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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冷眼再看中医初遇西医时
西医来到中国,不仅逐渐被国人所了解,而且不断发展,培养出大量的“国产西医”,成为了现代医疗体系的主要力量,占据了医疗领域的大部分阵地。与此相反,一向独占中国医疗舞台的中医,逐渐被边缘化,成了西医的补充,或者叫“替补队员”。这是不争的现实,是一个历史阶段里逐渐形成的现象。人们似乎已经听不懂中医的解释了,人们对于中医的理法方药逐渐陌生起来,甚至怀疑中医是科学的吗?值得信任吗?中医学是一些零散的经验、秘方,还是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它的安全性、有效性,应该如何评价?
面对这些疑问,我们不得不翻开中医的近代史,看看这个变化的过程。说到中医受西医的影响,按西医的标准改造中医,首先应该从王清任说起。
《医林改错》改错了方向
王清任,清朝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生于河北省玉田县鸦鸿桥河东村,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在北京去世。他曾在北京设立医馆,名叫“知一堂”。他是当时京师一带的著名医生。
王清任经过长达42个冬春坚持不懈的努力,在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医林改错》一书,并且绘制了25幅人体脏腑图。
很多介绍王清任的文章,都说他“对中国古代医学和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百多年来,《医林改错》仍然在国内广泛流传,一些西方人士还把它节译成外文,人们尊称王清任为近代解剖学家。这说明王清任和他的《医林改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他还把自己所获得的解剖知识运用于临床实践,在临床医学上提出了不少新的创见。为了供临床参考,王清任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认真总结出气虚症状60种(包括半身不遂门40种,小儿抽风门20种)和血瘀症状50种。这些经验都弥补了前人理论不完备的地方。在立方用药方面,王清任把补气和逐瘀结合起来,自创方剂31个,更改古人妇产方剂两个。目前,中国医界仍然用他的某些方剂来治疗脑膜炎后遗症、小儿麻痹后遗症、小儿伤寒瘟疫、痘疹吐泻等疾病,都有良好效果。”①
这种评价见于网络,也见于各种学术著作。笔者认为,这种评价是需要重新认识的,因为解剖学是西医学取得进展的重要原因,却不是发展中医的方法。
毫无疑问,中医的脏象学说建立在解剖基础之上,如果古代中医没有对于器官解剖的基本认识,就不可能有脏与腑的划分,也不会提出“五脏”“六腑”的概念,更不可推测脏腑在功能上有何异同,或者大体上把脏腑的具体功能作用说出来。但是,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中医的解剖只能停留在肉眼可见的水平,不可能发展到组织、细胞、分子水平。那么,脏腑之间的复杂功能怎样连贯起来,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如何建立,人体怎样进行新陈代谢,人体怎样维持健康,如何战胜疾病,等等,都要另找依据。气一元论的构成论,阴阳学说的矛盾论思想,五行学说的广泛联系、平衡制约、稳态和谐精神,都给了寻找理论解释的原始中医学以有力的理论支撑。也就是说,中医学建立之后的发展,主要依据了广泛联系的“关系论”,而不是脏器解剖的“实体论”。
根据邓铁涛教授主编的《中医近代史》记载,西医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虽然不是很长,但是,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明末清初的早期传入,一是1805年牛痘传入中国之后的“第二次西方医学传入期”。
利玛窦(1552——1610年)1582年来华之后,在中国传教30年,上入宫禁,下接寒士,虽然不是专门介绍西方医学,但是已经把“记含之室在脑”的新学说传到了中国,引起了人们的震动。
瑞士传教士邓玉函(1576——1630年)在中国译述了《泰西人身说概》,于1635年印行,是传入中国的第一本解剖学著作。
罗雅谷(1593——1638年)译述的《人身图说》,也有抄本存世。但是,这两本解剖学著作虽然反应的都是盖伦时代的解剖水平,但是已经比中医古籍的《人体存真图》的“大写意”的描写,精细逼真了许多。
1612年熊三拔《泰西水法》介绍了西医药露的制作方法,也引起国人的重视。
进入清朝之后,1693年康熙患疟疾,传教士烘若翰等献金鸡纳霜,将其治愈,西药名声大震。另外,身为传教士的医师罗德先(1645——1715年)曾经为康熙皇帝治愈了上唇的肿瘤和心悸证,深得信任。所以,康熙时期有传教士西医充任御医。康熙皇帝还命人将西医的著作译成满文。
由此可见,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在康熙时期已经达到了一个传入的“史实期”,有了一定的规模,已经不是谣传,或者属于远在天边的事情了。
1704年罗马教廷传令,禁止中国信奉上帝的教民尊孔祭祖,干涉中国内政,康熙帝立即以禁止传教相对抗。后来,更由于传教士卷入康熙晚年立嗣的斗争,雍正即位之后下令禁教,开始了“百年教难”时期,为了传教活动的医学传入,也就随之而停顿下来①。
在百年教难时期,曾经有反教人士,把教士西医的解剖学和死后开膛破肚的病理解剖活动,添油加醋地进行渲染,成了传教士戕害人命的“所谓罪状”。有些民众对传教士的解剖术才有如下之想象:“有病不得如常医药,必须教中人来施针炙,妇人亦裸体受治。如不愈,死后剖其脏腑头颅,考验病之所在,著书示后。”
种种历史线索说明,身居北京40年的王清任,在1830年写成《医林改错》的时候,应当对于西医的解剖学知识,有所了解,或者有所耳闻。不是他突发奇想,心血来潮要搞尸体观察,要和古人过意不去,一定要改错。
中医的脏腑理论流传了2000年,此前的医学家一直没有人出来“纠错”,甚至像明代末年的名医张景岳那样,称赞《内经》“字字珠玑”,并不是麻木不仁,或者痴人说梦一般,未曾见得真实,而是再精细的解剖知识,与使用辨证论治的中药治疗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西医以手术为主,要割除病灶,不解剖就无法开展手术。对于解剖的重视与轻视,完全是出于现实需要,根本不是因为科学不科学的问题。
王清任所发明的逐瘀活血方药,都是根源于中医学的气血理论,完全不需要解剖知识。也就是说,没有解剖知识的发现,不会影响活血化瘀理论的创立。因为,死尸之中根本见不到气,也不可能推求出气能行血,“补阳还五汤”再怎么说,也是中医理论体系里的花朵,按不到解剖学的头上。
尽管道理如此,当时的人们却无法这样看问题。因此,王清任的改错行动,震撼了中医人的心灵,他的卓越的方剂疗效,更增加了他貌似创新学说的影响力,中医界由此信心大失,几乎一蹶不振:脏腑不明,脏象可靠吗?
直到解放初期,某著名中医学家还撰文说:“五脏六腑之分,全无意义,予以废除,无碍于中医之发展。”
果真是这样吗?不讲脏腑的中医学,没有了脏象的中医学,还是中医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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