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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中医在鸡鸣寺下建立中央国医馆
这次斗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给众多中医提出了严峻的思考,那就是中医必须不断发展,壮大力量,进一步扩大影响。1930年初,山西太原名医时逸人提议仿照一年多前南京成立中央国术馆(馆长为原西北军将领张之江)之例在首都南京成立中央国医馆。他与当时正在太原挂牌行医的北平名医施今墨磋商,施极表赞同,表示事不宜迟。时逸人当即去南京与张简斋、张栋梁等同行商量。
很快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后经张简斋和施今墨分别向陈立夫、焦易堂和国府主席谭延闿提出在南京开设中央国医馆。获批准后于次年8月成立,馆址就在今鸡鸣寺下三皇庙(又称三皇阁)边。并召开第一届中央国医馆代表大会,推选焦易堂任馆长。张简斋与谢利恒、时逸人、施今墨、陈训斋、张栋梁等17位名医任首届常务理事。
但有一点必须指出的那就是“金陵二张”之一的张简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人脉广、社交活动力强无形中成为中央医官的核心人物,在此一时期内,他先后担任南京中医师公会理事长、全国医药学术整理会常务委员、卫生署中医委员会委员等近十种职务,事务纵然再忙,他仍操持医务,留心民间伤患疾苦。每外出施诊,张简斋必叮嘱助手,凡贫苦老弱病人登门求诊,务得接诊,尽量不收或少收诊药费。当然对富翁巨贾求诊是不存在优惠的,张如出诊连车马费都得收。1933年4月,国府主席林森因疾请张简斋诊治,派专车接他去如意里五号主席官邸,张简斋搭脉后,开出方剂,二剂而愈。林森遂手书“当代医宗”四字制匾相赠,自此后,张简斋声誉更高。
南京国医传习所走出大量中医名家
1934年张简斋54岁生日时,与南京名中医隋翰英、张栋梁、杨柏雅、石华轩等联合捐款筹办“南京国医传习所”以求培养后继人才,经南京市长石英批准,将城东保泰街、北极阁(覆舟山)下三皇庙东西一带17亩地皮(地处中央国医馆旁)作为传习所产权。聘请焦易堂为董事长,当时教职员工20人。张简斋常在百忙之中抽空坐黄包车等前往执教。他因太忙,精神压力大又难以排遣,中年之后已染有鸦片瘾,劳顿之余,在家里吞云吐雾,此事传开,不免受到一些非议。其时,国民政府命令禁烟,蒋介石热心提倡新生活运动还亲兼禁烟总监,以示重视。南京各闹市区广场均可见到禁烟广告宣传画,时任宪兵司令的谷正伦以张简斋治病疗效彰著为由,特具文呈请特许特事特办,曾批示“全一人而活万命”七字,张简斋之公开抽鸦片在南京几乎无人不知。他的医术和医德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对社会的某种亏欠。
前边说到,国医传习所建于城东覆舟山下三皇庙,中央国医馆旁。旧时,这一带人烟稀少(北京东路是解放后才辟建的)。路边多为政府机关单位,再就是山林古寺庵观与中央大学校园区了。由于种种原因,1935年底,国医传习所迁往城南门东的天禧长生祠内。为五进大宅院,白墙黑瓦、老树参天,古意盎然,院宇宽敞,环境幽静。这儿前临东园故址,后毗乌衣巷口,是一个优良的读书场所。所长仍由张简斋兼任。他还兼任“时症”课主教习。教务主任郭受天是南京有名的中医理论家,兼任授中医基础课程。其他如儿科名医隋汉英,妇科名医朱梓清、杨伯雅,外科圣手张栋梁,驰名白下中西贯通的冯瑞生等。都在该所兼任教习。该所前期设置课程有近代生理、解剖、病理等现代医学基础学科,还延聘了梅贻琳等多位知名西医及理化教员。这是一所既读中医传统经籍又学习西医知识的中西医结合的中医院校,亦为全国首创,故广受关注。当时有学生两班,各有五十余人,前者是五年制本科,后者是半日制的在职中医补习课,约一年毕业。据史料介绍,在国医传习所,无论是本补各科,在授完理论课的后一年或半年,都要到上列名中医的私人诊所临床实习一年或半年,经考核及格后方予毕业……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中央国医馆及其下属的国医传习所均被迫停办,它们只能作为记忆留存于很多老一辈南京人的心里。
作者:王炳毅
南京市国医公会杂志
中医药期刊。南京市国医公会编。冯端生等主编。双月刊。发行地江苏南京。1931年9月创刊,1937年5月停刊。
民国时“金陵四大名医”
民国时在南京城里住着四位名医,医术高超,并驾齐驱,到如今已经鲜为人知了,今略作简述:分别是随翰英、杨伯雅、张栋梁、张简斋。
随翰英(1885~1950)字勤武,江苏省南京市人。中医世家。幼年习儒;考中秀才,因废科举,遂从父随仲卿习医。由于勤奋好学,精通医典,得父真传,在清代金陵医试中获得良好成绩。
随翰英年仅20多岁即在祖宅颜料坊悬牌行医,于1936年迁安品街继操医业,他医道精通,,擅长内儿科,精于儿科。对儿科时感、麻疹、疳积、慢脾风等证诊治,有其独到之处,用药精练,针对儿童生理特点处方用药,疗效颇佳。小儿脾虚,消化功能失调,常用参苓白术散加鸡内金、二芽之类,既可健脾又可消食。补而不滞,消而不伤脾。在麻疹闭症,分为痰热与痰浊两性。前者用紫雪丹,后者用玉枢丹,对重危病儿常能转危为安,深得病家赞扬。对慢痹风证,用逐寒镇惊为主方剂,收效亦著。在儿科治疗中,极为重视护理。认为儿童生病多为护理不当所致,治疗中尤为重要,对疗效及缩短病期乃是关键。临床至今仍是铭言。随氏行医,不分贫富一样看待,平易近人,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诊费低廉,前来就诊者络绎不绝,业务非常繁忙。对贫困病人,不但不收诊费,反而资助药资,直至病愈为止,病家莫不感激。随氏生活简朴,乐于助人,行医四十余载,将毕生精力用于中医事业。
随翰英对中医事业非常重视和热心,1929年,国民政府全国卫生会议,通过“废除旧医案”时,他四处奔走呼吁,并担任南京中医中药界代表出席上海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被推选为“全国中医药联合会”副会长;组织代表团到南京游行请愿,迫使国民政府同意撤销此案。长期担任南京中医药公会理事长,先后任南京市第一届国医审查委员,中央国医馆常务理事,南京国医传习所常务董事兼教务主任、教授,常为学院讲课,颇受欢迎。还出资创办《南京国医公会杂志》,并带头撰写进行学术讨论,随翰英十分重视医案资料积累,数十年如一日,记载医案心得或整理成册,惜在抗战时期损失大部,十年动乱中已荡然无存。
杨伯雅(1870~1940)江苏省扬州市人。自幼勤学苦练,誓志习医,投师于南京任秋甫之门,随师侍学中医,日则为师效劳,夜则挑灯苦读,为人忠厚深得教师喜爱,愿授其业,以励其成。卒业后,与南京慧园街开业行医。杨伯雅恃学精心,学识广泛,於内外杂症各种无不擅长。所宗内经、伤寒、金匾为基础,对温病条辩,温热经纬合于时令之热症颇为见长;对外科痈疽疮疡均有临证经验。杨氏诊视精审,处方简约,融合古今,不著痕迹,师古而不泥於古,平淡空灵,屡起沉菏,一时推为独步。其时,南京名医“三卿一石”,均已蜚声医坛,杨以后生之学,跻身医林,不数年间,几乎与之齐名。
杨伯雅乐善好施,行医数十年,未曾计划,不染时医恶习,故求治者日常盈庭。对贫病者施诊,又施药。经其治愈患者,赠其匾额甚多。在抗战前,曾为革命前辈何香凝患病诊治,投方即愈。他还热心公益,数捐多金。同道之贫乏者,缓急往告,辄有周济,社会敬仰。先后任南京市国医公会副会长、中央国医馆理事、南京市第一届国医.审查员,首都中医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南京国医传习所常务董事、教授。在此期间,他积极组织参加南京医药界抗议国民政府”废弃旧医案”的游行请愿活动,结识了全国各地著名中医施今墨、陆仲安、谢利恒等,为发展中医事业,他捐资筹办《国医杂志》,举办中医学术讲座,聘邀南京名医助教。各地慕名前来投师者二三十人。自办图书室由学生管理,帮助青年中医学习提高,日寇侵华,南京沦陷,百业萧条,民不聊生,杨怀爱国爱民之心,优郁致疾,于1940年夏逝世。其子杨绍伯继承父业、孙杨家齐也业医。
张栋梁(1887~1937)号仲庵,江苏省江宁县人,世代行医,其祖父张一峰,曾为清乾隆黄帝派往阿富汗为王子治病,载誉回国,封太医院御医,他辞官隐居南京摄山,其父张少鸿长年在摄山行医,后因房屋毁于兵火,全家迁回祖籍江宁湖熟镇乡下。
张栋梁少随其父习医,得父真传,父死后,进而发奋攻读医书,又拜湖熟潘岗头李开基老中医为师,潜心学业;由于医术日趋成熟,诊断用药得心应手,医名遂震乡里。民国初年,曾为江苏省长王湖诊治,病愈赠以金字大匾,书以“救 灾黎”四字。江苏督军李纯患痢疾,经他治愈。鼓楼医院院长马林称他“不愧是大名医”,他多次被邀至安庆、汉口、上海、北京等地区医病,备受赞誉,中国红十字会在天津召开会议,他应邀参加并捐赠巨款,被授予荣誉会员称号和金质奖章。
1927年,张栋梁迁至南京城南磨盘街行医,由于医术精湛,挽救沉菏痼疾不计其数,远近慕名前往就医者络绎不绝,以致门庭若市。1932年宁夏省主席马鸿奎病危,经他治疗1个月痊愈,赠酬金一千元,他不受此酬金,转送南京城北施诊所作基金。马氏还送“医中国手”银匾一座。经他治愈的名门望族所送金匾银盾,在他寓所里比比皆是。张为人治病,不分贵贱贫富,以治病救人为宗旨。对贫苦无靠者常送诊送药,不取分文。对路远而经济拮据者,不收诊费,甚至出钱接济路费。
张栋梁热心公益,极力维护和发展中医事业。1929年3月17日,全国中医药界代表抗议国民政府“废弃旧医”案。由张简斋、张栋梁等10人分别与行政院秘书长曾仲鸣,理发委员焦易堂当面进行交涉,据理力争,迫使国民政府撤消“废止旧医案”1932年他被聘为南京市第一届国医襄校委员,后又被聘为中央国医馆附设国医特别研究班教师,南京市国医传习所教授,每次讲课时,听者挤满课堂,有时不得不移住礼堂。1937年,张栋梁病势南京,民失良医,闻者无不悲痛。中央国医馆所赠横匾曰:“国医泰斗”。在移柩湖熟潘岗头祖坟途中,路祭者为数甚多。湖熟地方人士还行隆重公祭,纪念他一生有益于人民之功德。
张简斋〈1880~1950〉江苏省南京市人,原籍安徽省桐城县,生于南京,世局城南安 坊5号。父祖辈均从事医业,中医世家。幼年随父厚之庭训习医。悬壶伊始,时值南京 “三卿一石”名医前辈鼎盛之日,才华难展。二十年代后,张即崭露头角,至三、四十年盛极一时。他精通中医理论,临床经验丰富,擅治内科外感内伤杂病,以及妇儿科的疑难杂症。他诊断准确,用药大胆。敢于创新,不墨守成规,对一些疑难病症,确能药到病除,医名大噪。日门诊一,二百人,有时一人双手脉诊,弟子抄方,从无差错,金陵传为佳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军政官商求诊者门庭若市,为南京中医界之冠。军政要员多来就诊,时人称之为“御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亲题“当代医宗”匾额致赠以示尊崇。
张简斋热爱中医,积极为中医生存与国民政府抗争。1929年2月,国民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余云蛐等人提出“废止旧(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后,他竭力反对,奔走呼吁,坚决抵制此案。此案遭到全国中医界群起抗议。同年3月,在张简斋、随翰英等人带领下,南京中医药界游行抗议、请愿,迫使国民政府撤消“废止旧医案”。1932年,张简斋担任南京市第一届国医审查委员,后又参加筹建“中央国医馆”,并捐巨资兴办“南京国医传习所”,张先后办学培养青年中医百余人,带徒授业者二十余人,为中医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简斋迁居重庆石灰市寓所,继操医业。由于其医求精湛,誉满山城。张氏不仅应达官显贵之邀,亦应平民百姓之求。对平民应诊仍是热心服务,精细诊治,活人无数,遇有贫病者不收诊金,且送药周济。抗战胜利后,张氏回到南京,国民政府授以“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等职,他坚辞不受。在医药团体,曾历任中国中医学会理事长,南京国医公会、重庆国医公会理事长,全国医学学术研究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卫生部中医委员会委员,考试院高等中医考试典试委员,中央国医馆常务理事,南京国医传习所所长。1947年,南京爆发“五。二0”爱国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他寄予同情,曾掩护中央大学学运负责人。他以治病救人与爱国爱人为心志,受到各界尊重,在重庆时,周恩来曾数度登门访晤。1947年冬,周恩来从南京返延安之时,又曾到张的寓所话别。1948年12月,张迁居上海继续挂牌行医。1949年5月,携眷迁居香港,1950年病逝。
张简斋一生行医四十余载,有着极为丰富的临床经验,在治疗上亦有创新。创立治疗“下虚受风”证和治病兼顾脾胃的独到经验和学术见解,临证治疗,每收奇效。张氏在学术思想上,根据“人以胃气为本”、“胃者水谷之海”,以及“得谷者昌,失谷者亡”等经旨,提出“胃以通和为贵”的主张(“通和”指处方用药不使滞寒之忌),并说“不论何种疾病,皆不能使患者因服药而引起胃纳呆滞,特别是对内伤杂病的调补,更应注意及此”。在处方用药时也处处照顾到胃,常以二陈汤作衬方使用。门人王祖雄1947年编《南京名医张简斋经验处方集》,1962年《中医杂志》第11号载《张简斋先生治病经验简介》,可知梗概。
如今,抢救包括张简斋医案在内所有被埋没着的中医遗产,是很多人正在努力的事。
对赤贫者长期免费看病
张简斋每天的门诊量多,故门诊收入也颇丰,有时大约可达政府部门10个科长月薪之总和。张出诊时,对有交情的显贵一般是不收诊金的,但逢年过节时,这些显贵们馈送张简斋的厚礼也颇为可观。
另一方面,张简斋对一些赤贫者,却长期实行免费看病,还每天送10个号在街头向贫病者分发。有时,张简斋还在他的处方笺上批明贫病者免费送药,其药费皆由药店每月到他家中结算。张简斋常常训诲弟子与家人:“积善之家庆有余。医生济世救人,以德为先。”
在南京时,每当岁末年尾,张简斋也总要带上全家子弟,随同他到街口散发米票、零钱。夏天则施药茶水。
抗战胜利后,66岁的张简斋由儿子张祖淼陪同,乘飞机返回南京,结束了8年的流亡生涯。此后简老依然在城南鞍辔坊旧居悬壶应诊,也继续举办国医传习所,希望中医能绵绵不绝于世。
1948年,已68岁的简老乘火车离开了南京,此后再也没有返回故里,再也没有见到故居鞍辔坊一号诊所的那些青砖黑瓦。
筹办南京国医传习所培养人才
1934年,54岁的张简斋偕同南京著名医家随翰英、张栋梁、郭受天、杨伯雅等南京中医界名流捐款筹办成立私立南京国医传习所,以求培养中医后继人才。后经市长石瑛的批准,将南京保泰街北极阁下的三皇庙东西一带的17亩地产(地处中央国医馆旁)作为该传习所的产权,并请陈立夫、焦易堂为董事长。当时教职员工已达20人,招得学生百余人。所授课程有:国医基础课(由郭受天执教)、儿科(由随翰英执教)、外科(由张栋梁执教)等,还教授一些西医课程,张简斋亦亲自执教。该校特别规定,学生毕业前,须到上述这些名中医的诊所去实习,经考核后方能毕业。
同时,中央国医馆的前辈们又积极集资筹建中央国医院。可惜不久日寇大举侵华,抗战爆发,一时壮志难酬也。
抵制“废除中医”提案
1929年,全国中医界奋起反对西医余云岫提出的“废除中医”提案。平日温和谦让的张简斋也积极参与了中医界的这次义举,他多方奔走,向主张维护中医的政要权贵陈情,寻求支持。最终,这场论证,中医获得了胜利。
国医事件获得胜利后,1931年8月,国民政府核准成立了中央国医馆,并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张简斋被推选为首届常务理事。当时的张简斋已过知天命之年了。
其实,张简斋与西医有意无意的“较量”有很多。当年设在重庆歌乐山的中央医院是具有最高权威的西医院,而对中医却是藐视的。有一次,一个住院病人病危,医院准备送其进太平间。后来张简斋被病家请去用中医医术抢救,居然起死回生。这件事当时弄得中央医院十分尴尬。
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也曾有过一段精彩的回忆文字:“有一位同事患腹膜炎症,发高热。医生束手,诊只有六个钟头可以维持生命。刚巧名医张简斋来访,我就一把拖他去医院。他说尚一线希望,开了方,煎了药。我就用热水瓶带给他吃,居然热度降了下来。我去医院,医生很奇怪!我向他报告经过,并向他道歉说:‘我不该将中药带进医院,不过救命如救火,死马当作活马医罢了!’你们猜猜这位医生怎么说?他说:‘这不是中医的效果,是上帝不要他罢了!’呜呼!世界上竟有如此不重事实的医生,成见之深竟至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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