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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老说中医文化是高瞻远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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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成 刘理想 李海英:近十年中医药文化学发展回顾作者:ysgzh 提交日期:2009-5-12 23:42:00 | 分类: | 访问量:52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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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记和灵魂,也是一个民族赖以延续和发展的根本。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药学的根基和灵魂,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医药学的本质与特色,而且决定了中医药学的历史形成和未来走向。目前中医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究其根本是对文化认知的问题。中医药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研究对象呈现出来是近二十年来的事情。在传统文化氛围里,中医处于一种文化自发的状态;进入近现代,由于传统文化式微,中医生存与发展的文化氛围逐渐消失,在西方理性主义文化面前,中医才觉察到自己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的存在,这就是中医文化的自我反省。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医文化的研究不仅可以促进我们对中医更加清晰的认识,也可为中医文化的传播和中医的发展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思路。因此,如何达到中医界乃至全社会对中医药文化的广泛认同是中医药事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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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以来,中医药文化的研究受到卫生管理层、中医界以及其他学科领域学者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这一现象融入全国文化热的大潮,形成了一定的“中医药文化热”现象。自上世纪90代后期至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广大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整体水平依然不容乐观,低水平的“研究”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影响了中医药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平。回顾近十年来中医药文化发展的轨迹、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并对其进行综合系统的分析,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对中医药文化未来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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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医药文化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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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中医文化的研究早已有之,如任继愈的《中国古代医学和哲学的关系一一从〈黄帝内经〉来看中国古代医学的科学成熟》,冯友兰的《先秦道家思想与医学的关系》等等。然而,受特定学科视角的影响,那时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这一中国传统科技所反映出的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质与价值,中医药文化并未被系统地置于广泛的文化视野中考察。即使是中医界,对中医文化的涉及也仅是从医学史及文献学研究的角度出发,“中医药文化”并没有作为特定内涵的语汇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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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学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是中医药文化研究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潮则为这一发展时机的到来提供了契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场中医药文化研究热在中医学术界开始形成,并取得系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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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中医药文化方面的著作不断涌现,如《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1982)、《周易与中医学》(1989)、《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1990)、《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1990)、《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导论》(1991)、《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1993)、《中医文化溯源》(1993)、《医学与人类文化学——医学文化社会学引论》(1993)、《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1993)、《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1994)、《中国医学文化史》(1994)、《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1994)、《易医文化与应用》(1995)、《言天验人:中医学概念史要论》(1997)、《论医中儒道佛》(1997)、《东方生命花园——易学与中医》(1999)、《儒道佛与中医药学》(2002)、《思考中医》(2003)、《中医学方法论》(2003)、《奇迹、问题与反思——中医方法论研究》(2004)、《中医文化对谈录》(2004)、《中医与传统文化》(2005)、《出入命门——中医文化探津》(2007)等学术著作相继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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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学术会议如中医理论与中国哲学及文化国际会议(1990)、中医文化研讨会(1991)、全国首届医学与人类文化学术讨论会暨首届中美医学文化恳谈会(1994)、‘95中国医学文化学术研讨会(1995)、国际佛教医学暨港台中医文化学术研讨会(1996)等学术会议陆续召开。1996年8月,由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献分会和医古文研究会主办的首届海峡两岸中医药文献、医古文、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安徽黄山市举行,经认真酝酿,中医药文化分会在此次会议上正式宣告成立,从此,中医药文化研究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团体。自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成立以来,截止2007年,每年一届共举办了十届全国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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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古文知识》、《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上海中医药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1999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季刊)创刊,这是目前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学报中唯一的社会科学版学报。2006年3月,原《医古文知识》更名为《中医药文化》并正式创刊,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本研究中医药文化的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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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对中医药文化研究工作的开展,各地相继成立了有关中医药文化的研究中心。成立于1994年的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中心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中医文化研究中心,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哲学与医史文献学专家为核心的兼职研究队伍。该中心进行了“中医药学中的儒道佛思想研究”、 “中医文化研究”、“中医方法论研究”、“医学哲学研究”、“中医大学生文化素质考察研究”、“中医药学与传统文化研究”等系列研究。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已开展了中医哲学、中医学方法论、易学与中医学、儒道佛与中医学、北京市民养生、“太医院”文化、“同仁堂”文化、“药王庙”文化、宫廷医学、燕京学派、北京四大名医等研究。成立于2002年的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与文化研究中心主要以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内涵建设为核心,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通过对中医药古今文献的研究,审视中医理论的发生发展、解释和理解中医文化现象、丰富和完善中医理论体系为主。其他,还有河南、上海、福建等中医院校也加强了中医药文化基地的建设,有的已经成为本省市的人文社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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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医院校教育中,以前与中医药文化相关的课程主要是《医古文》。随着对中医药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视,多数中医院校开设了有关中医药文化方面的必修课或选修课,如《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医与传统文化》等。作为第一部中医药文化素质教育的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哲学基础》(张其成主编)还被评选为2006年北京市精品教材。中医药哲学文化被正式纳入中医药教育系统,对中医院校学生的传统文化及中医思维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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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医药文化相关博物馆的建设取得进展。目前,全国已有若干所中医药类博物馆,如中国医史博物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史中药博物馆 (北京),辽宁中医药大学医史教育博物馆(沈阳),长春中医学院医学历史博物馆(长春),上海中医药博物馆(上海),江阴市中医史陈列馆(江阴),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杭州),江西中医学院医史陈列馆(南昌),河南中医学院医史陈列馆(郑州),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成都) ,张仲景医史文献馆(医圣祠)(南阳)以及北京中医药数字博物馆、北京中医药大学数字博物馆等等。这些博物馆将知识性、专业性、科学性和艺术性融为一炉,使之成为展示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窗口,成为中医文化建设中独特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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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中医药文化的认同,中医药文化在国外迅速传播。国外不少大学、研究机构开展了中医文化研究或成立了中医药文化研究机构,如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和北京中医药大学联合成立了中德奥医药文化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和北京中医药大学开展了长期的中医养生文化研究。此外,央视中华医药栏目在国外有很高的收视率和知名度,成为海外华人和外国人了解中医药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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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医药文化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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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构建“中医文化学”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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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医文化”、“中医药文化”不仅成为学术用语,而且还有部分学者尝试构建“中医文化学”,对中医文化学的内涵及研究范围、意义等问题作了许多探讨。“中医药文化”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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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认为中医文化学是中医药学与文化学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中医药学交叉学科之一,属于多学科研究中医药学的学科范畴。它主要应用文化学方法通过对中医药理论本体的审视,揭示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它本身包括两大研究范畴和三大时代界限:中医文化学、中医角色文化学及古代、近代、现代的机制轨迹。通过对中医文化体系发生、发展、传承、演化、结构、特质等在广阔的中国古代文化氛围、土壤里的分析,回答中医药学其所以然的内在缘由。经过对中医文化角色心理、情感、行为、思维、价值观的检讨,促进角色的自我理解和主体意识的觉悟。中医本体的研究范式和成果结论,对当代中医药学现代化的实践历程、标准评述、目标选择及中医文化角色的更新塑造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1] 对于中医文化学的研究问题,黄寅焱、车离指出中国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之间,有一个重要环节,不能逾越。即:只有不是把古老的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简单地对号比较,而是首先要对中医理论自身进行文化哲学的历史解析,亦即首先剥开中医概念、论断的文化哲学外壳,还原其朴素的医学内核,然后将其置于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才能研究提高、发展更新。这很可能是中医学在现代科研发展中的必经之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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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其成从中医文化学的内涵、中医文化学的结构层次、中医文化学与医学人类学、中医文化学创建的意义等四个方面论述中医文化学体系的构建。认为中医文化学即是研究中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学问。具体地说, 它研究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文化社会背景, 研究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哲学思想、价值理念、文化功能、人文精神, 研究中医学区别于其他医学的文化特征, 研究中医学发生发展的总体规律。并将中医文化学的结构分为中医精神文化、中医生命文化、中医比较文化三个层面,其中中医精神文化是中医文化的核心,中医哲学是中医文化学的核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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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如辉则认为:“‘文化’概念的内涵及中医学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应该成为该研究(中医文化学研究)的指导原则。”“中医文化研究必须服务于中医学的诠释和发展。首先必须将中医学放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哲学背景中加以考察和理解,这样有利于从原则的高度考察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执简驭繁,高屋建瓴;继之就文化内涵的各个要素考察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使原则性的认识具体化。另—方面,必须考察中医学对中国古代文化以及当代文化的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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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8月召开的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首次明确了“中医药文化”的初步定义: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研究中医药文化,就是以中国哲学、文学、史学为基础,以中医典籍、中医名家、中医文物、中医史迹为对象,研究中医理论与临证发展规律、中医名家学术思想、中医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以及名家风范,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为区域中医药文化发掘,为中医药院校、医院、企业文化建设,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交流和传播服务,从而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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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医哲学及方法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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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充分体现了中国固有文化的本质特征。对中医理论内涵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中医方法论和理论形态的研究,是中医药文化研究的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核心的部分。近十年间,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医学的思维及方法论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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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长林认为中医学是象科学的代表,他通过对《周易》和古希腊哲学的比较,说明中西方在传统认识上,由于时空选择不同,从而形成了两种科学。西方的传统认识,以空间为主,时间为辅,空间统摄时间。中国的认识传统,以时间为主,空间为辅,时间统摄空间。因此,前者认识世界着重在“体”,后者则着重在“象”。对“象”规律的认识为“象科学”,象的实质是“气”。“气”是时间属性占优势的物质存在,与空间属性占优势的实物和物理场不同,构成世界的另一半。中医学是象科学的代表,本质上与作为体科学的西医学不能通约。中医学的突破,定将带来整个象科学的复兴,对人类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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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后半叶诞生发展起来的复杂性科学,是研究复杂系统和复杂性的一门交叉学科,包括自然、工程、生物、经济、管理、政治与社会等各个方面。朱清时院士认为中医符合复杂系统理论,是复杂性科学。在任何层次上,复杂系统的演化都需要有以交换信息为基础的各个部分之间的高度协调。而生物复杂系统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各个部分之间的高度协调,可以说信息是生命赖以存在的至为关键的因素。中医的认识显然是符合这些理论的。 中医研究人体,注重的是各种功能系统之间的关系,致力于协调它们使之平衡。其实“关系”与信息交换分不开,没有充分的信息交换就不会有正确的关系由此可见,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事实上都在研究复杂系统,中医治疗就是协调关系,使人体处于平衡的自然状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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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世讷也认为复杂性是中医药自主创新的战略优势,中医认识了人的健康与疾病的众多复杂现象和规律, 但限于历史条件没有揭示清楚, 而西医迄今还没有企及。把这些复杂性机制和规律揭示清楚, 是一种战略性的原始创新, 是中医药自主创新的战略优势。20世纪以来系统科学开辟了对复杂性的研究, 为中医药破解复杂性难题开辟了道路, 应当摆脱“以西解中”研究方式, 远离还原论, 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到西医视野之外开辟自主创新之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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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其成认为:中医学是中国传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科学唯一沿用至今的学科,它集中体现了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科学的特征。从理论特征上说,中医还不是一种结构的、几何的、公理论的科学,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医却是-种宽泛意义的科学,是一种功能的、代数的、模型论科学。中国传统医学采用思维形式的模型法,而不是物质模型法,其思维模型可统称为“象数符号模型”。它是中医及整个中国传统科学建构的基础。这个思维模型是定性化的,提供定性和推论的依据。中医的整体全息观念与非线性科学的系统性、自组织性、自相似性原理较为一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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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不同模型学说对中医理论进行了阐发。包巨太提出“阴阳球-八纲的模型”,认为这个模型是从原来阴阳太极图模型即阴阳的思维模型发展而来。通过对八纲重新认识,与数学三维空间理论相结合,进一步丰富了阴阳模型的数学内容,弥补了阴阳思维模型的不足,为今后从定量方面对模型的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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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其成将中医学的生命模型概括为“气—阴阳—五行”模型,具有五方面特征:超形态的功能模型;关系性思维模型;相对性模型;全息性模型;重时轻空的模型。总之,西医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取大生、大生命的医学模式"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功能、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因而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具有较强优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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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福成提出“中医基础模型说”,他认为从现代系统科学角度看,中医药学是另一种表达形式的非线性开放复杂巨系统的模型科学体系,是有中国特色的另一种科学系统。它与量子场论模型、相对论模型、DNA双螺旋结构模型之间具有广泛的系统同构性。在中国古代系统科学和中医学基础理论中,符号模型的表达方式被广泛而普遍使用着。它采用了以中华民族的自然语言文字为主的描述模型、符号模拟模型、数学模型、结构模型的综合方法,把所要研究的宇宙自然整体能量物质运动变化系统的总体过程论述和表达得清清楚楚,有条有理。现代科学对物质能量结构的描述表达模型,与阴阳模型以及中医理论模型对物质能量结构的数字化模拟,完全同构同功。中医药学基础理论与现代科学模型之间客观存在着系统同构性,是中医药学与现代科学技术实现顺利接轨的物质基础和必备条件,是中医基础理论实现突破与创新发展的最佳切入点,是在现阶段提出“中医模型说”的理论和实践基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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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宗明运用哲学的范畴思维概括和提升人们在中医研究中形成的一些共同经验,从8对认识论范畴,即主体与客体、观与实验、局部与整体、唯象模型与实体模型、定性与定量、证实与证伪、经验与理论、哲学与科学关系出发,构建中医方法论的一个新的研究框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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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广莘研究员认为“赞天地之化育”的创生性实践生生之道,是中医学的实践观念;“天人合德”的生态共演,人类健康生态目标实践,是中医学的目标医学模式;“生化之宇”,升降出入的主体性开放,自组织演化,稳态适应性目标调节,是中医学对象特征;向上向前向内致思方向的生命实践意向性思维,是中医学的思维特征。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寻找健康的钥匙,团结真正的朋友,通变和合的辨证论治生生之道,是中医学的实践基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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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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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纪之交,围绕中医发展战略问题出现了一场较大范围的论争。张其成认为,中医现代化已构成一个悖论,那就是中医学要现代化就要现代科学化,就要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中医究竟能不能实现不改变自己非现代科学特色的现代科学化?主张中医最终应当也只能按照中医本身规律发展。中医的当务之急不是去设法求证自己是否科学,不是去用线性科学的方法寻找自己的物质基础,而是要集中精力、认认真真地去考虑一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然后怎样去发扬这个优势。[8]蔡定芳认为虽然中医对某些疾病仍然有效,但是总体水平落后于西方医学却是铁的事实! 毋庸争议的事实使每位头脑清醒的中医工作者承认:中医落后了!克服对现代医学的无知和对传统中医的狂妄自大是中医学现代化历程上必须迈过的第一道门槛。主张必须认真学习西医,准确把握研究的契入点,建立中医形态学。要对自己现有理论体系作一番重构,真正将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纳入到中医的理论体系中来。[14]这两种观点都引起了争论,从而推动了中医发展战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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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90年代起,以贾谦研究员领衔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课题组先后做了 “促进中医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中药产业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中药产业国际化推进战略研究”、“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中医药基础理论建设及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体系科技支撑研究”、“促进中医药科研教育体系建设与发展研究”、“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构建中医药保护的法律体系研究”、“遵循自身发展规律,发挥中医药优势特色的政策研究”等中医药领域数项国家级软科学研究,其中,“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和“促进中医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等两项研究成果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中国的最高奖项)二等奖和三等奖。课题组成员深入中医药临床、科研、教学第一线,搜集信息,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这些信息资源为依据,在客观地反映目前中医药在医、教、研各方面的问题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对中医药的优势和特色做了具体的阐述。课题组对中西医学两种不同理论体系作了比较研究,认为中医药学只有走自主发展创新之路,才能振兴。2007年1月,由课题组成员撰写的《中医战略——中医传承与发展的认识和思考》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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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组承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项目“中医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从现状分析、发展机遇分析、发展思路与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与主要任务、保障措施五个方面阐述了中医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本研究分为8个子课题,包括:中医理论发展战略研究、中医技术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医标准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医医院内涵建设与办医模式研究、中医国际发展战略研究、中医现代化人才战略研究、中医知识产权保障体系研究、中医现代化政策保障研究。2007年7月,该课题总结报告作为专著出版,报告通过深入调查和分析当前制约中医事业发展的主要问题,预测未来对中医发展的需求,明确中医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提出中医现代化战略选择,对制订中医现代化发展政策和策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中医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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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医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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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涵盖面极广,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不仅包括古文、诗、词、曲、赋、书画、民俗等,又包括古天文、历法、地理等,涉及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但其核心则集中体现在传统哲学上。儒释道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三大流派,对中医药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又“医易同源”,易学与中医共同建构的以气、阴阳、五行为基本框架的象数符号系统更是人的生理、病理、诊治理论模型的重要理论支撑,将人还原为与天地万物同构、同序、互换的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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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多结构、多层次的综合体,中医学与其他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只有被置于一定的时空坐标下,并分解成各种相关课题一一解析后再有机整合,方能获得全面、深入、严谨的阐释,一篇论文对于中医与儒释道易之关系研究的命题,只能作概述性的阐述,而无法进行精深的研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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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中医与儒释道的综合研究,代表性成果是《儒道佛与中医药学》(薛公忱主编,张其成、申俊龙副主编,1999),该研究为国家社科“九五”规划项目,从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互动关系入手,以传统文化的视角探索中医药学的发展条件和规律,又从中医药学层面考察和评估了儒道佛的社会历史功能;不仅挖掘了中医药学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的源头活水,也分析了中医药学的理论和实践对儒道佛思想的发展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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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儒关系的探讨主要围绕儒学对中医学的影响展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从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医伦理道德、自身修养的影响,阐述儒家对中医药发展的积极作用;其二是儒家对中医学的负面影响,大体包括“以经治经”的研究守旧、局限弊端和阻碍了中医解剖学。专著有《儒家文化与中医学》(林殷,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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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释关系的探讨一般以佛教医药技术及佛学思想在中医学中的渗透为主,包括对方名书名的影响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对某学科的特殊影响等等。专著有《佛学与中医学》(耿列周,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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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道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围绕道家养生观念、方法以及治疗思想等与中医养生康复、对人体的认知等进行分析、探讨。对道教医学的研究取得成果。除了多部道教和养生的著作外,还有《道教与不老长寿医学》(日本?吉元昭治,1992)、《道教医学》(盖建民,200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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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易关系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多部研究专著问世,杨力、张其成、邹学熹、孟庆云等的专著,开启了深入研究医易关系的大门。该研讨焦点之一在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渊源关系,大致有三种观点:“医源于易说”、“医易同源说”、“医易两分说”,研究者们各有一定理据,尚未达成共识。近年来,“医易会通”、“医易同源”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研究焦点之二为“易理医用”,即易学在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形成中的影响和运用,主要体现在中医学的思辨方法中,如步氏指出易贯儒道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方向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从命门学说的定说模式说明象数易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养生思想与中医理论的发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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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中国古代哲学阐发中医的目的就在于从哲学层面阐明中医学的思维特征、文化来源、学术内涵,阐明中医学理论与临床的根本思路和基本原则,理清中国哲学与中医学的体用关系,辨明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思维异同,认清中医学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和劣势,从而继承并发扬中医学的优势,提高临床疗效,探明中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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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地方中医流派之中医药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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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派林立,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鲜明特色。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其间的相互争鸣与渗透,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医学“一源多流”的发展格局,如安徽新安医派、常州孟河医派、广东岭南医派、江西盱江医派、楚州山阳医派、苏州吴门医学等都在中医学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近十年来对新安医派、岭南医派、孟河医派的研究比较集中,其他学派的研究则相对不足,甚至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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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安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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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安医学发源于新安江流域的古徽州地区,肇始于南宋,鼎盛于明清,迄今已有1000 多年的历史,至今对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十年来,对于新安医学文化特征的研究除了对新安医学的理论、临床、文献研究之外,还广泛涉猎政治、经济、教育以及文化的其他层面。1999 年9 月,安徽中医学院新安医学文化馆揭幕开馆,对新安医家医籍的一般概况、新安儒医群体、新安医家中供职御医情况、临床各科概况、主要学术流派、医学教育与普及、新安医学域外影响、新安医家的医德医风、新安医学目前研究概况等进行了全面的展示,促进了新安医学的全面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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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新安医学流派的形成,学者指出其形成深受徽州儒家精神文化、徽州宗法制度文化以及徽商经济文化的影响。[18]新安医学是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新安医家将儒、易等学说援入医学,既发展了医学,又丰富了徽文化,新安儒医及其众多著作对中医学、徽州域外医学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在其发展过程中,家族链的传承在新安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严格的宗族制度为徽州医家家族链的稳固和发达提供了社会基础,将医技代代相传,形成了某些独具特色的医学专科。[20]而且新安医学与徽商商业活动具有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徽商形成的地缘是新安医学发展的基础,儒商文化是新安医学形成的条件,商与儒、新与旧思想的矛盾交流是新安医学的典型风格。[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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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安医学的传承授业方式对古今中医教育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安医学促进古代中医教育发展的特征表现在“医德”、“医链”、“著书”、“刻书”4个方面;促进现代中医教育发展的特征表现在中医专业本科教育的主干课程教材建设中,大量收载了新安医学的学术成就。[22]关于新安医学的保护,主要围绕新安医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具体表现为特定的区域认同性、突出的文化表现形式、不断创新的传统知识体系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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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岭南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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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医学” 是指岭南地区的医药学,而约定俗成地又特指岭南的传统医药学,其历史文化,不仅悠久、丰富,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风格和优势。但近十年来对于岭南医学文化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1997年,岭南医学的研究受到了省区卫生行政部门的重视,广东在省中医药管理局的支持下成立了广东中医药学会岭南医学专业委员会,标志着岭南医学的研究走上了正规、系统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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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岭南医学的历史渊源及发展,邓铁涛通过回顾岭南医学发展的脉络,指出晋代中原移民带来先进的学术与岭南地区医药相结合,宋代后长江流域的医药学术被带人岭南,均促进了岭南医学的发展,使岭南医学成为有浓郁的岭南特色的医药学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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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岭南文化的认识,学者们在地域性特色方面展开了广泛的论述,最后在岭南文化具有兼容开放的多元性、实用性和创新性等方面达成了共识,认为这不仅是岭南医学发展的特色,也是有异于中原医学发展的重要方面。在研究内容方面,则大体包括四大部类,即基础理论研究、临床医学研究、南药开发研究和岭南医学对外交流研究。[25]近代社会西化的背景下,对中医学派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岭南中医界在民国时期提出各种革新主张,以适应时代要求。代表人物有提倡“中医科学化”的谭次仲、主张“建设中国本位医学”的伍律宁、持“中医改进论”的张二仲与林昨非、建议培养“新中医”的卢觉愚以及“中西医学比观”的张公让。他们的思想,既有废医存药的错误主张,也有坚持以中医为主体的中肯之见,体现了特定时代下的诉求,既有进步性也有局限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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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如何认识岭南医派的丰富内涵,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把岭南医学置于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科学背景中展开研究,运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人才学等诸多学科的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阐述各个历史时期岭南医学成就的内在联系,勾划出岭南医学的主要特征与历史内蕴。[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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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孟河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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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河医派是明末清初源出于江苏常州孟河的一大地域性医学流派,逐渐形成以费、马、巢、丁四大家族为主的孟河医派,以其高深的学术造诣,丰富的临床经验逐渐影响全国,其学术思想相传至今已有400余年。近年来孟河医派的历史价值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对孟河医派的研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2005年7月,常州市中医药学会组织召开的“常州地区孟河医派再传弟子座谈会”在文笔山庄举行,共同呼吁尽快抢救、保护修缮设立“孟河医派故居陈列室”。此后,关于孟河医派的学术研讨会和各种纪念活动在全国各地均有举行。2007年10月,常州市中医药学会在市卫生局的支持下成立了“孟河医派研究会”,召开了“孟河医派学术研讨会。2008年3月常州孟河医派传承学会筹备会议在上海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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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孟河医派的成因,多数学者认为优异的地理位置,深厚的经济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孟河医派孕育人才、吸引人才的有利条件和发展的基础。对孟河医派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缪卫群通过广泛收集中国各大图书馆及欧洲、美国、港台图书馆馆藏的有关孟河医学的著作、方志、家谱等资料,采访孟河医家的子孙、传人、学生或门徒200余人之后,对孟河医派的形成、发展、著名医家、学术特色以及学术传承进行全面整理,分析后指出孟河医派具有良好的传承,其学术思想在当今社会具有宽阔的发展空间。[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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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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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文化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具有特色的重要部分,已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服务于全人类生命健康的宝贵资源。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得到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响应。我国从此即着手开展将传统医药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发布;2006年,第一批518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问世,其中中医药方面有9个项目列入首次国家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这9个项目是: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正骨疗法、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胡庆余堂中药文化、藏医药。[29] 就保护的内容方面,有专家指出中医理论是传统医学文化保护的精髓所在、神气所在,目前中医理论的退化与弱化导致传统医药的萎缩,故中医理论保护更重于中医文化的形式保护、载体保护,是国家对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保护中不可缺少、不可忽视的核心环节。[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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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实现实质性进展的同时,关于如何对中医药进行保护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专家对这一问题给与了高度关注,多数认为这是多种原因导致的结果,概括而言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保护方式上的分歧对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组的专家提出,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不适应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要求,应当进行专门立法,建立我国自己的以政策法律为主导的综合保护措施;二是知识产权制度与中医药传统知识的理念冲突,群体性权利与个体性权利的差异使得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根本不会对于传统知识这一群体性的权利给予保护。这种设计理念的差异成为中医药传统知识寻求现行制度保护的最大障碍;三是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失调,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这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陷入了一种文化认同的危机,政策的制定采取了国际“模式”,导致中国的传统知识被漠视。而解决它的保护问题是个复杂的工程,学者认同的观点是应从法律、政策和社会环境建立一个综合、立体的保护体系,使我国独有的中医药知识在得到国内、国际范围内有效的保护。[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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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医药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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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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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医药文化很多内容的研究整体深入不够。关于中医学与其他文化内容之关系的研究尚停留在大体、笼统的水平,只有少数能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考察单一医药现象、某一理论概念的产生、发展与演变;强调中医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赖性及与西方医学文化的差异性,却很少从这种差异性与医学本身面对的生命本质的同一性之矛盾出发,探讨两者可能存在的融汇与互补的方面;研究视野局限在古代中医文化的研究,较少关注现实中医文化的研究,即便论及当前文化背景、社会观念、医政制度、医教制度、医疗模式等与中医学现实发展的关系,也多是从管理、教育等学科本身出发,一般不作文化角度的透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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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研究方法局限,很多研究未能及时吸取当代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先进方法。缺乏有效的方法将已收集整理的素材进行时间上、空间上有机的组织、串联、分析,并把它们与一定时空阶段的医学理论及实践相照应,有的仅满足于对这些素材作纯文学的品味。研究总体呈离散型,缺乏整体规划性与协作性;某些个人的研究也没有系统性、承继性。基本的文化概念与文化理论研讨不足。已取得的很多研究成果,没有在广大中医研究工作者及普通群众中获得很好的普及,也没有在国际医药交流中得到充分利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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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医药文化”学科还没有正式纳入中医药学下属的二级学科体系。虽然已有一些研究者提出构建中医文化学学科体系,但有关领导部门尚未正式承认这一学科。目前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有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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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中医药文化研究队伍亟需加强建设。虽然少数研究工作者已达到了相当的学术水平,但从目前的整体研究状况看,尚不容乐观,尚缺乏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基本处于散兵游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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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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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加强“中医药文化”学科建设,尽快将“中医药文化”学科正式纳入中医药学下属的二级学科体系。在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成立中医药文化教研室或研究生(研究中心),配备专业人员,开设必修课程,开展专门研究。中华中医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应充分发展全国性学术团体的作用,制定中医药文化研究规划,积极为中医药文化工作者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加强中医药文化工作者之间的合作,鼓励不同领域的人员从多学科、多角度地参与中医药文化研究工作,从整体上提高中医药文化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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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加强中医药文化工作的人才培养,以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带动学科发展。中医文化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不是靠几个人的努力就能完成的,它的建立有赖于成熟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体系的确立,所以必须尽快建立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研究队伍的整体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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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希望政府加大对中医药文化研究及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投入,国家课题应照顾中医药文化研究。并纳入国家级、省市级人文社科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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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积极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中医药文化,将中医药文化研究成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社会大众推广,为中医药发展做好文化普及先行的工作,为中医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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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医药文化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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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中医药文化任重而道远,今后应朝着以下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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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要对中医药文化进行全面整理和提高,解释中医药文化所蕴含的深刻的实质内容。通过努力,将中医药文化研究成果融入到中医科研、中医教育、中医医疗工作中,才能发挥中医药文化的内涵,才能使中医的发展获得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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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将中医药文化融入世界大文化中,进而得到全球的认同。中医药文化就其本质而言是属于东方的,但就其价值而言是全球的,如果不为全球所认同,就会失去它耀眼的光芒,因此需要经过整合提高、传播宣传,最终得到全球文化的认同。中医药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要能被西医和其他现代科学所吸收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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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强中医药文化关键问题的研究。中医文化要研究探讨的问题很多,应选择关键问题加以研究,力争有所突破。如:如何重新认识中医药文化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大文化中的地位?如何看待中医学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中医学发展中的作用?如何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解决中医药学的未来发展问题?古代伦理道德观念对中医人格和医德修养有什么样的影响,怎样规范当代中医的职业道德,提高中医队伍的素质?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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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开展中医药文化的产业化问题研究。文化创意产业是目前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医药文化应该能与健康教育、健康管理等健康行业形成产业链,实现自己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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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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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何其灵.对中医文化研究现状的思考.医学与哲学.2001,(6):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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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题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组织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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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医药文化》杂志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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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转帖]中医文化的命运 (阅:524)
光明日报2009年6月11日第10、11版,刊登我校张其成教授对中医文化的看法,全文如下:
中医文化的命运
挑战与失语:百年中医的坎坷历程 中医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中医的命运是中华传统文化命运的一个缩影……是否废止中医已经不仅仅是中医界本身的事,而是整个思想界、文化界的事,是“中西文化之争”社会思潮的重要环节。 一百多年以来,中医所走过的道路真是坎坷多艰,几次险遇取缔。当然中医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中医的命运是中华传统文化命运的一个缩影。 明末清初,公元16世纪,西医开始传入中国。西医是随着基督教的传入而传入的,来华的传教士带来了西医,但早期影响不大。直到19世纪初,随着西医牛痘接种法以及外科、眼科治疗技术的传入,这种影响才日益扩大,对中医造成的冲击也日益增强。1822年,道光二年,清政府在太医院废除了针灸科。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1804-1888)在广州创办第一所教会医院。鸦片战争以后,教会医院由沿海进入内地,几十年间在各地迅速兴建。随着西医的传入,国人开始对中医的合理性产生了质疑甚至否定。 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废除中医的人是俞樾。俞樾是一代经学大师,他在1879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废医论”;之后又发表《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第一次政府部门公然排斥中医的行为发生在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这就是著名的“教育部漏列中医案”事件。当时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这个《法令》前后两次颁布(1912 年11 月和1913 年1 月),都没有把“中医药”列为教育学科,而是只列了西医。这在当时引起中医界强烈抗议,纷纷要求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但被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明确拒绝。后来为了安抚中医界的情绪,又辩称“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 政府部门第一次明确提出废除中医是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卫生部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这个提案是余云岫提出来的,全称是《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议案一公布,立即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抗,这一次引起的震动远远超过了1912年。大批中医药人士纷纷抗议游说,抗议高潮是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派5名代表到南京请愿,要求立即取消议案。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撤销这一法令。后来中医界把“3·17”定为“国医节”。 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出,传统文化遭到猛烈的抨击,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中医药学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前所未有的批判。是否废止中医已经不仅仅是中医界本身的事,而是整个思想界、文化界的事,是“中西文化之争”社会思潮的重要环节。中医药学作为“旧传统、旧文化”的一部分,也遭到了批判或否定。 新中国建立初期,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继续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50年代初,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因为毛泽东主席大力扶持中医,最终卫生部两位副部长王斌和贺诚被撤职。 改革开放以来,中医在政策层面上获得支持。1982年,新修改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然而,对中医药学是不是科学的争论一刻也没有停止。有人提出中医不能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检验,所以“中医是当今最大的伪科学”。
国外“中医热”与国内“养生热” 现代科学发达的西方国家,经过了从排斥中医到信中医、看中医的过程,并渐渐开始出现“中医热”。 难道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中医药学真的不堪一击吗?不!恰恰相反。面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挑战,中医药学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现代科学发达的西方国家经过了从排斥中医到信中医、看中医的过程,并渐渐开始出现“中医热”。 1973年4月,中医针灸在国际上首次取得合法地位,美国第一个中医法在内华达州诞生。经过3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近10年,中医药文化传播范围不断扩大,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中医药、使用中医药、学习中医药。中医药文化逐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同,中医药作为合法的医疗保健手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医疗保健体系。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医和针灸在全球160多个国家有着不同程度的应用,并在一些国家具有合法医学地位。国外中医和针灸从业人员约有30万—50万人之众,中医医疗机构至少已达10万多家。美国开始将中医从补充和替代医学中分离出来,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医学体系对待。英国有近五分之一的人口经常使用中医药,每年在中医等传统医疗方面的消费开支达1.3亿英镑。一些国家还将中医针灸纳入医疗保险范畴。 国外的中医教育、科研势头很好,目前已有7所正规大学开设有中医系或中医专业,一些国家还批准了民办中医大学为正规教育机构,美国知名学府60%的医学院开设“替代医学”课程,其内容也涉及中医。全美已有超过80所的中医高等教育机构。国外一些权威科研机构开展了中医药、针灸研究项目,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开始大规模资助中医、针灸研究。中医药科技国际合作项目越来越多。中药材及中药产品国际销量稳步增长,2006年出口中药产品销售额达到了8.3亿美元。 去年北京奥运会上,奥运村里开设中医门诊,提供中草药治疗,外国运动员排队尝试古老中医疗法,中医、针灸、推拿等疗法受到极大欢迎。 再看国内,民众对于中医的热情持续高涨,电视媒体的中医养生讲座受到民众欢迎,养生图书持续热销。民间学中医呈现热潮,一些名人也拜师学医。
中医养生热背后的原因 第一,中医有明显、确切的疗效;第二,中医药的简便、低廉;第三,中医符合健康总体需求,符合大生态的医学模式;第四,中医吸取了中华文化的精华,符合国人的文化传统,贴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为什么在现代科学高度进步、现代医学高度发达、物质生活高度富裕的西方国家掀起中医热?为什么中医养生在我国反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我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医有明显、确切的疗效。疗效才是硬道理。我参加过一个“关于中医药学特色与优势的调查和研究”项目,调查表明,中医药治疗具有安全、有效、低毒等优势,通过辨证论治原则组成的复方,具有比单味药更优越的整体调节功能,从而更有力地纠正机体的各种不平衡状态,为有效地治疗复杂疾病奠定了基础。中医非药物治疗使用器械或手法,发挥着整体功能综合调节和协助人体自然康复的作用,强调因人施用、辨证施用,注重医患双方的互动性和方法的实用性、有效性。通过临床调查,结合文献研究,发现中医擅长诊治多系统、多器官、多组织的综合病变,擅长治疗经西医化验、透视、拍片却无法诊断的疾病,如头晕目眩、疲倦无力、四肢倦怠,或心悸、失眠、健忘、无名发热等;心因性疾病、心身疾病;男性病如阳痿、精少,妇科病如痛经、闭经、不孕症、月经少、经期延长等;对病后调理、体质虚弱、气血两亏的人、服西药有过敏反应及副作用者采用中医治疗往往能有满意的疗效,对长期服西药不见疗效的人,改服中药往往速见疗效。针灸治疗偏头痛、腰腿痛比西医具有更好的疗效。许多疾病西医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这是西方国家发展中医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中医药的简便、低廉。这是经济的原因。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要发展中医呢?除了中医的疗效以外,其主要原因就是医疗费用低廉。WHO西太平洋区传统医学官员曾说过:“使用中医比西医在某些程度上性价比更高。”海外中医发展迅速就是考虑到降低医疗保健成本。因为政府在公民医疗保健方面的财政负担过重,为了省钱,为了用较低的投入获得较好的医疗保健效益,所以选择中医药、针灸。 第三,中医符合健康总体需求,符合大生态的医学模式,符合回归自然的世界潮流。当代社会疾病谱发生变化,人们健康观念有所改变,现代医学模式由生物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相结合模式转变,现代医学理念由治愈疾病向预防疾病和提高健康水平方向调整,全球崇尚天然、回归自然、绿色环保的潮流进一步发展。中医药恰恰符合这种社会需求,因为中药大都是以植物、动物等为原料,污染少,副作用小。而针灸、推拿等非药物疗法更符合这一潮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普通百姓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健康,人们害怕生病,也生不起病,所以开始越来越重视养生,中医“治未病”的思想和方法符合普通百姓这一基本愿望。 第四,中医吸取了中华文化的精华,符合国人的文化传统,贴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医养生是建立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当老百姓从“春捂秋冻”、“冬吃萝卜夏吃姜”等谚语中感受到这里面含有中医养生的道理时,就不仅对中医是亲切的,而且是感情深厚的,对它就有了高度的认同感。 养生其实很简单,它不是要你特意去做一件与日常生活无关的事,养生恰恰就是日常生活,就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WHO——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有一项数据:由生活方式引发的健康问题占60%,环境和社会因素占17%,遗传因素占15%,医疗干预仅占到8%。养生说到底就是要养成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并且把它变成一种生活习惯。
寻根求源:中医文化的魅力 中医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和”……中医说一个人有病了,那是阴阳不和。怎么治病?就是调和阴阳。病治好了就是阴阳调和了!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中医还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融合了儒道佛文化的精华,凝聚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中医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和”。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如果用一张图来表示那就是“太极图”。“太极图”集中体现了阴阳和谐的价值理念,体现了阴阳消长、阴阳转化的规律。汉代以后,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佛三足鼎立。如果用太极图来说明三家,那么白的部分是儒家,儒家崇尚的是阳——刚健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道家崇尚的是阴——柔弱居下、清静无为的精神。当然儒和道不是截然两分的,而是像太极图阴阳鱼一样交互在一起。再看从古印度传来的佛家,如果用这张太极图来说明,在什么位置呢?我问过很多人,有人说在两个点,有人说在中间,也有人说在外面一圈,可能都对。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从不同角度来理解佛家的。这里不多讨论。我要说的是儒、道、佛三家都是讲“中”,都讲“和”。 其实,传统文化里面还有一家,那就是医家。医家不仅是一种医疗技术,也是一种文化哲学。中医是崇尚阴还是崇尚阳呢?其实中医是讲阴阳平和、阴阳不偏的。可以说中医是阴阳哲学的最佳体现。中医说一个人有病了,那是阴阳不和。怎么治病?就是调和阴阳。病治好了就是阴阳调和了!有人攻击中医就说一个阴阳太简单了!其实越简单的东西越接近事物的本质。中医是一种阴阳中和的文化!应该在我们中华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汉以后的中医还融合了儒道佛文化的精华,除了儒道佛共有的中和观念、儒道共有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以外,中医从孔孟儒家那里还接受了伦理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医德规范。中医有一句话说“医乃仁术”,这个“仁”就是儒家的“仁”。那么道家呢?中医从老庄道家那里接受了养生思想,道家重人贵生、自然无为、虚静柔顺的养生思想及其方法对中医影响重大。当然反过来,中医对儒家、道家乃至佛家也有反影响,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是单方面的。历史上就有儒医、道医、佛医。如果再往前推,《周易》的阴阳哲学就是中医理论的渊源了。 中医和西医的区别说到底就是文化的差异,表现在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上都有所不同。可以用两张图来说明,中医采用的是太极图,而西医是矛盾图。共同点在于都有黑和白,然而结构不同、关系不同。中医对待疾病采取调和性治疗,西医采取对抗性治疗。在西医看来,一定要找到疾病的原因,然后将它杀灭。中医不是这样。我有一个朋友是中医肿瘤专家,他说中医不是以杀灭癌细胞为目的的。如果以杀灭癌细胞为目的,那么中医的疗效肯定赶不上西医的放疗、化疗。中医是改变产生癌细胞的身体环境,让癌细胞不发作。所以中医治癌症虽然没有杀灭癌细胞,但可以延长存活期,减轻疼痛,提高生活质量。德国前年有个报道,有一项研究是寻找癌症在放化疗之后反而扩散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是主要的癌细胞被杀灭以后,那些为辅的癌细胞原本是不发作的,这一下都跑出来了。可想而知,这种治疗并没有改变产生癌细胞的内环境。而中医的主要治疗思路就是改变内环境,提高自治愈、自修复的能力。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系统,不是西方二元对立的理论可以解释的。人是有可以自我治愈的能力的,中医就是采用中药、针灸等方法去激发这种自我治愈、自我调节能力。 再看中医是怎么对待健康的?中医认为一个人的健康标准就是,是不是和谐。要达到三个“和”:人与自然要和谐,这叫天人合一;人与人之间要和谐,这叫人我合一;人自己心身要和谐,这叫形神合一。达到这三个层面的“和”,才是健康的人。《黄帝内经》说的“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调理阴阳,“以平为期”,就体现了阴阳和谐的理念。
森林和树木:中西医文化的异同 有人说:“中医是治人,西医是治病。”也有人说:“中医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西医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些说法虽然有些尖刻,但中医重视整体、重视宏观,西医重视具体、 重视微观,倒是事实。 有人说:“中医是治人,西医是治病。”也有人说:“中医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西医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些说法虽然有些尖刻,但中医重视整体、重视宏观,西医重视具体、重视微观,倒是事实。 SARS,新世纪人类遭遇的第一场瘟疫灾难。当它突如其来的时候,中医和西医调动起自己所有的智慧勇敢地面对。西医采用微观、精确的方法寻找SARS的病原体,现在找出是一种变异的冠状病毒,然后运用最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对这一病毒进行测序,接下来就要筛选、开发能杀灭这一病毒的药物;中医则用宏观的、辩证的方法,不管它是什么病毒病菌,都是一种邪气,“非典”属于温病范畴,根据症状、体质等信息,就可以辨别出不同的“证”。然后对“证”下药。西医采用对抗性治疗,需要找出敌人,然后制造出针对性的杀伤武器去杀灭敌人;中医用药物增强体内的正气,调整人体的自组织能力,让机体的正气——自组织能力营造出一个病毒不能生存的内环境。 西方人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看待问题,中国人用整体思辩的方法看待问题。中医把人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在中医看来,人体内部是一个整体,人体与外部环境也是一个整体。人体内部的各结构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各功能之间是互相协调、互相影响的。人和自然环境之间也是密切关联的,中医历来重视人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联系,重视季节、昼夜、地理环境等对人体的影响。反映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东方思想。这种整体思想贯串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法、治疗和养生等所有领域。 对待疾病,中医学是辨别“证”,西医学是辨别“病”。“证”是整体的、宏观的“森林”,“病”是具体的、微观的“树木”。过去,中医在没有现代科学知识和精密检验仪器的情况下,发明了一套独特的诊断、治疗疾病的方法——“辨证”。首先用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收集病人反映出来的客观信息,然后根据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对脏腑、气血以及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进行综合、分析、归纳,以寻找病证的根源和病变的本质、部位和邪正之间的关系,最后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这一过程,中医称之为“辨证”。根据辨出的“证”,然后确定适当的治疗方法和药物、方剂。 神医华佗曾给两个都患了头痛身热、症状完全相同的病人看病,在给他们开方时,一个用了泻下药,一个用了发汗药。有人大惑不解地问:“为什么同样症状却要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华佗说:“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内实证,一个是外实证,所以要用不同的治法。”到了第二天,两个人的病全都好了。在中医看来,不同的病证,可以是同一个“证”,也就可以采用同一治疗方法;相同的病证,可以是不同的“证”,也就可以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第一部辨证论治的临床医学经典。它系统创立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辨证论治原则,其中以六经辨证治疗伤寒,以脏腑辨证治疗杂病的,使中医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辨别病“证”是不是准确,直接关系到用药处方的效果。
悖论:中医是不是科学? “科学”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疗效才是检验医学的标准。是不是“科学”有什么关系?有没有疗效才是最重要的。 那些主张要取消中医的人,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中医不科学”“中医是伪科学”。要回答中医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只要搞清楚什么是“科学”就一目了然了。 我曾多次说过,如果按照西方关于“科学”的严格定义,中医当然不是“科学”。因为严格意义的“科学”是十七世纪牛顿力学之后才有的。这种“科学”必须要符合三项要求,那就是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实验验证,必须具备客观性、精确性、可重复性、可验证性。试想二千年以前在中国诞生的中医学怎么是这种“科学”呢?所以我一直不赞成用“科学”这个词来评价中医。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体系,中医和“科学”是两个体系,为什么要用西医、要用“科学”来评价中医呢? 可是面对现代科学的强大话语霸权,中医的“现代科学化”似乎成了必由之路。一大批老中医在忧心忡忡:中医的现代科学化能否继续保持中医的传统?能否继续保持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我在上世纪末提出“中医现代化悖论”:中医能实现不改变自己非现代科学特色的现代科学化吗?简单地说就是中医学不是现代科学,能做到既保留这一特色又符合现代科学规范吗?中医学“现代化”,必然要以丢弃或改变自己的特色为前提;可是不“现代化”又难以融入现代科学的大潮。当代中医就这样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面对一场生与死的抉择。中医学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现代化—科学化—西医化—毁灭化”的危险境地。 这个“悖论”一经提出即引起各方的关注和争议。我要申明的是,我决不反对中医现代化,但反对在“现代化”的旗帜下搞“科学化”、“西医化”;我决不反对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医,但反对用“科学”来改造中医。我始终认为中医药的科学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目的不是要改造中医,尤其是在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情况下,不要妄下结论。 “科学”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疗效才是检验医学的标准。是不是“科学”有什么关系?有没有疗效才是最重要的。“国医大师”陆广莘多次呼吁:目前我们所要做的不是争论中医是不是“科学”,而是要回归医学的目的。医学——无论中医学还是西医学,都是以人类生命的健康为目的的,而医学的这一目的还远远没有实现,是需要长期努力、不断探求的。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在探求的过程中,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可以用物理的、化学的方法,也可以用阴阳五行的方法,可以用“科学”的方法,也可以用“非科学”的方法。当然最理想的就是多种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人文与科学的统一、微观和宏观的统一、分析还原与整体思辨的统一,形成一种融合中西医各种医学之所长的新的医学形态。
展望:中医的未来发展之路 中医的当务之急不是去设法求证自己是否“科学”,不是去用还原论方法寻找自己的物质基础,而是要集中精力、认认真真地去研究一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 对于中医的发展,我的基本主张是:坚守主体,发扬优势,融会新知,开拓创新。 实际上,中医应当也只能按照中医的规律去发展。中医的主体不能丢,这个主体就是中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中医要发展,必须要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中医本身自有一套理论体系与发展规律,中医在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依据时,不必要用另一套话语系统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中医的主体定位。中医学是基于人文和生命的医学。所谓基于人文,是说中医学不仅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人文精神、人文品格,而且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中医用阴阳五行等人文模式构建了自己的医学体系。人文关怀、人文精神、人文品格这是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应该具备的,但阴阳五行的人文内涵却是中医所独有的。当代著名中医学家王永炎院士曾说过:“中医是基于生命的医学,西医是基于疾病的医学”。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中医关注人的整体生命,而不是具体的物质结构。中医将人看成形神合一、天人合一的整体,用整体动态思维看待生命的变化,人的健康就是整体生命的和谐,人的疾病就是整体生命的失衡;西医更关注疾病,用还原分析思维看待人的疾病变化,用物理和化学原理来解释病因、病理、病位。中医和西医各有优劣,各自解决了生命不同层面的问题。两者是“和而不同”的,如果抹煞了两者的不同,把中医简单地还原为物质结构,甚至把中医改造成以还原分析为基本方法的自然科学,中医也就不成其为中医了。 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医的当务之急不是去设法求证自己是否“科学”,不是去用还原论方法寻找自己的物质基础,而是要集中精力、认认真真地去研究一下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是要制定临床评价标准,对中医治疗的疗效进行统计、评估,找出中医的优势病种,哪些病中医疗效超过西医?然后去发扬这一优势。千万不要处处与西医争短长,更不能包打天下,自欺欺人。在此前提下,要吸收现代科学的成果和方法,不断开拓创新。 中医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复兴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医学的复兴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数千年的不竭动力,在中医中药的庇佑下,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生命得以繁衍,身体得以康健。中医药学体系融合了历代的人文、科学成就,较完整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其理论原理和方法在当今社会生活中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价值。今天的中国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已经有足够的自信来面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自然,我们也应有足够的勇气面对中医现实存在的问题,直面中医今天所处的困境,以理性的态度来继承和发展中医。 中医学为人类提供另一种科学范式。中医学不是那种建立在结构论、还原论、公理论基础之上的科学,而是一种建立在生成论、整体论、模型论基础之上的科学。中医将治病与治人有机地结合起来,德术并重,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巧妙结合,在西方工具理性的科学之外,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科学范式;其迥异于西方科学的“气—阴阳—五行”思维及理论工具为科学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注脚。中医学为人类的思维方式提供了另一个不竭的源泉,丰富了人类科学的宝库。 中医是中国的原创医学,是当前最有可能带动我国科技创新并领先世界、引领全人类健康事业方向的医学。中医学在人类健康事业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医药能够发展延续至今,正是把握住了人与外在环境密切相联的规律,从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等多因素出发,整体、全面地把握人与自然的联系,揭示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保护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提高生存质量。中医以人为本,尊重生命、尊重人、保护人,以德为先,治病的同时将人作为活生生的个体来看待,注重人文因素在发病过程中的影响。中医以不伤害人体为本,望、闻、问、切四诊,充分尊重人;针灸推拿等各种治疗以给人的损伤和刺激最小为基本原则,中医治病所选用的药物均来自天然药物。中医药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发展中医药是解决卫生事业发展困境、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必然选择。 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也应该是多元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应该与时俱进,与当代文化并行不悖,中医与西医应该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共同为人类的健康事业服务。 (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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