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医家关于营卫的认识

dffaaoo

肝气郁结是什么关系？

dffaaoo

肝气郁结就是卫气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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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失去了营卫，也就失去了中医赖以生存的根，中医理论就变得漂浮起来，这是导致中医近百年困惑艰难的根源

王不留行

按说，营卫提出后，正常的发展是后世进一步去研究，弄清楚《内经》还没有弄得很明白的一些问题，完善营养代谢和防卫系统作用的具体细节。 可是，历史的发展并非是完全理想化、演进式的，由于各种各样的条件和机遇，有的文明之流不幸断绝，有的文明侥幸保存，《内经》侥幸大部分保存了下来，可是营卫在中医学术史上却没有明显的演进，这一方面是长时间技术上没有明显的进步，另一方面也缺少实验的方法和理念。

中医理论历史上发生过两次比较大的变革，一个是两宋，特点是援儒入医，金元四大家的争鸣，历史背景是儒家兴盛、宋明理学；一个是近代到现代，特点是以西解中，在西医参照系下对中医理论的重构，这两次变革都有其时代的合理性，又各有各的局限性，在这个过程中，营卫渐渐被边缘化，肝气郁结的说法是在这几次变革中慢慢成形的，《内经》并没有类似的认识。

王不留行

dffaaoo 发表于 2019-2-3 07:23
肝气郁结就是卫气郁结

可是这个替代是理论异化的结果，不是正常的发展。现代版的肝气郁结也不是指的卫气郁结，只是代表了情志因素导致的气机失调这一块，往往和脾胃运化、月经这一块有关，已经和卫气郁结相差甚远了。肝主疏泄并非来源于传统的《内经》理论，甚至建国后的第一、二版中医基础理论教材里也没有，是1973年文革时期第三版中医基础理论教材才有的，并被以后的历版教材发扬光大。以后肝还能疏泄胆汁，这是接受了西医理论的影响，所增添的内容。

dffaaoo

肝气郁结（stagnation of liver qi）指肝失疏泄，气机郁滞，情志抑郁，气血不畅的病理变化。肝有疏泄作用，喜舒畅而恶抑郁。如肝失疏泄或情绪抑郁不舒，均可引起肝气郁结。临床表现多见胁痛．胸闷．脘胀．嗳气．妇女月经不调等症。治宜疏肝解郁，必要时配以理气化痰，活血软坚等法。

dffaaoo

临床表现多见胁痛．胸闷．脘胀

dffaaoo

dffaaoo 发表于 2019-2-3 18:24
临床表现多见胁痛．胸闷．脘胀

胁痛．胸闷．卫气郁结

dffaaoo

可是营卫在中医学术史上却没有明显的演进，这一方面是长时间技术上没有明显的进步，另一方面也缺少实验的方法和理念。

中西医融合观

王不留行 发表于 2019-2-3 10:03
可是这个替代是理论异化的结果，不是正常的发展。现代版的肝气郁结也不是指的卫气郁结，只是代表了情志因 ...

肝主疏泄，是由肝气郁结反推出来的。

《黄帝内经》中已记载了情志致病的相关内容。如“木郁”最早见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用以描述肝郁的病理状态，并提出“木郁达之”的治则。《内经》中论述到肝与情志的关系，如《灵枢•本神》说：“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内经》还论述了情志对气机的影响，如《素问•举痛论篇》说：“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思则气结。”

宋代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将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明确定为“七情“，指出“内所因惟属七情交错．爱恶相甚为病．能推而明之。”
     七情也是人体脏腑功能活动的表现，中医学以五脏为中心，把七情归纳为喜、怒、忧(悲)、思、恐(惊)为五志，并分属于五脏。五脏藏有五神．即肝“在志为怒”藏魂，心“在志为喜”藏神，脾“在志为思”藏意．肺“在志为忧”藏魄，肾“在志为恐”藏志。以七情、五志、五神与五脏相配应，用来说明人的情志活动与脏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以“心神”来概括和总统人的精神情志活动。可见人的七情活动是对客观外界事物刺激的反应．而脏腑功能活动的表现又要依赖五脏精气化为物质基础。故而陈无择论述七情病机．说：“喜伤心，其气散”；“怒伤肝，其气击”；“忧伤肺．其气聚”；“思伤脾，其气结”；“悲伤心胞．其气急”；“恐伤肾，其气怯”；“惊伤胆，其气乱”。尤其是中老年人，因“肾气虚衰”，身体逐渐衰老，五脏精气俱损，易形成“五志薄弱”，容易患有七情所致的各种疾病。、

刘完素，字守真，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县)人，又称其为刘河间。大约生活在北宋末年至金朝建立初期，即宋徽宗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至金章宗承安五年(公元1200年)之间，是金元时期的著名医家，为后世所称金元四大家中的第一位医家。他据《素问》病机19条，阐明六气过甚皆能化火的理论。

刘完素研究情志致病可以化热，而提出的“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的观点，他认为“五脏之志者，怒、喜、悲、思、恐也。若五志过度则劳，劳则伤本脏，凡五志所伤皆热也。”情志活动过度，躁扰阳气，化生火热，而致中风偏枯、惊惑、悲笑、谵妄、癫狂等。反之，火热亢极，又可扰乱神明，出现神志异常。但刘氏又认为五志化火生热的关键是心，若心火暴可致中风偏枯、谵语、狂、癫、悲痛苦恼，其因是由肾水虚衰，不能制火，致心火易亢，治宜清心火，益肾水。刘完素“五志过极化火”的观点，也为肝郁化火奠定了基础。

到金元时期，中医情志致病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张元素(1131～1234年)在《内经》脏腑理论的启示下，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以言病机的学说，将脏腑的辨证和治疗各成系统，较前又有提高，使脏腑辨证说由此而渐被众多医家所重视，脏腑病机理论也被不少医家所研究。张元素在其著作《珍珠囊•去脏腑之火》中首次提到“肝火”两字，其曰“白芍药泻肝火”；

元代朱震亨，字彦修（1281──1358年）在《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中，首次正面概况了肝的功能，提出“肝司疏泄”（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可见，肝主疏泄是在肝气郁结，肝火之后，提出来的。这个时候，还没有肝阴，肝阳之说。

肝郁化火证的病机包括肝气郁结和内火炽盛两个方面。肝气郁结是肝郁化火证的基础，正如朱丹溪说的“气有余便是火”。情志不畅，忧思郁怒，最易影响肝司疏泄的功能，肝气郁结，久则化火，如刘完素“五志过极化火”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