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张功耀：美国的医疗模式中国学不起

曹东义

中医学高学历教育堪忧
目前，不仅中医本科教育堪忧，中医高学历教育同样堪忧。本来存在缺陷的中医院校本科教育模式难以培养出能用中医的思维方式和采用望闻问切诊断疾病手段看病的医生，而研究生教育情况更使人忧虑。
中医是临床医学，几千年来，其理论都是从临床中总结出来的，而非从实验室研究出来的。从中医本科教育开始，学校就给学生灌输实验思想，力图将学生的思想引导到西医的思路和方法，并美其名曰“科学化”、“现代化”。这是真正的“西医化”，崇洋化。科学实验不是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中国社会科学院似乎就没有一个实验室！
中医药研究生教育，更是令人忧虑，几乎所有的研究生论文都是实验研究性质，根本没有突出中医药学术特色，甚至有的除涉及中药名称外，论文所有内容根本与中医药无关，完全是西医药学的实验研究。这种研究结果，既不能指导中医临床，也不能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有益影响。如此培养的硕士、博士，很难产生像蒲辅周、岳美中这样的真正意义上的名医了，他们也不可能承担起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担。临床疗效是中医生存之本，而现在的中医硕士、博士只埋头动物实验，沉醉于现代医学的“高精尖”指标，轻视中医经典的学习，忽略临床能力的培养，却美其名曰“科技型人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忧患和焦虑：这样的学院派、实验派中医已经成为主流，如此下去，中医将何去何从？

曹东义

视师徒传承教育为非法
如何正确对待以师承方式培养的民间中医师，是一个重要问题。师徒代代相传和自学成才是中医学千百年来得以继承并日益发展的主要传播方式。我们不能漠视千百年来证明行之有效的师徒传承方法的存在，更不能为了防止不良医药事件发生，就简单粗暴地一棒子将所有民间中医全部打死。总不能为了防止交通事故发生而不许汽车上路吧？！如何有效地将那些有真才实学、掌握着治病救人本领的大夫与江湖游医、骗医区别开来，并让他们参与到济世救人的医生队伍中，这才真正体现了我们国家和政府一切为人民群众利益着想的精神和通过卓越鉴别水平体现出来的管理才能。据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保守估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全国约有5万个民间的真正的中医师虽然行医已十多二十年，但已不能够再开业坐诊看病，这是农村及城市弱势群体的一大损失。”据我们调查，多年来，全国许多省份均未组织开展师承人员的考试项目，许多民间中医求证无门，有的只能改行，有的则仍在“非法行医”，随时有被查处和被医政部门某些恶劣官员敲诈的危险。而且，目前民间中医职业考试的形式和内容不利于人才的选拔。首先，大部分民间中医过不了职业医师考试关，其中技能操作考试中绝大部分是西医知识，而笔试中1/6为纯西医内容，其余5/6为中医基础与临床课目内容，且考试形式固定，考试内容刻板，某病某证型只能用教材上列举的某一个方，丝毫没有顾及中医临床运用的灵活性和复杂性。而且现在对民间中医行医权力范围和治疗手段限制太死，这也不利于中医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对艾滋病村的调研发现，七路民间中医在国家尚未来得及关怀艾滋病患者的2001年，主动到艾滋病村免费为患者治疗三四年，前后治疗近六百人，而且疗效不错，为稳定民心做出了重大贡献。由此可见，师徒传承和自学同样可以培养出中医人才；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些“游击队”的胆识超过了我们院校培养的正规军。然而，他们的行动不仅没有受到表彰鼓励，而且，其中六路民间中医没有执业医师证，已被迫离开艾滋病村。由此可见有关部门对民间传承和自学中医这种培养方式的态度了。
从目前中医教育情况来看，院校派中医由于继承不足，难以承担传承和发展中医的重任，而民间中医尽管现在没有了行医权，但其为保留中医特色和精髓做出了重要贡献，将来也会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振兴中医的希望更多的寄托在民间中医身上。所以，蒲辅周才会不让其子进城，他认为，只有在基层锻炼，为广大民众服务，才能成为好中医。
然而，全国并非铁板一块，还有支持民间中医、为百姓造福的地方。
四川省在支持民间中医方面做得好。刘晓峰副省长说，四川有9228名民间中医，“尽管这些民间医的学历不高，但能够治病。而在目前的医师法管理中，一定要懂外语、有正规学历的医师通过考试……因此就被取缔了行医资格。这已引起当地老百姓很强烈的反应。为什么？因为老百姓觉得有这些民间医能给他们带来方便，看病也很有效。医术是什么？就是要能够治病救人。……现在省委省政府要求省中医药管理局对这一部分民间医逐个调查、了解。对于那些确有一技之长、真本领的民间医，就应该给予他们行医资格。”
在这方面，山西省运城市卫生局也做得非常好，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他们支持、关心、保护民间中医，给有一技之长的民间中医颁发行医证，支持他们建立专科医院，并将民间中医组织起来，成立协会，借以提高其医术和医德，遂使运城市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曹东义

农村缺乏行之有效的乡村中医教育体系
解放前，50万中医大部分分布于农村。六七十年代，赤脚医生绝大部分是中医，也主要在农村；且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县以上中医院的许多中医也都下到农村。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今天27万中医几乎全部都在县以上城市，乡镇卫生院几乎没有高等院校毕业的中医。农村缺少中医，更缺少较高水平的中医。
六七十年代，山西运城市卫生局办了10多次西学中学习班，培养了2000多名中医人员，有不少人没有任何学历，今天也成了身手不凡的名医,如杨文水等。
各省市中医院校和各县中医学校，有责任为农村培养一批乡村中医。这已为六七十年代赤脚医生的教育所证实。当年的赤脚医生，有的今天已成为名医，如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樊正伦先生。
然而，由于近二十多年卫生部“西医科学”这种思想的误导，再没有为农村培养中医，连各县的卫生学校也几乎不再培养中医，更别说由县中医院举办培训班了。湖北黄梅县中医院过去办过多次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中医，改革开放之后，就不让再办了。

曹东义

中医院校教育分科太细
分科越来越细是西医的特点，大型西医院可有几十个科，最后导致无人对患者负责。中医历来只分内外妇儿，大夫都是全科医生，每个大夫都对患者全面负责。然而，今天我们中医院校教育按照西医药院校分科方法，也是越分越细。现已将中医中药分开，基础与临床分开，针灸与中医分开等，导致中医不认识药，更不会中医的砭、针、灸、导引按跷等其他非药物疗法，也导致学中药的不懂医，甚至导致学针灸的不会辨证论治。
中药系（学院）学的课程基本都是植物化学，不重视中药材、饮片的辨识，不重视炮制工艺的教育。某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强调的是“中药复方物质基础及药效评价研究” 和“中药新药研发”等，鼓吹自己“形成了从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分离、分析、结构鉴定、药效实验到制剂制备等完整的教学、科研体系”，完全忘记了要研究中药的气味、归经和升降沉浮等药性，忘记了名方成药皆出自临床家的经验总结而不是来自实验室，已经意识不到炮制对中医的重要性而只记得去弄清其有效成分，堕入了西药的研究思路。性味是中药的特点，炮制是中医的秘密。现行《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规定饮片炮制技术禁止出口；现行《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也明确禁止外商投资饮片业。然而，外国人对此认识极深，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均已在安国、亳州等地投资饮片业，盗窃炮制技术。我们自己却扔掉了自己的精华，走洋人之西药路。不亦悲乎！

曹东义

中医医疗的误区
医疗卫生的首要目的是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初级医疗保健，而不是只设法解决极为罕见的所谓“高精尖”的疾病。毛泽东主席早在六十年代就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然而，今天广大农村缺医少药，80％农村居民、50％城镇居民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看病难看病贵”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障碍。我们的医疗走入了误区，一些错误认识更是将中医医疗引入了误区。

曹东义

中医队伍的严重弱化导致中医临床水平下降
中医队伍严重弱化，不仅数量大大减少，内在质量也明显下降，直接影响到中医的疗效。人民群众在求医过程中往往遇到的不是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常常遇到假医、劣医、名为专家实为庸医的中医大夫，往往见不到良好疗效，由此而认为“中医治不了病”、“中医治不好病”。这种舆论的形成，极为可怕，将致中医于死地。不是中医治不了病，而是许多病人遇到的“中医”没有真正掌握中医的精髓。这是我们培养教育的失误。

曹东义

政策的“双重缺位”整体抑制了中医药疗效
2005年上半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这份研究报告的基本结论是：“从总体上讲，医疗改革是不成功的”。这种不成功是有原因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政府没有发挥应当发挥的主导作用。虽然有关部门对这个结论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广大群众缺医少药、得不到基本医疗保障的事实说明，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有限的医疗资源确实没有得到合理配置，“市场手段”没有起到促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作用。我们认为，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医疗资源，中医药在有关部门的政策定位中出现双重缺位，相关政策既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使公益事业变成赢利产业；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在价格上出现了新的“剪刀差”，从而在整体上人为抑制了中医药疗效的充分发挥。这种“双重缺位”表明：人们在选择发挥中医药疗效的实现路径时走进了双重误区，没有分清楚关于中医药的是是非非。

曹东义

误以为中药就能够代表中医
中医药是我国医药分开管理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其直接原因是将中医混同于西医，将中药误等于西药；其根本原因是认为中医理论不明晰、不科学、不实用，共识性少，只有中药还有一些实际效果，因此长期以来的政策导向一直是鼓励“废医存药”。“废医存药”必然导致“废医废药”，现在大概有近500种中成药已经无人生产了，一是没有中医会用，二是没有会做的老药工，三是没有道地的原材料了。这种政策的不良后果是：良医越来越少，劣药越来越多，在经济利益的引诱下，不择手段地推销药品引发了严重的“药害”，不仅最终损害了人们的健康，而且使砭、针、灸、导引按跷等中医非药物疗法没有用武之地，丢掉了中医发展的根本。实际上，中医药讲究即医即药，以医带药，中药是按照中医理论辨证使用的。以中药代替中医让中医药丢了魂，医药分家是政策上的失误和倒退，是“以药杀人”，其危害之大“猛于虎”，直接割断了中医药应用、发展和创新的血脉，破坏了中医药保障国民健康的根基。

曹东义

中医药是我国医药分开管理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其直接原因是将中医混同于西医，将中药误等于西药；其根本原因是认为中医理论不明晰、不科学、不实用，共识性少，只有中药还有一些实际效果，因此长期以来的政策导向一直是鼓励“废医存药”。“废医存药”必然导致“废医废药”，现在大概有近500种中成药已经无人生产了，一是没有中医会用，二是没有会做的老药工，三是没有道地的原材料了。这种政策的不良后果是：良医越来越少，劣药越来越多，在经济利益的引诱下，不择手段地推销药品引发了严重的“药害”，不仅最终损害了人们的健康，而且使砭、针、灸、导引按跷等中医非药物疗法没有用武之地，丢掉了中医发展的根本。实际上，中医药讲究即医即药，以医带药，中药是按照中医理论辨证使用的。以中药代替中医让中医药丢了魂，医药分家是政策上的失误和倒退，是“以药杀人”，其危害之大“猛于虎”，直接割断了中医药应用、发展和创新的血脉，破坏了中医药保障国民健康的根基。

曹东义

误以为医学就是单纯的治疗
2005年6月上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美国西雅图召开了首次亚太地区健康高峰会议。来自亚太地区16个国家的300多位政策制定者、公共卫生专家、科技精英和商业巨头们一致认为，上个世纪后期，在追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过程中，西方和东方似乎犯了相同的错误：卫生资源过多地投放到疾病的治疗而不是预防上，从而忽略了公共卫生系统、人力资源以及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是这个错误带来的后果，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显得更为突出和严重。
众所周知，中医的一大特色是养生保健，即所谓“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重养生保健则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得病。然而，在全国各级防疫体系种多年来见不到中医的影子，中医是“将卫生工作重点放在治疗上”这一错误的重灾区，不仅在国家的SARS、艾滋病、“禽流感”等疾病控制体系中没有中医任何地位，而且使中医自身也染上了舍本逐末、重治疗轻养生的坏毛病。甚至在中医教育中都忽视了上医作用的教育，致使SARS期间，拿出的中药预防处方是仿效西医杀灭病毒思想的处方。然而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则用邓老凉茶、气功、八段锦等养生保健，来预防SARS。
其实，医学的目的是使人健康，而不是给人找病治病。通过食疗、非药物疗法，能够使人健康地活着，就不应该用药。所以，中医从来是给人找健康而不是找病。
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西医没有养生保健一说，由于卫生部对中医的偏见，我国卫生事业始终没有发挥中医养生保健的优势，也导致一些人将中医的养生保健与西方新近提出的“亚健康”混为一谈，抹杀了中医的优势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