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期——胡不群

胡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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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
　　从医学史的角度看，道家与中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医学史上，卓有建树的名家，多与道家有密切的关系。如孙思邈称孙真人，王冰号启玄子，张景岳名会通子，孙一奎谓通一子等等，葛洪、陶洪景则更是对医学卓有建树的道学名家。尤其是葛洪，其道学之名还超过了医学之名。道家思想与中医学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刘老早年通读《周易》（本为儒家经典，道家受此影响甚深，且其思想与《易》一脉相承，故放在道家一起叙述）、《老子》、《庄子》、《抱朴子》等道学典藉，潜移默化，自然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下面结合《易系辞》、《老子》的相关内容，分析一下道家思想对刘老学术思想形成的影响。
    （１） 阴阳学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这是说阴阳的矛盾运动，是天地万物变化的根本。“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这说明相反者，可以相成，对立者，可以互根。明确这一原理，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医的阴阳学说。因为天地万物的变化，可以用阴阳来加以概括，予以说明。“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这等于说万物都包含着阴和阳两个方面，阴阳二气，互相交流（冲气），互根互助，协调平衡，就是正常（和）。刘老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从阴阳不平则病的观点出发，守“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的原则，而提出了“小病调气血，大病燮阴阳”的学术见解。这一学术观点的提出，就是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原理，结合长期的临床实践，引入中医学术领域的结晶。此外，刘老还认为对“上病下取、下病上取”、“从阴引阳、从阳引阴”等具体治则，如果从“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角度来理解，则理解更加深切，运用更加自由。
   （2） 预测学说　《周易》可以说是一部以占筮为主要内容的古代百科全书，因而，预测学历来被认为是其主要内容。《周易》预测，重在察机。如“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周易·系辞》），这是说要注意从极其微小的变化，去把握事物的转化征兆。如何去把握呢？举例来说，当我们看到深秋的“霜冻”，就会想到严冬的“坚冰”期即将到来 “履霜坚冰至”（《周易·坤卦》）。刘老临证，详参四诊，注意从微小的症征变化，以判断疾病的转归与预后，持重察机、防患于未然。就是将这一方法，贯彻于临床实践之中。如刘老治急症，倡导“察临界证，掌握病机发展趋势”的观点，就是将预测思想应用于医学的体现。兹举一例，聂某，女，25岁，阴虚伏热，遇霉雨季节而发病，西医诊为“肠伤寒”，治以氯霉素，后因白细胞下降而停药。四十余日但饮不食，二十余日聋哑不言，四肢微厥，头摇目圆手动，与水则咽，不与不需，人事昏沉，便尿遗矢，针趺阳、涌泉无痛感，脉细软无神，舌微红光淡，苔驳去（苔光煤黑枯厚，曾剥落3次，皆系极坚韧之壳）。细审之，目虽圆而神光未全失，脉虽无神，但尚未至乱。因知一线之胃气尚存，犹可救治。以“气液两补、育阴潜阳、和肝熄风、兼以助化”为治，服之果愈。本例虽一派死证，但目虽圆，而“神光未全失”；脉虽无神，但“尚未至乱”。这两个微小的症征，就是“一线之胃气尚存”之“机”的征兆，据“有一分胃气，便有一分生机”的原理而许以可治。若不能娴熟地运用察“机”的方法于临床实践，是不可能达到这般境界的。这就是从“动之微”而“察机”的实例。
   （3）　守中思想　守中是道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如“谷神不死（胃气），是谓玄牝（母也），玄牝之门，是谓天地（阴阳）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劳也）”（《老子·六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五章》）。“谷神”之谷，实为空谷之谷。但刘老认为，如果从医学的角度来理解的话，也可以将“谷神”理解为胃气。那么，就可以这样理解：胃气是化生气血的源泉，滋养阴阳之气的根本，胃气氤氲，存于人体，则日日资用而不衰弱。治病的方法再多，也是有限的，不如保护中焦胃气。刘老临床以“保持脾胃的健运为第一要着”的学术经验，除了医学方面的因素外，与《老子》这一思想的启发，是极为相关的。
   （4）　贵柔思想　道家贵柔，举世公认。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八章》）、“天下莫柔弱如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弗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刘老临床注重“滋阴（肝肾肺胃）补肾（水脏）”的学术思想的形成，除医学等方面的因素外，与《老子》贵柔思想启发不无关系。刘老治疗肿瘤，注重滋养阴津，即使阴未伤，亦先养阴以防其变。注重养阴，即是以“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为依据的。刘老创三参首乌汤，用于多种慢性疑难痼疾，每收卓效，创“柔剂养阳”法，以治疗虚火上浮诸症等等。无一不贯穿着道家“贵柔”的思想。
   （5）  欲夺先予法　道家善于机变，如“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六章》）。刘老认为这就是反治法之原理所在。掌握了这一基本原理，那么运用反治法，就必无疑虑。至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老子·七十七章》），则又是可以直接用以指导临床的治疗原则。
   （6）　慎终如始法　道家处理事情的方法，特别强调始终如一。如：“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老子·六十四章》）。刘老在临床中，无论二诊，三诊及至数诊之诊察，均如初诊之周详。如一例原患哮喘，一日忽胸闷气短、脉律不齐，刘老诊为心脏性喘息，与参、芪、远志、枣仁、三剂心脏宁而喘咳平。临证评察不仅体现了刘老高尚的医德，同时也表明他是遵循老子“慎终如始”的治学方法的。刘老临床是这样，办其他一切事情无不是这样。“慎终如始”，坚持一生。
　　总之，影响刘老最深刻的道家思想，概括起来，有阴阳辨证法则，“贵柔”、“守中”的哲学思想，“见微知著”的认识方法“欲夺先予”的治疗思想和“慎终如始”的治学方法。

胡不群

兵法思想
　　兵法思想与中医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明代医学大师张景岳有《古方八阵》、《新方八阵》的方剂分类法，清代医学大师徐灵胎有“用药如用兵”的治法用药之专论。古代名医教授学生，一般都兼授兵法。刘老亦受这一传统的对中医人才知识结构要求的影响。自修兵法有年，对古代军事思想探索颇深。对刘老影响最深的，首推战国兵书《孙子·十三篇》。因此，我们将以《孙子·十三篇》为例，对影响刘老最深的军事思想，进行分析研究。
    （1）　注重天时地利　孙子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孙子·始计第一》）又说：“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孙子·地形第十》）这说明能明天时、地利的各个方方面面的情况，在决战时，就具备了一些取胜的条件。刘老临证，注意结合四时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并认为《黄帝内经》人与天地相应的思想与《孙子》“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的思想一脉相承。是中医临证思维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原则性理论，是十分宝贵的，应予充分的重视。
   （2）　注意保存自己　孙子说：“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孙子·谋攻第二》）这就是说善于用兵的人，以保存自己实力，不受损耗为上。能领会这一原则的精神实质、并以之指导临床实践，那么，就应该以保护人体正气不受损耗为主。刘老治病必须治人，以人为主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是将“全”为上，“破”次之的原则与医疗实践结合后的创见。
   （3）　知己知彼观　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孙子·谋攻第三》）刘老皓首穷经，手不释卷，反复精研古今百家，深入研究人、病、证、症之标本主次，深入掌握人体的生理和疾病的病理，掌握疾病发生发展及其转归与人体生理的关系。达到“知己”明生理，“知彼”悉病情的上乘境界。临证认真、负责、深入、细微，一丝不苟，毫末变化，都不放过，以确保系统、完整、如实地反映疾病的整体，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知彼”，正因为做到了“知彼、知己”，因此，投剂辄中。
   （4） 粮草为本，因利制权观　孙子说：“是故，军……无粮食则亡”（《孙子·军事第七》）又说：“因利而制权”（《孙子·始计第一》）刘老临证，注意健胃助化，他说：“胃气复、饮食进，则病易向愈，胃气败，饮食绝，则走向死亡”。“军无粮食则亡”，故健胃助化为一定不移之法。这是基本原则，违背了这一原则，就有可能导致：胃气一败，百药难施的局面　 “无粮食则亡”的不良后果。健胃助化的论治原则，虽为一定不移之法，必须遵从。但又要在原则中体现论治的灵活性，注意“随证治之”、“因利而制权”的另一个方面，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贯穿于临床实践之中，就能使痼疾易瘳，疑难复杂病证易治。如治一麻疹并发白喉患者，疹出2日后突然隐伏，喉痛声嘶，高热神呆，喘促痰鸣，咽后壁及扁桃体有灰白色假膜成片，边缘清楚，拭之不去，诊为麻疹并发白喉。药入呛咳反从鼻窍出，突发口噤，两手握固，目上视、肢厥、色苍、唇紫……予三物白散（桔梗、贝母、巴豆霜），吐出稠痰稀水，惊厥即解。随予宣肺透疹、清热解毒之剂，合甘草、芦根养胃气，喉部外涂药糊，继予养胃而愈。三物白散涌泻伤胃而不忌，是因为出现了痰厥危候，当“因利制权”，虽违背护胃之旨，仍大胆采用。当危候解除后，即在辨证论治的方药中，贯彻养胃的基本原则。这是在原则性中体现灵活性（因利制权）的典范。
    总之，刘老注重从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社会心理、个人体质等多个方面综合探讨疾病形成的根本矛盾，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而逐步形成的“治病必须治人”、“治人注重调理脾胃、滋阴补肾”，酌情攻补，既有一定不移的原则性，又时时体现其知常达变的灵活性，以治人为本的学术思想的形成，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因素，但刘老遵循“用药如用兵”的传统思想，主动将兵法思想，尤其是《孙子·十三篇》中明“天时、地利、人和”之理及“全师、攻守”之势的基本精神，贯彻于其医疗实践活动中，是分不开的。

胡不群

辩证思想
    辩证法思想是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过程中共同规律在人类认识思想的积极成果。人们无论是从事社会生产实践，还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受辩证法思想的支配，只是有唯心主义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区别。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辩证法的运用是必然的，但他在实际生活中、工作中还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辩证法。
    在这里，我们仅就唯物主义辩证法对刘老学术思想的影响作些初步的研究介绍。
    解放后，全国人民掀起了一股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刘老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积极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自觉地用以指导医疗实践与学术活动。尤其是1970年，刘老进入湖南省委党校学习哲学一年，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不仅能自觉而且能自由地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指导医疗实践与学术研究。刘老领会最深刻、运用最自由、最充分、最广泛的并与其医疗活动与学术研究融为一个整体的莫过于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下面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依据，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注意事物发展的阶段性；注意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５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1）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毛泽东说：“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实，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25页，下同）“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98页）。“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的反映了客观事物，那么，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39页）刘老自50年代以来，尤其是70年代以后，在对待中医理论与其他学术活动时，处处以这一基本原则为指导。如50年代末期，关于阴阳五行学说的讨论，刘老认为：阴阳五行的理论，基本符合“科学的抽象”，尤其是阴阳学说。阴阳五行理论来自生活与医疗实践及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且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当然，其中必不可避免地会混杂一些机械唯物主义或主观臆测的成分。因而不十分科学乃至伪科学的东西，也可能参杂其中。对此，则应以唯物主义辩证法为指导，以实践为依据，进行批判性的分析研究。刘老认为：凡是有实践依据，符合‘科学的抽象’，能指导医疗实践的内容，则应率先整理，以资应用。即使不出自医书，亦应予以重视，如“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独阴不生，独阳不长”（《吕氏春秋》、“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反者，道之动”“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等内容，刘老以之作为阴阳学说的重要内容，联系临床，予以发挥（参阅刘炳凡《内经讲义》）。或虽出自医书，但与《内经》之旨相忄孛或有出入的内容，刘老认为只要来自实践且又能指导实践者，则亦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如近代医家恽铁樵氏解释《内经》“阳虚则寒”等句，就属这方面的内容。所以，刘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恽铁樵氏认为热病虽千变万化，不外《内经》‘阳虚则寒’、‘阳盛则热’、‘阴虚则热’、‘阴盛则寒’四句。此四句一步深一步，其理甚精，可以概括一般热病的全局。恽氏原意，虽与《内经》之旨稍有出入，但发明一般热病的病理演变过程，这是符合临床实际的”。
    然而，如果暂时找不到实践依据，看不到临床指导意义的内容，则虽出自《内经》，亦应暂存不论。但又不是一概否定。因人们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今是而昨非”、“今是而明非”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应特别谨慎，留待今后研究。如刘老编著的研究生教材《内经讲义》一书，释阴阳五行篇，仅以“对立依存”、“消长转化”、“升降出入”、“比类取象”、“生克制化”为题，阐述仅52条原文2400字的内容。其余的皆存而不论，如“肝病者，愈在丙丁（火），丙丁不愈，加于庚辛（金），庚辛不死，持于壬癸（水），起于甲乙（木）。”（《素问·脏气法时论》）之类，看似有实践依据，来自临床观察，但终不免有主观臆测或机械循环之嫌，似难合“科学的抽象”这一原则。因此，暂存不论，留待日后进行研究，或继承或修正或扬弃，对待阴阳五行理论如此，对待中医其它理论，莫不如此。
    总之，判断中医理论之是否科学，不能以“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应以“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而确定。即坚持用“实践检验”的原则。
   （2）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86页）“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192页）这里所讲的是方法的问题，既是研究的方法，也是工作的方法。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从客观的实际出发去看问题，而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把问题作全面的考察，而是从某一局部、某一方面、某一个过程……去考察；所谓表面性，是指研究问题时，常是漂浮于问题的外表，不肯深入地探求问题的根源，常是拘泥于现象，不肯深入地暴露问题的本质。这三种方法中，尤以“主观随意性”危害最大。因此，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尽可能多地、全面地占有一切与之相关的材料，并进行深入细微、全面、系统的分析，以揭示出事物（问题）的本质（真象）。简单地说，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事物的本来面貌。刘老无论是从事中医学术研究，还是在临床实践中，无不以这一科学方法为指南。如前述刘老临证，询问必周详，诊察必仔细，凡与病证相关、靡不精究，以求达到“无  ”的境界。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早年虽是以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方法为指导的。但后期实质上以将客观、全面、深入的研究方法融进了原有的研究方法之中，并自觉地运用于临床实践，因而，更认真、更细微、更深入、更负责。所以诊断更精确，疗效更高。又如刘老的“治病必须治人”的学术主张的提出，就是在充分考察人、病、证、症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的各个方面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经过广泛的临证观察和反复的系统、全面、深入、细微的综合、分析，抽象出来的。而不是孤立地只从病或证、或人等一个单的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也不是只抓住病证的某些现象作些分析、综合的结果；更不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凭空想象出来的结论。因此，这一理论不仅经受了他自己数十年的临证检验，也经受了门人的实践检验。相信推广运用，必将能经受广大临床医务工作者的实践检验。
    刘老对客观、全面、深入的研究方法运用之娴熟自由，已炉火纯青。如《湖南医药》1978年1期，载喉科专家言庚孚老教授的《白喉证治》一文，中有达原解毒汤治疗白喉的经验。言氏虽言之确凿，然则，槟榔、草果之类，白喉患者，何堪运用如此辛温燥烈之品，令人顿生疑窦，至使这一宝贵的经验，仍难继承。对此，刘老认为：具体情况，应具体分析，发表《<白喉证治>读后》一文，既论证了达原解毒汤治疗白喉的科学性，又指出了达原解毒汤的适应范围：山岚瘴气重叠的山区感受的湿疫秽毒口不渴、舌质淡而苔腻浊的白喉患者，如果误用于口干舌红的阴虚白喉，则有害无益（参阅《湖南医药》1978年第6期），令人信服。此文不仅指出了达原解毒汤的适应范围及其禁忌，又使名老中医的宝贵经验得以流传。设不能自觉而又自由的运用“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的原则，坚持客观、全面、深入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达到如此境界的。
   （3）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　毛泽东说：“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个方面，及其互相联结。”（224～225页）。刘老的整体脾胃观的形成，虽然有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但最直接、最主要的还是在用枳术丸治疗小儿积滞病案中推衍出来的，其中白术演变为四君子汤，枳实易为陈皮、法夏，荷叶裹饭烧,发挥为鸡内金、麦芽。
    这一方法，虽是从个案（特殊事例）中抽象出来的，但因它“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脾胃机能与其他脏腑与整个人体和疾病发生发展及其转归的本质。符合列宁所说的“科学的抽象”，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临床价值。脾胃整体观的形成如此，其它临证见解亦多有从个案中提出的。刘老不仅在自己的个案中“抽象”，也从前人的个案中进行“抽象”，如用辛凉甘润法治外感咳嗽久不止、喉痒难支、痰少不易咯出、舌红少津者，用丸剂摄纳下焦法治疗多年哮咳，即分别从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咳嗽门宋案、丁案中抽象出来的。凡此之类，不胜枚举。正因其如此，所以刘老对《古今医案按》、《寓意草》、《临证指南医案》等医案名著，几乎成诵。时至今天，刘老仍重视对个案的整理研究，不仅重视古代医案，而且尤重当代医案，其主编的《湖南省老中医医案一·二集》、《奇效验案》等医案专著，就是对我省当代医家医案整理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些，无疑是注重从特殊事例中认识普遍性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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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毛泽东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他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233页）这说明一个复杂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不管矛盾多么复杂，必有一种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并规定或影响着其他许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刘老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自觉而又自由地运用“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原则，指导学术研究和临床实践。学术方面：刻意探寻人、病、证、症等矛盾的运动规律，结合历代医家的学术见解和同辈医家的学术经验，以实践为依据，用客观的眼光，进行广泛深入细微的观察分析研究，最后抓住了正气不足这一个发病的主要矛盾。提出了：“治病必须治人”的学术见解。在正气不足这个发病的主要矛盾中，又提出了“脾胃内伤”是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治人”之法虽繁，但“注重脾胃”则是最主要、最核心的问题。临床必须遵从。但是，在具体的病证演变过程中，居于次要矛盾的症候，有时候又可以转化为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又当活看。当症候转化为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时，如不采取措施，解决这一由次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转化而上升成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有可能危及生命。因此，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临危制变的原则，解除危急状态。使这暂时转化而成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退居次要的地位。然后，再从根本入手，解决主要矛盾。理论上如此，临床上更是如此。如治1例3岁男孩，忽感外寒遂发热咳嗽，他医用九味羌活汤、柴葛解肌汤、钩藤饮之类，敷法自头至足十余次，其热不但不减反而增高，咳喘愈甚，腹胀便溏，肌热灼手，口渴，时时饮水而不多，脉数无力，舌润无苔，眼珠青色，无闪灼意。刘老用理中合四君加淮山、山楂、砂仁、鸡内金、麦芽一剂势定，二剂热退，再 5剂而愈。本案寒热咳喘，虽为忽感外寒所致，但外感寒邪并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表散寒邪无效。刘老从“腹胀便溏、时时饮水而不多、眼珠青乌无闪灼意、脉数无力、舌润无苔”的症征，认为主要矛盾是“脾胃内伤”。“脾胃内伤”发热，多认为“中气下陷、阴火上冲”，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用参芪等药，补中升陷。但刘老认为本案“咳喘气升”，因此，“中气下陷”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此层层深入分析，最后认为“脾胃虚寒”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采“温之，则浮焰自熄”法，以理中汤、四君子汤加健胃助化之品。由于抓住了“寒热咳喘”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应手取效。
    （5）　注意事物发展的阶段性　毛泽东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在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的处理事物的矛盾”（199～200页）。刘老认为这是中医辨证论治的活的灵魂。因此，刘老对当今临床研究中违背这一原则的一病一方，一竿子插到底的临床研究方法，持保留态度。因为疾病在其发生、发展及其转归的过程中，虽然有一个根本矛盾在规定着疾病的根本性质，这一根本矛盾，虽然不到疾病痊愈，不会消失，但在其发展的全过程中，必将出现各个不同的阶段。而各个不同的阶段，其特性又各不相同，且患病的时、地不同，患者个体的素质千差万别，因此，一病一方，一竿子插到底的方法，虽能抓住疾病的根本矛盾，但不能将矛盾中各阶段的特殊性及其发病的时、地因素与患者的个体差异等情况综合考虑进去。因而，其针对性就不会很强，临床疗效也就必然不会很高。刘老在临床中，特别注意疾病发展的阶段性，并遵循“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研究的方法。考察各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找出各阶段的矛盾的特性。从而采取有效的措施，既针对引起疾病的根本矛盾，也针对疾病各阶段中矛盾的特性进行治疗，因而常收事半功倍之效。如治尿路结石，在针对“肾主水，水结则化为石，……胃虚为热所乘”（《诸病源侯论》）“热在脬中，下焦为之约，结成砂石，如汤瓶煎炼日久，熬成汤硷”（《儒门事亲》）的根本矛盾，以“偏主石淋”的益元散、“促进存于硷性条件下的泌尿系结石溶解”的金钱草、“能化七十二种石”的火硝、能“下石淋”的桃胶组成的基本方的基础上，再结合尿路结石，在其发生、发展及其转归的全过程中，各个不同时期的特殊性及个体素质的不同，分别结合养
     血清热、益气养血、养阴清热、益气养阴、益气活血等方法治疗30余例，收到了事半功倍的疗效。肾功能失调，湿热煎熬，水结为石是尿路结石的根本矛盾，血虚郁热、血虚气陷、阴虚有热、气阴两虚、气虚血瘀等则是尿路结石全过程中，显出的各阶段的特殊性。这种既着眼于引起疾病的总的矛盾，又着眼疾病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的特殊性，是辨证论治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体现。刘老的层次组方法，就是注意了在抓住引起疾病的根本矛盾的同时，还综合考虑了各病及各病的不同阶段与发病的时、地及个体差异的多种因素而确立的组方法则，因而随证遣方，投剂辄中。

胡不群

唐代医学大宗师孙思邈提倡医生“涉猎群书”、“读五经”、“读三史”、“读诸子”“读庄老”及“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第一》），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教授主张“文史哲为中医学的基础”。（《任应秋论医集》），民间有“秀才学医，笼中捉鸡”、“文是基础、医是楼”之说。这些无一不可以反映一般文化素养与医学人才的关系。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一般文化与专业人才成长的关系主要是影响、规范或指导其治学方法和实践。质言之，即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都离不开哲学的支配”。当然，也有直接渗透到专业知识中并与之结合而融会一体的。
这是我早年就文化对刘老的影响而言。

胡不群

二：外感宗仲景，乃决定不移之法，后世温病治热诸方，除继承的仲景方外，于高热面前，显得力量非常的小，当然仲景方面对高热，亦不能原方照搬，当合方或加减。我意杨粟山《伤寒温疫条辨》诸方，疗效及佳，颇可羽翼仲景。

胡不群

三：内伤宗先师刘炳凡“治病必须治人”之旨，除首重脾胃与肾命并除了力保脾胃与肾命外，还特别注重两个物资通道和气化流行之机，两个通道是血循之道与津液之道，气化流行之机则是少阳。
1：畅血行之路，尝用王清任血府逐瘀汤法加减，通津液之道，尝用孙真人温胆汤法加减，此二法所治甚广，疗效极佳。

胡不群

2：调气机之道，所涉甚深，兹浅论之：
    我认为：未有天地之先，只是虚无之体，无形无象、清清静静的所谓之“无极”。当此虚无之体，显现为有为的动相时，就是所谓之“太极”。此太极是就天地万物发生这一方面说的，其实际的反面就是静，动静一体！所以，无极之与太极有则俱有，无则俱无，本无先后，浑然一体。
而太极的生发之用就是所谓的“元气”或“原气”。
可见这种 “气”，当自具有能够推动并生出天地万物的德能作用（或第一推动），那作用（或推动），是通过一翕一辟，一辟一翕，翕而静，辟而动，动而复静，静而复动，动静相招，翕辟相应，相反相成的作用的直接结果，这就是“气”。
“气”的这种既相反又相成的力量，氤氲推荡，而自生出一种具有无限生机的“中和之气”，《中庸》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是也。天地由此“气”而演而化而生，万物由此“气”而化而生而成，生命由此“气”而化而生，人亦于是乎出现。
“气”的这种既相反又相成的力量，《周易》称之为“乾元”、“坤元”。此乾元、坤元，又各自蕴含着两股相反相成的力量，且此两股相反相成的力量之任意一股力量之中，又各自蕴含着相反而又相成的两股……，如是重重无尽，上推下推，左推右推，无有穷尽。此两股力量合而为一时，即是“气”，当其显现“轻清”、“重浊”， “上浮”、“下凝”“外散”、“内敛”等不同运行轨迹和特性时，就是所谓 “两仪”，所谓 “阴阳”，究其实，不过是“气”的两种特性或功能作用而已。
此蕴含着阴阳氤氲推荡的“气”，在其气化流行之过程中会显现出“升”“降”“出”“入”与“中和”的不同情态或曰状态，此种不同的情态或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气机”，其作用则是我们所说的“气化”。
气化，就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的化生之力。换句话说，天、地、人、物，就是由此气化流行之“气”的综合作用而生而成的。是以山、川、草、木由此“气”的作用而化而生而成，金、石、动 、植 ，一切含灵之类，无不由此“气”的作用而化而生而长而成，人亦由是而化而生而长而成。
正由于天地人物、山川草木、动植金石、蠢动含灵都是由一气之气化流行而演而化而生而成，所以天、地、人、物、山、川、草、木、动、植、金、石、蠢动、含灵都是同根同源，所以《易传》有“物物一太极”的原理 ，庄子有“通天下一气耳”的论断。
有见于此，所以我特别赞赏用小柴胡汤调气机以燮阴阳也。此亦治本之道也，“治病必须治人”，所含甚广，这只是我个人的点滴体会而已。

自然奥妙

想问先生两件事:第一件是先生的父亲得的何病;第二件是先生恋佛是否与先生父亲的死相关.谢谢!

胡不群

下面引用由自然奥妙在 2009/06/02 11:13pm 发表的内容：
想问先生两件事:第一件是先生的父亲得的何病;第二件是先生恋佛是否与先生父亲的死相关.谢谢!

第一先父半年前预知时至,第二先父无佛教信仰!谢谢您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