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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中医看这几部书,定有帮助.
【推荐】推荐一本好书,带你学习中医走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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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博信,他是李可老中医的大弟子,也是他最早发现了黄杰熙、李可等一批老中医,他以自己敏锐的中医传统思想的眼光向我们推荐了这些名医,并且帮他们著书立说,今天我得到了他主编的一本新书,《明清临证医话精选》,论坛中有朋友问我们学中医拜谁为师呢,在他的书序言中这样写道:学习中医治病的真功夫,在许多情况下,要靠拜书本为师,....医话不不仅短小精悍,而且是著者有感而发,信手写来,直抒其辨证用药的思路,使人更易于理解和接受,从而洞察中医的奥妙.我们每读医话,总仿佛是名师在侧,指点迷津,常有茅塞顿开之感,获益良多.
作者将明清医话中切于临床者,辑录成册,每文中另拟小标题,对于中医临床家很有启迪和帮助,闲时读上几篇真是大有益处.朱良春先生为之特为之序.
学好中医传统文化是基础,这本书对我们加强对中医文化的认识实是大有益处,特向大家推荐.
前一段时间,郭先生曾到澳大利亚讲学,澳洲中医听后说:这是真中医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紧扣疗效,几天前,澳大利亚一行九人又专程来中国学习,这是民间的交流,这是疗效的交流,来的人是中澳大利亚中医界的顶尖人物,来做什么,来学习,来提高疗效.李可老中医还有一些民间的中医给澳大利亚的讲课,进行了交流,郭先生给了我一份他在澳洲的讲稿,我正好在网上见到了一个内容近视的贴子,转发在这,大家共享:
郭博信
今年6月28日,笔者作为山西名老中医李可的弟子参加了在江苏省南通市举办的“首届著名中医药学家传承高层论坛”学术会议,出席会议的既有像邓铁涛、朱良春等这样年届九旬的德高望重的中医药界泰斗级人物,也有这些名老中医的学术继承人——中青年的中医教授、博士、硕士生等莘莘学子,可谓是中医药界空前的一次盛会。
中医传承时不我待
谈到中医的传承,我不能不回忆起自己几十年涉足医林的往事,我亲自目睹了一些老中医由于后继无人使他们的治病“绝技”失传。
就拿梁秀清来说吧,他是我上世纪70年代最初学习中医时的老师。当时他住在山西侯马市西侯马村的一间普通农舍里,他是祖传九代的老中医,与众不同的是,他看病总是边号脉边画出患者全身五脏六腑的简图,然后一一标出何处有病、何处疼痛、何处不适等,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交给患者看对不对,要紧处才问上几句,并详细告诉患者致病之由、祛病之法,由于语语切中病情,患者非哭即笑,甚则拍案称奇!中医脉诊竟如此神奇,我非亲身经历实不敢相信。后来我才了解到,他8岁时父亲就教他练习梁氏诊脉法,这梁氏诊脉法颇似《难经》诊脉法,如练习一呼一吸脉行六寸,练久了就能计算出脉行至何处有异即何处有病;练习浮取、中取、沉取则是按《难经》说的往3个指头上粘豆子逐渐加码。春弦、夏洪、秋毛、冬石是四季平脉,父亲对他说只有掌握了平脉才能摸出病脉。然而,初学脉时父亲先不让他摸人的脉搏,而是让他摸河里的水,父亲说河流好比大地的血脉,它四季四时(早午晚夜)的变化,犹如人脉的变化。掌握了河脉的变化,有助于掌握人脉的变化。如此等等,他整整练了3个寒暑,才掌握了梁氏诊脉法。他就凭着这一手诊脉的硬功夫,不仅能诊断出肿瘤,而且凭脉辨证用药挽救了许多癌症患者的生命。他曾对我说,他要写一本《梁氏诊脉法》传之于世,可惜他未完成此书即去世,现在留在世上的只有他写的《肿瘤治验录》(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一书。梁氏诊脉法已经不复得见,如何运用诊脉来诊治肿瘤这一绝技从此消失,我因为工作调动未能跟他学习而遗憾终身。
像梁秀清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山西介休县有个老中医孔二焦以擅长儿科和治疗肿瘤闻名遐迩,其望诊是一绝,病家不用开口,他一望就知道小儿患的是什么病,他开的药方,小儿每剂从不超过1角钱,成人每剂不超过5角钱,而且疗效卓著,直到现在还在百姓中传为美谈。那个时候,山西临汾市还有一个老中医李玉寿,最擅长小儿推拿,像小儿常见病如高烧、吐泻、肺炎、惊厥等,他用推八卦、利三焦等手法治疗,多则三五次、少则一两次就好了。每天抱着患儿来推拿的人川流不息。他每次收费也只有两三角钱,没带钱的就干脆不收。花钱少,效果好,又无副作用,真正是“简便廉验”。可惜,像以上这些民间老中医去世后,他们的这些“绝活”也在世上消失了,这是多么可惜呀!在这次论坛上邓铁涛痛心地指出:“中医几千年来的宝贝丢失得太多了。”我们应该有“兴废继绝”的紧迫感——中医传承,时不我待!
“师带徒”是中医传承的关键
从1990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了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采用了传统的“师带徒”人才培养模式,这是事关中医传承的重要举措。为什么中医传承非得采取“师带徒”这一形式?我认为这是由中医药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决定的。
中医与西医不同,正像任继学老师分析的那样,“西医学的基础模式是实验医学……其理论是一对一的”。而“中医药学的核心理论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又是“整体之中注重个体的理论医学”。中医讲的是辨证论治,其学术由临床产生,反过来也只有通过临床才能真正将其理解和运用。正像朱良春所说的那句明言:“中医之生命在于学术,学术之根本在于临床,临床水平之高低在于疗效。”而老中医是临床的高手,他们是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我们只有拜老中医为师,虚心求教,才能把他们的经验学到手,才能提高疗效,从而把中医学术传承下来。
笔者开始学习中医时,将中医大学的课本知识装了一肚子,但在临证时往往疗效不高,后来拜了几位老中医为师,承袭了他们的经验,才在临床中逐渐得心应手。就中医治疗急危重症来说吧,过去我避之惟恐不及,后来拜了老中医李可为师,随师看病抄方,见他重用附子,屡起沉疴。过去我在10多年临床中因附子是“霸道药”从不敢用,经李师言传身教,逐渐学会了附子的应用。特别是对李师自创的“破格救心汤”,体会尤深,今举例说明之。
2000年10月6日,我在临汾旺安医院应诊时适逢因风心病、肾衰竭而住院的一位65岁男性患者,心室扩大,于下午六时突然不能说话,以手指心脏比划,示意此处极端痛苦,不能平卧,呼吸难以接续,面色晦暗,口唇、指甲青紫,手冷过肘,足冷过膝,汗出如油,舌红光无苔,脉浮虚大而数(260次/分),血压已测不出,气息奄奄,我速将李师“破格救心汤”予之。因病势危急,用开水武火急煎,随煎随喂。八时许,病势未转。第二剂时附子加重用量,稍稳定。十一时又服第三剂,附子又加量,病势开始趋缓,至次日清晨六时,已不喘,口唇指甲青紫已退,四肢转温,已能坐起说话,脉亦变缓(90次/分),血压160/70毫米汞柱,终于转危为安,又以补益气血之药调理一周后出院。
我之所以敢用重剂附子救此危垂之症,完全是由于李师言传身教的结果。“破格救心汤”是李师平时治疗急危重症的常用方,他说此方脱胎于《伤寒论》四逆汤类方和张锡纯氏来复汤。李师一生致力于急危重症的研究,根据他的经验,心衰垂危病人不仅阳绝而且阴也暴脱,《伤寒论》的四逆汤类方虽补阳而救脱不足,张锡纯氏来复汤虽救脱而补阳不足,两方合为一方,不仅可以互补,尤其是破格重用附子、山萸肉后发生了质变,更加入活磁石、生龙牡粉吸纳上下,维系阴阳;麝香开窍醒神,开中有补,如此方可挽垂绝之阳、救暴脱之阴。方中关键是附子非重用不足以奏功,伍以大量炙甘草,一以监制附子之毒使之不至于偾事;一以甘草甘缓之性使姜附逗留于中则温暖之力绵长而扩达于外,使回阳之力持久。组方严谨周全,至稳至当,可放胆使用,李师特别强调“附子为强心主将,其毒性正是起死回生药效之所在”。平时随李师侍诊,聆听他的教诲,常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中医传承尤应着眼于精髓
毫无疑问,这些名老中医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我们应该全面传承,包括一招、一式、一方、一法。但是我通过品味此次论坛论文又深深地感到,我们更要着眼于学习他们辨证论治的思想,这是中医的精髓。换言之,我们更要学习他们临床中运用中医的思维去审因论治,组方遣药。这话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试举我师李可用麻黄汤治愈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发暴盲病案论之。
2000年秋,一位37岁农妇患原发性高血压18年,由于暴怒引发蛛网膜下腔出血,昏迷48小时,醒后暴盲。诊见寒战、咳逆无汗,查颅内血肿、水肿,双眼底出血、水肿。眼科名家陈达夫先生目疾六经辨证大法有云:凡目疾,无外症而暴盲,为寒邪直中少阴,玄府(毛孔)闭塞所致,当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温肾散寒。附子温少阴之里;麻黄开太阳之表,即是启玄府之闭;细辛直入少阴,托邪外透。李师见此妇禀赋素壮,症见寒战无汗,纯属表实,与少阴无涉,遂径与麻黄汤一剂令服。次日诊之,夜得畅汗,小便特多,8小时约达3000毫升,头胀痛得罢,目珠胀痛亦止,目赤亦退,血压竟然复常,已可看到模糊人影。又以通窍活血汤冲服水蛭末12克,调理一段,终于复明,左、右眼视力分别为1.2、0.8,病愈3年后随访,血压一直稳定。
麻黄、桂枝升压,现代药理已成定论,近百年来已列为脑血管类病用药禁区,这几乎成了每个中医的常识。而李师却用麻黄汤治愈不可逆转的高血压,岂非怪事?其实不怪,李师之所以成功治愈此病,就是因为他未受西医药理的束缚,而是用中医理论去分析本案病机。即由于寒袭太阳之表,玄府闭塞,寒邪郁勃于内,气机逆乱上冲。邪无出路,遂致攻脑、攻目。邪之来路即邪之出路,故用麻黄汤发汗,随着汗出,表闭一开,邪从外散,肺气得宣,水道得通,小便得利,郁结于大脑及眼底之瘀血、水肿亦随之而去,脑压迅速复常。此案若不按中医的思路去治,岂能奏效?
我受李师治疗此案的启发,在治疗颈椎病、腰椎病的对症方中,加入麻黄一药,取得了满意的临床疗效。由此联想到古人用以麻黄为主的“古今录验大小续命汤”治疗中风,临床应用13个世纪,实有至理,而现代人久已罕用,实是不知中医汗法可以消除溢血、充血之水肿。人本一体,表里同气,表气闭塞则里气逆乱,表气通则里气和。中药有双向调节作用,是通过调燮整体气机而治疗局部疾病。汗法之奥妙,并不单在一个“汗”字,麻黄可以通利九窍,宣通脏腑之气。若按照现代中药化学分析来使用中药,岂不是与中医的病理病机南辕北辙?
再举一例。记得笔者曾跟随另一位中医临床大家黄杰熙侍诊。黄师最善于用寻常之品,起重疾,却顽疴,就诊者塞门壅户。我见他每天接诊之前,总要念几遍:“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立方。”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这是仲景治病的十二字真言,每天念几遍,主要是提高警惕,怕诊病时偏离中医轨道而犯错误。这和李可老师的治病观念不谋而合。李师亦常告诫我,临证之际,不但不要固执于西医的病名,有时连中医的病名也不必深究,据四诊八纲以识主证,析证候以明病机,按病机立法、遣方、用药,如此虽不能尽愈诸疾,庶几见病知源,少犯错误。中医讲的是“有是证用是药”,我想,我们只有真正掌握了辨证论治这个精髓,才能一通百通。不管疾病有千种万种,疾病谱如何变化,我们都会“成竹在胸”,以不变应万变,乃至破解世界医学难题。如此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医的传承,使创新不致于成为一句空话。
圣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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