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研究的对象 1 矛盾论中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 医学研究的对象是疾病与健康这一对特殊矛盾。疾病与健康构成医学区别于他学科的特殊的本质,疾病与健康是其他所有学科都不具备的特殊矛盾,由此区别于其他所有学科。 2 疾病与健康的关系 矛盾论中说:“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 矛盾论中说: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在疾病与健康这个矛盾中,疾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疾病决定了医学的性质, 健康,是由疾病状态反推出来的。是不是健康、健康的标准、健康人的各种正常生理指标等等,都是或者说大多是通过疾病状态反推出来的。规律、正确都是从错误中反推出来的。中医经典理论的原貌是从中西医结合编写的中医基础教材的错误中反推出来的。失败是成功之母,从现象到本质,从错误到正确,都是反推出来的。脾主运化、肝主疏泄、心主神明……都是从长期临床实践中逐步认识到的,都是从疾病状态反推出来的。 医学研究的对象是疾病与健康这一对矛盾中,疾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阳),健康是矛盾的次要方面(阴)。 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疾病而不是健康,更不是人,生物属性、心理属性等等。只研究人生的疾病。或者说发生在人身上的疾病,落脚点是疾病。 人体是一个自稳态系统,稳态失衡就是疾病,稳态守衡就是健康。疾病与健康是相对而言的,健康状态是由疾病状态反推出来的,人们首先认识到疾病,反推出什么是健康状态。自稳态是指人体通过机体内的各种反馈机制,维持人体整体处于相等稳定的状态。 只有当疾病发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识到各器官系统的正常功能是什么。人类从哺乳动物进化到人类的时候,猿人并不能自觉地认识到各器官的正常功能,只有当失去一条腿的时候才知道腿的功能是跑步与走路;只有当眼睛有病看不到世界的时候才知道眼睛的功能是看东西;只有当死亡的时候,发现心脏不跳动,才知道心脏与死亡相关;当血压升高的病人出现头昏、头痛、失眠、视力减退的时候,才给没有这些症状的人(正常人)测量血压,计算出一个平均正常值作为健康人的标准;各种化验指标的正常值都是这样通过病人反推出来的,先有病人的异常表现反推出正常值(健康的标准)。切除脾脏引起凶险的感染以及恶性肿瘤患病率升高,反推出脾脏具有免疫功能;切除了犬的胰腺发现血糖升高,反推出胰腺分泌胰岛素等等。生气以后,或者愤怒时肝区疼痛,食欲下降反推出肝气郁结;使用青蒿能够治疗疟疾,反推出青蒿中含有能够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等等。 没有生病的时候,人们不会去测量体温,只有当发热、全身不适、不能正常生活的时候测量体温,为了判断正常与异常,才去测定许多正常人的体温,计算出平均正常值作为健康人的标准……。所以,正常健康的标准都是由疾病状态反推出来的,这是临床实践情况,而讲理论的时候,先讲正常值,后讲疾病时的异常值,以至于使得人们以为先有健康标准正常值,后有疾病的异常值。 病机十九条,语出《素问》。前人把疾病某些类同的症候,归纳於某一病因或某一脏的范围内,作为辨证求因依据,列为十九条,其中属于六淫的十三条,属于五脏的五条。可以看出,审证求因,反推出病机,都是由临床表现反推出病因与病机。西医的尸体解剖,实验室里,用显微镜以及各种实验检查寻找病因、病理机制也是在病人的尸体中进行的。 肝气郁结、肝主疏泄,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肾为命门之火,温病学说……都是在原有理论不能适应许多新的治疗方法、方剂出现,在治疗效果肯定的临床实践基础上,反推出来的脏腑正常机能。参考《融合观》237页,142页,155页,169页(藏象学说与脏腑辨证的历史演变)。 肝主疏泄,是由肝气郁结反推出来的。《融合观》155页。 宋代 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将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明确定为“七情“,指出“内所因惟属七情交错.爱恶相甚为病.能推而明之。”
七情也是人体脏腑功能活动的表现,中医学以五脏为中心,把七情归纳为喜、怒、忧(悲)、思、恐(惊)为五志,并分属于五脏。五脏藏有五神.即肝“在志为怒”藏魂,心“在志为喜”藏神,脾“在志为思”藏意.肺“在志为忧”藏魄,肾“在志为恐”藏志。以七情、五志、五神与五脏相配应,用来说明人的情志活动与脏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以“心神”来概括和总统人的精神情志活动。可见人的七情活动是对客观外界事物刺激的反应.而脏腑功能活动的表现又要依赖五脏精气化为物质基础。故而 陈无择论述七情病机.说:“喜伤心,其气散”;“怒伤肝,其气击”;“忧伤肺.其气聚”;“思伤脾,其气结”;“悲伤心胞.其气急”;“恐伤肾,其气怯”;“惊伤胆,其气乱”。尤其是中老年人,因“ 肾气虚衰”,身体逐渐衰老,五脏精气俱损,易形成“五志薄弱”,容易患有七情所致的各种疾病。、 刘完素,字守真,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县)人,又称其为刘河间。大约生活在北宋末年至金朝建立初期,即宋徽宗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至金章宗承安五年(公元1200年)之间,是金元时期的著名医家,为后世所称金元四大家中的第一位医家。他据《素问》病机19条,阐明六气过甚皆能化火的理论。 刘完素研究情志致病可以化热,而提出的“ 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的观点,他认为“五脏之志者,怒、喜、悲、思、恐也。若五志过度则劳,劳则伤本脏,凡五志所伤皆热也。”情志活动过度,躁扰阳气,化生火热,而致中风偏枯、惊惑、悲笑、谵妄、癫狂等。反之,火热亢极,又可扰乱神明,出现神志异常。但刘氏又认为 五志化火生热的关键是心,若心火暴可致中风偏枯、谵语、狂、癫、悲痛苦恼,其因是由 肾水虚衰,不能制火,致心火易亢,治宜清心火,益肾水。 刘完素“ 五志过极化火”的观点,也为肝郁化火奠定了基础。 到金元时期,中医情志致病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张元素(1131~1234年)在《内经》脏腑理论的启示下,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以言病机的学说,将脏腑的辨证和治疗各成系统,较前又有提高,使脏腑辨证说由此而渐被众多医家所重视,脏腑病机理论也被不少医家所研究。 张元素在其著作《 珍珠囊•去脏腑之火》中首次提到“肝火”两字,其曰“ 白芍药 泻肝火”; 元代 朱震亨,字彦修(1281──1358年)在《 格致余论•阳有余 阴不足论》中,首次正面概况了肝的功能,提出“肝司疏泄”(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可见,肝主疏泄是在肝气郁结,肝火之后,提出来的。 脾胃学说的历史沿革《融合观》142~144页:《内经》提出:“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人以胃气为本”是基本脾胃理论,至张仲景《伤寒论》形成其雏形,再到李东垣脾胃论形成较完整的体系,直到明清,薛己(1487~1559)首创脾统血,李中梓提出“脾为后天之本,明 张介宾提出来“化”的概念,清代叶天士创胃阴学说,说:“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完成了“脾主运化”的学说,叶氏胃阴学说的创立,使脾胃理论在阴阳、气血、升降、温燥、刚柔方面更趋完善,形成了完整地脾胃理论体系,从而给后世治疗脾胃病开辟了更宽广的道路。 所以,脾主运化、肝主疏泄、心主神明……这些正常的机能都是通过疾病状态反推出来的! 3 临床医学与其他医学之间的关系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医学是一个复杂的事物,是一个巨系统,包含着许多子系统(矛盾)其中临床医学是主要矛盾(子系统),临床医学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临床医学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子系统)的存在和发展。 医学分类 基础医学包括: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等等,是为临床医学服务的。不是医学的主体或者说不具备医学的特殊矛盾。 预防医学(治未病、养生等)是一个医学的分支,不是医学的主体,是预防疾病的一门学问。是把疾病的相关知识用于疾病的预防,而疾病预防的实施主要是大家的事情家的事,医学管不了。原子弹引起的放射性疾病其治疗是医学的事,预防原子弹爆炸是大家的事情家的事。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其诊断治疗是医学的事,控制他的传播是大家的事情家的事。小康社会离不开健康生活,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事,共产党研究人的健康,医学望尘莫及,管不了。航天医学是航天系统工程中的一部分,医学只是处于次要地位,是稳态失衡的航天员维持稳态平衡,只是医学的一个分支。余类推。 结论: 医学研究的对象是疾病与健康这一对特殊矛盾,在这一对特殊矛盾中,疾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疾病决定了医学的性质或者说医学的本质;在医学这一个大系统(许多矛盾)中,临床医学这个子系统(矛盾)是主要矛盾,临床医学决定了、带动着其他分支医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