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经方剂量与疗效关系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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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志杰教授运用经方小剂验案举隅
作者：班光国    作者单位：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中医临床基础教研室，河北石家庄 050091
【关键词】  经方 医案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 张仲景之方，素以“药专力宏”著称，《伤寒论》、《金匮要略》总数250方（为《本经疏证》统计数，未计《金匮要略》附方）中，2味药的方剂40首，3味药的方剂45首，4味药与5味药的方剂58首。吕志杰教授从事临床、科研及教学30年，学验俱丰，擅长运用经方治病，尤其注重运用经方小剂。现举其验案3则如下。
　　1  口中多涎案
　　例1  侯某，女，22岁。2005-05-10初诊。口中多涎近3年。3年前因意欲减肥，不食主食，仅以苹果等水果充饥，持续6个月余，出现口中多涎。刻诊：口中多涎，伴胃脘胀满，食欲不振，面色萎黄，舌质淡有齿痕，苔白润，脉缓弱。予甘草干姜汤。药物组成：炮干姜30 g，炙甘草15 g。日1剂，水煎分3次服。服至第3剂，多涎症状明显缓解；7剂后口中多涎消失，其他症状亦明显缓解。
　　按：《金匮要略方论·卷上·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曰：“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遗尿，小便数。所以然者，以上虚不能制下故也。此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干姜汤以温之。” 甘草干姜汤为理中汤之半，既有温肺复气之功，又有补脾建中之效，临床可以治疗肺气虚寒所致肺痿病，也可治疗脾阳虚弱所致的脾胃病。本例患者由于过食生冷而伤及脾阳，脾失运化之功，出现口中多涎之主症。结合诊脉望舌，诊为中阳不足，不能摄津。予甘草干姜汤，方证相对，故获良效。
　　2  右腿屈伸不利案
　　例2  露某，男，18岁。2008-02-16初诊。1个月前因车祸导致脑出血，并多处损伤，经当地医院抢救脱离生命危险。刻诊：右侧大腿弯曲蜷缩，屈伸则痛甚，夜不能寐，痛处无红肿，膝关节尚能活动。诊断为骨盆环单处骨折后损伤。予芍药甘草汤合薏苡附子败酱散。药物组成：白芍药30 g，赤芍药15 g，薏苡仁30 g，败酱草30 g，炮附子10 g，甘草20 g。日1剂，水煎取汁400～500 mL，分3次温服。服药1剂，腿痛减轻，但仍不能屈伸； 6剂后疼痛明显缓解，右腿已能屈伸；继服5剂，右下肢症状消失。
　　按：上方为《伤寒论》芍药甘草汤与《金匮要略》治肠痈之薏苡附子败酱散之合方。《伤寒论》说：“脚挛急……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刘渡舟先生亦以芍药甘草汤治“下肢拘挛不伸”。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芍药甘草汤具有镇痛、镇静、解痉、抗炎等作用。《本经》记载薏苡仁“主筋急拘挛主筋急拘挛，不可屈伸”；薏苡仁、败酱草并用，清热解毒排脓；《本草正义》谓附子“其性善走，故为通行十二经纯阳之要药”，可以振奋周身之阳气。
　　3  止痛药致呕吐案
　　例3  张某，女，69岁。2008-05-13初诊。素有胃炎病史，食欲不振。因摔倒致一侧下肢疼痛，自行服用布洛芬缓释胶囊（芬必得）300 mg止痛，出现呃逆，呕吐不能饮食，甚则水入即吐，遂往某医院治疗。治疗20日，仍呃逆，不能饮食，水入即吐，并自觉胃中灼热感，可闻及振水声，无矢气。予小半夏汤。药物组成：姜半夏30 g，生姜15 g。日1剂，水煎，12 h内分4～5次少量频服。当日下午服药后，晚上则呕吐止，并闻及矢气声，能进食。次日晨进食米粥未吐，而后服阿胶又引发呕吐，停服阿胶，再进上方，吐止未复发。
　　按：《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曰：“诸呕吐，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汤主之。”临床上以呕吐为主症者，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均可配合小半夏汤，或治标，或治本，或标本兼治。此验案亦如前案，未察舌按脉，但吕教授根据上述理论，结合患者水入即吐，胃中有振水声等证候，初步辨证为支饮呕吐，故以小半夏汤标本兼治。患者服阿胶而致吐，乃脾胃虚弱，阿胶滋腻碍胃所致，《伤寒论》所谓“呕家不喜甘”之故也，小半夏汤亦治之。
　　体  会  
　　上述所举3案，吕志杰教授均以经方小剂治验，与大方重剂治病之现状不同，却亦取良效。说明治病之道，方不在大小，量不在轻重，以中病为宜。吕志杰教授在临证中运用小方治病，既体现了药专力宏之特色，又节约了医疗费用，值得重视和推广。
　　（本文由吕志杰教授指导）

君竹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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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景经方剂量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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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景制方精妙，药简效宏，为历代医家推崇备至。其方剂药物用量，因时移物换，原貌不可得窥，是以争论颇大。剂量之多寡、比例之大小，与疗效息息相关，实有考证之必要。近年来有关经方剂量的研究报道不少，今据近十年有有关文献，勾勒其研究动态如下。
　　一．古今度量衡制的考证
　　仲景著书于东汉末年，其计量单位自为彼时所习用者。因时隔近两千年，度量衡单位屡经变更，原制已不可知，故今人采用各种方法以考证换算之。
　　研究表明[1～3]，秦至东汉度量衡单位实值虽变而无大异，根据对秦始皇26年的方升、西汉初年的“尚方半”、东汉“光和大司农铜权”以及东汉“永平大司农铜合”等衡量器的考证，、东汉1斤合今制250g，1两合今之15.625g，1升合今之200ml。而方寸匕当是容积为1立方寸的立方形容器。若以汉时1寸为2.3cm计算，其容量当是12.167cm3[4]。
　　而根据《金匮要略》乌头桂枝汤方后注，经换算得出：汉制1斤约为126g，1两约8g，与前述结论不符[5]。
　　更有研究认为[6]，古代常用市秤不符合药物计量实际，古时另有古药秤和古药升，经实测计算得出：汉时每药两为1g左右，最大不超过1.6g；而每药升容积按同制为6.34ml，按南北朝制应为10.4ml，汉制不越此值。
　　米氏[7]通过对《伤寒杂病论》桂枝汤的药物剂量、煎药加水量、煎次、煎出量用服用量的古今差异进行考证，并结合自身临床实践，认为现行“1钱等于3g，尾数不计”的定量换算关系不符合中医传统用药1钱有效量之实际数值，提出今旧市制1钱应折合公制3.73125g，临床使用可约为3.5g。
　　从上述可知，大部分研究结果接近于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1两＝13.9g，1升＝198ml）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两约合15.6g，1升约合258.14g）的记载，与现行换算关系量不符，然亦存在古市秤、古药秤之争。
　　如按上述研究结果折合，则仲景经方剂量明显大于或小于现代常用量。对此，各家认识不一。有认为[1～3]，量重味寡是仲景用药特点之一，符合原意　且从中医学角度来看，也是合理的；也有的认为[8,9]，对经方药量不必凿求，而应以临床药效为准，现代《伤寒论讲义》的折算标准符合临床实际。
　　二．经方剂量运用规律和特点

　　仲景对剂量的应用有严格的原则性和规律性[10]，表现为：①制短扬长，如瓜蒌薤白半夏汤辛热药与寒润药为3：1，故制其寒而用其开通之性；②量依病变，即根据症候的主次、轻重而确定药量；③动静相合，即动静药物配伍须依比例而行；④量变性变，即药物剂量变化会导致方剂性质的变化。因而，在运用经方时应重视[11]：①每剂量，即每一剂药物中某药的分量，它主要是通过调整各药间的相互比例而影响到药物的配伍关系；②每服量，即每次服用的剂量，通常此量为该药的治疗量，显示了药物的量效关系，而根据量效关系原则，在一定剂量范围内，随剂量的增减，其方药效也相应增减；③每日量，即一日中某药服用量总和，此量决定于每服量和每日服用次数，即药物时效关系的影响，而根据时效关系原理，每种药物在服用后均有相对稳定的潜伏期、高峰期和残效期，间隔一定的时间重复给药可以维持药效的连续性。从另一种角度认识，也应注意[12]：①单一方剂中的药物用量、尤其要掌握方中较重要的药物用量；②重视复合方剂中的每一方剂用量；③重视加减方剂中的方药用量，即基础方的取用量、加味药物用量和药味相同方的用量等；④重视方剂的每次服用量。
　　简言之，经方剂量的具体应用要注重药物的绝对量，绝对量反映了药物的有效用量，但不能生搬硬套，应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如病情重者宜大，轻浅者宜小，药质轻者宜小，质重者宜大，急性病宜重，慢性病宜轻等；同时，更应注意药物的相对量，相对量体现了各药用量的比例，寓有组方之法度，其变化既能影响方剂的性能，又能影响其功效的大小；古今衡量虽异，然其比例恒定[8,9,13,14]。
　　三．某些常用药物的剂量运用探讨
　　甘草：《伤寒论》中甘草的用量很严格，根据方剂功用不同，选用大剂量为君，有复阳益气作用，中小剂量多为佐使，可缓和药性[15]。其剂量的掌握亦根据以下原则而定：表证轻，里证重；实证轻，虚证重；热证轻，寒证重；治湿轻，敛阴重；治痢轻，治泄重[16]。
　　生姜、大枣：《伤寒论》中姜枣剂量运用有如下规律：①用小量者，生姜1～2两（3～6g），大枣4～6枚，多用于风寒较轻、病势较缓、邪正抗争不剧、须微微发汗者；②一般用量，生姜3～4两（9.5～12.5g），大枣10～15枚，多用于风寒束于肌表、邪正抗争的病证；③用大量者，生姜5～6两（15.5～18.7g），大枣25枚，大量生姜多用于邪气较重的病证，大量大枣多用于正气较虚者[17]。
　　桂枝、白芍：洪氏[18]根据仲景应用桂枝的剂量变化规律，在临床上以6～9g为中等量，小于6g为小剂量，大于9g为大剂量，应用大剂量时，采用逐步递增或累加方式缓缓多次进服之方法。而在经方中，桂枝、白芍常配伍并用，其剂量特点有：常量等用、小量等用、大剂量重用桂枝、小剂量多用桂枝、大剂量重用白芍、小剂量多用白芍等，大凡等量并用，不论常量或小量，通常都发挥调营卫的作用；反之，则或偏调卫，或偏和营。一般重用桂枝主要为平冲降逆，重用白芍主要为缓急止痛；若小幅度变更桂芍比例，同时伴有配伍药物变化者，则其作用主要取决于配伍药物变化[19]。
　　石膏：石膏在经方中用量一般较大，现代临床运用亦然。但安氏[20]认为凡水煎服的药物剂量，应根据其药物的溶解度而定，矿物、贝类药的溶解度小，因此，缩小麻杏石甘汤等方剂中的石膏用量，同样能获得与大剂量用药的相同效果。
　　附子：《伤寒论》对附子的使用有以下特点：①根据病情的轻重及不同病因来确定其用量及生熟，一般阳虚重证宜生用重用，阳虚轻证则炮用轻用，而风寒湿痹则炮用重用；②根据性别及体质强弱确定用量[21]。
　　半夏：对脾不化湿、酿痰停饮、胃逆呕恶诸症，一般可用9～15g，如旋覆代赭石汤等；小半夏汤等也可用15g，但应与生姜基本持平，不能明显高于其量；对于心下痞结较甚、呕吐较顽固、逆气冲咽或不寐证，则应投大量，30～60g，甚至120g（久煎），如生姜泻心汤等；对于阴虚气逆、脾虚生湿、胃气呆滞诸证，宜以小量6～9g，为佐为使，尤其是脾胃阴虚者，其量宁小勿大，如麦门冬汤[22]。而胡氏[23]亦认为，化痰和胃小量即可（10g左右），重症痰饮呕逆适当增加，15g左右，不寐者则重用至30～60g，其效方显。
　　细辛：细辛剂量，历来争议颇大。据后世习俗，则经方剂量大大超越常量（按古药秤折算除外）。是以后世用经方，细辛常减量。而王氏[24]据临床实践认为：阳气虚、寒湿重者，可用大剂量（可达20g），待病情好转，便须减量；若发病纯属风寒外感、阳气不虚者，则用中量（10g）；若病情热象较重、兼有湿浊不化者，可用小量2～5g佐之；然痢、泄、咳喘等，若病久、虚寒较重者，亦可用大量。
　　四．结束语
　　综上可知，有关古今度量衡的考证，其结论不太一致，临床运用并未照之而行，强调根据病情、体质等因素而定；对经方的绝对量不拘泥，更注重相对量的确定。
　　笔者认为，关于经方剂量的研究，考证度量衡变化诚然必要，然不宜以古绳今，生搬硬套。要知古今体质、气候、环境等因素变化甚大，岂能等同视之？加之，汉时度量衡制虽属统一，然仲景身处战乱之际，其方剂药量是否悉依国家统一计量，实难肯定，也有可能习用民间土法计量，或另有药秤计量等。观其著述，同一药物，其计量单位亦不尽一致，如厚朴有一尺、半斤之异，石膏有如鸡子大、一斤之别等，竹叶有一把之量等，即可知其计量单位不一。因此，今后的研究，不宜过分强调计量之考，而应以临床为基础，以实验为手段，观察不同剂量、不同比例的方药疗效。如以动物模型为实验对象，进行古量、今量的比较，经典比例与变更比例的对照，或不同地域、不同气候等因素对方药剂量影响的比较等。广泛引用各种先进手段的方法以研究之，可望获得对临床更有意义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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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刘含堂，等·仲景用生姜、大枣初探·河南中医　19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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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和建清·从《伤寒论》看附子的用量及生用炮用问题·云南中医杂志　1982；（5）：37
    [22] 牛元起·谈半夏的用量·中医杂志　1986；27（10）：787
    [23] 胡学刚·、漫话半夏之用量·中医杂志　1986；27（10）：787
    [24] 王振祥·细辛用量之我见·吉林中医药　198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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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仲景方时药物剂量究竟如何计算,历来是争论较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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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医不传之秘在剂量，剂量的研究事关疗效的提高。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方药量效关系与合理应用研讨会”上，仝小林教授谈其20多年对剂量潜心研究的心得。现介绍如下，以飨读者。
方药量效心悟

□ 仝小林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药物剂量是取得临床良好疗效的关键。《伤寒论》药味少而精纯，组方法度严谨，临床疗效确切，对后世影响巨大，被后世誉为“经方”。但因为年代久远，度量衡屡经变易，代有所改，悬殊极大，后世对经方剂量的折算众说纷纭，历代医家谓之“不传之秘”。限制了经方疗效的发挥，后世医家为确保经方疗效，使用古方，均需考虑剂量折算问题，对仲景用药本源剂量的研究从未间断。有的依据临床用药经验和一般用药剂量，但经不起出土实物及历代文献的考证；有的以神农秤为依据，将其1两折合为1～2克间，亦无出土文物可证，日本汉方学家常用此剂量，在我国则应用较少。
　　总结中医方药剂量应用的现状，可以用“误、乱、惑”三个字来概括。误，是指经方剂量传承认识不一，正误难辨；乱，是指临床剂量应用混乱，实际上它是由误而引起；惑，是指有关中医剂量论述，散落于大量的古今文献之中，临床上缺乏剂量理论的指导。
　　追本溯源  还原仲景本源剂量
　　经方本源剂量以及剂量的演变和沿革规律的不明确，导致经方在目前普遍理解的剂量下单纯使用，疗效却不理想的现象普遍存在。有人遂说，经方不灵。或者通过增加相似功效的中药来达到提高疗效的目的，于是处方越来越大，药味越来越多。我们调查，《伤寒论》经方平均单剂药味数为4.18味，药味分布在1～14味，由4～8味药组成的方剂最为常见；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100首汤剂处方的平均单剂药味数为18.28味，药味分布于16～22味，方剂多由12～20味中药组成；文献报道现代中医汤剂处方平均单剂药味数为15.55味，药味分布于1～42味，方剂多由10～20味中药组成。可见，现代中医汤剂处方的平均单剂药味数是《伤寒论》经方的3倍以上，无论单剂的药味数范围，还是常见的单剂药味数，均较《伤寒论》经方有所扩大。
　　药味之多，品种之杂，势必互相牵制，往往影响疗效的发挥。正如汪昂所言：“古人立方，分量多而药味寡，譬如劲兵，专走一路，则足以破垒擒王矣。后世无前人之朗识，分量减而药味渐多，譬犹广设攻围，以庶几于一遇也。然品类太繁，攻治必杂，能无宜于此，而不宜于彼呼？”出于安全，“广设攻围”，或亦取效。这种大处方，看似单味药剂量减少，但每服汤药的总量并没有减少。因此，“分两减而药味渐多”并不是提高疗效的最佳途径，而引起分歧的主要问题就是出在剂量上。所以要想寻求突破，提高疗效的关键也应该从深入研究剂量着手。
　　如今，国家计量总局编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中“光和大司农铜权”（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被认为是推算汉制的权威标准。此权铸于光和二年闰月廿三日，光和二年为公元179年，与张仲景为同年代。从权上铭文可知，此权为当时中央政府为统一全国衡器而颁布的标准。铜权，按秦汉密制的单位量值和权的量级程序，此权当为12斤权，标准重量当为3000克。据此东汉1斤合今之250克，l两合今之15.625克。
　　目前教科书应用的剂量主要受李时珍《本草纲目》和汪昂《汤头歌诀》影响，认为“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由于两位医家很有名，他们的观点广为流传，而事实上，该药量是《伤寒论》经方剂量的1/5。但《伤寒论讲义》及以后的教材均采用了此说。
　　重拳出击  非化不足以撼重病  
　　仲景面对来势凶猛之伤寒大疫，必然要求立方贵精贵狠，所谓“乱世用重典，重剂起沉疴”，方能挽狂澜于倾倒、扶临危于即倒，也只有量大、药简，方能力专效宏，才最能阻断病势传变，挽救危亡。如果剂量过小，则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用药剂量减少，药味就会增多，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以官多乱将多败之理形象论及此事：“夫病之与药，有正相当者，惟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冀有一人获知，术矣疏矣。假令一药，偶然当病，他味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都说明用药在精不在多。系统论的不相容原理指出：“一个系统的复杂性增大时，我们使它精确的能力必将减小，在达到一定阈值以上时，复杂性和精确性将互相排斥。”
　　所以重拳出击，并不主张盲目增加药味，更强调用足剂量，用到起效剂量。黄连最苦，然治糖尿病这一甜病特效。笔者用黄连，通常剂量为每日３０克，而治疗糖尿病酮症，一日量最多达１２０克，降糖迅速。我们用药具体经验是：黄芪治萎，４两起步，佐陈皮以防壅滞；黄连消糖，３０克基本，配干姜以防伤胃；萸肉固脱，３两见功，必与参附搭配；乌头止痛，8两口麻欲吐，效毒两刃；石膏清气，一日可至６００克，关键要识证；生地凉营，极量８００克；枣仁安眠，最大180克；人参（家种）强心，救急３０克；大黄排泄尿毒，可用３０克；麻黄顿止暴喘，３０克分服；茯苓渗顽水５００克，猪苓消浮肿120克；土茯苓解毒２４０克，赤芍疗急黄120克起；芦根降温120克无虑，葛根降糖３两无毒；桔梗治咽1两安全。鱼腥草拌凉菜，薤白可当小菜。圆机活法组方，巧在识证准确，用足剂量，何慢之有？（注：本段所提“两”为旧制，折合今为30克）
　　以药之偏性，治病之偏胜，个体化是医学的最高境界。救治急危重症，非做到“化”的地步，难以挽倾颓于一刻，必其功于一役。所谓“药不瞑眩，厥疾弗瘳”，药到瞑眩就是“化”，非化不足以撼病，非化不足以除疾。西医抢救有洋地黄化，救治休克有阿托品化。中医同样有“化”。清气有石膏化，凉营有生地化，厥脱有参附化，糖尿病酮症有黄连化，不全肠梗阻有大黄化。非化不足以救急危，重拳出击，重剂起沉疴，加快起效时间，并能增强患者信心。
　　多管齐下  保证用药安全性
　　然给药特有讲究。量虽极大，多次分服，“化”到即止，不可过剂，不可孟浪。因为毒药毕竟是毒药，“燥焊之将，善用之奏效甚捷，不善用之为害非轻”。峻剂起沉疴，要想用药安全有效，我们在临床中常用以下一些具体处理原则和措施：
　　胆大心细，配伍煮服。处方用药应当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其用量的变化要因人而异，视体质之强弱，病情之轻重，结合时地而定，不可拘执。同时要掌握适应症，例如大黄、附子、细辛的大剂量应用，就要找准适应症。第二，要注意配伍，例如黄连苦寒，可配干姜、生姜；附子可配甘草等；第三，要注意煎煮：分析经方会发现经方煎煮的时间相对较长。结合现代药理，如乌头碱类中药，其毒性成分容易被水解成双酯性生物碱。所以我们的处理办法：川乌、草乌、附子用至15克必须先煎4小时，用至30克必须先煎8小时左右，且口尝至不麻，这样交代清楚方能保证既用足剂量治好病，又能保证用药安全。第四，要注意服法：如分多次，频频服用。
　　投石问路，循序渐进。大剂量用药在拿捏不准时，可以通过试药，观察反映，然后逐渐加量，循序渐进，可以有效保证用药安全性。《神农本草经》讲“若用毒药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金匮要略》甘草附子汤“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始”。所以临床大剂量用药为保证安全性的必要措施是：如上所述对服法很讲究，即采取少量频饮的方法，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小量试服，观察药证是否相合，有无剧烈反应；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频频饮服，累积用药剂量，保证血药浓度，达到持续不断的供药。
　　以知为度，中病即减。“大毒治病，十去其五”，大剂量用药绝不能长期服用，防止出现蓄积后遗反应。临床一旦出现疗效后我们就酌情调整剂量。《神农本草经》“下药多毒，不可久服”，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再如桂枝汤方后主讲“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临床上有人服龙胆泻肝不加辨证滥用数年，这种方法绝对不可取。临床决定调整剂量主要是依靠患者症状的改善情况，辅助参考检验结果的变化。大剂量截断、控制病情以后，我们就应适时调整用药剂量，切记不可一味打持久战。
　　振荡为先，丸散后调。在《内经》中也能看出这种思路：“大毒治病，十去其六；……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不尽，行复如法。”通过改变剂型，从起手的汤药涤荡，过渡到煮散散邪，直至最后水丸缓图，逐渐恢复正气体现速战速决之后的休养生息，既强调治病质量，又强调治病速度。
　　基于上述原则，我们对临床常用药的处理方法如下：如乌头（包括附子）止痛时从15克开始，逐渐加量，最大可至240克，必须久煎至少８小时以上口尝无麻感，同时可配甘草、生姜、白蜜以减药毒；再如石膏600克为一日量，可取半上下午各一剂量。
　　当然，我们提倡经方大剂量，是针对特定的病情——急危重症，特定的阶段——急性发作，使用大剂量来扼制病势、控制病情、迅速起效，一日可分4~8次服，中病即减，如按原剂量的1/2～1/4递减，中病即止，随后改用丸散调理。
　　我们反对不顾病情鲁莽用重剂，提倡根据病情合理用药，剂量该大则大，该小则小。所谓：合理用药在病情，大小剂量两相宜；拿捏七寸撼雄狮，一举攻下急危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