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内经》和《内经》时代阴阳五行说——《<内经>时代补注》

河间金栋

【补注】

⑴力学：“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研究能和力以及它们与固体、液体及气体的平衡、变形或运动的关系。”（《汉典》）

⑵量子力学：“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研究微观粒子(如电子、原子、分子等)运动规律及其性质的理论。”（《汉典》）

⑶相对论：“艾伯特·爱因斯坦所提出的理论,认为物质和能量是等效的,物体的质量随递增的速度而增加。”（《汉典》）

⑷分子生物学：“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从而揭示生命现象的本质的科学。主要研究蛋白质和核酸的结构与功能，生物膜的结构与功能，并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界的基本特征。”（《汉典》）

⑸主观：“受个人偏见或局限性所限定的、特定的人所特有的主观印象。”（《汉典》）杜撰：“臆造；虚构。”（《汉典》）

⑹硬把五畜（鸡、羊、牛、马、彘）、五声（呼、笑、歌、哭、呻）与五行联系起来：见《素问·金匮真言论》、《阴阳应象大论》等篇。

⑺臆造：“凭主观意想编造。”（《汉典》）

⑻循环论：“认为事物的发展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只是不断循环往复，简单地周而复始的发展观。这一理论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就形成历史循环论。”（《汉典》）

河间金栋

【原文】“《内经》在应用五行学说解决医学问题时，已经多少意识到把五行当作一般结构模型与实际不符。在研究人体时，《内经》能够从实际出发，并没有处处应用和遵循五行，如它承认人体有三阴三阳六经，有六腑，还有奇恒之腑，等等，突破了五行的限制。在病的传变上，它也没有完全固守‘脾移寒于肝⑴’，‘肝移寒于心⑵’，‘心移寒于肺⑶’，‘肺移寒于肾⑷’。这里就看不出五行的影响⑸。”

“但是在一些医学问题上，《内经》又受到五行的局限，主观主义地用五行去规范客观事实，颠倒了原则与实际的关系。如有时用五行来说明五脏的特性，用五行生胜解释五脏的生理关系，不仅对于深入探讨五脏之间复杂的具体联系起了阻碍作用，而且矛盾重重，有不少牵强附会⑹。《内经》用五行的固定关系解释病理现象，有时甚至出现笑话，如《素问·阳明脉解⑺》说：‘足阳明之脉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⑻，钟鼓不为动⑼。……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土也，故闻木音而惊者，土恶木也⑼。’特别是《内经》利用五行预后的某些论述，更是荒唐。《素问·平人气象论》说：‘肝见庚辛死⑽，……是谓真脏见皆死⑾。’依据《内经》，甲乙日属木，丙丁日属火，戊己日属土，庚辛日属金，壬癸日属水，所以，五脏病必然因五行相胜的关系，于其所不胜之日加重甚至死亡。这种推算没有科学依据，已经完全把五行当作一个万能万灵的神秘公式。”

关于《内经》中阴阳五行说的评价，笔者基本上赞同刘先生的看法，故不另起炉灶。引文或可能还不全面，有兴趣者最好读原作。

读者可能要问：本节开头你说《内经》的最高理论是阴阳五行宇宙全息论，为什么又同意系统论者的观点呢？拙见以为此两说无妨并存。比如有人说五行说是五元素论，也有符合原意的一面。本书着力于各学说的渊源发展，介绍其背景和原始意义，用现代思想发挥《内经》不宜兼顾，故下文还要谈其他学界对阴阳五行说的评价，略述阴阳五行说的发展史。

今欲附此补充一点看法。阴阳五行说何时开始对科学发展起束缚作用？拙见以为，作为自然哲学（或如今流行的说法——朴素的辩证法和系统论）其积极作用在两汉已发挥尽致而告终。它们在医学上的意义，也至迟在唐代，随着运气学说的完成，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具体看法见第七节。

河间金栋

【补注】

⑴脾移寒于肝：《素问注证发微》云：“亦传其所胜己者。”《类经十五卷·疾病类四十六》云：“脾中寒邪，则反传于肝。”

金栋按：移，传也，病传也。按五行生克制化规律，脾传寒邪于肝，乃传其所不胜者，谓之脾土侮肝木。

⑵肝移寒于心：《素问注证发微云》：“传其我所生者。”《类经十五卷·疾病类四十六》云：“传其所生也。”

金栋按：按五行生克制化规律，肝传寒邪于心，乃传其所生者，谓之肝木生心火。

⑶心移寒于肺：“传其所不胜者。”（《素问注证发微》）

金栋按：按五行生克制化规律，心传寒邪于肺，乃传其所胜者，谓之心火乘（刑）肺金。马莳谓之“所不胜者”，误也，当为“所胜者”。

⑷肺移寒于肾：“传其我所生者。”（《素问注证发微》）

金栋按：按五行生克制化规律，肺传寒邪于肾，乃传其所生者，谓之肺金生肾水。

⑸看不出五行的影响：与五行无关。

金栋按：上述五脏病寒相传（移），见于《素问·气厥论》。刘先生认为与五行无关。

五脏病气的传变规律，在《内经》中有固定相传者，如五脏顺传与逆传，脏腑表里相合关系传，亦有不固定而传及猝发者等多种。按五行相乘的关系传变，传其所胜之脏者，谓之顺传；按五行相侮的关系传变，传其克我（所不胜）之脏者，因病情凶险，预后不良，谓之逆传。见于《素问·玉机真脏论》、《标本病传论》、《灵枢·病传》等篇。

即使不固定而传者，如《气厥论》篇五脏寒邪相传，虽未完全按五行相克（乘侮）规律传，但亦与五行有关而并非无关。因“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如何相通？经脉相传？从《内经》理论体系的构建来分析，还是与五行有关。所以马莳与张介宾在解释中还是讲与五行的关系。

河间金栋

⑹牵强附会：“生拉硬扯，把没有关系的事物勉强地说成有关系；把没有某种意义的事物说成有某种意义。”（《汉典》）

⑺《素问·阳明脉解》：“详论足阳明胃经脉病之义，故名篇。”（《素问注证发微》）

《素问补识》云：“天雄按：《素问》有《针解》篇为解《灵·九针十二原》而作，则《阳明脉解》篇当为解阳明脉而作。古代自有阳明脉篇，故篇中出现‘所谓’字样。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出土，最古老之《阳明脉》得以问世。”

⑻足阳明之脉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木恶土也：“本篇之义，大略皆出《灵枢·经脉篇》。……木能克土，故恶之。……阳明经多气多血，邪客之则血气壅而易为热，热则恶火也。”热甚则烦扰易惊而恶人。（《类经十四卷·疾病类十二》）《素问考注》云：“此专说相克之理。”

这段话是说：足阳明经有病，恶见人和火，听到木音就惕然惊恐，而对钟鼓的声音却没有反应。足阳明是胃的经脉，在五行里属土，所以听到木音就害怕起来，那是土恶木克的原因。（《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

⑼钟鼓不为动：“钟鼓属金，金乃土之子也。”（《素问注证发微》）

⑽肝见庚辛死：“此言真藏脉见者，遇克贼之日而死。庚辛为金，伐肝木也。” （《类经六卷·脉色类二十八》）

⑾是谓真脏见皆死：“此即《三部九候论》所谓‘真藏脉见者胜死’之义。” （《类经六卷·脉色类二十八》）死，“谓遇其胜己之时而死，如肝见庚辛、脾见甲乙之类是也。”（《类经六卷·脉色类二十五》）

河间金栋

五、前人从各方面对阴阳五行说的评价

【原文】阴阳五行说在《内经》中的应用及评价约如上。简言之，没有阴阳五行便没有《内经》体系。

如果我们承认，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必然会给那个时代的科学著作——尤其如《内经》这种理论性著作——留下明显的印记的话，那么，我们只能把它放回阴阳五行说盛行的时代去进行研究。这样，至少对《内经》在整体认识上不会犯主观、武断、因枝节而忽视主流的错误。《内经》赖以成体系的哲学盛行于什么时代呢？先看看近现代各流派的史学家得出的不约而同的结论。

梁启超说：“春秋战国之前，所为阴阳，所谓五行，其说甚稀见，其义极平淡。且此二事从未尝并为一谈。诸经及孔、老、孟、荀、韩诸大哲皆未尝齿及。然则造此邪说以惑世诬民者谁耶？其始盖起于燕齐方士，而其建设之，传播之，宜负罪者三人焉：曰邹衍、曰董仲舒、曰刘向。……两汉所谓今文家经说，其能脱阴阳五行臭味者十无二三，大率自仲舒启之。”（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10号）

顾颉刚、杨向奎⑴说：“西汉是阴阳学说极盛的时候。”（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哈佛燕京学社出版，1936:42）“汉儒生在以阴阳五行为信条的社会里，便没有不受阴阳五行说的浸润的，阴阳五行即是他们的思想的规律。到了魏晋，玄学⑵起来了，王弼⑵们就对于这些术数公然攻击了。……可见在一种时代意识之下，无论什么人对于它都脱离不了关系。”（顾颉刚.五德终始说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1930年第6卷第1期；又见：古史辨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04-616）

范文澜说：“先有原始的阴阳说，后有原始的五行说。原始阴阳说在殷周之际发育而逐渐盛大，接着五行说经邹衍一番附会扩充，与旧有之阴阳合并而成其新的神化的阴阳五行学说。”（与颉刚论五行说的起源.燕京大学史学报，1931年第3期）“西汉统一中国，需要维持统一的经学（三纲五常⑶），尤其需要证明匹夫⑷做皇帝是上天所命（五德终始），是孔子所预知（为汉制法）。因此阴阳五行化的经学，成为西汉经学的‘骄子’。”（范文澜历史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79）

冯友兰⑸说：“欲明西汉人之思想，须先略知阴阳家之学说。欲略知阴阳家之学说，须先略知阴阳家思想中之宇宙间架。阴阳家以五行、四方、四时、五音、十二月、十二律、天干、地支及数日等互相配合以立一宇宙间架，又以阴阳流行于其间，使此间架活动变化而生万物。”（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498-499）

侯外庐⑹、杜国庠⑺说：“汉代的正宗思想，已经走向神秘的宗教的领域。尤其因了农民起义，阴阳谶纬的神学就表现为汉代统治阶级的精神麻醉剂……五德三统的神权说，图谶纬候的宗教说，都为‘王霸道杂之’的绝对王权作了精神统治武器。”（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7:51）

吕振羽⑻说：“到西汉，中国社会的思想随着封建主义之重新确立——由封建初期到末期之社会质变完成——而发展为诸对立物之统一的倾向。这种倾向到董仲舒的时代完全实现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62:264）

任继愈⑼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用阴阳五行附会《春秋》，用天人感应目的论发挥《春秋公羊传》的‘微言大义’，使今文经学更与谶纬迷信密切结合，成为十分荒谬，繁琐庸俗的神学哲学。”（中国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2:191）

张岱年⑽说：“战国及汉初人所讲之五行学说，内容多牵强附会，繁琐殊甚，自纯哲学观之，实无多少价值。”（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82）

范寿康⑾说：“把阴阳说和五行说结合起来，就成为阴阳五行说。这种阴阳五行到了汉代更行发展，汉代人竟把这种理论应用于一切日常行事方面。”（中国哲学史通论.三联书店，1983:143）

好！上面抄的已经太多了。其余如近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肖箑父，李锦全.人民出版社，1983）、《中国哲学史稿》（孙叔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中国哲学史稿》（九所高等师范院校编写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先秦两汉阴阳五行说》（李汉三.台湾维新书局，1968）及各家通史、秦汉史等著述极少不提阴阳五行是汉代统治哲学且应该批评者。

上述引文是为了说明，阴阳五行哲学在汉代占统治地位，最盛行。《内经》的成书时代不应提前到汉以前去，而不是为了否定《内经》的阴阳五行说。一种学说同时用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历史作用可能不同。最近杜石然⑿等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即认为：“具有朴素唯物自然观的阴阳说和五行说……是古代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也承认：“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本身就有浓重的神秘主义、唯心主义成分。”（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4:81、83）

又如近代重要先进科学理论“生物进化论”的创立曾受马尔萨斯人口论⒀启发，但进化论被提高到哲学高度用于社会时就有了消极作用。

河间金栋

【补注】

⑴杨向奎：（1910.1～2000.7）字拱辰，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他对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被誉为一代宗师。杨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喜欢读书、思维比较空灵的理论。在他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六十余年里，先后致力于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学术史、历史地理的研究，勇于探索，勤奋治学，著述宏富，主要学术专著有：《西汉经学与政治》等。还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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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魏晋玄学：中国魏晋时期哲学思潮。以崇尚老庄思想，研究玄远幽深的学说为特征。当是哲学家凭借“三玄”（即《老子》、《庄子》、《周易》），取《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玄”的概念，以老释易，阐发玄学思想。玄学家大多是“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策、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其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王衍等。（《中国哲学大辞典·名词术语·魏晋南北朝哲学》）

玄学：“中国魏晋时代，向秀、何晏、王弼等运用道家的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而形成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潮。”（《汉典》）

王弼：（226～249）三国魏玄学家，魏晋玄学的主要创始者之一。字辅嗣。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人。汉末著名士族王粲的侄孙。少年即有盛名，好论儒道，通辩能言，曾与何晏、钟会讨论“圣人”有无喜怒哀乐问题，与荀融讨论《周易》大衍义等。深得当时名士的赏誉，何晏叹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遂以弼补台郎。弼善谈玄理，而事功亦非所长。正始十年（249）因事免官，后病故，死时年仅二十四岁。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开玄风，竞事清谈。对《老子》哲学中的“先天地生”的“道”和“有生于无”作了玄学解释。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等。（《中国哲学大辞典·人物·魏晋南北朝》）

金栋按：王弼门的哲学思想是“以无为本”、“举本统末”，崇尚虚无，出言玄妙，明显的道家老庄思想并糅合儒家经义而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想，与汉儒门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截然不同。从王弼的注本中（如老子《道德经》注、《周易》注、《周易略例》等）并未发现有“对于这些术数公然攻击”的明确论述，但《老子指略》（辑佚）虽有“天生五物，无物为用。圣行五教，不言为化”与五行有关的论述，而仍然是“虚无”的道家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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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三纲五常：“封建礼教的道德准则。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汉典》）

⑷匹夫：“古代指平民中的男子；泛指平民百姓。”（《汉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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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已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被誉为“现代新儒家”。1990年11月26日20时45分，冯友兰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享年95岁。（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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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侯外庐：（1903.02.06～1987.09.14）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山西省平遥县人。中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1987年9月14日病逝于北京。青少年时代，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3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时攻读法律和历史。24岁结识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受到马列主义的影响。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经成仿吾、章伯韬介绍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过周恩来等创办的《赤光报》。1930年经莫斯科回国，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先后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北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36年与王思华翻译了《资本论 》第一卷。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重庆主编《中苏文化》，在上海香港主编《文汇报》副刊，并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宣传活动。1948年进入东北解放区。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哲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曾当选为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常务委员等。（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