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关系的科学原理

华南之虎

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
五、1937年的实习大夫 病房都是长方形，房顶高高的，靠边摆着30张床。到了冬天，每个病房都再加30张帆布床，把屋子填得满满的。床排成两排，一直排到房子的中心。冬天查房比夏天费的时间多，部分是由于重病的病人多，但也由于跟在后面的医生和护士，在挤满了所有空间的病床和床头柜之间走动，所必然带来的困难。
在每个病房的一头都有一个单间，至少在理论上是保留给那些濒临死亡的病人的。但实际上，它被有诣妄的病人占用了，这些病人在夜间的喊叫使其他病人无法入睡。等待死去是在大病房里进行的；每个白天，每个夜晚，都有这种事情。每个病床四周都有些柱子，文着一些带有金属环的白色椎幅。当病人需要做体格检查时，或者濒临死亡时，就把帖峻拉上，把病床遮挡起来。当某个病人死了，将尸体移出病房都有一种仪式，所有的新病人都很快熟悉了。护士长从病房的一端开始很快地挨个病床走过，把床前面的帖峻拉上。你只要在那座房子里，你就会听到帐幅金属圈“n9”、“咱”的声音，一共29响，然后载着尸体的担架车就滚动着离开了它那个四方形的小空间，沿着病房，进入电梯，下到太平间去。在病房中心帆布床上的那些病人，则用活动屏风隔开。病房里的每一个人都懂得这是在做什么。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伯触动活人的感情，而是为了刚死去的那个人的安宁隐情。
认为不需要把大病房隔开，因为这样病房护士随时就能看到所有的病人。那时，维持医院里公共病房的经费很少，只有住在波士顿私立医院的私人病房的病人，才出得起单问病房和特别护士的费用。但是在公共病房里的病人很少抱怨：他们很快互相结成朋友，已经好转可以起来活动的病人，走到邻近的床旁，友好地闲谈，为病得不能自理的病人喂饭。
在那些病房里所做的事情中，大部分只是住院监护。病人进来的时候几乎都病得很重。在波士顿市医院你根本不用为了住院而去急诊室，除非你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一旦你住了院，用带轮的担架把你推过医院的地道，上了电梯，到了病房，事情就变成了让疾病以此种方式或以彼种方式去完成它的旅程了。要是说住在病床上有点不一样的话，那差别多半是由温暖、住处、食物、关心而友善的照料，以及提供这些条件的护士无可比拟的技能造成的。你是否能活下去，那要取决于那个疾病本身的自然过程。医药没有任何关系，或者关系甚小。
但是，所有的那些医生都忙得要死，整天整夜，做完这事，又做那事，设法来应付。大部分的气力都是为了保证没有漏掉什么，保证诊断确切无误，并保证这个疾病不属于有真正有效治疗的少数疾病之内。
是有少数这种可以治疗的疾病。每当辨别出是这种疾病的时候，它们就成了病房里的紧急事件。
员常遇到也是需要实习大夫做既艰巨又紧迫的工作的疾病，是大叶肺炎。从晚秋到早春是肺炎的季节。为了保证不让某个病房或某个实习大夫因这项工作而负担过重，定了一个办法，称作“肺炎计数”。从急诊室就把肺炎病人依次分送到哈佛、塔夫茨和波士顿大学的病房去。如果某个实习大夫深夜之际突然来了4个大叶肺炎的病人，他就会被弄得焦头烂额。但是他至少知道，其它病房里他所有的同伴都处于同样的困难境地。诊断常常是最简单的部分：病人告诉你，他突然发冷发热，咳嗽，痰里有时带血，胸部有一边疼痛。检查身体的时候，用手指在肺有病的那个部位敲打(叩诊)时，会发现有浊沉的声音，把听诊器放在那个部位上，还能听到呼吸的声音有很特别的改变。有了这些材料，你就能做出预言。如果病人年轻，后果容易预测：急剧的病情要持续10到14天，每天都有高烧，胸部疼痛和咳嗽会加重，在这个时期之末可能会有虚弱和衰竭的表现；这时，突然像在一场雷雨后出现了耀眼的阳光那样，出现了一个人类疾病中最为奇妙的现象——骤然好转(骤降)。患病两星期后，在似乎越来越接近死亡的某一天，在几个小时之内，病人的体温认42度骤然降到了正常。同时，病人会出很多汗，还会说感觉到好多了，并且想吃点什么。病就这样结束了。所有这一切，都有很好的解释。我记得在那个时代，对进程能做出合理满意解释的疾病也只有大叶肺炎。它的病源是成对的球形细菌——肺炎球菌，革兰氏染色能把它染成深蓝色。这种菌的外面有层膜，称为英膜，里面含有一种多搪(一种碳水化合物)，这种英膜的多糖使这种细菌有侵袭的能力，并保护它免于被病人的白血球吞食和杀灭。总共有40多种肺炎球菌，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一种英膜多糖。这场即将进行的厩杀，开始时是肺炎球菌侵入到肺的那些小泡(肺泡)的腔内，在那里繁殖出来的肺炎球菌的后代向四周播散，直到整个一叶肺都由于堆满了纲菌和此时尚无能为力的白血球而变得坚实了为止。有时细菌进入了病人的血液，发生了“血液中毒”的败血症。这时，约在第10天，病人动用了自己的一种有效抗体，这种抗体在化学上设计得只和那一种肺炎球菌的多糖分子完全密合。这时，血液里有了很多的循环抗体，足以把所有的那些糖全部封固起来，肺炎球菌就败下阵来。肺炎球菌一旦被抗体结合，马上就被白血球扫荡，杀灭，病也就过去了。这个情况就是骤降——体温突然下降，大汗，食欲恢复，瞒杀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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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
五、1937年的实习大夫 我们知道有几种情况能改变力量的对比，并且改变了紧急感。有些种类的肺炎球菌的毒力比其他菌种的大，需要迅速治疗。嗜酒者得了这种病之后，比一般人容易发生败血症和重骂的感染。孕妇容易患本病，而且死亡的机会也大些。对老年人，危险性最大。
治疗的办法和我们所知道的病的发生道理相适应：向静脉里注射对莱一种肺炎球菌多搪有特异效果的抗体。桑代克实验室有大多数已知种类肺炎球菌的纯化免抗体。实习大夫首要的紧急任务是弄清肺炎球菌的类型，从而使用恰当的血清。弄清的办法是利用其中常有大量肺炎球菌的痰标本。你只要向一小点痰里加上各种抗肺炎球菌血清，然后用亚甲蓝染色，如果用的血清恰当，一对对肺炎球菌外面的英膜就肿胀起来并染成深蓝色。如果树；运气好，有个合适的痰标本(唾液没有用，它必须是真正咯出来的痰)，而且手头正好有合适的诊断用血清，你就能在几分钟之内做出诊断，并且给芬兰德大夫的实验室打个电话，请他们供给所需要的治疗用血清。如果运气不好，你就得等；两天之内血液的培养可能长出肺炎球菌，然后你才能为它们分类；你也可以把痰标本注射到小白鼠体内，如果痰内有你未能查到(漏过)的肺炎球菌，它们就会在几个小时内在小鼠的腹腔里生长起来，你可以用那种办法去查它的类型。不论用哪种办法，实习大夫必须弄清菌的类型。如果没有把这个任务完成好，根本不要想上床。治疗要根据确切的答案，其它的答案都没有用。知道是大叶肺炎的诊断是不够的，知道细菌是肺炎球菌也不够，你必须弄清它是I型，还是II型，或其它什么型，否则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治疗它，只有等待那个疾病走完它自己的路程，此外你什么也做不了。
可是一旦知道了菌的类型，治疗就成了拿手好戏，这是实习大夫所掌握的唯一的一种真正可以治好疾病的方法。
知道了类型，得到了恰当的兔血清，实习大夫就成了本领高强的人。向静脉里非常缓慢地注射那种血清。如果起作用，它就在一两个小时内发生效力。体温下来了；几个小时之前痛苦非常的病人，这时可以安详熟睡了。
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但是常能成功，所以值得为它付出巨大的努力。上级大夫判断一个实习大夫，更多地是看他这类工作的成绩，而不是其它素质。如果你对大叶肺炎病例处理得当，就可能有个好前程，如果不好，就没有。
第二种甚至更需要思想敏捷和确切行动的急症，是糖尿病昏迷。如果能及早发现，并且迅速采取行动，实习大夫就一定能挽救生命。但如果拖延了时间，错误地估计了使用胰岛素和静脉内给液体的迫切性，病人则可能死去。治疗昏迷是要把所有的协助者和指导者都请来的情况之—’。高级的主治大夫从桑代克穿过坡道跑来了，从宿舍里叫来了医学生、住院大夫、各级实习大夫都集中到病床旁边，共同弄清那些细节。
急性心力衰竭也是一个。要做属于三种技术的三件事，它们并不总是有效，从来也不能根治，但如果进行得当，却有近似魔术般的力量，偶尔能把一个看来要死的病人挽救回来。第一是放血，迅速从胳膊的静脉里抽出500毫升血液。只用这个办法就能减轻心脏对付静脉血的负担，从而会减轻呼吸困难。第二是使用毛地黄。给药需要逐步地，而且要极其小心，用加强心脏肌肉力量的粗制毛地黄叶子的制剂(当时只有这种)，用量要足够，但又不能过多，多了能造成中毒——这是老主治大夫们很早以前就掌握了的一种技巧。很不容易自学掌握，有点像烹调。第三是氧气。由放到床边的钢瓶(氧气罐)供氧，如果有个氧气帐子，就用它给氧，否则就用胶布条把一根管子固定在鼻孔里。
然后就是梅毒。梅毒从来不是治疗上的急症。当它到达了它的这个或那个危及生命的时期(例如主动脉因梅毒造成的膨肿——动脉瘤——快要破裂了，或者脑子因梅毒破坏，人已经痴呆了)，这时已为时过晚，已经毫无治疗的办法。能采取行动的时刻，能敏锐地辨认它，做出诊断的时刻，是在它的初期。实习大夫一想到即将做些什么，心里就发休；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给予砷剂、汞剂和钮剂，还要担心由于这些治疗而破坏肝脏。过去在波士顿市医院，你必须在诊断为其它一些疾病之前先排除这种被称为“最大的学样者”(学样者是指其表现可类似其他病——译者)的梅毒病。常规地要查查有没有阿一洛氏瞳孔。分两步很快地查：先用你的手电照照病人的眼睛，看瞳孔是否收缩，然后你将手指从远处移向病人，去接近病人的眼，让病人注视移近的手指，这时，看他的瞳孔是否因调节而缩小。如果在第一个试验中它不缩小，在第二个试验中缩小，你就得出了诊断：神经梅毒。我猜想现在的一个繁忙的内科大夫一年也不过能见到一个阿一洛氏瞳孔。阿一洛氏瞳孔已经消遁了，至少目前如此。现在当然仍有梅毒，而且由于现在的性解放，梅毒可能比在过去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里都多。但是现在它已经很容易在一期和二期的时候就被治好，只有极少数病人进入那毫无救药、导致死亡、损及脑髓的第三期。这不是医学这个行业的功劳，至少不能都算是它的功劳。这项在公共卫生中完全应该赞许的成就，极其可能是糟糕的医疗造成的，是对那些像咳嗽、头疼脑热等小毛病溅用青霉素的结果。引起梅毒的病菌螺旋体已经处在全国性的青霉素气雾的包围之下，它很少能有机会挣扎出去，引起一个下府(一期梅毒的表现)。梅毒性麻痹性痴呆和脊髓密是过去实习大夫重大的棘手问题；现在它们已经没有了。在波士顿，今天的临床见习医生再也不去查阿一洛氏瞳孔，也不再让病人闭眼双腿并拢站好，看他是否晃动或摔倒(表明有脊髓梅毒)，也不再让病人复述“愿上帝赐福麻萨诸塞州”(当时是这样教的我)了。在1937年，如果一个病人虽然说不好这句话，但还能过得去，他就是患了精神分裂症，如果他结结巴巴邮嚷不出来，他就是患了梅毒性麻痹性痴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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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
五、1937年的实习大夫 在l930年代，波士顿有很多酗酒的人，市医院为他们单打个特殊的病房，约有40个床位。每天夜里都从急诊室送来三四个震额性诣妄的病人。这是实习大夫生活中见到的一种极为悲惨的景象：一些震震颤颤、满是幻觉、暴躁而又神经错乱的男人。危险的是高热。有些这样的病人体温突然升高到43度以上，然后在一阵严重的休克发作之后死去。治疗的办法是用副醛(三聚乙醛)，大量口服，有时也向臀部的肌肉内注射，用的药相当多，几乎用到能造成麻醉的剂量。有发热的时候就用冰袋，还用大量维生素B和肝提取液。但是谁也不能肯定这些东西是不是有好处。对震遁(震额性诣妄的简称)就是这样，我们见到很多因此死亡的病人。
皮博边大楼有个工作中心，那是顶楼上的实验室，那里有显微镜和其他一些设备，用来做血细胞的计数和血的沉降速度测定。每天早上，成排的大便、小便等着“低年”实习大夫去检查，还有为培养血液、胸水和脑脊液的温箱。如果要做比较复杂的化学试验，例如血液里的糖、胆固醇、认为对诊断肝硬化有所帮助的几种不正常的血清蛋白，以及检查血液中的非蛋白氮(肾有衰竭时会升高)，抽出的血液标本就由实习大夫送去医院的中心诊断实验室，那是在邻近的一个大楼的地官子里，占有几个小间。那些比较复杂的细菌学检查，特别是诊断脑膜炎、肺炎和败血病的细菌学检查，都由桑代克的某个研究实验室去完成。
皮博迪的实验室是实习大夫和医学生汇集的地方。靠近门口里面的桌上放着一个很大的记录本，上面记载着楼下那些病房里所有病人的姓名和初步的诊断。不断有人匆忙地从门口进进出出，手里拿着成架的试管，胳膊下夹着参考杂志的人们互相碰碰撞撞。
皮博迪有一个秘书，坐在靠着这个实验室的一间小办公空里，她把每天出院的所有病人的详细病情摘要用打字机打出来；对死亡的病人则更要仔细详尽。每个星期五的下午，住院大夫和主治大夫都要和医院里的某个病理大夫会面。仔细检查死亡病人逐日的记录，寻找差错。
在我做低年实习大夫的头一个月里发生了一起最为严重的差错，可能是我亲身遇到的最严重的差错。有个年轻的黑人音乐师入了院，病史说他上个星期有过严重的发冷发热。那时正是肺炎的季节，高年实习大夫怀疑他是大叶肺炎，但是体格检查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要我在为他取血做常规血球计数时，弄点痰的标本。他迷迷糊糊地想睡，情绪淡漠，不咳嗽，也咯不出痰来。我拿着盘子接着去取单子上列着名字的其他住院病人的血标本，然后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回到楼上的实验室里去做那些检查。他的血色素低得惊人，我给病房挂了电话，告诉说这个病人有重度的贫血。然后我就检查他的血液涂片。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血片：几乎每一个红血球里都有染成蓝色的小体，看上去和教科书里疟疾的图完全一样。血液病医生穿过坡道来看了一下，然后就到下面的病房去取他们要的血液标本。很快，大家都来了，所有的住院大夫，所有的主治大夫，所有的医学生。似乎波士顿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疟疾似的。
后来，我们有些明白了。这个病人承认有海洛因瘾，常去一些集会，在那里轮流共同使用一个针管和针头。在这些人之中，一定有一个是这个病的来源、可能是从城外来的一个人。
整个下午，来这个病房看这个病人的人络绎不绝。病人越来越嗜睡，刚到晚上他已经深度昏迷，不到一小时就长眠不醒了。他得的是最恶性型的疟疾，有疟原虫寄生的红血球聚集到一起，堵塞了脑内的小血管。如果他没有引起临床上那么大的兴趣和强烈的注意，在那天早上刚做出诊断之后立即给他奎宁，他就有可能活下去。在市医院的病房里，治好一个病，或挽救一个生命的机会，并不经常惠顾。这一次是来了，但又走了。那位住院大夫回到自己的屋里，拿来奥斯勒的《内科学》，翻到疟疾一章。他大声地对聚集在场的实习大夫和住院大夫读了起来，头一句话的大意是：如果一个医生让一个疟疾病人在没有服用奎宁之前死亡，就是他的医疗事故。
临床四部把自己看成是波士顿市医院内最好的单位，是波士顿城所有教学医院最优秀的精华。我们说自己是铁打的汉子。夜间，皮博迪顶楼实验室的灯光从来也没熄灭过，住院大夫和实习大夫从来都不睡觉。过了一阵子，我们设法谈明白，并且从深深的犯罪的感情中解脱出来，而略微松了口气地只感到十分丢人。我们大家都自我安慰：脑性疟疾常常进展极快，用多少奎宁都没有多大效果。但是那个印象却无法抹掉：那一群穿白制服的大夫在那个极其使人感兴趣的病人床旁走来走去，抽取血液。讨论来，讨论去，但是在末尾，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真是哈佛的一个不幸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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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
六、水蛭、医生和其他六、水蛭、医生和其他
几年以前，我跌跌撞撞，闯到一个美妙的知识领域——比较语言学——的边缘。我记不清是在什么情况下，我注意起为什么把医生称作LGech，同时也将医生使用了许多世纪的那种虫子(水烃，蚂蝗)称为IJeech。先出现的是哪一个?是医生IJeech，还是水蛙IJeech?
在那本美妙的《美国传统字典》(American Her5t明e Dictionary)里，有个50多页篇幅的印欧字根附录，大部分根据的是波可尼的印欧语言字典(Pokorney，Dictionary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我妻子为我的生日在纽约的书店里找了很久，在一个珍品店里找到了一本波可尼的书。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有所进步。
语言的发展可以和生物物种的进化相比拟，当然要看你愿意怎样扩展你的比拟。在这两方面，头一个员为深奥却又显然是难以回答的问题是：最初生命是怎样起始的?人类最初的语言是个什么样子?
在这两方面都有化石或类似化石的东西作为印记，可以让我们追寻到接近其原始的时候。最初的生命是原核生物，它们的大小和样子都像细菌：在年代为35亿年的岩石上，毫无疑问地有成行的球形细菌和杆状细菌的印痕。在后来的25亿年里，类似的生物成了这个星球上生物的总体，它们或营游离自由的生活，或更多是在“藻毯”中聚在一起成为极大的集落。这些生物后来变成了化石，成了奇特的地质结构，称为迭层结构(Stromatomes)。只是到了后来，可能是在10亿年前，原核生物的藻类向地球的大气中排出了足够多的氧气之后，有核细胞才得以形成。为所有的有核细胞的细胞浆提供氧化能量的线粒体，使植物细胞利用太阳的能量来制造氧和食物的叶绿粒，这两种小体都是细菌和蓝藻的直系后代，都和我们这些其它的生物共生了将近10亿年。
人类语言的“化石”当然要晚得多，而且只能用比较语言学的间接办法去研究，但是它们却是的确存在着。大家最熟悉的印欧语根和原核细胞所处的位置相当，它是大多数西方语言和某些东方语言的鼻祖，例如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所有的斯拉夫语，以及日耳曼语、赫梯语、吐火罗语、波斯语、印度语以及其它一些语言，它们都是从一个共同的语言派生的。根据极为粗略的估计，那大约是在两万年之前。派生出那些语言的原始词汇，最初可能都是表达些简单的、没有细胞核那般的概念、意思明确的字根。
医生和水短这两个Leech，就是语言摹拟生物的实例。医生Leech的词根一直可以追溯到语言的起始阶段：Ce9这个词代表的意思是：收集，收敛，它有派生字，意思是说话，并且带有知识和智慧的意思。后来在古英语里，它变成了Laece，在中世纪荷兰语里变成了Lake，意思成了医生。在那行进的途中，它在早期日耳曼语中产生了Lekjaz一词，意思是“口吐魔语的巫士”，它和早期医生的任务真是严丝合缝。在英语中，多少世纪以来，就把医生称为IJeech，丹麦的医生至今还被称为Laege，瑞典的贝lJ称为Lakere。
Ieg还产生了其它的后代，虽然它们和医生不同，但在意思上还有些联系。LecNre(演讲)、Logic(逻辑)、Logos(“逻各斯”——世界的普遍规律性)都是从Leg派生出来的，医学界听到这些可能会感到心花怒放。
水短这个Leech就较难追溯。《牛津大词典》说，在10世纪它称为Lyce，后来是IJaece，后来为了实用的目的，这两种Leech(医生，水蛙)有了相同的一般的意思。医生Leech这个人，靠着水蛙Leech这个虫来维持生活。水烃被认为(我想是错误地被认为)有治愈疾病、使人康复的天赋，因而可以说水蛙也在以其之道为人行医，是一种医生。含有不同意思的两个词，融合成带有原来两个词含义的一个词，这种情况称为“同化”，这是专业术语。造成融合的，可能是那个收集、收敛的含义，这个含义还存在于那个词的两个用意中：虫虫那个Leech吸取血液，医生那个Leech则除了收集血液之外，还收敛钱财。税吏曾一度被称为Leech，这样起名当然根据的是那个虫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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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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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蛭、医生和其他医生Doctor这个词来自Dek，意思是适当的、可被接受的和有用的某个事物。在拉丁语里，它变成了D。cere，意思是教导，也变为D1scere，意为学习，从而也是弟子的意思。在希腊文里，这个词代表一种可以接受的教导，从而就是教义、教条和正统。DecoNm(体面，礼貌，正派，得体)和Decency(正派，体面，合乎礼仪)都是同源的词。 Medicine(医学，药)是由Med词根派生的。Med的意思是量出来或做合适的测量。拉丁语用Med一词造出了Med—erl，意思是“照看”和“治疗”。英语中的Moderate(适度的，温和的，稳健的)和Modest(不过分的，谦虚的)都是Med词根的后代，它们带有久已忘怀的对Medicine医学的教诲。学医的人(MedlcalsNdent)要不时地MedZtate(又是一个同源词，意思是“深思。默念”)这个词源上的近亲：
Physician(医生)这个词，源自一个极为美妙的词Bheu，它是古老语言中一个重要的词根，意思是自然界本身、是、和存在。希腊文从这个词根创造出Phus53，从它又有了英文的Phy86c和PhysZG两个词。前一个指一般的医学，后一个指对自然界的研究(物理学)。
Doctor(医生，博士)、Medlctne(医学，药)和Physie5an(大夫，医生)这些词，以及在他们周围生长出来的那些同源词汇，很能体现社会对医疗这个职业所抱的古老的希望，但是满足这个希望是不容易的。在所有那些词汇之中，我认为Modest(不过分，谦虚)以及Moderate(适度，温和，稳健)是最需要记住的。Med这个字根一直潜藏生存在这些词汇的内部，恰似一个十分成功的共生体。它也同样地一直存在于Med 6c5ne(医学。药)一词中；这对教导人的人，对不论以什么方式给人治病或治不了病的人，对积累科学知识的人，对古者的IJeech来说，都应该是一种持续坚定的信息。
医学曾经是最受人尊敬的职业。在今天，当医学有了不多年以前无法想象的许许多多的治疗(或治愈)技术之后，医学却由于各种原因而受到谴责。那些批评说：医生是些应用科学家，只关心手头的疾病，而不把思者看成一个人、一个整体的人。医生真的连病人的诉说都不听。他们不愿意或没有本领向患者或其家属把情况解释清楚。在使用那些并非没有危险的技术的时候，他们会做出差错，从而使医疗事故保险费急剧上升。只能在高大吓人的门诊部内他们的诊疗室里，或使人畏惧的医院大墙之内，才能见到他们。他们受训练的方式和他们行医的方式，已经和“非人化”成了同义词。历史悠久的医疗艺术已经丢失，已经被忘怀了。
美国的医学院受到了四面八方的压力，要它们再培养家庭医生——经常出诊、明察病情、慈如叔伯的医生，照料全家每个人的疾病，甚至能叫出家中狗的名字的医生。现在已经合法建立了一些新的单位，有的成立在州立的医学院里，称为家庭医疗(Fam灯Practjce)，一级或初级保健(Pr5mary HeajthCare)，预防医疗(Preventlve MedZc5ne)，一级或初级医疗(Pri—mary Med Zclne)。它们自称目的是培养更多的全科医生，指的是大家幼年时所知道的，或者是其父辈祖辈童年时期所知道的，或者是从书籍、电影或电视中见到的那种非专科的全科医生。
大家对医生的要求一向都是些什么?医生这个行业是怎样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存留下来的2医生作为一个阶层，一直因其自己的缺陷而受到指责。蒙田(Monta59ne)在他的时代，莫里哀在他的时代，还有萧伯纳，对医生及其医学的尊重，要少于当今的评论家。19世纪的，以前那些世纪的，以及一直到我职业上的祖辈(史前时代的那些以巫术治病的巫医)的病人，他们去找医生的时候是抱着什么希望?在大瘟疫的年月里，每天夜里大丰穿过大街收尸埋葬的期间，医生起到了什么作用?腺鼠疫、斑疹伤寒、结核病和梅毒是许许多多进展迅速、常常置人于死地的传染病中的几种代表，不论医生做些什么，这些病都使很多病人丧失生命。对所患之病无法减轻痛苦(更不用说治愈了)的医生，在夜间被请出诊的时候，他们当时都做了些什么?
在历史的早期，他们所做的完全是巫木。巫医以最艰苦的方式学到他们的行业：他们被迫去亲身经历就像死亡本身的某种情况，等到活了过来。就被认为有资格给人治病了。他们发作过抽风痉挛，见过异象，听到过呼唤，JL、惊肉跳地在旷野里迷失了多少个礼拜，有过时间不短的昏迷，当他们恢复过来，就有了行医治病的执照。他们围着病人手舞足蹈，烧火冒烟、念唱莫名其妙的词调，而且触模病人的上上下下。触模是这个行当中真正的秘密，可是从来也不说触摸是关键的真正技术。而是把触模隐没在那些舞蹈念唱之中。在舞蹈念唱之中，总是频频地用手触摸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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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蛭、医生和其他我想，触摸是医生最为古老而且也是最为有效的一种动作。有些人不愿意别人触摸他，但病人却都(或几乎都)愿意让人触摸。他们希望被人抚摸。重病人的一部分痛苦就是缺少了和别人的密切接触。一般的人，甚至亲密的朋友，再甚至家庭的成员，都会有意地远离重病的人，尽量少去接触病人。这或是由于不愿打扰他们，或是伯疾病传染，或者只是害怕交上恶运。医生最为古老的医疗技术就是将自己的手放在病人的身体上。
经过了多少个世纪，这种技术已经变得更有特点、更为精密了。医生的手已经不只是碰碰模摸，而是学会了做其它的事。用手去号手腕上的脉跳；去探查脾脏的边缘和肝脏的境界；叩击肺部，引出清亮的或沉浊的声音；涂膏油于皮肤；刺静脉以放血；在做这些的同时，既接触，又抚摸，最后还紧握病人的手。
大多数施行这种手法的人，开始时一定是具有关心他人的天赋。当然有些人不太喜欢同其他人接触，他们应该躲开这种需要接触的职业。如果阴差阳错，他们已经在学习医学，那最好还是退而他就，否则就会成为一个作为不大的医生。
医生用耳朵去接触病人是医学史上的一大进展。当知道心脏和肺部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这些声音有时能够用于诊断之后，医生就把耳朵靠在病人心脏的前面，胸前和胸后，去仔细倾听。很难想象人的哪种姿势能比一个贴在皮肤上的低下的头更为友善，更能代表对另一个人的关心、爱护和亲密。19世纪发明了听诊器。它大大改善了对胸部音响的听诊，但是却略微加大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距离。在众多至今仍不断出现的新医疗技术中，听诊器是设计来加大医生和病人之间距离的第一个设备。
今天，医生无需见到病人，就可以在另一个大楼的诊疗室里完成许多必要的工作。甚至有了用电脑询问以及记录有关疾病情况(病史)的程序：秘书可以间那些问题，再核对印好的表格里的栏目，其后，电脑就会马上打印出应该考虑哪些是可能的诊断，以及需要做哪些实验室的检查。医生用不着花四五十分钟去听诊胸膛，触诊腹部，而可以开个小条，把病人订发到放射线科去做一个cT(电脑控制断层)扫描，一个小时之内，就会看到全身各个内脏的微细末节。而过去这些都是要医生用手指和耳朵去检查之后，才能加以揣测的。生物化学实验室现在正做到使人无需等待出现新的症状和体征。配有电脑的装置能够查出有毛病的心脏或功能不佳的脑髓的电的变化，其精确程度远远超过几代以前医生在病床旁边所能触到、得到甚至能想象出来的。
医生如果愿意，他就能使自己处在一定的距离以外，远离病人及病人的家属；除了在最初的也是唯一的那次触摸——握手——之外，再也不用触摸什么。医学已经不需要把手放在上面了，它已经像是在机器上读出信号的一种事情。
科学医学的机械化是要存在下去。新型的医学正在起作用。它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职业，要根据短捷的通知条子做生死他关的许多事情。医生现在担负的义务，过度的甚至是拼命担负的义务，和50年前的还是一样，只是现在有了大量迅速而准确的技术方法。病人看到自己所经历的和他父母告诉他的已经有所不同，有些重要的什么已经失去了。医生已经不太像亲密的朋友了，也不那么自信了，对于他这个人的兴趣也少了，注意力完全放到所治疗的疾病上。现在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并没有走回头路。你仔细想一想，也没有真正的理由要求走回头路。如果我有了恶性高血压，或者结肠癌，或者亚急性心内膜炎这类疾病的症状和体征，我当然希望能得到尽可能多的安慰和友谊，但是我最希望的却是只要有可能，就要尽快地得到有效的治疗，以便可以活下去。如果我住在一所现代化医院的病床上，同时对那床位所需的花费忧心仲仲，我一定希望尽早出院，如果可能，还要复原健康地出院。
在我父亲的那个年代，和病人谈话是医学中最大的工作，因为所能做到的几乎也只有谈话。无论是好是坏，那时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就是那些长谈。病人处在注意的中心，而且他自己也知道他是处于这个地位。在我做实习大夫时，科学技术还处于初始的时代，还有医生和病人的交谈、只是匆忙些，常常像是在奔跑之中。
今天医学有了各种先进复杂的新技术，病房巡视是走到病床病人的脚边，为自动测定查找各种已知的或可能的生物化学异常而抽取血液，为去放射科而推着轮椅或担架穿行于走廊，但谈话的时间少了。和住院病人谈得最长又和个人有关的话，是关于经济和保险，而这是由受过专门会计训练的人员进行的，所用的科学仪器是电脑。住院病人一时会感到自己好像是个巨大自动仪器的部件。他的入院和出院都是由电脑的电池启动的，甚至连大夫的姓名还没弄清。病人可能觉得这种差别很奇怪而且有些恼人。但是，还有另一个值得着重提出的差别：许多病人很快就出院回了家，身体健康，疾病已愈。在我父亲的那个时日，这种情况要少得多，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也是由于运气好，或者由于病人过去的素质好。而在今天，它却更多是由于先进的技术。
但是现在面临着代价的问题。代价不只是指确实过大的金钱花费。医生的那种亲密的、给人以希望的、温柔的触摸，那种安慰和关心，那些无所不包、甚至包括涉及病人家里养的猫狗的从容的长谈，凡此种种都从医疗中消失了。这对病人可能是个绝大的损失，对于医生可能也是如此。这种独特而又微妙的个人之间的往来，植根于医学历史开端的时期，现在也需要将它保留下来。这件事从来都很难做好，它需要最好的大夫和最好的友情。一旦丢失了它，即使只是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丢失了它，再想把它找回来可能已经十分困难了。
如果我是刚要步入医疗行业的实习医生，或者是个医学院的学生，我一定对自己未来的这个方面比对其它方面更为忧虑。我要担心自己会很快失去我真正的职责——照料看顾病人，而剩下的只是完全不同的那种看管机器的职守。我要设法防止发生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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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之虎

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
七、护士七、护士
在1903年，我母亲成了罗斯福医院的高级护士(注册护士，Re8lstered Nurse)。那时，大家都很明确哪些是护士的专业工作，护士做医生所嘱咐的工作。主管的大夫一大早就来到病房进行巡查(查病房，查房)。当他来到病房办公室的时候，护士长就在那里等着他，为他拿外套，拿帽子，拿手杖。查房前他喝杯茶的时候，她会站在那里；进病房的时候，她要拉开门，让他先进去，接着是一群实习大夫和医学生，她跟在最后。在每一个病床旁边，他检查病人并且了解病人病情进展之后，他会嘱咐护士当天要做什么，她把这些医嘱记在单子上的护理记录里。一两小时之后，他离开病房，当天和当夜其它的工作则是由护士来忙碌了。除了这些规定的工作之外，她每天还有没完没了的许多事情要做，这都是她在护校的两年里学习的：床上要换新的床单，要把床上的铺盖折成一定的几何图式，除了训练有素的护士、谁也折不成那种样子；要从头到脚地给病人擦洗；要拿递便盆，帮助病人使用，还要倒空，测洗干净；每4小时量一次体温，还要仔细记载在表上；要做灌肠通便；要收集尿粪标本，贴记标签，并且送到实验室；白天和夜间，要用盘子托着各种药物(多半是药丸，各种植物的浸出液和酒精制剂)，挨床分送。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40个病人约有半数是伤寒病，这意味着护士在执行任务时，不能简单地从这个床走到下一个床。每个伤寒病思者都用屏布隔离开来，护士走到床边之前，要更换新的白大褂，要用消毒剂洗手。高烧的病人要隔时经常用冷酒精擦身。快到深夜之前的揉背，是让病人进入梦乡的惯例。
除了这些常规日常定时的工作之外，护士还有责任去应对所有病人的呼叫，并且还认为她要跑着去完成。护士在病床间的巡视是依次进行的，但实际上却一再被这些呼叫所打断。要她迅速去衡量各种情况：伤寒病患者突然腹部疼痛，可能意味着肠穿孔；突然感到虚弱、口渴和面色苍白，可能是肠出血。一个结核病患者咳出血液，那是个紧急的问题。有些是邻床正在康复的病人在呼叫；在大病房住院的病人总是密切地互相注意：邻床的那个男人可能在进入昏迷状态，也许快要死了，也许的确已经死了。有了这些紧急情况时，护士必须马上通知值班的医生，通常值班的是管那个病房的实习大夫，那个大夫当时或者是去了门诊，或者是在诊断实验室里忙(实习大夫都要自己做实验室的“化验”工作；那时候还没发明化验员)，或者是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允许护士做注射、抽取脑脊液和胸腔穿刺等紧急的爱作，但是要求她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做这些爱作，而且要她们在实习大夫来到病房的时候，已经准备好该用的那些器械用具。
那是一种累人的工作，但是按我母亲的说法，那是最令自己满意、最为值得的工作。作为护士，她是医务王国中的低级人员，总是根据大夫的吩咐跑来跑去，还处在护士上级管理的严格纪律之下，但是，这些都没有进入她的记忆。她只记得她是对人有用的。
每当我父亲和我谈论护士和护士工作的时候，他总是尊重她们为专业人员。虽然他的观点很清楚：护士的职责就是做医生要她们做的事，但是，另一点也很清楚：他很钦佩她们，护士能做许多他做不了的事，他从来没受过做那些事的训练。当他后来做了主治医生，自己查病房的时候，他征求护士对一些疑难问题的意见，并且很注意护士的观察和记录。在他受实习大夫训练的期间(我不知道当时是不是有我母亲的有力影响)，他就开始对护士专业有了深厚的和持久的敬意。
在我所有的业务工作中，我都和护士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是对护士的密切依赖，我的很多同事也是这样。我为医疗和护理的关系有过很多忧虑。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护理专业一直处境艰难。这个专业基本上(但并非完全)是妇女的职业。职业地位这个敏感的问题，加上妇女在现代社会中地位发生改变的影响，使医生和护士之间的关系变得有些淡漠，而且常常有些对立。已经淹没在越来越多的常规工作之中的护士，还要承受越来越是纯粹管理上的任务：把病历和记录保持好；保证病房在各种紧急情况下所需要的用品近在手头；管理称为初级护士(有执照的临床护士，Liccnsed practicalnurse)的那些新的助理业务人员的工作〔过去高级护士所做的许多病床旁边的工作，现在已经由初级护士替代了)；监督病房的男女工人和清洁人员；还要保证预订去放射科的病人按时到达那里。因此，她们就要在病房办公室的桌旁度过更多的时间，在病床旁边的时间就少了。护士可能为时已晚地理解到，她们正在逐渐地被排除在某项任务之外，而这项任务在过去却一直是护士得到的最为重要的奖赏，但由于它一直被认为理当如此，所以并没有被写在护土职责条例中。那项任务就是：和病人密切接触。在完成护士整天所做的各项任务中，做了所有那些要她们从事的艰巨有时是要求过高的各项工作中，她们还具有独一无二的机会去成为大量苦难的凡人的益友。她们整天整夜聆听病人的倾诉，她们使病人和病人家属得到安慰和信心，她们待病人像朋友，并且受到病人的信赖。失去这部分工作，是护士界普遍的最深的忧虑，也是国内新型的以及扩大的护士学校负责课程设置的专业人员的最大忧虑。这个问题是医学院和护士学校管理部门之间争论的中心，但是却从来也没有明确说明过。护理的教育近年来已经提高了等级。过去那些收高中华业生、学制两到三年、然后给予高级护士证书的医院附设护校，几乎都被大学和医学院的护校替代了。它们的学制是4年，毕业时有学士学位，同时有高级护士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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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
七、护士医生伯护士想要摆脱她们对医学的传统责任(实际意思是摆脱医生的吩咐)，而护士则声言她们有自己的专业，要为自己的水平负责，和医生是平等的同事。同时也不情愿只是作为病房的管理人员或技术员(但是有些护校培养了一些有“行医护士或护师N Mrse practZtloner”的新而响亮头衔的护士，去从事医院急症病室和特别护理[特护]病房的最为复杂的技术工作)。医生声称：护士真正想做的是取代精神病科的医生；护土则回答说：她们对患者的精神健全拥有无可推托的责任，而这祁医生的任务完全不同。最后这些争论会得到解决，会做出某种安排，但是为了解决得明智，就需要找到保存并加强护士和病人之间传统的私人关系的办法。
我曾在三个年头里先后在我工作的医院里住院。根据我的理解，我对上面所说的问题有相当不少的亲身经历。因为有这些经验，所以我才比我的大多数医生朋友略高一筹：他们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护士所做的有些事。
护士做的有项工作，是把她们所在的地方拢成一个整体。每个病人从他在病床上的优越地位冷眼旁观一个既大而又复杂的医院时，会不时地对那整个医院为什么没有分崩离析而深感惊奇。医院在运转中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许多强大力量的牵制。虽然为了把事情做好不能缺少任何一方面的力量，但是它们之间却互相争执。那一群实习大夫本身就是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他们在实践医疗之中学习医疗，所有能够得到的他们都拿，他们对那些不愿移动的主治大夫和管理人员施加推力，而且还常常和护士发生争执。主治大夫是些个体经营者，愿意在每个病床旁边经营一些小规模的农舍工业。那些诊断实验室是些封建的领地，靠着实习大夫和住院大夫对它们毫无止境的要求而发展起来。到处都是医学生，他们尽其所能地进行学习，抱怨着他们未能像他们认为的那样，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在病房工作的每一个人，从外科主任到营养技师，到病房男女工人以及爱纵电梯的人，所有的人都以这样的信念工作和生活：如果没有他(或她)个人的贡献，那整个机器就会停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每一个人的想法都很正确。
做为先是内科后来又是外科的一个病人，我发现，一个医院被拢在一起，被粘合在一起，能够成为一个整体进行工作，靠的不是别人，靠的是那些护士。
那些护士，当然是好的护士(在我住院的那层楼的护士都是好的)，把了解各项工作的进行作为她们的责任。她们在错误尚未酿成之前就把错误指了出来。写在单子上的她们都知道。最为重要的是，她们把她们的病人看成是各有特性的人，她们很快就熟悉了病人的亲朋好友。由于有这样的了解，她们能很快地意识到忧虑和担心，并且对它们进行工作。在大医院里的一个普通病人会感到有迷失的危险。他们除了在手腕上的塑料牌上留有一个名字和一组号码之外，投有其它可辨认的东西。他们总有被放到担架上推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去做一个不该做的什么爱作的危险。或者更糟，在该放到担架上推出去的时候，没有被推出去。主治大夫和住院大夫的查房巡视常是匆匆忙忙。他们在走出病房门口的时候可能邮嚷几句让病人放心的话语。但是要使病人坚信病情的确还能控制，还不是无计可施，却需要一位白天进进出出，夜间频频进来做这种或那种琐事的一位有信心、有能力，而且态度乐观的护士。
我知道了我所知道的这些之后，我就全然拥戴那些护士。如果她们还要继续和医生进行职业上的积怨，如果她们希望提高她们在专业上的地位，并且增长她们的工资，如果她们由于呼吁在职业上的平等而使医生们恼怒，如果她们想得到月亮，我都要站在她们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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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
八、神经病学 八、神经病学
我上医学院二年级时，选了一门“高级”神经解剖学，教师是解剖科的里奥克(Davtd Rinch)教授。整个课程只是由班上十来个学生每人用蜡塑泥塑一个人脑的模型。从几种意义上说，那真是孩子的游戏：造一个大型的玩具，用的是一些装配的木钉并装有伸出的一些金属丝，在它们上面用不同颜色的泥料塑出脑内各个神经核的结构，再加上一点美学上的经验，使它做得合适而不致于散开；最后，不无迷惑地对脑的宏大及当时无法想象的复杂性的既原始又天真的概念非常崇敬。虽然如此，在1934年，当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真是不知道的时候，完成的那个模型似乎真有了某种意义。我们把那些金属丝安装得代表从脊髓进入脑底部的感觉神经束，交错着从脑干下来的管理运动的神经纤维束，还有向上散开的交通纤维，与基底神经节、小脑、丘脑以及代表下丘脑内结构的一些蜡泥小球等相连接，这些都有纤维整整齐齐地相连，再发出来，向上到达最高的大脑皮层，就像我们的模型有意表明的那样，所有的都是由这个大脑皮层管理爱纵的；真像是一个奇妙的电学装置。做好了这模型，并经教授仔细检查之后，我们把它喷上油漆，然后带回住处。我很满意自己做的那个模型，并且一直保存了l 5年，直到后来它在一个柜子架上完全干裂成了碎块。
这项只化了3个月功夫的简单机械性的爱作，却有长远的魅力。在医学院的后两年，当我在波士顿各个教学医院当见习大夫的时候，最使我感到兴趣的病人，也是我在病房里和到图书馆里花时间最多的病人，是患神经性疾病的病人。
做出一个神经病的诊断，其本身就是一种竞技。你需要使用3种道具：一个用来在肌肉和肌键上引出反射的橡皮小锤，一个试验疼痛感觉的大头针，还有一团棉花(有些神经病科医生用一根羽毛)用来试验轻微的触觉。用大拇指指甲搔划病人的脚底，观察脚趾是否向脚背那个方向伸展，并且互相分开；这个反射称为巴彬斯基反射，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神经检查。出现这种反射，意味着人体内长长的运动神经通路已经有了损坏，并总是表明确实有了问题。
我在医学院最后几年和在内科做实习医生的时候，在我头脑深处一直想有一天我要认真学习神经病学。有人告诉我，我应该试一试去进雷普金斯、麦吉尔、哥伦比亚、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哈佛，但我不知道哪一处更好些，也不知道它们各自的专长有何不同。后来到了l 938年，我还没有做完实习大夫，一天，有人告诉我洛布博士(Robert F．Leob)就职为纽约神经病院的院长，认为我应该看看是否有到那里做住院大夫的可能。洛布虽然年轻，但已经是哥大内科的著名成员，他在阿迪森氏病、’署上腺皮质的代谢功能，以及水盐控制生理新领域内的各项工作，使他在国际上享有声誉。他从来也没有从事过神经病学，但是被人说服，离开了他在长老会医院正教授的职务．去重新组织神经病院并使它现代化，设法将比较近代的研究引入一向很有威望但只有很少科研兴趣的那个临床机构。
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过去神经病学一直是内科里的一个全为描述式的部门。一挨临床大夫弄清了脑或脊髓内的那个(或那些)病变的位置(需要有足够的神经解剖学知识，才能准确地确定位置。能否确切地定位是这个领域中的难题)、在治疗上却没有什么可做。因为并不怎么知道那些结构是如何进行工作的。主要的一个例外是恶性贫血。这个往往伴有脊髓内感觉和运动的那些长通路受破坏的疾病，可以用肝提取物去治疗；对于神经梅毒，发热疗法只有可疑的效果；在当时只见于长期酒客的一种少见病糙皮病，其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都有广泛的病理损坏，那是缺少维生素B造成的。有少数脑肿瘤能够由神经外科医生成功地切除；但是，最多见的那些几乎总是无法手术。在1930年代，神经病学最大的需要，显然是建立一些适当的专为研究脑髓疾病的研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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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托马斯 著  周惠民 石珍荣 周云 译
《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
八、神经病学 神经病院在当时有很多主治医生，他们几乎都还私人开业，并且带着“神经一精神科医生”的头衔，因为只做神经病工作无法生活，所以多数临床大夫都还兼做精神病的工作。医院里很多私人房间住进了“神神经经”的病人，是些病得不重，不能禁铜在隔壁纽约州精神病院，但神经又的确没有真正疾病的病人。有些是需要有人安慰、需要休息的痛苦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有些是想戒酒的酒客，还有少数是有巴比妥药瘾的人，他们住进医院常是来戒断(常是戒不断)药瘾。
真正的神经病都在那些大房间里，每间病房有20张床，床都相当自主地由神经病住院医生管辖，由仔细挑选出来的一些神经病主朗医生指导，主治大夫每天早上和住院大夫以及哥伦比亚医学生选做神经科的见习医生巡查病房。洛布博士每周一次，从医院楼内最高层他的新办公室里下来，到某个病房做他的“大查房”。这时的情况十分堂皇：不只是神经科的医生参加，还有街对面长老会医院内科的大群住院大夫、学生以及访问学者参加。我们花很多时间挑选在这些查房时要提出的病例。病例必须既是内科又是神经科的复杂得使人感兴趣的疾病。我们总希望有几个洛布本人诊断也有困难的病人，但据我记忆，从来也没有难住过他。洛布是位诊断大师。他所具有的天赋。过去我只在哈佛的贝斯伊斯雷尔医院的布鲁姆加特大夫那里见到过。他在病房转的时候。能够靠着某种直觉看出哪个病人正在发生某种严重问题。他还是有本领提出有意义的问题的大师，能提出有关我们面对的那些疾病的可能机制的问题，它们既使人感兴趣，但又无法明确回答。大家认为多发性硬化(这是在我们病房里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病开始于年轻的成人，突然出现些小的神经方面的问题：复视(把一件东西看成两个，双影)，说话不清，步态不稳，某个肢体软弱无力，一些感觉麻木的地方散在于各处，后来疾病发展，又周期性发作新的但同样突然到来的损坏。这一切都是由于脑和脊髓某些区域神经纤维周围包着的髓鞘发生了小片的破坏。在大多数(但并非所有的)患者，这个病进行多年，有些人在一两次短暂的发作之后，不知何故，病就过去了；但另一些人却会发展下去，后来完全成了残疾。在洛布进行查房时，以及在他提出了问题做了长长的讨论后，我相信了多发性硬化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是由于在脑髓之内出现了对抗脑自己本身的抗体。在30年代，这是一个新的概念。5年之前。里弗斯(Thomas River3)、贝里(George Packer Berry)和施文特克(FrancZs Schwentker)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已经发现：反复注射了猴脑提取物之后的猴子，在脑内产生了类似多发性硬化的病理改变。他们的这项发现纯属偶然，是在想制造对抗已知能造成脑髓疾病的病毒疫苗时得出的。在巡查病房时讨论的问题是：怎么从这个实验模型推论出那个自然发生的人类疾病?怎样以抗脑的抗体去解释这个进展多年、一个接一个发生的破坏性病变?到今天，这个问题几乎还和当时一佯未得到解决。但是现在有了新的线索：怀疑潜伏期很长的——些病毒(例如麻疹病毒)可能驻扎在脑组织里，后来产生了同时对抗病毒又对抗脑组织某种成分的抗体；现在还知道在HLA基因位点(这个位点是管理免疫反应性的遗传因子)方面，多发性硬化病的患者是和一般人不同的—群人。这些病人可能有一种先天性免疫感受的缺陷，为了对存在的一种本来没有关系的病毒进行反应，却在脑内产生了对抗自己本身的抗体，从而发生了疾病。
在1940年，洛布博士回到哥大的内科，很快又成为那里的主任。认哈佛来的普待南博士(TracyJackson Putnim)任职为神经病院的院长。普特南主要是位神经外科大夫，但是他有长期卓越的研究经历。在今天，大家仍然记得他和他的同事梅里特(HoMston Merrit)的一项发现一—用地仑丁(苯妥因)一类抗惊照(柏风)药物治疗癫痫。
普持南立即建立了一个实验室，研究在实验动物中如何制造脑脓肿，进而想找寻用手术加上某种新的磺胺类化学药物治疗脑脓肿的较好的方法。我从1940年夏天开始了这项工作；那时病房住院大夫的任务相对说不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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