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对中医药发展规律及特点的传承与创新认识

董建军

中医认为脏腑之间需要相互协调制约作用才能保持人体生理平衡
不存在，刘亦之捏造的，脏腑结构无法调制，只有生命运动心肝脾肺肾才可以相互之间转化相克。

中西医融合观

2评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对中医药发展规律及特点的传承与创新认识

       哲学：对世界基本和普遍之问题研究的学科，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包含本体论与认识论。本体论：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世界是怎么样运动变化发展的？认识论：人们是怎么样认识世界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有机结合，正确回答了“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本体论与认识论是统一的。

        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是意识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根据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可将它划分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类型，即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主义世界观又分为：机械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

         简单地说：

           中医理论包含三个层次：哲学层次，基础理论层次，临床层次。西医理论也包含着这三个层次。我们现在只说哲学层次。

          中医的哲学基础：阴阳五行（本体论）；使用的方法：取象比类与长期的临床实践（认识论）。

           西医的哲学基础：机械唯物论（本体论）；使用的方法：形式逻辑与科学实验（认识论）。现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系统论，弥补机械唯物论的不足。

           马克思哲学：辩证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即毛泽东的矛盾论（本体论）；认识论是毛泽东的实践论。

董建军

风卷云开 发表于 2023-3-3 01:02
百年中西医之争，传统中医何去何从--刘亦之

中医学理论脱离临床实践，应用伪科学理论指导临床这是中医学 ...

刘亦之先造假说：肾虚、气虚、痰湿、上火、肝郁脾虚、厥阴病、少阴病、经络不通等是臆造的，只能说明你刘亦之不知道肾虚、气虚、痰湿、上火、肝郁脾虚、厥阴病、少阴病、经络不通是什么规律

中西医融合观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商榷

                       作者      李同宪

                              

            摘要：把“气一元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作为“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值得商榷。气与物质具有不可通约性，构不成定义项与被定义项；气与物质的外延不等同，用物质（已知概念）作为定义项定义“气”（未知概念），属于晦涩定义、不当定义。无论“精气说”或者“气一元论”在中国古代都不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构不成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把“气”定义为：构成世界本源的极细微物质，把“气一元论”向机械唯物论靠拢，为中医理论西化完成了哲学的理论准备。阴阳五行是一个统一的学说，把他分为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为否定五行学说开了方便之门。

          关键词：气一元论、气、物质、不可通约性、概念流易。

          20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界出现了以唯物、唯心评价、归类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潮，其原意是为了证明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唯物论甚至于辩证唯物论，以拔高中国哲学的地位。其结果适得其反，造成了中国古代哲学西方化，例如：把气一元论归类于唯物论，理一元论归类于唯心论等等，有意或者无意把中国古代哲学西化。21世纪初，中国哲学界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哲学西化相对应，由此近几年来提出宗教中国化，西医中国化等，重建中国文化自信。

    近十年来，中医界中医理论的滞后成为中医发展的瓶颈，其根本原因就是把“气一元论”西化为唯物论，并且作为中医基础理论中的哲学基础造成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一）气一元论

          1   把“气”定义为：构成世界本原的极细微物质。“物质”的定义是什么？所有的教材中都没有交代。懂得近代、现代哲学的人都能看出来，这个定义是套用近代唯物论得出来的。运用隐喻、暗示、渐进式的方法把“气”偷换为“物质”，把“气一元论”含含糊糊与唯物论等同。

             在同一个理论系统中，要用已定义的概念（物质），定义未定义的概念（气），如果在定义项中必须使用认知度较低的概念，就必须先加以定义。“气”与“物质”是分属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中的概念，构不成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物质”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中的认知度低于“气”，所以，必须把“物质”这个概念先加以定义，而所有的中医学哲学基础教材中没有一个作者给与“物质”一个确切的定义。违反这一规则，称为晦涩定义。

            定义项（物质）与被定义项（气）的外延（外延通俗地来说就是对某一对象进行分类，外延一词可以理解为范围）必须是全同关系。中国古代哲学中“气”的范围与现代哲学中“物质”的范围根本不同，没有可比性，在宏观上没有可比性，在微观上更没有可比性。

           中国古代所说的宇宙、万事万物、天地等等，是以地心说为依据看世界，站在黄河流域观察天空星辰日月的运动，山川河流的变化，其范围东至日本，西至西班牙、葡萄牙，南至南洋诸岛，北至贝加尔湖，上天入地也不过10公里而已；现代哲学、科学看到的地球、太阳系、银河系、宇宙大爆炸等等，“气”的范围与“物质”的范围，在宏观上二者没有可比性。现代的微观物质概念诸如：分子、原子、波粒两象性、引力波等等的可测量、可证实与“极细微”的不可测量、不可证实，完全是两回事。

           “气”可见，摸不着，不可度量；“物”可见，可度量，只有宏观没有微观；“物质”可见，可度量，有宏观也有微观。气、物、物质的范围（外延）不是全同关系。用物质（定义项）定义“气”（被定义项）属于不当定义或者定义过窄。

           关于物质的定义，在不同的理论体系内“物质”这个词汇的定义（概念）是不同的。“物质”只是一个词汇，在哲学范畴内，物质与意识是一对矛盾，物质是指：独立于意识之外、先于意识的客观存在。在经典力学、相对论、化学等不同的学科理论中“物质”的定义各不相同。所以，在讨论“气一元论”的时候一定要与《理一元论》、《心一元论》一起讨论，才能够说清楚什么是《气一元论》。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理一元论”，《心一元论》对于中医学都发生了影响，这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不能以现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去评价、衡量、套靠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中国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同样具有不可通约性，不能完美相互解释、翻译。中国古代的“物”、“器”、“形”与现代哲学中的“物质”具有不可通约性。如同中医的心肝脾肺肾与西医的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具有不可通约性一样，中国古代的宇宙、世界、万事万物与现代的宇宙、世界、事物具有不可通约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2   精、气本来是两个独立的概念，《管子》以气解精，提出“精气说”，但是在《内经》中，大多数情况下精与气是分开说的。“精气说”对于《内经》的影响远远小于儒、道、法、墨等诸子百家的影响力。在诸子百家中，《管子》并没有占据统治地位，特别是董仲舒提出：“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理论被汉武帝采纳之后，整个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儒家，《气一元论》从来都没有占据过统治地位。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本体论叫做“本根论”。中国古代关于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在先秦表现为“天人”之辩和“名实”之辩,在西汉则表现为“道”与“物”关系上的“或使”、“莫为”之争和“形神”之辩,到了魏晋和隋唐,又演变为“有无(动静)”之辩和“言意”之辩,最后在宋、明时期发展成“理气(道器)”之辩和“心物(知行)”之辩。正是通过这样的争论,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到最后阶段即明清之际,形成了三种形式：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气一元论”、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一元论”、以程朱为代表的“理一元论”。它们所争论的就是气、心、理，三者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哲学之所以最后形成这样三种形态，是其围绕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展开的历史演进的结果，在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理一元论”，这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气一元论》的真正形成是在明清之际。北宋张载第一次在哲学意义上提出“气”的概念，并以气为天地万物的共同本源和本质……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谓的物质存在。张载在论述气机变化神秘莫测的本性时，被张载称为：“神”。他说：惟神能变化，以其一天下之动也。人能知变化之道，其必知神之为也。”，“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气机变化神秘莫测的本性是“神”控制的，这与唯物论的无神论相去甚远，一般认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是一致的。

            无独有偶，英国牛顿于1687年，在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里，提出第一运动定律：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总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当牛顿发现第一定律之后，他深深的困惑：物体在不受外力作用的时候，靠惯性运动。那么，使物体开始运动的第一次外力，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牛顿无解。因此他说：推动宇宙运动的第一动力，来自上帝之手。

           “宇宙大爆炸论“现在已经成为关于宇宙天体的主流学说。“宇宙大爆炸”理论说明宇宙是开始于一个“奇点”，之所以称为“奇点”，是因为所有的科学理论对于此点都不适用。点燃这个“奇点”爆炸的“星星之火”从哪里来？

           是谁使由碳水化合物组成的、具有高度智慧的人类出现在地球上？

            爱因斯坦说：“上帝是不掷骰子的”。我们所生存的这个复杂、有序的宇宙，不是一次碰运气、掷骰子的偶然结果，而应该是一个预定好的、有意识的、有智慧的产物。说到底，爱因斯坦还是摆脱不了“上帝”。

            机械唯物论，科学主义者始终解决不了宇宙万物运动的第一推动力（外力）以及宇宙万物按照客观规律运动的原因，最终归咎于“上帝”。推动宇宙运动的第一动力，来自上帝之手，而且是神设计了“客观规律”。

             张载、牛顿、爱因斯坦等，都把“神-上帝”作为世界、宇宙、万事万物发展、运动的原始推动力。所以，“气一元论”在一定意义上是机械唯物论，而且是有神论。他们把世界运动的原因归结于事物的外部，认识不到“事物发展、运动的原因来之于内部的矛盾运动”，“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

              3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总结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特别是在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的基础上创立的。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彻底地唯物论。

                机械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又称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它是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而出现的。与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相适应，出现了一批以F.培根、T.霍布斯、J.洛克为代表的英国唯物主义者。他们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反对经院哲学

               因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世界封建社会的顶峰）不可能产生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即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关类似于唯物论的论述都带有唯心论或者有神论的成分，既称不上机械唯物论，更称不上辩证唯物论。就总体来看，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哲学都是历史唯心主义，其中包括旧唯物主义哲学。“气一元论”也不能例外。中国古代哲学不具有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与主要特征。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以及气的学说不是唯物主义,《管子·内业》的作者、庄子、张载等也不是唯物主义哲学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内外用唯物、唯心模式评价中国古代哲学，应该进行反省。中国古代哲学与机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具有不可通约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中，只有唯物辩证法的一元论才科学地论证和全面地贯彻了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的观点。“气一元论”并不等于唯物辩证法中的一元论，更多的表现为机械唯物论（即西方科学的哲学基础），把“气一元论”作为中医理论的哲学基础，实际上就是为把中医理论西方科学化（西化）完成了哲学准备。

              明清之际，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和戴震等思想家进一步发展的“气一元论”，在《内经》时代根本没有形成，那时候还是“精气说”，《精气说》对于《内经》有影响是事实，说他是《内经》哲学基础，没有根据。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莫过于儒、道、墨、法四大学派（1），所以影响《内经》的哲学思想，应该以道、儒、法、墨等为主，管子在诸子百家中是不起眼的一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精气说”，《气一元论》在中国古代不占统治地位。

           马克思原话是这样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简单地说：每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4  “一元论”一词是18世纪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C.沃尔夫创造的。19世纪末德国动物学家、哲学家E.H.海克尔（1834~1919年)开始将它作为哲学用语。

            一元论有两大类：唯物主义一元论和唯心主义一元论。

             凡认为世界万物的本源是精神，主张精神为第一性，物质为第二性的，属唯心主义一元论。

             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肯定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主张物质为第一性，精神为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分为：机械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中，只有唯物辩证法的一元论才科学地论证和全面地贯彻了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所有的唯物主义者的社会历史观实质上都是唯心主义的,因而他们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是不彻底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不仅在自然观,而且在社会历史观上坚持了完整的和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根本要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界出现了以唯物、唯心评价、归类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潮，才有了“气一元论”、“理一元论”、“心一元论”等术语的出现。实际上就是用现代哲学中的唯物、唯心、辩证唯物论、机械唯物论……的标准、概念、分类，评价、规定中国古代哲学，把中国古代哲学分割、标定为：唯心、唯物……。这与用西医的解剖学中的九大系统为标准，规定中医的心、肝、脾、肺、肾一样，具有不可通约性，属于不同的范式。中国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同样具有不可通约性属于不同的范式，不能比较其优劣、好坏、错误与正确。

               在“气一元论”、“理一元论”、“心一元论”这些术语出现之前，一般认为五行属于唯物论范畴，阴阳属于辩证法范畴，阴阳五行属于唯物辩证法范畴，这些说法仅仅是一种近似的归类（取其近似值）。所以，把“气一元论”这个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术语，作为中医学的哲学基础，甚至于追溯到《内经》中，没有任何历史事实根据。

               （二）阴阳五行

           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易传·系辞上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太极图说原文：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

             朱熹提出理、太极、道是名异而同实，都是指宇宙本原的范畴。朱熹易学中的理即“太极”。“易者，阴阳之变，太极者，其理也。”。“易有太极，便有一个阴阳出来，阴阳便是两仪”。易“以太极为体，动静为用。”

                “气一元论”认为：气为阴阳之体是“气一元论”学说的内容，世界本原一气，气之动静而为阴阳，阴阳和而化生五行。

              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气一元论”还是“理一元论”都用阴阳五行解释万事万物变化的机理，都把阴阳五行看做一个学说，而不是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两个学说。

            《内经》的阴阳五行是一个完整的学说。《素问·天元纪大论》大段关于阴阳与五行在一起的论述，其中“五运阴阳者……生杀之本始……阳生阴长，阳杀阴藏……”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应象的核心宗旨。《素问·天元纪大论》还可以提供佐证：“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天以阳生阴长，地以阳杀阴藏。”。所以，阴阳是五行的枢机和根源，五行是阴阳运动的形式，两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学说。

              从历史发展看，阴阳五行在远古的时代可能是两个学说，五行来之于《洪范》，阴阳一般认为来之于《易经》，甚至于更久远的结绳记事、八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趋衍就把阴阳、五行统一为一个学说了，汉朝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把阴阳五行学说发展到了极致，宋朝周敦颐太极图说，把无极、道、阴阳五行融为一体，一直到了今天。把阴阳五行割裂开来，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为否定五行打开了方便之门。否定五行，就是否定阴阳、否定阴阳五行学说。

             事实上脏腑中的肾阴肾阳、脾阴脾阳……，心肝脾肺肾属于五行，肾阴、肾阳既是五行又是阴阳，不能分割，在五脏阴阳中，阴阳五行是统一完整而不可分割的。

              阴阳五行，两者互为辅成，五行必合阴阳，阴阳说必兼五行。为了论述的方便，有时候把阴阳与五行分开来说。

             阴阳，指世界上一切事物（系统）中都具有的两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的两方面；五行“木、火、土、金、水”既是分类，又是运动变化的规律。阴阳与五行两大学说的合流形成了阴阳五行，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与框架。

              （三）“物质”这个概念不能在中医里理论中流易

                理论由概念与理论构架组成，在一个理论内，概念与概念之间具有相对固定的联系即理论构架，概念在理论构架内流易就是思维过程。在中医理论中精、气、神，合则为一，分之为三；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可以分为：宗气、营气、卫气、正气、……。物质相关联的概念是：分子、原子、粒子、有机物、无机物、地球、太阳系、波粒两象性……。物质这个概念与中医理论中的所有概念没有任何关联，它在中医理论中不能流易，即不能进入中医的思维过程中，因此，把物质引入中医理论，中医思维过程被扰乱，这就是逻辑混乱。同理，气这个概念在西医理论中也不能流易。

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气是物质，那么“精、气、神，合则为一，分之为三”如何解释？精与神是什么？

                “物质”为血之帅，血为“物质”之母，能不能成立？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必然造成逻辑混乱，例如：在用补血药的同时加川穹理气，用“物质”这个概念，怎么解释？

                宗气、营气、卫气、正气、……如何用“物质”解释？与“分子、原子、粒子、有机物、无机物、地球、太阳系、波粒两象性……”如何一一对应？怎么证明的？

       结论：现行的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中把气一元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作为“中医学的哲学基础”不妥，直接导致了中医理论西化，造成了中医理论的逻辑思维混乱，成为中医理论发展滞后的瓶颈。

          参考文献：

（1） 《黄帝内经》二十论   张登本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年4月第一版  第3页

（2）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第5版。主编  印会河  上海科技出版社   1984年5月第一版

（3）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第7版。主编孙广仁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京  2002,8  

（4）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第10版  主编郑洪新  版次2016年8月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中西医融合观

               

            3评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对中医药发展规律及特点的传承与创新认识

       阴阳五行学说、唯物辩证法、系统论放到一起进行研究时，三者都是研究宇宙、自然、社会、生命、思维的发生、发展、运动变化及其关联的学说。相互融合形成统一的理论是必要的、完全可能的。三者融合的模型，或者代表符号，就是太极图，太极图代表了含有阴阳矛盾的系统。

        系统之中有系统，矛盾之中有矛盾，阴阳之中有阴阳，太极之中有太极，都是“相似”的意思。系统之外有系统、矛盾之外有矛盾，阴阳之外有阴阳，太极之外有太极。

         阴阳五行学说、矛盾论（唯物辩证法）、系统论的主要内容是一致的，具有共性、同一性，可以融合为一个学说。融合之后，取长补短，形成一个新理论，能够更好的解释社会、人体、自然、宇宙的各种问题。

          系统论，把阴阳矛盾归纳为一个系统，在一个系统内，才能够具有阴阳，矛盾关系，而不是没有关联的任意两个事物，就能够构成阴阳矛盾关系。

        系统至少具有两个要素（或者子系统），就是阴、阳，矛、盾这两个要素，即事物的两个方面，任何事物都可以看做为一个系统。阴阳矛盾的前提是“一”，一分为二才能够成为阴阳矛盾两个方面。五行，是指复杂系统中有五个要素，是三分法，五分法，八分法（八卦）……的代表。

          阴阳五行、矛盾论、系统论的精髓是整体论，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是一个整体；系统与环境是一个整体；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是整体论；复杂事物包含着许多矛盾，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是整体论。阴阳矛盾之外还有阴阳矛盾，这就构成了阴阳矛盾系统之外的外环境，这样阴阳矛盾、系统论又取得了一致。

         系统论中的目的性；辩证唯物主义的螺旋式上升，量变到质变的进化过程；阴阳转化，物极必反，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也是说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就是阴阳矛盾系统的目的性。

           阴阳学说与矛盾论的不同在于：1  阴阳具有各自的规定，矛盾没有，但是矛盾有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是阳，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就是阴；2  矛盾强调斗争性，阴阳强调平衡，可以融合，取长补短，在量变过程中强调平衡；在质变的时候强调斗争。

          系统论强调关系，系统内的要素、子系统不止两个（阴阳矛盾）而是更多的的要素例如三才、五行等等复杂系统以及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论强调了系统进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系统内部的矛盾斗争，内因是根据；强调了系统进化是由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弥补了系统论、阴阳五行学说的不足。系统论把阴阳矛盾作为系统的两个基本要素，完善了矛盾论与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强调阴阳平衡、五行生克制化模型的复杂系统，弥补了系统论、矛盾论的不足。

         系统内阴阳矛盾两个要素，并不是平均的，而是有主有次，主要矛盾就是阳，次要矛盾就是阴，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系统的性质。系统的进化，运动，内因（内部的矛盾阴阳运动）是根据，外部因素是条件。

系统的进化，可以是渐进的、和平的，也可以是爆发的、革命的。

          阴阳五行的平衡观，中庸观，适用于个体系统的稳衡阶段、量变阶段，是个体生存的目的；矛盾的斗争观、革命观适用于社会的，在大的时间空间里，系统的进化，质变阶段。

           简单的系统至少两个要素，复杂的系统由多个要素构成。五个因素即五行，是复杂系统的一个典型模式，是系统论中的超循环系统。生与克（阴阳矛盾）两种关系构成的我生，生我，我克，克我，正是阴阳五行的最简单、最恰当的关系。中国文字的奇妙在于“行”具有双重含义：xing，是指运动，行走；hang，是指分类，各行各业，银行，商行等等。系统内的各要素既是不同的分类，又是不断地运动，相互滋生，相互抑制，维持系统的稳态平衡。

           在敌对的两个系统进行斗争的时候，一方系统内部维持平衡，是战胜对方的有力保障。强调外部斗争与内部平衡，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的，有条件的，根据时间空间的变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维持系统稳态平衡的量化标准是阴阳矛盾双方的比值是：0.618，黄金分割比。

           太极图中的阴阳鱼是黄金螺旋，黄金螺旋的平面透视图，就是阴阳鱼。以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大数量的结构，以最小的能量取得最大的功效，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趋利避害，是黄金螺旋的自然目的。系统是有目的性的，基因的双螺旋结构以最小的空间，最小的物质结构储存了最大数量的信息，诸如此类。

           系统论、矛盾论、阴阳五行学说的融合，称为：太极-系统观；太极图与黄金螺旋的融合形成太极-黄金螺旋图。太极-系统观的代表符号是太极-黄金螺旋图，太极-黄金螺旋图的文字说明就是太极-系统观。

风卷云开

伍连德的中医观点---棒棒医  余向东  主任医师


伍连德是谁？我问过很多医学生，知道的很少。他是华侨，187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他是剑桥博士，1907年受袁世凯邀请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1910年，他在东北大鼠疫中任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一战成名，被国际联盟卫生组织（WHO的前身）封为“鼠疫斗士”，此称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11年，他作为大会主席，主持召开奉天万国鼠疫会议，是中国召开的第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梁启超评价他是科学输入中国五十年来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世界级别的学者。

他是中国第一个被提名诺奖的人，提名理由是：“Work on Pneumonic Plague andespecially the discovery of the role played by the Tarbagan in itstransmission.（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及发现旱獭于其传播中的作用）。

他是中国收回海港检疫主权的头号功臣。

他是协和医学院及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是北大人民医院、解放军202医院和哈医大的创建者。

他也是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和《中华医学杂志》的创建者。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伍连德举家重返马来西亚，1960年病逝于故乡槟榔屿，享年82岁。

他是我心目中中国医学史上排名第一的医生。

这样的伍连德，他对中医持何观点当然很重要。在很多中医粉看来，他是力挺中医的。比如在《浴火危城》电视剧中，他主张熬制保肺汤治疗肺鼠疫，简直算是中医粉了。更有力的例子是他著《中国医史》，据说是为了向洋人介绍伟大而辉煌的中医。

事情的起因是，伍连德读美国医史学家加里森的《医学史》时见到有关中国医学的内容只有半页纸，愤而致函作者质询。加里森回复说，“中医或有所长, 但未见有以西文述之者, 区区半页之资料, 犹属外人之作, 参考无从, 遂难立说,简略而误, 非余之咎。”中医有很多宝贝你们中国人自己为什么不写不宣传呢？伍连德于是联合中国医学史研究先驱王吉民，花了十六年时间，用英文写了一本《中国医史》，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医学。

加里森的《医学史》里到底是怎么说中医的呢？全文翻译如下：

“中国医学是完全静止的, 如果我们一直到现在还受中世纪思想的指导 , 我们的医学可能也会和中国的一样。他们的作品很多, 但是没有一个有哪怕一丁点的科学价值。这些作品的特点是对权威的崇拜, 僵化的形式以及迂腐多余的细节。中国的解剖学认为人体有365块骨头,有些理论体系认为头颅仅由1 块骨组成,另一些则认为男性头颅有8 块,女性有6块。喉通向心，脊髓通睾丸,肺有 8叶,肝有7叶。脾和心是用来思考的器官。由于有这些对人体构造的不恰当认识, 中国很少有外科手术, 尤其是在一个教义上坚决反对抽血与尸体解剖的民族里。阉割实际上是他们唯一施行的手术, 当他们拔火罐和按摩时,并不放血, 而是艾灸或针刺。艾灸是将易燃的小圆锥体放置在全身, 然后点着。针刺是将特制的细金针或银针插入绷紧的皮肤内。这些操作都是为了对痛风和风湿病进行反刺激。中国人非常擅长按摩,而且是第一个使用盲人按摩师的。中国的病理学的特点是极其琐碎, 例如有10000种不同的发热,14种痢疾。在诊断上,他们非常重视脉搏, 将它细分为许多种, 并且通过把手指像弹钢琴一样放在每只手的桡动脉上的不同部位来感知。这样,就可以得到6组脉搏信息,每组都对应不同的器官和疾病。中药材包罗万象,除了众所周知的药物,如人参,大黄,石榴根,乌头,鸦片,砷剂,硫磺和汞剂（用来涂擦和熏蒸梅毒）外, 还有许多令人作呕的药, 如动物的器官或分泌物。古中国人就知道了天花的预防性接种,这可能是他们从印度学来的。”

这段话引出伍王医史来。但伍王医史使用全英文写的，国际上影响很大，国内却水波不兴，甚至有很多误会。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中医研究院为了批判该书中医史部分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而组织了翻译工作。主要翻译成员是蔡景峰和马堪温，二人均是著名的医学史家，分别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和燕京大学。66年翻译完工时文革开始了，顾不上批判伍连德，但排版已经完成，丢掉可惜，决定只印15本。其中10本送了人，而中医研究院自留的5本都佚失了。

这15本中的一本今天到了我的手中。

《中国医史》显然全面、准确地反映了伍连德的中医观。

在其序中，伍连德对中医的整体认识是这样的：“中国医学把它的根子深深埋入在具有四千年纯粹经验主义的土壤中，只有当以观察、实验和调整为突出特点的现代科学的医学被移接过来以后，它才开始向积极奋发的大气中伸展。没有这个条件，就不会有任何进步。”“正当欧洲医学以哈维的发现为原动力，获得丰硕果实的时期，中国医学在17世纪以前的长时期中，实际上是处在停滞不前的停止状态。只有在教会医学到来以后，它才复兴起来。”（曾有中医粉说我这段话的翻译不对，他不知道，这其实不是我的翻译，而是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的翻译，权威不容置疑。）两段话的意思非常明确，伍连德认为，四千年历史的中医纯粹是经验主义，而且在17世纪以前的漫长时期中，是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没有“任何进步”。直到现代科学医学（即西医）传入，中国的医学才开始“复兴”和“积极奋发”。尤其是第二段话，中医研究院翻译版中以重点符号标示，显然是强烈地不同意此观点，要做批判用的。

在序言中，伍连德也明确说明了写作此书的两个目的：“本书的目的是双重的。对那些以值得赞美的努力来宣传与保留古代体系在各方面公认的优势的老式学者们来说，应当以激动的心情来阅读。应当使他们知道，现代预防与治疗的概念是如何在这块保守的土地上生根立足的；应当提醒他们，世界（特别是医学科学）自从华佗时代以来并不是停滞不前的。另一方面，对那些以现代科学研究精神向广大群众谆谆教诲的、实验医学的首领们来说，是要劝告他们，不要以冷眼看待过去的课题，不要把古代的传统看作是被摒弃的，而要把它看作是一种给予现代的奇异成就以生动的帮助的背景。”这意思也很明白，对中医粉是“提醒”，（有效的）现代预防和治疗的概念是西医传入后才建立的；虽然中医是停滞不前（如前所述）的，但医学科学却不是哦。对中医黑是“劝告”，不要完全摒弃古代的经验，要把它当做是西医辉煌成就的背景嘛。

既然伍王二人认为中医四千年历史是“停滞不前”的，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医学史中那些具体的经典和名医的呢？我对此很感兴趣。

它评价《黄帝内经》是“最古老的和最伟大的中国医学经典”。但是，《医史》认为经络的“经”“络”“孙”“笼统地说，它们相当于是动脉、经脉和毛细血管”。这个观点和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相同，是内经及其后至恽铁樵之前中医的本来面目。但在今天的医学史著作中，没人敢这么说，现代中医认为经络既不是血管也不是神经，但却是气血运行的通道。

《医史》说，“《内经》的生理学，象解剖学一样，大多是想象的产物。”列举了心主神明胆主决断等理论为例。

又说，“人们认为哈维的划时代的发现在中国约两千年前就预示到了。这种推论所依靠的证据是相当不充足的。然而无论如何，必须承认古人对于血循环的事实有一个很接近的猜想。”这是相当客观的评价。

“从上面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解剖学是从实际观察的基础上开始的…不幸，这种直接的方法不久就被哲学系统所统治而导致空论和臆想。因而形成许多奇异的假设，某些主要的器官除去了，而推论出一些臆想的器官。”显然，《医史》认为，中医的人体结构和生理学的部分内容是主观臆想的产物。

仓公留下的25个病例是医史家最为津津乐道的，但是《医史》说它“这些病例不能和希波克拉底的病例相比，因为它没有很多科学价值。实际上没有描述疾病的体征和症状，另一方面却过多地强调了平脉，而平脉是这么笼统，以至从其中不能得到更多的情况。”这个观点也是我一直讲的。

评价张仲景是“中国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医生”，他的价值主要是“在汉朝以前，治疗主要是针、灸、按摩和汤药。医学著作完全是哲学性的。张仲景的出现开辟了新纪元。对疾病的研究较多地从临床出发。着重观察体征、症状和病程，重视治疗方法和药物的作用，而不是和以前那样只着重于疾病的理论。”但是很可惜，“在他死以后，科学的医学可以说是退化到教条式的形式主义。直到宋朝为止，几乎相隔一千多年没有任何有价值或有创造性的作品出现。”《医史》把东汉至宋朝之间的中医几乎一笔抹杀，《针灸甲乙经》《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新修本草》《外台秘要》，这些经典在它看来都是毫无价值的。

评价华佗。“华佗无疑是中国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外科医生。深为遗憾的是，尽管华佗在麻醉剂的使用上有伟大的发现，但由于孔夫子的教义，将人的身体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中国的外科学从未有机会得到发展。有了这样的传统，就难以期望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上有任何的进展。而没有这些基本知识，就不能真正成功地完成哪怕是最简单的手术。因此，这位伟大的外科医生的逝世，也就标志着中国外科学的终止。”这个结论今天的中医史家是无论如何不会认可的，比如中医史学泰斗李经纬认为，中医外科至明代可谓发展到了顶峰，“可以说已成为一门有理论、有技术的学科，已经彻底甩掉了‘外科匠’的帽子。”人卫版《中国医学史》中也说“明清时期的外科、伤科均有明显的新进展”。

《医史》花了相当的篇幅介绍中医脉学，但结论是完全否定的。它说，“中国脉术的这种状况是非常荒唐的，因为没有两种说法是相同的，因此人们就无所适从。尤使难以置信者还在于：为什么一个指定的脉区就有两个不同的脉象，能显示出两个不同器官的状态。人们对脉象的变化非常强调。这种变化项目多到没有个完。不仅要仔细地观察脉率、脉质、节奏、洪度、紧张力等等，而且就连病人的年龄、性别、性情、体格、体重和发育以至于一天的时间、一年的季节、星座的影响，都要加以考虑。这些详细的差别纯系纸上谈兵，因为没有一个人对上述种种能给予满意的证明。”“科学的医学已经达到了如此迅速的进步，各种试验---化学的和仪器上的---都是如此之准确和可以信赖，以致于用摸脉以诊病的方法已经大大失去了它们的实用价值了。现在，我们只有在医学历史领域内去贬黜这些中国的脉术，我们只能把它看成是中国对过去的医学的贡献之一而已。”

《神农本草经》在今天仍然被认为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但是，《医史》认为它“虽然被人们认为是古典作品，但极少有科学价值。”

评价金元四大家时，《医史》引用了医史家李涛评价四大家之首刘守真的看法：“他把一切疾病按五运六气的理论分类…这个理论以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是无甚价值的…不能认为他对医学有任何真正的贡献。”

《医史》认为，中医从明朝开始衰退，至清达到最低潮。分析其原因，大概有三点。一是系统医学教育的缺乏，门槛太低了，任何人只要记几张方子读两本古书，就可以挂牌行医。二是中医内部宗派间的互相排斥。三是西医的冲击。这个观点与现在的中医史界共识几乎完全相反，现代一般认为，中医在清朝也是发展的，尤其温病理论，更是达到顶峰，迄今不能超越。

《医史》对清代杰出医家介绍了14位，包括温病四大家在内，多是平淡记录，独对王清任评价甚高。“《医林改错》仅有两卷，虽然价值不大，却充满有创造性的思想。”“他表现了罕有的勇敢、创造性，以及求知的坚韧性---这是大多数中国作者所不具备的特性。”但很可惜，“王清任的书虽然在中国是到处皆知的，但却没有对同时代人的死板的思想有所影响，也没有引起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总体评价中医外科时说，“由于对死者的高度尊敬、孝道、厌恶出血及其它一些保守思想，使之不可能对内脏器官有任何正确的知识。而没有这种知识，外科学就不能有任何进步。”“中医外科医生的装备是粗糙而丑陋的，它更加适用于修鞋匠而不适用于医生。在这些障碍下，中医外科从未脱离最原始状态是毫不足奇怪的。”基本上是完全否定。

《医史》下篇（伍连德执笔）占全书四分之三多，主要是叙述西医传入中国后带来的发展和进步。在其绪论中，伍连德直截了当地说：“上册从公元前2697年至公元1801年期间对中医艺术和中医科学发展的讨论，可能会不自然而然地引起读者这么一个印象：这个国家的医学，在传统枷锁的束缚下，已成瘫痪。然而，我们的任务，不是就这种传统的不进步思想情况多家赘述，而是用这种情况做背景，试图描绘现代医学如何胜利地来到这块中国的古老国土。”可见，上下两册虽然是分由两人执笔，其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伍王二人均认为中医四千年历史基本是处于停滞或瘫痪状态。

伍连德著《中国医史》的起因是加里森的《医学史》说“中国医学是完全静止的”。但是显然，他自己的《中国医史》中所谓“停滞不前”和“瘫痪”，与加里森所见略同，并无本质区别。这是不是有一点讽刺？

风卷云开

伍连德的中医观（三）---棒棒医生  余向东  主任医师

近日看《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之下册，其中第21章《中西医的对立》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中医观，按现在的判断，他真是一个标准的“中医黑”。

这一章的第一部分是“中医略述”。重点介绍了黄帝内经，评价它的人体解剖时，他说：“看看刊载在《内经》的某些虚拟的图形，人们便会同意早期的英国医学传教士雒魏林医史的评论：‘这些都只不过是某些人曾经见过的不完善的体内解剖结果，而且是凭记忆画出的器官草图，并掺杂了按想象填补的那些没有看到的部分，只凭主观想象画出而并不考虑实际如何。’”显然，伍连德认为，中医的脏腑结构是原始粗糙的观察，且有些是主观臆想的，自然充满了错误。

伍连德认为，周代（前1046-前256）的中医是相对先进的，尤其是医事组织、卫生学和公共卫生方面。但“自中世纪开始即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这句话为他在《中国医史》中的序言所谓“（中医）在17世纪以前的长时期中，实际上是处在停滞不前的停止状态”做了一个明确的注解，“17世纪以前的长时期”至少指的是中世纪开始到17世纪末。中世纪开始于公元5世纪末约476年，那正是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换句话说，伍连德认为，中医早在南北朝时就已经落后且远远落后于西医，隋唐宋元明清无数的中医学派、经典和大师在他看来都是不值一提的“停滞”。这么赤裸裸的否定让那些认伍连德为友军的中医粉情何以堪！

第二部分是“废除中医之尝试”。伍连德是明确支持废除中医的，他提到1929年那次著名的废医案，说：“1929年新组建的南京卫生部按支持现代化原则，给予了新式医学额外的信任，18位医界领导人（我是其中之一）组成的一个阵容强大的委员会（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于2月23日至26日举行了会议。会议决定在全国废除中医。”他详细介绍了那个著名的提案，接着表示了革命尚未成功的可惜，说“但由于旧式中医势力强大，盘根错节。政府软弱无力并接连垮台，而这些中医却奋力图存...因此直到今天，尽管有政府的法律和限制法规，旧式中医继续大行其道，以至于分娩、婴儿疾病及各种传染病的死亡率居高不下。”伍连德把当时的分娩、婴幼儿和传染病的高死亡率归因于中医，这要不算“中医黑”，还有什么是“中医黑”？

伍连德说“中西医两派的第一次严重冲突缘于历史上著名的肺鼠疫大流行...旧式中医在那次大灾难中表现得束手无策，在满洲200名著名旧式医生中，至少有80人死于感染。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医师（即西医）在短短4个月中所表现出的效率和勇敢，对全国免除鼠疫危害起了关键性作用。当旧式经验医学再次被拿来和原子时代不断进步的医学体系相比较时，我们应当记住那次教训。”这明确无误地否定了中医在东北鼠疫中的作用，并且认为那是一个应当记住的教训。当然，现在几乎没人记得那个“教训”了。

第三部分是“旧医弊病之我见”，第四部分是“马来亚医疗卫生之现状”。这两部分中，伍连德列举了大量旧医骗人敛财的实例。他认为，中医的主要弱点在于“缺乏在正规学校进行的系统教学”。这与今天的中医大师们看法相反，他们很多人认为，现代中医大学的那种系统教育将会毁了中医，回归到传统的“师带徒”模式才是中医培养的王道。

伍连德特地提到袁世凯病重的最后几天中医庸医的表现，在前面第11章中对此有详述：“我夹在另一些多为中医的侍从医官中，受命拿出最好的办法来挽救这位大人物的生命...某人说病人‘内热’太盛，另一位则断言极度‘阴阳失调’，又有人说病人‘元气衰竭’。于是第一位开出去火良药，第二位要调理阴阳，第三位则大补元气。我们两位受过西方教育的医师则注意到病人面部、下肢已经浮肿，高血压，心力衰竭，浑浊的尿液中呈现红细胞、管型，并含有白蛋白，这些症状都表明病人患有慢性肾炎、尿毒症，很快就会昏迷。我们只受命检查病人和作出诊断，无须我们治疗。决定则听候府中第一夫人和数位如夫人作出，但她们每人都推荐自己相信的医生...果不其然，致命的昏迷开始了，随后是肺充血，最后是心力衰竭而死亡。”对中医那种不靠谱的互不买账的各自迥异的诊断和处方是显见的嘲讽和鄙视。皇帝的侍医尚不过如此，民间可知。不过，中医一般相信高手在民间，谁让袁世凯不幸而做了皇帝呢？

伍连德从来就没有隐瞒自己的中医观，各种文献中看到的是高度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