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现实与传统的冲撞和对接——读《伤寒论现代解读》

中西医融合观

     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经典对于现代人有用处，所以代代有人解读他，研究他。解读中医经典是解读中国古代文化的突破口。领导说的打开中国文化宝库的钥匙。

中西医融合观

中医新思维 发表于 2019-11-25 16:07
主题：现实与传统的冲撞和对接
第一，现实
1，西医蓬勃发展，已经占领了国际医疗市场的十之八九。

         没有对接上，是因为科学主义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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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就是为了说明，古代的遗物已经不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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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遗物中药已经不管用了？？中药已经不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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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究竟都扮演了些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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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新思维 发表于 2019-11-26 01:24
建国后，党和国家要实现强国强军梦，没有成立《孙子兵法》现代解读的研究机构。因为国家知道，孙子兵法不需 ...

孙子兵法》在四渡赤水中的运用
2017-01-26 11:24　来源：学习时报　 我有话说
　　作者：刘玮琦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同毛泽东进行交谈时说：“我最佩服你指挥的经典战役是三大战役。”毛泽东说三大战役不算什么，四渡赤水之战才是他的平生得意之笔。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军事战略思想和指挥艺术与《孙子兵法》有着惊人的不谋而合。可以说，毛泽东在指挥四渡赤水作战中，处处闪耀着《孙子兵法》的光辉。
　　“致人而不致于人”——作战指导的灵魂
　　孙子曰：“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孙子在这里所讲的是夺取和掌握战场主动权问题。毛泽东同样注重战争主动权的争夺，并把掌握战争主动权作为四渡赤水作战指导之魂。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毛泽东灵活机动、力争主动的战略指导，使中央红军犹如一条游龙，虚虚实实，出其不意，先后四次渡过赤水河，令国民党追兵捉摸不透，顾此失彼，无所适从，最终跳出敌人包围圈，胜利实现了北渡长江的战略意图。
　　“以正合，以奇胜”——作战方法的总指南
　　孙子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即作战都是用“正兵”当敌，以奇兵取胜。毛泽东向来主张“出奇制胜”，通过敌意想不到的作战行动达成最佳作战效果。红军贵州土城失败一渡赤水进入川西后，国民党军队闻讯向红军驻扎的古蔺、扎西扑来，企图围歼红军，阻止红军北渡长江。危急之下，毛泽东出乎敌人预料，率领红军二渡赤水，从扎西杀回贵州，第二次攻占了遵义。为扭转被国民党中央军追击的被动局面，毛泽东再出奇招，采取“诱敌深入、合力追歼”的战法，对吴奇伟部孤军深入红军眼前的两个师进行了围歼。是役，毛泽东命令红三军团十一团和红一军团三团接敌，采取边打边撤的战术，将吴奇伟的国民党中央军逐渐向北引诱，进入了十团、十三团的阻击线，同时十二团迂回包抄形成合围之势。经过激战国民党中央军溃败而逃，红军第一、三军团迅速追击，歼灭了吴奇伟部两个师的大部兵力，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避实击虚，避强击弱——用兵艺术的高境界
　　孙子曰：“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即出兵指向敌人无法援救的地方，奔袭敌人预料不到的方向。进攻必然得手，因为进攻的是敌人不防守的地方。毛泽东或许对这一用兵方法早已了然于胸。1935年3月底，在南下贵州的乌江边，毛泽东在红一军团二师的作战地图上划出了一条巨大的弧线：从乌江边向南，穿越贵阳和龙里之间狭窄的缝隙，然后慢慢地弯向西，最后径直向西，从贵州的西南角进入了云南。箭头指向，正是蒋介石虚弱的布防地和红军最终的进击方向。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说：“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而调出来的方式，就是“避实击虚、避强击弱”的用兵艺术。三渡、四渡赤水，直逼贵阳。蒋介石慌了手脚，因为贵阳兵力空虚，主要部队统统被调到了四川，一时来不及回师救驾，蒋介石把离贵阳最近的云南部队调到了贵阳。这个调动正中了毛泽东的下怀，毛泽东趁虚挺进云南，从云南北渡金沙江，把国民党的军队远远甩到了金沙江对岸。
　　造势任势——作战指挥的大谋略
　　孙子曰：“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所谓态势，就是根据自己有利的情况，掌握作战主动权。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总是去造成有利的态势，而不苛求部属，因此能选择良将去造成有利的态势。毛泽东“示形造势、谋势任势”的指挥谋略，广泛运用于四渡赤水战役中，夺取了作战主动权。1935年3月20日，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了赤水河，再次进入贵州境内。两天后毛泽东命令红九军团伪装成红军主力，一部分在长干山，一部分向枫香坝，沿途张贴标语，放火烧山，制造红军大军北上的假象，示形造势以吸引敌人继续北进。然后，中央红军主力迅速南下，向贵阳方向急进。蒋介石果然中计，急调大军欲与红军在长江南岸决战，万万没想到此时毛泽东率领主力红军已南下抵达了乌江岸边。毛泽东又使出连环妙计，为制造红军大举进攻贵阳的假象，红一军团四团在贵阳机场附近的路边墙上写满标语：“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吓得在贵阳指挥作战的蒋介石仓惶飞到昆明，急令云南孙渡部驰援贵阳，毛泽东调滇军出云南的战略意图实现了。这一战略意图的实现，造势任势的指挥谋略功不可没。（刘玮琦）返回光明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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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faaoo 发表于 2019-11-26 09:22
》，《孙子兵法》，究竟都扮演了些什么角色？

毛泽东用孙子兵法：一纸吓退十万兵
发布时间: 2013年01月14日 15:35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 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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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谋攻第三》有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说明了用兵之道的诡术，毛泽东就是活学活用《孙子兵法》的高手。

一、一纸吓退十万国民党军队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驻西柏坡。驻守在北京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探知情报以后，准备出动近十万大军和骑兵突袭中共首脑机关。当时国共主要战场在东北和西北，而党中央周围卫戍部队仅一万多人，形势十分危急。

26日，毛泽东办完大事以后，自言自语道：“要给傅作义一点厉害看看。”周围的人不明白：“我们身处险境，还要给别人厉害看?”只见毛泽东拿起笔，很快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写了一篇评论：《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见毛泽东文选第5卷）。评论中把傅作义侵犯石家庄的种种计划予以揭露，包括敌军各部队番号、将领以及作战计划予以公布，号召解放军和民兵和三天内，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云云。

这篇文章马上由新华电台广播，傅作义见中共方面对他们的计划什么都知道了，还做了准备，深怕遭到埋伏，只好偷偷将刚开出来的部队撤回北平。这出现代“空城计”就这样结束了。

以后中共中央一直驻在西柏坡，直到进北京。这种事情作为其他统帅如果有一次的话，可以骄傲一辈子，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属于茶余饭后顺手办的一桩小事，因为这方面的事迹太多了，中共方面自己都从来没有宣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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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诞生于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繁、文化异彩纷呈的年代。这一时代有多种兵书问世，而《孙子兵法》却如后代兵家所云：“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是中外兵书中最古老而又最富有生命力的一部。《孙子》总结了中国古代战争的经验，揭示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规律，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被历代军事家奉为经典，堪称兵家之鼻祖。《孙子》作为古代最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享有古今中外公认的巨大荣誉，并成为当代军事、大家的事情、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
    毛泽东，集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这个伟大的军事家与《孙子兵法》的血脉联系是很自然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既是马列主义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也是中国古代优秀的军事文化遗产，尤其是《孙子兵法》的运用和发展，继承和创新。从这部“中国古代第一兵书”里，毛泽东不仅吸取了丰富的军事理论营养，同时也获取了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思想的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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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凯丰曾提出“毛泽东迷信《孙子兵法》”来贬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凯丰质问毛泽东,你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硬说毛泽东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孙子兵法》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毛泽东反问道：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既然你也没有读过，又怎么知道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的呢?凯丰被问得哑口无言。
    1936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毛泽东靠《孙子兵法》打仗，激发他要认真研读《孙子兵法》的想法，为此致函当时在西安作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嘱其购买一批书籍，特别“要买一部《孙子兵法》来”。从这时候起，毛泽东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了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真研读了《孙子兵法》和其它一些军事著作。如果说，在此之前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对《孙子兵法》的原则的运用还处于不自觉的阶段，更多的是马列主义革命斗争理论在军事斗争中的运用，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创造性发展，其战略思想与《孙子兵法》却有着惊人的不谋而合，那么从此以后，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理解就更透彻、更深刻，运用手法就更高超，更为自觉了。
    1936年，毛泽东在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便多处引用《孙子》的理论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如《军事篇》的“以逸待劳，以饱待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始计篇》的“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谋攻篇》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深刻地领会这些军事基本原则，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些古代兵家的军事理论升华到一个更新的高度。
    1939年8月，毛泽东曾和他身边的“高参”郭化若说：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的书，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并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它。还说，应深刻研究孙子所处时代的社会大家的事情经济情况，哲学思想，以及孙子以前的兵学思想，然后对《孙子兵法》本身作研究，才能深刻地理解《孙子兵法》。毛泽东本人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充分借鉴和汲取了《孙子兵法》的思想精华，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古代兵学圣典，使其闪烁的辩证法光辉更加发出耀眼的光芒。
    (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此语出自《孙子·谋攻篇》。毛泽东在他的军事著作中，曾三次引用这一千古不朽的军事格言，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进一步赋予这个命题以新的更深刻的涵义。
    首先，毛泽东认为：孙武这一战争规律可知论的“知”是建立在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的，他反对有神论，反对用占卜等迷信方式去预断战争的凶吉和胜负，明确提出“胜可知”的思想，认为战争的胜负是可以预知的。“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对此，毛泽东赞誉说：“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别的任何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乃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毛泽东科学地阐明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和可知性，进而把这古老的命题，奠定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进而，毛泽东又把孙子的“不可取之鬼神”的关于战争规律的“战可知”、“胜可为”的可知论，概括为“是包括认识和使用两个阶段即包括认识客观规律并依此决定行动制胜敌人这两个过程。关键在于事先要充分了解和研究敌我双方的一切情况，找出客观规律，制订行动方案，并在实践中根据双方情况的变化，及时加以修正。因此，“百战不殆”是建立在“知己知彼”基础之上的，也就是对交战双方的所有情况要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如果只了解一方，明于知己而暗于知彼，或暗于知己而明于知彼，这两种人都“不能解决战争的规律的学习和使用问题”。
    毛泽东一再反对军事指挥中的形而上学片面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蕴含的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可知论和辩证法作了科学的解释与发挥，使孙子这一朴素的军事原则成为举世公认的最重要的军事原则。孙子在论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思想的过程中，他想出“践墨随敌，以决战事”，“知兵者，动而不速，举而不穷”等等，从战争领域初步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认识的意义。毛泽东指出：“古代中国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规律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毛泽东赞扬了孙武“知战结合”的可贵思想，联系战争实践，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战争认识过程，把这个命题经过深化，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战争认识论的重要原理，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二)［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重点阐述和发挥的又一重要军事原则。
    他指出：“弱军对强军的作战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拣弱的打’。他在总结红军三次反围剿均取得胜利的经验时认为，在数量上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的敌军面前，决不能正面出击，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是要采取“避实击虚”的原则，避开敌人的锐气，通过战略退却，打运动战，诱敌深入，在“牵着敌人鼻子走”的过程中一方面把敌军拖得筋疲力竭、士气沮丧，一方使敌军逐渐暴露出他们的弱点，然后针对其弱旅或孤立无援之敌，集中兵力，一举全歼。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可能迅速取胜，决不能盲目前进，或死打硬拼，必须避其锐气以保存军事实力，以待机破敌。这是积极的防御战略的实施。这种为了实施有效的攻击而事先采取的战略退却，或战略转移，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在阐述这一战略思想时，还援引了历史上许多著名战例：齐鲁长勺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而取得胜利。
    毛泽东叹道：“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是如此之多!”而实际上，在中国军事史上对这一原则理解最为透彻，运用最为高超的还是毛泽东自己。从游击战中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到“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提出，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论持久战》，毛泽东这一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已经成型，并通过成功的实践验证而不断发展。纵观毛泽东戎马生涯，除解放战争后期外，他统领的军队与敌人相比一直处于弱势，有时是很大的弱势，似乎已不堪一击。
    解放战争初期著名的“延安保卫战”就充分说明这个道理。
    当时进攻延安的胡宗南二十三万大军已对延安形成三面夹击之势，毛泽东认为，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如果跟处于优势的敌人硬拼，我们肯定要吃亏，于是果断决定撤离延安，然后在迂回运动中寻找机会，歼灭敌人，终于取得了保卫战的全胜。
    (三)［先胜而后求战］
    《孙子·形篇》中指出：“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意即打胜仗的军队是创造必胜的条件而后交战；而打败仗的军队则恰恰相反，先盲目作战，然后企图侥幸取胜。
    毛泽东认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在红军时期，他就要求“慎重初战”，在条件不成熟时宁可持重待机，力求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在抗战期间，他强调必须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把这一原则列为“十大军事原则”之一，提出：“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四)［示形、动敌］
    孙武在论述发挥将帅才能，造成和利用有利态势时，强调要通过“示形”以“动敌”；“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孙子·势篇》又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意即作战前要善于用“诡道”(所谓‘诡计多端’)设法隐蔽自己的企图，迷惑、引诱和调动敌人，以便“攻其不意，出其不备”地给敌人以突然的致命打击。
    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战略退却经验时说：“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而且我们可以人为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著名的“四渡赤水”就是用示形以动敌的策略，不断制造假象以迷惑和调动敌人，进而声东击西，以打击敌人，达到胜利突围的目的。“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示形动敌”的得意之作。尾随而至的敌军“只拣到红军的几双破草鞋，而望洋兴叹”。
    (五)［我专而敌分］
    (孙子·虚实篇)中说：“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则吾这所与战者约矣。”专，即集中兵力；分，即分散兵力。意思是说，要采取“示形”等手段调动敌军，使之兵力分散，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毛泽东鉴于中国革命战争中敌我力量长期悬殊的情况，十分重视集中兵力的原则：“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又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在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敌人这样说。”他在总结红军十年战争经验时指出：“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在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这一着。”在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指示，指出：“这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方法。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
    毛泽东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已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孙武“我专而敌分”的思想，并将这一作战原则广泛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即使在解放战争后期，我军总兵力已强于敌军时，仍然坚持运用，直到最后胜利。
    (六)［因敌而制胜］
    孙武主张作战指挥上的灵活性，反对生搬硬套，一成不变。他论述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他提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十而围之，五而攻之”；“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动而不速，举而无穷”，灵活机动地决定作战方针。毛泽东联系岳飞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用兵之道，对指挥作战的灵活性，指出：这个“妙”，我们叫灵活性。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的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的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性，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
    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莱芜战役、淮海战役、抗美援朝第一战役等许多著名战役，都是不断根据敌情变化，适时改变作战部署，始终保持先机制敌，终于取得战役胜利的典型战例。
    毛泽东关于因敌而异、灵活决定作战方针、使用兵力的理论和实践，大大丰富了孙武“因敌而制胜”的军事原则。
    编者注：关于毛泽东与孙子兵法，夏征难同志的研究比较精深独到，可参见其所著《毛泽东与中外军事遗产》（大连出版社，1997年版）之相关内容。
    相关链接·孙子
    《孙子兵法》的作者，名武，字长卿，是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由于孙子的功业是在吴国建立的，所以孙子又被称为吴孙子。孙子的生辰年代尚不可考。大约与孔子（公元前500年前后）是同时代人。《孙武兵法》，是中国古代最早最杰出的兵书，被誉为“兵学圣典”、“百世兵家之师”。在历史上，孙子被称为“兵吴”、“武圣人”。孙武出生在一个具有兵学渊源的军事世家中，从小受到良好的军事文化的陶冶。齐国是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姜尚（姜太公）的封地，又是大家的事情家、军事家管仲大展宏图的地方，还一度是春秋时期大家的事情、军事、文化活动的中心，这一切为孙武研究古代兵法和写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孙子兵法》雄视古今军事几千年，是古今军事将领和高官大吏们必读之书。现在《孙子兵法》获得广泛的世界声誉，被列入“世界四千年中十大名著”（美国哈佛大学57名学者1996年评选）
《大地》 (2002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