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系统的确认（3）— 系统如何永远保持最大适应度

杨鸿智

第148篇  物种如何飞上新的适应性山峰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yanggates.51.net
资料来源自闵家胤、钱兆华《全息隱能量場与新宇宙觀》一书。
3.1 物种的进化之谜
传统上，生物学家都根据特定物种的特定历史来说明所观察到的有机体的解剖学特征。他们认为，不可思议的遗传突变和自然选择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有机体并创造出生物的形式。突变被看作是双亲的遗传密码在后代身上的副本出现了“打印错误”，而且所有物种都以差不多不变的比率产生这种突变。随机变异所产生的绝大多数突变体在某些方面都存在缺陷，因而会被自然选择所淘汰。然而，随机突变不时地会偶然碰到使个体更适于生存和繁殖的遗传组合，这种个体又把它的突变基因遗传给子孙后代，而由这些后代所产生的许多后代取代了属于先前占主要地位的物种的那些个体。
有些研究人员，例如像R·道金斯 （RichardDawkins），对这种解释十分满意。按照道金斯的观点，自然界就好像一个“盲种表匠”，它的试错法产生了生物圈的有序和多样性的全景。但其他许多人对此不太相信，例如M·丹顿 （Michael Denton）就问，随机过程是否能够创造出一种甚至其基本要素 （如蛋白质和基因）也比人类的智能更复杂的进化结果呢？能不能说诸如哺乳动物的大脑这种真正非常复杂的系统是偶然出现的呢？这种大脑中仅仅百分之一的通讯线路按类别组织起来，也比全世界整个通讯网络的通讯线路多。丹顿的结论是，被自然选择所影响的偶然突变能够很好地说明特定物种的变异，但几乎不能说明它们的连续变异。①
怀疑达尔文关于物种进化的机制的适当性的一个理由是K·洛伦茨 （Konrad Lorenz）提出的。②洛伦茨说，尽管断言偶然突变和自然选择的原理在进化中起一定作用在形式上是正确的，但仅仅这种断言本身并不能说明事实。突变和自然选择可以说明特定物种内部的变异，但是在这颗行星上，生物进化可以利用的40亿年时间对通过随机过程从物种的原生动物祖先产生出今天这样复杂的和有序的有机体来说，可能是远远不够的。
数学家H·韦耳 （Hermann Weyl）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指出，作为生命基础的分子每一个都由大约100万个原子组成，所以原子的可能组合数是非常巨大的。另一方面，能够产生有效基因的原子组合数却是极为有限的，通过随机过程产生这种组合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韦耳说，比较可能的解释是，某种选择过程一直在进行，一直在探索不同的可能性，而且在逐步探索从简单到复杂结构的途径。韦耳本人的意见是，“具有意象、理念、‘建构计划’性质的非物质因素”可能包含在生命的进化中。①
科学界不接受这些猜测，因为它们具有目的论的味道。科学家们相信，自然界创造出自己的图样，而不是接受现成的图样。但是生命在有限的时间内已经不可思议地建立起复杂的结构，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到现在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不言而喻，认为我们这个行星一定受胎于来自外层空间的生命胚芽 （开尔文勋爵也持这种观点），这已超出了科学可接受性的栅栏。
物种在其中进化的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事实解决了随机进化的问题。一度适合于居住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变得不那么适合了，甚至可能威胁到某一物种的生存。为了继续生存，这个物种不得不修改它们的适应方式以有利于适应能更自然存活下来的小生境。不过，这样的修改可能是危险的。即使这个物种产生出使它们最终适于生活在更能自然存活的环境中的突变体，但在过渡期间它能达到这种环境而不冒不能适应和可能灭绝的危险吗？尽管生物圈环境不是固定不变的，但大量物种仍同我们在一起生活。显然，存活下来的物种解决了从一种类型的环境转换到另一种类型的环境的问题，但它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还没有弄清楚。
我们可以在“进化图景”的框架内来分析这个谜。设想一个像一张纸那样向两个方向伸展的水平面，这个平面并不完全平坦，有些地方有向上隆起的小丘，物种基因遗传中的每一个变种都沿平面的一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移动。隆起的小丘给这个图景增添了适应的因素，物种越适应它的环境，它在小丘上就攀登得越高，小丘的顶部代表最适应的点。
根据达尔文的理论，物种慢慢向小丘的顶部攀登，它们在其基因库中产生随机的变种，由此而产生的突变体面临着生存下去的考验。不适应的突变体被自然选择淘汰，这就迫使物种沿适应的斜坡向上攀登。问题是，物种也能从一个小丘向另一个小丘移动吗？　　
在稳定的环境中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物种能停留在它们自己的小丘上，并向小丘的顶部靠近。但是在变化着的图景中，从一个适应的顶峰向另一个适应的顶峰转移迟早是必要的；在一组条件下的真正适应可能变成在另一组条件下灭绝的原因。但是物种并没有把它们从正在消失的小丘引向另一个上升的和更加稳定的小丘的高架道路，如果它们要到达另一座小丘，它们必须下降到两丘之间的谷底。然而，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这是不允许的。随机突变可能会产生多种多样的突变体，它们中间不太适应的就会被自然选择所淘汰。然而，“适应”的突变体推动着物种沿它们当时所在的小丘向上攀登，因此物种不可能在适应的斜坡上“向下爬”，自然选择把它们束缚在它们当时所在的小丘上。
　
图4 地形图模型图示了在所谓的适应区内当从一个“适应峰”向另一个“适应峰”过渡时实际突变的问题。突变体使物种在两维空间内沿适应区运动。第三维是物种对其小生境适应的水平。因为不适应突变体灭亡，好的适应突变体繁殖，所以突变一般推动物种向适应峰攀登。当小生境变得不太适合生存，或完全消失时 （适应峰陷下去或消失掉），问题就出现了。适应原小生境的物种必须适应另一个小生境，但如果使适应水平从现在的峰降下来的突变体被自然选择所淘汰，那么怎样创生那些大量的系统性的可把物种推向另一个峰 （更稳定或可能上升的）的山脚下的突变体呢？一旦到达那儿，逐步的突变就将把它往斜坡上推，但如何到达那儿却是个谜。

成功的物种在它们的进化史上是如何设法找到从一个小丘到另一个小丘的道路的，这是一个谜。有些生物学家猜测，当它们的小丘开始收缩时，物种能产生大量的突变体，有些突变体可以像触角那样活动，从小丘向下并越过谷底一直伸展到邻近的小丘。但是很难搞清楚，这种触角突变体何以能生存足够长的时间，从当时收缩的小丘伸展到另一个上升的小丘。正如S·赖特 （Sewall Wright）所指出的，即使在小群体中，偶然的错误也会增加与自然选择有关的突变的重要性。但遗传空间是广阔的，假定突变是随机地产生的，而一个物种的适应性只限于少数可能的突变体，那么实际上产生的大多数突变体可能都不适应。不适应的突变体也将出现在通往邻近小丘的道路上。尽管赖特提出，小群体（所谓的同类群）可能偶然“碰到”适应的斜坡，此后在斜坡上受自然选择的驱使，但看上去物种似乎更可能跌进灭绝的陷阱。不适应的突变体将会被无情地淘汰，即使后来它们可能适应 （就邻近的小丘而言）。
很明显，成功的物种在它们适应的小丘收缩时并没有死去，而是在这个图景上漫游并发现了新的和更好的小丘。在达尔文和新达尔文主义理论中，这种佯谬并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对达尔文本人来说也许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因为他并不把突变和自然选择的偶然过程看作是对出现生命秩序的圆满回答：他相信神的创造。但最后他的理论被当作是那些事实的完美解释。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导致进化过程有序化的一致性，在这里佯谬也继续存在。生物物种的一致性和它们的多样性一样明显，例如，鸟和蝙蝠的翅膀与在种系发生方面完全无关的海豹的鳍和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及脊椎动物的前肢是同源的；虽然骨骼大小和形状千差万别，但骨骼本身所处的位置是类似的，无论是它们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还是它们对身体其余部分的位置关系，都是如此。不同物种的心脏和神经系统的位置显示出共同的秩序：内骨胳物种的神经系统在背部，心脏在腹部；而外骨骼物种的心脏和神经系统所处的位置恰好相反。此外，某些很特殊的解剖学特征也为进化历史非常不同的物种所共有，最显著的例子是眼睛：不少于40种在种系发生方面毫不相干的物种的眼睛看来都有同样的基本结构。
其次，所有的物种都有较大的规则性。尽管在寒武纪期间产生的有机体种类多得令人吃惊，但生活在生物圈内的物种主要可以分为二十几类，无论在类内或类与类之间都表现出惊人的有序性和规则性。最后 （但并不是不重要），在生物圈的最高组织层次上存在着有序和组织的要素，这些要素使生物学家J·洛夫洛克 （JamesLovelock）提出了有争议的“盖娅①假设”。根据这一假设，生物圈是一个自在的生命系统。他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使我们这个行星上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环境基本不变的精确调节始于对空气、水及土壤的温度和化学成分相互平衡的调节。
渐进的和随机的进化过程能产生这种有序和组织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随机性受到严重的怀疑，渐进论现在也是如此。自然选择是渐进的和连续的，这种概念受到了当代古生物学家的攻击，他们声称，“种系发生的渐进率”是错误的。（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宣称，“自然选择不能产生重大的或突然的变化；它只能小步地和缓慢地起作用。”）在达尔文的巨著出版大约120年后，两位美国古生物学家，J·古尔德（JayGould）和N·埃尔德雷杰 （Niles Eldredge）把“跳跃”引进物种进化。①根据这种“不连续平衡”理论，新物种倾向于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周期内突然出现，这种时间周期通常为5000～50000年。不仅单个物种，而且全部物种都是以突然创造的形式出现的，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某个纪元的开始。例如，寒武纪的剧变在较短的几百万年时间里产生出了现今居住在地球上的绝大多数无脊椎物种。
抛弃渐进论有利于进化的突然出现，使宏观进化理论与非平衡热力学理论一致起来：在后两种理论中，复杂系统的发展都需要现存系统的临界不稳定化和在不连续与非线性过程中出现新的有序。然而，无论是物理学的理论还是生物学的理论都不能在有效的时间范围内解答这个谜。这两种理论中的偶然性不涉及单个的幸存者和繁殖体，而是涉及整个物种和群体。因此，在生命领域中依然存在着有序进化之谜。（第63——70页）

杨鸿智

第149篇  现代进化论者的预适应理论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yanggates.51.net
前面已经描述了生物进化论所遇到的一个矛盾。进化是有方向的。自然环境是选择生物能否存活的主体。经过一次选择之后，存留的物种已经适应了这个环境。问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环境总是会继续发生变化的。在已经产生适应的基础上，环境再发生变化时，生物原有的适应性在新的环境下将变成不适应性。这样，生物将面临死亡。但是实际情况是，在生命漫长的40亿年的历史中，虽然遇到过无数次环境的巨大变化，虽然也的确有些物种因此而灭绝，但是，总的来讲，生物总体总是能够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使自己永远适应即将到来的自然环境的变化。这是为什么呢？自然选择只是提供了选择的方式。物种的形成，关键不在选择。关键在于有了既成的物种才有可能进行选择。所以，生物应该有一个主动的物种形成过程。针对这个问题，生物学家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叫做预适应理论。就是说，一个生物体会在自然环境发生变化之前，预先改变自己的遗传性。这样，生物体每次都 自然环境改变发生之前先改变了自己。因此使自己在自然环境改变发生的时候永远保持适应的最佳状态。下面看《自达尔文以来》一书中关于预适应理论的说明。作者写道：
现代进化论者提出了解决这个难题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中含的概念有一个不幸的名字叫“预适应”（我说不幸，是因为这个词的意思是物种在进化中提前适应了即将发生的事件）。一个科学假说的成功常有出其不意的成分在其中。问题的解决通常由于重新仔细地构想问题，而不是按照旧框架勤奋地搜集新的信息。利用预适应原则，我们通过接受标准的反对意见，去掉了初级阶段功能的难题，并且承认中间形态的作用与后来状态的作用不一样。有一个类似的例子，鱼的鰭怎么能成为陆上用的肢？多数鱼的鰭由纤细的齐刺构成，无发支持陆地上动物的重量。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淡水鱼类，一种底栖的鱼，即我们的祖先，进化出具有强有力的中轴及少量放射突起的鰭。这种鰭极好地预适应地成为陆上用的肢。但是，它纯粹是出于水中使用的目的进化出来的。可能是利用中轴支撑水底来快速转动，从而可沿水底急行。简而言之，预适应原则就是认为无需极大地改变形态，就可以极大地改变功能。我们可以认为，中间形态的建立是由于新的功能发展时，旧的功能仍然保存着。从常识中很难导出科学的见解。因为常识主要代表了文化上的偏见，而不是赤裸的皇帝面前一个小男孩的淳朴和诚实。批评达尔文的人根据常识提出，形态上的逐渐改变必定表现出功能上的进步。因为他们确定不了一个功能在最初不完备阶段的适应值，所以他们便认为最初阶段或许不存在。（完备的形态是一下子创造出来的）或者认为最初阶段不是由于自然选择产生的。预适应的原则——结构延续中的功能变化——可以解决最初阶段的难题。（第107——110页）
预适应理论是宏观的，推论性的理论。它以生物进化的事实为基础，以推理为工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因此，这个结论偏重于推理和假设。缺少事实证据，证明生物能够从一个山峰“飞向”另一个山峰。这个证明，不久之后就由意大利的卢里亚做出了。他发现一个事实，即细菌基因可以自发地发生随机的基因突变。这个突变不是由外环境诱导产生的，突变是自发的，发生于环境因素变化之前。即与环境作用无关。这样，就从基因这个分子水平生命了一个物种从一个山峰飞向另一个山峰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一个物种既使在它最适应的山峰上，它也会随时产生出现代其他的适应能力，随时为物种的转移作好准备。外环境的改变只不过是为新突变的显现、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
在下面的文章中我们介绍卢里亚的实验。

杨鸿智

《论坛反应与交流》
《生物通-科研社区>综合论坛》
yh2005：在我的文章《第135篇  从癌发生的“基因突变”理论看基因理论的局限性》的后面，发表了下面的帖子：
yh2005：
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两大悲哀：
1) 用政治来教人类社会历史
2) 把唯物辩证法和自然科学历史混为一谈，又称自然辩证法
杨鸿智先生为什么不告诉听众中国学术界时兴米丘林学说的历史？那时候唯物辩证法的老师学者都死光了？你们连基因科学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历史都讲不清楚，偏偏要套用无所不知，举一反三的唯物辩证法？什么狗屁后现代理论？中国科技落后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减少而是增多。杨鸿智老师你说说这是什么道理。把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讨论无可厚非。把它拿来作宗教式的宣传实在是误国误民。 掌握辩证法，就会象上帝那样对所有事物都有说法？中国人掌握这门科学，就会在科学发明创造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很荒谬。中国学生学来学去，除了潜移默化地学会自以为是的本事外，别的都学不到。学术界有很多神术和骗术的故事，自然辩证法就是其中之一。杨鸿智的学派，就象葵花宝典。得之不易，练之伤身。用起来无所不知。。。（帖子转录完毕）
这个网友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文章已经发到《149篇  现代进化论者的预适应理论》而且，在《144篇  关于获得性遗传问题的争论》中，我已经对米丘林学说的事情进行了说明，所以，我只好在这个第149篇文章的后面回答网友 yh2005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
首先感谢这位网友对这个问题的关心，下面我简单回答你的问题：
一  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之争
这是一个科学历史的问题，但是，现在还是有现实意义，而且，这个现实意义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大。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第一个阶段是同意前苏联的看法，即，从唯物主义的立场看，生命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生命与物质环境是相互作用的，因此，亲代与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结果应该在子代身上表现出来。这就是说，获得性遗传是应该存在的。第二个阶段，从DNA双螺旋结构发现，到动物克隆技术的成熟，使人们相信，生命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的变化是不受环境影响的，是“自主”的。我们不用改变环境，只要改变基因，就可以改变子代生命的性状。这样，没有获得性遗传这个事情已经深入人心。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阶段。现在，我要说的是，第三个阶段已经开始。当我们为克隆技术欢呼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基因技术存在问题。问题有两方面，一是，基因技术这个在“微观”物质方面的改变，破坏了生物个体在整体方面的“宏观”平衡，使经过基因治疗，或者是克隆后的生命质量有问题。第二，基因技术这个在“微观”物质方面的改变，破坏了生物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中断了新生命与环境之间原来存在的相互作用关系，这同样是使经过基因治疗，或者是克隆后的生命质量有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现和提出，使我们有回到原来的老问题：生命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用生物学的语言就是：获得性遗传存在吗？可以预见，这次对获得性遗传问题的讨论，将对这个事情给以肯定的回答。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以为我们有能力通过随机改变基因而改变生命性状的思想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能够忽略环境对生命作用。如果我们知道了在获得性遗传问题上已经发生的这些事情，那么，我们现在就不能够把当初在前苏联发生的米丘林学派简单地认为是一个政治事情。米丘林通过改变环境而改变了生命的性状，这是一个事实。后来基因技术的出现并没有证明米丘林的事情不是事实。在基因理论发展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只是把这个事情放在被忽略的地位。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应该在新的，系统论的基础是对这个事情重新进行认识。现在对米丘林的事情仍旧简单地认为是个冷战时期的政治问题，不仅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在科学发展的无知，更不要说是缺少对科学未来发展的预见和判断能力。

杨鸿智

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问题
   
第一部分：
下面我所要发的这些文字，是我的一篇文章的前半部分。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在后现代科学背景之下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兼论系统科学的发展和后现代理论医学的出现》。这是我提交给《第二届中国科学家论坛》大会的文章。该论文被大会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
一  总论
现代化工业社会是人类史的一个阶段。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方法不同，其所达到的现代化程度也不同。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的。到现在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了。这500年的现代史又可分成三个阶段：
（一）  手工业阶段，即小工业阶段。这个阶段在欧洲少数国家开始，如英国、法国、荷兰等。这是这些国家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这个在少数国家内部开始的现代化进程还很少影响到世界远处的其他国家，如中国。
（二）  是机器大工业阶段。这时期，一方面是少数发达工业国家生产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世界其他不发达国家日益变成工业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伴随着工业国家的资本输出，不发达国家也逐渐变成了工业化国家的殖民地。在这个时期，殖民地国家看到工业化的好处，希望自己也实现工业化。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殖民地国家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比如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奋斗历史就表明了这一点。中国不能实现工业化不是中国人的智力比西方人差，而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压迫中国，不让中国实现工业化。
（三）  即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发达工业国开始进入后现代的知识经济阶段。在这些发达国家中经济摸式开始进行调整，费时、费力、经济效益低的大工业生产正在让位于省时、省力、经济效益高的知识经济。与此同时，发达工业国将大工业生产线转让给第三世界国家，又赚得巨大利润。在这个第三阶段，不发达国家第一次获得了实现工业化的可能。但是，这个工业化不可能改变这些国家的相对落后状态。因为这只是发达国家向后现代社会前进时让来的一个空间而已。
根据以上认识，我认为我们中国作为非工业化国家，在目前形势下，即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现代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讨论自己现代化的问题时，绝不能只看到工业化的客观好处，盲目地全身心地投入工业化进程，忘记了或者忽略了工业化与后现代知识经济的相对差别。这样做的结果，我们虽然可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仍然改变不了落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的状况。因为，在我们为实现工业化而高兴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又前进一步，实现了知识经济的后现代化。因此，正确的方针应该是：实现工业化是战术目标，我们的战略目标也应该是实现知识经济的后现代化。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没有完全进入后现代社会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赶上这班车，与发达国家同时进入后现代社会。这就像19世纪日本进入现代化的历史一样。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超前意识，仍按部就班只搞现代化，那么将来我们只能成为发达国家生产线的倾销市场，后现代的美好情景又将与我们无缘了。
二  对现代化的认识
对现代化的认识有两种。一个是从先进性来认识，凡是先进的就是现代的。另一个认识认为现代化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和知识内涵。前一个认识具有群众性，但是不具有科学性。而对于现代化的时代内涵和知识内涵，在我国大多数人还是模糊的，甚至相关的行政领导和技术专家也是这样。因此在讨论现代化问题时，第一个要讨论的就是：什么是现代化？
所谓现代化就是在文艺复兴以后（时间），以机械论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大工业生产（知识内涵）所表现的生产力水平和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状况（即资本主义社会）。 从这里可以看到，现代化包含两方面内容。一个是技术内容，就是机械论科学和生产线式的大工业生产。另一个是社会生活方式，即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不给以特殊的说明，简单地说什么建设现代化，那么，这个现代化的内容就是机械论的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现在，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已经说明，我们不能要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而要保持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即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表明我们已经对现代化做了一个限制说明。现在我们要说明的是，只有这样一个限制是不够的。因为机械论的技术和生产线式的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结果必定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如果我们只强调上面的一个限制，那么我们将会与我们自己制造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发生矛盾。我们现在已经陷入了这个矛盾之中。解决的办法，除了在战术上强调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外，在战略上必须要把机械论的生产技术改变为后现代的系统论的生产技术。
三  “后现代”概念的产生
如果简单地说，“现代”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最早对现代化提出异意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由于他们是在资本主义早期提出的批评，所以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大工业生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激发了发达国家人民的反抗。在法国发生了1968年的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在美国出现了与现存社会主流格格不入的嬉皮士运动。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缺点的一种反思。意大利罗马俱乐部的出现，把这种反思引入科学界。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家指出机械论的生产技术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将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机证明了这个思想的正确性，并使后现代主义思想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思想。这也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进入后现代社会。因为同样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所以，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样，后现代主义就将马克思主义看作自己的鼻祖。正因为如此，2000年世纪更替的时候，发达国家把马克思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人把这件事看成不可理解的新闻，因为中国人不理解后现代主义的内容和后现代主义在世界的发展情况。
四  “后现代科学”概念的产生
当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家认定机械论的科学技术是人类目前所遇到的困难的原因之后，就想到要寻找一种比机械论科学技术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当人们这样去寻找的时候发现，原来这样的科学技术已经存在了。这就是系统论这门科学技术。
20世纪的一百年，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始，接着又出现了量子论，最后是系统论，这一系列理论，最终表明，人类在认识物质运动方面又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原来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研究的只是简单物质的简单运动，而现在人类发现，除这些运动之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复杂物质的复杂运动，对于这些复杂运动，牛顿物理学已无能为力，必须采用新的系统论的方法进行研究和认识。因为研究的对象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新的科学已与旧的牛顿物理学完全不同了，已发生了新的质的变化，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从相对论开始，自然科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牛顿物理学已经叫做“现代科学”，那么，这个发生在牛顿物理学之后的新阶段就叫做“后现代科学”。这就是说，自然科学并没有到现代科学而止步，而是在现代科学已经充分发展的时候，开始了新的后现代科学阶段。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虽然看到了这些科学的新发展，但把这些算在旧的现代科学的范畴内，没有认识到这些东西已经是新阶段自然科学的表现。造成这些人没有及时看到新阶段开始的错觉的原因还有，就是旧的现代科学并未到19世纪末结束，而是在20世纪中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基本理论已经没有大的成果出现，而只是原有科学理论向实用技术的转化，如无线电、电子技术、原子核技术、基因技术等。20世纪是这样的世纪，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向其最后顶峰冲刺，另一方面，后现代科学已经产生并正在完善自己的基本理论，准备着在21世纪转化成技术，展现在社会大众面前。
五  我国与发达国家对“现代化”的不同态度
发达国家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中国是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发达国家在研究现代化的缺点并寻找走向后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是在宣传现代化的优点，迫不及待地希望早日实现现代化。我们国家的发展方针应该有两个，一是在客观上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另一个是在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关系中赶上或超过这些国家。前面所说的我国的情况只能达到第一个目的，而不能达到第二个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原理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跳过任何一个阶段，因此，现代化这个阶段我们是一定要走的。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前一个社会处于落后状态时，在下一个社会里有可能变成先进国家。日本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们希望我国也走日本的道路，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不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了，必须把后现代化作为我们的目标。即，我们的目标不是现代化，而是后现代化。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现在要做的是加强对机械论现代科学的批判，开阔中国人的思想，使中国人认识到现代化并不是那么十全十美的，还有比现代化更好的科学技术。

杨鸿智

第二部分：
下面发的文章，是我为《首届中国人力资源大会》发去的论文，题目是：《后现代人才是我国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才战略》

培养后现代人才
是我国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才战略
作者：
中国医药信息学会北京分会后现代理论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杨鸿智
yanggates.51.net
摘要：
人才战略问题关键是培养人才的知识内容，而不是培养和管理人才的方法。当今世界自然科学已经不再是机械论现代科学的一统天下。以系统论为内容的后现代科学已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现在一般所说的人才培养，大多数是指现代机械论科学人才，这样的人才只能使我们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面，只有后现代科学人才能够使我国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一  人才战略目标的悖论
按说能够参加人才战略讨论的人都已经是战略人才了，那么，关于什么是人才战略的目标应该是早已经知道的了。因为如果他不知道人才的战略目标他怎么能够成为战略人才呢？现在，当我们说需要讨论人才战略问题的时候，这就等于说我们这些战略人才还不知道什么是人才战略。这成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悖论了。是战略人才制定了人才战略呢？还是人才战略培养了战略人才呢？
我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是想请大家注意，现在，在中国，人才战略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悖论。我们要讨论人才战略问题，说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清楚。但是，当我们开始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出一连串的人才战略问题。如：人才的意义、人才的培养、人才的引进、人才的使用、人才的待遇等等。这不是说明我们对人才战略问题很清楚吗？既然清楚，我们为什么还要讨论呢？这说明在我们内心深处，在我们的潜意识中认为以上所说的人才战略的具体内容实际上可能不是真正的人才战略。
本小节的目的是说：在讨论人才战略之前，首先要讨论确定人才战略目标的方法。有了人才战略目标，再讨论这个目标的实施办法。在这里，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目标的实施办法”好像不是战略问题。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所谓“人才战略”实际就是“确定人才战略目标”。
二  形式与内容
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们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方面情况如何呢？以我所在的医务界为例是这样的 ：
1 开展了补学历的成人教育，使已经进入职工队伍的非学历、非专业人员获得学历和专业。
2 将一部分条件比较好的中专学校升格为大转学校，增加专科生在人才队伍中的数量。
3将一部分条件比较好的大专学校升格为本科学校，增加本科生在人才队伍中的数量。
4 最大限度地扩大本科生的招生，甚至不惜超过学校硬件所允许的范围。
5 扩大硕士研究生的招生。
6 扩大博士研究生的招生。
7 在用工方面，与时俱进：本科生、硕士、博士。博士中又从中国博士升格为外国博士。现在外国博士又要求是“确有成就”的。所谓“成就”，就是在外国有了职务、奖励等。
现在，谁也不能否定这些人才措施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讨论人才问题呢？因为我们在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发现，许多高学历人才的工作能力没有达到预期要求。这就出现了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的问题。总结后得出结论：20年来，在人才问题上，我们过多地注意了学历这个形式，而放松了对人才内容的注意。
下面我们引用一篇文章，说明人才问题的形式主义存在的严重程度。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郑州大学医学院王立东（王立东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博士生导师。）文章的标题是：《人才引进当心“溶血”》。文章发表于《健康报》2004年5月12日。摘录如下：
近年来，随着高校体制改革，特别是对教师队伍的学历构成的要求和各校之间的攀比，为了能够短时间内提高具有博士学位教师的比例，人才引进在一些高等院校已经成了“博士引进”的代名词，并制定出许多地方政策，如引进的博士，不论工作时间长短和对单位的贡献，一律给予每月1000元到数千元的博士津贴，以及分配住房，配备电脑，给予数万元不等的科研启动经费和安家费等等，以此来吸引博士。此外，根据引进博士的数量，还给予单位领导一定的奖励。诚然，作为单位，特别是高校，重视和加速引进高学历人才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学位更多的是代表了受教育的程度，学位并不代表一个人的实际工作能力，特别是对刚毕业的临床博士生而言，更与他们对单位的贡献不成比例。这些一味重视学历而忽视工作业绩的人才引进政策导致许多引进人才与单位本土人才之间的矛盾，一些年轻的无博士学位的教授选择了走继续读学位，年长教授的工作积极性也受到一定的影响，甚至因此而另寻职位。更有甚者，一些单位最初给引进博士的优惠政策，许多不能落实到位，或执行一段时间突然终止，最终引进的博士与校方产生矛盾，一气远走。例如，一个高校的教研室，原来有4位正教授，4位副教授，引进4位博士，最后，两位教授调走，4位副教授全部出去上同等学力博士，4位引进的博士也因为政策不兑现而调走。最后的结局是引进的博士未留住，原来的人才也纷纷出走。这一现象就像输血时的血型不合引起的溶血反应一样。对人才的评价标准不健全，政策的不完善和不可持续性是造成这种“溶血”现象的关键因素。
　　人才引进政策不平等导致的从国外引进和国内引进人才之间的矛盾。一些单位对从国外引进的博士和对国内引进的博士采用不同的待遇，甚至对同一高校毕业留校的博士也与从外校来的博士采用不同的政策（一些单位规定毕业留校的博士和委培、定向的博士不属于引进人才），这些奇怪的不平等政策在这些引进的人才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加之国内毕业的博士多年上学，拿到博士学位时依然身无分文，这些政策更坚定了他们不顾一切联系出国的决心或转换单位，其结局是人心不稳，无心工作，只比待遇。
　　只重人才引进，忽视用好人才。许多用人单位在人才引进上用了八分的力气，而在如何用好人才上只用了两分的力气，许多引进的人才，只在引进时和领导见过面，之后就再无人过问，更无人去调查、了解引进的人才的工作环境如何，能否开展工作，存在什么问题，更缺乏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这种只重引进，无视用人的做法，结局是导致人才不断的流失。
　　只重引进人才的数量而忽视引进人才的品德。近年来，只重才能不重品德的引进人才，已给许多单位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很显然，德才兼备是衡量引进人才质量的关键标准，由于地方政策的不全面，不完善，引进人才质量的标准不健全，更使“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成了一句空话。
　　综上所述，引进人才的评价标准不健全，缺乏竞争和激励机制，人才引进政策的不完善、不全面和不可持续性，特别是缺乏用好人才的政策和激励机制是导致人才流失和人才引进中的“溶血”现象的关键因素，这种“溶血”现象如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将直接影响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摘录结束）
上面文章的作者把人才工作的问题主要归结为人才管理方面的问题。这是不错的。但是我引用它的目的在于说明对人才知识内容和技术水平的忽视是问题发生的一个重要方面。假设，引进的人才真的能够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本土人才流失又有什么不好呢？不是可以减少人力资本了吗？矛盾的关键还是引进人才的质量不行。

杨鸿智

三  是自己与自己比，还是自己与别人比
研究人才战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我国的经济能力和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判断经济能力和生活水平是否提高这个问题上有两个比较方法：一个是自己与自己比，另一个是自己与别人比。
自己与自己比，我们肯定是绝对提高了。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的生活内容比古代皇帝还要好。但是，我们的这种提高是否可以不断继续下去？如果能够不断继续下去，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忧，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问题是一个国家不可能脱离国际环境单独不断发展的。这是一个系统论的问题。国际社会是一个大系统，一个国家不可能脱离国际社会的影响而单独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国人民是有深刻而痛苦的经验的。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就开始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中国当作原料产地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不允许中国也变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军事压迫，使中国长期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为了改变这个状态，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百多年的斗争。不是中国人民无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允许我们改变。现在，我们独立自主了，许多人以为我们可以自由发展了，其实不然。资本主义的世界大环境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还在，只不过形式改变了而以。现在我们能到20余年稳定发展实属不易，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可以这样不断地、无限期地和平发展下去，可能是太天真了。近年来，在国际上又出现了什么“中国威胁论”，说什么中国的发展将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严重事情。这再一次提醒我们，脱离国际大环境的、天真的自由发展思想是不现实的。
中国威胁论不仅是一个政治口号，它是有一个“科学”和“经济”的理论的。简单说就是：世界资源是一个固定的常数，中国发展了、占用得多了，别的国家就少了。这个理论的结论就是：既然别的国家占用得少了，就会不高兴，就会想办法阻止我们的发展。什么办法呢？不言自明。
下面我引用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先生的一篇文章来说明别人是怎么样看待中国的发展的。李远哲先生是国际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在这里我不是说李远哲先生就是中国威胁论者。我只是想说明，一个国家的发展确实是不能脱离国际社会环境的，“中国威胁论”是不能用简单的否定和保证解决的，应该有科学的认识和科学的解决方法。李远哲先生的文章发表在《智慧的星光》一书中，题目是《面对21世纪的挑战》。摘录如下：
　　工业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类学会了转变并控制各种不同的能源，由化学能、热能到机械能或电能，并经由各种机械的发明，使它能从事比人类或动物的体力劳动更强大、更精确，也更可靠的工作。这不但造成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提升，也大幅度地改进了人类的物质生活。
　　不过在我们进一步歌颂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带来的进步与繁荣之前，让我们注意两件重要的事实。首先，随着人类社会对能源消耗的增加，我们逐渐地过度依赖地球上千万年慢慢累积的石油、煤、天然气等矿物燃料，除了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带来的温室效应、酸雨等问题外，在短短的二三百年内把地球上宝贵的矿物燃料挥霍净尽，对我们的子子孙孙确实是很不负责任的事。第二件我们该注意的事情是，工业革命对不同地区的人民带来的影响确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幸运地跟上这股浪潮，便加入先进国家的行列，不幸没能赶上，以后追赶的日子，就十分辛苦。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以很显然地看出，人类的将来确实是筑构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态的体系中，每个国家与地区相互依赖将变得很重要。而且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会发现到生活的天地确实是整个地球，我们都将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而且地球上各地人民的命运将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面对着这么一个情况，尤其是面对全球性的困境，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不能够再像以往一样，在强烈的竞争中盲目地走下去。许多事是我们必须立即着手改进的，特别是能源的使用与它对环境恶化带来的一些问题。为了能够使整个世界永续发展下去，我们必须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发展新的能源，减少我们对矿物燃料的过度依赖，并且仔细检讨人口政策与人类的活动对生态与环境造成的影响。但是，另一件似乎是更重要的事是，居住在工业化国家的人们要认真地面对一个问题：如果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像我们这样生活，我们的地球 承受得了负担吗?如果中国大陆的人平均石油消耗量，到了今天台湾的水准，全世界的石油产量也不够供应中国大陆的消耗。最后，世界各国为了在以高科技为后盾的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都在努力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希望能在短暂的时间内赶上先进国家。但是如果先进国家走过的路，或是目前正在走的路，不是一条全世界能够永续发展的康庄大道，那么未开发或开发中的国家紧紧跟在先进国家的后头努力追赶，就似乎毫无意义。因为这一段辛苦追赶的路程，很可能是人类共同走向灭亡的路程。（摘录结束）
按照李远哲先生分析，我国的经济水平达到目前台湾的水平时，就会使人类共同走向灭亡。这就是说中国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目前台湾的水平。当然，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中国有可能达到目前台湾的水平时，我想世界全人类也不会灭亡。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证他们自己的生存，很可能首先灭了中国，就像现在美国对待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一样。
总之，自己与自己比，有一点发展就满足是不行的。作为一个战术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长期战略是不行的。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那么，我们就应该放弃这个自己与自己比的发展思想，采取另外一个“自己与别人比”的发展思想。这是一个什么思想呢？这就是：为了自己的存在，必须要与别人比、要超过别人。这就是辩证法。存在和超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它们又是彼此相联的，要存在，就必须超越；不超越，就不能存在。这就提示我国有关的决策者，在制定我国的人才战略时，要把超越发达国家作为自己的目标。应该研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达到了什么水平，我们怎么样可以超越这个水平，而不是只想向他们学习什么。

杨鸿智

四  鸡头与凤尾
中国有句俗话：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在体育界也有一句俗话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意思是说，只有第一是胜利者，第二以下都是失败者。实际上这个原则在经济竞争中也是一样的。在人类的历史中，因为交通和通讯问题的阻碍，曾经有漫长的时间里人们很难相互见面和交流，那时，世界各国之间没有什么第一、第二的比较，是多中心的。后来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使人们容易接触并加剧竞争，两千余年竞争的结果，现在只剩下美国一家“一花独秀”了。全世界的人才和财富都涌向美国。现在世界上有一个流行的时髦用语叫“地球村”，好像全世界已经成为一家人了。但是，我们应该清醒，这个家是美国的家，不是我们的。
也许有人会说，毕竟第一只有一人，第二、第三总是有的，我们就做这个“第二、第三”也是蛮好的。我这里要说的是，就像比赛场上的情况一样，第二、第三的人是在与第一的人比赛以后产生的，虽然是失败了，但是，也是参加比赛后才得到的，如果不参加比赛，没有争做第一的愿望和行动，第二、第三也是得不到的。我国现在存在的问题是许多人安于现状。这好像是现实主义，但是，这个现实主义作为战术是可以的，作为战略是保不住的。
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先生在研究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对拿破仑的命运进行了精辟的评论。马克思说拿破仑之所以是伟大的，因为他是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领袖。他的敌人是没落的封建阶级。与落后的封建阶级比较，资产阶级是先进的，是不可战胜的。而拿破仑称帝以后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与整个欧洲大陆千年历史的封建制度比较，他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的新兵，欧洲大陆封建皇朝的力量与这个新兵比较还是足够强大的。
另一个现代的事例是前苏联的悲剧。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强大的，可以成为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但是，资本主义复辟后，政治混乱，经济崩溃，完全失去了大国的地位。因为俄罗斯刚刚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这相当于原始公社向奴隶制的转化）刚刚开始私有财产的原始积累。而这在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只不过是一个新兵。这与拿破仑的情况是一样的。
我们许多人很想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希望自己也通过这条道路变成发达国家。这个愿望是好的，然而，按照前面的分析，是不可能实现的。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个半世纪了，都没有实现。如果不改变方法，以后还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要走这条路，我们起步已经太晚了，晚了几百年。
在前面引用的李远哲先生的那篇文章中也说到这个问题，现在摘录如下，供大家参考：
我们该注意的事情是，工业革命对不同地区的人民带来的影响确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幸运地跟上这股浪潮，便加入先进国家的行列，不幸没能赶上，以后追赶的日子，就十分辛苦。
许多欧洲的国家，跟上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它们变得富强而向外拓展它们的影响力，但是许多亚洲、南美洲与非洲的国家却没有那么幸运，最后都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亚洲国家的人们觉察到，如果要追上西方的国家，似乎要大力地推动“科学”与“ 民主”，这确也是中国五四运动时的口号。但是在殖民统治或被侵略的亚洲国家，最使他们痛苦的是外来的压迫，所以最能鼓动大众，而在本世纪的上半叶真正带给亚洲国家实质上的改变的，便是以驱逐外来的压迫为目的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而不是民主化的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部分的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的国家都成了独立的国家，开始向各方面急速发展。在最近的这几十年内，在许多改变中，我们似乎也渐渐看到第二次产业革命正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但这次并不是以能源带动的，而是以在美国发展的微电子与资讯工业领头。我们同时也觉察到我们的世界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国家与国家，或地区与地区之间竞争的游戏规则，基本上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有些国家跟上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他们仍将强大而富有，没能跟上的国家将仍然悲惨。这也是为什么亚洲国家必须在这第二波的产业革命中迎头赶上的原因。但是毫无疑问地，有些开发中的国家将会跟上，但大部分的未 开发或开发中的国家将不会那么幸运。
十几年前随着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成立，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家们较有密切的来往，他们在南半球面对着的许多共同的问题，往往不是北半球的已开发国家有兴趣的问题，更不能指望已开发国家能够接济他们走出困境。他们也了解，如果真要赶上西方国家，他们必须在教育与科技研发上更加投入，而且要走出自己的一条可行的路而不是盲目地跟着走。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们立足在各地不同的生态与环境中，而在解决衣食住行的种种问题时，各自走出一条能永续发展的路，那么全世界的永续发展才会落实。将来站在世界的前端，引导全世界往前迈进的国家，一定是为人类永续的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这些国家不一定是目前已开发的工业国家，也可能是目前正在迎头赶上的开发中的国家。（摘录结束）
《中国妇女报》1999年8月25日发表一位海外华人的文章中也说到同样的问题，现在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笔者以为，中美之争的深层实质是文明发展的不平衡。西方文明自17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在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运作等关键方面领导世界潮流。工业革命也宣告了东方社会依托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的衰落。由于人性和人类社会不能避免以强凌弱，发展先进之国家民族从来就有欺侮盘剥落后民族国家的记录。落后民族国家在赶超先进之前，一直会在既必须学习靠拢先进，又要被迫反抗抵制先进的盘剥压制的两难境地中挣扎。于是文明领先者对文明落后的优势在和平时期(不排除有限冲突)更有取胜的把握。
　　请看今日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主义是从西方学来的，历法、金融、教育体系、法律体系、政府设置、军队建构，再到原子弹、导弹、电脑、汽车、空调、电视、光碟、飞机、电话、 网络、避孕用品、现代音乐、艺术和体育等等组成当代社会的主干因素，几乎无一不是从西方文明“取经”而来。俗话说：模仿的赶不上正宗的。中国文明一天不激发出自己的主干性发 明创造，就一天走不出劣势于西方文明的被动，自身的文明就缺乏强大的魅力和整合力，也就摆脱不了要受原创者颐指气使，甚至横行霸道的局面。
　　美国人今天之所以敢对中国动手动脚，乃因为它洞悉东方文明深层的尴尬和被动，知道只要其挑衅不出“大格”，中国就不会与之撕破脸皮，而只会退却忍让。不可否认，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三百多年来的压倒性优势，也使不少短视的东方人自己都颇感自暴自弃，认为自己生不逢时，于是软弱地甘拜西方文明的下风，丧失了赶超所需要的远见和冲劲。
　　其实，人类文明中从来都在竞争和创新中才能得到良性发展。独家文化坐大是不正常现象。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当代有识之士已开始意识到文明发展失衡与自身被动挨打的深层关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特别指出：“创造新知识和应用新知识的能力与效率将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仅限于学习和运用国际上成熟的技术和发展模式，就只能步人后尘，处于被动地位。”一言以蔽之，没有大规模有效的发明创新，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崛起。
东方文明的落后使问题更具挑战性。对当代东方年轻一代中的有志者来说，东方文明的暂时落后，可能恰恰为崭新的创造性努力横扫世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东方文明应重点调整战略定位，以在主干文明要素上形成创造性突破为首要目标，以一当十，为自己从根本上改变对西方文明的战略被动提供必要前提和动力。这样才能重新恢复东方文明的力量、尊严和领导角色，同时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大幅推向前进。（摘录结束）?
以上的论述说明，看人家好，想学人家，是很难学到的。这就是说做“凤尾”很难做。那么，我们就只有做鸡头。就是说，我国的战略发展不应该单纯放在向发达国家学习上，而应该放在创新、放在超越上。当然，我们的人才战略也应该是放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

杨鸿智

１９世纪后半期，继欧洲和美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亚洲的日本也出现了一次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全面革新运动。这场以推行资本主义新政为目的的资产阶级革新运动，开始于明治年间，所以史称“明治维新”。
１８５３年，美国海军将领柏利率领舰队两次闯进江户湾，迫使日本开港通商。幕府屈服于列强的炮火，连续与列强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和关税协定，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1863年发生了英舰炮轰鹿儿岛战争，1864年发生了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占领下关地区的战争。战后，日本的锁国政策被打破，签订了神奈条约、安政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封建也面临着解体的危险。1868年，日本睦仁天皇以一句《易经》"圣人向明而治"，改年号为明治，开始了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发"口号下的维新改革。明治维新彻底破除封建体制，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资本主义经济的规模急速扩大，将日本从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初步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明治维新使日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用了200年的近代化道路。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亚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日本赶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末班车，成为世界最后一个资本主义强国，也是亚洲唯一的一个资本主义强国。
我们中国很想学习日本，所以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进行了各个方面的研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研究。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中国人永远的兴奋中心。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学习到日本的经验，没有达到日本的发达程度。为什么？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最重要的经验。我不可能否定历史上这么多中国文化精英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研究。我只是想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做一点补充，而且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向外国学习方向转变的结果。
日本是亚洲国家，在不知道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几千年时间里，中国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所以，中国一直是日本学习的榜样。在这千年的学习时间里，日本一直没有达到或超过中国的水平。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向对东方的扩张。使日本发现西方资本主义是比中国封建主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于是，放弃对中国的学习，转而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中国是日本千年的学习榜样，连日本的文字的都采用了中国文字，可见中国对日本影响的深刻程度。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能够改变学习的方向，这才是真正的奇迹。日本明治维新的事实，说明了我们前面所讲的道理。一个国家只是跟在别人后面学习是不可能强大起来的，可是，一但接受了最先进的思想，立刻就会使国家的命运发生本质的变化。日本在学习中国的封建制度时是“凤尾”，转而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时变成了“鸡头”。
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是落后的封建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威胁。为摆脱屈辱的地位和实现富国强兵，日本于1868年推行了明治维新，中国则在1898年实行了戊戍变法。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把日本带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门槛，成了亚洲的强国，并欲与欧美列强争一高下。而戊戍变法却在短短的103天里夭折了，中国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并最终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没有像日本一样成功地学习西方而变成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但是，只过了短短的一个半世纪，中国人就忍痛割爱，放弃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转而学习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并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就击败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社会主义大国。当中国人在朝鲜三八线挡住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时候，全世界的惊奇绝不亚于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态度。
因为转变学习方向，因为学习最先进的知识而获得成功——在这一点上，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相同的。如果我们一直对日本明治维新羡慕不已，对自己没有赶上资本主义末班车而遗憾的话，那可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上做了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样的事情。现在，当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心理平衡了。当然，这两件事在内容和结果上是不一样的。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
六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巨变，是20世纪后期人类社会发生的最重大历史事件。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国家正处在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转变的过程中。苏联70多年和东欧国家4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人类探索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财富。全面和系统地搜集苏联兴亡的历史资料，深入和科学地分析引起这场巨变的深层次原因，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新鲜材料，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推向新境界，保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这是历史赋予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一项光荣而又神圣的任务。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国家正处在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转变的过程中。尽管这些国家的改革道路和目标模式同中国不同，但是，由于我国同这些国家过去曾经有过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所以这些国家演变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因此，追踪研究这些国家改革和发展进程，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这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又一项重要的历史任务。
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现在好像已经有了大致相同的认识。这就是：从外部来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确地运用了政治、军事压迫，经济封锁，信息宣传和间谍颠覆等手段。从内部来讲，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错误地运用了独裁专制等管理手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上闭关自守丧失活力，生活水平日渐下降而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
我认为这些分析不能说不对，但是，这些分析重点放在了“人”的因素方面。没有考虑到物质的客观的因素。这样的分析偏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精神的原则。在物质决定精神的原则中有一条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现在讨论的问题中可以说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关”。如：原始社会与狩猎和采摘式“生产”相关；奴隶社会与畜牧和原始农业相关；封建社会与农业相关；资本主义社会与大机器工业相关。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问：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应该与什么样的生产方式相关呢？因为受信息量的限制，我没有发现有什么人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人们在潜意识里是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与大机器工业相关的。这个思想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口号中。现代化是指大机器工业生产，这个基础不用变，我们只要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改变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就建立起来了。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在同一个大机器生产的经济基础上可以建立两种社会制度。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有一个是不对的。用不着讨论就可以知道，是“社会主义与大机器工业生产相关”这一条不对了。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比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关系，应该建立在一种比大机器工业更先进的经济基础之上。
    过去我们说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必须要出现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看来有点不对了。自马克思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在不断地发展。这表明现在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大机器工业的生产力是很适应的。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阻碍作用，应该不是阻碍现在这个大机器工业生产，而是阻碍了另一个新的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过去我们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代来解放，现在看来，这个概念很模糊，这个被解放的生产力应该不是现在大家知道的这个大机器工业生产，而是另一个新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确实遇到了困难。现在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个是维持大机器工业生产，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之适应大机器工业生产，这就是向资本主义倒退。这就使苏联和东欧所走的道路。另一条道路是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经济基础以适应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我认为，这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解决目前困难的出路。马克思主义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好像是说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上层建筑。但是，马克思主义又说，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这就是辩证法。现在，我们虽然没有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生产力，但是，我们可以利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促进相应的先进生产力的出现。

杨鸿智

七  现代与后现代
现在的问题就是要知道什么是比大机器工业生产更先进的生产力。这个新的生产力就是以系统论为内容的后现代科学。
如果简单地说，“现代”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最早对现代化提出异意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由于他们是在资本主义早期提出的批评，所以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大工业生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激发了发达国家人民的反抗。在法国发生了1968年的学生罢课和工人罢工，在美国出现了与现存社会主流格格不入的嬉皮士运动。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缺点的一种反思。意大利罗马俱乐部的出现，把这种反思引入科学界。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家指出机械论的生产技术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将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机证明了这个思想的正确性，并使后现代主义思想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思想。这也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进入后现代社会。因为同样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所以，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样，后现代主义就将马克思主义看做自己的鼻祖。
当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家认定机械论的科学技术是人类目前所遇到的困难的原因之后，就想到要寻找一种比机械论科学技术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当人们这样去寻找的时候发现，原来这样的科学技术已经存在了。这就是系统论这门科学技术。
20世纪的一百年，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始，接着又出现了量子论，最后是系统论，这一系列理论，最终表明，人类在认识物质运动方面又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原来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研究的只是简单物质的简单运动，而现在人类发现，除这些运动之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复杂物质的复杂运动，对于这些复杂运动，牛顿物理学已无能为力，必须采用新的系统论的方法进行研究和认识。因为研究的对象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新的科学已与旧的牛顿物理学完全不同了，已发生了新的质的变化，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从相对论开始，自然科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牛顿物理学已经叫做“现代科学”，那么，这个发生在牛顿物理学之后的新阶段就叫做“后现代科学”。这就是说，自然科学并没有到现代科学而止步，而是在现代科学已经充分发展的时候，开始了新的后现代科学阶段。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虽然看到了这些科学的新发展，但把这些算在旧的现代科学的范畴内，没有认识到这些东西已经是新阶段自然科学的表现。造成这些人没有及时看到新阶段开始的错觉的原因还有，就是旧的现代科学并未到19世纪末结束，而是在20世纪中继续存在和发展，当然，基本理论已经没有大的成果出现，而只是原有科学理论向实用技术的转化，如无线电、电子技术、原子核技术、基因技术等。20世纪是这样的世纪，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向其最后顶峰冲刺，另一方面，后现代科学已经产生并正在完善自己的基本理论，准备着在21世纪转化成技术，展现在社会大众面前。
八  机械论与系统论
下面对机械论与系统论的内容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虽然这增加了文章的篇幅，但是不这样，就会影响读者对系统论重要作用的认识。
1 机械论自然科学的方法特点
从某种意义上讲，机械论自然科学可以说是从伽利略开始，到牛顿完成的，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成为机械论自然科学的统一的基础。因此常用牛顿力学，或经典力学作为机械论自然科学的代表。机械论自然科学的特点是机械唯物论的思维方法。即：世界是物质的，每种物质都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特殊的规律，这些规律都是可以认识的。人类认识物质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即任何一个复杂的大的物体都可以分解成简单的小的物体。认识了简单的小的物体的运动规律，再将这些规律综合起来就可以解释复杂的大物体的运动。这样就得出了机械论自然科学的两条基本的原理，或称为思想方法，第一个称为“决定论”，即任何事物肯定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如果你还没有得到，你只要再继续寻找。第二个是“还原论”。即大的事物可以分解成小的事物，并可以用小的事物来说明大的事物。
非机械论物理学的开端
20世纪刚开始，爱因斯坦就以其相对论打破了牛顿机械论的一统天下。开创了非机械论自然科学的新时代。牛顿力学有一个不变的参照物，就是地球，或地球上观察物体运动的人。而任何没有地球或人直接参与的其他物质之间的运动，必须转换成标准参照物的运动，这样才能被我们人类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取消了牛顿力学中这个永恒不变的参照物。不论任何物质之间的相对运动，都可彼此之间互为参照，直接进行计算。同时爱因斯坦还提出了光速不变和光的波粒两重性原理。粒子运动是间断的，波，物质运动是连续的，在牛顿经典力学中这两种运动属于完全对立的两种形式，是不可能有同一个物质中存在的。而爱因斯坦发现了光的波粒两重性，即光子运动既有粒子性，又有波动性，不能确定光子只有哪一种运动特性。在这之后，是量子力学的发展。量子力学是研究微观粒子的高速运动的。他们在研究中发现牛顿经典力学完全不适用于微观粒子的高速运动。他们发明了统计理论和概率论。因为在微观领域中的高速运动，无法确定物质粒子的确定位置。只能有一个统计的概率。并将这个发现总结成一个叫做“测不准原理”的理论。即对于微观高速运动的基本粒子，当你准确测量其速度时，空间位置即不能确定。而当你准确测量其空间位置时，其速度又不能确定。（电子云）以上两项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彻底否定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决定论。动摇了人们对经典力学的迷信和崇拜，为自然科学在20世纪的发展和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3 老三论
20世纪自然科学的第一件大事是相对论和量子论的诞生。20世纪第二件大事是老三论的诞生。这老三论是指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些理论告诉我们，物质世界有简单物质和复杂物质的区别。复杂物质是由许多简单物质组成的。这些简单物质之间，即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作用的产物称为信息。因此信息具有能量，可以与物质相互转化。这些相互作用的综合功能，大于各组成部分的功能的简单相加。这样的复杂物体被称为系统。系统的特点就是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系统的存在依赖于子系统相互作用的平衡。平衡的调节称为控制。控制以反馈的方式进行。这就是老三论的基本内容。老三论的意义就在于发现了复杂系统的存在这个事实，并发现系统的功能与子系统的功能不同，系统功能大于子系统功能之和，不能简单地用子系统的规律来说明大系统。这就彻底否定了近代自然科学的还原论原理。因为近代自然科学的两个基本原理不能存在，现代自然科学存在的历史也就到此结束，并开始向后现代自然科学转化。
4 系统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经典系统理论是对系统论的静态描述，主要在于起到“发现系统存在”的作用。因此实用意义不大。第二个阶段即进入对系统的运动进行认识。这个阶段主要是对一个系统处在相对稳定时期，量变运动的认识。主要介绍两个理论，一个是“耗散结构理论”，另一个是“混沌论”。
①耗散结构理论
在经典力学中有一个热力学第一定律，即能量守恒定律。指出在一个封闭系统内热与功的转换守恒。按照这个思路，研究人员研究了在孤立系统中热力学的规律。这时发现系统的熵趋于无穷大。这就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熵是指热的散失。最大熵，就是最大热量散失。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孤立系统，如一杯热水最终会变成冷水，不能再作功。腐烂的尸体，最终化成腐土。在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后，人们又发现了一个现象，有一些系统，这些系统的熵并不趋向无穷大。系统能保持处在远离平衡点的位置上长时期不改变。比如生命系统。研究发现，这些系统在向环境散发热量的同时，能够从环境中吸收自己需要的物质和能量，补充自己热量的散失，因而可以在开放散热的同时保持熵不增加，研究人员给这样的开放系统称作：“耗散结构”。耗散结构揭示出一个开放系统得以存在的条件。
②混沌论
研究发现系统永远处于一种运动状态，这个运动有一个确定的宏观边界，这个边界不是一条线，不是一个数值，而是有一个上限，有一个下限。而且上下限之间范围相当宽广。这样一来就造成一种现象，系统运动，从宏观上总体上来看，运动是稳定的，不会超出上下限的范围。然而在局部，微观处具体研究运动的状态时，系统状态可在上下限范围内任一时空范围内变化，形成一种无法预测、无法计算的“混乱”局面。这种混乱是在全局稳定前提下的局部的混乱。不是真正的完全无条件的混乱。因此科学家选择了“混沌”来命名它。以便与真正的混乱相区别。研究认识到系统这种大范围内摆动，是因系统内部多种子系统之间不断的复杂的多变的相互作用造成的。这种摆动，科学家称为涨落，它使系统具有可变的功能状态，以适应系统所在环境的改变，没有这种适应能力，系统即不能在变化的环境中存在。
5 系统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复杂系统理论
混沌论研究的是系统在相对稳定时自身内部的运动状态。然而经典系统论就已经指出，系统是由多个层次的子系统组成。那么低层次的子系统是如何逐渐上升到高层次呢？或一个系统如何转化成本质不同的另一个系统呢？这种层次之间的转化，系统之间的转化问题，就是系统论第三个阶段研究的对象。
研究的结果：只要给系统中某个子系统不断供给充足的物质和能量，这些能量积累足够大，超过了系统平衡控制的能力时，那么这个系统的量变会超出原系统的组织框架，在一个新的水平上建立一个新的结构。与此同时，引发量变增长的能量被消耗，新结构在这个新的水平上建立起自己的稳定平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量变引起质变。
研究的第二个结果是，发现了在质变过程中，当一个子系统作为量变的主体，发生正反馈时，其他周围相关子系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相应发生各自的正反馈，以协同或制约那个首先发生正反馈量变的子系统。并最终使系统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一个新的平衡。这就表明，量变由一个子系统正反馈开始，但并不是这一个子系统自己在变化，而是很快系统中所有子系统都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参加到变化中来。使系统形成一片“混乱”的局面。但是，正是这一片混乱，正是多个子系统也发生了变化，才使系统得以在新的水平上达成新的平衡而使系统继续存在。否则，如果系统中只有一个系统在变化，其他子系统无变化，那么这个系统将失去平衡而趋于死亡。
研究的第三个成果是发现，在质变发生前出现一个短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系统的平衡控制明显减弱，子系统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建立自己的新结构。因此，人们认为，中枢的减弱是有利于质变，有利于新结构的产生，因而也成为人们控制系统，促使系统向新结构改变的重要手段。研究者们认为，在冲破了原系统的控制，又没有建立新的控制之间的这个中间阶段，正是新结构诞生的地方。新结构的诞生过程，往往表现出自缔合、自组织、自适应的复杂性质。这些特性正是我们熟悉的生命系统的特性，因此，研究者认为 ，这个阶段也正是生命诞生的地方。因为这个阶段正处在原结构（原来的混沌状态）已经失控，新结构（新的混沌状态）尚未产生，所以研究者们将这个阶段称为“混沌的边缘”。他们认为一切复杂系统结构，都是诞生于秩序（新混沌）与混沌（旧结构、旧混沌态）的边缘。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理论仍处于研究阶段，由于它是这样新，内容又很多，以至于研究者自己还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概念来表明这门学科的名称，现在大家约定，暂时用“复杂”来命名。我国学者以钱学森为首，将这门科学称之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或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并最终简称为“复杂系统”。

杨鸿智

九  系统论与辩证法
系统理论的第一个重要意义，标志着自然科学完成了现代自然科学向后现代自然科学的转化，标志着后现代自然科学的诞生。二十世纪自然科学是还原论的一统天下，从文艺复兴算起，虽然数百年发展，内容层出不穷，新技术不断涌现，但它的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一直没有改变，即一直是按还原论思想进行研究的。所以摆脱新技术的迷惑之后，我们会发现从科学思想的角度来看，自然科学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科学仍处在现代自然科学阶段，而系统论的出现是自然科学研究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与某一项技术的出现不同，它具有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影响，它将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开辟一个从来未有的广大天地，并因此带来一大批新的技术成果，而这些成果是在原来还原论思想指导下绝对不可产生的。因此，可以说自然科学将从此结束现代阶段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时间上即可称为后现代自然科学阶段。现代二字早就有人在用，而且一直有人在用，但其实那只是一种时间的概念。我们这里所提出的后现代概念，主要是从科学内含来讲的，这个区别就是：以还原论为指导的科学体系，就叫做现代自然科学，而以系统理论为指导的才称为后现代自然科学。
20世纪整个100年，就是从还原论向系统论的转化过程，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这个转化才刚刚完成。而且还只是在科学研究的核心部门中完成的，目前甚至许多一般的科研人员还没有感觉到这一转变，更不要说广大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一般社会公众了。就这样，20世纪已经结束，21世纪已经开始，所以可以预见21世纪将是系统理论向科研各领域传播渗透，向技术、生产过程渗透的时代。而这种传播和渗透首先是使各科学学科从现代科学上升为后现代科学，其次，科学的质变所带来的一大批新的技术成果，必将大幅度改变人类物质生活的面貌。使社会生活更上一个台阶。
系统理论产生的第二个重要意义，表示着辩证法的回归。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系统理论就是辩证法，系统理论是科研工作中产生的，但它已经上升为对复杂物质认识的一般原理，故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原理，成为一种哲学。而这种哲学与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创立的辩证法哲学是完全相同的。它们不仅内容相同，甚至所用的语言也十分的相似。马克思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在19世纪，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产生的。这个思想一经产生，立即在社会政治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人类社会在20世纪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大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面貌。辩证法是复杂物质运动的根本规律，它不仅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也应该同样适应于自然科学领域。可是，由于19世纪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滞后状态，所积累的材料还不足以对复杂物质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分析综合。因此，在20世纪中表现出辩证法无法介入自然科学的状态。然而，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积累，通过20世纪一百年的努力，自然科学家终于在自己的领地里再次地发现了辩证法，只是由于行业的区别和时间的区别，这次采用的是系统论的名称，并使用的是自然科学的语言。当然这并不影响其与辩证法的本质的一致性。与社会领域中辩证法在20世纪在人类社会政治领域所起的作用相类比，我们将会预见到系统理论在21世纪在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领域中所起到的作用。它将大幅度改变人类的物质生活，其改变程度也许我们现在还无法设想。
与辩证法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回归相适应，最近为配合世纪之交各种庆祝活动，欧美发达国家在电脑互联网上进行一项活动，评选人类2000年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也许出乎我们的意料，在欧美资本主义世界，选出的这个人竟是马克思·这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预告。21世纪将是辩证法在人类社会再次显示其威力的时候。为了不使我们在21世纪不再落在西方的后面，我们现在应该更重视辩证法的学习，这是不言而喻的。
十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现在，我国党中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号召已经深入人心。但是，许多人没有想到，在“科学”这两个字里还有这么多问题。科学有两种，一个是机械论科学，另一个是系统论科学。机械论科学是现代大机器工业的基础，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系统论科学是后现代知识经济的基础，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所以，在我们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还必须明确是哪一个科学，如果按照传统概念，很可能选择了现代机械论科学，那么，我们只能步资本主义后尘，很难超越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强国的理想了。
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科学，这些概念目前在我国科学界和学术界还是比较陌生的，我们现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使我们的研究人员尽快明确认识到自然科学已经发生的这些变化，并尽快投入到后现代科学的研究开发之中去。问题是十分明显的，既然现在自然科学已经有两种体系，一种是落后的现代科学，另一种是先进的后现代科学，我们怎么能仍旧麻木地继续呆在现代科学之中而不去追求后现代科学呢？同样的道理，在人才的培养方面，我们也应该开始着手培养后现代科学人才。当然，现代科学人才还是要培养， 因为当前的许多现实工作还需要现代科学人才。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是战术措施。而培养后现代人才是为了把现代大机器工业生产推向新的知识经济的生产，这是战略措施。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阶段是不可超越的。现代大机器工业发展阶段这一课我们还是要补的，这个阶段还要走，但是我们心里要明确，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后现代的知识经济。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培养后现代科学人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适当时候及时地从现代大机器工业生产转向后现代知识经济生产。
对于后现代科学问题没有什么神秘的道理，关键是“知道”还是“不知道”。现在，大多数人不知道，这没有什么关系，这很正常，只要学习、知道了就行了。重要的是不要因为自己不知道就立刻反对。
    我国有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那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我们还有一百多年受侵略压迫的屈辱历史，这是我们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伤痛。后现代科学的出现给我们一个机遇，使我们有可能赶上或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让我们珍惜这个机遇，为这一天的到来而努力工作。
《生物通-科研社区>综合论坛》上的网友yh2005：向我发出问题：“中国科技落后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减少而是增多。杨鸿智老师你说说这是什么道理。”我想，这个网友看了上面的文章应该得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