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张功耀：美国的医疗模式中国学不起

曹东义

误以为化验就是科学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表征疾病的特异指标越来越多，以指标来帮助疾病诊断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临床治疗，但是，指标不是万能的，既不能代替医生的诊断，在某些情况下也不足以确诊疾病。只是当今的医学把这些指标当成医学本身，指标滥用已经危及科学的清誉，并成为医院腐败的典型，造成举国痛恨的“看病贵”问题。
西医必须借助化验检查才会诊断疾病，因此其诊断费等于挂号费加上各种化验检查费，往往几百元甚至几千元。事实证明，化验清楚了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中医就靠望闻问切即可辨证论治，其诊断费仅仅是那几元挂号费。这说明中医与西医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中医望闻问切即可诊断，恰是中医以简御繁的优势，但如此中医养活不了自己，如今的中医院也只好像西医院一样花大力气投资现代化的仪器设备，靠化验检查来支撑其生存，从而弱化了医生“望闻问切”的作用，成为德国波科特教授所说的“假中医”。这种重物轻人的现象不改变，中医医疗就难以走上正轨。中医院大量引进“高级”仪器设备的做法，不仅于中医之诊断治疗无益，而且加重了患者负担。而这一点，正是国家价格政策和价值政策不当造成的，更是误以为望闻问切不科学、误以为化验检查就是科学造成的。因此，中医的“挂号费”应该大大提高，其中90％以上应该予以报销，或国家对中医诊疗予以补贴，务使中医院的收入不低于西医院。

曹东义

误以为应以西医诊断和疗效标准衡量中医之诊疗
西医对具体的疾病都要建立相应的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多年来，这种标准化模式一直主导着对中医诊断和疗效的评价。但是，由于认识疾病的方式不同，这种模式当然也不符合中医自身的规律。例如，中医的半里半表病，西医根本不认识，也检查不出来，而中医可以诊断和治疗。中医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西医更无法理解。与此相类似，蒲辅周治疗乙脑，周仲瑛、万友生治疗流行性出血热，中医治疗AIDS和SARS，都有自己的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也有自己确定的疗效，均为西医所不承认。西医总认为，他不理解的就不科学。中医、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当然彼此不好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恐怕也没有几个西医懂得，却无人敢说相对论不科学。所以如此，还是心态问题，我们认为，还是缺乏民族自信心，总认为自己民族的东西落后，总想让牧师来管和尚。
中医一旦放弃了自己的标准去模仿西医，或者强制中医建立西医式的标准，其结果，必然是“与国际接轨”，中医诊疗必然在整体上丧失优势和特色，一头陷进洋标准的泥潭而不可自拔，无法推进自己的标准化战略。
七路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患者一般三五个月即可停药，成为好的劳动力，健康地活着；我们的权威却硬说中医无效，因为患者体内还有病毒，于是，有关部门也不予以支持。可是，患者服用鸡尾酒疗法的抗病毒药物，毒副反应太大不说，患者难以成为好劳动力，尤其是同样没有杀灭患者体内的病毒：一旦停药就反弹，病毒载量立刻上升。何言中医无效而西医有效？！
自古以来，中医诊断治疗都有自己的标准，惜不为掌握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人们所理解。历史上扁鹊诊断齐桓公的例子等足以说明中医有自己的标准。西医的诊断治疗标准不见得“科学”。就我们调研，不少被西医诊断活不了多久的癌症患者，都被像山西运城崔扣狮这样的民间中医治好了。2003年3月，非常负责任的山西肿瘤医院诊断刘贵子先生时说：“最多可再活两个月”，而且认为，“中医根本治不了癌症”，“他运城人就真治好了你的病，你回来砍了我的脑袋。”结果，刘先生好了，早已又回到了董事长的岗位。此非贬低西医，而是要说明，中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不能用一个的标准衡量另一个！
在中医诊断标准和疗效标准问题上，国家应该组织力量加以研究。而且标准的制定原则一定要是“求异存同”，即突出中医药自身的特色与优势，而不能与西医药标准“求同存异”。

曹东义

大医精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要使中医医疗走出误区，促进未来自然、文化、科学、社会和人的一体化建设，既需要现在全方位的政策调整，也需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修养和实践。与古代不同，这种要求并不仅限于对医生，对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和经营者也都一样，这实际上要求每个人都要具备“大医精诚”的精神。常言道：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转化人是从感动人开始的，在这一方面，中医给人找健康就显得很高明，能够抓住“一体化”的关键。如果相互之间没有信赖，缺乏沟通，心灵上不相应，就难以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当然也就难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固然需要制度保障，但根本还是依靠人来实现。
历代大医没有百万富翁，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和条件，而是他们深刻认识到了“藏天下于天下”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所以能够“行不言之教”，散财于民，幸福着患者的幸福。因此，中医医疗的误区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三国时代的董奉为人治病不取报酬，只让患者病愈后栽棵杏树，以利后人，时间一长，这些杏树自然成林。因此，以“杏林”代指中医，不仅说明了医德的重要性，更指明了使中医流芳百世、造福人民的正确道路。可惜的是，原来非常和谐的医患关系已经蜕变成赤裸裸的经济关系，公益事业变成了以健康为借口要挟人民的私器。如果说技术观念和技术水平的失误只造成了局部的影响，而道德的沦丧及道德教育的失误是造成医疗失误的根本原因。

曹东义

中医药科研方向与方法论的误区——跟着西方跑
中医药科研误区，大者有二：其一，科研经费基本上给了西医药，而给中医药的经费基本上给了“中西医结合”，纯正的中医药研究基本见不到经费。其二,从方法论而言，全是走的西医药之路，扔掉了中医药的精华。
由于中医药科研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偏差，中医药科研走上了一条西化中医的不归路。有关部门将有限经费中的绝大部分投入到寻找脏腑“实质”、“本质”的研究，寻找中药“有效成分”的实验，搞了很多年，花了不少钱，“成果”出了一大批，却无法用西医的术语说清中医药的理论，也不能指导中医临床。另外，中医药科研 “人云亦云”，只要外国人提出个什么，马上鹦鹉学舌，什么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是中医药研究的突破口，什么中药是多靶点作用等等，丢弃了中医自身固有的特色。诚如陆广莘教授所说，这是研究中医而非中医研究。

曹东义

真正的中医科研拿不到经费
1979年，中医泰斗吕炳奎在中西医结合座谈会上曾说，卫生科研经费97％都给了西医药，给中医药的3％中，97％给了中西医结合，真正的中医科研拿不到经费。这是有关部门重西轻中的结果。尽管这是1979年的数据，但近二十多年来，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例如：
2004年，国家科技部为解决艾滋病问题，拨出5000万元科研经费。卫生部给西医药4500万元，只给中医药500万。按照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中西医并重，何以如此薄待中医药？科技部几经努力，才又给中医药增拨了300万，中医药经费也才占到16％。这仅是主管部门鄙视中医药的一个例子。经费尚未到位，有关部门马上又提出要搞中西医结合治疗艾滋病研究。这除了说明真正的中医科研很难拿到经费之外，也是有关部门没有自信心的表现。

曹东义

有限的中医药科研经费都用到了耗子身上
中医是临床医学，而且是成熟的理论医学。中医药的经验和理论均来自临床实践的总结而非实验室研究。中医从整体看一个人，辨证论治，并不太关心人体局部的理化变化。西医建立在解剖学、微生物学、病理学基础之上，西药建立在化学合成的基础上，因而都是实验室产物。不做实验，西医药就不能发展。但从方法论角度看，并非西医药的实验室做法就一定科学，中医就必须跟着学。中西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中医就得按自己的规律进行科研，决不能将有限的经费用到实验室，用到耗子身上。
2001-2004年的四年，国家自然基金委面上资助项目中，中医药项目仅分别占生命科学部项目的6.81％、6.83％、7.05％和7.41％；从资助金额说，仅分别占6.89％、6.63％、6.92％和7.34％。
在资助的中医、中药项目中，也是以中药或者某法、某理论研究为主，不少项目属于“中西医结合”研究，纯粹的中医科研课题很少。比如2005年资助的173个项目中，某某理论的研究占24％、某某法（方、药）治疗某种疾病的研究占57％，某某药有效成分研究占18％，其它不到1％。要说明的一点是：中医讲证，西医讲病，占57％的“某法（方、药）治疗某种疾病的研究”根本与中医的辨证论治没有关系。
由于歧视，中医药研究经费本来就少，有关部门却将有限经费中的绝大部分投入到寻找脏腑“本质”、中药“有效成分”的实验研究上，这类研究与中医药不搭界，成果也不能用于指导临床，属方法论的错误。

曹东义

错过了中医临床研究的大好机会
SARS肆虐，有关部门并没有组织中医上一线。后来，邓铁涛老教授给中央上书，科技部向中央反映，吴仪同志接见，北京中医才得以走上SARS一线。这本来是中医科研从实验室转向临床、走自己发展道路的好机会，然而，毕竟上得太晚，而且马上有人高喊要“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中医错过了最佳时机。如果中医早期介入，坚持中医治疗特色，并认真总结归纳，很有可能继温病学派之后，创立新的中医流行病学理论，继卫气营血辨证后提出新的辨证方法。可惜这一局面并未出现。这就是中医被现代医学禁锢其思维后痛失的自我发展机会。
艾滋病嚷嚷了20多年，除安排了一个中医课题进行研究之外，有关部门并没有敢于让中医直接上一线，因为他们不相信中医这一成熟的理论医学可以应对各种传染病，导致中医和西医一样没有拿出像样的成果。其责任在于我们主管部门缺乏自信心，而且没有行医执照的民间中医自动上艾滋病村免费为患者治疗的效果极好，而我们的主管部门和相关专家却不肯相信。
我们希望，领导同志能够深入了解中医，研究中医，带领中医一块上临床，如此，才会增强民族自信心，领导中医再创辉煌。

曹东义

误以为中医理论是从实验室出来的
众所周知，西医理论和西药都是实验室产物。而中医是临床医学，是理论医学，而且是成熟的理论医学。几千年来,随着临床实践范围的扩大以及医疗疗效的提高，中医理论也在不断地创新、发展。然而，然而，采用西方唯科学主义的实验研究成了今天中医理论发展的指导思想，把盲目改造中医传统、简单模仿西医当成中医的科研方向，以为中医理论就是从实验室里产生的，从而导致中医科研严重脱离临床实践。
今天中药的开发几乎完全按西药标准进行，新药开发的动物实验几乎完全不适用于中药研究。新中药只能是中医从临床上总结出来的处方，而不是耗子实验所能筛选出来的。例如，巴豆有毒，人吃后拉稀，耗子越吃越肥。又如，六味地黄丸用于肾阴虚证,可以治疗430多种疾病，不可能用动物实验开发出这类名方成药。
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西方医学的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使绝大多数人认可了其“科学性”，许多人以此为据，无视中、西医学的差异，一切以西方医学科研为标准来要求中医科研。以致长期以来，我国对中医科研的判定标准，基本上遵从西医药科研规范和要求，一切均按现代医学的生化、生理、病理等具体实验室量化指标来执行，用分析还原的研究方法来肢解中医，始终未能形成真正符合中医科研自身发展规律的科研体系。因此，尽管人们对中医药治疗许多重大疾病的疗效普遍认同，广大群众对中医药也有迫切的需求，但中医药介入正规治疗途径仍然困难重重，因为让中医特别是民间中医（事实表明，民间中医往往对艾滋病之类的疑难杂症最有对付手段）拿出严格中西医对照的、以昂贵的理化实验室检查结果为基础的实验数据来，实在是勉为其难。

曹东义

中医药科研方法论值得反思
中医药科研按照西医药方法进行，是方法论出了错误，有必要对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方法进行深刻反思。按现在大部分研究思路，采用线性、还原论为指导思想，借助高精尖检测手段，仅适合于西医药这一对抗医学，而不适合于中医这一整体医学。因此，按照西医的方法论进行中医药的科研，不可能实现中医药的自主发展，更难谈创新。对中医的阴阳、脏象、经络理论等进行物质基础研究是“机械唯物论”思想作怪。我们是唯物论者，但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而不是机械唯物论者。人体是一个复杂的对外开放的巨系统，用线性关系、还原论的方法是难以研究清楚的，西医的局限性、西药的毒副作用和耐药性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西医药必须进行动物实验研究，但用动物实验来验证中医的疗效及用西医的机制来解释中医疗效，确乎不应该成为中医研究的方法，至少不应成为主要方法。否则，中医中药的优势、特色和学术水平不但得不到继承和发展，反而容易而且已经陷入十分严重的危机和混乱之中。在貌似严谨科学的外表下，中医药特色和实质已经蜕变和消亡。
中医讲整体观，讲辨证论治；西医讲病，讲病因、病理、病位。中药讲性味归经，西药讲消灭敌人，讲改变人体局部的理化状态。因此，中医研究要从临床中总结归纳出辨证论治的方法、思路，中药研究则应研究中药的药性，研究中药的药性理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以及有可能作为中药的东西的药性，使之成为中药家族的一员。按照岳凤先教授的话说，如此研究，可以将西药研究成中药，甚至那些过时的被淘汰的西药也可以变成中药，因为西药也有性味，只是西医不懂而已，辨证论治即可以避开或减少其毒副作用。
我们应加强中医药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并尽快转变到中医自己的研究方法论上来。

曹东义

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误区
1997年，科技部提出了《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这是中药现代化的开始。现代化的提法是正确的，而且，自从这个计划出台以来，全国出现了中药热，国家投入中药的经费也大大增加。这都是可喜可贺的现象，也是中药现代化取得的成绩。
但是，具体执行的时候，现代化的路径走偏了，将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引到了误区。责任在于我们课题组当时参加研究的同志，在编写《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一书时，由于自己不懂中医药，想当然地把“研究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提取有效成分”、“争取三两种中药堂堂正正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等都写了进去，结果误导了有关研究人员，误导了中药产业，更误导了国家有关决策部门，以致最后误导出《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这些年来，我们课题组的同志虽然多次主动检讨，但造成的巨大损失已无可挽回。
经过近几年的反思与深入研究，我们认为，中药现代化国际化存在如下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