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4.相克(胜)说的完成 首创相克说者,暂不可确考。不过,应该在《墨子·经下⑴》作者之前应无疑问。除不很可靠的《左传》和《国语》偶尔极简略地提及相克说之外,现存文献中,以《墨子·经下》有关论述最早而且比较相详细⑵。其中有: “五行毋常胜,说在宜⑶(多)。”(经下) “五合⑷水土火⑷,火离然⑷,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⑸,金多也⑸。合之府水⑸木离木⑸。”(经说下⑴)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⑹,堂密八⑹,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⑹,长八尺者八弩,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⑸。”(迎敌祠) “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⑺。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⑺。子墨子不听,遂北。……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以北方⑻。”(贵义) “守城之法,木为苍旗,火为赤旗,薪樵⑼为黄旗,石为白旗(有云金为白旗、土为黄旗者⑽),水为黑旗,食为菌旗⑾。”(旗帜⑾) 上述资料告诉我们五点: ①有了五行相克说,不是很机械。 ②五行与五色、四方配合已较固定。 ③五行配以天干为术数家采用。 ④五行与数字也有了关系。 ⑤五行已配四帝。 但是,仍看不出其中有相生说的迹象。不妨相信这是战国早期的理论。稍晚于墨子的孟子也说过这类话: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之胜火。今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孟子·告子上》) 应说明,五行说在《墨子》和《孟子》中都很不受重视。有关内容所占比例极小。战国早期、中期,五行说都没什么市场。 近代有人把战国之五行分为“常胜派”(即主张绝对相克)和“无常胜派”(非绝对相克)。墨翟、孟轲都属于后一派。“常胜派”大约是当时的“日者”们——早期迷信术数的一家。 相克说的建立是较容易的。如水可灭火,金可伐木、筑堤防水、炭火炼金(属),为常人所知。在木制耒耜作为主要农耕器具时①,木克土也是常识。把它们联系起来,在古人看来是大发明。再增施一些迷信色彩,市场就更大了。 先秦显学中,墨家思想条理最清楚,又重视科学技术,相克说由墨派发明是可信的⑵。 此外,现本《管子》中有“五行”专篇,把发明五行说的功劳归于黄帝⑿。具体内容颇多,很像是后世的“月令”。其时代显然不足据,且《管子》成书时代争论更大,此处不录。《管子·宙合第十一》和《公孙龙子·通变论》中亦有涉及五行说者⒀,内容大致不超出《墨子》,为省篇幅,今并不录。 要之,先秦的五行说仅完成相胜(克)说。这已足够思想活跃者附会演绎。于是有邹衍出来用五行推演社会史,说能预知朝代更替,一下子使这种学说身价百倍。② 【自注】①一般认为我国自战国时期,铁制工具已经普及。但我参观过的出土文物,战国时期乃至汉初还有不少石器农具。故木制耒耜在战国时期还应该很常见。 ②关于五行相克说出现的年代和创始人的补充见解 在现存文献中,五行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五行相生说的明确表述以董仲舒《春秋繁露》最早。关于以上两点,学界没有争议。 相克说何时出现,很难考定。 这主要是由于自邹衍之后,五行相克说开始无孔不入,特别是受到汉代朝廷的重视。汉代经学家(即今古文家)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由相克(和相生)说推演而来的“三统”和“五德终始”说。 清代著名今文学家康有为,断定《周礼》、《左传》等是“伪经”的主要根据之一,就是认为其中的五行相克内容是汉代经学家——特别是刘歆有意窜入的。 今《十三经》中,《左传》最长,约25万字,占《十三经》总字数的三分之一强。其中,只有两处极简略地提及相克说。故康氏的见解,不可完全否定。《国语·鲁语》和《逸周书⑴》中,各有一处极简略的话。把它们录在下面,供参考: 《左传·昭公三十一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 《左传·哀公九年》:“庚午之后,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 《国语·鲁语上》:“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 《逸周书·周祝》:“陈彼五行,必有胜。” 或问:假如上述文献被证实完全可靠,结论如何呢?笔者的看法是:那自然是证明此说出现于春秋末或更早,但是,也同时证明,此说那时很不受重视。试看,文献涉及如此之少,与《汉书·五行志》相比,有天壤之别,足以说明到了汉代才极其重视此说,而且历久不衰。 【补注】 ⑴逸周书:先秦古籍,本名《周书》。逸,散失。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〇·史部·别史类》:“《逸周书》十卷。旧本题曰《汲冢周书》。考《隋·经籍志》、《唐·艺文志》:据称此书以晋太康二年,得于魏安釐王冢中。则汲冢之说,由来久矣。然《晋书·武帝纪》及《荀勖、束皙传》载:汲郡人不准所得竹书七十五篇,具有篇名,无所谓《周书》;杜预《春秋集解·后序》载:汲冢诸书,亦不列《周书》之目,是《周书》不出于汲冢也。……郭璞注《尔雅》称《逸周书》,李善《文选》注所引亦称《逸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