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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益中医

传统医学现代化——以实证为基础，以科学为依归
刘嘉逸
传统医学现代化——以实证为基础，以科学为依归
刘嘉逸 1981
前言
传统医学现代化遭遇的困境
我们没有西方蕴育现代医学的经验：
保守势力的对抗：
观念与作法
─传统医学现代化的心理基础及应走的方向
医学只有一个：
不是「复兴中华文化」：
以科学为根本：
研究与教育：
更多的关怀，更多的参与：

　　近代中国现代化是个痛苦的历程，叶启政先生称其为「难产的」。为什麽会难产﹖中国
现代化遭遇了那些问题﹖这是我们讨论「传统医学现代化」这个题目之前应先了解的。
　　一、现代化不是「西化」，但我们必须承认，现代化的主要经验内涵实则为「西化」，
很多现代化模式我们借重西方社会的经验成果。问题是，当我们本身未曾有过那些经验，现
代化就成为一种硬生生的规范了。传统社会唐突地接受这种「规范」，自然产生某些不适，
这些不适可能大至造成冲突，使我们在「适应」的过程，须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例子就
是「民主政治」，中山先生革命六、七十年後，中国才在台湾一地发展成较像样的民主，而
这也是我们自己经过一段不算短、不算平稳的经验後才建议完成的。
　　二、第二个问题是来自传统社会的反对力量。「传统主义」属之，传统主义可以梁漱溟
为代表，他认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根本是走的两条不能相交的路，一切欧化、俄化的努
力，徒然为中国带来纷扰、混乱，终必失败。中国民族要自救，必须先有民族精神的自觉，
走它原来自己的路。」（韦政通，巨变与传统，中国论坛5卷12期）
　　传统主义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是一种抗拒的力量，但我个人觉得，它扮演「缓和」的角
色或许比「阻碍」的角色来得大些。即，使当时中国社会在一片「全盘西化」的呼声中，还
保存一份自省。
　　较严重的另一种情形：中华文化经五千年的历炼，很多学术制度都已发展得极为庞大而
完备。若碰到西方传入同性质、内容却不尽相同（甚至有抵触）的学术或制度时，很容易便
产生对抗作用，这种对抗源於本土文化「不相容性」的过分伸张，通常是外来文化强大压力
下引起的反动。可以「国画」为例，中国绘画历代长进，唯所谓「西画」传入後，西方绘画
丰盛的色彩及表现方式，使得传统中国水墨画前遗陷入困境：任何改革，都有「西化」的「
嫌疑」，想现代化，却怕失去个性。於是，虽然民初以来，多少艺术家致力於国画现代化的
工作，奈何在西洋绘画传入的冲激中兴起的保守势力，仍使中国水墨画至今停留在师古法、
摹古画、绘古人的时代。很多有「国」或「中」字头的学术都有这种倾向，主要是既然「中
」，就要有别於「西」，於是不敢加入任何新的文化活力，只得永远停滞了。这是中国现代
化过程特有的悲剧。
　　它不同於「传统主义」。而是非理性的，「义和团保土反洋」式的保守主义。其中包含
了民族意识，还包含了某种文化自保意识。

〔注一〕「中国传统绘画出路」是很大的题目，当然不是两三句话交待得过去的。这里只是
举例。
〔注二〕中国现代化问题依上法「分类」，是笔者为了下文谈传统医学时说明方便，事实上
，各个层面 (政治、经济、文化．．．．) 的现代化，或多少都有初期不适及传统反抗两个
问题。且这两个问题是一体两面的。　
　　
　　中国医学可说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失败的一部分，失败得很惨，而且造成了很多纷扰
。
　　本文第一部分，笔者将探讨中国传统医学现代化所遭遇的困境。第二部份，则提出几个
观念上的问题，并谈谈传统医学现代化应走的方向。

壹、传统医学现代化遭遇的困境
一、我们没有西方蕴育现代医学的经验：
我们东方人根本就不曾有过一个自然科学的文化背景。
─ 胡适 (「人与医学」中译本序，商务，民国25年)
中国传统社会存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在科举制度下，四书五经，诗词歌
赋成了知识的唯一标准。「科学在传统文化中，一直是被排斥的末技。」
─ 蔡仁坚 (中国文化新见证─科学史）
　　陈胜崑在中国传统医学史序中沈痛地指出：「近百年来中国的种种苦难大多源自科学落
後，科学落後的原因在於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提供发展现代科学的土壤。」中国曾出现不少
的科学家，不幸，这些科学家都成了「孤立的天才．．．．慧星式的。」
　　冷酷的社会环境使这些优秀的科学思想无法蔚为风气，而中国也就从未发展一门有系统
的科学。
　　殷海光在「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一文中更深入地谈道：「科学的第一设准为『是什麽就
说什麽』。．．．．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不仅不在此，而且常常为了道德与感情或利害
关系，牺牲了『是什麽就说什麽』的原则。．．．．所以，科学在中国虽然曾经一度开过花
，可是由於在文化价值里生不了根，所以终於萎谢。』（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时报出版公司
，六十九年）
　　传统医学在这种客观情势下，自然无法突破，理论文停留在玄学、哲学的阶段，临床上
停留在经验医学阶段。
　　西方医学在十六世纪前，其实也差不多，他们也是经验医学，也受神学影响，也有玄学
哲学理论，若以同时期学比，西方甚至还落在中国之後（十六世纪中国医学之本草学、阴阳
五行理论．．．．等都已臻成熟）。
　　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相继兴起，社会形态的改变，科学的进步，使得西方医学一日千
里。
　　文艺复兴（14～17世纪）至今约四百年，虽然才四百年，四百年远矣，少了这四百年的
科学经验，使得中国传统医学在衔接现代医学时产生极的矛盾。正如传斯年先生所说：「中
医是否预备全部接受近代解剖学、生理学、微菌学﹖若然，中医之为中医还有几何﹖若不预
备全部接受，而只在那里剽窃几个名词，这些系统科学中的名词如何在国医系统中与其他名
词与『哲理』合作﹖」（再论所谓国医，独立评论115期，民国23年）。
　
二、保守势力的对抗：
　
中国一开始现代化，传统与外来就立刻对立。
─叶启政 (知识份子与中国的现代化中国论坛5卷4期)
　
　　西洋医学在明朝已由传教士传入中国，开始时多为文艺复兴前的思想，以後新医学逐渐
传入，但仍限於传教士之临床执业。而传教士们又未能建立医校，推广医学，使得西洋医学
无法大量引进。王吉民，伍连德着英文中国医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天津
，1932) 中就认为传教士们没有把握机会，建立医院及医校，培养中国新一代的医学人才，
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P.595)
　　所以中西医学的冲突，一直到清末才明显起来。当时一些了解西方科学或受过现代教育
的人对传统医学提出严厉的批判，但仍止於文字论战。民国肇建，政府对中国医学持有新的
评价，采行了一连串的「医政改革」政策，终於将此问题提到现实层面。
　　现在，我们来回顾民国初年政府的医疗政策：
　　民国三年教育总长汪大奕拒绝「北京（中医）医学会」立案。
　　民国十一年政府公布「管理医师暂行规则」及「管理医士暂行规则」。新医（西医）为
医师，医学院毕业即取得医师证书；旧医（中医）为医士，须经地方警察考试及格，取得医
士证书才能开业。
　　民国十二年，公布「取缔中医办法」，限定医士资格。
　　民国十四年，教育部复令中医不准组织公会。
　　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十一月颁布「卫生组织法」，设立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及中
央卫生试验所。
　　民国十八年一月公布「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政府通令全国，将中医
院改为医士、中医学校改称传习所，并禁止中医学校招生。
　　至此，我们可发现政府对医疗卫生现代的决心与魄力。政府是不是要将中国传统医学赶
尽杀绝﹖我想不是的，因为从余严、傅斯年等强烈反对中医的政治学术界人士的文章中可看
出，他们并不反对研究中医药，只是他们认为应由懂得现代科学的人来作这件事。所以我认
为政府这些政策的主要意义在「旧（中）医不懂现代医学，不应进行医疗工作。」最终目的
则是「以新医取代旧医。」
　　但是这些政策却失败了。
　　为什麽失败，第一个原因：当时新医教育配合不上政策，民国二十年时全国公私立大学
或独立医学院、医专尚不及三十所（三十八年已增至四十四所，但仍不够），有限的新医学
校培养出来的医师根本无法满足地广人众的中国社会需求。
　　第二个原因：中国传统医学照顾中国人民健康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民间对其信赖程度不
只是单纯的「医疗」而已，它已和民众密切结合，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骤然要中
国人民放弃「中医」，改信「西医」（注意我用「信」这个字），是很难办到的。
　　一般讨论中西医问题的先生学者较少注意到这个问题。目前台湾人民教育普及，「西医
」人数众多（虽然乡村及偏远地区仍不足），却还有极大数目的民众宁愿找中医看病，可想
见此问题不是那麽简单。
　　而对中医学本身而言，它发展得如此严密而完备，有自己一套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
学、治疗学，．．．．，要其和另一种原理完全不同的医学融合，是何等困难的事。
　　於是和前述「国画」问题一样，「传统」和「现代」就对立起来了。
　　更现实的一件事：政府的政策危及众多中医的生存。为了自身的前途，他们纷纷起而向
政府或民意代表提出陈述，请愿。如民国三年「北京医学会」申请立案失败後组成的「中医
学救亡请愿团」，虽然当时的请愿受到国际性的批驳，但类似的运动一直持续不断。
　　这种运动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终於民国二十年，政府将「医师暂行条例」修改成「西医
条例」，二十五年，公布「中医条例」，中医由「医士」升为「医师」，民国三十二年，国
民参政会通过参政员孔庚等提出中西医待遇平等的议案，同年立法院接纳中医界请愿，将「
西医」与「中医条例」合并修改为「医师法」。（以上有关卫生行政的资料得自李焕荣教授
「六十年来我国医药卫生史」民国62年，收於医林小草书中；吴基福先生「我国医疗政策的
演变与努力方向」台湾医界18卷1期，64年，二文及陈胜崑医师「近代医学在中国」一书，当
代医学丛书，67年）
　　从此，我国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永远分了家。
　
贰、观念与作法
─传统医学现代化的心理基础及应走的方向
一、医学只有一个：
　
医学原为一体，不应分作中西。
─李焕燊 (对中医建校之管见，民国45年答教育部)
　　　医学为科学，科学是唯一的，我们没有说「美国数学」、「英国数学」；也没说「日
本物理」、「中国物理」；为何独独出现「西医学」、「中医学」这种怪异的分别呢﹖
　　吴基福先生曾说「世界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原始医学，如今都全盘朝着现代的医学而发展
，毫无可争议之处，唯独我国将原始医定名为「国医」，现代医学定名为「西医」。（透视
台湾医界大杂院，文星杂志61期，51年）
　　「西医」、「中医」两个错误的名词，也许早在现代医学传入时就发生了。这是中国人
民为将之与五千年来健康依托的传统学区别时，必然会使用的名词。
　　民国以後，有智之士多主张以「新医」、「旧医」的说法来代替「西医」、「中医」。
　　这不只是名词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医学不分中西，只分新旧。中西医的说
法，应只适於「地域」的分别，譬如现代医学传入中国，在中国发展起来，它就应称为「中
国的现代医学」，而不是中国的中国「西医」。 在台湾发展起来，它就应称为「台湾的现代
医学」，而不是湾的「西医」。
　　因为医学是科学，不只是科学，还是关系人命的科学。
　　常听到「中西医一元化」的口号，这句话话了，也错了。对的是：「中」、「西」医绝
对应一元化；错的是：医学本不分中西，何来二元说﹖今天，我们所谓「中医」其实只是尚
未现代化的旧医，现代化後自然现代医学合而为一了。
　　所以「中西医一元化」这句话的本质其实是「传统医学现代化」。而传统医学现代化则
应建立在「科学化，实证化」的信念上。
　
二、不是「复兴中华文化」：
　
中医有哲学空想及尚古的倾向。
─杜聪明 (对中医药科化之管见，57年)
大多数传统的文化元素，都是有时空性的，既不能「长生不老」，也不会置诸天下而皆准。
前一个时代的很多传统，会为後一时代的新事物所取代，形成新的传统。
─杨国枢 (现代化与民族主义，69年)
　　尚古，是中国传统医学停滞不前的主因之一，我们看看目前医学教科书，那本不是三五
年就改版一次，而我们的中医书籍则通通是「一版到底」，即使稍有增补，内容亦大致和数
百、数千年前一样，少有改进。
　　尚古，使得中医对古书、古法深信不疑，「过份尊重传统，拒绝新学说及新发明，於是
传统医学遂无再进步之机会与余地。」（陈胜崑，清代解剖学家─王清任，中国传统医学史
25章）
　　这是中国医学界的「传统缺陷」，而很不幸，社会上有一股不小的力量，却还以「保存
中国固有文化」作为维护中医的名目。
　　吴基福先生曾说：「光复以来，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兴起，中国医学在医疗上渐受淘汰的
厄运，但是在政治上却得其优势，获得巩固的社会地位。．．．．有很多尚古主义者利用中
国文化的大帽子．．．．作为夸张自己的工具，以中国文化的名义来抵制中医学的进步。」
（中西医学的本质，大学杂志75期，63年）
　　医学不同於伦理道德。孔孟思想，四书五经可通行於千年万世，医学这个东西却是非进
步不可的。
　　医学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很优秀的一部分，但是要振兴中国传统医学绝对不能以「复兴中
华文化」的精神为之，而是要以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来处理，研究传统医学，使其现代化。
　　这是研究传统医学正确之道，也是所有中国传统医学的关心者、爱护者，支持者都应深
切体认的。 　
　　
三、以科学为根本： 　
　　
今日欲宏扬我国医学，非藉西洋科学方法努力以赴不为功。
─李焕燊 (发扬我国医药之道，47年，收於医药论丛一书中)
　　就历史进化而言，人类知识的进展通常经过三个阶段：(1)神话时期，(2)玄学或哲学时
期，(3)科学时期。（就思想层次而言，科学无法解决的，进入哲学，哲学无法解决的，进入
神学，两者不相同。又此处所指的哲学是狭义哲学，广义的哲学包含科学）。
　　如前述，中国传统医学在学理上停留在玄学哲学时期，在临床上停留在经验医学时期。
　　因此，现代化就是要使其从玄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以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来「唤起经
验世界的长梦。」（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二册）
　　李焕燊教授认为中国传统医学最大的缺点为：（中国医药之前途，47年）
　　（一）不明身体构成之实况。
　　（二）欠缺微生学术之真知。
　　（三）不谋科学技术之利用。
　　（四）不求研究心得之交流。
　　中国医药现代化，第一步骤就是要抛弃以往错误的学理。如解剖学的错误：以为人有三
百六十五骨节，以为肝在左脾在右，．．．．；如生理学的错误：认为心除主血脉外，还主
神明，为一切精神意识；思想活动的发源地，认为肾为脏精之处，．．．．。（我在最近出
版的一份有关中医学的期刊上还看到有人以「中国医学的生理基础」等文章，大谈上述妙论
，头脑主思想，是小学毕业生都懂的道理，昏昧至此，令人气短！）
　　这些旧说误谬，我认为应完全以现代基础医学取代之，没有任何考虑的余地。
　　另外如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等玄学理论，也应淘汰。（阴阳五行问题将在专栏中以「论
坛」的型式作一总论讨。）
　　或许有人会问：如此，面对进步而完备的现代医学，传统医学还有什麽价值呢﹖我们不
要忘了中国传统医学除了玄学理论，错误学理外的重要部份─经验医学。中医医籍中如张仲
景的「伤寒论」就是一部不用玄学理论的临床诊断学，而「我们祖先千百年的治疗经验，他
们对药效长久的体认，更是现代科学的宝贵指南针。」（蔡仁坚，中国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
─李时珍，65年）
　　中药（本草，方剂，及其他）是传统医学中深具潜力的一环，西方很多现代药品源自草
药（如Digitalis, tubocurarin....），中药有如此长久的经验历史，必有更多可取之处。
　　民国12年，北平协合医学院东克恢博士研究麻黄素（Ephedrine，麻黄为中国草药，用於
发汗定喘，陈氏证明麻黄提炼之生物硷麻黄素与Epinephrine有同样药效，但更持久，且可口
服。）即为中国草药贡献医学的最着名例子。
　　针灸近年来倍受瞩目，它的许多临床治疗效果已经证实，且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国内
荣总、三总均有针灸科，针灸已纳入现代医学系统中了。
　　除此之外，可能还有更多极有价值而尚待发掘的宝藏。不过不论研究针灸也好，研究中
药也好，研究其他也好，都应由受过现代（医、药、化．．．）教育的人，以科学知识为根
本，用科学方法进行之。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站在现代医学的立场来整理我们的传统医学。否则「土法炼钢」，
炼了千百年，土法还是土法，铁却永远成不了钢。
　
四、研究与教育：
把国医馆当作纯粹研究机构，不要教育人家子弟。...延揽有科学学问，科学素养和科学手腕
的人材来作指导工作。
─余严 (对国医馆的我见，社会医报130期，民国20年)
就学术观点言：中医学校之设立，似应以学术研究为目的，而不宜以职业训练为中心。
─李焕燊 (对中医建校之管见，民国45年)
　　对研究中医药之具体建议，可见於民国20年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胡展堂先生论国医馆
书草稿」一文：「宜蒐集古来医籍所记载之候，核以今世科学所研究之报告，以明其症结之
所在，而定其疾病之名义，则药效所至，始可得而言矣！．．．．取国产药物，考其产地，
图其形态，别其类属，定其名称，更应以化学药物之技术，析其成份，生理药理之方法，试
其功能，以明其效而定其用，则国产药物，始可施於合理之医疗矣！．．．．。」（中华医
学杂志，17卷2期）
　　目前国内唯一独立的传统医学研究机构是民国四十六年成立的「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
。
　　二十年来，中国医药研究所在李、刘两位所长及其成员的努力经营下，已略具规模人。
但，很多客观条件限制了她的发展，编制、经费都离理想很远。个人觉得，政府既然设立此
机构，就应好好建设之。
　　今後要作的是，扩大编制，充实设备，吸收各科基础科学，临床医学专家，在政府全力
支持下，作大规模研究（如中药临床、中药药理、针灸临床、针灸生理．．．．等）使其成
为真正的中国传统医学研究中心。
　　关於传统医学教育的问题，目前国内正式「中医」教育单位仅中国医药学院设有「中医
系」及「中国医学」、「中国药学」二研究所。（中医系亦修「西医」课，毕业後可考中医
师及西医师）。
　　中文前已论及，「中医」「西医」并立，是我国医疗体系特有的矛盾。基於此，传统医
学教育就应是「学术教育」而不是培养「中医师」的「职业教育」，即传统医学教育应属於
医学教育制度的一部分。但目前我国法律既承认中医师合法地位，所以「加以培养，亦属事
理之宜。」(李焕燊教授语)。但以下要谈的传统医学教育仍承续本文观点，而不是讨论如何
培养「中医」。
　　我国两位医学教育家对传统医学教育的意见很值得我们参考：李焕燊教授认为：「必须
完成新医之学程，方能与中国医学相衔接。若以中国医学迳接基础医学，必致扞格难通。」
（中国医学教育之管见，医药论丛，54年）
杜聪明教授认为：「今後中国之医药教育及研究，须要以读过系统现代医学的人来研究研究
为理想。」（11届地方医学会演讲，53年）「中医药之教育应该在postgraduate cause之课
程来教育及研究。」（对中医药科学化之管见，57年）
　　将传统医学教育放在现代医学教之後，笔者认为有下列优点：
　　(1)不懂现代医学而迳学传统医学，必陷於其错误的学理及玄奥的理论中，走回「复古」
的老路。学过现代医学可以更客观的眼光来回顾传统医学。
　　(2)学习传统医学，绝不是照单全收，它有对的，也有错的；有好的，也有坏的，而对传
统医学的批判与反省，必须以现代医学知识为基础。
　　(3)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人有足够的科学知识及实验能力，发现题材，并作更高深的研究
。
　　最理想的方法，是由医学院设立传统医学研究所，招收完成新医训练之人才（医、牙、
药或 生命科学 相关科系毕业生），研习传统医学，并进行研究工作。
　　衡量国家处境，科学研究工作似以集中人力、物力为佳。因此，笔者有一建议，即比照
中央研究院生化研究所及台大生化研究所并设之先例，由国立中国医药研究所和国立院校究
所合作，共同负责传统医学的教育及研究工作，当然此构想须以中国医药研究所已扩大至足
够担当此种任为前题。（而并设两所，就是扩大及充实的方法之一。）
　　即使不谈研究生教育，中国医药研究所和医学院校或教学医院进行研究合作，建立中国
医药研究网，也是很值得尝试的一条路。 　
　
五、更多的关怀，更多的参与：
　　传统医学现代化的过程是坎坷的。但是，仍有一群人为此默默地努力着，专栏中，我们
尝试为大家介绍不同的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所作的努力。这里里有医学教育家，医学史
学者，基础医学学者，临床医师，．．．．。他们为传统医学现代化的工作贡献了不小的力
量。
　　然而，相对於祖先留下来的庞大资产，这些力量就微乎其微了。
　　去冬，一个阴寒萧瑟的夜里，我拜访了陈胜崑医师，陈氏为台湾年轻一辈研究中国科技
史的学者之一，专研医学史。他认为「医学史可以解决中西医学的严重分裂。」（详见中国
传统医学史序）
　　陈医师谈到了民国初年很多医师（西医）热心於传统医学史的整理工作，中华医学会中
还有一个「中华医史学会」分会，（26年成立於上海），而目前台湾却没有受过现代医学教
育的医师愿意从事医学史的工作。「只有我一个人唱独脚戏，力量太小了。」他感慨地说。
　　他的感触，是所有从事传统医学研究的人的代表。（如从李焕燊教授，星兆铎主任的访
问中，可知他们都曾独立奋斗，都曾遭到阻挠和反对。）
　　他们须要的是，更多的关怀，更多的参与。
　　传统医学「要以读过系统现代医学的人来研究较理想。」希望我们这一代接受「新医」
教育的年轻人，在读洋文书之余，在郊游、舞会、打电动玩具之余，能拨些时间，花些精神
，尽点心力在传统医学上。更希望，日後有更多的人，投身於致力传统医学现代化的行列中。

广益中医

[这个贴子最后由广益中医在 2004/08/15 10:11am 第 1 次编辑]

作为巫术的中医
格那丁
　　　　一
　　
　　　　要成名医就得有几个神奇故事。
　　
　　　　芦墟迮耕石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成天直愣愣地瞪着，六天六夜不吃不喝不言语。吴江名医徐灵胎看见后说得的是“阴阳相搏证”。于是，投下去一剂药。迮耕石立刻闭上了眼睛，还能说话了。再给他一剂，迮耕石跃然而起。跃起后的迮耕石不解地问：“我病危时看见有红黑二人缠绕着作祟，突然黑人被雷电震死了，接着红人也被白虎叼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徐灵胎先生解释道：“那雷震是我投的附子霹雳散，白虎吗是我的天生白虎汤。”迮耕石惊以为神。（袁枚《徐灵胎先生传》）
　　
　　　　像这一类的故事在古籍里还有很多：扁鹊、华佗、刘涓子、葛洪、孙思邈、许叔微、叶天士等都有。可怜江湖游医只知吹嘘自己“学贯天人，汇通中西，曾得异人指点”，哪及得这些流芳千古的名医的万一！翻开《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串雅》这些书，你是能看到很多这种神奇故事的。《素问.移精变气论》说上古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作为巫术形态之一的祝由科一直延续到了元代。这就是有名的“巫医不分”。虽然“医源于巫”这个观点以前曾受到过严厉批判，但是从“巫医不分”的事实看，他们同源实在具有逻辑的必然。《山海经·大荒西经》里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凡、巫相这些角色，现在我们也时常看到灵魂附身者摇身一变而成良医的事，这说明“巫医不分”不仅源远而且流长，虽然《礼记.天官》里对有他们分化的明确记载。
　　
　　　　那么，什么是巫术呢？
　　
　　　　女为巫，男为觋。《说文》说：“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就是利用符咒、物件或行为达到某种预想效果的仪式性活动，泰勒称之为观念联想的误用，通过装假舒缓一下情感压力。因此，巫术是缺乏达到目的的手段时的一种用于宣泄和激发的替代品（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巫术的产生不是因为情感倒是它诱发了情感状态的产生，见《原始宗教理论》第二章）。为此，弗雷泽专门区分了模仿巫术和染触巫术。他认为科学和宗教无不导源于巫术。这里，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巫术的功用，而是潜藏在它之下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是怎么成为支配中医的一种机制的。
　　
　　　　按照弗雷泽模仿巫术的结果相似原则和染触巫术的事物同原论，我们看到贯穿在巫术之中的思维模式就是类比推理（这个观点直接来自列维-斯特劳斯，见《野性思维》），维柯叫做“神的语言”，弗莱把它和语言发展的隐喻阶段对应起来，有人在艺术家、儿童的思维中也找到类似的东西，这且不去说它。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巫术思维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思维模式。列维-斯特劳斯就认为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科学和巫术思维成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谓的进步，他说，不过是不变的认识力投射到了新对象上而已。
　　
　　　　这就是巫术思维——类比推理的实质，将此一领域的经验赋予另一领域，而它最典型的遗迹莫过于隐喻了——隐喻是描述和看待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要达成这种认知，其起核心作用的就是相似性原则。类比是什么？是模仿、相似、区分和比较。类比使我们看到了因果，扩展了经验领域，赋予了自己和世界以意义。类比思维和理性思维在认知上具有同等效力。
　　
　　　　然而，我们说具有同等效力并不是在作价值判断，不等于说它们必然正确，它们的正确与否还得接受实在世界和经验的检验。理性思维有谬误的时候，类比思维也会出现差错。比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阙”概率就很小，“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可能性也不大，而“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就有些不一样了，因为据说这是经过了统计学处理的，概率说是要变天的。这一点应该明确。
　　
　　　　二
　　
　　　　中医的基础理论大多来自古代哲学，或者说禀承了中国人特有的类比思维模式，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辨证论治以及方药等莫不如此。说特有的类比思维并不意味着中国人都用这个模式思维，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是挺实际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去说它，那是它们的专利，这里要说的是理性文章，如哲学、科学、逻辑学、地理选择之类。雷霆是什么？朱熹就认为和爆竹差不多，是郁积之气的散发。照此推论，人们的歌哭笑，战争、洪水、地震这些现象也和雷霆一样了？难怪要“大发雷霆”，因为他有郁积之气需要散发。用“聚-散”的模式来解释雷电也许不错，错在它的“气”和“电”不是对等的东西。不要小看这一点，“如果那些术语（科学的专业术语）要达到它们的目的，它们的意义就必须具体规定到能肯定所得出的陈述是完全可检验的，并能使自己用于解释、预见和反推”（亨普尔《自然科学的哲学》）。可检验性和定量内容是对科学的本质要求。出现这种情况大概与我们缺乏一套相应的身体物理概念体系有关。类比是异中求同，是趋于综合的一种运作，而分析是同中求异，趋于精细。综合对文艺有利，分析将更有利于于科学，如果能把两者结合起来那当然更好，上古时代的初民都是那样做的。
　　
　　　　西方医学源于古希腊，代表人物是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他们强调的是心-身、人体-自然的相互联系，即整体医学。医生非常重视个体健康的特殊性，认为人之所以发病是由于机体内部出现了紊乱。这跟中医大同小异，所谓“阴平阳秘”，“阳胜则热，阴胜则寒”。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方医学医走上了一条背离传统的路子，“体液”说受到了猛烈抨击，一切都以实证为基础，以观察、检查、证据收集来进行验证，理性主义渗透到了所有的方面。对照之下，我们的医学就只能谨守着过去的典籍，谨守着“医者，意也”的古训，一路走下去，并以此沾沾自喜，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是中医阴阳学说的总纲，在《内经》里明白写着。教材在讲到这一句时特加按语：“……人的生理、病理的产生同样根源于阴阳的变化，从而使祖国医学摆脱迷信巫术的束缚，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沿着科学的道路向前发展。”果真是这样吗？谁都知道阴阳概念来自古代神话。天地开辟神话世界各民族都有：“世界开始时是一片茫茫大海，叫做努”（埃及神话）。中国不叫“努”而叫混沌，与大海是一个东西（见《老子校释》“淡若海”朱谦之案），就是晦暗、黑夜，哲学叫“太极之初”。黑夜就是大海，是混沌。天亮了，太阳出来了，当然是大（太）素。它们都根植于初民的白天黑夜经验。文化人类学上把这类东西叫做“成对相反物”，包括黑白、好坏、冷热、生熟等。这是人们面对纷繁复杂的实在世界时的一种秩序建构，是与人从自然分离出来后产生了自我意识紧密相连的。知识起源于分别，对知识来说分别心不可少。所以，这类概念才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才是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什么地方都可以用，用了也不会错。只是长此以往，磨掉了棱角的它们似乎就有些大而无当，空空如也了，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于是，顺着这列模糊的路标，后来者就要靠自己的悟性去摸索，因此才有在它之上的各家学说。“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府。”　天、云、天气、上窍、腠理、四肢属阳，其他属阴，这里它们的关系显然是相似和类推，往好处说跟科学的模型理论差不多，可能具有或然性，但不能推而广之。
　　
　　　　五行学说相对来说要精细一些，因为毕竟多出了三个名目。按照《礼记》的说法，这是最关乎民用的五种东西，于是就借来作了世界元素的代表。无独有偶，印度古代也有这个范畴系统：五大、五微、五根、五唯、五作根、五作业，原来是很可以拿来作一篇文化传播学的大文章的。表面上看，木火土金水，春夏（长夏）秋冬，东南中西北，青赤黄白黑，仁礼信义智，鸡羊牛马猪，李杏枣桃栗，目耳口鼻二阴，肝心脾肺肾等一一对应，丝丝入扣，构成了一个囊括一切而又和谐完整的理论体系（脏象学说），但是稍具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它在打比方，把天象、物象、体象、病象、社会现象等特征进行隐喻式转移。正因为如此，它的类比思维模式就更是表露无遗了。
　　
　　　　“气”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无所不包而又无孔不入的概念，这里不可能对它进行分析。往上说它是超形而上的东西，往下说它又很具体。与“阴”“阳”“心”“神”“血”等概念一样，构成了中医学理论的主要支柱。除此之外，在中医那里还有脏腑、经络、津液等等，也是很基本的概念。限于篇幅，这里只拈出“心”来略作申说。
　　
　　　　众所周知，奠定中医理论基础的是那本中医学的圣经——《黄帝内经》，而《内经》中把这一切都统率起来的是脏象学说。“心”是什么？这不得不涉及到“神”，因为心为神舍，神动于心。首先，神是超形而上的，类似于终极存在。“视之无形，尝之无味，故谓冥冥若神仿佛。”又说：“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视，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这种东西你看不见摸不着，甚至连想也别去想，只能用诗的语言去形容，用现象学的方法去逼近，没有办法。下一层次是形而上，就是“阴阳不测谓之神”的“神”，与老子“非常道”的“道”很相似。再下一层次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然万物的规律，“物由主之者”。往下依次是生命的标志，身心活动，心理活动（包括灵感）。（在《〈内经〉“神”义的层面分析》中我有详细论述，见《西藏科技》1992年第2期）
　　
　　　　中医运用“神”主要落实在后面三个层次上，前面几个层次是为后面的找根据，以便获得一种哲学的优越性。一句话，中医关于“心”的学说在“主神明”和“主血脉”。关于“主神明”，我怀疑是那时的普遍认识。《荀子》说“心者，形之君也，神明之主也”，《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就是证据。因为“心”像高高在上的君主，“神明出焉”，所有的生命活动都围着它转，所以“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不只是发神经，其他方面也要受到影响。关于“心主血脉”，《素问.六节藏象论》这样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处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这里没有说明为什么“心”非要“主血脉”，不好妄加猜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心”与“脉”与“通于夏气”的“夏”在五行里是一个类别，从这里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拘泥于脏象学说，按照人间朝廷的君主功能来理解心功能属于典型的隐喻性思维。问题是这个“心”不是解剖意义上的“心”，它是一个功能集，与之相对应的心神不足和由此导致的心阴虚、心阳虚的病理模式也难以确定其指涉。
　　
　　　　中医学把风寒暑湿燥火、七情劳伤饮食起居等作为致病的主要因子。当然，这里我们不能强迫古人用细菌病毒去解释，但是我们要追究的是这个病理模式赖以建立的机制。重要的不是对病因进行寻找归类，而要看它如何理解发病，就是病机学说。
　　
　　　　以外感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为例。无一例外，中医学的病机都是与这些邪气的自然特性密切相关的。“风”的特点是什么？“风者善行而数变”，所以感受风邪后就会起病急骤，恶风，肢体酸痛，到处游走，比如部分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风邪”作祟。“火”的特点是什么？火是热之甚，其性上炎，于是发热，面红目赤，心烦口渴，舌红苔黄。“湿”的特点是什么？湿性重浊，粘滞，感染了湿邪就会头身重如裹，黏糊糊地经久难愈，舌苔白而厚腻。不必再介绍下去了，以此类推，这就是中医的病因病机学说。两千多年前的古人这样说或许是一种智慧的表现，但是时至今日在拥有了现代病理学的前提下，我们的专家、学者、教授、医生仍将之奉为准绳，以之指导临床实践就很难理解了。病机学说的三段论式推理本来是不错的，错在它把自然状态的六淫与人体内的病因等而视之。出现在体内的起病急骤，恶风，肢体酸痛，到处游走的是“风”吗？发热，面红目赤，心烦口渴，舌红苔黄的是“火”吗？“一种实践能够有效地作用于它预定要作用的世界那部分到多大程度取决于实践的性质，它所产生的理论的性质以及实在世界的性质。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些通过科学实践同实在世界发生联系，而它们的运用总是有成效的理论是真的。”（A.F.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第153页）可见病因病机学说“与事实不符合”。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灵魂和核心，也是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它代表着中医学的精华：整体观。奠定这个方法论基础的是《伤寒论》。汉以前有医经和经方之分，理论与技术脱节。张仲景融两家之长，把理法方药结合在一起，以三阴三阳统摄诸病，创立了六经辩证体系。现在常说的八纲辨证，其落脚点就在这里。后来的温病学派发展出一套卫气营血辩证，其实就是六经辨证的延伸。
　　
　　　　众所周知，疾病的诊断离不开人的感知。在西方，第一本关于符号学的著作是希波克拉底的《论预后诊断》，就是症状学，即讨论如何通过症候来判断病情。作为交际过程中有意义（传达信息）的媒介物，症状（信息）在不同个体、不同疾病、不同时间和部位的表达方式是不尽相同的。如何透过这些庞杂的表象看到它的本质，这就是诊断学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技术手段限制，古人只能通过暗箱操作来探究疾病的内在联系，于是就有了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包括辨证求因、审因论治、依证论法和以方遣药，即把有联系的症候群、病因、治法、方药串在了一起，提纲挈领，极大地方便了后人诊治。“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这样说你不会明白，更不能就凭这个去当医生，否则把它编程输入计算机让它处理就行了。在我看来，中医的辨证（证候分类）主要借鉴了《易经》的八卦衍生模式，是阴阳五行、气血津液和病因排列组和的结果（取舍在所难免）。说起来挺方便的，但用起来仍然随意性很大，最好是有一定的临床经验，日积月累，这样才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西医诊断讲究从病入手，抓住一个病，从它的病因、病理、症状、诊断、鉴别、治疗、预后一路说来，说得挺实在的。中医主要从症状入手，将其归类，探究其内在的联系，然后处方用药。所以，听西医的诊断心里挺踏实——“医生，我得的什么病？”“胃癌。”哦，你知道怎么回事了。听中医的诊断你就会犯迷糊——“医生，我得的什么病？”“胃痛。”等于没说，你不说他也知道胃痛。一病有多症，一症属多病，必须不断添加症状项去辨析，这就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因此《伤寒论》才要费那么大的劲去辨假象。这说明这个体系至少需要改进。那么，如何进行改进呢？须得借助实在世界重塑整个模式。王弼在《周易略例》中说：“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辨证论治倒是恰当地体现了这一点。
　　
　　　　说到中药，有人也许要说，它们都是被证明了有效的，应该不属于巫术范畴了吧？
　　
　　　　这里举一个例子，比较极端，出自《东坡志林》卷三。
　　
　　　　“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柁牙，为柁工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茯神之流，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及故竹扇为末服之。文忠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予因谓公：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食比干之馊余可以已佞，舔樊哙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公遂大笑。”
　　
　　　　像这类“以意用药”例子在古书里到处都是，你在《酉阳杂俎》、《桯史》、甚至《本草纲目》里都可以见到。有人怀疑我们今天常用的活血药桃仁就是巫术的残存。《艺文类聚》卷八十六引《岁时记》说：“桃者五行之精，压服邪气，制百鬼。”早在春秋战国时就有插桃枝、贴桃符驱邪的记载了。如今，江湖游医更把这一套发扬光大，越弄越离谱，简直就是当时巫术仪式的重演，这个且不说它。
　　
　　　　中医对药物的运用是按照君、臣、佐、使的人伦关系进行配搭和理解的：主药为君，其次为臣，再次为佐，以此类推。如果这种配搭只是一种比喻，倒也勉强说得过去，但是，它的性味归经就不一样了。四气五味说到底是属于阴阳五行范畴的，寒热温凉属于阴阳，辛酸甘苦咸属于五行，因此，在此基础上组合出来的药方就是可塑性很强的一种东西。麻黄性温味苦，辛，入肺、膀胱等经，有祛寒发汗，平喘利尿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已经知道了麻黄碱、挥发油的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他有效成分和功效也将被陆续揭示出来，不能因为现代药理研究还不到位就把它拿来作为中医正确的证据，照此下去，与时推移，中医药将面临越走越窄的境地。
　　
　　　　我从不怀疑中药的有效性，并且一直认为它是缺乏技术条件时巧妙运用天然药物的顶峰，但是我却怀疑它的药理解释。抗生素的杀菌抑菌作用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但当说到银花、黄芩一类中药时我们就只能用“清热解毒”四个字来解释。这个解释说明什么？需要的是对它们如何“清热解毒”的说明，这才是摆脱了类比思维的真正的科学，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药理学才是令人信服的。或许有人要说，这样做的后果不是导致中药学消亡，让西医或现代医学取而代之吗？确实有这种可能。不过为了战胜疾病，让不合理的合理消亡又有何不可？何必把民族主义、地方主义那一套搬到科学里来，像他们那样坚守自己的领地？固步自封早晚也要被人取代。
　　
　　　　三
　　
　　　　中医学从《黄帝内经》肇始至今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事实是除了在前人基础上的修补完善，几乎没有大的发展（温病学派可能是一个例外），就像解释经典的传笺注疏一样。这个事实有它内在的逻辑性。在我看来，葆有它生命的不是它的理论而是药物，特别是药物组合而成的方剂：天罗地网，大范围包抄，有有效的，有没有效的，有效果好的，也有吃死人的。如果你足够聪明，临床经验又足够丰富，或许可以摸索出一条有效的途径。这正是中医名家各执一端而又卓然成家的道理。这里，病人对医生的信赖也有些作用，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本来中医治的就是慢性病，病人的心理因素作用挺大，或许由于你的信仰你就自己好了也说不定。
　　
　　　　根据我的经验，中医的治病说到底只有一条：理论给人信心，剩下的就是药物和剂量的选择了。那么多补气药你选择哪一味？给它多大剂量？就这么简单。最简单的也是最复杂的。因此，我想说我在这里并不一概贬斥中医，相反，我倒想褒扬它，因为它已近于艺术。在这种意义上，它比机械割裂的西医强。世界上的事都是把戏，看谁玩得高明。文学是对句式的选择，绘画是对色彩和线条的选择，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干什么？说发明是假的，问题早就摆在那里，就看我们如何解释。所以，我说中医不是科学而是艺术，归根到底还是巫术，只是这样说要好听一些。
　　
　　　　探究中医的巫术类比思维就不能不说到隐喻，这是难以回避的问题。语言总体上是一个隐喻性的符号系统（这里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性语言”，即广义的隐喻，包括明喻），我们的概念系统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隐喻不只是一种修辞手段，更重要的是一种认知行为。借助隐喻，我们把熟悉的喻体的特点投射到了本体之上，从而使本体获得了相应的性质。神经是什么？生命体内传递知觉和运动的纤维性组织。“神经”是一个比喻，“生命体”、“纤维”、“组织”也是比喻。这么看来，中医和西医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不然，仔细探究，我们就可以看出它们的不同。概念来自实例和种属特点，从实例到种属特点的抽象恰好吻合着人类的思维发展史（卡西尔语言发展三阶段论）。实例作为原型与原始思维的具象性是难分难舍的，根隐喻的实质就是这种语言的概念化过程。根据伽达默尔的理论，隐喻性语言向直义性语言的过渡是因为我们的经验实体化后对它们进行了指称、种属化和定量分析。中医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指称、范畴化和定量分析，其运用仅靠停留在隐喻阶段的类比运作，而西医却是范畴化后的一种事理说明，比喻只是作为它感知世界和构造概念的辅助性工具。原始思维的特点是近取诸身，把自己做了万物的标准，所以才有至今沿用且被文艺视为圭臬的生命力强大的拟人法（有生），才有山腰、桌腿、车头这些说法。中医学充分利用了这一有生模式，或者说在迫不得已、不知不觉的情况运用了它。这里重要的不是比喻模式（模型）是否低劣，而是它与推理（逻辑）的区别。
　　
　　　　从哲学的观点看，“理解来自于相互作用，来自于与环境和他人的不断的协商。我们的身体以及物质和文化环境的特点赋予了我们的经验一种经验格式塔。这些格式塔决定了我们经验的一致性。如果我们认为经验和在与语境互相作用中直接产生的格式塔相一致，那我们就是直接理解这一经验的，如果我们用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赋予另一领域的经验以结构，我们就是隐喻性地理解这一经验。”（束定芳《隐喻学研究》）由此可见，中医学最大的特点是它的经验格式塔建立几乎依赖于文化环境的特点而很少考虑身体和物理的属性，它只是用一种经验来赋予另一种经验以结构（同构），而全然不顾这两种经验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是否可以替换。由于物理身体属性的粗略化，中医的陈述和包含在陈述中的概念不说错误至少说在信息提供程度上是不严谨的，因为这个理论本身就不是一种精确的有结构的理论，更不用说对它进行实验验证了。辩证论治和方剂组合因为缺乏依据实证的基本范畴而出现了极大的偏离，依赖辩证和在辩证之下的方药加减更难以像西医那样做到一一对应。心阴虚或者心阳虚也罢，脾阳虚或者寒湿困脾也罢，从实证的角度看它们都难以归位、定量和范畴化。总之一句话，中医最缺乏的是通过身体物理接触而发展出的那一套自己独特的概念体系。因此，数十年来人们含辛茹苦所进行的中西医结合尝试才收效甚微，因为它们根本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范畴体系，其思维模式的差别使得在它们之间寻找对应点的努力都一一落空。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还可以拿藏医来作一番比较，那样将更能看出在文化制约下的他们在面对同一实在世界时各自所采取的不同范式和立场了。这可能正好印证了福柯的那句话：医学根本不是一门科学。
　　
　　　　然而我们要说，即使它不是科学，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它仍然必须通过身体和物理的接触来实现。这就是中医的致命伤，中医解剖学的缺失也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一遇到现代医学它就暴露了弱点，显得孤立无助的样子。幸好现代医学远不能说完备，它那一大碗中药还可以或多或少起到一些似是而非的作用，因而它才能够在现代社会立足。不过，1920年的“废止旧医（中医）”已经敲响了警钟，这却是不得不防的。（来源：新语丝  更新日期：2003年9月1日 医学捌号楼）

广益中医

中医基础理论的哲学批判
旧袜子
　　本文作于1995年我离开中医界的时候，是一段思考和经历的总结。但其中一定包含着许多幼稚不成熟的东西。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关系，这篇文章我就留起来了，也没怎麽修改。今天有一位网友忽然要和我谈一下中医的问题，我说一言难尽，于是就决定将此文贴出以飨网友。
　　本文批判的对象也包括一些权威，甚至是知名人士。但本人一向以为科学探求不能前怕狼后怕虎，应有一点冒险精神。因此文责自负。
　　当我们谈起中医学的时候，首先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什麽是中医学。显而易见：中医学不是指中国的医学，而仅指中国的传统医学。五版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是这样给中医学下定义的：“中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科学，它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是受到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1）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对中医的定义是从两方面介定的：一是从研究内容方面：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和防治。二是从与现代医学的关系方面：独特的理论体系与西医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正如原中医学会会长任应秋教授说：“我们讲的中医特色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四诊八纲、辨证论治、治则治法等基本理论。”（2）这是这个定义的核心内容，由此产生了一个矛盾，即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理论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存在、发展及解决的途径和方法，是我们在实践评价的基础上对中医学进行哲学思考的主要内容。还有一个应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在中医学的定义中，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是相提并论的，为什麽这种临床经验没能包含在理论体系当中呢？这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首先，我们在哲学观点的层次对中医学进行分析：中医学的哲学指导是阴阳五行学说，虽然它有一定的唯物论和辨证法的思想，但它是属于自然哲学的范畴。不能与唯心主义划清界限，最终必然倒向唯心主义。“这种自然哲学倾向用哲学的概念和理论演绎出医学的结论。这种倾向有一定历史根源。因为医学正是由于哲学的帮助，才从巫术中解放出来，构建了第一个医学理论体系，并且在科学本身不发达的年代里，为了描绘一幅人体及其健康与疾病的总图画需要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这种倾向在中医学的一般理论层次（如对人体、疾病等的总观点）和具体医学理论层次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气血津液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是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经络是运行气血，沟通表里上下的通道，六淫，七情影响人体生理机能引起疾病。并据此而建立了脏象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经络学说、病因病机学说从而构成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框架。
　　中医的脏象学说虽有一定的解剖学基础，但它并不是建立在解剖学的观察之上的。因此它不能客观地反映人体结构。恩格斯指出：“没有解剖学就没有医学。”（5）那麽脏象学说反映了人体生理、病理状况了吗？显然也没有，结构决定功能，既然不能正确地反映结构，也就不能正确地反映功能。
　　这一点随便举一例就能说明：
　　中医的肺、脾、肾为主的水液代谢理论能正确地解释尿的浓缩和重吸收机制吗？能反映人体代谢过程中的酸碱平衡吗？显然不能。因为当时的时代决定了当时的认识水平。
　　同样，气血津液学说认为气、血、津、液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可是，现代医学早已证实，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与自然界并无区别，也是由各种分子、原子构成。蛋白质、脂类、核酸等这些生物大分子才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是生物体区别与自然界的标志。经络学说认为是经络沟通了人体各部分的联系，其实这种联系本身是建立在脏腑学说基础上的，是一种虚幻的联系，它不能反映人体的各部分功能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及调节。中医典籍高度重视经络的功能“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6）按照这个说法，截肢的病人三阴经、三阳经俱断，就不能活了。而实际上，很多的病人截了肢，不是也活得很好吗？病因病机学说也不能反映环境中的致病因素与机体在致病因子作用下的病理过程。它仍然是建立在五脏配属五行的基础之上的，六淫，七情这些致病因素本身也是虚构的致病因素，怎能反映成千上万各不相同的致病因素呢？综上所述，中医的整个理论框架都是建立在阴阳五行这种臆造的联系之上的。
　　与此相反，现代医学则是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以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等学科来反映人体的结构，以生理、生化学来反映人体的功能和物质代谢过程，以病理解剖学、病理生理学，免疫学来反映疾病对于人的结构和功能的破坏以及人体与它们的斗争过程，以流行病学，诊断学、药物学、预防医学和各科治疗科学反映人类与之斗争的手段，形成了严整的理论框架，成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对中医称颂最多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整体观。钱学森教授虽然认为中医是自然哲学，但对它的整体观称颂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从经验中概括起来的理论都可称为自然哲学，因为它必然包括一些猜测臆想的东西。所以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它独立与现代科学体系之外。（7）”“西医起源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也就是为了深入研究事物，把事物分析成为其组成部分，一个一个认识，这有好处，便于认识；但也有坏处，把本来整体的东西分割了。西医的毛病也在于此。（8）”“这些现代科学成果促使我们去考虑祖国传统医学，中医理论的正确性。中医理论中的阴阳说和五行说，中医的脏腑论和经络学说，中医理论的六淫、七情、中医讲究辨证论治，这些都强调了人体的整体观以及人和环境，人和工作的整体观。（9）”“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10）”“中医理论中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所以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11）”“初步的框架即人体科学理论的起步是有的，那就是中医理论。所以我总说唯象中医学，即把中医理论从阴阳五行中解放出来，用中医整体观把几千年医疗实践总结成为人体科学的框架，这是基础，是起步，然后把某同志讲的那些千千万万的资料往里装，不合适，就想办法局部地修改一下原来的框架，这就前进了一步了。一一点一点的做下去，总会有一天，一切已有的资料差不多了，那时人体科学的理论就形成了。（12）”
　　笔者认为钱老在这里对中医理论的整体观过誉了。我们知道分析与综合的辩证关系：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完成，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这个错误的关键就在于没有意识到中医的整体观是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观，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基础上的一种虚幻的，臆测的联系之上的。中医理论没能够很好地对人体进行分析，也就不可能进行综合。西医的理论体系中是否有系统论思想姑且不论，即使西医理论需要有整体观，系统论，那也只能是建立在西医理论分析之上的整体观，系统论，而决不能是中医的整体观。中医理论不是反映的人体内部固有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中医的整体观是一种虚假的整体观，它根本不可能摆脱阴阳五行。如果摆脱了五行学说，整体观就不存在了，更不用说系统论了。“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现代科技进行多途径研究”同样是错误的。候灿教授对此有过切中要害的批评。“在中医学与现代自然科学结合上如果撇开西医学用现代自然科学理论方法获得的认识（即知识），一切从零开始，实际上有点象俄国十月革命后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要打倒一切资本主义文化，重新创立无产阶级文化的做法。”（13）“也要防止或克服中医对西医的虚无主义态度。”判断中医理论是否可取，其检验标准只能是实践。中医的实践就是它对疾病的诊治，中医诊断的过程，实质就是一个“辨证”的过程：即把通过四诊收集来的资料归纳成某个症状群，将其概括为某种证。并根据这种证确立治则治法，用针对某种证的药物或方剂或其它治疗手段进行治疗。这种辨证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钱学森认为：“我说中医的‘证’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是完全科学的，是人体功能态。”（14）“辨证论治是辨识和调整疾病功能态。（15）”而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本质和现象的辩证关系的题。
　　中医的诊断的基础是根据“有诸内必形诸外”的哲学思想来推断人体内部的病理变化，即所谓的黑箱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有诸内并不一定就形诸外，有诸内不形诸外，有诸内渐形诸外，有诸内假象于外的情况也是完全可能出现的。因此，通过望闻问切得到的这些资料只是表面现象，只能反映人体的局部、表面、不稳定的联系，而不能反映人体内部变化的本质联系，不能反映疾病作用于人体中发生的有规律的病理过程。单根据症状、体征、病史无法判断人体功能处于何种状态。而且这种症状群的整理归纳也是依据脏象、经络等建立在阴阳五行基础上的中医理论，是一种机械化，程式化的症状群。用这种症状群来进行诊断和治疗会引起下列问题：一是各种本质不同的病都可以引起某种证。例如：脾虚证可由胃溃疡、胃癌、消化道出血、胃肠功能紊乱造成。各有本质不同，怎能一概而论。二是证不能概括本质相同的一种病的所有症状。三是某种证的各种症状之间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四是某些隐匿性疾病无证可辨。五是某些病不表现它的全部症状。一些著名中医师也认识到这种辨证论治的缺陷。王琦提出：“辨证论治不是普遍法则。（16）”姜春华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相结合。（17）”但无论中医的辨病还是辨证，都只能反映人体外部的表面的联系。即使引入微观辨证的概念，也无法克服其固有缺点。但是也应该指出某些症状确实是有规律地同时出现的，概括这样的症状群的证，是有一定的诊断价值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机体的内部联系。
　　在辨证完成以后,采取某种治疗措施(包括中药、方剂、针灸、推拿等），来消除这种证，就是论治的过程。首先来谈中药的应用。“中药材中，植物性占大多数，古称‘本草学’由于中药的应用是以中医学理论为基础的，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以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若干特点，所以人们把它称为‘中药’。”（18）中药的应用是建立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的，即通过人们服用发现其有改善某种症状的作用，人们把这种作用记录下来，加以概括，即称为功效。例如：麻黄功效发汗、平喘、利水。若某种中药能够改变某种可以被概括为证的症候群，则功效也就被概括为改变某种证。例如：巴戟天：补肾助阳，祛风出湿。套上了中医理论的笼头。这种对中药作用的概括只能是对中药作用于人体后引起的表面现象的，片面的，甚至是歪曲的概括，而不能深入分析药理作用研究其化学结构，揭示其本质的作用原理。例如：麻黄，西医药理学研究从中提出有效成分——盐酸麻黄碱，并知道它是通过受体起作用，揭示了麻黄所引起的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中药理论不能有效地指导中药使用，反而限制了它的发展。例如：苦参。中医理论只是指出它能清热燥湿、祛风杀虫等一定的抗感染作用，而现代医学理论的研究还揭示出它有抗心律失常的作用，扩大了应用范围。中药金银花有清热解毒功效，用于疮、疖、痈等感染。但中医理论并不能指出它对哪种菌引起的感染最有效，对哪种菌或感染微效或无效，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中药的应用总是停留在经验层次，这些经验需要现代医学理论发掘，整理，加以提高。而且这种开发，属于植物化学和药理学的研究范畴，与青霉素的发现与研究没有本质区别，和中医理论没有必然联系。由于天然药物的作用必然受到其化学结构的限制，必然有许多植物药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甚至对人体有害。人类必须人工合成新的化学结构以满足人类对药物的需要，借口中药无副作用而贬低西药是毫无道理的。人工合成的药物固然有副作用，但天然药物的副作用也不比人工合成的少。在古代就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在近代，黄萍等人收集了1950-1993年公开发表在123种医学期刊上有关中药不良反应的报道780篇，计3009例，而这些仅是中药不良反应中很少的一部分。在国外，此类事件亦屡有报道。比利时应用中药减肥，在减肥的人群中出现了肾功能衰竭病例，有48例程度严重，需做血液透析，其中18例甚至做了肾移植手术。该国研究结果是，肾功能衰竭的发生与中药防己、厚朴有关。新加坡应用中药黄连后，发现此药能引起新生儿溶血症，后经临床及药理毒理专家评议及国家药物专家委员会认定，由国家颁发禁用黄连的法令，且含小必（音）碱的黄柏、黄芩也在被禁之列。（19）这些情况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是难以发现与解决的。
　　方剂学的理论也未能脱离脏腑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等中医理论的束缚，也是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之上的。方剂只是对某个症状群即某个证来组方的，这也是一种盲目的实践，因为他针对的这个证，并不是针对疾病引起的本质变化，而只是针对疾病引起的表面现象。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疝气的治疗：中医称为狐疝，西医称为是小肠疝。中医治疝气的方子有葫芦巴丸、天台乌药散等数十个，但无一奏效，非需手术治疗不可。疝气时好时坏，古人无现代医学知识，不知道疝气成因，便以为是方剂奏了效。只有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机体的内部联系时，方剂才有效。
　　针灸，推拿这些物理疗法，其理论指导经络理论也是建立在一种假想的联系之上的。它能否取得疗效依赖于经络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在多大程度上不自觉地与人体在某些病理状态下的实际需要相符合.虽然有无循经感传现象在争论中,但是现在没有一项研究表明针灸推拿的疗效不是通过神经体液调节,而是通过经络起的作用.这种直接物理刺激所引起的神经体液调节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因此通过这种作用治疗的疾病种类也很有限。其不可用其它手段替代的作用就更少。
　　辨证论治在整体上是失败的,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著名中医谢海洲在荷兰神州医庐应诊时,其有效率也只有百分之十几,只治好了几个感冒之类的小病(自愈性很强,作者注(20)).现今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现代医学在祖国人民的医疗保健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消灭了天花(尽管中国人发明了种痘术),控制了各种烈性传染病,地方病,不仅治愈了许多常见病,多发病,而且还在不断攻克疑难杂症,每一个进步的脚印都是实实在在的.即使治不好的病,也绝大多数能阐释其原因或指出其研究方向.而中医早已退缩于一隅且靠政策吃饭了,即使在中医院里也是大多数病人靠西医治疗,这难道不是众目睽睽的事实吗?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医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整体观,辨证论治,而在于其中的某些经验.这主要包括一些专病专法的经验和一些确能反映机体内部联系的证.挖掘这些经验,才是中医研究和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任务.
　　在证的研究方面:上海医科大学对肾阳虚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发现肾阳虚者尿中17羟皮质醇低下,又进一步发现肾阳虚者不同于阿狄森氏病的低下反应而是延迟反应最终揭示了肾阳虚患者和老年人内环境反馈调节的缺失,并以补肾药以药验证获得了满意的结果.最终指出肾阳虚证的本质主要是下丘脑功能失调.(21)必须指出这种证的研究只有在认识到尚未被现代医学理论所认识的联系以及尚未有更好的治疗方法时才有意义.这种证可由不同原因引起,在不同的条件下存在,补肾方药只是对一定条件下的肾阳虚证起作用,而对另一些条件下引起的则未必有效.如:补肾方药可用于生理性衰老引起的下丘脑功能失调,而其它原因引起时,则未必有效.
　　尚天裕在对骨折的治疗中，借鉴了中医的经验，提出了以内因为主导的“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医患结合”等新的治疗原则，运用小夹板疗法提高了骨折的疗效。但是，这和中医理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尚天裕指出“中医的小夹板疗法实际上就是器械外固定。”（22）可见在这里也只是中医的经验在起作用。
　　对青蒿的研究也是从《肘后备急方》中的经验“青蒿一把绞汁服，可以治疟”中，经过药理学的研究提取出青蒿素，获得了世界的承认。青蒿素是世界上唯一公认的由中国人发现其化学结构的药物。（23）而中医的传统方剂青蒿鳖甲煎却无效，因为煎煮破坏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青蒿素获得承认的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找到了它的化学结构并且其对疟疾的疗效高于奎宁.这些研究一经完成，它的成果就属于现代医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了。因为它不再是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应用的了。这种研究只是借鉴了中医的实践经验，修正、补充、改善和发展了现代医学理论。中药加西药不是中西医结合，只有搞清中医的经验在哪个环节，哪个层次上起到了现代医学理论尚未认识到的作用,才能算是真正的中西医结合。
　　综上所述，我想可以对中医学和现代医学之间的矛盾下结论了，那就是中医学的理论未能正确反映人体的结构和功能，在其指导下的实践就整体而言也是失败的。中医学不符合客观规律，没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旧事物，而现代医学理论则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对人体有越来越深入的正确认识，是新事物。现代医学医学必然战胜并取代中医，中医必然走向衰亡。现代医学对中医的否定是一种扬弃，是对中医理论的抛弃，而对中医的某些实践经验的保留，并且把这种经验加以发掘、整理、提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祖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需要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也就是要求我们把中医的经验以提高了的形式有机地融合到现代医学理论体系中去，促进医学的发展，创造统一的新医学。所以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从真理只有一个的角度看：
　　西医理论体系和中医理论体系的关系用集合的概念来表述绝不是如左图，而应如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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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2） *　（3）　 *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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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示中医　（2） 示中西医结合　　 （3）示 西医
　（ 4 ）示中医中的合理成分　　　　　　 （5）现代医学（即西医）

　　对中医学进行哲学思考有着深刻而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医进行正确的价值评价：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从整体而言已不可能和现代医学相抗衡，不具有和现代医学同等重要的作用。谁能指望弓箭长矛与机枪、大炮甚至原子弹相匹敌呢？“在科学和医学发展到如此程度的今天，再坚持这种自然哲学，就只能造成削足适履的后果。18、19世纪德国的一些著名医学家就曾把德国古典哲学生搬硬套地移入医学，阻碍了医学的发展，更不必说20世纪的今天了。”（23）但为了发掘中医的实践经验，中医还是应该在一定范围、一定条件下，继续存在一个时期。这种存在也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存在。但任何企图长期保持中医特色（包括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中医理论是封闭系统，它本身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发展了。中医不可能振兴！

　　其次，可以指导我们正确地发掘中医学有价值的东西。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首先应该是从临床入手发现在它指导下的实践有哪些和客观事实相符合的地方，符合的条件和程度怎样，本质是否有意义，而不是泛泛地造动物模型去印证中医中的“证”。这种研究夸大了证的合理性成分，将是毫无意义的。对中药，方剂的提取物的研究应与同类功效的西药做比较，双黄连是否能有青霉素、先锋霉素和菌必治同样的抗菌作用呢？脉络宁溶栓能不能比得上蝮蛇抗栓酶，抗凝能否比得上肝素？如果比不上，这种药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中医的特殊治疗方法（如针灸、推拿）只有在某些病的治疗上取得了优于现代医学疗法的效果时才有意义。而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用现代医学来阐释中医的实践经验。中医的实践经验也是受到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局限，层次较低，而且其中的许多随着科学和医学的发展大多已过时而不再有意义了。因此，对中医有用经验的发掘也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建国以来，对中医经验的发掘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中医的小甲板治疗骨折、青蒿素的发现等都获得了世界的承认。但它们只是现代医学发展中的一个小小的分支，不存在若干个“诺贝尔奖级的问题”。

　　再次，从管理方面讲，任何企图保持中医特色和夸大中医功效的管理要求都将是不合理的和不可实现的。中医管理局不应另立中医病症诊疗标准，对科研成果自己评奖，更不应要求病历书写中面面具到的辨证分析和中医治疗率达到70%以上。这些都人为地阻碍了医学的发展，造成了假成果的泛滥和各中医院大规模重抄、篡改甚至伪造病历，愈演愈烈。对与中医师也应要求掌握现代医学知识。对于一点现代医学知识都没有的中医师必须加以限制。
　　医学不是艺术形式，是科学，要客观的反映规律和利用规律。中医特色也不能象京剧那样做为一种艺术形式，做为国粹来保留。因为它不能正确地反映医疗活动的客观规律。否定中医特色不是否定中国古代医生的智慧，更不是否定中国文化，主张全盘西化。而是发展、扬弃。中医中的合理成分在中医的消亡中获得新生。只有否定中医特色才能创造中国特色的新医学。从这个意义上讲：乐为中医灭亡高歌吟！有道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广益中医

中医的神话
neuroglia
　　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与疾病做斗争的几千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这一切经验的总结就是中医。在现代医学（西医）相当发达的今天，这些经验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目前防病治病，保障健康主要靠现代医学，中医只是处于辅助、从属的地位。然而可能是出于祖先崇拜或者是厚古薄今的心理，在民间仍然流传着片面抬高中医的种种说法；更有甚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谋取个人经济利益，不负责任地鼓吹中医高明，断章取义地解释中医理论，故意混淆概念，制造了一个个中医的“神话”。现在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说法错在何处。
神话一：中医讲究整体，讲究联系，把人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所以脚上的痛苦可以从头上(如耳针)治疗。而西医把人看成机器，把整个的人机械地分割开研究，不懂得联系的道理，所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分析：说现代医学不懂得联系，不懂得人身是一个整体，这纯属胡说八道。事实上，任何医学研究的结果都是要治疗一个人！而不仅仅是治疗人的某一个部分。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一种医学，都是把病人当一个整体对待的。中医强调整体联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限于生产力的水平，中医缺乏了解细节的能力。而现代医学有能力研究生命过程的细节，同时又将这些细节组合起来，这才能更好地把握整体。可以大到人体，小到分子，进行综合研究。虽然，在现代基础医学研究中，常常利用离体的细胞、组织、器官，可是这类研究的结论从来就只是个线索，必须经过体内实验的研究进行验证。就是说，必须在人体的整体环境中确认其结论。没有哪种药物，仅仅经过体外实验就用于临床的。这也说明了，现代医学从来就没有忘记人身是一个整体。
　　当然中医有一种理论是现代医学不能接受的，就是中医的“全息”思想，即人体的一个小部分，会（定位地）反映整个人体的健康情况。中医相信耳廓的皮肤（或足底的皮肤）和全身的各个器官一一对应，象一个倒立的人形；相信手腕的脉搏会反映内脏的情况，而且是左手心肝肾，右手肺脾命。现代医学相信人体是内在联系的，所以桡动脉——脉搏所在处——取血化验来了解（几十厘米以外的）肺的情况；但不能相信中医这种“全息”联系，因为中医既不能在理论上证明这种联系的必然性，实践中也找不到客观的“联系之物”是什么。我问学中医的人，为什么足底能对应人体，手掌就不能？为什么脉搏是左手心肝肾，换成肾心肝或肺脾命可以吗？没人能回答。我们应该说不相信这种无法证明的联系，并不是不相信所有联系。现代医学相信人体是内在联系的，但那不是中医式的联系。
　　至于脚上的痛苦，应该从哪里下手治疗，现代医学完全不逊于中医。假如我遇到一个腿脚不便的病人，一定是通过细致的检查判断其病因如何。如果是局部的肌肉、骨、韧带的因素造成的，通常是以局部（脚）的治疗为主；如果考虑是神经源性的因素，病变部位可能在脊髓或脑，治疗手段就要作用于腰或头；如果是血管因素，在局部治疗的同时，必须考虑全身有无病变，是否与动脉硬化、糖尿病等有关，可能就要治心或胰等；这样的考虑还有很多。所以，说现代医学只懂得“脚痛医脚”，完全是一种污蔑。当您真的脚痛时，无论是中西医都要具体病症，具体分析，在没明确诊断时，谁都不能肯定从哪里开始治疗。
神话二：中医治疗疾病是标本兼治；西医是治标不治本，难去根，易复发。
　　分析：这是典型的把水搅浑的说法。中医病理中对疾病的分析有“标”、“本”的概念，分别指疾病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本质。比如疾病的本质是“阴虚”时，本来应该是面色发白，身上发冷；但也有可能表现出面色红润，手脚心发热，所谓“阳”征。这时说“本”是“阴虚”，“标”是“阳亢”。治疗是要综合考虑，要“标本兼治”，不能只顾一头。但同时中医治疗原则中又有“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说法，要求医生在急救时，抓住主要问题，在“标”的问题突出时，先予解决。
　　这些说法，如果作为一种医学思维的逻辑，现代医学也是同意的，在对疾病进行分析时，也强调抓住疾病的本质。但是在中西医学临床实践的交锋中，现代医学在急救这个领域中表现出绝对的优势（现在所有的中医院的急诊都是西医方式），中医完全失去了这部分“市场份额”；而在其它领域，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比如气管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还缺乏象良性肿瘤手术切除那样一劳永逸的办法，也就给中医留了一定的空间。一些人就把这个事实和“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硬拉在一起，胡说什么西医只治标，不治本，只能管急救；中医是标本兼治，能去根，能管慢性病。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为什么急救时你不看中医，不是连“标”带“本”一起都能治吗！假如你患了良性肿瘤，我看你怎么用中医“治本”，如果西医开刀手术，一刀割掉了，是叫治什么？
　　这种神话还有一个要害：他们故意混淆“应该”标本兼治，和“能够”标本兼治。中医治疗的原则是标本兼治，这是个目标，但未必能治疗成功。但散布这种神话的人公开场合只说“中医是标本兼治”这七个字，蓄意误导老百姓，暗示“中医能够治疗疾病本质，能去根，不再复发”。因为中医其实也做不到“去根不复发”，所以他们只能暗示，不敢公开说。
神话三：中医讲究辨证论治。
　　分析：孤立地说这句话，并没有错。因为中医的一个重要原则和特色就是“辨证论治”。但反复强调这句话的人，可不是想陈述事实，他们用的是与前面同样的手法——混淆概念，误导大众。
　　由于我们的历史和国情，一般老百姓都听说过“辩证法”，尽管多数人不见得懂“辩证法”的内容（矛盾的对立统一、相互转化、否定之否定），但大都知道这是个好东西，是褒义。稍微有些知识的人，会知道与“辩证”的反义词是“僵死、一成不变、形而上学”，可见“辩证”有多好。
　　而中医的“辨证论治”是说疾病的诊断，在确定病名后，还要按病人的具体表现，确定其属于何“证”。比如咳嗽，要分辨病人是“寒”、“热”还是“燥”哪种“证”，不同的“证”用不同的药。这种认识疾病的方法是中医的特色（方法本身的好坏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内）。
　　请大家注意“辩证法”和“辨证论治”本来毫无关系，汉字的写法也不一样。但那些“造神话”者，就是想让你认为这两者是一件事。他们反复强调“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就是想让你认为中医符合“辩证法”是好的，西医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的”
神话四：纯中（草）药制成，无毒副作用。
　　分析：彻头彻尾的谎言，目的就是骗老百姓的钱。
　　第一，正规的中医，都承认中药有毒副作用，《本草》等药书上都明确记载乌头、附子、洋金花等药物的毒性很大。
　　第二，千百年前象东汉小皇帝喝的鸩酒、武大郎吃的砒霜这些毒药，肯定不是现代的化工产品，不是中药是什么，你能说它没毒吗？
　　第三，老百姓很少听说中药的毒副作用的报道，原因不是中药没有毒副作用，而是我们对中药研究的还很少。古代人限于能力，对中药的毒性只有粗略的记录；而中药的现代医学研究还很不足。就已经研究过的中药来说，毒副作用也是不小的。如果你害怕药物的毒副作用，我看你还是吃西药。毕竟西药的毒副作用还有说明书，有研究文献上的记载，你还可以小心，可以预防。避免糊里糊涂地吃中药，糊里糊涂地中毒。
　　第四，稍微夸张一点说，连大米饭、食盐都不是可以随便吃的东西。糖尿病人过量进食大米饭可能加重病情，高血压患者吃盐过多会升高血压，暴饮暴食会诱发急性胰腺炎。更何况“是药三分毒”，中药哪里有那么安全？
神话五：西医发展已经到头了，以后要向中医学习。
　　分析：21世纪学习中医的人还在看2000多年前的《内经》，1500年前的《伤寒》、《甲乙经》，500 年前的《本草纲目》。中医近二百年有什么重大发展吗？莫说现代医学向中医学习如何发展，中医自己都很难维持和发展了，哪里有什么能力去指导现代医学。
　　以上，我们分析了有关中医的种种神话，目的是要戳穿一些牛皮，澄清一些偏见。当然，我认为正统的中医（不骗人的）在可望的将来还是会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尽管前景不太乐观。

广益中医

中医萎缩之我见
于宗瀚
八八年七月五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中医日趋萎缩令人担忧〉的文章。看了这样的标题，不禁使我感到新奇与兴奋。之所以新奇，是因为中医萎缩的现实是必然的，但在过去这是不许上报纸的，上报纸的只应是中医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壮大,已作出了如何如何的业绩等等; 之所以感到兴奋, 那是觉得现今的报纸到底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能公开把中医萎缩的现实公诸报端, 这在我国不是一个不值得高兴的进步。
然而， 不幸的是该报又发表了同一作者所写的《按中医规律来管理中医》一文，使我感到了难以言喻的失望。这第二篇文章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和十分有害的。原来作者在第一篇文章中把中医的萎缩现状暴露出来只是为了给第二篇文章作衬垫，是为中医打抱不平。现摘要批评该文中的一些主要论点如下:
(一) 作者抱怨“中医要晋升职称，投票的却是不懂中医特点的专家。”中医的特点是甚麽？在我国，有本事的中医师历来在社会上有着很高的知名度，何惧西医的评说。医学不外是治病救人，这样的事西医专家评不得，谁人评得？
作者抱怨“中医发生医疗事故与纠纷，鉴定方法却是西医那一套”。如果把不该死的病人治死了，那麽对西医来讲是事故，而对中医却不是？
作者抱怨“中医在临床研究出一种新药，审批方法。。。一律用审批西药的标准来衡量”。当前审批一个西药的步骤是十分繁复的。中药有什麽理由不尊重这一举世同一的标准。如果一个新的西药通过致癌、致畸、致突变的试验， 而一个类似功效的中药应该避开这些？
（二）作者认为现代医学的理论基础是细胞学，而祖国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是阴阳五行。
我认为，魏尔啸创立的细胞病理学是有着明确物质基础的，而阴阳五行既算不得是学说，更称不上甚麽理论体系。它只是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观点，而这一观点远非中医所独具。中医界有许多不科学的方面，其中之一就是把阴阳、经络等称之为学说。自然科学的学说是有一定含义的。把不称之为学说的事项硬称之为学说，这本身就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
（三）作者把中医的萎缩归咎于西医的压制，执行政策的同志的压制，中医界以外的人对中医规律之不理解，从而建议“按中医规律来管理中医”。这实质上是要求在医学领域里建立中医的独立王国。
既然上海《文汇报》公开提出了中医萎缩的问题，那不妨把各方面的观点公开摆出来，然后才有可能开出治疗这种萎缩的“处方”。上海《文汇报》提供的处方只能是导致中医萎缩至死的处方。
我认为中医萎缩的根本原因有三：（1）中医本身的弱点；（2）领导中医的官员缺乏能力；(3) 执政党的中医政策失当。
在讨论中医萎缩问题时必须首先说明两点：一、中医是能治病的，甚至有些令西医束手的疾患中医能治。二、至少， 四十年来中医药界的学者们作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贡献。我对中医问题提出一己之见，但不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不管有多少偏激的民族情绪，我们都不能不承认中、西医相比，无论是医疗实践抑或学术水平，都不可同日而语，都不可等量齐观。由于中医本身的许多弱点，在与西医并列时，竞争失利，势所必然。
半个世纪前，我小时候，按照中医的方式，每当感冒头痛时就在脑门子上拔一个火罐（那时候火罐是市场上的普通商品），而在泻肚时吞服一条由一根油条烧成的黑灰。这两者都是明显奏效的。及长，有了各种西药感冒片和止泻药物后，我不再使用火罐河吞服油条黑灰。这表明，这两个中医方法从萎缩到衰亡。
中医好古，把古书中的医学记载均当作字字珠玑的金科玉律。事实上古书中的内容当然是有许多不科学的和错误的。这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必然。研究西医的学者在撰写论文时总是引用近十年的文献， 更早的文献即引用不多了。可是中医却还把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素问》当成经典，这实在是一件无法说得过去的事情。且不说这麽久远，即使到了明代李时珍，他是伟大的医药学家，但他的话也不可能是句句真理。譬如，他就认为指甲是筋之余，因此指甲异名为“筋退”。在今天看来这当然是不对的了。
提到指甲就自然涉及到卓著疗效的锡类散，人指甲就是它的成分之一。说是只能用指甲，不能用趾甲。若说趾甲无效，并无实验根据。也有一说，谓用趾甲制成药敷于人口腔内不道德。这显然又是一个非科学的提法，而且显然也不符合中医的惯例。紫和车（人胎盘）尚且能给人吃，人中白和人中黄尚可入药，何故趾甲不能？再进一步问，指甲何以与其它六种成分配伍后就有功效？舍去指甲可否？指甲是必须成分的实验根据是甚麽？这是回答不出的。
另一个中成药龟龄集，据说也是实践证明有效的。但它的成分中有麻雀脑和蜻蜓眼。中医也许会说两者起甚麽甚麽作用，但是，可信的科学依据呢？最终的回答是根据古书或甚麽宫廷秘方之类。但当代药物学家和医学家总不免要刨根问底，如何知道麻雀脑与蜻蜓眼奏效？少了这两者行不行？
直到今天， 中药还是有着大量的草根树皮，中医还是靠手指号脉，眼看舌苔。中医的诊断手段不能有所前进麽？草根树皮中的有效成分不能抽提出来麽？相比之下，西医的诊断手段日新月异，从植物中提取的和有机合成的西药比比皆是。中、西医在共同前进中，前者不受淘汰倒是怪事了。西药常有旧药被淘汰，为新药所取代，而中药却可延续不变。作为中药界最具权威的代表，北京同仁堂的三千余种中药可曾有过更新？我国中医药维持到今日之状态，靠的无非是执政党的保护政策和“祖国医学”的招牌。这就难怪会出现上海《文汇报》上那样的文章，其基本要求不外是最好中、西医脱离关系，有中医按自己的“规律”办事，多提升教授，少承担医疗事故，可以方便地为新发明的中药开绿灯，遂致硕果累累。如果该报文章代表中医界的观点，那将是何等可悲的现实！
长期来，人们对中医的赞颂往往过高。若讲实事求是，那麽，对中医的落后方面也不应讳言。中医的某些概念乃至名词都是很模糊的。譬如，作为生理学工作者，我断然拒绝中医对肾的描述。 《素问·金匦真言论》按中医的所谓“阴阳学说”，称“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定腹为阴位，而肾属阴物，这有甚麽医学意义？按此说法，肾在腹部。但《灵枢。海论》称“腰为肾之府”，这说的是肾在腰部。中医古书连这样的大体解剖也记述不一。《难经·三十六难》认为肾有两枚。左侧为肾，右侧为命门。肾主阴，属水，命门主阳，属火。故肾又有“水火之脏”之称。既然肾是阴中之阴，何以左右主阴阳不同，属水火不同，名称不同，功能不同？今天我们还应该抱着这样的“阴阳学说”麽？中学毕业生已对肾的形态与功能有了初步的认识，考进中医学院后去学习“肾”与“命门”这“水火之脏”吗？不应苛责古人，他们是对人体认识的起步者，但的确要痛心地批评时至今日还要摆弄这些玩意儿的中医。必须扬弃此等中医规律！必须扬弃此等中医的理论基础！
多年前曾有人提出，所谓中医实则主要是中药。这一观点则被批判为攻击中医的“中医虚无主义”。我想，这一观点无非是相对于西医而言。中医治病主要靠的是中药，而作为医术，尽管古籍医书浩如烟海，但具体的医术，相形之下是显得有限了。凡了解中医临症实践者，不难得此结论。中医界及其领导人不要听到异议就发火为好。
有着近三百二十年历史，闻名中外的北京同仁堂，人们盛赞它的安宫牛黄丸、虎骨酒、局方至宝丹等十大名药。然而，且不说它所有的三千余种药，即使那最负盛名的四百九十五种成药都是那麽卓具功效？我们尊重同仁堂严谨的选药：陈皮要广东新会的，白芍用浙江东阳的，当归选甘肃岷县的，大黄要青海西宁的，生地是河南怀庆的，丹皮取自安徽芜湖，人参必用吉林山参，蜂蜜必得自河北省兴隆县的枣花蜜。这种态度令人感动。三百年来就这样地干着，作为优良传统还要维持下去。但从科学意义上来讲，从科学发展的意义上来看，这里不存在甚麽问题麽？我们敬仰同仁堂药师的医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药料”。在制备“紫雪散”时，要把一两黄金砸成能覆盖一亩三分地面面积的薄膜，与石性药同熬，使金元素入药。这种敬业精神令人钦敬。三百年啊！这种制药工艺还要继续下去多久？如果需要金元素，那麽用其它含金化合物取代不行麽? 金元素真的入药了吗？不再有游离金了吗？一定要金吗？别的金属不行吗？……对紫雪散的制备应该褒还是贬? 令人奇怪的是同仁堂在保持着她极端落后的制药工序的同时，却添置了日本岛津AA-670冷原子吸收光谱分析仪（AAS）这样先进的、可测试金属元素到ppb水平的仪器。外行者看热闹，内行者不难判断这台AAS不可能在同仁堂如此保守的药店里发挥出它本可发挥的作用。是不是用AAS来证实她的紫雪散的制备过程已使金元素入药了呢？（以上有关同仁堂的资料引自解心言的报告文学〈世代相传，盛名依旧——初访北京同仁堂〉，载《人民文学》函授版，一九八八年九期页八——十。）
中医持着“祖国医学”这块金字招牌受到过高的赞颂是始自五十年代中期。历史上并不如此。五四时代的反封建包含有反中医的内容。日本明治维新包含了反汉医的内容。这是有史可查的。鲁迅和巴金都在他们的著作中贬损过中医，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巴金先生知名度高，在当前也不会有人公开去碰他（当然，背地里还是要骂的。譬如当胡耀邦去职，三位知识分子出党时，不是有人骂过王“王若望”八“巴金”羔“?”子“方励之”吗？但终归未曾公诸报端）。不过，我设想，最近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家·春·秋》假如作者不是巴金，而是类似马建邦那样的尚未成名的作者（曾发表《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那麽其中贬损中医的内容会不会因为违反了党的中医政策而使编导等主要负责人停职检查？
要反中医就让人家反吧。中医中不能说没有糟粕。那炼丹术本是要炼出长生不老药，可实际上炼出来的都是毒药。然而，一个民族，上下五千年，总归会积累出一些医药方面的可贵经验。只要是真理，人家会回头的。一九八五年日本就有人宣布其汉医要超过中国。看来我们也只好让人家超过。在今日之世界，中华民族除了封建意识与极左思潮之外，还有多少东西不落他人之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重要的是日本人怎样使汉医超过中国的？难道是坚持阴阳学说么？难道是探寻虚无缥缈的经络么？难道是把《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等都译成日文来钻研么？
生物化学家已从人尿及胎盘中提取了许多名贵的化学品。 如果紫和车、人中白、人中黄确有疗效，何以不用现代生化方法将有效成分分离出来？这理当是发展中医药的自然途径。可是，这么干的究竟有多少？
针刺麻醉是从中医医术中发展出来的。许多生理学家并不承认针刺可以麻醉。经研究得知，实为针刺镇痛。对其机制亦有所阐明，其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本是一件好事，但由于愚昧的中医政策，使之遭至严重的畸变。在七十年代，由执政党决定，各医院的外科手术必须使用针刺麻醉，而且还要向上级报告针麻手术的成绩。于是， 多少患者如上大刑，手术室中的惨叫声毫不希奇。一时间针刺麻醉为病家所恐惧，产生了相当坏的社会影响。
从前，妈妈或奶奶哄孩子睡觉时老是说，“别吵了，快睡觉。再吵，大灰狼要来了。”在针刺麻醉造成社会恐惧的时节，这句骗孩子的话改成，“别吵了，快睡觉。再吵，医生来针刺麻醉了。”
我国历来是一个刑不上大夫的国度，？。因此，强迫施以针刺麻醉者，率皆庶民。那时节，？。当然少不得也有庶民开后门的，为了拔一颗牙，想方设法偷偷摸摸弄一支度冷定。
这样的中医政策亘古未闻。待毛泽东死后，各医院的外科麻醉问题才逐渐恢复到正常的格局。
毛泽东提出了“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是中医界所津津乐道的。毛的这句话并不错，但我国的传统历来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这样的最高指示支持下，中医被提到了并不合理的高度，获得的经费相对地一直是高的。我所见过的几个中医机构的进口仪器设备是相当精良的。可是，中医学院的有些研究生却一心想到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内作与中医无关的论文，而不愿跟随自己的中医导师。由于这些情况，加之学术民主气氛又不怎么好，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医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尽管我国基础理论研究的经费很少，但许多学者仍无心趋向经费较宽松的中医机构。
卫星之围绕恒星转动是因为恒星有引力。中医无引力，所以不能当恒星。然而如果执政党的政策正确，而又能任用有能力的领导人，则中医本来未始无引力，未始不是恒星。
中医界今年屡出奇闻，这当然不是好兆头。譬如宣称植物也有经络即是一例。再如最近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医师集会湖北黄石举行中国首届中医会，制定全国中医科普工作规划等等，还抱怨普及性的中医药报刊太少，发行数也少。必须指出，中医的发展断然不能靠科普。恰恰相反应当是提高。坦率地说，今日的自然科学，主要的成果是出于科学殿堂，而断然不是毛泽东所主张的那种“走群众路线”办科研之类的玩意儿。今天不必讳言于此。全国各综合的和医学专业的通俗报刊，哪一家拒绝登载过中医科普内容的文章？数十年来中医界的虚假或过分夸大新闻报道谁能数得清？针灸治疗耳聋的报道已有数不清的次数了，真的吗？经络人也不知被发现多少了，哪一例是真的？如果中医再强调科普，那真不知全国又会发现多少经络人！也许针灸一刺就把死人刺活了！当今， 发展中医的策略只应是除其糟粕，提高精华。
再一件事情就是把古代医籍医成白话文。这是毫无意义与无价值的。当今，无论中外，都有古籍今译的事。例如，钱伯城主编言文对照《古文观止新编》。此书精选精译了我国古代散文名篇，是一件上好之举。柏杨翻译《资治通鉴》。这是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历时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古代历史，是一件上好之举。在英国，今日民众一般都读不懂连人称代词都有别于今日英语的莎士比亚名著。于是出版机构将这人类文学之瑰宝译成当代英语，这是一件上好之举。但是，把上起《黄帝内经素问》的历代古医书译成今文，却是一件很不足取之举。理由很简单——科学与文史有别。后者是不变的，前者是进行的；后者已成定局，前者在发展；后者静，前者动。莎士比亚（一五六四——一六一六）的文学巨著值得今译，但却不会有人想到去把与莎氏同时代的威廉.哈维的（一五七八——一六五七）有关血液循环的划时代巨著译成当代英语。甚至今日研究血液循环的学者也全然用不着去参考或引用哈维的伟大著作。从发展来说，古书是历代相传下来的。历代中医固然少不了有因循守旧的一面，但另一面也必然对医书有一个去粗取精的筛选过程——扬弃无用的和有害的，而保留和发展有效的。时至今日，若尽信古医书，难道我们还要把中医发展史重演一遍么？可以说，如果中医界领导人如此好古，这就不难理解何以中医萎缩到今日之地步。这从根本策略上就是错误的。竟然宣称要把一百二十种古典医籍译出来，加上我国特有的那种“走群众路线”的传统，不难预言，安徽黄山的炼丹台上将会烟雾再起，薛宝钗的药引将被重新起用，弄不好济公活佛推荐的药方也值得重新研究。当然了，历代医书上都说有“经络”，而且古书上还画着经络图，岂可不信其存在呢？！
三十多年来，上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和党的保护政策，中央为发展中医显然未少拨款项。长期来中医界的实际状况外人不尽得知。但领导中医的官员应是知道的。中国本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国家。可是，在上海，每当毕业生分配时，负责中医学院分配工作的干部总要发愁， 二百多名毕业生需要费不知多少唇舌才能找到出路。中医落到了如此的境地！
我们不得不对历史进行极其悲痛的反思，哪怕“触雷”也得反思！三十多年来，一旦产生了某个动议，则紧接着就是改动议内容的萎缩与畸变。提出了“百花齐放”后，文艺界走向了百花凋零;提出了“百家争鸣”后，学术界向着一家独鸣迅猛前进；提出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后，敌我愈来愈弄不清，以致发展到假叛徒满天飞，真叛徒居高位；提出了“三面红旗”和“十五年超英赶美”后，紧接着就是出足了洋相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 把大好河山弄成了“只剩下一个鸡蛋的家当”！多少忠君之臣皆作媚时语，唯一良将为民鼓与呼，却只落得个茕茕孑立,形单影只，忠魂饮恨归西去。
那么，提出了“中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之后”，中医怎样了呢？
干部问题从来就是我国政治体制中最存在问题的问题。我们几乎从来不是选贤与能，而是照顾、搭配。在政府的许多部门里，由才具不高的官员占居高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以致使本来可以发达起来的事业遭到萎缩与衰退。有些高级官员甚至连最起码的语言能力都很差。对此，老百姓在电视机前是看得一清二楚的。那么多的平庸高官喜欢题词，而词的内容平淡，笔迹难看。表面看来他们似是风雅，可老百姓的心里怎么想呢？
中医界历来的领导官员如何？他们对中医萎缩的现状不负有责任吗？或者他们是否承认中医萎缩的现实呢？抑或他们认为上海《文汇报》关于中医萎缩的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
人们不能不承认，把一百二十种中医古籍译成今文，这需要巨大的魄力。其精神远大于把一两黄金砸成可覆盖一亩三分土地面积的薄膜。这又需要有权的后台，否则哪家出版社肯为你出这样的书？问题是这样大的一件事只不过是一个人说了算，根本没有论证过学术上是否可取。像这样一个具体问题本身就是对中医界领导官员才具的考验。这是一个简单的正负题，你是划“+”号，还是划“-”号？
总之，对国家机构的各级领导官员，应该进行严肃的遴选。执政党应该有举贤任能兼容并收的气魄。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生活了四十年，一旦从社会主义的报纸上读到了台湾的前经济部长尹仲容竟然不是国民党员，而且还“猖狂”到不怕得罪当朝权贵巨室，我心情十分复杂。？。积四十年之生活经历，我总感到，？。中国人中有能人。亚洲四小龙中的三条小龙是中国人， 为什么我们这条大龙老是尾大不掉？如果“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息”，何谈什么事业？何谈国家之富强？不起用贤能者，不但祖国医学上不去，什么也上不去!
吁嗟乎，悲也！

1989年《明报月刊》 有删节

广益中医

人体内哪里有什么‘经络系统’
──一个“民族败类”这样说
于宗瀚
自1953年开始从事生理学科研工作以来，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研究方向极不稳定。1972年时我所工作过的上海生理研究所除了根据革命的需要而只有一部分人员在从事着‘针刺麻醉’的研究之外，多数科研人员都整天无所事事地混日子。我虽是个‘文革’中的重点批斗对象，这时候倒也不斗我了，可以自己找些工作了。于是我阅读了一些研究经络、针灸之类的文章与书籍，然后向当时领导着这方面工作的一位同事提出要求参加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位同事（绝对不是文革中的那类卑鄙之徒）非常诚恳地劝我不要介入这方面的事。他对我说：“别进来。进来之后看到一些事情你是要说话的。那样你就又要犯错误了。”对于他的话我心领神会。
不管怎么说，那时节我了解了中医界的情况，对中医界的学术情况以及国家对中医的政策等等有所了解并当然地产生了个人的独立看法。到了1988年，上海的《文汇报》于7月5日刊载了一篇实事求是的文章《中医日趋萎缩令人担忧》，7月11日又刊出了一篇糊里糊涂的文章《按中医规律来管理中医》。到了11月25日，北京的《中国科学报》登载了一篇文章《经络可能是人体更加高级的控制系统》。我，一个普通的生理学科研人员，一看见这题目就被吓得目瞪口呆了。出之于学术良心，出之于社会责任感，我不能，无法，不应该再沉默了，于是撰写了《对中医“经络”的置疑》和《中医萎缩之我见》两文，投寄给《中国科学报》。该报刊出了前一篇（1989年1月6日），退回了后一篇。我问中国科学报社什么理由退稿，并向之说明：“如果《中国科学报》肯登此文，充其量给我二、三十元稿费而已；设若我将该文发表在香港，则可得稿费上千元港币。在大陆会有众多读者读到拙文，而地域狭小的香港能有多少人会对这样的文章有兴趣？我发表文章是给人们看的，不是为了赚钱。况且我的文章是明确地针对大陆中医界的现实，何事不能让大陆读者──主要是中医界的读者──读到拙文？若是我的学术观点有错误，我愿接受批评或批判。我的文章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不反那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是实话实说，何以不能在大陆公开发表？”我质问得理直气壮，但中国科学报社却回答得呜哩吗哩！总之，不能发表！无奈，我将之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1989年6月号108-111页），没得到上千元，只收到了稿费960元港币。当然，既然被迫在香港发表，而在那边写文章可以自由得多了，于是我把文章改得“嚣张”了些。无他，如此而已。事后我被告知，北京的中国中医研究院以及全国各省的中医药学院都收集了我在香港所发表的这篇文章。
《对中医“经络”的质疑》一文，题目不妥。我的原稿上写的是“置疑”，不幸被中国科学报社的编辑在未得到我同意的情况下给改成了“质疑”。置疑是彻底否定，质疑是提出疑问。拙文内容当然是毫无通融余地地否定人体内有什么“经络”的存在。所谓的“经络”，如果不是子虚，那就是乌有。可是自那之后迄今我没有在国内读到过一篇反驳我的文章。我向中国科学报社提问过，回答称，自《对中医“经络”的质疑》一文发表后，他们收到过两、三篇反对的文章，但内容都是骂人的，没有学术内容，他们当然不予发表。
关于骂人，是的，有朋友告诉我，中医界骂我是“数典忘祖，民族败类”。我的天老爷，别这么抬举我呀！数典忘祖？不！我才疏学浅，别说读，连看都未曾看见过任何一本中国古医书。从来未数过典，何谈忘祖？至于民族败类，这帽子太太太高大了。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起，直到1980年，在那四分之一世纪里，我头上戴过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等等各种帽子，但这些帽子都太小了，是很多很多人都有资格戴上的。而如今，这“民族败类”的帽子我不好意思戴，因为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能有资格戴上这顶帽子的奸邪与坏蛋到底还是屈指可数的。给我这么个藐小之辈戴这么特高特大的帽子，我真感到挺难为情的，不好意思了，嘻嘻。请大家看，我这人是不是还挺谦虚的呐，嘿嘿嘿。
我应该诚挚而严肃地告知反对我这一学术观点的诸公，在中国医学史上我的的确确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说“人体无经络”的人，并且从学术上作出了至今和今后永远也不会有任何人拿得出反对我的论证的学术阐述。作为正统的生理学工作者，我有资格作出彻底否定经络存在于人体的科学论断，也有资格表白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否定得了我的结论！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人有本事证明人体内有经络系统存在！
当然，外国也有人支持并研究经络。1989年11月26日香港《明报》报道了法国人找到了经络的证据，实在是愚昧与荒诞得令内行人皱眉。我只得再在香港撰文《法国人找到了经络？》（《明报月刊》1990年，4月号86-87），以解释那‘证据’之毫无意义。
这之后出现了科学管理方面的问题。1990年春开始，在国家有关部门主持下居然提出了在“八·五”期间把“经络的研究”列为12个重大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项目之一。此事虽有生理学界少数人的反对，但官府里三个有地位的长官支持，于是此一荒诞课题上马。历时五年，除了荒诞结果之外一无所获。该下马了吧？不！继续再干五年！有人批评我国的弊端是“官本位”。我不同意。例如，在要继续干之前，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邹承鲁院士的批示意见是“不予立项”四个字。这样的“官”除了被那些‘经络迷’们冷嘲热骂之外，他可是什么也没得到。于是，经络的研究继续进行。有的学人是因为无法得到研究经费，而把自己的工作挂上个‘经络’招牌，以便获取经费。至于经费到手，研究不出‘经络’也没人会去打他的屁股。有的专家忽然摇身一变成了国家经络研究的高级顾问，但是，碰到我时却对我说：“老于，你以后写文章时可别骂我，我是不信那玩意儿的。”既然不信，那他挂那‘顾问’的牌子干什么呢？一位在经络界很有名气的专家，1993年发表了利用红外线辐射成像技术所发现的“等温经络线”论文。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一位学者立即发觉这是假象，撰文评论。可是他抱怨他的评论文章在全国都无处发表，要我给帮助推荐。在中医界我是何等臭名昭著啊，我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作者将自己的文章寄给香港的一家小杂志上发表了。我还听到了许多乌七八糟的事情，于是再撰文给《中国科学报》。该报回信称，“由于经络已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因此不便批评了。”真邪门儿！谁领导中国科学界？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的薛崇成教授近十年来收集了国内方方面面反对经络的学者们所撰写的评论文章，准备编辑成一本专书予以出版，显然他的行为背离了我国中医界的主旋律，因此他的企图全然无法得逞！一位参与经络研究的学者在给我的信中写道：“经络研究把大把钞票投入深渊，只是经手人揩油而已，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等温线热像图以伪迹为经络客观显示，笑话开到国外，令天下笑……。”恕我回过头来向当初慷慨激昂站出来支持经络研究的三位高官提问，经络研究中如何能反映你们科学领导的才能、魅力与艺术？在我国科学界可有民主之魂？经络研究的荒诞途程还要走多远？

广益中医

为我国中医药业进一言
韦祜
本月初，有关部门及单位在成都召开了一次涉及中医药业发展战略的研讨会，与会人士就此主题展开了讨论。有的论述还在互联网上公布了。作为一个业外人士，我本人对此主题十分感兴趣，也想参与问题的讨论。如果我的看法不正确，希望谅解，并希望能批评指正。
我的观点或者说我的建议是，对中医和中药实行适当分离的原则。
我认为，中医是理论，中药则属实践的范畴。据我了解，有不少中药是好的，有的是有奇效的。中药的疗效是长期实践的结果。然而，部分中医理论却与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不相符合，拿后者来衡量，部分中医理论是错误的。眼下，我们正致力于中药的国际市场开拓，在此情形下，将中医理论与中药适当分离尤其显得重要。
中医中药不适当分离造成较差对外宣传效果的典型例子是，大半年前，新华社报道过一条消息称，我国中医要为里根总统治病。当时，里根总统患的是老年痴呆症。文章一开头即写道“中医认为，老年痴呆症是由肾、脾等等因素引起的”。然而，现代医学理论并不认为老年痴呆症是由肾、脾等因素引起的。因此，我猜想，很多外国人看到这条新闻报道的开头后即不打算往下看了。因为文章的说法与他们的认识不符。如果报道中不提中医如何如何认为，我想效果要好得多。这就是中医理论与中药不适当分离的后果。
中医理论与中药不适当分离造成较差对外宣传效果的另一典型例子是，某种中药能止痛，然而，它的功效却写为“能打通经络”。这种写法在国外是不能被理解和接受的，因为外国人并不认为人体内存在中医所说的经络。因而这种药难以被外国人所接受。类似地，某种中药能治疗某种炎症，如果它的功效写成“能败火”，这种中药同样地不能为外国人所接受。
类似的例子很多。我的观点就是要将中药与中医理论适当分离，以便有利于我们对外宣传中药，开拓中药的国际市场。例如，假说某种中药能治肺结核，中医称这种病为痨，我们不能把中医的相关理论写进药的说明中，因为中医理论认为“心主血，肾主精，精竭血燥则痨生”。恐怕没有哪一个外国人认为肺结核是由心和肾引起的。再如，假说某种中药能治疗关节炎，我们不能说它可祛风除湿，更不能提及中医的那套“关节炎是由风和湿所引起”的理论。治疗感冒的中药也不要提什么祛风除热的功效。
话又说回来，难道我们的中医理论真的就宣传不出去了？我认为很难，因为我认为很多中医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中医没有正确的理论这种现象仅是我们祖先不擅长理性思维的一种具体表现罢了，当然，问题的造成可能也与人类文明进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程度有关。
看看我们祖先所总结的中医理论吧，看它跟中药结合后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中药向国外推广。
首先看看关于肾的理论。传统的中医认为，肾是生命之本，其中的右肾被称为“命门”。中医认为肾控制和影响着人的生老病死，甚至包括儿童的成长发育。例如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三七而肾气平均，真牙生而长及”。意思是说，女孩七岁时肾气很旺盛，开始换牙开始长个儿；二十一岁时肾气平淡，开始长智牙，停止长个儿。所以不难理解传统的中医极为重视肾这个器官。当你有病时，中医大夫经常提到的话恐怕就是“你肾虚了”，然后说“我给你标本兼治，给你补一补吧”。“肾虚”、“肾气平均”、“肾气盛”实际上就是肾的不同状态。可见，传统的中医认为肾控制和影响着人的生老病死。“治本”很多情况下指的就是“补肾”。以现代西方医学理论来衡量，传统中医关于肾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尽管现代中医对肾的理论进行了改造，称所说的肾不是指具体的肾，但是，这种改造与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仍不符合，因此，现代中医关于肾的理论仍然无法被外国人所接受。当看到中国的电视上、大街上、地铁上充斥着补肾的广告宣传时，外国人除了迷惑之外，恐怕不会有赞赏。假说某种中药有某种作用，但说明书中写着其功效是补肾，恐怕这种中药难以被外国人所接受。
看看关于六种致病因素的理论。中医认为，有六种外界因素能导致生病，包括：风、火、寒、暑、湿、燥。在此，我着重说说“火”的理论。中医认为，“火”是引起以各种炎症为代表的热病的病因。中医称，吃我们常吃的鸡、鸭、鱼、肉、蛋等是会上火的，吃橘子、龙眼、荔枝、黄豆等也会上火。也就是说，中医认为，吃我们常吃的上述食物会致病，会引起各种炎症：咽喉炎、肺炎、肝炎等。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国际上还没有任何一项调查显示吃我们常吃的食物会必然导致各种炎症。因此，我认为，中医所称的“火”并不存在。我是龙眼树底下长大的，我未发现吃龙眼对人体有什么伤害。我有一次两个晚上共吃荔枝四斤多，未发现身体有什么不适。古人还有“日啖荔枝三百只”的诗句哪。但是，的确，我有一次吃橘子后牙疼得十分厉害，确切地说是牙龈肿得很厉害。难道真的是有“火”？不是的，是因为有一段橘子纤维塞进牙缝中，伤及牙龈，一时取不出来，加之橘子本身具有特别的刺激味道，使牙龈肿胀起来了。如果不发生塞牙并被纤维伤及牙龈，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即使发生了那次牙疼，也不可能引起别的炎症。因此，我认为没有“火”这种东西。为了验证没有“火”，有一段时间我还特意经常吃较多的黄豆，那段时间，除了牙龈因不小心易被黄豆伤及引起发炎，引起牙疼，有时口腔也受到伤害，除此之外，并无其它炎症发生。所以，我断定，不存在中医所称的来自我们常吃的食物而能引起各种炎症的“火”。我们还可以通过对比自然界中的二种动物来更加清楚地看待这个问题。用狮子和猪作比较。狮子是吃肉的，身体健壮有力量。猪是吃野菜喝米汤的，即便如此，猪也能发胖，但它一点都没有力量，整天懒洋洋的。吃肉的狮子并不见得比猪更多地得病。如果按照中医的理论，我们应更趋向于吃青菜与喝粥而不是趋向于吃肉，结果我们的身体素质也就会更趋向于象猪而不是趋向于象狮子。现今的体育比赛中，我国运动员的体能普遍劣于西方人，恐怕就是这种趋势导致的结果。
我们如何能够把六种致病因素的理论传播到外国？！我们标示为“败火”的中药如何能够为西方人接受？！
关于经络的理论我就不说了。
再看看基本上没有引进西医之前我国的健康状况吧。一百年前，我们的平均寿命仅有35岁，整体上被称为“东亚病夫”。这一事实我们永远也不应忘记，忘记了就是忘本。是什么因素导致我们成为“东亚病夫”？是贫穷吗？不是，至少我认为不是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因为大清朝的九位皇上的平均寿命也仅有42岁，其中顺治23，咸丰30，同治19，光绪37。除了皇宫里的男人寿命短，皇宫里的女人寿命也不长。可见，过去我们平均寿命短与贫穷关系并不是最大，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与西医近200年来的突飞猛进的进步相比，中医显得十分落后了，尤其是它的理论。中医居然因核桃的形状、颜色象人的大脑而认为其能补脑。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医因人参的形状象人的身体而认为其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我们对中医的理论的确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应过分地宣扬中医是“标本兼治”而西医仅是“治标”。我们也不应过分地宣扬“中医是辩证的”，因为“辩证”仅是指中医的“辨别证实”罢了。
应该看到，我们的许多中药是好的，是世界医药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祖先长期实践的结晶。我们要发展它，要将它推向世界。但是，错误的理论与中药结合，不利于中药推向世界。好的中药需结合好的理论，要用科学的理论尤其是外国人普遍接受的理论去解释，才利于它走向世界。例如，我常用清凉油治疗牙疼和咽喉炎，效果非常好。但是，这并不等于我承认“火”和“败火”的理论。我认为，其疗效说不定与西方刚刚出现的“降温疗法”原理相似。无论如何，将清凉油的功效标示为“败火”，它在世界上是销不出去的。
2002-11-27（作者：韦祜，工学硕士，具有经济学学位，从业于知识产权及互联网。欢迎共同探讨问题。Whitney_wei@hotmail.com）

广益中医

中医的“系统”是一个未经实证也难以否证的系统
方舟子
　　经验是经常靠不住的。吃了一种药，病就好了，并不等于这种药真正有效。所以美国的ＦＤＡ要批准一种新药，都要求有两项试验数据，一是从分子水平上证明其药理，二是临床对照的结果，也即把病人分成两组，一组服真药，一组服假药，并且双盲，最后才统计比较结果。这才是科学的方法。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中药很少有过得了关的，中国现在的临床试验似乎也不做对照，并不令人信服。一个中药药方往往有七八味药，在理论上固然君臣佐使说得头头是道，在实际上却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去作对照试验验证一下，看这七八味药是否真的都在起作用。
　　中医的“系统”，是一个未经实证也难以否证的系统，要接受它必须依靠信仰。因为这一套系统非常模棱两可，怎么说都说得通，所以同一个病人，让三个名中医来看可能就有三种说法，这些说法甚至可能完全相反，谁对谁错只能下了药再说，医案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医得好是你高明，医不好是下药不当，而不是理论的错误。但让三个现代的医生来看同一个病人，结论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出入，能否医好，治愈率多高，在下药以前就已经知道了。或者说，现代医学依靠的是客观的医疗手段，而中医看重的是主观的医术，而这种对个体的强调，正是宗教、哲学的一个特征。宗教的另一个特征，是越古越权威，所以两千年前写的《内经》至今仍是中医最权威的经典。搞现代医学的人谁会去读一个世纪前的著作并捧为经典？更不用说两千年前的了。
　　现代医学的系统是经过实证的，是一种在分子水平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之后的综合归纳。说现代医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一种过时的偏见，一百年前的西医也许如此，而现在的医学不仅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且从根本上就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为这会掩盖病情。如果你对医生说你头痛，医生绝不会给你开个止痛药就把你打发走，而会找出病因对症下药，头痛不过是个症状而已，现代没有哪个合格的医生会愚蠢到只治症状不治病根，如果发现头痛是由于脚引起的，他一样会去医脚。

广益中医

中医能治病不能说就不是伪科学
方舟子
　　中医能治病不能说就不是伪科学吧？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些灵丹妙药，歪打正着摸索出来的。连南美土著都发现金鸡纳树能治疟疾，但我们知道金鸡纳有效用不是因为它是神树，而是由于含有奎宁，我们对它为什么能治疟疾的机理过程在分子水平上了解得清清楚楚，而根据这个机理我们可以对奎宁进行改造合成新药。实际上现在已很少用奎宁来治疟疾，而是用合成出来的类似药物（副作用较小）。是否科学，不在于是否拥有灵丹妙药，而在于对病理、药理的阐明。如果是中医发现金鸡纳的作用，大概也只能阴啦阳啦、热啦冷啦解释一通，对药理还是等于什么也没说，并不比把它归之于神高明多少。中医能治的大都是官能性疾病，对器质性和感染性疾病往往束手无策，比如说牙疼吧，除了抓子虚乌有的牙虫，几千年来也没有什么办法。而官能性疾病很多是能够自己痊愈或通过心理暗示治好的，不一定是真能治。
　　我们的祖先对于人体的构造与功能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几千年来也没有超出《内经》的水平，陈陈相因，直到清朝才有王清任想到要去解剖尸体验证一下，他这一解剖，才发现《内经》对人体脏器的描述很多都是错的，比如说，思维器官不是心，而应该是脑。但他的这些改正也并没有被中医界所接受，直到今天中医所奉行的仍是内经的那一套，只不过偷换一下概念，把心等同于脑了。连器官这么大的东西都没搞清楚，还能指望他们会知道至今现代医学都不知道的更精细的系统？那样的话真的只好相信我们的祖先比我们更有本事，有特异功能。
　　不应该把现代医学叫作西医。放血疗法之类的与中医一个等级的西方古代医学才是西医。放血疗法就跟中医的刮痧、拔罐一样，在经验上肯定也被认为有一定的疗效，否则不会在西医中风靡一时，当时想必也有一套美妙的解释。实际上现代医学对放血疗法并不完全否定，只不过现在有了更好的疗法，也就被抛弃了，而中医仍然在刮痧、拔罐。

广益中医

日本皇汉医学的没落
衫本勋著 郑彭年译
皇汉医学
幕府末期，江户的医学所、长崎的精得馆等地方西医已被公认，后来在鸟羽、伏见之战及其后的维新战乱中，证明西医治疗伤病员比没有外科手术的中医更有效，这就提高了西医的信誉。
但是，明治初年皇汉医道曾一时复活。和算是民间的东西，但医学和天文历道都是维持天皇执政时代以来的传统，即使在江户时代，医学也深入到朝廷的权威当中。到明治维新为止，多纪家的医学馆一直在幕府的庇护下夸耀其权威。他们（柳田真卿、尾台良作、今村亮）乘维新当初的复古风潮，增加来自日本医道方面的成员（权田直助、井上赖国），于明治3年（1870）向墨守旧弊的宫中大臣提出在大学（相当现在的文部省）设置皇汉医道御用挂并取得成功。
然而复古派的倒退是暂时的，虽然幕府末期产生的中西医间的斗争复起，但在新政府领导之下中医失势。其直接原因是西医的实用性，特别是军医的外科手术，以及和外国人纠纷方面需要的法医都是中医所不能胜任的，同时西医和富国强兵、修改条约等宏誓大愿也相一致。
明治7年（1874）公布《医制》。明治9年1月规定《医生开业考试法》，现有的中医也完全一样用西医学考试，不及格就不能重新开业。实际上中医方面占绝对多数，根据明治8年的《内务省卫生局第一次年报》，全国医生约23，000人，中医占半数以上，明确能说是西医的只有5，000人，占总数的二成强，光靠西医不能充分满足需要。同时药品一般也是中医方面价格便宜，而且相信中医的，大多数是民众，再加上关系到数万名中医的生活问题，所以中医继续存在的运动不是学术上的问题，而向政治运动方面发展。
无论西方人还是日本人，作为人类的体质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近代西方医学照样也适用于日本。但关于日本的风土病，特别被称作国民病的脚气，西医也是无能为力的，当时其病因还没有查明。
那时老中医远田澄庵的处方是脚气病的妙药，名声很高。明治11年（ 1878）在神田一桥设立脚气施疗医院，曾就脚气病的治疗问题对中西医学的优劣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结果，没有发现绝然不同，但远田将自己的处方作为祖传秘法，拒绝公开。因此人们谴责中医闭锁、见识狭小，失去世人的信任。其后海军高木兼宽找出脚气病的真正原因在于营养不良，明治13年（1910）铃木梅太郎进一步发现了维生素B。
明治12年（1879）中医方面成立温知社，以浅田宗伯为社长，纠合了以幕府医学馆为中心的许多同仁，发行机关杂志《温知医谈》。尽管日汉医术落后，他们还是运动官厅，要求批准日汉医生开业。还要求在东京大学医学院设立实地经验科，谋求皇汉医的培养。后来温知社和熊本、京都有势力的中医流派一起，继续向元老院请愿，但运动陷于僵局。明治20年（1887）温知社解散。
明治23年（1890）帝国议会召开时，中医派又结成帝国医会。一要求修改医生许可规则和医生开业考试规则，考试科目也强迫采用东方医术独有的东西，得到五万以上中医的支持并赞成署名，开展大规模的议会请愿运动。但在明治28年（1895）的第八届议会上被否决，这个运动也就此告终。中西医学围绕医制问题在政治上的争执，结果逐渐消失对中医学的信任，以诊疗费为经济背景的中医活动便自行消灭。
在中医学的根据地中国，近代化的速度远比日本落后，西方医学在十九世纪专门作为西方人传教活动的一环而进行渗透。另一方面，一般说来中医的势力根深蒂固，没有达到像日本那样将中医从医疗制度上驱逐出去，而是中西医学并存，直到现在。日本的情况是，因牵涉迅速欧化和近代化政策，乘着对传统的、经验的遗产——中医学还没有充分进行近代化手术的时候，中医就被非合法化，受到近于民间一般信仰的对待而停止活动。
本草
本草学原来是以为中医学的处方确定药草为主，但从十八世纪初以来，其对象范围逐渐扩大．开始出现物产学的内容。幕府末期在西博尔德的影响下，像宁田榕庵、饭招欲斋那样在本草学家之间已经知道林耐①式的自然分类。过去本草从属于医学，按其用途和外形人为分类，如山草、湿革、毒草、药草、芳草、乔木、灌木，而现在从这种传统本草学转变过来，接近于纯粹为知识而求知识的自然科学态度了。同时从幕府末期起，在药学方面，对西方化学药品的关心和需要不断提高，但从作为探索物之名实的博物学家的本草学家不能转变为近代药学家。
然而，从凑集博物标本举办物产会中，却有人想把过去往往认为是好事者所做的本草学和新兴产业结合起来，如明治初年活跃于博览会的田中芳男就是这样。接着不久，在明治一十年代，博览会的内容也从对博物的兴趣转移到对产业技术的关心上。
在西方，药剂师古来就作为独立于医学之外的职业而存在，医药分开早就有其基础。但日本的本草药剂学是从属于中医学的，所以在明治维新时便与中医一起走上共同衰落的命运。
留给本草学家一条真正的道路就是通向近代植物学的道路。承应元年（1652）幕府所设的小石川御药园，在明治10年（1877）归属于东京大学，关田部良吉为园长，伊藤圭介为编外教授。这里不仅是药草，还种一般植物，但本草的色彩一直继续到明治中期开始的时候。
以伊藤圭介为中心，栗本锄云、田中芳男、小野职效等剩下来的本草学家，于明治21年（ 1888）创立了“多议会”，他们聚集在东京两国桥香树园，集中珍品举办了物产会。物产会里与博物局有关的人济济一堂，几乎完全忽视和大学有关的人。本草学家完全脱离近代的学会，不懂近代的学术研究方法，即探求生物的构造、性质和发育状态，后来这个学统逐渐衰落。朝比奈泰彦所以开辟了生物药学的道路是由于他在德国学了近代化学以后亲手研究日本的资料的结果，与本草学传统没有直接关系。近代的生物药学是由于关注于纯化学而形成的，不能纳入近代医疗体系。
一般和算、历学、中医学、本草学等传统科学研究者，在维新的激烈变动以后的欧化热中，连自觉转到西方科学的不抵抗者也不容易越过他们自己的修养界限，当受过近代系统科学教育的大学出身的专门科技人员出现时，他们完全丧失了存在的意义，从第一线退了下来。新的一代与其说是传统科学的接班人，不如说是直接跟外国教师和洋书学习的一代人，不需要传统科学的修养，甚至前辈们的存在也成了障碍。不过可以说，所以能使人们认识到西方科学的优越性，则是因为存在着可以与之比较的传统科学。
若将日本和中国引进西方科学的次序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如下的情况。在日本，兰学时代是以医学为中心引进西方科学。在中国，洋务派中间却认为数学、测量第一，医学方面则完全缺乏。
在日本，历道、和算方面在明治维新时期发生无人继承的现象。但却产生想从医学方面学习其基础即究理的思想，在人才上和其他领域不同，如彭贝①的弟子们那样，使幕末时期与维新时期连续起来。
在中国，对数学、测量学的认识，可以在十七世纪利玛窦以后的西方历算学传统的连续上找到。如算式和符号也是竖写，采用中国方式。看不到在日本的从和算到洋算这种世代交替的现象。而且其认识则是海防思想的一部分，伴随着有对武器生产需要的认识，但究理学是基础这一认识是不够的。医学方面，中国传统医学不受西方医学的影响，完全没有起到近代学问的先锋作用。

dawenti摘自《日本科技史》衫本勋编 郑彭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