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传道解惑第一人——读《思考中医》

gonmai

以其昏昏，误己误人、误国误民

dmydxyaf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南阳布衣

闪耀着华夏文化和传统中医的智慧之光和无穷魅力，
乃当代正本清源、光复中医的理论巨著
————果是好书，在书店见过几次，可懒得翻，如果十年后还能见到，将读之

luoyu520

中医需要明星，如刘力红

luoyu520

有几个用好经方的？重视内难的？

杏林童子

未曾拜读，不知内容如何，不敢妄加评论！

feikunxue

刘力红的那本书真好,精辟啊

DSAASD

别吹奉刘先生了,当你看到书中的论断,你就能知道刘先生是多肤浅.
实践不足!!!!!!!!!1

loushaokun

刘力红著《思考中医》有好多正本清源的妙笔，也存在不少不应该出现的硬伤。赵洪均先生的文章犀利，但有失厚道。 陕西中医学院邢玉瑞 先生的文章客观公正。
(附邢玉瑞文章）道法自然——关于思考中医的思考之一      　　
近日认真拜读了刘力红教授的《思考中医》，可谓感慨良多，喜忧参半。一方面刘教授对中医学的坚信、对中医经典的体悟与精辟见解、临床经验的丰富、思维之活跃等确实值得赞赏，在许多方面本人自愧不如；另一方面，其在理论阐述过程中的缺陷也十分明显，甚至会造成对后学者的误导，又不得不予以反思。本人虽学识浅薄，但期望能抛砖引玉，以引起同道的争鸣，促进中医学术的健康发展。
　　“道法自然”是老子提出的著名命题，其中“自然”是指自己如此、自然而然。老子把“自然”视为“道”的内在法则，根本存在方式，肯定“道”的本性是纯任自然，强调宇宙和世界是完全按照自然而然的法则、自己如此的方式存在和活动的，并把自然与无为联系起来，认为无为而自然；把自然与人为对立起来，认为任何人为都是对自然的破环。因此，老子对人的最大要求就是顺应自然，所谓“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即人道应同天道一样，顺乎万物之自然，遵从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道”与“时”又相互渗透，相互包含。“道”的基本涵义为道路，又作为表示规律、法则的概念，古人把规律与道路联系起来，意谓规律有如必须循蹈的道路，其作用的发挥是一个由此及彼的时间过程。《素问•天元纪大论》说：“至数之机，迫迮以微，其来可见，其往可追。”“至数之机”即指道或规律发挥的玄妙作用；“其来可见，其往可追”，则在肯定世界可以认识的同时，表明道或规律要通过一个有来有去的时间序列显示出来。由此可见，“道”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的时间序列，而时序又蕴涵着人们必须遵循的“道”。正由于如此，中国古代各家哲学都十分重视时间要素，强调要审时、趋时。突出时间要素，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共有特征。
　　《思考中医》的副标题为“对自然与生命的时间解读”，认为与西方文化里的时更多数学意义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则更多地注重物理的内涵，一谈到时，太阳的运动位置就在这里了，日地关系就在这里了，阴阳的关系就在这里了，气就在这里了。从时的这一内涵来切入，那么，传统中医实际上是一门真正的时间医学，或者称时相医学。《老子》25章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把中医放到天地里，放到自然里，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种思想可以说是《思考中医》的基调，贯穿于全书的始终，有些地方不乏精妙的理解和应用。如对太阳病欲解时和治法的阐释，认为太阳病欲解的巳、午、未三个时相的要义，一个正值阳出于表，一个正是火热朝天，一个是开机旺盛。其中第一要义正好对治表病，第二要义正好对治寒病，第三要义正好对治开机障碍。麻黄汤气温热、性开发，服后身暖汗出，仿佛置身于夏日的火热之中，具有夏日时相的作用，麻黄汤就是用药物打造了一个巳、午、未时相。上述认识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而言，虽然并未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但却无疑抓住了中医思维之精髓。
　　中医时间医学理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以及相关的天文历法知识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天人合一观与气、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观的基本内涵之一是人与天地自然同道，而天道循环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况且道也要通过一个有来有往的时间序列来显示，因此，人体生命活动要与天道同步，而呈现出周期性的时间变化结构。气作为中国古代哲学逻辑结构的最高范畴，是宇宙的本原或本体，其根本属性之一就是“气化”，即气的运动变化，阴阳二气的升降交感、氤氲合和，五行之气的交互作用，产生了宇宙万物并推动着它们的发展变化，而且宇宙万物作为一个恒常不息的变化整体，具有类似于生命机体那样生生不息、化育流行的特定功能。阴阳的本义源自于对日光的观察，而太阳的运行又是古人划分时间的最早标志。《易传•系辞上》说：“阴阳之义配日月。”《管子•乘马》则云：“春夏秋冬，阴阳之更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变化也。”说明时间是阴阳二气运动的阶段、节奏和持续性。五行之核心为四时，春属木，为东；夏属火，为南；长夏属土，为中；秋属金，为西；冬属水，为北。四时递嬗，统领五方，实现五行生克。万物归类五行，也是依其与四时相应相动的关系而定。可见在五行宇宙理论体系和五行系统模型中，蕴涵着时间节律的思想。
　　因此，在天人合一观和气、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建构的中医学理论，自然十分重视时间因素。所以有学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文化是时间文化，西方文化是空间文化。中医学是时间医学，西医学是空间医学。中医无论在生理病理还是在临床治疗上，着重把人身看作一个时间流程，这也就决定了中医学必定以自然活着的人身整体为认识对象，因为时间不能切割。当然，中医有关时间医学的认识，大多属于外源式的，是将医学之外的学科中某些既成的概念、命题和理论，通过演绎推理或类比推理的方式引入到医学中的，因而未必完全符合人体生命活动的实际，许多问题还需要用科学理性精神加以分析，特别是需要通过临床实践或实验加以验证。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道法自然”，并不是完全效法自然界。即使在西方古代哲学思想中，“自然”也并不指称自然界，亚里士多德即认为，“自然”是指事物自身固有的是其所是的根据和自身活动的内部根源，或者说指事物自身所具有的本性。把自然等同于自然界，可以说是现代人的现代意识。把自然等同于自然界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很容易陷入西汉董仲舒所提倡的天人相应论的泥潭。如《思考中医》在论及太阴病纲要时认为，由于人类的盲目开垦，以及现代农业的影响，土地大量的荒漠化和板结，失去了坤柔之性，而天人相应、相感，乾男、坤女，影响于女性的衣着，则为短袖短裙，甚至还穿背心，反正能露的都要露出来，不能露的，也要让你依稀可见。又如其论萎缩性胃炎的发病率增高，认为胃为阳土，那么，胃体表面的黏膜、腺体也应该具有土的坤柔之性；现在有太多的因素影响这个坤柔，而且基本建设的不断扩大，又使坤土的有效面积不断“萎缩”。人禀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这样一些自然的变化影响到人体，就会导致萎缩性胃炎的发病越来越多。如此推论不用说缺乏科学理性精神，恐怕现代人从一般常识上也难以接受。

医者意也——关于《思考中医》的思考之二
　　
《思考中医》开篇即谈论中医学习的问题，其中突出了直觉在中医学习和临床实践中的重要意义。首先，在论述中医理论的合理性时，提出中医理论的建构借助于內证实验，而内证实验则要依赖于直觉，或者说本身就是一种直觉；中医理论的应用，则完全是一个领悟和运用技巧的问题，应用的好坏，就看我们对中医理论的领悟如何。其次，通过对现代中医教育的反思，强调了师徒相授在中医学术传承中的重要性，认为中医这门特有的学问，没有现代科学那样的通透性，特别是在技术的应用上，它不是通过中介来实现的，而必须靠我们这个主体自身去用功，即关键在于主体自身的经验与领悟。第三，提出搞好中医这门学问的有效方法，是依靠经典。自古医家出经典，读经可以开智，经典的东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学好经典的基本条件之一乃是直觉。
　　对直觉的反复强调，不由得使人联想起“医者，意也”这一中医名言。虽然古今医家对这一名言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其中蕴涵着直觉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因素，则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如清代许宣治《怡堂散记•又病制方》说：“医者，意也。临证要会意，制方要有法，法从理生，意随时变，用古而不为古泥，是真能用古者。”孟庆云则认为：“医者意也”是古代医家对引发创新意识的概括。医生在临证时，当病人的病证无规范可循，或虽有规范其病情又不尽适合，在此情况下就要发挥医生的悟性，在体察精奥、覃思熟虑之后，突破思维定势，“由意达物”，打破常规，以理法的创新和方药的活用出奇制胜，获得疗效。同时很有见地地指出：“以‘医者意也’为主流的医学，是经验医学的特征之一。”
　　直觉思维是以现实中人的具体感性为中心的感性领悟方式，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联系做出迅速的识别，敏锐的洞察，直接的领悟和具体的判断的一种思维方法。它不具有严格和精确的逻辑模式，但依赖各种思维手段的巧妙组合，是在人的下意识或潜意识思维水平上瞬间实现的大量逻辑思维手段和以往社会及个人的所知的高度浓缩和凝聚，其特点在于它的敏锐性、瞬间性、洞察性与不确定性。
　　直觉思维以感觉经验作为基础，与经验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直觉乃是“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因此直觉思维处于整个经验思维的尾部和终点，它的发展必然以经验的累积与发展作为前提，并且也只能是经验思维发展的逻辑结果。同时直觉思维又是经验思维的高级形式，是经验思维发展到极致的表现及由经验向理论飞跃的一条重要途径。所以说，一个成熟的或高水平的经验思维必然也会伴随或包含一个成熟的或高水平的直觉形式。
　　中医学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甚至相当完整、系统，但其理论并未完全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医学的发展并未摆脱经验方法，实践中主要还是靠经验的引导摸索，理论面对实践缺乏积极的能动作用，理论的发展缺乏内在的加速机制，仍然依赖经验来驱动，时至今日，仍然有大量的医案著作及病例总结论文发表即是明证。同时，对经验的理论解释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概念往往不够确切或确定，使经验的传达所借助的理论媒介作用有限，常常造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现象，非亲身体验则不能掌握。因此，中医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的实践特征和经验特征，强调个人的实践和经验，以便在个人的亲身实践中求知。由此又可联想到《庄子•天道篇》所讲“斫轮”的故事，大意是说轮人扁在其一生斫轮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体会到许多真实道理，比如斫轮既不能太慢，又不能太快，不徐不疾，恰到好处，如此，斫其轮来，方能“得心应手”，随其所至而成方圆。但是，这种知识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因为这是在个人的实践经验中体会出来的，仅仅属于他个人，只能得之于心而不能言之于口，只能应之于手而不能传之于人。这说明真正的知识和技巧只能在个人的实践经验中去体会，不能用一般的理论语言去表达。这中间虽“有数存焉”，即存在规律性，但只能凝结在个人具体经验中，不能形成抽象的一般理论。这一故事所说明的道理，似乎正好说明了中医学的某些特质，即实践经验思维及其在此基础上的直觉。陈修园《医学心传》的一段文字正与此相呼应：“仲景之方法，犹规矩也，有方外之方，法外之法。其中奥旨，可以意会，难以言传。贵能越于规矩之外，不离规矩之中，云为神妙。”中医学史上，以“心悟”和“心法”命名的医学著作层出不穷，也证明了这一点。由此也导致与其它学科相比，中医人才成材时间较长，临床医师大多需经过较长时间的临床实践经验积累才能成为名家；强调师徒授受在学术传承中的重要价值，时至今日，国家及各省中医药管理局仍在积极推行师带徒的名医培养模式，尽管不少地方念歪了经，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
　　中医理论及其思维方式的上述特点，决定了传统文化的熏陶、经典的启迪、经验的积累以及师徒的传承授受，就成了成就一代名医的必要条件。由此反思现代中医教育，那种完全照搬西医院校的教育模式，全然不考虑中医药学学科特点的教育方式，看来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另外，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而言，中医药不仅是保障我国人民健康的必备战略资源，而且是中国文化的最好载体，对我国成为文化与科学输出大国以及提升我国“软实力”都有着重要的战略影响。因此，中医学的现代发展，绝不是用当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取代传统中医学的理论和方法，而是要坚持全面而系统地继承传统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寻找传统中医学中具有现代意义和价值的理论和方法，以此作为中医学理论现代发展的生长点，促进中医学理论全面的现代发展，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道路。所以，中医教育要按照中医药学学科自身的特点，顺应国家战略发展的要求，从本质上进行改革，诚如有些学者所呼吁的，再也不能培养那些不中不西，不会看病，甚至连中医思维方式都不具备的学士、硕士、博士了。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医者，意也”的思维方式所不可避免的缺陷。吴鞠通在《医医病书•医字论》中早已指出：“古云：医者，意也。不通之至。医岂可以意而为之哉？凡有巧思者，艺也，非意也。”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把临床过程和疗效寄望于医生的“意”，虽然直觉的本质是对事物一般原理的领悟，具有创新作用，但这种认识方法又具有或然性、笼统模糊性、臆测性，缺乏精确性。如根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五味相胜理论，有人受“酸胜甘”的启迪，用酸味的药物治疗糖尿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它味之相胜关系，也可直接用于相关病症的治疗。又如按五行理论，肾其臭为腐，由此推论凡腐烂一类性质的病变都与肾有关，甚或用棺木底板上长出的东西（因其腐臭无比）与一些草药相配煎汤外洗治疗骨癌疼痛，我们暂且不论其疗效的确定性如何，但这样的“以意用药”明显是或然性的，因为腐臭的东西并不能普遍用于中医肾病的治疗。因此，直觉的结论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和理性的分析，否则只会造成谬误。早在宋代，苏轼《东坡志林》中对“医者以意用药”已提出反驳：“欧阳文中公尚言：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舵牙为舵工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茯神之流，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及故竹扇为末服之。’文中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予因谓公：‘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食比干之馂馀，可以已佞；舐樊哙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苏轼所反驳的这样一些用例，无疑带有明显的原始思维的痕迹。
取象比类—— 关于《思考中医》的思考之三    　
　
取象比类，是指在观察事物获得直接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客观世界具体的形象及其象征性符号进行表述，依靠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方法进行思维，反映事物普遍联系及其规律性的一种思维方法。取象比类既可借助于自然界日常见闻的物象，也可借用卦象、爻象、太极等意象以明理。取象比类的方式，大致可以概括为观物取象、据象类比、据象类推和据象比附的几个层次。
　　中医理论的建构以“天人合一”观为其前提，无论是阐发基础理论，还是认识具体或使用方剂药物，历代医家都大量借用取象比类的方法，或通过取象比类以求新知，或通过取象比类以论证说理。《思考中医》也不例外，更是大量地采用了取象比类的方法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
　　取象比类的大量应用，不仅增强了《思考中医》论证的说服力，同时也增强了其趣味性和可读性，其中许多地方可以说不乏妙论。如将《素问•阴阳离合论》开合枢理论与六经辨证相结合，以论述六经病变的病机与治疗，指出枢机主管开合，因而枢机的病变往往也要从开合上看。另一方面，就三阳经病证而言，枢机影响到开的一面，其病变就表现在太阳里，影响到合的一面，其病变就表现在阳明里。所以，临床上见到许多太阳、阳明的病变，若从本经治疗效果不理想，这个时候如果调机枢，往往就迎刃而解。又如从六经气化的角度而论，太阳属寒水，从水的循环角度理解太阳病，麻黄汤与桂枝汤所治为水的蒸腾上升过程障碍，地气不能上为云，所以用发汗之法；五苓散所治则为水的下降过程障碍，水气不能由云变为雨下降，所以用通阳化气利水之法；它如大青龙、小青龙、越婢汤等方都是在讲水。所以说，治太阳就是治水。此可谓独具匠心。另外，刘力红教授也借用许多卦象以说理，从思维方法而言，是一种取意象思维的方法，但卦象也是对物象的一种象征，最终还要通过物象来说理。
　　取象比类与形式逻辑的类比推理十分相似，都是一种或然性推理，但取象比类有较强的主观臆测性。这种缺陷在《思考中医》中得到了充分反映，牵强附会的比附实在太多。如将24节气与人体相类比，四肢应四时，每一肢有六个关节面，正好应“六气为一时”，四肢12个大关节24面，其中一个面与节气相应，一个面与中气相应，并以天气变化对关节疾病的影响作为佐证。岂不知节气的变化不仅影响关节病变，也会影响到其他系统疾病，使之表现出一定的时间性特点。又如对伤寒偏重于足的解释，认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是直立动物，是沿经线走的，禀受的天气最多，而天象头，所以人的头脑最发达；其它动物禀受地气最多，而地象足，所以跑得快。而在人的十二经脉中，只有足经能连接上下，贯穿南北，才能真正地代表经线，所以《内经》、《伤寒论》在谈六经辨证时都是举出足经为代表。那么，奇经八脉也属经脉类，督脉、任脉、冲脉等也连接上下，贯穿南北，又当作何解释？一个土气很弱的病人，用补土的药治疗老是不好，是因为病人老穿一身青色的衣服，青色伐土。以此推论，如果病人穿上黄色衣服，那么不用药物治疗就可自愈吗？再如据称《参考消息》报道美国在海湾战争时期，用活鸡预防伊拉克的毒气弹，因为鸡对有毒气体的敏感性远远超过其他一切动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鸡属酉，酉位西方，肺亦属西方，开窍于鼻，而嗅觉是由鼻来主管的，这就造成了鸡的嗅觉与众不同。这里我们暂且不管有关说法是否真实（毕竟没有说明具体的资料来源），也不论十二生肖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就按刘力红教授的推理方法，恐怕也难以自圆其说。因为众所周知，狗的嗅觉是十分灵敏的，而狗属戌，戌属中央土，与脾相配属，脾开窍于口，主管味觉而不是嗅觉；猴属申，则与鸡同属西方，与肺相配属，猴的嗅觉又为什么不如狗？它如马属午，午位南方，属火属心，乳为血所化，心又主血脉，所以马乳就与血脉有特别的亲和力，能够治疗血管病变；或将肺为水之上源与长江、黄河的源头在我国西部地区相类比等，均属牵强的取象比附。
　　类比推理要求类比中的共有或共缺属性应该是本质属性，类比对象的共有或共缺属性与类比结论之间应有本质的或必然的联系，而且类比依据的相似性质或关系越多，则类比结论的可靠性就越高。上述条件也应该适用于取象比类，否则就会犯机械类比的错误。如《思考中医》为了说明中医经典理论的不滞后，以艺术史上的一些现象为例证，诗词、音乐、绘画，并非现代的就是最好的。医学虽说是一个多学科、跨层次的立体系统，是人类发展史上自然科学、心理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发展的综合产物，中医学更多的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但中医学毕竟还是偏重于自然科学，而不是一门艺术。所以将中医经典理论与艺术史上的优秀作品相类比，无疑是犯了把两类性质根本不同、没有本质联系、只是表面上相似的对象进行类比的逻辑错误。
　　在中医学中，取象比类有推导与说理的不同。前者是通过取象比类从已知推导出未知，目的和结果是求得新的知识；后者则是为了论证已有的，来自实践的认识，目的和结果是彰明这些认识，并使之深化和广为接受。在中医学术史上，似乎历代医家运用取象比类于比喻说理、论证阐发的，要远较借之以推导演绎、寻求新知的为多。古代医家常将药物的功效与药物的形色联系在一起进行类比，如认为肺在色为白，白色入肺，故白色的百部、白前、百合等入肺经，治肺疾；肾在色为黑，故黑色的芝麻能补肾。《思考中医》也循此思路以论证豆能补脑，根据《素问•金匮真言论》所述，肾之谷为豆，其臭为腐。豆的外形简直是肾的缩小，发酵以后的豆，对肾的作用更大，肾主骨生髓，髓通于脑。这就从中医经典的角度印证了日本学者春山茂雄的有关研究结果。其实这里应用取象比类说理，恰好是将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与对这些结论的主观比喻解释混为一谈。因为就药物的功效与形色的关系而言，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但这些药物有治肺补肾之效，却并非杜撰的无稽之谈，而是可信的经验认识。之所以造成这种矛盾现象，是因为其结论来自于医学实践，而不是逻辑推导，故其可靠性并不以类比的荒谬与否为转移。
　　《周易•乾•文言》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时代在发展，人类的认识水平也在与时俱进。所以，对古代的认识以及思维方式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应该看到，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并不能对事物作深入本质的微观思维分析和理论科学发掘。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形成的古典自然科学，最多达到经验科学知识的水平也就不言而喻了；同时，这种思维方式也是阻碍古典自然科学向近代实证科学转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战国时已发现磁石引铁现象，汉代已掌握了人工磁化方法，到宋代沈括又发现磁偏角现象，并开始制作罗盘用于航海。但用取象思维的方法，则难以从本质上加以说明。所以，沈括尽管发现“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的磁偏角现象，但认为它们“犹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稍后的寇宗奭试图做出解释，也只是用五行历法方位说与易学的万物交感论解释为磁石偏东南“盖丙为大火，庚辛金受其制”和“物理相感耳”而已。迄至明清，我国古典天文地理与力学始终未能解开这个谜，没有发展出近代的磁力学。
　　取象比类给中医学带来了表象性、整体性、模糊性等特点，即使像阴阳这样抽象程度较高的概念，也会直接引起一系列形象性的联想。而且，由于“象”的无限制的推类，造成科学认识局限于猜测性的思辨和表象观察描述相结合的水平，而不是沿着以经验材料为基础的实证分析的方向发展，从而使中医学一方面理论思维玄虚，用几个包容量极大、可做多方面领悟、解释的基本概念包罗万象地来说明一切；另一方面，对临床及药物等各种现象的观察细致入微，并有详尽的原始记录，然而却不能通过这些大量的经验材料，经过归纳整理，总结出具有可重复性、可比性和可检验性的定律、命题，进而构成具有逻辑结构的理论来，科学实践、认识停留在感官直观观察表象的水平上，大量的经验材料往往被比附于先验的形式框架里，而失去了固有的科学事实的特征。总之，对取象比类应该采用辩证的、历史的态度来看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小白

看过他的这本书,受益非浅! 现在的中医院哪叫中医院?我在南京最大的中医院实习,深有感触,颇为中医的前途担忧啊,中医的学校,医院现在根本办不出中医的特色,失其厚味,失其淳性,这样下去中医如何振兴。《黄帝内经》、《伤寒论》我们学校（NJUTCM）就是当选修课！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