到国家科研发展战略高度。
与会专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积极组织跨学科的协作攻关，不但对于发展医学和生命科学研究意义重大，也对推动复杂性科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组织建立生物与医学复杂性问题研究平台，逐渐遴选出一些重要的研究问题，定期开展研究活动；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我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建立跨学科的中医研究队伍，对中医的理论体系开展长期、深入的交叉研究。
（八）对《香山科学会议——生物与医学中的复杂性问题》的评价
1 多次重复的机械论
2 没有拿出生命系统调节的具体办法

杨鸿智

四  医学发展三个阶段的比较
时间物质层次研究方法思维方法
古代经验医学整体医学黑箱理论扑素辩证法
现代实验医学细胞医学实验分析机械论、还原论
后现代理论医学系统医学理论综合辩证法、系统论
医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一般人可能认为那就是由古代经验医学开始，发展成为现代实验医学，最后上升为后现代理论医学。如用图表显示，可以画成一个直线前进的串联系列，如下：
    古代经验医——现代实验医学——后现代理论医学
这个图标的内涵是说，现代医学是由经验医学产生的，后现代医学是由现代医学产生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医学虽然有这三个发展阶段，但这三个阶段之间却没有直接的联系。现代西医不是由中国的中医产生的，当然现代西医也不是西方经验医学的产物。同样，后现代医学也不是现代医学的产物。这里提出一个概念就是：医学不是原创科学，医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正是这些学科的发展，它们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向医学的应用，才造成医学的发展，是自然科学由经验向实验科学的发展再到理论科学的发展，促成了医学三个阶段的出现。即每个阶段的医学，是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产物，而不同阶段医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曲折地由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来体现的。那幺，各个医学阶段之间总该有点联系吧，这个联系就是：新阶段医学对旧阶段医学的内容，正确的就吸收，错误的就淘汰。

杨鸿智

第六部分  中医的定位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yanggates.51.net

一  中医学是科学
（一）总的说明
关于经验医学第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它是否科学？就我们中国来讲就是：中医是否科学？首先应该知道，这个问题是在现代西医产生并传入我国之后才产生的。在我国几千年、数万年历史中，有什么人会怀疑自己的中医学的科学性吗？经验医学是认识论中第一个阶段感性认识的成果。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产生、发展、形成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认识过程的某一部分给予否定。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提问者不明白一个正确的理性认识产生的正确过程。我们前面曾提到，因为医学不是原创科学，医学是由当时的自然科学直接派生出来的，不可能由经验医学直接上升为现代实验医学。但是，这并不能否认经验医学在认识史上的感性认识的地位及与现代实验医学的内在联系。只不过，它是以古代自然哲学的一部分的身份，与自然哲学一起向近代实验科学转化，并成为近代实验医学的基础的。这种情况可以用基因与个体生命的关系作比喻：父母生育了我们，我们以为是父母的身体变成了我们的身体，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父母的身体是由上一代基因增殖分化而来，这个机体一旦形成，只能走向死亡，只不过在父母的身体死亡之前，基因离开他们的身体，又发育成了我们。我们与父母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和父母都是基因的产物，是基因的依据，是基因的房子。这个观点，出自道•金斯所著《自私的基因》。
（二）如何认识评价是否科学的标准
1 科学有三个阶段和形态，不能用一个标准来判断
现在批评中医不科学的人，基本上是现代科学观点的人。这些人的观点就是机械论思想。他们评论是否科学的标准是：
（1）实证科学。你要说你的东西是科学的，就要拿出一个具有直接的、线性因果关系的、可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可以被人们证明或者证伪的客观事实来。也就是要拿出一个实验来。
（2）可重复性原理。即。这个实验是可以被别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可以重复进行，并且得出与你的实验相同的结果。
中医做不到这一点，所以，现代科学的人说中医不科学。
通过前面科学发展历史的介绍，我们已经知道，科学作为一个事物（上层建筑）是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的。这个发展的历史现在已经很清楚，这就是：
（1）古代经验科学
（2）现代机械论科学
（3）后现代系统科学
从这个发展历史的思想来看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的，应该有三个选择，或者三个答案。很简单，因为科学已经有三个形态，其中的任何一个形态的理论都应该是科学。现代机械论科学观点的人所提出的科学标准，只是现代机械论科学的标准。不符合这个标准，只能说这个理论不是现代机械论科学。但是，不能否定这个理论是另外两个科学形态中的一个。我们说中医是科学，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中医是现代机械论科学。现在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已经变成文字游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实际上我们只要脱离机械论思想的束缚，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就很简单，也很清楚。中医和西医虽然有本质的不同，但是，都是科学的。而这里所说的“科学”两个字，不是指同一个事情，是指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两个事情。如果我们承认发展的思想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在中医是否科学的讨论中就会达到如上的统一的认识。如果现代机械论思想的人仍旧不能接受这个发展的思想，那么这个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就永远也不能达到统一的认识。这样，这个讨论的本质，这个讨论的核心问题已经发生变化，已经不是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而是机械论思想的人什么时候能够接受发展思想的问题了。
2 李约瑟对中医科学性的认识
李约瑟也知道在中医界流行的看法是把阴阳五行混同于组成世界（包括人体）的基本组分实体，就像希腊时代亚里斯多德的四元素理论一样。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还说，“回顾前面所讨论的一切，五行或阴阳体系看起来并不是完全不科学的，任何人想要嘲笑这种体系，都应当回想一下当年创立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辈们曾经耗费了他们大量的宝贵时间来与亚里斯多德的四元素理论、逍遥学派的顽固的智者们所进行的斗争。中国的五行理论的惟一毛病是它流传得太久了。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五行学说是十分先进的东西；到了十一世纪的时候；还勉强可说是先进的东西；到了十八世纪就变得荒唐了。这个问题可以再一次回到这样一个事实，欧洲经过一场文艺复兴、一场宗教革命，同时伴随了巨大的经济变化，而中国却没有。”这些话有道理。
在这里，我们看到，李约瑟也认为中医是“荒唐”的。但是，李约瑟用发展变化的思想承认，中医“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五行学说是十分先进的东西，到了十一世纪的时候，还勉强可说是先进的东西”。我们认为，李约瑟的发展观是有点不彻底的。如果他能够知道科学在机械论水平的基础上又发展到系统论的水平，完成了科学发展的否定之否定，从辩证法出发，又回到辩证法。那么李约瑟一定回对中医再一次给以肯定。这个事情说明，用机械固定的思想看问题与用发展思想看问题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两种意见。所以，当我们听一个意见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意见的具体内容，还要注意这个意见是用什么思想方法得出来的，这有助于我们对这个意见内容的理解和是否正确的判断。
3 毛嘉陵对科学概念的“再认识”
毛嘉陵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对毛嘉陵的文章非常重视。并且给毛嘉陵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邓铁涛教授写道：拜读你的专栏文章《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觉得言论不错，颇感欣慰！毛嘉陵在这篇文章中也谈的对科学概念的“再认识”。我们认为发表在这里，对大家正确理解科学这个概念是有帮助的。下面是毛嘉陵文章的摘录：

杨鸿智

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
科学概念的“再认识”
毛嘉陵
　　
无论从学科关系上，还是从学术借鉴、技术应用上，都很难将霍金理论与中医药学联系在一起，但如果换个角度，将二者作为东西方两种学术的不同境遇联系起来作一番考察，也许还是能从中找到一些话题来讨论。
　　霍金是英国剑桥大学具有极高学术地位的“卢卡逊数学教授”，由于他与彭罗斯一起提出了“黑洞”理论，1988年获得了沃尔夫物理奖，并因此成为英国皇家学会最年轻的会员，被誉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传人”，而真正使他风靡世界的是他写的那本小册子《时间简史》，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卖出了2500万册。霍金虽然获得了很多很高的殊荣，但很遗憾的是，他的那些异常“神圣”而深奥的理论，却几乎就是一个难以获得验证的“预言”、“假说”，难怪有人戏称其为“一颗空对空导弹”。据说，霍金理论如能得到验证，霍金可能早已获得诺贝尔奖。
　　由此，引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没有得到验证的霍金理论，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巨大的“肯定”和“荣誉”？而经过了几千年无数人体验证的中医药学，又为何难以获得“共鸣”和“认可”？西方科学提倡的“客观真实性”、“可重复性”的原则又到哪里去了呢？我们无意也没有足够的学术能力去责难霍金及霍金理论，同时，我们也知道科学研究需要“幻想”、“预言”和“假说”，但问题是无论多美好的“幻想”、多好听的“预言”、“假说”，在没有得到验证之前，都不可能具有任何实际应用价值。那么，霍金理论又为何能被如此“吹捧”呢？这实际上是东西方两种文明所处不同地位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也暴露出人们对“科学概念”理解的局限。
　　要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医药学，就不能回避对“科学”的反思和再认识。《辞海》对科学下的定义为发现和认识自然、社会、思维发生发展的知识体系，但在实际应用中，科学的概念不仅代表着一种知识体系，而且还是一种建立在西方文明背景下的对知识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强调要以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知识为学术基础，以原子论、机械论、实验、定量、现代逻辑等方法论为思维方式，具有数量化、可重复性等特点。
　　由于复杂的历史变迁，西方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强势地位，一切似乎都应以它的标准来评判，如果不符合以上学术基础和思维特征，就不予认可。甚至由于现代科技手段的局限，一些无法认识的东西都被统统列为“非科学的”、“不符合标准的”、“待验证的”。如现代化学药品检测技术面对中药复方束手无策时，它不去找自身检测技术局限的原因，而是草率地认为中药没有“可控性”、“稳定性”，并要求中药研发尽量以单味药或少味药为“宜”。复方应用是中药的一大优势，如果仍然固执地推行这种“科学标准”，那么中医药治病的特色和疗效将荡然无存。
　　这种学术“霸权”思想难免会使那些看似科学的评判标准出现偏颇和不公平，只要是在西方文明基础上产生的东西，即使存在不完善甚至不符合最基本的“可验证性”原则，也能大行其道。如不具“可验证性”的霍金理论也仍然可以作为一种“科学”来传播，而中医药学这种经过验证且具有相当可重复性的医学成就，只是因为没能用现代科学概念来转换它、没能用现代通用的科学术语来描述它，仍然难以在世界上顺利推广。这就是霍金理论与中医药学学术地位差异的根本原因所在。
　　我们承认现代西方文明对当今世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正是这种贡献才使其在与东方文明的竞争中取得强势地位，但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古代文明仍不乏闪烁着科学智慧光芒的奇珍异宝。
　　你可以从学科分类上来认为中医药不属于以数理化知识为基础的现代自然科学范畴，但你绝对无法否认中医药学的科学性。因此，准确地讲中医药学应该是一门中国古代的科学(在后文中还将详述)，它与现代科学只是在认识解决问题的角度、方法和程度上存在一些区别，中医药学与现代科学技术一样具有客观性、唯物性和辩证法思想等重要特征。
　　如果一定要以数理化为基础的知识才称得上是科学，那么，这个科学的概念本身就已存在问题，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中医药学是我国人民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总结出来的认识疾病和健康发生发展规律的一个知识体系，具有较为完善的系统理论和确切的临床疗效，因此它符合“科学”的基本定义。既然是科学，就要讲“标准”，中医药治病有没有个“准”呢？虽然中医药的辨证施治有一定的灵活性，但这个灵活性也是有“章”可循的，如果没有标准，没有认识到疾病诊治的规律性，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疗效。张仲景《伤寒论》的398条经文，就是一个典型的辨证施治“标准”，只是在表达方式上以文字描述为主，不同于现代科学的数字化表述，现代人掌握要困难一些而已。其实西医除辅助检查有数字指标外，对症状的记载仍然要运用大量的文字描述，至少在目前仍难以做到对症状的描述数字化。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2002年夏天霍金在北京演讲中认为，目前还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单一的能协调和完善地描述宇宙的理论。就此观点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认为：“世界是多元化的，生物具有多样性，人类文化具有多样性，宇宙也应该是多层次和复杂的。目前，人类刚刚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我相信物理学家们也已逐渐理解到宇宙是多元化的，因而不可能用单一的理论描述它”。这一系列具有哲学意义的论断，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多元化的学术发展图景，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医学领域也很难仅仅只采用某一套医学体系，就能彻底阐释和解决一切人体健康与疾病的问题，因而中医与西医将继续并存下去。
　　启示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科学的标准、模式，也应当是多形式的。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知识体系，只要它认识到了客观世界发生发展的规律，具有可验证性、可重复性和真实有效性，就应承认它的科学性，享受同等的学术地位。同时，科学的观念、科学的概念、科学的范畴和科学的标准也应与时俱进，时时更新。
　　霍金等物理学家面对浩大的宇宙，中西医等医学体系面对复杂多变的人体，都只能以多样化的方式去解读它们。在目前世界医药体系中，中医药学虽然处于弱势地位，在现代科技文明背景下的生存发展，更具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它拥有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今后相当时期内不可能被其他医学体系所取代，因而必须在建立自信的基础上，更加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成功地运行了几千年的轨道继续走下去。
摘录完毕。下面是我们的评论。
作者提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科学的模式，也应当是多形式的。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知识体系，只要它认识到了客观世界发生发展的规律，就应该承认它是科学。这样的观点表现了作者的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说是正确的。也可以说是与我们在本文中所提出的科学有三个阶段，它们都应该是科学的思想相类同。但是，作者仍旧认为所谓的科学的标准，即：“具有可验证性、可重复性和真实有效性”，是正确的，不能改变的。这说明作者没有认识到它所说的多形式的科学之间是有本质不同的。说明作者的思想深处仍旧是机械论。这样，我们看到，作者是在用机械论反对机械论，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作者是在用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在说中医是科学，而不是以科学家的身份，用科学的语言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这个事情表明，在中医问题上争论的混乱。这个混乱的原因，是因为参加讨论的人自己没有明确的自觉的哲学思想。如果连自己的思想立场都搞不清楚，那么这个讨论是什么水平呢？我们现在在这里为大家提供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的思想观点，能够简单而清楚地把不同哲学立场的观点区分开。如果不用这样的思想观点，讨论是不会有结果的。

杨鸿智

二  不能扩大中医科学性的范围和程度
（一）应该坚持“古代经验医学”的定位
与否定中医科学性的同时，存在一个扩大中医科学性的范围和程度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我们中医内部的人在反对外界说中医不科学的时候，不但认为中医科学，而且认为中医是最科学的医学。这主要有两个观点，一个是说中医是超前于现代；另一个是说中医是成熟的理论医学。关于中医是否科学的讨论，有时候是以中医的定位出现的。总之是看你把中医放在医学发展全过程中的什么地方。
我们在前面说明医学发展历史的时候已经指出，中医学是“古代经验医学”。我们认为：
许多有悠久历史民族都有自己经验医学，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我们中国的中医学。经验医学就是将经验直接应用于临床而对医学机制的说明，不是用医学这门自然科学，而是用物质运动的一般理论，即用哲学理论来解释。古代的这种容自然科学与哲学为一体的哲学叫做“自然哲学”从原因到结果之间的一段空白，只能用哲学推理相联系。人们公认，这种理论属“黑箱理论”。经验医学所产生的时代是在人类社会的古代，它所研究的物质对象是人体的整体，它所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理论，它思维方法是朴素的辩证法。
这里，我们再次重复这个意见，除了表明我们对中医定位的具体意见以外，也是表明我们不同意扩大中医科学性的范围和程度的意见。我们认为，扩大中医科学性的范围和程度不利于中医学的发展。如果我们已经超前于现代；已经是成熟的理论医学了，我们还需要什么发展呢？
（二）在中医定位问题上邓铁涛教授与毛嘉陵的讨论
1 毛嘉陵的文章

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学科定位的“模糊”
关键词：古代科学技术
毛嘉陵
对中医药学进行准确的学科定位，不仅有助于中医药的知识创新，而且也有助于尽量减少和避免学术研究中的弯路。人类医药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它们总是要依赖和借鉴同时代最新的科技成果和技术，不同时代的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同时代医学发展的水平。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医疗实践总结形成的一套防治疾病的理论和诊疗方法，其知识体系形成的方式和构成，与西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中医药学利用的是中国古代的人文、自然、思维成果。而西医则充分利用了现代世界上一切最新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成果和技术，现代科技持续不断的飞速发展，为西医源源不断地输送了赖以发展的理论和技术支持。
从中医药的理论“源泉”和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医药应该属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范畴；从科学技术领域的分类来看，中医药学属于典型的应用学科，它的发展必须依赖于中国古代科技等相关知识体系为其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随着近现代中国古代科技体系发展的停滞和“凝固”，不能再为中医药学科的发展输送“营养”后，中医药也就呈现出难以为继的状态，因而很难再出现《黄帝内经》式的理论成就、《伤寒论》式的临床技术，加之在短时间内又无法与现代科学进行有效的“语言沟通”，必然会出现理论无重大突破、学术缺乏朝气、临床疗效难以进一步提高的被动局面。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打破这种僵局呢？在现代发展传统式的理论是不是就一点可能都没有了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大家来研究。
尽管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曾经揭示过一些客观世界的变化规律，中医药也有能力提供一些有效的、实用的临床诊疗技术，甚至某些成果在今天看来都还极具科学价值，但由于中国古代科学整体的时代局限性必定会反映到中医药学科中来，使中医药带上明显的时代烙印。
客观地讲，中医药的一些“古老的先进思想”，并非我们古人有什么先见之明，比如中医药学的整体观思想，是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不具有支持中医药进行微观认识人体生理和病理变化规律的手段，加之中国古代的道德观念也抵制进行深入的人体解剖的情况下，我国古代医学家只能将人体作为一种“暗箱”，通过宏观上的“非常规性逻辑思维”，去推测疾病的变化规律，从而形成了“整体观”思想。由于这种整体观思想不是在微观认识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出来的宏观认识，因此它对临床应用指导的“精确度”就难以实现，故而它只能算作人类医学科学发展中的早期产品，就如同金沙一样，虽然其中也有金子在闪烁着光芒，但它周围却有着不少的泥沙。“整体观”与现代新的医学理念虽然可能有一些吻合之处，但这两者并不处于同一认识层次。
启示
也许很多人早已认识到中医药学属于“古代科学技术”的学科定位，但不少人并非深刻地理解了学科定位与知识创新的关系。我们只有明确了中医药的学科定位，才能清楚地认识到中医药学术难有新的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因，也才可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在现代科技文明的背景下，再继续努力创造“内经伤寒式”学术的“科研成果”，还有没有实现的可能。不具有创造性的“科研项目”，不仅会误导研究方向，白白耗费科研人员的心血，而且还会浪费国家大量的科研经费。仅仅凭“弘扬民族文化”的一腔热血来感情用事，很难取得具有真正科学价值的新成果。
　　中医药既然是“古代科学技术”，我们虽然不能按现代科学技术的标准来过分地要求它，但还是应面对现实，理智地探寻出一条中医药在现代的生存发展之路。
2 邓铁涛教授致毛嘉陵的一封信
正确认识中医
——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致毛嘉陵的一封信
针对《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将中医药学定位于古代科学的观点，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亲笔向该文作者写信指出：
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致毛嘉陵的信

毛嘉陵同志：
您好！拜读你的专栏文章《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冷思考》，觉得言论不错，颇感欣慰！但对把中医学定位为古代科学的观点及文后的按语，觉得心中不安。您错了，我认为：
①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②中医药学是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第五大发明；
③中医药学的先进理论部分是未来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兹附拙文一篇，请指正。
祝春节愉快
邓铁涛
2003年1月21日

杨鸿智

3 我们的意见
（1）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这个命题是说，中医学作为一种经验医学，有数千年，数万年的历史，因而它所积累的经验，在数量上是非常巨大，非常丰富，非常全面的。它不仅可以使我们能解决眼前疾病治疗的需要，（即使尚不能给出完全清楚的解释），甚至可以为以后的医学研究提供启示，提供课题。具体来讲，与西医相比，在有些方面，中医所积累的经验是西医尚未触及的领域。与“宝库”的命题相对应的是中医学界提出的一个口号“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这个口号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在西医学传入我国之前，是不可能有这个口号的。因为，那时的中国是中医的一统天下。在改革开放之前，也不会有这个口号，因为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主要的口号是“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的前提是承认中医的科学性和承认中医的存在。中西医政策，实际上是国家对中医的保护政策。既然已经在保护之中，中医没有在“存在”方面受到威胁，因此，也用不着提什么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这个口号的提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医学界进入市场之后的产物。医疗市场的逐渐形成，促使患者在就诊时又有了中医、西医的选择，这种选择，又将中医放在西医对立的情况下。事实上，由于这种人为的选择，中医界又受到巨大的压力。特别是中、下层医疗市场上，特别明显。中医院或综合医院里的中医科，经济效益明显低于同级别的西医院或西医科室。正是在这种形势下， 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口号被重点提出，并成为中医界办院、行医的主要方针。这个方针在保持中医学的学术地位和中医行业的经济效益方面，是肯定有实际效果的。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医学是医学认识过程中的感性认识阶段，这些感性认识还有待于上升到理性认识，那么，保持和发扬现在的中医学，使中医学停滞的目前的感性认识阶段，那就有些不合理了。我们对于宝库的理解，不能只着眼于它已经具有的眼前效益，更应当看到它的战略的长远效应。就是说中医学是未来医学发展的起点。中医学这个大宝库存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存在本身，而是为了未来医学的出现。这正如一个受精卵的价值，受精卵就是一个宝库，它包含着一个未来生命的全部信息。可是，如果永远保留着一个受精卵又有什么价值呢？只有促使它生长、发育成一个婴儿，再长成一个能创造生活的人才，那才真正体现出这枚受精卵的意义和价值。正是按着这个逻辑，我们认为，中医学只有在向着后现代医学发展时，才有意义，有生命力。后现代医学的出现将更能使中医学的宝库作用得以体现。离开了前进和发展，静态地死守宝库不改变，只能使中医学失去活力，最后宝库变成历史博物馆，失去了实用价值。
（2）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
与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相联系，产生了一种为许多人接受的流行的说法，即：中医学与西医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这种说法希望以中医与西医无关系来避免对中医的否定。既然无关，既然无可比性，也就无所谓谁科学，谁不科学。如前文所说：
“微观是科学，宏观也是科学。西医是微观医学，从细胞到分子、基因......越来越细。中医学的理论与之相反，是宏观医学，把人(病人)放在天地之间去观察去研究。西医能治好病人，中医也能治好病人，按照真理的标准来看，并结合上述观点，中西医不能互相排斥，正好是互相补充，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会创造出更深的理论，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是后现代科学的发展方向。”
然而，研究科学的人都知道，任何结构的物质只能有一种与该结构相对应的运动规律。不可能有两个。这在哲学上也形成一个规律，就叫做结构与运动的相关性。如果我们现在承认中医学与西医学是说明同一个生命结构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相互独立的理论体系，那就等于实际上承认，这两种医学中一定有一种是不科学的。而这种说法实际上增加了否定中医的可能性。为此，我们认为，还是将中医学视为认识史上的一个阶段，以此来保证它的科学地位更好些。
（3）中医药学是未来医学的组成部分
什么是“中医药学的先进理论部分”？什么是“未来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言而喻，这是指中医学中的整体论思想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这个命题。
A 整体论不是系统论。
系统论科学已经产生半个世纪了。并且已经得到最新、最先进、最正确的科学的美名。不论是否真的掌握了系统论的知识，人们都要说自己已经是系统论者了。现在我们许多人不能区别整体论和系统论这两个概念的不同。在实际问题的分析中常常认为整体论就是系统论。整体论是我们人类在没有能力认识事物内部细节的时候对事物的处理方法，而系统论是人类在已经了解事物内部细节的时候对事物的处理方法。这是完全不同的。整体论对事物的处理，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因为不了解细节，这样的处理肯定是带有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成分。这些不足，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对事物的处理没有明显错误的影响，这是好的结果，但是，一定会有一些情况，这些不足对事物的处理有明显错误的影响，这是不好的结果。在整体论的时代，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后一种情况的发生。这表现在中医临床治疗中就是，宏观上说，中医治疗肯定有效果。但是，具体到一个人的一个疾病上说，就不一定有效果。有时候我们确实对一些疾病的治疗有神奇的效果，但是，有时候治疗效果就很小，或者很慢。而系统论科学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系统论是在整体论的基础上，经过还原论的分析研究，已经掌握了事物内部的细节，已经知道了决定事物整体功能状态的子系统是谁，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目的地针对这个子系统进行处理，并且最终达到改变大系统整体功能状态的目的。整体论就整体论整体，行动是粗糙的，结果是没有保证的。系统论从微观入手，改变整体，四两拨千斤，办法简单，行动准确，目的性强，达到结果有保证。
在这样的系统论中有什么成分是整体论的？当然，是没有的。整体论只不过是我们童年记忆中的一个美好的理想，当我们在成年以后真正实现这个理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所用的方法和最后所达到的程度，都是与那个理想无关的。这样，我们就应该知道，在系统论的时代，还高举整体论的旗帜，宣传整体论的先进性，甚至认为整体论就是系统论，或者认为在未来的系统论科学中有整体论这个组成部分，这些思想都是不对的，这些思想的存在，只是表现了我们队伍内部对新的科学知识缺乏了解。
这里还有一篇文章可以参考。《中国中医药报》总2466期2005.12.30上发表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罗明富的文章：《现代系统科学与中医理论创新》。文章把中医的整体论说成为是系统论，而且还是比现代系统论还有特色的系统论。这使我们想到，在我们国家经常有人说外国的火箭技术是中国发明的，这就是中国的爆竹——北京叫“二踢脚”，天津叫“双响”，上海叫“高升”的那个东西。但是，二踢脚和巡航导弹是可以同日而语的吗？难道我们可以满足二踢脚的水平，不去研究巡航导弹吗？下面我们摘录这篇文章的部分文字供大家参考：
中医特色的人体系统观是原创性的系统科学
系统论虽然是现代科学理论，但系统的观念在人类的古代已经产生。古代产生的系统观念，是古代朴素辩证法的组成部分，体现古代自发的辩证思维。在古希腊，“系统”一词就是指由若干部分组成的整体。系统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极为丰富，系统或整体的观念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阴阳学说、八卦学说、五行学说等把整个世界看作是由天、地、人三个部分组成的统一整体，并且用整体观念来说明世界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及其演化的规律。它们是中国古代系统思想的主要渊源，甚至可以说系统思想、系统的思维方式是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奥秘所在。
中医理论从生理、病理到诊断治疗，从思想到方法，构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体系统理论。中医的人体系统观可分为两大部分内容：一是人体本身的系统理论，二是人体与自然关系的系统理论。中医首先把人体本身看成是一个有机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从生理方面看，中医认为，人的身体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诸如部分相互分工协作、相互协调补充(阴平阳秘)，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功能系统。从病理上考察整个机体所表现的反应看，中医在分析疾病的病因病机时，注重从整体把握，注重病邪之间传变，以及病邪与机体正气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全身的影响。从诊断治疗看，中医把人体当作一个全息系统，由表及里，由局部推导全局，由表象分析内在结构功能(脏腑)，从整体上诊断病证，并通过辨证施治，达到消除病证的目的。同时，中医还强调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对这种整体关系的理解，是中医学赖以建立的重要基础之一。从机体机能上看，人的生理调节，生物节律，适应能力(阴阳平衡作用)、限度以及运行方式都与自然相适应。从致病因素看，中医把自然环境因素作为致病因素之一，作为诊断治疗病证发生、发展、转归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这些规律历经几千年中医临床实践的检验，至今仍然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显示着其顽强的生命力。总之以中国古代系统理论为指导的中医学，始终围绕着整体生命活动过程中机体内外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主线，探索和揭示着生命起源、生命本质和生老病死的规律。经过数千年临床实践的分析总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人体系统论。如果说西医科学用分析还原方法阐明了机体生命活动物质结构基础，那么中医学则用系统论的方法揭示了机体生命活动的整体性、相关性、动态性等诸多非线性规律。
特别是中医所发现的机体生命活动的系统规律的理论，是现代系统论和现代西医理论里所没有的，这是中医学的原创性系统科学，是中医学的基本原理，是中医学的灵魂，是中医学发展的动力源泉。所以，我们应该把中医人体系统论的基本原理作为指导我们发展中医学和理论创新的科学理论基础。

杨鸿智

现代系统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
中医学虽然是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医学，但其在正确的系统思想指导下，把机体看成一个整体，从人体这一大系统出发，强调从整体角度去认识和调节人体生命活动规律，注重人体内、外环境的总体平衡。这与现代系统的整体性、有序性、动态性、关联性等原则都有一致之处。可见中医学和现代系统学的共同点都是把重点放在事物的整体关系上，都重视研究相关复杂系统的整体规律，都把调整和优化事物的整体关系，改善和提高整体功能，防止事物整体运动的不利倾向作为自己的任务。
B 朴素辩证法不是辩证法
我们说整体论具有思辨性的特征。我们常常把整体论的思辨性称为朴素辩证法。在朴素辩证法这个概念中包含两个意义。一个是说“像”辩证法；另一个是说比辩证法“朴素”。这个“朴素”是指时间的古老和内容方面的“不到位”。用否定之否定和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论思想了认识“朴素辩证法”和“辩证法”的关系，就可以知道，“朴素辩证法”和“辩证法”是处于认识的螺旋线中同一个认识螺旋的两端。如果是在同一个水平中的圆圈，那么这两个端点应该是重合的。也就是说“朴素辩证法就是辩证法”。在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否定之否定是一个圆圈式的发展。但是，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同样用辩证法命名的两点，并没有在同一个平面重合。这个由螺旋式上升所形成两点之间的距离，说明朴素辩证法和辩证法之间有时间的不同，更有本质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层次。
三  中医学与系统论科学的关系
在《中国中医药报》上面曾经进行过一场关于中医系统论的论战。支持反对的都有，现在把部分意见摘录如下，进行分析讨论。
（一）反方：中医系统论难以推动中医创新与发展
1 张效霞的意见（《中国中医药报》2005-3-9 15:12:10）
系统论研究难以推动中医创新与发展
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念。系统论认为，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新质。同时认为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将要素从系统整体中割离出来，它将失去要素的作用。
以现代自然科学为手段对中医学的历史积淀的挖掘研究，实用价值却不大。只有从中医理论体系自身将目前所存在的理论概念模糊不清、缺乏严密逻辑关系等问题作出圆满解决后，中医现代研究才会有所作为。在此之前，一厢情愿地引进大量难以掌握和理解的概念和范畴来解释它们，结果却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中医系统论研究对于阐明中医学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揭示中医学的根本特点及其在当代医学发展中的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从是否有利于中医发展的战略高度着眼，把现代系统论应用于中医学的研究思路，也确实存在着不少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反思的战略问题。
（1）中医系统论是阐明中医学的科学实质
中医系统论研究是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的延续和发展，主要贡献是从崭新的角度和前所未有的深度上阐明中医学的科学实质。纵观近代以来中医学术发展史，当西方医学伴随西方科学的时代潮流日益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产生发展于科学的蒙昧时代、尚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中医学，曾一度被斥为“唯心主义”、“民族的耻辱”，甚至被等同于骗人的“巫术”而予以废除。从那时起，中医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了自身的生存，力图运用西方的哲学和医学理论来证明中医也是科学、而不是“唯心主义”和“玄学”的努力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倡导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的先辈们都未能对中医的科学性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直至现代，中医学还时常徘徊在理论是否科学、疗效怎样解释、如何才能把自己纳入现代科学体系的迷惘之中。
现代系统科学的勃兴为我们解决这一“世纪难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带有全方位性质的思路和方法。正因如此，才没有哪一种更先进的“武器”比用系统论在阐发、揭示中医学的科学内涵上更全面、更合理、更透彻，也更令人信服。如此看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医系统论是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的延续和发展。三者在兴起的背景、研究的出发点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力图说明中医的“科学性”，不同的只是在运用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中医系统论较其他二者更先进些，所取得的成就更大一些而已。这样说，绝无丝毫轻视或否定中医系统论研究的意图和倾向。对此，德高艺馨、声誉九州的已故名老中医周凤梧先生曾说过：“（中医系统论）从一种崭新的角度对中医学进行研究……对中医学的科学内涵挖掘得较深……一经理解和掌握，就会从从未有过的深度上认识到中医学的科学实质。”这可以说是对中医系统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深刻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正因如此，才使得中医界众多的人士一直对中医系统论研究抱有太高、太多的期望，奢图其能够带动和推进中医的创新与发展。
（2）中医系统论不能导致任何新的理论突破
中医系统论研究是经学式研究方法的变形，并不能导致任何新的理论突破，反而会使原本混乱的中医概念和范畴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和把握
追溯建国以来的中医研究发展历程，在内容和方法上作过几次大的调整，其调整程度和规模之大，堪称运动。如20世纪50年代的“偏方收集”运动、60年代开始的“中西医结合”运动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中医界出现了一种“寻根热”，即从中医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挖寻伴随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所产生的思想、方法和原理。将中医学以“象”为特征的抽象概括和理论推演方式，又一次与跨越时空的、有着不同内容的科学体系有机对应联系起来。以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等为研究手段，对中医学进行放大观察，以寻求其相似性和现代解释是其主要方式。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以现代自然科学为手段对中医学的历史积淀的挖掘研究，只是经学式研究的变形。其意义除了使人们对中医学的科学性坚信不疑之外，实用价值却不大。因为这种逻辑上的求同比较对一种需要变革的学科来说，其促进力是软弱的。这种以新量旧、以今证古的研究方式，同以作注、考据、推衍、引申的经学式研究可谓异曲同工。同样地，这种以新“经”释旧“经”的形式研究中医，也不能导致任何新的理论上的突破。在“寻根热”已持续近30年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研究本身并没有导致中医理论的任何飞跃，更谈不上临床的发展了。
不仅如此，由于中医系统论研究在其最初兴起时给中医界带来了阵阵兴奋，人们期望它能够带动和推进中医的创新和发展，也由于中医系统论研究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矢志进取，中医系统论研究已经提出了一个所谓能够指导中医基础研究、临床诊疗、养生保健的“新”型方法论模式。为构建这一“系统”工程，必然需要涉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新兴学科中的大量崭新的概念、范畴和深刻的理论内容。而另一方面，中医学所固有的概念和范畴有许多尚没有严格统一的界定，而这又正是困扰目前中医现代研究处于胶着不前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只有从中医理论体系自身将目前所存在的理论概念模糊不清、缺乏严密逻辑关系等问题作出圆满解决后，中医现代研究才会有所作为。在此之前，一厢情愿地引进大量没有相当的知识准备和理论素养就难以掌握和理解的概念和范畴来解释它们，也许出发点是好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使中医的概念和范畴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和把握。
事实上，中医学从奠基之时起就具有多元性的特征，并通过其理论模式和方法的整体性特点表现出来，且有机地融合在对人体的认识之中。因而中医学的多学科之“根”是不寻而自在，且时时支配着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一位自然科学史专家曾针对将“阴阳辨证”与“负反馈调节”、“五行学说”与“内稳定器”、“脏象学说”与“黑箱理论”等同或联系起来解释的做法，这样尖锐的评价到：“这些用最新学科对古老中医学的解释，最受当代中医欣赏。实际上反映出中医界人士欲求中医科学化，能够被理解、被承认的迫切心愿。只是他们没有能力将其合理考核，没有能力将其所以然的问题说清说透。”德国中医学会会长M.PerRert教授也反对“随便不加批判地把据认为是科学的方法接受过来”，反对“用西方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希望“按照中医的本来面目，评价并确立中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