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史回瞻》

桂枝汤

群星璀璨话新安
李佛基    撰稿
　　汪宏——重四诊之首   著《望诊遵经》
　　汪宏，字广庵，清咸丰、光绪时安徽歙县人，生卒不详。
　　汪宏自幼失怙，14岁时由亲属携至休宁县，先受医业于程姓医家，不但授其家藏典籍，还为其讲解。此后，又问道于名医陈思槐、周洁川，历20余载，医理、诊法、本草无所不通。
　　汪氏一生贡献主要有二，一为校勘、普及《本经》，二为著《望诊遵经》。
　　汪氏重《神农本草经》，得宋臣校正单行古本，如获拱璧，取时文为之重校，聚古籍为之注释，依古本编其目录，去后人增删而复其旧貌，博引《灵枢》、《素问》、《千金》、《外台》，有疑则析，务求分明，著成《注解神农本草经》六卷。为普及医学，汪氏以《本经》为根基，教初学者临证知辨寒热虚实、风寒暑湿、脏腑经络、标本先后，作《本草附经歌括》三卷，详分土、金、石、草、谷、菜、果、木、虫、鳞介、禽、兽、人等部，详述各药主治功用，应用禁忌，后附药性相反诀、药性相畏诀、妊娠禁服诀等，授人法度，简明清晰。
　　望诊为四诊之首，前贤有“望而知之谓之神”的说法。汪氏有感许多医者不重四诊合参，而一味玄崇切诊以邀誉病家的陋习，潜心研究望诊，于1875年编撰望诊专著《望诊遵经》二卷。汪氏参考前贤各家学说，结合自己数十年临证经验，对望诊时间、动静、部位、主病以及身形、体态、色泽、排泄物，结合天时地理、体质老少、声音脉象，条分缕析。如大便望法提纲，从大便情势言，暴注下迫属热，澄澈清冷属寒，出黄如糜肠中热，肠鸣渗泄肠中寒，濡泄因于湿，飧泄伤于风。从粪质言，鹜溏者，泄泻之病，大肠寒；如羊矢者，噎膈之病，大肠枯；如水倾下者，属湿；完谷不化者，为寒；泄泻无度者，肠绝；下利清谷者，里寒；自利清水色纯清者，少阴病。更有大便兼黑红赤白，或状如鱼脑鼻涕豆汁，或兼蛔虫等辨。所述皆有理有据，上合医圣前贤遗旨，近取海内医家经验，参以个人真知灼见，至今仍有很大参考价值。
　　胡澍——著《内经校义》   独出机杼
　　胡澍，字甘伯，号石生，安徽绩溪县人。生于清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卒于同治八年(公元1872年)，年仅48岁。
　　胡澍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其父先出仕后经商致富。胡澍自幼聪颖，经子史集无不博览，习《段氏说文注》、《顾氏音学五书》、《江氏四事均韵态》诸书而通音韵训诂学，20 岁入紫阳书院攻读，35岁应江南乡试中举，其后会试屡不及第。后虽捐得郎中职，宦囊拮据却酷爱藏书，其私人藏书多达5000余册。胡澍家居北京时，得宋版《内经》，珍宝之，悉心研读，探微索隐，深得其古奥深遂涵义。胡氏感前人注释《内经》，多有舛讹，于是据元熊宗立本、明道藏本以及唐以前古本，精心校勘，名曰《内经校义》，可惜书未付梓而胡氏早逝。其后由刑部尚书潘伯寅、胡澍族叔胡培系先后刊行。1936年，裘吉生先生将是书收入《珍本医书集成》。
　　胡氏《内经校义》独出机杼，他参阅各家《内经》注释，大胆疑问，广征博引，见解独到，卓见超群。如《素问》书名之义，林亿解为“太素”；全元起谓：“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岐伯也……故曰《素问》”。胡氏据《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素九丘”句，引《释文》“索本作素”为证，认为“索”通“素”；又以晋杜预之说，而以“法”训“素”。所以，二者合参，胡氏认为“素问”实为“问法”——即黄帝问岐伯有关治病之方法。此说标新立异而又言之有据。又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此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也”的“能”字，胡氏引《荀子·天论》“耳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以及《楚辞·九章》“固庸能也”等语中“能”的字义，证明“病之形能”即“病之形态”。1979年版《辞源》在“能”字下增补“能”可读“tai”音，通“态”，可见胡氏的贡献。（未完待续）B05.2

桂枝汤

人见死鼠如见虎--鼠疫的三次世界性大流行
孟庆云  撰稿
　　鼠疫（plague）又名黑死病，是鼠疫杆菌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在历史上，以其危害惨烈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鼠疫是典型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病源体广泛寄居于鼠类及旱獭等野生啮齿动物体内，由带菌跳蚤叮咬引起人类鼠疫，发生腺鼠疫、肺鼠疫及败血症型鼠疫，感染者最后因严重呼吸困难和缺氧，造成皮肤出血坏死，患者皮肤呈紫黑色，故有黑死病之称。在鼠疫爆发流行期间，人和鼠大量死亡，尸陈街巷，惨象绝伦，令见者谈鼠变色。在人类的历史上，古今中外，都有大量的诗文和绘画，描述鼠疫大流行时的恐怖景象。
　　一、黑死病的恐怖景象
　　鼠疫的每次大流行，都给世界留下了沉痛的记忆。清代乾隆壬子癸丑年间（公元1792～1793年），中国数省流行鼠疫，云南赵州年轻诗人师道南，在他的诗集《天愚集》中，有《鼠死行》一篇，以其奇险怪异的文字记下了当时鼠疫流行的惨酷状况。《鼠死行》诗曰：
　　“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渗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乌啼不断，犬泣时闻。人含鬼色，鬼夺人神。白日逢人多是鬼，黄昏遇鬼反疑人。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考。我欲骑天龙，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洒天浆，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
　　据洪亮吉《北江诗话》记载，师道南作此诗后，不数日也死于鼠疫，死时未满30岁。
　　在欧洲，鼠疫肆虐更凶更早。在中世纪之时，由于卫生情况的恶劣，城市人口密集，加上连续不断的战争，鼠疫流行猖獗。英国有幅著名的版画《伦敦鼠疫流行图》，描述躺在街上无人收拾的尸体，横七竖八，犹如在战场上被打死一样，街的两侧楼房空寂无人，天空也阴气沉沉。法国作家西蒙·科维诺在一首《黑死病》的诗中写道：
　　“……需埋葬的人数超过了剩余的活人……城市渺无人烟，成千座房屋铁锁把门，另外的几千幢房门大敞四开，里面不见住户，他们已完全腐烂……”。
　　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在他的三幕悲剧《鼠疫时的宴席》中也写道：
　　“鼠疫啊！凶狠的女皇，如今降临到我们身上，她为自己成功的收获而自豪，掘坟的小铲日日夜夜敲响着绿色的小窗。我们能做些什么？又有谁来帮助我们！”
　　中世纪的欧洲为宗教所统治，教皇和牧师们藉此宣扬天主和圣母的慈悲济世。在意大利中部翁布里亚省的佩鲁贾市有一个画家叫基耶萨·德尔·贡法洛内，他画了一幅赞颂慈悲圣母的《鼠疫之帜》的油画。画中，在修道院前的街道上，鼠疫魔鬼手持弓剑，脚下踏着无数被她射死的人，有圣母的天使扬着翅膀从天而降，用长矢刺向鼠疫魔鬼。从中世纪保存下来的书籍和绘画等文艺作品显示，鼠疫对文化和宗教的影响，远远超过流行病学。死神幽灵的徘徊和突然出现，是中世纪晚期的一种文化现象。后世称此为“恐慌的文化”。
　　二、全世界的三次鼠疫大流行
　　鼠疫以其流行性和危害性被世界各国列入烈性传染病。鼠疫在全世界曾发生三次大规模的流行。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爆发鼠疫，文献记载是发生在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建都于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因此又称拜占庭帝国，因其版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流行则是世界性的。此次鼠疫大流行发生在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统治的时期。查士丁尼为拜占庭帝国最有作为的皇帝。根据目击者的描述，在瘟疫传播的高峰期，君士坦丁堡（时称拜占庭，也即今日之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每天有5000人到10000人染病死亡，总死亡人数在20万人以上，几乎摧毁了君士坦丁堡，并从那里传播到西欧，此后又在地中海地区飘掠肆虐两个世纪之久。人们把这次起源于公元542年的鼠疫称为“查士丁尼鼠疫”（Plague of justinian），它的流行使欧洲南部1／5的人口丧命，它以后五、六十年间里又有几起流行，估计总死亡人数达1亿人。
　　第二次大规模流行开始于公元14世纪20年代，一般认为这次鼠疫病源地在中亚细亚的戈壁，10年之内就蔓延到中国的中原地区并在以后的几百年间频繁爆发。1348年，处于传染高峰的世界大城市之一的开罗，每天的死亡人数超过7000人。到1349年，整个中东地区有1／3人口死于鼠疫，其中城市人口有1／2人死亡。1346年，鼠疫传播到克里米亚半岛。1348年1月，鼠疫侵袭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港口城市，以后蔓延至整个意大利。佛罗伦萨受灾最重，城里的95000人死掉了55000人。至1348年底，英格兰南部也受到侵害。一年以后，从爱尔兰、挪威到维也纳的广大地区都变成了鼠疫流行区。有人估计，1347～1350年间，仅在欧洲，就有2000万人死于鼠疫。但疫区还在不断扩大，又延及到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后于1532年传到俄罗斯西部。从1350～1400年间的欧洲人寿命从30岁缩短到仅仅20岁。直到16世纪末，欧洲每10年就发生一次鼠疫流行高峰。整个16、17世纪，鼠疫仍是威胁欧洲人生命的头号元凶，至少有2500万人死亡。当然，在这段时间内的军事行动的诸多事件，如伊斯兰的扩张，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行动，以及莫卧儿人的征服等等都推助了鼠疫的传播。1664年到1665年，伦敦再次发生鼠疫大流行，鼠疫就是在这次流行中被命名为“黑死病”（Black death）的。这次伦敦鼠疫，直到全市发生了特大火灾后才得以平息。而这次世界性的第二次大流行，到1800年左右才停止。
　　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第三次的世界性的鼠疫大流行。这次流行以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超过了前两次。这次流行的病源地被认为是中国的云南省。鼠疫约在公元2世纪左右由印度传入，在宋元期间和在明末都曾有较大的流行。前所叙师道南的《死鼠行》不仅较逼真地描述了这次发生在云南的疫情，还第一次将发疫与死鼠联系起来，此后医家们遂把以往称为痒子症、耗子病、核子瘟等病名，称以鼠疫。吴学存于光绪17年（公元1891年）所撰《鼠疫治法》，为最早鼠疫专著。清代金武祥在他的《粟香随笔》中，记述了在1890年初起于安南（今越南），后延及我国广西、广东廉州府和雷州府的疫情；也描述了1894年广东鼠疫，病死者以万计。1895年的《博医会报》曾记载1844年我国鼠疫的一次流行，这也是第一次用鼠疫病名报道的疫情。1850年又在广州流行。停止后1894年始于云南，之后传入贵州、广州、香港、福州、厦门等地，死亡10万多人。我国在1910~1911年，在北方又有从俄国传入流行于东北三省的鼠疫，之后虽然得以控制，但已造成6万余人的死亡。我国南方的鼠疫又迅速蔓延到印度，1900年传到美国旧金山，也波及到欧洲和非洲，在10年期间就传到77个港口的60多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以上。这次世界性的大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终止。
　　在防疫措施不断完善的今天，就全世界而言，鼠疫仍有区域性的流行。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发病高峰，1974年全世界共发生2756例，其中越南占1592例。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病主要在亚洲、非洲及美洲。1994年东西半球同时发生严重流行，其中印度苏拉特邦的暴发为著，共693例。近年世界每年报告的病例在2000例以上。我国自1960年以后，每年仅发生1~10例左右，惟1995年12例，1996年98例。中国卫生调查证实，中国鼠疫疫源地分布在17个省（自治区）、216个县，动物鼠疫不断。人间鼠疫由1985年的青海、西藏二个省区，又扩展到云南、内蒙古、新疆、甘肃，共6个省区。这也提示我们，在目前，鼠疫仍是威胁着我们应当重点防范的烈性传染病。
　　三、防止鼠疫大流行的隔离检疫制度
　　在欧洲中世纪鼠疫大流行期间留给人们的最大遗产是隔离检疫。14世纪后半期及15世纪的欧洲多次受到黑死病袭击时，意大利的一些港口首当其冲，在流行的环境下，人们不断建立防疫意识，在米兰因于发生过在教堂内的人与外部隔离而未罹患鼠疫的事，米兰大主教以此提出了隔离的方法，当时隔离时间由30日延长至40日，隔离检疫一语Quaranfine，也即40天之意。这个制度也被用做船只到达港口后全体船员被隔离与监视的期限。与此相应的，在港口特别设置了港务监督——“健康督察人”的官员。这些都与商业利益有直接关联。后来又在城市里出现了“城市医生”的专职防疫人员。医生在流行时，身着长袖长衫，戴上仅露眼部的长鼻面罩，头顶大沿礼帽，手执教鞭在街上行走，用“黑马车”在全城收检尸体。这种措施也被许多欧洲国家采用。与隔离检疫相应的，欧洲许多大城市颁布了防止传染病传染和播散的法规，其中以伦敦、巴黎、纽伦堡的条例最为著名。在控制人间鼠疫的同时，也注意到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城市应保证优质的饮水和完善的下水道，并提出以灭鼠来抑止鼠间鼠疫。这些都是欧洲从中世纪开始沿用至今的卫生体制。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相继成立了卫生研究机构，如1885年在柏林、罗马和巴黎成立了卫生研究所、1891年成立了利斯特研究所，这些机构广泛开展了卫生学实验研究。1894年法国细菌学家耶尔森和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在香港鼠疫流行期间发现了鼠疫杆菌，又称耶尔森氏菌。现在从流行病学和病理学研究得知，鼠疫是自然疫源性疾病，疾病的发源地被认为是沿中印边界的喜马拉雅山边缘地区的黑鼠类。一般先流行于鼠类及其他野生啮齿动物之间，之后借助鼠蚤叮咬而传给人，造成人间鼠疫。鼠疫的潜伏期2~7天。临床多表现为腺鼠疫型、肺鼠疫型、败血症型和轻型。腺鼠疫以淋巴结肿大为特点，即中医所称的核子瘟（又称核瘟、疙瘩瘟、蛤蟆瘟），其主要传播方式是鼠—蚤—人。腺鼠疫可蔓及肺部转为肺鼠疫。也可因肺部经呼吸道感染而发生原发性肺鼠疫，其传播方式为人—人。因肺鼠疫以呼吸困难和缺氧所致皮肤青紫为典型表现，故又称黑死病。败血症型鼠疫最为凶险，如不立即抢救，可于数小时或2～3日内死亡。轻型见于流行初期或末期，或曾接受预防接种者，全身症状轻微，有的会出现局部淋巴结肿大甚或缺如。鼠疫诊断主要依靠流行病学资料、临床症状和细菌学检查确诊。其治疗，在中世纪欧洲，除祈望依靠宗教忏悔和隔离外，其治疗药物就是佛罗伦萨医生以蛇肉（其中含有蛇毒）为主，含100多种成分配制的“解毒药”，实践证明此“解毒剂”无济于事。20世纪40年代主要用磺胺类药物和美蓝治疗。链霉素问世以后一直为首选药物，其后研制出的四环素、氯霉素也有较好的效果。联合用药效果更佳。目前疫苗仅用于疫区人群，进出疫区者除施以物理防护，如戴口罩、穿防护服外，可口服四环素和注射链霉素以预防。
　　值得提及的是，在历史上我国医务人员在防治鼠疫中都有其贡献。其文献方面记述甚早，如明代徐树丕的《识小录》、吴震方的《花村谈往》中已较详细描述病情、疫情，在清代乾隆时学者洪亮吉《北江诗话》和其后的俞曲园之《俞曲园随笔》、光绪时李日谦的《药言随笔》等书，均从鼠致疫论说病源。清代始有鼠疫专书，如吴学存的《鼠疫治法》、罗汝兰的《鼠疫汇编》、吴崇宣的《鼠疫约编》等。在治疗方面，元代李东垣就创普济消毒饮治“大头天行”，即腺鼠疫。清代王清任创活血解毒汤方，可适用于各种类型的鼠疫。在鼠疫的预防方面，为应对1910东北三省发生的鼠疫蔓延，清政府设立了“京师防疫事务局”，并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进行海口检疫。又在奉天（今沈阳市）设“万国鼠疫研究会”，1911年又在哈尔滨建立“鼠疫研究所”，这两个机构由中医学家伍连德博士任研究会会长和研究所所长，他采取了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尸体、建立医院收治等有效的防治措施，使这场震惊中外的瘟疫很快得到控制。清政府为表彰伍连德博士在不到4个月时间内即扑灭鼠疫大流行的功绩，授予他陆军蓝翎军衔及医科进士。他被医学界称为“鼠疫斗士”。同年4月又在奉天召开由中、美、英、法、德、俄、日、意等11国家医学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伍连德博士当选为大会主席。鼠疫流行的预防，促进了我国疾病控制体系的建设。早在清同治6年（1873年），清政府就在海关施行了海港检疫。民国18年（1929年）以后又先后在上海、广州设立海港检疫管理处。鉴于民国6年绥远、山西两省流行鼠疫，死亡达1万6千人，民国政府于民国8年（1919年）成立中央防疫处，隶属于内务部，嗣后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遂改隶于卫生部。中央防疫处主管全国卫生防疫事宜。对于传染病的预防，早在民国5年，内务部即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鼠疫被列入9种急性传染病之一。民国17年（1928年），又颁布了该条例的《施行细则》，明确规定鼠疫的消毒隔离日数为7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即将“预防为主”定为我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之一，1951年制定了《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在1956年召开了“全国鼠疫防治专业会议”，会议本身就体现了对预防鼠疫的重视，之后于1989年2月21日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在几个法规中，都把鼠疫列为甲类头号法定传染病。从建国50多年来鼠疫被控制的事实表明，我国在预防传染病方面成就是卓越的。目前，在我国人间鼠疫已被控制，但这并不能排除鼠疫对我们的威胁，其挑战也将是无休无止。我们决不应该放松警惕，要依靠科学和先进的技术，以其不断的创新，不断提升鼠疫的防治水平。B05

桂枝汤

群星璀璨话新安
李佛基    撰稿
　　汪宏——重四诊之首   著《望诊遵经》
　　汪宏，字广庵，清咸丰、光绪时安徽歙县人，生卒不详。
　　汪宏自幼失怙，14岁时由亲属携至休宁县，先受医业于程姓医家，不但授其家藏典籍，还为其讲解。此后，又问道于名医陈思槐、周洁川，历20余载，医理、诊法、本草无所不通。
　　汪氏一生贡献主要有二，一为校勘、普及《本经》，二为著《望诊遵经》。
　　汪氏重《神农本草经》，得宋臣校正单行古本，如获拱璧，取时文为之重校，聚古籍为之注释，依古本编其目录，去后人增删而复其旧貌，博引《灵枢》、《素问》、《千金》、《外台》，有疑则析，务求分明，著成《注解神农本草经》六卷。为普及医学，汪氏以《本经》为根基，教初学者临证知辨寒热虚实、风寒暑湿、脏腑经络、标本先后，作《本草附经歌括》三卷，详分土、金、石、草、谷、菜、果、木、虫、鳞介、禽、兽、人等部，详述各药主治功用，应用禁忌，后附药性相反诀、药性相畏诀、妊娠禁服诀等，授人法度，简明清晰。
　　望诊为四诊之首，前贤有“望而知之谓之神”的说法。汪氏有感许多医者不重四诊合参，而一味玄崇切诊以邀誉病家的陋习，潜心研究望诊，于1875年编撰望诊专著《望诊遵经》二卷。汪氏参考前贤各家学说，结合自己数十年临证经验，对望诊时间、动静、部位、主病以及身形、体态、色泽、排泄物，结合天时地理、体质老少、声音脉象，条分缕析。如大便望法提纲，从大便情势言，暴注下迫属热，澄澈清冷属寒，出黄如糜肠中热，肠鸣渗泄肠中寒，濡泄因于湿，飧泄伤于风。从粪质言，鹜溏者，泄泻之病，大肠寒；如羊矢者，噎膈之病，大肠枯；如水倾下者，属湿；完谷不化者，为寒；泄泻无度者，肠绝；下利清谷者，里寒；自利清水色纯清者，少阴病。更有大便兼黑红赤白，或状如鱼脑鼻涕豆汁，或兼蛔虫等辨。所述皆有理有据，上合医圣前贤遗旨，近取海内医家经验，参以个人真知灼见，至今仍有很大参考价值。
　　胡澍——著《内经校义》   独出机杼
　　胡澍，字甘伯，号石生，安徽绩溪县人。生于清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卒于同治八年(公元1872年)，年仅48岁。
　　胡澍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其父先出仕后经商致富。胡澍自幼聪颖，经子史集无不博览，习《段氏说文注》、《顾氏音学五书》、《江氏四事均韵态》诸书而通音韵训诂学，20 岁入紫阳书院攻读，35岁应江南乡试中举，其后会试屡不及第。后虽捐得郎中职，宦囊拮据却酷爱藏书，其私人藏书多达5000余册。胡澍家居北京时，得宋版《内经》，珍宝之，悉心研读，探微索隐，深得其古奥深遂涵义。胡氏感前人注释《内经》，多有舛讹，于是据元熊宗立本、明道藏本以及唐以前古本，精心校勘，名曰《内经校义》，可惜书未付梓而胡氏早逝。其后由刑部尚书潘伯寅、胡澍族叔胡培系先后刊行。1936年，裘吉生先生将是书收入《珍本医书集成》。
　　胡氏《内经校义》独出机杼，他参阅各家《内经》注释，大胆疑问，广征博引，见解独到，卓见超群。如《素问》书名之义，林亿解为“太素”；全元起谓：“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岐伯也……故曰《素问》”。胡氏据《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素九丘”句，引《释文》“索本作素”为证，认为“索”通“素”；又以晋杜预之说，而以“法”训“素”。所以，二者合参，胡氏认为“素问”实为“问法”——即黄帝问岐伯有关治病之方法。此说标新立异而又言之有据。又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此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也”的“能”字，胡氏引《荀子·天论》“耳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以及《楚辞·九章》“固庸能也”等语中“能”的字义，证明“病之形能”即“病之形态”。1979年版《辞源》在“能”字下增补“能”可读“tai”音，通“态”，可见胡氏的贡献。（未完待续）B05.2

桂枝汤

人见死鼠如见虎--鼠疫的三次世界性大流行
孟庆云  撰稿
　　鼠疫（plague）又名黑死病，是鼠疫杆菌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在历史上，以其危害惨烈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鼠疫是典型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病源体广泛寄居于鼠类及旱獭等野生啮齿动物体内，由带菌跳蚤叮咬引起人类鼠疫，发生腺鼠疫、肺鼠疫及败血症型鼠疫，感染者最后因严重呼吸困难和缺氧，造成皮肤出血坏死，患者皮肤呈紫黑色，故有黑死病之称。在鼠疫爆发流行期间，人和鼠大量死亡，尸陈街巷，惨象绝伦，令见者谈鼠变色。在人类的历史上，古今中外，都有大量的诗文和绘画，描述鼠疫大流行时的恐怖景象。
　　一、黑死病的恐怖景象
　　鼠疫的每次大流行，都给世界留下了沉痛的记忆。清代乾隆壬子癸丑年间（公元1792～1793年），中国数省流行鼠疫，云南赵州年轻诗人师道南，在他的诗集《天愚集》中，有《鼠死行》一篇，以其奇险怪异的文字记下了当时鼠疫流行的惨酷状况。《鼠死行》诗曰：
　　“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昼死人，莫问数，日色渗淡愁云护。三人行未十步多，忽死两人横截路。夜死人，不敢哭，疫鬼吐气灯摇绿。须臾风起灯忽无，人鬼尸棺暗同屋。乌啼不断，犬泣时闻。人含鬼色，鬼夺人神。白日逢人多是鬼，黄昏遇鬼反疑人。人死满地人烟倒，人骨渐被风吹老。田禾无人收，官租向谁考。我欲骑天龙，上天府，呼天公，乞天母，洒天浆，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
　　据洪亮吉《北江诗话》记载，师道南作此诗后，不数日也死于鼠疫，死时未满30岁。
　　在欧洲，鼠疫肆虐更凶更早。在中世纪之时，由于卫生情况的恶劣，城市人口密集，加上连续不断的战争，鼠疫流行猖獗。英国有幅著名的版画《伦敦鼠疫流行图》，描述躺在街上无人收拾的尸体，横七竖八，犹如在战场上被打死一样，街的两侧楼房空寂无人，天空也阴气沉沉。法国作家西蒙·科维诺在一首《黑死病》的诗中写道：
　　“……需埋葬的人数超过了剩余的活人……城市渺无人烟，成千座房屋铁锁把门，另外的几千幢房门大敞四开，里面不见住户，他们已完全腐烂……”。
　　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在他的三幕悲剧《鼠疫时的宴席》中也写道：
　　“鼠疫啊！凶狠的女皇，如今降临到我们身上，她为自己成功的收获而自豪，掘坟的小铲日日夜夜敲响着绿色的小窗。我们能做些什么？又有谁来帮助我们！”
　　中世纪的欧洲为宗教所统治，教皇和牧师们藉此宣扬天主和圣母的慈悲济世。在意大利中部翁布里亚省的佩鲁贾市有一个画家叫基耶萨·德尔·贡法洛内，他画了一幅赞颂慈悲圣母的《鼠疫之帜》的油画。画中，在修道院前的街道上，鼠疫魔鬼手持弓剑，脚下踏着无数被她射死的人，有圣母的天使扬着翅膀从天而降，用长矢刺向鼠疫魔鬼。从中世纪保存下来的书籍和绘画等文艺作品显示，鼠疫对文化和宗教的影响，远远超过流行病学。死神幽灵的徘徊和突然出现，是中世纪晚期的一种文化现象。后世称此为“恐慌的文化”。
　　二、全世界的三次鼠疫大流行
　　鼠疫以其流行性和危害性被世界各国列入烈性传染病。鼠疫在全世界曾发生三次大规模的流行。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爆发鼠疫，文献记载是发生在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建都于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因此又称拜占庭帝国，因其版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流行则是世界性的。此次鼠疫大流行发生在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统治的时期。查士丁尼为拜占庭帝国最有作为的皇帝。根据目击者的描述，在瘟疫传播的高峰期，君士坦丁堡（时称拜占庭，也即今日之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每天有5000人到10000人染病死亡，总死亡人数在20万人以上，几乎摧毁了君士坦丁堡，并从那里传播到西欧，此后又在地中海地区飘掠肆虐两个世纪之久。人们把这次起源于公元542年的鼠疫称为“查士丁尼鼠疫”（Plague of justinian），它的流行使欧洲南部1／5的人口丧命，它以后五、六十年间里又有几起流行，估计总死亡人数达1亿人。
　　第二次大规模流行开始于公元14世纪20年代，一般认为这次鼠疫病源地在中亚细亚的戈壁，10年之内就蔓延到中国的中原地区并在以后的几百年间频繁爆发。1348年，处于传染高峰的世界大城市之一的开罗，每天的死亡人数超过7000人。到1349年，整个中东地区有1／3人口死于鼠疫，其中城市人口有1／2人死亡。1346年，鼠疫传播到克里米亚半岛。1348年1月，鼠疫侵袭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港口城市，以后蔓延至整个意大利。佛罗伦萨受灾最重，城里的95000人死掉了55000人。至1348年底，英格兰南部也受到侵害。一年以后，从爱尔兰、挪威到维也纳的广大地区都变成了鼠疫流行区。有人估计，1347～1350年间，仅在欧洲，就有2000万人死于鼠疫。但疫区还在不断扩大，又延及到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后于1532年传到俄罗斯西部。从1350～1400年间的欧洲人寿命从30岁缩短到仅仅20岁。直到16世纪末，欧洲每10年就发生一次鼠疫流行高峰。整个16、17世纪，鼠疫仍是威胁欧洲人生命的头号元凶，至少有2500万人死亡。当然，在这段时间内的军事行动的诸多事件，如伊斯兰的扩张，十字军东征，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行动，以及莫卧儿人的征服等等都推助了鼠疫的传播。1664年到1665年，伦敦再次发生鼠疫大流行，鼠疫就是在这次流行中被命名为“黑死病”（Black death）的。这次伦敦鼠疫，直到全市发生了特大火灾后才得以平息。而这次世界性的第二次大流行，到1800年左右才停止。
　　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第三次的世界性的鼠疫大流行。这次流行以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超过了前两次。这次流行的病源地被认为是中国的云南省。鼠疫约在公元2世纪左右由印度传入，在宋元期间和在明末都曾有较大的流行。前所叙师道南的《死鼠行》不仅较逼真地描述了这次发生在云南的疫情，还第一次将发疫与死鼠联系起来，此后医家们遂把以往称为痒子症、耗子病、核子瘟等病名，称以鼠疫。吴学存于光绪17年（公元1891年）所撰《鼠疫治法》，为最早鼠疫专著。清代金武祥在他的《粟香随笔》中，记述了在1890年初起于安南（今越南），后延及我国广西、广东廉州府和雷州府的疫情；也描述了1894年广东鼠疫，病死者以万计。1895年的《博医会报》曾记载1844年我国鼠疫的一次流行，这也是第一次用鼠疫病名报道的疫情。1850年又在广州流行。停止后1894年始于云南，之后传入贵州、广州、香港、福州、厦门等地，死亡10万多人。我国在1910~1911年，在北方又有从俄国传入流行于东北三省的鼠疫，之后虽然得以控制，但已造成6万余人的死亡。我国南方的鼠疫又迅速蔓延到印度，1900年传到美国旧金山，也波及到欧洲和非洲，在10年期间就传到77个港口的60多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以上。这次世界性的大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终止。
　　在防疫措施不断完善的今天，就全世界而言，鼠疫仍有区域性的流行。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发病高峰，1974年全世界共发生2756例，其中越南占1592例。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病主要在亚洲、非洲及美洲。1994年东西半球同时发生严重流行，其中印度苏拉特邦的暴发为著，共693例。近年世界每年报告的病例在2000例以上。我国自1960年以后，每年仅发生1~10例左右，惟1995年12例，1996年98例。中国卫生调查证实，中国鼠疫疫源地分布在17个省（自治区）、216个县，动物鼠疫不断。人间鼠疫由1985年的青海、西藏二个省区，又扩展到云南、内蒙古、新疆、甘肃，共6个省区。这也提示我们，在目前，鼠疫仍是威胁着我们应当重点防范的烈性传染病。
　　三、防止鼠疫大流行的隔离检疫制度
　　在欧洲中世纪鼠疫大流行期间留给人们的最大遗产是隔离检疫。14世纪后半期及15世纪的欧洲多次受到黑死病袭击时，意大利的一些港口首当其冲，在流行的环境下，人们不断建立防疫意识，在米兰因于发生过在教堂内的人与外部隔离而未罹患鼠疫的事，米兰大主教以此提出了隔离的方法，当时隔离时间由30日延长至40日，隔离检疫一语Quaranfine，也即40天之意。这个制度也被用做船只到达港口后全体船员被隔离与监视的期限。与此相应的，在港口特别设置了港务监督——“健康督察人”的官员。这些都与商业利益有直接关联。后来又在城市里出现了“城市医生”的专职防疫人员。医生在流行时，身着长袖长衫，戴上仅露眼部的长鼻面罩，头顶大沿礼帽，手执教鞭在街上行走，用“黑马车”在全城收检尸体。这种措施也被许多欧洲国家采用。与隔离检疫相应的，欧洲许多大城市颁布了防止传染病传染和播散的法规，其中以伦敦、巴黎、纽伦堡的条例最为著名。在控制人间鼠疫的同时，也注意到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城市应保证优质的饮水和完善的下水道，并提出以灭鼠来抑止鼠间鼠疫。这些都是欧洲从中世纪开始沿用至今的卫生体制。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相继成立了卫生研究机构，如1885年在柏林、罗马和巴黎成立了卫生研究所、1891年成立了利斯特研究所，这些机构广泛开展了卫生学实验研究。1894年法国细菌学家耶尔森和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在香港鼠疫流行期间发现了鼠疫杆菌，又称耶尔森氏菌。现在从流行病学和病理学研究得知，鼠疫是自然疫源性疾病，疾病的发源地被认为是沿中印边界的喜马拉雅山边缘地区的黑鼠类。一般先流行于鼠类及其他野生啮齿动物之间，之后借助鼠蚤叮咬而传给人，造成人间鼠疫。鼠疫的潜伏期2~7天。临床多表现为腺鼠疫型、肺鼠疫型、败血症型和轻型。腺鼠疫以淋巴结肿大为特点，即中医所称的核子瘟（又称核瘟、疙瘩瘟、蛤蟆瘟），其主要传播方式是鼠—蚤—人。腺鼠疫可蔓及肺部转为肺鼠疫。也可因肺部经呼吸道感染而发生原发性肺鼠疫，其传播方式为人—人。因肺鼠疫以呼吸困难和缺氧所致皮肤青紫为典型表现，故又称黑死病。败血症型鼠疫最为凶险，如不立即抢救，可于数小时或2～3日内死亡。轻型见于流行初期或末期，或曾接受预防接种者，全身症状轻微，有的会出现局部淋巴结肿大甚或缺如。鼠疫诊断主要依靠流行病学资料、临床症状和细菌学检查确诊。其治疗，在中世纪欧洲，除祈望依靠宗教忏悔和隔离外，其治疗药物就是佛罗伦萨医生以蛇肉（其中含有蛇毒）为主，含100多种成分配制的“解毒药”，实践证明此“解毒剂”无济于事。20世纪40年代主要用磺胺类药物和美蓝治疗。链霉素问世以后一直为首选药物，其后研制出的四环素、氯霉素也有较好的效果。联合用药效果更佳。目前疫苗仅用于疫区人群，进出疫区者除施以物理防护，如戴口罩、穿防护服外，可口服四环素和注射链霉素以预防。
　　值得提及的是，在历史上我国医务人员在防治鼠疫中都有其贡献。其文献方面记述甚早，如明代徐树丕的《识小录》、吴震方的《花村谈往》中已较详细描述病情、疫情，在清代乾隆时学者洪亮吉《北江诗话》和其后的俞曲园之《俞曲园随笔》、光绪时李日谦的《药言随笔》等书，均从鼠致疫论说病源。清代始有鼠疫专书，如吴学存的《鼠疫治法》、罗汝兰的《鼠疫汇编》、吴崇宣的《鼠疫约编》等。在治疗方面，元代李东垣就创普济消毒饮治“大头天行”，即腺鼠疫。清代王清任创活血解毒汤方，可适用于各种类型的鼠疫。在鼠疫的预防方面，为应对1910东北三省发生的鼠疫蔓延，清政府设立了“京师防疫事务局”，并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进行海口检疫。又在奉天（今沈阳市）设“万国鼠疫研究会”，1911年又在哈尔滨建立“鼠疫研究所”，这两个机构由中医学家伍连德博士任研究会会长和研究所所长，他采取了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尸体、建立医院收治等有效的防治措施，使这场震惊中外的瘟疫很快得到控制。清政府为表彰伍连德博士在不到4个月时间内即扑灭鼠疫大流行的功绩，授予他陆军蓝翎军衔及医科进士。他被医学界称为“鼠疫斗士”。同年4月又在奉天召开由中、美、英、法、德、俄、日、意等11国家医学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伍连德博士当选为大会主席。鼠疫流行的预防，促进了我国疾病控制体系的建设。早在清同治6年（1873年），清政府就在海关施行了海港检疫。民国18年（1929年）以后又先后在上海、广州设立海港检疫管理处。鉴于民国6年绥远、山西两省流行鼠疫，死亡达1万6千人，民国政府于民国8年（1919年）成立中央防疫处，隶属于内务部，嗣后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遂改隶于卫生部。中央防疫处主管全国卫生防疫事宜。对于传染病的预防，早在民国5年，内务部即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鼠疫被列入9种急性传染病之一。民国17年（1928年），又颁布了该条例的《施行细则》，明确规定鼠疫的消毒隔离日数为7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即将“预防为主”定为我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之一，1951年制定了《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在1956年召开了“全国鼠疫防治专业会议”，会议本身就体现了对预防鼠疫的重视，之后于1989年2月21日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在几个法规中，都把鼠疫列为甲类头号法定传染病。从建国50多年来鼠疫被控制的事实表明，我国在预防传染病方面成就是卓越的。目前，在我国人间鼠疫已被控制，但这并不能排除鼠疫对我们的威胁，其挑战也将是无休无止。我们决不应该放松警惕，要依靠科学和先进的技术，以其不断的创新，不断提升鼠疫的防治水平。B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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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迷茫看医派（下）
费振钟
　　●中医学派的兴起，得力于宋代理学，但是近世以来，医学流派的这个“流”却停滞不前，这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给理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框住了。运气之说，寒也罢，热也罢，温也罢，凉也罢，翻来覆去，也就只能推明阴阳五行之理，证出一个医学上的“命于天而性于人”而已。
　　●医“学”至此，精华似乎已经穷尽，又怎么能够发展出新的学派来呢?正因为大势所限，清代以后中国医学就随此不可避免地式微了。中医最后不能不把它的崇一地位让给西方来的医学科学，也算是一种气数。
　　●叶天士与薛生白在医理的分歧尚在其次，大约更多的是引发了意气之争，这就使两人之间颇有“既生瑜何生亮”的遗憾。尽管叶、薛两氏都是吴门医学的顶尖人物，但对于医学的竞争，在学术上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是中国医学流派走向末流的征兆，中医学到了这一时期已不可避免地趋向衰落。
　　宋元之际，所谓医学四大家，是指那一时期最有代表性、学术影响也最大的四个医学宗派。创派人物，除刘河间(守真)、朱丹溪(震亨)，中间还有张子和与李东垣二人。考四人生平，不难知道四人都有受到理学训练的经历，其知识背景正来源于“道德性命”，尤其是李东垣与朱丹溪，直以“理学弟子”自视。朱丹溪明确说道：“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医学上能够开宗立派，确实是有些来历的。四人中，刘河间与张子和是北方人，李东垣虽北方人，但出身豪富，交游贵介，别有一种生活见识。朱丹溪则是南方人，他们所主张的医学观点，与此亦有关联：“北方人饮食厚浊，夏则吞冰。冬则围火，当时非以寒凉或攻下不能治愈疾病，所以河间偏重寒凉而成为寒凉派，子和偏重攻下而成为攻下派”。李东垣因深知富人嗜欲逸乐的生活性情，“发明补脾升阳的办法。且考东垣行医的时候，适值元兵南下，京师戒严之后，当时的人大半起居不时，饮食不调，以致胃弱气乏，所以东垣用补中益气的方法，一治一效。这是东垣偏重于补土的原因”。朱丹溪“研求刘、张、李三家学说，推衍其义，创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主重滋阴。因为当时是承平的时候，丹溪是南方人。他看见南方一般的人，身体柔弱好食者多，所以用清滋之品，颇能见效，这是丹溪偏重养阴的原因”。上说见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尽管对于四大家的医学理论形成的分析略嫌简单，然而指出各派特点，还算到位。
　　宋、元以后，明、清两代的医学，对前代各有所宗，各有承继，名医辈出，人数上远远超过宋、元，但在创建新的医学流派上，总起来看却成绩寥寥。有所谓温补派，为山阴张景岳所发明，他的见解是：“人之生气，以补阳为主。”喜欢用熟地黄入药，当时医坛戏称他张熟地。这一派的人不少，可以说统治了明代后期的医学，一直到清代的叶天士那里，才稍异“温补”之说，而代之“温热”之说。叶天士后，吴中徐灵胎为一时大家，但似乎于门户上反而淡漠了。中医学派的兴起，得力于宋代理学，但是近世以来，医学流派的这个“流”却停滞不前，分析其中原因，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给理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框住了。运气之说，寒也罢，热也罢，温也罢，凉也罢，翻来覆去，也就只能推明阴阳五行之理，证出一个医学上的“命于天而性于人”而已。医“学”至此，精华似乎已经穷尽，又怎么能够发展出新的学派来呢?正因为大势所限，清代以后中国医学就随此不可避免地式微了。中医最后不能不把它的崇一地位让给西方来的医学科学，也算是一种气数。
　　中国医学有了宗派，自然也少不了各派之间的论争。在中国医学的经验主义时期，宗派之争似乎很难达到学理的层次。先秦时代的地方医学派别，大概只能在医术的高下上彼此竞技，结果却出现了扁鹊在秦国为秦医有势力者所暗杀的残暴事件。从那以后，身处民间的医人们的竞技，事实上成了他们医术的互相保密，秘相授受，自生自灭。张仲景的伤寒学说出，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医人那里，藏于秘囊之中，占为私有，大家彼此防范，论争是难以发生了。宗派的论争，出于学理不同，见解相异，亦从宋元之际的四大家开始。其中以刘河间与李东垣之间最突出。刘河间笃信古方，用寒凉药，他的理论是：六气都从火化，所以要降心火、益肾水，而李东垣师承张洁古的古今异轨思想，不用古方，坚持认为土为万物之母，治病在于补土，益气升阳。信古还是异古，不单单在是否坚持医药传统，而在于对传统医理的理解，亦即怎样认知“气”与“五行”间的相互转换关系。由此看来，刘河间不过重在降火而理气，从而求得水、火在人体内的平衡，李东垣却要加固根本之土，进而达到养气的目的，“气”养足了，阴阳自然调和。谁对谁错，是不好作出判断的，而且他们彼此也绝无打败谁、取代谁的可能，所以只有各行其是。当然论争也不是没有意义，它带动了医学思路的扩张，也带来了医术的丰富多样，至少古方与今方，能够相互补充、相互映发，所以才有了后来朱丹溪参合古今，以滋阴为主的综合观点。
　　明、清两代，宋、元四家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朱丹溪，明中叶以前承传他的人还真不少，据《中国医学史》所列举，如戴思恭、原礼、虞搏、王纶、徐用诚、刘纯等人，都是认真遵从朱丹溪的理论的。直到山阴人张景岳发明“温补说”，才又有新的医派出现，这时候整个中国医学的重镇已经由北方移到江南。由张景岳的“温补”，再扩展到赵献可、薛立斋的“养火”，这一派大概也能代表江南医学的面目了。此时的医学理论之争，显然就是南派与北派之争，所以张景岳一出来就既反对刘河间又反对李东垣，兼带着连朱丹溪都攻击到了--因为朱丹溪的那一套也是从刘河间演变而来的。南派医学内部发生争执的，是清代康、乾时期的叶天士与薛生白，他们都同时是吴中负有盛名的医人，都以“温病”立论而修改了张景岳的观点，但不知为什么两人攻讧得非常厉害。医理的分歧在其次，大约更多的是引发了意气之争，这就使两人之间颇有“既生瑜何生亮”的遗憾。不过根据《吴中名医录·薛生白传》中记，叶、薛同名于时，常互相抨击，但薛氏每见到叶氏处方而善，未尝不击节称叹。他们在医学观点上倒似乎相当宽容，反过来也见得两人的争论十有八九是互相较艺不服气的意思。由此观之，尽管叶、薛两氏都是吴门医学的顶尖人物，但对于医学的竞争，在学术上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是中国医学流派走向末流的征兆，中医医学到了这一时期已不可避免地趋向衰落。余下的医学争论，在近世以来转向医学的国粹派与西学派之间的对峙，但以阴阳五行为主要特点的中医玄学，怎么能斗得了西方的实证科学?在西医科学理论的僭越下，失去了自身理论基础和思想特长的中医，其在中国的结局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谈中国传统医派及其论争，谈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现在有人还要提振兴中医、发展中医学派的话头，还真叫人一片迷茫，不知从何说起了。 B05.2

桂枝汤

群星璀璨话新安
李佛基
　　胡雪岩—儒贾合一的药店经营者
　　胡雪岩和他的“胡庆余堂”，近130年来，成为与北京“同仁堂”、天津“达仁堂”、广州“陈李济”、重庆“桐君阁”等齐名的老字号中药店。
　　胡雪岩，安徽省歙县华阳人。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胡氏南下杭州，创立“胡庆余堂”，凭着“戒欺”、“真不二价”和“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的诚信经营理念，成为江南百姓的“放心药店”。胡氏不但经营货真价实、品种齐全的饮片，还广请名医，遍收药方,并据此配制出大量疗效卓著的丸、散、膏、丹。清光绪年间的《胡庆余堂丸集录》手抄本与20世纪初刊行的《浙江杭州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凝聚了胡氏和“胡庆余堂”的心血，现已列为浙江省三级文物。两部书详细记载胡庆余堂历年制作的400多种中成药配方及加工工艺。其所创制的“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治疗时疫的药品，救过无数平民百姓和西征收复新疆将士的生命。由于提供疗效确切的军需药品，胡氏曾被左宗棠聘为“总管”，成为儒、贾合一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作为“胡庆余堂”的组织者、管理者和参与者，其对中药传统制剂的贡献将彪炳史册。
　　胡氏重药德，即是重医德。他曾亲书“戒欺”横匾，字体端凝，笔力遒劲。此匾的独特处在于向里，面向主人和身边从业人员悬挂。“戒欺”二字的左侧有感人肺腑、摄人心魄的14行小字：“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赝品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以为谋也亦可。”胡氏“戒欺”匾如今已成为中药业界共同的座右铭，“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也已成为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和医德教育基地。
　　“张一帖”—新安医家家族链的典型代表
　　说起新安名医“张一帖”，至今黄山市一带老百姓常津津乐道。随年龄层次不同，口中称道的“张一帖”又有了辈份之差。“一帖”者，药症相符常常一帖药而愈病也。传承至今已15代的张氏，以其精湛的医技，治疗急性热病和内科疑难杂症屡获佳效而享誉皖、浙、赣数省。
　　“张一帖”据传为北宋名医张扩后裔。今可考证之“张一帖”起于明嘉靖年间，自张守仁始，至今有400余年、15代的历史。张守仁（公元1550～1598年），字立仁，明嘉靖万历年间以医术鸣世。立仁精研《灵》、《素》与仲景之作，勤于实践，复得民间医生秘授，历30余年反复揣摩、临床验证，终于研制出一种粉状药剂——“末药”，此药由18味组成，号称“十八罗汉”，有疏风散寒、理气和营、健胃宽中、渗湿利水之功，尤其适用于劳力伤寒、肠胃疾患。张氏临证，辨证精，用药灵，往往一剂而直起沉疴，受惠病家遂誉之为“张一帖”。
　　清末，“张一帖”传至第十三代，传人为张根桂，字祥森。张祥森对祖传“末药”加以完善，创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加减法，进一步提高了疗效，扩大了使用范围。尤为可贵的是，张祥森一改张氏“传男不传女”的祖训，其十四代传人为其次女张舜华、婿李济仁，第十五代传人为其外孙张其成、李梢。张舜华、李济仁教授均执教于皖南医学院，为安徽省名老中医；张其成、李梢兄弟均为博士后，分别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和从事科研。“张一帖”传承历程成为新安医家家族链的典型代表，张氏代有传人长盛不衰也在杏林传为佳话。
　　结束语—与时俱进在创新中继承“新安医学”
　　“新安医学”是祖国医学史中的一大奇迹，“新安医学”现象已引起国内医药学界的广泛关注。著名学者裘沛然、俞慎初、余瀛鳌、赵璞珊、陆肇基、王乐*（陶去掉阝）、吴锦洪、李济仁、程亦诚、许芝泉、林乾良等都对新安医家及其著作作过深入研究，见仁见智，卓识斐然。
　　在黄山山麓不足1.3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域，进入21世纪，“新安”人口总和也不过百余万，何以能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特别是在明清时期产生如此众多的医家和医学著作？笔者以为，一是人才，二是教育，三是经济。这三大要素是“新安医学”兴旺发达的前提、基础和后盾。
　　历史上新安地区有多次大的人口迁徙。如南北朝时期唐安史之乱，南宋迁都临安等，都使大批来自中原的士人遁入“新安”这块少兵革战乱的乐土。他们同时带来儒、道、佛、医等多元文化，它们之间又有程度不同的相互渗透，而以儒学居首。尊儒、崇道、礼佛、从医，新安士子或从其一，或兼而二、三，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新老新安人在这片相对稳定的世外桃源里，孕育出在宋、元、明、清时期在全国领先的文化。
　　先进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教育。古新安郡六县遍布书院、社学，据康熙年间统计资料：书院54所，其中，歙县14所、休宁11所、婺源12所、祁门4所、黟县5所、绩溪8所；社学472所，其中，歙县122所、休宁140所、婺源140所、祁门27所、黟县13所、绩溪30所。“学而优则仕”，历史上新安郡多状元、进士。教育成了医学兴旺发达的基础。“秀才学医，笼里抓鸡”，读书人科举不第学医有之，家贫辍学学医有之，登第为官后兼习医者亦有之。医者仁术，“学而仁则医”已深入新安读书人的潜意识。而学医的途径同样多元，或师承，或私淑，或自学，或家传。其中，家传而至祖传，成为“新安医学”中最有特色的医学教育模式之一。据统计，新安医家家族链达50多条，记载名医250多人。其中，除郑氏喉科、“张一帖”内科外，还有黄氏妇科、王氏内科、曹氏外科等。他们不但代代传承，还向国内其他地域辐射，成为走出新安的名医，如近代沪上名医王仲奇等。
　　文化、教育发达必须以经济为后盾。昌盛达400多年的徽商为包括“新安医学”在内的“徽学”提供了经济保证。上述书院、社学的兴办，无不折射徽商为桑梓兴学慷慨解囊的心迹。“新安医学”的很多著作之所以得以付梓，往往也得益于徽商。兴学助医，成为一代又一代徽商不解的情结。
　　历史正翻开崭新的一页，古新安郡已走进新时代。抓住机遇，在创新中继承才能“遵古而不泥古”，在创新中发展方可“变易不居生生不息”。笔者认为，对“新安医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文献整理、出版上，而要文献整理出版与研究应用并重，要抓住新安前贤闪光的思路和宝贵经验，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补其不足，力求有所突破。要充分发挥“新安医学”非一门一派医学的特点，坚持前贤的“百花齐放”与勤奋好学的传统，向兄弟省区的地域医学学习，新安医家家族间相互学习，并且借鉴现代医学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现代科学手段。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今天为群星璀灿的“新安医学”前辈而自豪，希望明天前辈能为我们在创新中继承而含笑。(全文完)B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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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奇谈医:许胤宗
　　新旧《唐书》都有关于许胤宗的记载，谓其“医术如神”。“神”在哪里呢？史书记有两条：
　　柳太后病风不语，名医治皆不愈，脉亦沉而（口）噤。胤宗曰：“口不可下药，宜以汤气熏之，令药入腠理，周理即差”，乃造黄芪防风汤数十斛，置于床下，气如烟雾，其夜便得语。
　　这是很有名的一例治验，江瓘《名医类按》、俞东扶《古今医案按》两书的第一案就是此案。后来蒋宝素据此而拟“第一黄风汤”作为中风的主方，王清任的黄芪赤风汤也似与之有关。
　　另一条记载是：
　　时关中多骨蒸疾。得之必死，递相传染，诸医无能疗者，胤宗每疗无不愈。骨蒸既“多”，又“递相传染”，不同于寻常肺疾，故“诸医无能疗者”，而胤宗“每疗无不愈”，可见誉其“医术如神”，洵非虚语。
　　他的医疗水平既然这么高，于是便有人劝他著书以贻后世，却引发了许胤宗的一通议论：
　　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可解，口莫能宣。且古人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药偶然当病，复共他药味相合，君臣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虚设经方，岂加于旧。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新《唐书》作：今人不善为脉，以情度病，多以物以幸有功，譬猎不知兔，广络原野，冀一人获之，术亦疏矣。一药偶得，它味相制，弗能专力，此难愈之验也。脉之妙处不可传，虚著方剂，终无益于世，此吾所以不著书也。）
　　他的意思是：脉要精微，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非文字所可表达，而要识其病，知其源，又只有靠诊脉。脉的深趣既不可传，方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的书就不如不写，免得害人。
　　他所说的“脉之深趣”，今天恐怕不会有很多人理解了，中医的脉学，正在一天天地失去它昔日的光彩。不过，人间的任何学问和技能，总是可以通过努力学到的，脉学也一样。许胤宗在这个问题上过分胶着，故其术不传，如果史书上不留下一点记载，那么就连他的名字也不大会有人知道的，这应该说是一件憾事。
　　世事就是这么怪异，有的人身负绝学，却往往只有片言只语留下来；有的人不学无术，却动辄百万字、几百万字“著作等身”，留给后人的只是一堆堆文字垃圾。 B18.2

桂枝汤

万方楼名医处方真迹：平湖戈氏四传医方
　　编者按：阅卷而知史。同样，中医名家的处方真迹不仅仅是记录中医诊疗活动的真实资料，而且也体现着浓厚的中医文化和中医精神。在一定意义上，中医处方真迹有些像家藏字画般珍贵，尤其是近现代名医的处方，能真实再现近现代中国医人悬壶济世时的深思熟虑、遣方用药中的气韵法度，甚至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人情世故……
　　浙江中医学院林乾良教授（斋称万方楼），雅好医史文物，尤以所藏近150年来的名医处方被称为私家第一。在本报创办杏苑文化版半岁之际，慷慨献之，故从本期起，特辟“万方楼名医处方真迹”专栏，相信读者在字字着力的处方真迹中，体会到的不仅仅是医道的深浅。　　　　　　　　　　　　　　　　　　B05
　　清代著名儿科医生戈秋堂为“姓屠，住虹霓堰”的小儿所处的方笺。戈秋堂是戈氏儿科的第四代，约清朝咸丰、同治间在世。处方用薄型、坚致的毛边纸。当年较洁白，百多年后遂致泛黄并多灰渍。其大小为13cm×23cm，直式。方笺裁好后，先用红印在右上方印上“姓”、“住”两字；在右中下方印上“月”、“日”两字。两字之间有空隙，以备临证时填入。在左下方印有两行：上端是楷书“平湖戈氏秋堂幼科痧痘男妇方脉”；下端是篆书“当湖世医”。这些字，当年应是裁好笺纸后先用红印印好备用，临证时用毛笔填入病人姓氏与住址，以及就诊月、日。待辨证好后，再写脉案与处方。在解放前，戈氏世医的处方基本上是如此的，大同小异而已。
　　又从“痧痘”与“男妇”同列看来，戈氏应不限只看儿科，也同时看内科与妇产科。戈秋堂的书法雅秀飘逸，可知在笔墨上曾下过一番苦功。
　　浙江平湖的戈氏儿科自乾隆至今已近十世，《平湖县志》曾记载，戈朝荣字瑞斋，清·乾隆时人。庠生，精岐黄，尤长于儿科。群医所不能疗者，治之立效，亦不代功。乾隆戊辰大疫，倾囊制药以施，全治不算。七世孙戈仲裁在1982年（时年74岁）将家谱《平湖戈氏儿科世系》赠予林乾良教授。 B05.2

静静

各位麻烦下   1875年间有些什么外科医书  是否能帮我查下  谢谢
如果找到请发个贴  我会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