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儒家思想和《内经》——《<内经时代>补注》

河间金栋

⑵五行对：五行（木火土金水）本指自然界的五种物质。董仲舒提出五行相生，并与四季相配。由此转化为五种“德行”，即所谓“五行者，五行也”，后之“五行”即指“五德”、“五常”，且特别推崇土德云“五行莫贵于土。”所以，董仲舒强调忠臣孝子应该取法土德，并由此说明了“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又，此篇集中论“孝”之大义。董仲舒认为，“孝”充满于天地、四季、五行，因此具有永恒性。作为自然的五行与人类的五种行为也是一一对应的。人类“孝”的观念来自于五行，尤其是五行中的“土”得来的。天地有生生之义，人也应该效法天地之道，做忠臣孝子。（叶平注译《春秋繁露》）

金栋按：五德、五常，即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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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五行之义：本篇用五行的道理来比附、说明人事。董仲舒认为土为五行之主，土德忠诚，是最为尊贵的，所以“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五行尊土，是董仲舒关于五行思想的一个特色。（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又，本篇详细介绍了五行的定义、性质极其相生相克的关系，并把五行与人事紧密地联系起来。篇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五行中最为尊贵的是土，土德为忠，因此臣事君犹如大地之敬天。（叶平注译《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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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阳尊阴卑：本篇阐明了贵阳贱阴、阳尊阴卑之义。董仲舒提出“阳尊阴卑”的观念，旨在强调：第一，君主为阳而臣子为阴，因此君、父尊而臣、子卑，臣、子必须竭尽忠诚地侍奉君、父；第二，德为阳而刑为阴，因此德政为主而刑罚为辅，否则“为政而任刑，谓为逆天，非王道也”。（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又，董仲舒在此篇中阐发了他的主要观点：阴阳之间，阳尊贵而阴卑微。阳为天、君、父、夫、德；阴为地、臣、子、妇、刑。阳为主，阴应当服从、辅佐阳。无论是天道还是人道，都要贯彻尊阳而贬阴的原则。（叶平注译《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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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王道通三：董仲舒对“王”字作了独特的解释：横的三画代表天、地、人，中间一竖表示贯通天人之道，也即明了天人关系。但董仲舒并非无的放矢地谈天人关系，他所强调的是要求君王必须懂得并效法天道。这是因为君王操纵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他必须慎重克制自己的喜怒好恶，就如同天地的寒暑冷暖当其时而发一样。所以董仲舒强调君王效法天道，此即“王道通三”的要旨。（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又，王道贯通天、地、人，王者受天命而治理人，是代表天进行统治，因此具有至高的尊严。君臣之义也正是来自于此。王者应该效法天地、顺应自然。而不应当听凭私心以及个人的喜怒哀乐行事，以致损伤天理人道。（叶平注译《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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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天辨在人：本篇论述了天人同气、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辨”与“变”通。所谓“天辨在人”，即指天地四时之变与人相通。“天乃有喜怒哀乐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气者，合类之谓也”。天地之间，阴居于虚位，阳居于实位，表现为“亲阳而疏阴”的特点，因而君主效法天地之时，也就必然要求“任德而远刑”，体现出了一种德主刑辅的政治思想。（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又，天与人类是相似的，天为人之本，但是天具备人的性情；人的性情也可以天地自然之道来说明（如喜怒哀乐之情与春夏秋冬之气的关系）。同时天的德性也只有人才能辨别、体会它。天子的一举一动都应该效仿天地，并以此为臣民树立榜样。（叶平注译《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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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阴阳位：本篇论述阴阳二气出入运行的方向和位置，故称“阴阳位”。阳以南为位，以北为休；阴以北为位，以南为伏。阳出入皆为实位，阴出入皆为空位。董仲舒以此来表明“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并由此得出君主“好德不好刑”的政治主张，因为天与人“合类之谓也”。这成为董仲舒反复申述的主要政治哲学思想。（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⑻阴阳终始：本篇论述了天道运行的规律。天道的运行，终而复始，阴阳两气互为消长，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阴阳之气，阴出则阳入，阳出则阴入，它们互济、互补，保持着一定的平衡。性质相类之气，如春季少阳之气和木气、冬季太阴之气和水气，各自呼应而趋向于和自己相类的事物，并各自担负起自己所主掌的职能，如春生、夏长之类，由此而形成了天道运行的四时更迭、循环不已的变化。董仲舒还从神学目的论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天之道有伦、有权”的说法。（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⑼阴阳义：本篇通过对天人之间的比附，申述了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的理论，提出君主在施政时应该尚德缓刑、喜怒必合于义以与天道相应的观点。用阴阳之气的变化来讲政治，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新儒家的说法。阴阳与四季的关系，春为少阳，夏为太阳，秋为少阴，冬为太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为德，阴为刑，春夏生长为德，秋冬严杀为刑。太阴、冬季，万物都枯萎，这时是“空”，天入冬为杀。这叫“太阴入于空”。丧也是空，所以“太阴用于丧”，杀的成分就减少了。（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⑽阴阳出入：本篇认为，天道运行的常规，表现为作为“相反之物”的阴阳二气不能同时、同地一起出现。如春季，阳气出现而阴气退入；秋季，阴气出现而阳气退入；夏季，阳气在右边而阴气在左边；冬季，阴气在右边而阳气在左边。右为上，左为下，所以冬季下暖而上寒，夏季上暑而下寒。春分、秋分时，阴阳二气分别相会于南方和北方，昼夜长短平均而且气温寒暖适宜。此后阴阳之气各自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运行，势力彼此相互损益，形成了一年的春、夏、秋、冬四季和农历的二十节气，完成了天地一岁的运行之功。本篇从神学目的论的观点出发，试图说明天道的运行是在天的意志支配下进行的，是天的意志的表现。（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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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天道无二：本篇由天道比附人事，认为天道和人事都是“贵一贱二”。从天道来看，阴阳之气作为性质相反之物，或出或入，或处于右，或处于左，不能同时并起，以此说明天道是统一的。且阳气出现在前，阴气出现在后，说明天以阳气而不以阴气、以仁德而不以刑罚为主宰。在人事中也是如此，如眼睛不能两视，耳朵不能两听，君子只有使自己的心意集中于善行，而不三心二意，才能立足于社会。君子治理国家也需要有一定的常规，才能取得成功。恒常地守一不二，即是天道；事物不论大小和难易，违背了天道，就不会成功。本篇由“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得出“君子贱二而贵一”的结论，其天人比附的理论基础就是“天道无二”。（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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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暖燠孰多：原作“暖燠常多”。燠（音玉yu），暖、热。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案：文宜作‘煖清孰多’。‘暖清’二字，又见《为人者天》等篇。”

暖燠常多，指温暖的时日常常多于寒冷的日子。本篇即由天道运行中的温暖之日多于寒冷之日来比附人事，认为人事应该效法天道，统治者要多施仁政而不是刑罚于民。因为上天的法则，既出温暖之阳气以生育万物，又出寒冷之阴气以帮助万物成熟。所以温暖与寒冷是年岁流转运行中的精华。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分清温暖与寒冷在年岁中谁占的份额更大，不了解温暖之日多于寒冷之日，就会违背上天的法则，做事情再劳苦也不会成功。为此，君王应该多行仁政而不是暴政，才会使天地之道更为彰明。至于“禹水汤旱”，并不是正常的、必须会发生的事情，而只是碰巧时运更迭变化、阴阳之气失去平衡所导致的，不能以偶然发生的这种变化来怀疑天道运行中阳气盛于阴气、仁政胜于暴政的正常观点。（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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⒀基义：基义，即事物的基本含义、基本原理。本篇认为天地万物之道都是阴阳相对、彼此配合的。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与之相匹配的另一个事物，且这种配合中，对应的双方有阴有阳。正如自然的事物中有上下、左右、寒暑、昼夜等配合一样，在人事中也有君臣、父子、夫妇之对，它们都源于天的阴阳之对，所以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阴阳二物的出现，其意义不同，阳气在前，承担主要的工作和任务，阴气在后，不承担实际的工作，所以天亲近阳气而疏远阴气。而人事效法天道，也应该重德政而轻刑罚。且上天之气的变化，是慢慢进行的，不会突然地发生，那么人事中有什么新事物要确立、兴起，也应该逐步进行。因此圣人之理天下的法则和天地万物的法则应该是一致的。（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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⒁同类相动：本篇认为，天地间的事情，其类别相同则相互感应、相互增益。如水流向潮湿的地方、火趋向干燥的东西。不仅物与物之间有阴阳感应，天与人之间也有阴阳感应。如天将阴雨则人的旧病就复发、情绪也压抑等。因此阳气可以増以阳气，阴气可以增益阴气。这一道理表现在人对天气的掌握上则可以用阴气来求阴雨、以阳气来致晴燥，运用在政事上则帝王的兴起必然有祥瑞，帝王的败亡也会有灾异。（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第十三》：“《庄子·渔父篇》：‘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之天理也。’《淮南·览冥训》：‘夫物类之相应，玄妙深微，知不能论，辨不能解。’又云：‘以掌握之中，引类于太极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阴阳同气相动也。’凌云：‘《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啸，谷风起，类相动也。’”

又，万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天人合一，人与万物、万物之间也合为一。同类的事物之间有互相感应的情况。属阴的事物之间互相感应，属阳的事物之间也互相感应，这些感应都是有迹可寻的。（叶平注译《春秋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