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鹊文化与原创国医》讲稿

马京雪

第一讲  扁鹊是谁
   尊敬的曹东义老师，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同道，大家好，我是马京雪，遵照曹老师的安排，从今天起我和我们小组的师兄们将给各位朋友介绍中国的一位名人，能够参加这次讲座不但是本人的荣幸也是我们小组的荣幸，更是对我们的鞭策，我们介绍的这位名人，他在中国甚至是世界上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中医历史上的集大成者，他被后世的人们尊称为医祖，他接受他的老师传授的医术并承诺老师不向外泄露，但是后来他又广收门徒，著书立说。他虽然广收门徒，著书立说，但是他却没有著作流传后世。他的一生行医济世，扶危救困，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中国人的利天下的精神，却遭人嫉妒，惨遭横死，尸首异处，无不令人扼腕叹息而又怒发冲冠。他是中国历史上的无冕之王，他的墓地，庙宇广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被人们年年供奉，日日朝拜，但是他家居何处，仙乡哪里却被后人各执一说，使人莫衷一是。他的称号在中国又是“神医”的代称，但是他生活在哪个朝代，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让人一塌糊涂，他就是中医鼻祖秦越人，号扁鹊。扁鹊上承上古时期的中医学，下启春秋战国时期之后的中医学，后世医家受扁鹊的影响之深，无出其右者，就是被历代医家尊称为四大经典的《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也与扁鹊有着很深的渊源，晋代太医令王叔和先生的《脉经》更是大量的记载了扁鹊脉学，可见后世医家受扁鹊的影响之深，后世的医家开展的内科，儿科，妇科，外科等医疗活动无不受到扁鹊的影响，所以说他是中医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医学的祖师，历史上存在的种种关于扁鹊的说法，到底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别着急，下面咱们就跟随我的恩师曹东义教授一起探索解析，还原真实的历史扁鹊，首先从扁鹊是一个人还是一堆人说起，咱们都知道司马迁吧，这个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史官，专门记载历史的这么一个官员，他的家族从周朝就开始做史官一直到司马迁这一代，人家是祖传记载历史的史官，家学深厚，他的《史记》被三大文学巨匠之一的鲁迅先生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史记》的价值了，并且啊，这个《史记》在司马迁之后就有人说司马迁的《史记》对于历史的记载“不虚美，不隐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啊，《史记》啊，记载历史事实不夸大他美丽的一方面，不隐瞒坏的地方，可以说这个司马迁有责任心，他的《史记》曾令汉武帝愤怒不已，一度有杀了司马迁的心思，说了这么多，我们来看看这个司马迁在《史记》中是怎么记载扁鹊的吧，《史记.扁鹊传》：扁鹊者，郣海郡鄚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与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就是扁鹊是郣海郡鄚地的人，姓秦，名字叫越人，年少的时候做旅社的经理，有一个客人叫长桑君经常在扁鹊的旅社里居住，扁鹊看出长桑君不是一般人，常常高规格的款待他，长桑君也看出了扁鹊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就这样长桑君经常在扁鹊的旅社里居住，可以看出长桑君应该是一个长期出入于宫廷之中的官方的医生，长期奔走于各个诸侯王国之间进行医疗活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有一天长桑君叫扁鹊来他的房间里，跟扁鹊说我有“禁方书”，我的年纪很大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去世了，我想传给你，你不要泄露出去。扁鹊说：“敬诺”，关于“敬诺”这个词语，我们需要在这里解释一下，“敬诺”这个词是《史记》中记载的一种表示恭谨应答的意思，在这里是遵命的意思，汉代下级回答上级问话的时候与我们现在的回答方式不同，汉代人的回答是“唯喏”，有个成语“唯唯诺诺”就是从汉代传下来的，表示卑躬顺从的应答，“敬诺”这个词是扁鹊向师父长桑君承诺的一个词语。随后长桑君就从怀中拿出一包药，告诉扁鹊说你用天上的水喝这个药一个月就能够看到墙另一边的事物，随后从怀中取出“禁方书”都给了扁鹊，长桑君忽然不见了，扁鹊按照长桑君的嘱咐喝这个药一个月，忽然可以看到墙另一边有一个人，扁鹊用这个本领给人看病，可以看到人的五脏六腑的疾病所在，尤其擅长诊脉，“禁方书”就是先秦时期记载宫廷秘方的书籍，由于古人有“因事为文”的传统，就是说先秦时期的甲骨文啊，结绳记事啊，都是因为发生了某件事而进行的活动，这个“禁方书”就是记载先秦时期宫廷内人员的疾病病情和方药治疗经过的书籍，直到现在国家领导人的疾病病情和治疗都是保密的，是国家秘密，可以看出长桑君是一个官方的医生，对于宫廷内人员的疾病很清楚，长桑君传授给扁鹊“禁方书”就相当于泄露了国家秘密，长桑君为了躲避祸端采取了隐姓埋名的做法，这里我们更需要赞美扁鹊的师父长桑君的高风亮节，正是长桑君的行为成就了扁鹊的医祖地位，也成就了辉煌几千年的中医学。扁鹊做医生有时候在齐国，有时候在赵国，在赵国的时候被人们称为扁鹊，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史记》的记载，从司马迁的记载看司马迁对于扁鹊的事情的真实性是有信心的，说明司马迁是经过严密的考证的，对于扁鹊的老师长桑君的记载也是“忽然不见，殆非人也”，也就是说长桑君在传授给扁鹊医书后忽然就不见了，怀疑长桑君不是人，是一位神仙，采用了这种叙述事件实情的方法，后来的人称这种记载方法是“求实笔法”，而对于扁鹊的记载言之凿凿，非常的肯定。我们再来看看东汉的另一位史学家班固写的一部史书《汉书》，这位班固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总结了汉以前的596家著作和秦以前的1949位各类人物，均没有黄帝时期扁鹊之名的记载，而把扁鹊列为春秋末期的人物。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扁鹊跟黄帝联系到一块的记载一共有两处，一处是《史记.仓公传》中《黄帝扁鹊之脉书》，还有一处就是《汉书.艺文志》的《泰始黄帝扁鹊俞跗方》，这个“轩辕黄帝”的名字出现在战国时期，确切点说就是邹衍提出来，这个邹衍是阴阳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主要的学说就是五行学说，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他生活的年代比孟子晚，他为了说明他的主张历史渊源深厚，就找了一位老祖宗来装潢门面，这也是那个时期各个学术流派的惯用的手段，才有了今天的所谓的“神农之言，黄帝之教”，扁鹊只是一个民间的医生，当时扁鹊名声虽然大，但是社会地位不高，还没有资格也没有那个奢望去高攀轩辕黄帝去，后来扁鹊的名声大了，学习扁鹊的人多了，承认扁鹊是一个医学流派了，给他按上了“轩辕黄帝”的名号，不是黄帝时期还有一个名医扁鹊。我们上边也说了写《史记》的司马迁，写《汉书》的班固，还有写《伤寒论》的张仲景，唐代的孙思邈都说扁鹊是春秋末期的人物，没有说黄帝时期还有一个名医扁鹊的说法。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自序》和皇甫谧的《甲乙经.自序》中均称扁鹊为“中世”或“中古”名医，王叔和的《脉经.序》则把扁鹊和医和并称。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序言》中说：“六国之时，则有扁鹊”。在以上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扁鹊是春秋末期的真实存在的人物，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民间医生。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叫良医或“上工”并且都有各自的名称，如晋国有医生叫衍，秦国有医生叫和、缓等，医和、医缓都被晋侯称为“良医也”，在西汉时期陆贾写的《新语.资质》、在秦国丞相主持的《吕氏春秋.至忠》、先秦时期的杂家著作《尸子》、先秦的历史著作《战国策.秦策》等典籍中均有“良医”的记载而不称呼良医为扁鹊，在马王堆汉墓医书《十问》中记载的医家均不称呼为扁鹊，可以看出扁鹊是经过太史公严格考证的历史人物。“在赵者名扁鹊”的这种说法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这个要从赵氏的历史渊源来说，《诗经.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帝喾的一个妃子，说这个帝喾您可能不熟悉，这个帝喾呀，是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中的第三位，三皇五帝是谁啊？三皇就是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三位，五帝就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至今有民间信仰中供奉的第一个神就是“天地”，这个神位上有八个人像，这就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三皇五帝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功勋无可伦比人类先祖，被后世供奉为“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这个说法是我的看法，我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可能不对，希望有知道的朋友能够给我指证，咱们说这个五帝中的帝喾，他的第二个媳妇是有戎氏部落君主的女儿，名字叫简狄，有一天简狄在玄池中洗澡，这个“玄池”是传说中的一个水池的名字，具体在哪里我也没有查到，希望有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声，咱们说这个帝喾的第二个媳妇简狄在这个玄池里洗澡，正巧有只燕子飞过，这只燕子产下一枚蛋掉到了玄池里，简狄捡起来吃了以后就怀孕了，十月怀胎，瓜熟蒂落，生下了一个儿子，给这个婴儿取名“契”，他因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就被当时的大首领“舜”派到一个叫“商”的地方当首领，这个契的十四代孙子就是商朝的建立者成汤，这个契的一个玄孙叫“中衍氏”，这个人啊，长得人的脸，鸟的嘴，史称“人面鸟噣”，他就是赵氏族的祖先，所以赵氏族就以“鸟”为崇拜的对象，也就是图腾崇拜，所以说啊，秦越人“在赵者名扁鹊”有这么个历史的渊源，扁鹊是赵国人对秦越人的尊称。扁鹊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意思，来源于古代的一本书叫《禽经》，这部书是春秋时期晋国著名的音乐家，道家人物师旷著作的专门说鸟类动物的著作，限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对我们提到的很多著作进行详细的介绍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这方面的资料，这部书中说“灵鹊兆喜”，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这是说通灵的喜鹊能够给人带来欢喜，咱们说这个秦越人啊，千里行医，常常是救人于病痛苦难之中，人们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如同看见了喜鹊的一样，给人带来希望和欢喜，慢慢的在人们就用“扁鹊”来称呼秦越人，“扁鹊”的名字随着人口的流动等原因慢慢的传播了开来，以至于人们忘记了秦越人的真实名字而只知道“扁鹊”了。
确定扁鹊生活的年代是根据历史记载，但是扁鹊的历史资料涉及到赵简子，虢太子，齐桓公，秦武王，这四个人相差几百年的时间，一个凡人不可能能够活上几百岁，所以这其中必然有差错，读书就要去伪存真，那些是寓言故事，那些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必须要分辨出来，多方的求证，关于扁鹊生活的年代我们在下一讲中会进行具体的讨论，先放下这一头不说，先说扁鹊是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的泛称。司马迁对于扁鹊的记载是经过严格考证的，他在传中叙述的三个故事基本是可靠的，扁鹊诊赵简子得故事在《史记》中首先见于《赵世家》，这则历史资料应该是摘自于《虞氏春秋》等赵国的史书，尽管被人一次一次的篡改，但是可以看出扁鹊是赵简子同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由于灭掉别人的国家而不灭绝别人的后代的事实，所以这个被灭的国家的人民居住的地方仍然被称为某国，所以虢国是真实存在的，扁鹊诊虢太子的历史事件比较可信。扁鹊望桓侯之色的故事，有浓厚的寓言色彩，这则故事首先记载于《韩非子.喻老》之中，这是一部记载韩非子言行和思想主张的书，是韩非子死后，他的学生根据他的言行和思想主张整理而成的一部书，其中说教的成分大而历史真实性经不起推敲，其中的人物有的说是齐桓公，有的说是蔡桓公，首先齐桓公出生年代不详，齐桓公去世的年代是公元前643年，齐桓公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第十五位国君，姓姜，名小白，春秋五霸的第一位国君，蔡桓公也是齐国人，他出生于公元前400年，死于公元前357年，距离齐桓公的年代二百多年，这个蔡桓公是田氏做了齐国国君后的第三代国君，谥号是“齐桓公”，因为与春秋五霸的齐桓公相同，所以历史上称为“田齐桓公”或“齐桓公午”，不管是他们其中的哪一位距离赵简子的时代也比较远，《韩非子.喻老》主要的目的是进行说教而不是记载历史的真实故事，司马迁收入这则寓言故事的目的主要是与当时流行的《扁鹊内经》和《扁鹊外经》两部医书进行注解，其是历史事实的可信度不高，不应作为推测扁鹊生活年代和考证扁鹊这个人的依据。
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叫良医或者叫“上工”，并且他们都有各自的名称，如《左传》记载，晋国有医生叫衍，秦国有医生叫缓，和，都被晋国国君称为良医，如果扁鹊是良医的代称就应该叫扁鹊。西汉时期陆贾写的一本书叫《新语》中有一篇《资质》的文章记载扁鹊过卫国，有人病重快要死了，扁鹊前去治疗，患者的父亲说：“吾子病甚笃，将为迎良医治，非子所能治也”如果说扁鹊是良医的代称的话，就应该说将迎扁鹊治。吕不韦，秦国的国相写的《吕氏春秋》中也说：“宋有良医文挚”，也不说宋有扁鹊。先秦杂家著作《尸子》也说秦有良医竘（kou），我国古代历史名著《战国策》中的《秦策》记载秦国有个侍候君主大臣的医生叫夏无且，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十问》有齐威王问文挚，秦昭王问王朝，并且有传说中的医生十多个，都不称这些医生为扁鹊，经过以上的考证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史记》中的记载是可靠的，扁鹊是春秋末期的民间医生，名字叫秦越人，历史上只有一个扁鹊—秦越人，其他的说法都是错误的，扁鹊是秦越人的专有名号，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历史上真实的扁鹊到底是哪里人呢？让我们继续跟随恩师曹东义教授继续解密神医扁鹊之谜，且听下回分解。

马京雪

第二讲  扁鹊里籍
尊敬的曹东义老师，尊敬的各位同门，各位朋友，各位同道，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讲扁鹊，我们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扁鹊是生活于春秋末期医家秦越人的专有名号，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个人，历史上就有人认为扁鹊是勃海郡鄚州人，也有人说扁鹊是泰山卢人，还有的说他是勃海郑人，人怕出名猪怕壮，人有了名谁都愿意往上凑凑沾点光，所以神医扁鹊的籍贯有很多的说法，各地都希望扁鹊是自己的老乡，但是真实的扁鹊是哪里的人呢？山东省曾经两次召开“扁鹊里籍研讨会”，人家说过去人们认为扁鹊是河北省任丘市鄚州人是不对的，根据最新研究扁鹊是山东省长清卢人，还特地邀请高濯风先生参加，那个时候呀，中医界对扁鹊的事情重视程度不够，也没有太多的研究，河北省的专家们也不敢去参加人家山东省的这个“扁鹊里籍研讨会”，导致了正如高濯风先生所说的那样“同意人家的观点吧，心里没底，也不是滋味；不同意人家的观点吧，人家有备而来，我们也拿不出不同意的根据。”的尴尬局面，高濯风先生就拜托恩师曹东义先生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把扁鹊先生请回来”，那么历史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跟随恩师曹东义先生解密扁鹊，扁鹊到底是勃海郡鄚州人还是山东长清卢人或者是勃海郑人呢？
   最早记载扁鹊里籍的是韩婴的《韩诗外传》而不是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师徒路经虢国，听说虢太子患“尸厥”，打算进入宫内救治虢太子的时候，韩婴记录的扁鹊的自我介绍是：请进去禀告有鄭地来的医生秦越人能够把太子救活。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先生具有“一字之褒贬”的“史家功夫”，一般情况下用字用词极为讲究，不会多说一句话，而司马迁在记述扁鹊先生的里籍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请看《史记，扁鹊传》中的记载是：“扁鹊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司马迁于公元前104年开始创作《史记》，而《韩诗外传》大约成书于公元前150年左右，作为史官的司马迁完全有机会可以看到大约成书于公元前150年左右的《韩诗外传》，而司马迁为什么没有采用《韩诗外传》中简单明了的叙述而把扁鹊的叙述复杂化了呢？司马迁在扁鹊救治虢太子时向中庶子介绍自己的时候看起来非常的繁琐“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鄚）”，具有“一字之褒贬”功夫的太史公为什么对扁鹊的里籍如此的大费周章呢？在《吕氏春秋.察传》中讲过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说的是孔子的弟子子夏到晋国去出差，路过卫国见到一个奇怪的事情，有人捧读一卷历史书，很认真的念到晋国军队的三头猪涉水过了黄河，子夏一听觉得不对，他猜想是这个记载有错误，因为当时的文字或者记在竹简上，或者写在白绸子上，没有印刷术，更不用说什么编辑啊，校对啊，很容易在传抄的时候发生错误，子夏说：“不对！这个记载应该是晋国的军队是在‘己亥’的时候过的河，那个‘己’跟‘三’相似，‘豕’跟‘亥’相似，因此在传抄的时候发生了错误”，子夏到了晋国，为了验证自己的推断，就请教晋国人那句话怎么读，晋国人的回答是“晋师己亥涉河”，古人的记载年月日的方法是采用十天干，十二地支的干支纪日法，所以子夏才有如此的推断，现在我们普遍用公元记日，所以在读古书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偏差，所以说古书“晦涩难懂”嘛。《吕氏春秋》认为，传抄中的错误不是个别现象，很多的字在字形上相似，传抄中发生错误而导致的意思完全错误，混淆了原来的意思，晋代葛洪在《抱朴子.遐迩》也说到俗话说书经过三次或者多次的抄写就会吧“鱼”字写成“鲁”字，把“帝”抄写成“虎”字，可见古书在传抄过程中容易出现文字错误现象。那么在扁鹊里籍记载的问题上会不会也发生这种文字上的错误呢？《史记.扁鹊传》在开头就说“扁鹊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我国古代郡县制起始于秦朝开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以下设置县，这种郡县制成为汉代之后的行政区划主流，但是郡县制并不是秦代才开始有的，赵简子时代的晋国早就有郡县制，《左传》中记载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赵简子曾经悬赏说攻克敌人的上大夫奖励一个县，下大夫奖励一个郡，士兵奖励十万亩田地，老百姓可以随意做商人或者学习技术，奴隶可以获得自由，赵简子不可能用一个大家不熟悉的行政概念进行悬赏，可见郡县制已经在晋国实行多年，只是当时县大而郡小，或者晋国的核心区域为县，边远地区为郡，这与秦汉以后的郡管县是不同的。汉代刘熙在《释名.释州国》中说到秦代改革行政体制，把诸侯国的行政体制撤销，设置郡县，根据山川地形的特征确立他们的名称，汉代沿袭了这种行政体制，那么这就涉及到“郣”“勃”“渤”三个字的问题，“渤海郡”应该有个叫“渤”的地名才设置的“渤海郡”，但是“渤”字是汉代之后才出现的字，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的时代还没有“渤”这个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没有“渤”，只有“勃”和“郣”，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渤海有关系，也就是说在汉代的古籍里，“渤海郡”都应该是“勃海郡”或者“郣海郡”，《说文解字》中记载“勃，排也，从力，孛声；郣，海地，从邑，孛声。一曰地之起者曰郣”，可见“勃”和“郣”的意思是不同的，一个从属于力部，一个用来表示地名，所以说“渤海郡”或者“勃海郡”应该是“郣海郡”，渤海，古代被称为“郣澥”，《说文解字》中记载“澥，郣澥，海之别也”，郣澥，是海边，海岸的一部分，特指今天沧州一带的沿海海陆，去掉一个“郡”字，用“郣海”代称陆地时也是指沧州一带，再去掉一个“海”字，仅用“郣”字，还是指今天的沧州一带，汉高祖刘邦先生在公元前202年在这一带设立郣海郡，管辖20多个县。所以说“郣海”是对一个特定的地方的称谓，与“江”只表示长江，“河”只表示黄河一样，后来有了“渤”字，而古老的“郣”因为只表示地名而没有其他的含义就逐渐的被人们遗忘，所以今本《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勃海郡”应当是“郣海郡”，司马迁说扁鹊是郣海郡人，这个郣海郡是汉高祖设立的，秦朝的时候郣海郡一带属于巨鹿郡，所以说“郣海郡”是汉代的郡县名。
《史记集解》引用晋代徐广的说法说“‘鄭’当为‘鄚’，鄚，县名，今属河间”，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记载勃海无鄭县，当作鄚县，音莫，今属河间，鄭、鄚这两个字，字形相近，在传抄中很容易出错，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了政府办公的准确性，所以唐代睿宗景云年间，政府官员把“鄚州”改成“莫州”，以便于“鄭州”相区别，鄭州，鄭县在今天的河南一带，距离郣海郡很远。汉景帝时期的韩婴也是鄚县人，是扁鹊的同乡，韩婴写扁鹊的时候说请进去禀报说鄚县医生秦越人能够治疗，但是在传抄过程中到了司马迁时期就变成了请进去禀报鄭县医生秦越人能够治疗了，为了防止人们继续出现这种抄写错误或者是为了能够准确的表述扁鹊的籍贯，司马迁在记述扁鹊里籍的时候采用了当时的行政区划郣海郡和鄚县的郡县记载方式，这样即便是传抄错了，仍然可以很容易根据“郣海无鄭县”来纠正，后人不仅把“鄚”传抄成了“鄭”而且还把“郣海”传抄成了“勃海”，又演变成今天的“渤海”，这种文字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大的出乎了太史公的想象了，才导致了古书的“晦涩难懂”。
“齐郣海”中的“齐”指的是齐国还是另有意思呢？《说文解字》中记载“齐，禾麥出穗上平也”，可见是见贤思齐的意思，是一个动词或者是“使动用法”，是靠近、接近的意思，而不是齐国的扁鹊的意思，所以扁鹊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的“言臣齐郣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鄚”的意思是说请您进去禀告虢国的主君，就说我是靠近郣海的秦越人，家住在鄚州城，而不是说扁鹊是齐国人，郣海人，家住在鄚州，这样相差几百里地的地名综合在一起让人觉得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也不符合一贯的叙述方式。
  西汉末年与王莽同时的杨雄著作的《法言.重黎》云：“或问《黄帝终始》？曰：托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鹊卢人也，而医多卢。夫欲售伪者，必假真。禹乎、卢乎、《终始》乎！”。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一天有人问《黄帝终始》这本书是怎么回事，杨雄说这是一本借黄帝名字写的假书，既往大禹因为治理洪水泛滥的时候脚上患了疾病，所以走起来路来一拐一瘸的，大禹是圣人，所以鬼神猛兽都很害怕或者很敬重他而不敢伤害他，后来的巫师就学着大禹走路的样子施法，称这种步法为“禹步”，扁鹊是泰山卢人，是因为扁鹊行医之地多在卢国的缘故，人在想卖假货的时候必然会借助真货的名义，正如前边所说的禹步，扁鹊是卢人和《黄帝终始》一样都是假的。杨雄为了说明《黄帝终始》是一本假书而进行的举例论证，后人误读了杨雄先生的原意故而有“扁鹊者，泰山卢人也”的误会了。经过以上详细的推理考证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医祖扁鹊先生的里籍是“扁鹊者，郣海郡，鄚人也，姓秦氏，名越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任丘市鄚州，春秋末期的郣海郡鄚邑，北靠白洋淀，南临黄河，东近大海，处于晋国（后来的赵国），齐国，燕国三国的边境地区，交通发达，贸易繁荣，城镇中开设客店并长达十余年之久是可信的，正因为秦越人在客店中任职才能接触形形色色的客人，扁鹊以他特有的智慧材质和高度敏感的观察力以及特有的悲天悯人情怀，才会被长桑君选定为继承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人们传说扁鹊先生曾经喝了天上的瑶池的水能够看到墙另一边的人，这是扁鹊具有特异功能吗？被称为医祖的扁鹊先生在中医学中又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请听下回讲解扁鹊宗师

马京雪

  第三讲  扁鹊宗师
  我们在前面的四讲中经过详细严密的推理论证，理清了扁鹊是生活在春秋末期的著名医家，他的籍贯是今天的河北省任丘市鄚州，在我国扁鹊又是神医的代称，并且祭祀扁鹊的庙宇，墓地遍布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可见扁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对妙手回春的神医的渴望，根据《史记》的记载扁鹊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学医、行医、学术成就都很明确，扁鹊闻名于天下，直到今天中医的诊断治疗都传承于扁鹊，扁鹊解说的医理称为后世学医者的宗师，他对于人体气血运行的规律知道的很清楚，解说的很明白，后世根据他的解说整理成条文，成为学医的金标准，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为中医学开辟道路，集大成的宗师是扁鹊，而不是传说中的黄帝和歧伯，虚化扁鹊不仅是虚化了中医的历史，也虚化了中医是我们国家原创的医学体系，这对于中医的发扬和传承是极为不利的。
   医学知识是一个逐渐积累的，也是一个不断传承的过程，历史对于中医早期的传承情况记载不多，《史记.扁鹊传》为中医的记载开了先河，揭开了医祖扁鹊的神秘面纱，那么医祖扁鹊的学医，行医又是什么情况呢？《史记》中记载医祖扁鹊三十岁以前在他的家乡开旅社长达十余年，我们前边说过扁鹊的家乡鄚州北靠白洋淀，南临黄河，东近大海，处于晋国（后来的赵国），齐国，燕国三国的边境地区，交通发达，贸易繁荣，这里南来北往的客人很多，在这里开旅社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由于客人多，所以能够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客人，长桑君就是其中的一位，我想扁鹊的医学知识肯定也不是一时之功，他在十余年的时间里除了自己用心的学习之外，也与长桑君的交流是分不开的，经过十余年的观察长桑君发现这个小伙子德行不错，肯下苦功夫学习，于是就把扁鹊叫到自己的房间里说，我年纪已经很大了，说不定哪一天就不在人世了，我有一肚子的医学知识和秘方不知道传给谁，所以我苦苦的寻找了很多年的有缘人来继承我的学问，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发现你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我想把我的医学知识传授给你，但是这些医学知识都是宫廷之中密不外传的，我传给了你，你也不要泄露给其他的人。秦越人说我承诺不泄露给其他的人，就这样扁鹊在接受了长桑君的秘传后开始刻苦学习起来，记医方，记药性，记病症，记医理，经过了刻苦的学习后，扁鹊常常给家乡的父老乡亲治疗疾病，拔除痛苦，好像是喝了瑶池的神水一样，于是人们纷纷说扁鹊喝了天上瑶池的神水能够看见墙另一边的人，能够看到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的疾病，所以治疗疾病如同神仙一样，秦越人靠着过硬的技术，多次挽救病人的生命，尤其是被赵氏尊称为“扁鹊”后，名声很快的流传开来，请他治疗的患者络绎不绝，上到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扁鹊都热心的给予救治，并且他精通临床各科，常常随着地域的不同而有侧重点的服务于人民，他行医的足迹遍布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广大的地区，他救治患者的传说广为流传，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扁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民间医生，他以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赢得了人民的爱戴，人们为了纪念他在他行医的地方建立了很多的墓庙。
扁鹊作为第一个民间医生，却令无数英雄黯然失色，这是为什么呢？不仅因为他有高超的医术，更因为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利天下”的精神，利天下的思想源于《易经》，伏羲创立八卦哲学体系，每个卦都由三个爻画组成，其中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天在上，地在下，都是为了人；八卦的道理，就是为了解决人道的问题。
“利天下”的思想萌芽，出现于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时代：“刳（ku）木为舟，剡（yan）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  孔颖达 疏：“舟必用大木刳凿其中，故云刳木也，就是说把大树砍下来中间掏空做成船，把木材做成划船的桨。又说“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也就是说，只要有了“利天下”的决心，即使条件不好，没有达到一定的职位，进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就可以利天下。
“达则兼济天下”，是读书人过度自谦的话语，也有推脱责任的嫌疑，因为“达”的标准很难确定。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看上去慷慨激昂，但是，谁是匹夫？《易经》告诉我们服牛乘马，驾船行舟的普通人，都肩负着“利天下”的责任。
扁鹊在出名之前，是一个小旅社的负责人，这是他的舞台，也是他参与天下大事的机会。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君子，未必需要高贵的出身，但是历史机遇很重要。假如没有在这个小旅社任职，扁鹊就不可能了解天下大事，难以接触南来北往的客商，也不可能得到长桑君的钟爱。
使自己成为一个圣人，也许扁鹊没有想过，他周游列国的目的，与孔夫子完全不同，他完全是按照一个小人物的历史定位，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扁鹊随俗为变也是为了利天下。
《史记•扁鹊传》说：“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兒，即为小兒医：随俗为变。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一直到现在，在我们农村啊，一个医生就是一个医院，从院长到清洁工都必须要干，不论是妇科，内科，儿科，外科，老年病科，临终关怀都要干，都必须要干好，更有遇见病重的家属问看看病人该什么时候去世哎，这是经常有的事，我们都必须要给人家一个说法，不然家属会说你是干嘛吃的，这是事实，更不用说是扁鹊生活的那个生产力低下，社会动荡的年代了，所以说扁鹊的随俗而变是事实。
扁鹊能够“随俗为变”，既说明他是社会的明星，受到上流社会的拥戴，也是身不由己，一个人要做最早的“全科医生”。所有的人，所有的困苦、疾病，都向你求助的时候，你能说“这不是我的执业范围，我管不着吗？”或者说：“你到别的地方，另请高明”而一推了之吗？
扁鹊没有推脱，他扛起了所有向他求助患者的苦恼，“随俗为变”首先是一种大爱，然后才是对自己医学水平、医疗技能的考验。能够不推脱，并且在周游列国、四处为家，行医治病的时候，开创临床各科，这的确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只有具备了“利天下”之心、智慧和能力的人，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谦虚有大爱，才能利天下
当虢太子被抢救成功了，世人都认为扁鹊能“生死人”的时候，扁鹊没有飘飘然，仍然具有一个平常心。他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扁鹊见齐（蔡）桓公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劝说他有病要早治，这是一种医生对病人的关怀，是一种大爱的体现。但是，桓侯不领情，他以个人的思想境界考虑问题，说扁鹊“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把扁鹊当成了势利小人，甚至是为了获取利益不惜编造病情，欺骗患者，这是多么污浊的事情啊。但是扁鹊不计较这些，一次不听，他说两次；两次不听，再劝说第三次，苦口婆心，真是武侠小说里所说的那样“良言难劝必死的鬼”。桓侯不给扁鹊进行治疗的机会，实际上是不给自己获得健康的机会。
扁鹊面对桓侯这样的权贵刁难，只好选择逃离。他在面对中庶子刁难的时候，也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耐心，他不仅是为了洗刷自己，为了证明自己医术高明，而主要是为了挽救昏死的虢太子，我们可以回放这一历史事件：
《史记》说：扁鹊过虢。虢太子死，扁鹊至虢宫门下，问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国中治穰过於众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气不时，交错而不得泄，暴发於外，则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畜积而不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故暴蹶而死。”扁鹊曰：“其死何如时？”曰：“鸡鸣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鄚，未尝得望精光侍谒於前也。闻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无诞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li）洒，鑱(chan)石挢(jiao)引，案扤(wu)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nuo)髓脑，揲(she)荒爪幕，湔浣(jian  huan)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则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婴之兒。”终日，扁鹊仰天叹曰：“夫子之为方也，若以管窥天，以郄视文。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於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为不诚，试入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於阴，当尚温也。”主
中庶子闻扁鹊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挢然而不下，乃以扁鹊言入报虢君。虢君闻之大惊，出见扁鹊於中阙。
中庶子既是一个官员，也是一个“喜方者”，属于中医药的“发烧友”，他自认为对于中医学有很深刻的了解，并且对于“上古俞跗”很熟悉，他认为扁鹊自不量力，有欺骗的嫌疑（得无诞之乎），扁鹊“鲁莽”的自告奋勇救助虢太子，甚至很可笑（曾不可以告咳婴之兒）。面对如此的误解与刁难，扁鹊沉思良久（终日），然后仰天长叹，进行耐心的解释。
假如扁鹊心里没有大爱，他能有如此耐心吗？他能冒如此风险吗？今天患者住院，手术和特殊检查之前，都要签订“知情同意书”，进行自我保护。在那个“天子之怒血流成河”的时代，扁鹊行医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扁鹊所以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除了具有高超的医学水平，就是必须心中充满对生命的大爱，有“利天下”的思想。
《易经》说：“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扁鹊践行了“利天下的文化”，因此才有名闻天下的结果。
4、重然诺破规矩，是因为有大爱
扁鹊生活的初秋末期，是一个格外看重诺言的时代，《赵氏孤儿》里程婴救赵孤的故事，在扁鹊几十年之前出现，鼓励和鞭策了很多仁人志士。这种风范流传到扁鹊时期，几乎是尽人皆知的美谈。
开旅店的秦越人，当时还没有获得扁鹊的称号，他的店里来了一个客人，名叫长桑君，身材、相貌、做派与平常人不一样，秦越人很好奇，也很敬佩他的言谈举止，把他待为上宾。时间一久，长桑君也知道秦越人也不是一般的店老板，更不是店小二，因此，格外喜欢这个比自己小很多岁的青年人。
这样一来二往，秦越人与长桑君结下了缘分，成了彼此格外器重的知心朋友，结成忘年之交。后来，长桑君把自己珍藏的“禁方书”全都交给了秦越人，他没有提什么要求，只有一个嘱托：“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于公。公勿泄！”这是学术传承的关键环节，也是保证真假之不会轻易泄露，真知识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刻，庄重而自然。秦越毫不含糊，他的回答很干脆，只有两个字：“敬诺！”
岁月如梭，时光不再。
秦越人行医天下，也逐渐名闻天下，他的名字逐渐被人们所忘记，他的封号、尊号扁鹊，被天下的人所传送，这空前绝后的成功，丝毫没有改变的他的初衷，行医天下，治病救人。但是，声名在外之后，要求跟随他学习的人逐渐增多，并且十分恳切。考虑到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到医学人才的可遇而不可求，想到天下病患的痛苦绝非少数人可以救治，于是他开始收徒弟，这是一种心有大爱的体现。
在救治虢太子的过程里，我们知道扁鹊有很多弟子，各显其能，分工协作，取得了“生死人”的好成绩。
但是，这与他当初答应长桑君先生“公勿泄”的要求，是不相一致的。重然诺与现实生活，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我们看待历史，如果仅仅是用“程婴的标准”，那么，不仅看不到时代、食物的发展变化，而且也会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因此，只要有利于患者的健康，有利中医事业的发展，就应该是我们的追求，尽管这有可能会被理我们的初衷，或者会引起人们的误解。
扁鹊行医几十年，具有丰厚的理论（《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也具有很好的技术水平，因此才能随俗为变，开创临床各科。
他留给世人最值得借鉴的，是他总结的六不治：
“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於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六不治”既是扁鹊的行医感言，也留给我们很多可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尤其是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代，更需要借鉴这种智慧。当然，“六不治”不是推脱责任，而是医生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不能夸大，也不能逃避，而且“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也需要“随缘”，名医难救无缘之人，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就诊看病的人有选择的自由，医生治疗受技术条件与水平的限制，还要看“依从性”。
病人是健康的主体，我的健康我做主，而不是“科学主宰健康”，过分夸大医学的作用，或者病人对医学产生过度的依赖，就会造成纠纷和医患紧张。
学术传承的主要方式是寻找自己的有缘人，师徒相传，历经二百多年的传承，传到仓公淳于意之后，由于传承人的匮乏，就逐渐的失传了，但是仍然可以看出那些是扁鹊的著作，春秋战国时代，有思想有抱负的思想家纷纷走出没落的王宫，根据诸侯国君的喜好宣传自己的主张，著书立说，形成了春秋战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余嘉锡《古书通例》说，古人的文章，不像后世的著作，都是“因事为文”，因此，书成一篇，就流行一篇，后人加以收集整理，才汇集成书，所以用作者“某某子”命名其著作。由于古人著作都是“因事为文”，所以开始流传的时候，经常是既无篇名，也无作者，更无书名。这一情况，在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代，还一直是这样。司马迁提到韩非的著作时，说其“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而不说其著有《韩非子》一书。介绍邹衍的时候，则说“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只提其著作的篇名，而不总括为一本书。这与当时书写材料比较困难有关，不能像后世这样随意印书。把医学理论著作，称为“医经七家”，是刘向的“创意”，也是班固《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外经》；扁鹊《内经》、《外经》；白氏《内经》、《外经》，以及《旁篇》书名的来历与依据。“医经七家”，实际上只涉及到3个人：黄帝、扁鹊、白氏。黄帝出于托名，白氏已经失考，有学者说“白氏就是百氏”，是杂家的理论著作，也就是能够坐实的作者只有扁鹊一人。因此，司马迁称“扁鹊言医为方者宗”的局面，在东汉初年依然没有变化。春秋战国时期诸如孔子，老子等思想家都是现有作者然后有他们的书，但是医学著作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这也可以从考古学中的甲骨文中看到医学积累的记载，扁鹊的老师长桑君经过长期的观察把自己珍藏的医书全部传授给扁鹊，并嘱咐扁鹊不要告诉他人，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和对医学著作的刻苦学习，扁鹊也在医疗活动中记载了自己的诊疗疾病的事件，到汉代刘向时把这些著作命名为《扁鹊内经》，《扁鹊外经》，扁鹊并且在自己的行医过程中收了很多的徒弟，比较著名有虢太子等等，扁鹊师徒学术传承的过程，就像《素问》之中岐伯与黄帝经常困惑与讨论的那样：“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黄帝为了天下臣民的健康，经常渴求医药知识：“余诚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众子哀其不终，愿夫子保于无穷，流于无极，余司其事，则而行之，奈何？”面对“黄帝”苦苦的哀求“可得闻乎？”岐伯虽然明知“此上帝所贵，先师传之”，但是，为了“明道”，他不止一次，并且不厌其烦地给黄帝讲述了自己所掌握的医学知识。
这种表面上“不守信誉”的讲授，包含着一种大爱，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珍惜医学知识来之不易，有些都是用生命实验换来的，所以必须打破常规，进行传授。他们为的是薪火传承的大业千秋不绝，这也正是扁鹊不得不写著作，不得不传授医学知识的原因。
脉学是中医的特征，扁鹊脉学就是扁鹊医学。扁鹊医学虽然因为其《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的失传而难见其全，但是王叔和《脉经》之中，引用了扁鹊阴阳脉法、扁鹊损至脉等论述，其中关于呼吸与脉行速度的精确推导，仍然可以印证司马迁所说扁鹊“守数精明”的特征。当然，《难经》之中，也有很多源于扁鹊的医学思想。
更需要指出的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黄帝内经十八卷”，也就是十八篇，因为那个时代没有卷下分篇的作法。《汉书艺文志》有些书用用卷做计数单位，有些书用篇做计数单位，“篇”与“卷”完全相等。《黄帝内经》十八卷，绝不会有《素问》《灵枢》各八十一篇的巨大篇幅。《素问》《灵枢》都是集大成的后世著作，有可能吸收了《汉书艺文志》“医经七家”的全部精华。所以说扁鹊与《黄帝内经》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医学著作的大量失传等等原因，我们无从得知《黄帝内经》中是否完全记载了《扁鹊内经》和《扁鹊外经》的内容，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扁鹊对《黄帝内经》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样看来，扁鹊医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不是某个流派的作用，而是开宗立派的源头活水，扁鹊是中医学集大成的先师。

马京雪

第四讲   扁鹊著作考证需结合时代特征
我们在上周提到了扁鹊和医经七家的关系，扁鹊脉学在《脉经》中的记载，扁鹊是张仲景心目中的偶像。我们探讨扁鹊的学术成就和他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对后世医学的影响，首先需要弄清楚扁鹊所处的春秋末期应不应该有医学著作。扁鹊与《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扁鹊内外经》、《难经》等著作的关系。扁鹊医学特长以及主要的贡献是什么。
   《中国中医药报》2013年底和2014年初，连续报道四川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老官山汉墓考古发现10部医书，并概要介绍了这10部医书出土的意义及其内容，引起学术界关注。有专家称这批医书是扁鹊学派的著作，也有专家说认定其为“扁鹊学派失传医书”为时尚早，需要仔细研究、甄别，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恩师曹东义先生对此也持慎重态度，并希望通过对扁鹊著作的研究，探索中医药理论形成的过程。扁鹊有没有著作？假如他有著作，其形式结构应该如何？毫无疑问，扁鹊的著作，必须符合当时的著作体例。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之中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自古以来，学在官府，没有民间私人著作。考古所见的甲骨文、钟鼎文，都是官府史官之类的官员所刻画，或者是占卜的巫官所为，是对于事实的记录，六经都是记载先王治国理政业绩的有关文献。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峰起，百家争鸣。《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出于王官，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事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先秦诸子的著作，既继承了此前官府政典的精华，也阐发了诸子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观点。虽然春秋之前也有“个人观点”，但是流传下来的文献却寥若星辰，非常罕见。春秋战国时代，中央集权政治逐渐解体，列国诸子发奋图强的政治主张，开创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著作随之出现并逐渐流传于后世。
余嘉锡《古书通例》说：“春秋之前，并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官书也。其他诸子，在三代以前者，多出于依托。”我们现在见到的比较早的诸子著作，比如《道德经》、《墨子》、《孙子兵法》、《论语》等，大都出现于春秋末期，《管子》虽然署名管仲，其实是其门人弟子根据其行事语言，加以整理而成书于后世。
孔夫子宣称自己“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他只整理前人的著作，而自己不亲自创作写书，但是由此可以反证当时“作而不古”的著作，在社会上已经有所流传。
   《左传》中记载各国诸侯大夫聚会时，往往也要吟诗咏赋以歌咏的形式表明志向。春秋时期诗歌创作是很繁荣的，《诗经》中有很多诗歌可以考证到作者的姓氏或者名字
   除了诗歌和诸子百家的著作在这个时期兴盛之外，《孙子兵法》等著作也已经完成。赵简子已经有了董安于、周舍等史臣“进秉笔，赞为名命，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其记载的内容十分的广博，所以周舍说：“日有记，月有成，岁有效也”。孔子门徒七十余人记录孔子言行的篇章也在春秋末期。《史记.扁鹊传》更明确的指出：“长桑君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勿泄’。扁鹊曰：‘敬诺’。（长桑君）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长桑君把他珍藏的“禁方书”，全部授予扁鹊。“尽与”这两个字的描述就说明不是一种医书。所谓的“禁方书”即官医在宫禁之内专用的医书，后来流传到民间，故称之为“禁方书”。也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后来民间医生所珍藏而不轻易传人的医书也被称为禁方书，如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80年），公乘阳庆“使意（淳于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与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素问》《灵枢》中对医学书籍传授的描述也很形象，有“著之玉版”“藏之金匮”“藏之灵兰之室”“此先师之所藏”“非其真勿授，非其真勿教”等，说明医学书籍在早期的流传过程中皆视为珍宝，不肯轻易外传。
扁鹊所处的春秋末期，医学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完全具备了出现医学著作的可能性。杨伯俊先生说虽然不知道《左传》的作者，但是著作年代是可以考见的，他认为著于公元前235年之前的《虞氏春秋》，葬于公元前296年魏襄王墓中竹书《师春》等都引用过《左传》并结合其他旁证材料认定《左传》成书于公元前389年之前。杨伯俊先生说：“由以上论证，可以推测《左传》作者看到魏文侯，他著书当在公元前403年以后，而在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左传》中保留着春秋时期的医史资料是比较可信的。
《左传.僖公三十年（公元前630年）》记载：“晋侯使医衍鸩（zhen）卫候。宁俞（卫候的臣子）货（贿赂）医，使薄其鸩，不死”。晋侯让医衍借给卫候治病的机会，在治病的药中加入毒药杀死卫候，卫候的臣子宁俞贿赂医衍减少用量使卫候避免死亡，说明当时对于致人死命的猛烈药物的用量，已经有了相当准确的用量标准。
《左传.文公十八年（公元前609年）》记载齐国国君患病后，齐国医生说：“不及秋将死”，齐国医生能够断定齐国国君的死期，说明当时诊断疾病的水平是相当高的。《左传.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记载晋景公患病求助于秦国，秦国国君派医缓进行诊治，医缓给晋景公诊察后说：“疾不可为也，在肓（huang）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后来晋景公如医缓说的那样死了。医缓说的“膏肓之疾，不可救药”成了千古传诵的名言，这段文字记载的治疗方法有“攻之”“达之”“药”，可以看出治疗手段多样，不只是药物治疗一种方法。公元前552年楚国医生断定绝食卧冰而装作大病不起的申叔豫的病情时说：“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的话来概括申叔豫的病情，恩师曹东义先生说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可能是通过望诊得出的结果，最具可能的是通过诊脉之后做出的结论。虽然司马迁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但是扁鹊的诊脉不可能“辟空从天上掉下来”，他也是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总结提高而使脉诊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的。
如果说上边说的资料都缺乏医学理论的阐述，我们难以看到当时的医学理论发展水平的话，《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医和诊断晋国国君的疾病时，所阐述的医学理论就足以说明当时医学理论所达到的高度。《左传》记载晋平公患病后向秦国求治，秦国国君派医和进行诊断，医和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佑”。晋平公接着问到：“女不可近乎？”。医和回答说：“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tao yin）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医和从晋国国君的寝室出来后，医和向赵孟介绍国君的病情，赵孟问医和什么叫蛊。医和说：“淫溺（ni）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夸赞医和说：“良医也”，然后厚礼感谢医和并送医和归国。
《左传》所记载的医和论述医理的大段文字，不可能是作者创作出来的。这个事件在《国语.晋语》中也有记载，但是文字不同。《晋史》未必有如此详细的记载，尤其是文中“是谓”的内容，极有可能是医和引用了当时已经存在的古代医学著作。《左传》中记载的医学家，有名字也好，没有名字的也罢，都是各个诸侯国的官医，而不是像扁鹊一样是周游列国的民间医生。各诸侯国的官医，皆为“王官之一守”，世代相继，有官位有工资。《周礼.天官》记载“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食医中士二人，疾医中士八人，疡医下士八人，兽医下士四人”。按照《周礼.天官》的记载，当时不仅建立了一整套医政组织，还有医疗考核制度。“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这里所说的医师，是全国医生的首长，掌管着国家医药的政令，还要负责各地的疫情，并及时采取措施加以预防和治疗。相当于现在的卫生部长。医师之下，设有士、府、史、徒等专业人员。他们各管一个方面，士负责治病，就是上边所提及的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府掌管药物、医疗器械和会计工作；史掌管文书和医案；徒供役使，并看护病人，相当于护士。年终由医师考察医生们的成绩，并根据成绩制定他们的级别和工资。正因为医师之中设有记载文书和医案的“史”职，医疗档案才可以保存下来，既有利于考核医生的成绩，又为医疗经验的积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医疗著作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所以说春秋时期有医疗著作是可信的。
“食医掌（调）和（国）王之六食（谷类食物）、六饮（酒类）、六膳（肉类食物）、百羞（菜肴）、百酱（酱类食物）、八珍之齐（剂），凡食齐（剂）视春时，羹齐（剂）视夏时，酱齐（剂）视秋时，饮齐（剂）视冬时。凡（调）和（饮食味道的时候），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凡会（搭配）膳食之宜，牛（肉）宜（搭配）稌（tu,稻米），羊宜黍（shu,黍米），豕（shi）宜稷（ji，高粱），犬宜粱（小米），雁宜麦（小麦），鱼宜瓜（苽gu，生长在水中的一种菜食两用的作物）。凡君子之食恒放（仿）焉。疾医掌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春时有痟（xiao）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咳）嗽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生死。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以九藏之动。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gua）杀之齐（剂）。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凡有疡者，受其药焉”。这些医政设施虽然是周王朝所设立的，但是各个诸侯国都有各自的官医。晋国国君患病后不到周王朝请医生，而去秦国请医生诊治，可见医学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最好的医生未必是出于周王朝。
扁鹊虽然是民间医生，但是他接受了师父长桑君传给他的“禁方书”而医术高明，并且收了很多的徒弟，扁鹊即使不系统的给徒弟们讲授医药知识，也应该在诊治疾病过程中一边诊治一边讲解，这可以从扁鹊诊治虢太子的事件中观察到，扁鹊的弟子在诊疗结束后也应当有所记录。扁鹊留给后人的应该是一个个具体生动的病案，但是不能排除有系统医学著作的可能性。“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一个个病案具体的记录，师徒之间的讨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疾医……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扁鹊仿照周王朝医政制度对平时的诊疗工作进行系统总结，汇集成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总之，扁鹊生活的时代是肯定有医学著作的。
余嘉锡《古书通例》说，古人的文章，不像后世的著作，都是“因事为文”，因此，书成一篇，就流行一篇，后人加以收集整理，才汇集成书，所以用作者“某某子”命名其著作。由于古人著作都是“因事为文”，所以开始流传的时候，经常是既无篇名，也无作者，更无书名。这一情况，在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代，还一直是这样。司马迁提到韩非的著作时，说其“作《孤愤》《五蠹du》《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而不说其著有《韩非子》一书。介绍邹衍的时候，则说“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只提其著作的篇名，而不总括为一本书。这与当时书写材料比较困难有关，不能像后世这样随意印书。
司马迁说韩非的著作，在当时的社会上有所流传，“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韩非子所写）《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也。’”由此可见韩非的著作，当时没有署名，如果不是李斯与韩非同学，知道此书是韩非所写，秦始皇一定还要困惑很长的时间也不一定明白。
司马迁与汉武帝同时代，《史记•司马相如传》说：“上（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狗监扬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
通过这两件事，余嘉锡先生说：“秦皇汉武，亲见其书，仍不知为何人所作，非李斯与韩非同门，扬得意与相如同邑，熟知其事，竟无从得其姓名矣。此皆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之证也。”
从马王堆汉墓、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大量古书都没有书名，老官山汉墓考古发现10部医书也没有书名来看，扁鹊的著作，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没有书名，即使流传到了汉代也不会有书名。
那么，《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扁鹊《内经》《外经》，又是如何认定的？咱们下周继续分解。各位朋友，下周见

马京雪

第七讲   扁鹊的著作
   《汉书.艺文志》记载：“《黄帝内经》十八卷，《黄帝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扁鹊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白氏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右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zhen）石汤火所施，调和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汉志》还有“《泰始黄帝扁鹊俞跗方》二十三卷”。
汉初，盛行黄老之学，儒家经典等同诸子，没有专门的官府传承，一般著作都不称为“经”。“经”与“传”是相对的，“以传解经”是一个传统。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之士，汉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个建议的意思就是“罢戳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经学”由此兴盛起来，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在国家办的太学里，讲授“经学”的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所谓“师法”，是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的学术主张。“家法”则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之法”，说经之法就是“传注”。例如董仲舒通《公羊春秋》之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为其著作编成“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师法、家法，不但不能担任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发现，也要被赶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
五经博士的设置，是为了尊师重道，其秩虽卑微，而职位很尊贵。五经博士除了教授弟子外，其人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汉武帝时期，《易》、《书》、《诗》、《礼》、《春秋》每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称五经博士。到西汉末年，也就是刘向整理古籍的时候，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把医学理论著作，称为“医经七家”，是刘向的“创意”，也是班固《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外经》；扁鹊《内经》、《外经》；白氏《内经》、《外经》，以及《旁篇》书名的来历与依据。“医经七家”，实际上只涉及到3个人：黄帝、扁鹊、白氏。黄帝出于托名，白氏已经失考，有学者说“白氏就是百氏”，是杂家的理论著作，也就是能够坐实的作者只有扁鹊一人。因此，司马迁称“扁鹊言医为方者宗”的局面，在东汉初年依然没有变化。
早于《汉志》近二百年的汉代初期就有称为扁鹊所作的医籍流传于世。《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淳于意再次拜师于公乘阳庆，公乘阳庆七十多岁了，膝下无子，无人传承医学。公乘阳庆就让淳于意把自己所学的方剂全部扔掉，然后把禁方书传给他。传黄帝、扁鹊的《脉书》《五色》《诊病》《上下经》《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学了三年之后，为人治病，预断死生，多能应验。由此可知，西汉初年虽然没有《黄帝内外经》《扁鹊内外经》的名称，但是相传为黄帝和扁鹊所著的医学著作已经有多种。这些著作是否是扁鹊亲手所著已经很难定论，但是有些医书托名于黄帝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汉书.艺文志》收录的托名黄帝以及群臣的著作二十余部，有十多部被班固注明是“依托”。“依托”之人多在“六国”之时。汉代初期黄老之学兴盛于世，托名黄帝之风比战国之时更严重。所以《淮南子.修务训》就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目前学术界公认的黄老之学发源于战国中期，邹衍之后。杨宽先生在《战国史》说“黄老学派产生于战国中期，流行于韩赵魏齐等国。他假托黄帝之名，吸取《老子》哲学中虚无、物极必反等思想，加以改造，形成新兴地主阶级的重要思想”。唐兰先生在《经法》中说：“所谓神农、黄帝之言，都是战国时兴起的，儒家常讲复古，从三代一直推到尧舜，而这些反儒家的隐者为了压倒儒家，索性拿出神农黄帝来，一则比尧舜还要古，二则讲到黄帝就不需要讲诗书了”。因为传说黄帝时期仓颉造字以取代结绳记事，炎黄之前便成为洪荒蛮昧的史前时代了，所以黄帝就成了最远古的依托了。
龙伯坚先生在《黄帝内经概论》中说：“在刘歆以前有没有《黄帝内经》这一名称呢？《史记.扁鹊传》说，‘长桑君……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可见公元前五世纪上半期扁鹊时代只有禁方书的笼统名称，不仅没有《黄帝内经》这一名称，并且医书和黄帝也还没有发生关系…….我们可以说：在春秋、战国之间（公元前五世纪上半期），医书只有禁方书的笼统名称；在西汉初期（公元前180年），医书才和黄帝发生关系；在西汉末期（公元前一世纪末年），才肯定了《黄帝内经》的名称。古代的书有许多没有书名或书名很混乱，在刘向汇集编校的时候，由刘向替他取定了一个书名，例如《战国策》即是，《黄帝内经》这一书名可能即是刘向取定的，总之这个书名是在仓公之后刘歆（刘向的儿子，即刘秀）之前才成立的。《黄帝内经》书名的成立时代虽然很迟，这并不是说《黄帝内经》的著作时代也就是这样的晚。阳庆（公乘阳庆）传给仓公的一批医书，一定有许多内容业已包括在现存的《黄帝内经》里面，只不过在仓公时代不是用《黄帝内经》的书名出现罢了。”
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叹其才秀也。”他重视对扁鹊学术的传承，这是必然的。王叔和既整理张仲景的医学著作，也重视对扁鹊医学的发扬，所以他在《脉经》卷四、卷五之中，大量引用了原创于扁鹊的医学著作，为探索扁鹊的医学成就，给后人留下了有迹可循的线索，弥足珍贵。
西晋.皇普谧《针灸甲乙经》自序说：“按《七略》、《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自此而后，认为《素问》《灵枢》即是《黄帝内经》的说法，成为权威的论断，一直延续了近两千年。
尽管我们今天见到的《素问》《灵枢》，早就被称为《黄帝内经》，但是其中使用“道”的概念达200多处，道是其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运用也很普遍。
《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作者心目中把老子创造的“道”，称为上古之人风行的理论，可见他说的“今人”距离老子生年不会太近。
尽管生命的道理很微妙，“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但是，《素问》作者把道在医学上的应用，已经融入各个环节之中，因此说：“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
在《素问》作者的心目之中，善于养生的人，就是“得道之人”，四季皆有养生之道，否则“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就会因病而亡。
治病求本，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求道。因此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黄帝”赞赏的“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虽然其说的色脉很重要，实际上与扁鹊的概括有很多相通之处。不同的是其要弘扬的色脉诊治方法，也带上了“道”学的特征：“色以应日，脉以应月，常求其要，则其要也。夫色之变化以应四时之脉，此上帝之所贵，以合于神明也。所以远死而近生，生道以长，命曰圣王。”
托名“黄帝”的人，对于老子创立的道，大加赞赏，一心要加以学习弘扬，他说：“善哉，余闻精光之道，大圣之业，而宣明大道，非齐戒择吉日不敢受也。黄帝乃择吉日良兆，而藏灵兰之室，以传保焉。”
勤学好问的“黄帝”，提的问题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才能说得出口：“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不可胜数。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着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终始。上应天光星辰历纪，下副四时五行，贵贱更互，冬阳夏阴，以人应之奈何？愿闻其方。”文中的“要道”、“天道”，都是在老子《道德经》广为流传之后，才成了社会学者们的流行语。
豁然起敬的“黄帝”，口中却说着老子之后的语言：“帝瞿然而起，再拜而稽首曰：善。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至数之要，迫近以微，着之玉版，藏之脏腑，每旦读之，名曰玉机。”文中所说“道在于一”，这样的词语应该是老子、孔子的信徒，才能说得出来的话语。
“为什么医书单独和黄帝发生关系呢？第一，阴阳五行说是由邹衍发展完备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其言闳大不经，…….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可见邹衍是特别推崇黄帝的。医学家采用了阴阳五行说做医学理论体系，受了邹衍的影响，当然要和黄帝发生关系。第二，《淮南子》卷十九《修务训说》:‘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这是说，当时世俗崇拜古人，如不托名神农、黄帝，所说的话即不能使人相信。第三，《黄帝内经》里面的思想，与道家有相当的关系，所以杨上善、王冰在很多地方引用《老子》来做注解。道家是推崇黄帝的，汉初黄、老并称，医家当然也就和黄帝发生关系了”。龙伯坚先生认为《黄帝内经》之书名“可能即是刘向取定的”的论断是可信的。秦汉以前古籍多没有书名也没有作者，甚至连篇名也没有，后来逐渐有了篇名，再后才有了书名。前贤所论述的先秦古籍多无书名还可以从出土古籍中得到证明，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春秋家事》《战国纵横家书》及十一种古代医籍都没有书名，帛书整理小组根据他们的内容取了现在的书名。
总之，流传下来的扁鹊有关论述，几乎没有使用过“道”的概念。扁鹊之前的医缓、医和、楚医、齐医也都与“道”无缘。
无论是《史记•扁鹊传》，还是其他秦汉时期有关扁鹊的记载，以及《脉经》所引用的扁鹊著作，都未见扁鹊使用“道”论述医理，而是借用人与天地为一体的整体观，以及阴阳学说，或五行的观点，来讲述医学的道理。
扁鹊说：“脉，平旦曰太阳，日中曰阳明，晡时曰少阳，黄昏曰少阴，夜半曰太阴，鸡鸣曰厥阴，是三阴三阳时也。”阴阳是古人关于世界的基本看法，是根本的世界观，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离不开阴阳，人体更是如此。
《脉经•扁鹊脉法》说：“人一息脉二至谓平脉，体形无苦。人一息脉三至谓病脉。一息四至谓痹者，脱脉气，其眼睛青者，死。人一息脉五至以上，死，不可治也。声息病，脉来动，取极五至，病有六、七至也。”又说：“平和之气，不缓不急，不滑不涩，不存不亡，不短不长，不俯不仰，不从不横，此谓平脉，紧受如此，身无苦也。”
扁鹊把诊脉看作了解内在脏腑、气血、阴阳状况的手段，因此，能够“尽见五脏症结”，他论述虢太子尸厥病机的时候，主要使用阴阳表里气血循环的理论，也说到了三焦、胃、膀胱、兰藏、五脏之腧，提到脉、络、经，诊病的方法提到“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治疗的时候，取“三阳五会”，用药更熨两胁下。
扁鹊认为，脉与内在脏腑相关，患者的声音、五色，也与内在脏腑有关，因此才能“病应见於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
在扁鹊之前的医学家医缓，诊断病入膏肓，提到二竖为患，针药治病，但是不说阴阳，不谈道。医和论述蛊病，用“非鬼非食，惑以丧志”来说明病因，用阴阳风雨晦明的“六淫”来讲道理，甚至用《周易》的“风落山，女惑男”来作比喻，却不说天道，也不提医道。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到老子生活的时代，社会上还没有“道家理论”。由此可见，扁鹊医学之古朴和久远。
西汉年间的齐王侍医遂，也学习扁鹊的医学理论，他自己患病之后，尝试着用扁鹊的理论为自己开方治病，“自练五石服之”。恰在这个时候，仓公淳于意臣路过，遂医生很谦虚地让淳于意为自己诊病，并讨论自己开的药方。他说：“不肖有病，幸诊遂也。”淳于意也不客气，诊查之后，他告诉遂医生说：“公病中热。《论》曰‘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溲，亟勿服。色将发痈。”遂医生不明白，他争论说：“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齐，故中热，即为阴石柔齐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刚齐治之。”
淳于意听了遂医生的争辩，沉思良久，然后说：“公所论远矣。扁鹊虽言若是，然必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馀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论》曰‘阳疾处内，阴形应外者，不加悍药及鑱石’。夫悍药入中，则邪气辟矣，而宛气愈深。《诊法》曰‘二阴应外，一阳接内者，不可以刚药’。刚药入则动阳，阴病益衰，阳病益著，邪气流行，为重困於俞。”也就是说，病情复杂，表里不一，有人内热外寒，甚至“热深厥深”，必须禁止服用热药。道理虽然如此，但是，遂医生已经服用“五石”为主的药物很久了，仓公淳于意也没有挽救的办法了，就告诫遂医生说：今后有可能“忿发为疽”。后来果然如仓公所料，百余日之后，遂医生果然生了一个恶疮，在胸部乳上，逐渐发展到锁骨之上，“入缺盆，死”。
这说明，对于扁鹊的医学，必须全面掌握，识其大体，“必有经纪”，有纲领，有原则，不能违背。有的人学习不深入，只掌握了一部分知识，没有达到上工的水平，处于“拙工”的阶段，“有一不习，文理阴阳失矣。”
《汉书•艺文志》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xiao）乱。”由此可见，学术传承的“一源多流”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仅先秦诸子如此，就是汉代之后也是这样。张仲景创立的伤寒学，唐宋之后也有很多流派，甚至有“一家一个仲景，一人一本伤寒”的说法。
原创于扁鹊的学术流派，在汉代也逐渐分化，这是由于不同中医学家对于相同的理论，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并逐渐加以补充的结果。医学首先是一个实用技术，必须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推动有关学术发展，并留下时代的特征。
“扁鹊言医，为方者宗”“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扁鹊所开创的医学源远流长，西汉时期，虽然有托名黄帝的医书流传于世，然而却都是继承和发展扁鹊医学的“新名牌”，而绝不是发端并兴盛于扁鹊之前或者扁鹊之后到西汉年间才能够与扁鹊医学分庭抗礼的另一大学术流派。在司马迁的笔下，我们看不到还有另一个与“扁鹊学派”不相上下的学术派别，刘向校订时虽然称“医经七家”，实际上是七种医学理论著作，没有说这些理论著作出自于不同的学术流派，是不同学术流派的经典。相反，战国末年，公乘阳庆从“古先道”哪里接受了“黄帝、扁鹊之《脉书》”，仓公引用“《脉法》曰”的时候也不区别那些是扁鹊的《脉法》，那些是黄帝的《脉法》，而是将其融会贯通，并流传给他的弟子。我们认为医学发展过程中，从春秋末期到汉代没有明显的流派斗争，他们都是扁鹊开创的古医学继承和发展。
由此看来，《黄帝内经》是成书于东汉时期的古代医籍，其中汇集了汉代之前的脉学学术成就精华，比较多的保留了扁鹊所开创的古脉学的原貌，而又有所发展，丰富了医学理论的内容，使“方者宗”的扁鹊脉学更加完善。

马京雪

第八讲   凝聚众人智慧，破解扁鹊之谜
2014年初，《中国中医药报》连续报道四川老官山汉墓出土的10部古医书，由于其中有“弊昔（扁鹊）曰”字样，而被有关专家初步认定为扁鹊学派的著作，引起中医界的高度重视，也引发了一些学术争鸣。为了探索历史真相，破解“扁鹊之谜”，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扁鹊是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医家，他是中医学的集大成者和开宗立派的宗师，他为中医学打下的烙印至今难于撼动。他以中国特有的“利天下”精神和高超的医术赢得了世界的尊敬，完成了一个小人物向“圣贤”的完美转变，扁鹊的历史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扁鹊开创的中医学至今有效的服务于人类的健康事业。关于扁鹊的记载很多，拿扁鹊说事的故事也很多，那些事是历史真实的故事，那些事是寓言故事，那些事是民间传说，我们如果不认真辨别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2，“人物真实”的记载“故事未必真实”
《列子•汤问》说扁鹊给赵齐婴与鲁公扈互换心脏，尽管其中说的扁鹊是真实的人物，赵齐婴与鲁公扈（hu）也许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互换心脏”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甚至在现在也不可能出现，并且一定被认为“没有必要互换”。在故事情节上“换了心脏不见疤”，没有刀口的“无创换心手术”，今天仍然是一个梦想。再有，即使换了心脏而改变了这个人的思维、情绪，但是供体与受体之间，互相换思想、记忆的记载，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可以断定其是虚构的历史故事，与愚公移山一样不属于“实录”。
魏晋时期杨泉的《物理论》说赵简子拿着武器追赶扁鹊，尽管两个事主都是真实历史人物，但是因为整个故事情节都是从《吕氏春秋》“齐闵王生烹文挚”移植过来的，所以这也不属于“实录”，而是作者记忆有误，或者故意移花接木，用更著名的历史人物来表达世事的复杂，进而编出来的故事。
《鶡（he）冠子•世贤》之中，记载魏文侯问扁鹊“子昆弟三人，其孰为善？”扁鹊从治未病的角度，回答说长兄最善，自己“最为下”。这个故事亦真亦假，寓言的成分很浓，而作为信史事实的可能性比较小。说其可信，是因为其中扁鹊与魏文侯二人生活的年代比较接近，其中的思想符合扁鹊的观点。难于采为信史资料是其太理想化，扁鹊如果是这样的医学世家，就与司马迁《史记•扁鹊传》考证的扁鹊事迹有矛盾。
3，“因事为文”和“因人为文”
古今关于扁鹊的记载，分歧很多也很明显，几乎是各执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众说纷纭，让人难于取舍。笔者认为，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首先要分有关记载是“因事为文”，还是“因人为文”，尽管其中会有交叉，但是侧重点不同，取舍的意义就不一样。“因事为文”注重的是历史故事的真实性。“因人为文”注重的人物的真实性和人物的特征的描写。所以我们必须要分清楚那些事是“因事为文”，那些事是“因人为文”。
《左传》之中的齐医、晋医、越医、秦医，都比扁鹊生活的年代早，有关他们的记载都是“因事为文”，虽然涉及到具体的医学人物，但是这些人物都是配角，在记载“事主”事迹的时候，这些医生属于顺便提到的背景人物，或者叫“影子人物”。这些医学家的事迹，也仅仅是就事论事，比如秦医缓关于病位膏肓的难治性，以及针灸、药物的治疗大法，医和关于六气“淫生六疾”的长篇叙述，越医关于血气与健康关系的判断，晋医关于药物毒性的把握，齐医对于齐侯疾病死期的预料等，并不涉及医缓、医和、越医、晋医、齐医的生平事迹，读者从中无法知道这些名医具体的医学生涯和学术成就。
《史记》《汉书》对于人物的记载不一样，史家的传统是“实录”，所谓“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行”，是现场直录，或者属于事后总结整理的文字记载，因此比较可靠，比如《春秋》是以鲁国的历史事件整理而成的著作。司马迁出身史官家庭，博学多才，他的《史记》之中，有当朝的事件，但是更多的则是对于历史的考证记录，目的是通过记叙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兴衰的原因，“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写扁鹊是“因人为文”，而在《史记•赵世家》之中写扁鹊则是“因事为文”。
“因事为文”是为了写事，突出的是事件的真实性，人物可以随笔带过，甚至是出于某种原因而随意的改动，不用浓墨重彩；“因人为文”着重写人物，事迹只是材料，人物是主干，事迹是枝叶。
4，应该辨别“实录”与“传说”
史料之中出现的人物，有的是“事主”，有的则是“陪衬”，事主是主要人物，陪衬则是背景人物。事主和事件一定是真实的，不然就属于编故事，无论这种记载的历史多么悠久，都是传说而非写实。事主的背景人物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虚拟的，但是不能“关公战秦琼”。
《史记•扁鹊传》之中的扁鹊是主要人物，其所诊治的患者属于背景人物，赵简子属于真实的背景人物，虢太子属于不太清晰的背景人物，齐桓侯属于虚拟的背景人物。所以与司马迁记载相同的治病故事，《韩非子•喻老》说“扁鹊见蔡桓公”，而非望见齐桓侯；刘向《说苑•辨物》说扁鹊抢救的是赵太子尸厥，而非虢太子尸厥。
韩非子写文章，是为了说明一个大道理：“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为了论证“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他列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这些大道理。一个是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为了把道理说得更生动感人，他接着就讲述了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然后总结说：“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圣人蚤从事焉。”韩非子生活的年代，比司马迁早100多年，更接近扁鹊生活的年代，应该更可信。但是，由于他对扁鹊的事迹得之于传闻，在写文章的时候，为了一个例子，他也没有必要去考证故事中患者这个次要人物的真实性。所以他的记载没有被司马迁采纳，这个患者也就就变成了齐桓公。
刘向是西汉末年的大学问家，比司马迁晚100年左右，他很认真地阅读过《史记》，称司马迁“善叙事理”，其《史记》为“实录”。他说扁鹊抢救的是赵太子而不是虢太子，原因是虢国作为国家，在扁鹊生活时期早已灭亡。大家似乎应该按照刘向的观点，修改司马迁的记载。但是，扁鹊生活的年代，《左传》说“齐侯次于虢（位于燕国境内）”，又说11个诸侯国的大臣“会于虢（在郑国境内）”，可见以虢为地名的城市不止一个，“虢太（大子、世子）子”出现在扁鹊的时代，并被其诊治是有可能的。并且，司马迁前面刚说过扁鹊诊赵简子，并且接受了赵简子“赐田四万亩”，如果后边紧接着再叙述扁鹊救赵国的太子，“赵国的中庶子”在宫门口反复问难，好像根本不认识扁鹊这个人，这也不符合人之常情。因此，后世不采纳刘向的意见，完全尊重司马迁的叙述。
《战国策•秦策》所记载的“扁鹊见秦武王”不可信，是因为在秦武王的面前，故事里的人都不称呼他“大王”，而是“众口一词”说他是春秋时期的“君主”。这在战国时期是犯了君王大忌讳的严重“口误”，这是要杀头的大罪，秦武王的臣民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事情，记载这个故事的作者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而且在哪个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环境里，朝政也不是一个医生应当“妄加评议”的事情，否则“妄议朝政”的砍头大罪就要加在身上了，所以这个故事也不是真实的故事，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而进行的举证。我们不应该误把故事里的人物扁鹊，作为“当事人”来描写和说事，而且故事的宗旨，既不是为了展现扁鹊的医术，也不是为了实录秦武王的疾病，而是为了提醒秦武王有可能“一举而亡国”，必须知人善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与甘茂为了攻打宜阳而说服秦武王“如出一辙”，只不过暂时借用一个历史故事，加深印象而已。
5，扁鹊注重医术，更注重医道
人们谈起扁鹊的学术，都津津乐道其见垣一方人的“透视功能”，认为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被明确记载有特异功能的人。其实，这误解了扁鹊的学术特点，也不了解司马迁“实录”的是民间传说。
扁鹊学医的时候，其身份是旅社的负责人，并且长达十年之久，突然之间成了治病救人水平很高的医生，这在一般人看来不是神仙传授是做不到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扁鹊有师傅，即使知道了长桑君给扁鹊“禁方书”，也会说他是天外来的神仙，“忽然不见，殆非人也。”出没旅店达十年之久的长桑君，在扁鹊开始行医的时候突然消失了，其“忽然不见”的原因，一是可能避免被追究泄露“禁方书”的责任，二是传承人扁鹊经常外出行医，他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师承授受、切磋医学学术了。
扁鹊“视病尽见五脏症结”不是靠透视，而是“司外揣内”的技术非常高，他靠的不是透视，而是四诊技术达到了神圣工巧的程度。扁鹊“言病之所在”的时候，运用阴阳学说，可以“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阴阳的含义虽然很丰富，但是在四诊方面的运用主要是“表里相关”，通过外在的变化，就可以了解内在的病情，这就是《内经》说的“候之所始，道之所生。”是辨证论治的精神，也是中医区别于西医的传统。
扁鹊对于虢太子病情的判断，还没进入患者的居所，就能做出准确的预测；远远地望见桓侯，就知道他的病情从肌肤到血脉、骨髓的演变，这绝对不是靠透视功能所可以做到的。而是通过四诊，“病应见於大表”，了解到了其内在脏腑的变化，即所谓“尽见五脏症结”。
扁鹊认为，病邪可以从表入里，“以阳入阴中”，影响脏腑功能，动胃、下三焦，入膀胱，“中经维络”，使阴阳失衡，“气闭不通”，内鼓外绝，“破阴绝阳，色废脉乱”，从而出现阴阳之气不相顺接的尸厥。
从扁鹊对于医学理论的阐述，可以看出他对于医学道理的追求与运用，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因此可以“病应见于大表”，决断内在的疾病情况，并且准确率非常高：“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
扁鹊治疗虢太子尸厥，运用的急救方法，是综合治疗的方法，而且突出了“内病外治”的特色。经过厉针砥石，针刺、药熨在前，病人苏醒之后才服汤药善后。
如果没有阴阳表里相关的思想，没有脏腑经络学说的支撑，对于尸厥的外治措施就是乱治。有了这些理论支撑，外治就是最方便、最直接的治疗措施。并且通过在体表进行治疗，就可以改变体内的病情，这在今天也是中医不同与西医的特色和优势。
如今三伏贴火爆中医院，针灸按摩、药浴刮痧盛行于大街小巷，都是学习与运用扁鹊“内外相关”医学思想的结果，只不过意识到与没意识到、明确与不明确而已。
外科从体表开刀，到里边去做手术，其指导思想是“内病内治”，而不是中医的“内病外治”。手术的开展，不仅是技术水平、卫生条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指导思想、治病原则决定的。中医有了内外相关、内病外治的理论支撑，华佗的手术刀才生了锈，麻沸散也丢失了。外科手术疗法，在中医界受到抑制，并有逐渐失传的趋势。
扁鹊医学思想的成败得失，绝对不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医学术体系。
6，扁鹊“脉学”就是“扁鹊医学”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在汉武帝、司马迁的时代，扁鹊是普天下公认的脉学集大成之人。仓公从他的师父公乘阳庆那里继承了“黄帝扁鹊之脉书”，这些脉书尽管与黄帝有些关系，但主要是由扁鹊系统化之后的《脉书》，其特点是“守数精明”，由于这些著作失传，内容已经难以见到全貌。
所幸“太医令王叔和”善于继承前人成就，他不仅整理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而且也和张仲景一样崇拜扁鹊，因此在《脉经》的第五卷，分三节专门收载扁鹊脉学内容，为后人研究扁鹊学术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当然，《难经》用很大的篇幅，以问答的形式谈论脉学，与扁鹊师徒传承学术很相似，但是，其中没有“扁鹊曰”，而难以断定《难经》一定就是扁鹊的著作。
今天看来，脉学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四诊之一，也不是独取寸口胜过遍身诊法，或者有多少脉象，主什么疾病，而是它凝聚了中医学最鲜明的学术特征。
脉诊的基础，是中医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其对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根本认识。脉诊所依靠的阴阳气血、脏腑经络学说，都是从具象抽提之后，融合了时空元素的学术概念，是整体时空观，也是整体生成论，而不同于按照结构求功能的“空间结构构成论”。
中医的整体时空观和整体生成论，是把医学知识与哲学思想融合为一的学术体系，不是纯粹的生物结构医学。所以中医善于思辨，从具象出发，把身体之内可以看到、可以把握的物质，经过“时空化、虚拟化”处理，就把医学知识与哲学知识融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中医学术理论。因此，五脏就有了时空的含义，也能与万物的颜色、滋味、声音、温度联系起来。五色、五味、五声、五音、寒热温凉，是万物的属性，都有时空化的特性。也就是说，中医对于人体的认识，对于病症的概括，对于治疗的描述，都离不开时空元素。天地万物都存在于时空之中，万物的时空属性都和五藏相通，人是整个宇宙的缩影，天地精华浓缩于一身之内，因此，“天人相应”，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
扁鹊脉学，通过诊脉“尽见五脏症结”，贯穿的就是这样的“整体观”。这些思想与当今的分形理论、混沌理论、复杂性科学相似，虽然属于不同时代，但是思想方法一致，与还原论、线性方法有很大区别。
扁鹊脉学、扁鹊医学所创立的方法，代表着中医学的特征，也代表着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马京雪

第九讲   解读司马迁说的扁鹊学医
   扁鹊一生治病救人留下了很多美丽动人的传说和故事，比较著名的有扁鹊诊赵简子，扁鹊救治虢太子等等，在说这些故事之前，我们必须先要了解扁鹊丰富的医疗知识和高超的医疗技术是怎么来的？扁鹊真的是有“饮上池水，视见垣一方人”的特异功能吗？我们在前几讲中说到解读扁鹊的事情需要凝聚很多人的智慧，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又因为历史环境的变迁等原因导致了古文的晦涩难懂。我们在前边的几讲中，几乎每一讲都提到了历史上的一个著名人物---司马迁，也就是《史记》的作者，既然我们要尊重司马迁的记载，首先需要了解为什么要尊重司马迁的记载。
司马迁（前145——？），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其祖先“世典周史”为周代史官，他父亲司马谈任汉武帝太史令。司马迁少时跟从大儒董仲舒、孔安国学习，二十岁后漫游全国。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司马迁得继父职，他博览汉室藏书，参以游历见闻，在其父累积编次的大量史料基础上，于前104年（太初元年）开始《史记》的编写。前99年（天汉二年），因替李陵辩解，被处腐刑。在狱中，他仍写作不辍，出狱后更加发愤著述，终于在前92年（征和初年）左右，完成了这部巨著。不久即去世，享年约六十余。
《史记•扁鹊传》是司马迁考证之后的论述，通过考证可以看出，司马迁为了写好这个传记，参考了很多历史记载。
《史记•扁鹊传》说：
扁鹊者，勃海郡鄚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馀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
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氏者，标示家族血缘之符号也”。《通志•氏族略》曰：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天下同姓是一家，故而同姓不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
在先秦时期，古人的姓和氏是不一样的，姓大而氏小。姓往往代表血统，而氏是姓的分支，可以因为地名而得到某氏，或者由于担任某个官职而取得某个氏。赵国的血统姓赢，与秦国的国君一样都是赢姓。“赵”是因为地名为赵，先人被封于赵，才叫赵某某。《史记》说扁鹊“姓秦氏”，是姓氏不分，笼统地说其姓秦，这是汉代的流行说法。
“名越人”，就是被命名为“越人”，有超越一般人的美意。古人生下来的时候，由父母起名，长大之后行冠礼，再起一个字，以与名相配。比如，屈原《离骚》说：“名余曰正则，字余曰灵均。”孔子名丘，字仲尼，也是这种命名法。
“少为人舍长”，古人30岁之前为“少”，表示“血气未壮”。“舍”是供行人住的旅店，一般30里设一个。古语“退避三舍”，就是取这样的涵义。
也就是说，秦越人在30岁之前，是在旅舍里当舍长，是主持，做领导，开旅社。这个行业可以接触到南来北往的行人，知道很多天下传闻奇事。客舍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高雅的公共场所，如同今天的五星级酒店，是所谓见多识广的场合，古人很多信息都来自于这种旅社传闻的文化。
司马迁叙述说，有一个叫长桑君的客人，经常入住秦越人的旅社。秦越人经过观察，觉得长桑君不是一般的人，就很客气、很恭敬地对待他。长桑君也觉得，秦越人不是一般的人，二人很投缘，在他来往住宿10多年之后，才把秦越人悄悄地叫到房间里，对他说：“我带来了医药方书，是宫廷禁止流传的秘方。因为我已经到了老年，想着把它传授给你。你不能对外泄露其秘密！”秦越人说：“我一定遵命！”长桑君从怀里掏出来一包药，交给扁鹊，并说：“喝这药的时候，一定要用 ‘上池水’煎服它。30天之后，你就能够洞察事物了。”什么是“上池水”呢？上池水在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的名称是“半天河”，是取自竹篱头或空树穴的水，气味甘而微寒，无毒，主治鬼疰（鬼疰，是古代的一个病名，疰通住，意思是病人感觉体内有鬼居住着），扫邪气，恶毒，蛊疾。洗各种恶疮，疥痒亦有效。身上长白斑，也可以取树木孔中的水来洗，捣烂桂末和唾液敷上，有效。
长桑君把珍藏的禁方书，一卷不剩，全部交给了扁鹊。忽然之间，就不见了长桑君的身影。司马迁说，长桑君“殆非人也”，应当是一个神仙。扁鹊按照长桑君所说，喝了药物，30天之后，能够隔着墙壁，看到另一边的人，有了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特异功能”。扁鹊用“特异功能”看病，能够看清所有的“五脏症结”，只是把诊脉当作形式、名目罢了。
要解开长桑君之谜，首先要从他的“物证”开始。“禁方书”是什么？“禁”就是宫廷禁卫，也可以代表宫廷。“方书”就是记载着药方的书，也可以是医学书的统称。长桑君带着宫廷的秘方，他一定是一个官医。
从《左传》《周礼》《战国策》等古籍来看，先秦时代的医生，基本上都是官医。《国语》记载，公元前541年，秦国的医和就明确地说，医生本来就是官，所以有“上医医国”的说法。官医经常在国君的左右，国君的健康问题，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所以，医方也可以叫禁方。
扁鹊应该是一个从小就很聪明，对医学很感兴趣的人，对能够起死回生的医生是很崇拜的，扁鹊既然对医学很感兴趣，那么他就会在平时的生活中留意医学的知识和医生的治病救人的行为等等医疗事件。秦越人的旅社里来了长桑君，他是一位具有传奇经历的人物。宫廷御医长桑君，也许他因为医术高明，经常往来于诸侯之间；也许他发现了什么，而一次一次地住在秦越人的店里。从不经意之间知道长桑君身份，以及他起死回生治病救人的故事开始，秦越人就被深深地打动了，他决心拜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为师，悄悄地学习医术，为人们解除病痛。
长桑君从怀里掏出来的药，是仙药吗？为什么要用上池水煎服？
扁鹊的时代，人们对于许多事情的看法，都愿意相信与神灵有关。人们普遍认为君权是神授的，医术能解除痛苦，甚至可以起死回生，它也应当是神仙传给的。当时，也是医巫难分的时代。《左传》记载，晋景公这个国君看病，既让桑田巫这样的“灵巫”占卜，也请秦医缓这样名医来诊治。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也有许多迷信成分。
清代《任丘县志》记载，长桑君的墓就在鄚州。那么，长桑君的家乡，也许在今鄚州镇一带。他或者因为公务，必须多次经过秦越人的旅社。过细心观察，长桑君发现秦越人是一个充满爱心，热情好学，聪明勤奋的年轻人，他为人正直，诚恳待人，不谋私利，是做一个好医生难得的人选。
医生以治病救命为天职，只有爱心是不够的，不聪明善思不行；只专注谋利，私心太重，也不是优秀医生的合格人选。正所谓“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教非其人，漫泄天宝”。
秦越人品格出众，与长桑君越谈越投机，打动了他那久经世故的心。医学知识的学习与积累，都需要较深的文化基础，一般人难于成为好医生。秦越人在旅社任职，经常接触过往的官宦大夫，有学习文化知识的条件，求教之中认识了医学家长桑君。
秦越人在与长桑君的座谈之中，他往来治病救人，一次次充满挑战的诊疗经历，一个个起死回生的动人故事，深深地打动了秦越人年轻的心。秦越人暗下决心，拜长桑君为师，学习治病救人的“活人之术”。
经过几年的深入考察，长桑君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把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秦越人。
秦越人一边继续开旅店，一边挤时间，记医方、记药性，记病证、记医理，逐渐把“禁方书”里的内容，全都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了。
长桑君为了考验秦越人的医术，允许他开始为人治病，进行医疗实践。
为了避免泄露“禁方书”的处罚，长桑君从此销声匿迹了，不再往秦越人的旅社了。这些内情，一般人不知道，只知道长桑君“忽然不见”，人间蒸发，销声匿迹了。
秦越人长达十年的刻苦学习，被人们误作“一夜成名”；隐秘地“师徒传授”，也被人们误以为是“神仙传授”。
因此，所谓“怀中药”、“上池水”，也许就是人们附会的故事，也许是扁鹊患病的时候长桑君用“上池水”煎药把扁鹊治疗痊愈了。经历了一次疾病后，更加坚定了扁鹊学医的决心。
那么，隔垣见物的“特异功能”是真的吗？
人们不了解秦越人，十年的勤学苦练，而是只见他“一夜成名”，从一个开了10年旅社的舍（社）长，一下子成了治病救人的高手。能准确判断病情，恰似能看清内脏的病变。古语说：“脏腑若能语，医师面如土。”是说内在的病情，很难被发现，通过体表就可以断定体内的病情，并且还能治好，这除了神仙能够做到之外，一般人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人们就传说秦越人，得到神仙高人的指点，“饮用了无根的上池水”，忽然之间“开了天目”，能看见隔壁房间的人和物。
其实，秦越人诊治疾病，不是靠特异功能，而是靠望诊、闻诊、问诊、切脉，他把这几种方法，反复揣摩，细心观察总结，深入分析其中的道理，然后综合运用。这就是中医司外揣内，“内外相关，内病外现，内病外诊，内病外治，外治内效”的大智慧，后面我们还要探索其中的道理。秦越人或者单用其中的一种方法，或者几种方法联合起来应用，就能够准确地判断，说出病情的轻重，决断患者的吉凶。由于诊断水平高超，就好象具有透视功能一样。
假如，扁鹊具有特殊的透视功能，他能见到人体内部的病症结块，甚至超过了CT、B超的诊断水平。那么，他解决病人疾病的手段，必须以开刀手术为主，而不需要内服汤药，也不再需要四诊合参了。这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也不是中医的特色。
《汉书艺文志》说：“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扁鹊之前的医学家，都是宫廷御医，有职位，有俸禄。同时也有限制，不能随便外出看病，不能随便招收徒弟，不能随意著述立说。他们服务的对象是王侯、官宦，技术进步缓慢，影响也有限。
秦越人靠着过硬的技术，多次挽救了病人的生命，尤其是被赵氏尊称为“扁鹊”之后，名声大震，遐迩传诵，请他治病的患者，络绎不绝。他经常足未着家，又被人接走，数年之间，就“名闻天下”。
从王公大人，到普通百姓，扁鹊秦越人“有医无类”，谁有病患，他都热心救治。对于不了解他的患者，他总是耐心说服，以治病救人为天职，不辞辛劳，远走天涯。他行医的地域十分广阔，从今天的河北省，逐渐行医到山东省，再到山西省，河南省、陕西省的广大地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秦国曾经有名医医缓，医和，都被晋国国君称为“良医也”，他们的医疗技术都是冠绝当代的名医，秦国有名医是人们熟知的事情。然而在几十年后，东方偏远的渤海边上，竟然出现了一个“名闻天下”的扁鹊，他行医民间，游历各国，并且能够“随俗为变”，在秦国以善治小儿疾病而闻名遐迩。这一切对于身为“王官之一守”的秦太医令来说，无疑将会有被废黜（chu）的危险，于是他决定雇人暗杀扁鹊，使他们师徒不能在秦国立足，以保护自己的地位，于是乎，一代医学宗师陨落。故而太史公司马迁说：“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伎见殃…….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
《汉书.艺文志》记载：“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古时候的医生多数为官医，如《左传》中记载的晋国医衍，秦国医和，医缓以及齐医、楚医等都是官医。所以《周礼.医师》中规定医师掌管考核官医的治疗情况并据以确定官医的俸禄，春秋时期虽然等级制度很严格，但是也时常有贫贱出身甚至是罪人中有才能的人升为卿大夫的情况，比较著名的有管仲等，孔子门人贤者七十人中，贫贱出身的也不少。扁鹊秦越人能够受诏为赵简子治病，并且时常出入于各个诸侯国，他的身份应当不低于士。士和大夫死后“三月而葬”，在长达三个月的停放待葬期间有很多处理尸体和祭奠死者的事情要做。古人从薄葬到厚葬礼俗的变化，既反映了古人对死者的怀念哀悼的心情和忠孝亲亲的思想，也是对鬼神崇拜、灵魂不死观念的体现。古人认为人死之后，灵魂不灭，或升天为神，或入地为鬼，并且认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鬼魂能够降福于人或者作祟于人。因此，产生了“祭鬼”“招鬼”“赶鬼”“丧葬”“祭祖”等仪式。这些祭祀鬼魂的仪式无非就是驱赶恶鬼，求福消灾。人死之后，将其尸体妥善的处理也都是为了使他的灵魂得到安宁，或者升天为神，或者安居于冥间，并且福佑活人。今天虽然还有这种习俗，但是已经没有了鬼神崇拜的成分，只是为了悼念死者生前的功绩，并激励活人的形式。春秋时期有按等级厚葬的风俗，死后得不到应有的厚葬，便是一种失礼，甚至是一种惩罚。春秋时期虽然盛行厚葬，但是大多没有高坟大冢，上古时期的“墓而不坟”的礼数还盛行于世。秦代帝王的坟叫山，汉代叫陵，秦汉之后，坟丘高大，但是仍然有等级限制。秦始皇刻石纪功，开后世碑碣之先河，但是也仅仅限于封禅宗庙。墓志碑刻兴起于晋唐年间。扁鹊的时代“不树不封”，他的墓没有碑碣是必然的。
扁鹊死后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等因素而埋葬于遇害处是可能的，扁鹊当时已经有弟子数人。扁鹊的家产不一定丰厚，但是死后按照礼制埋葬还是可以做到的，不属于“家贫不能具棺”之人，并且他有弟子数人，即使不能象子路那样为老师守墓三年，也不应当将恩师的尸体弃他乡于不顾。迁葬的风俗自古就有，指的是埋葬后若干年，再迁往他处埋葬，有名二次葬或者改葬。扁鹊假如没有后人，他的弟子也应当把扁鹊迁回故乡安葬，正所谓“落叶归根”嘛。
全国各地十余处的扁鹊墓，除了有些与扁鹊遇害时暂时埋葬或者事后迁葬的坟墓有关外，其他的多为纪念冢，这是古时候的一种祭祀礼俗。
秦越人扁鹊为了人民的健康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与《礼记.祭法》：“以死勤事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相符，扁鹊的足迹所至，德泽所被之处很多，各地人民在扁鹊以身殉职后为他立墓纪念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扁鹊治病救人的传说，至今仍然有流传，十几处墓庙现存于世，广泛分布于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五省，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扁鹊名闻天下……随俗为变”的客观情况。孔夫子周游列国，为的是让诸侯国采纳他的治国理政思想，采纳孔夫子治国理政思想的必然是王公显贵，所以孔夫子周游列国必然是从一国的国都到另一国的国都。扁鹊师徒虽然也时常出入于宫廷之中，但是主要的服务对象是普通的民众，扁鹊周游列国不一定是他的主观愿望，常常是被患者请来请去，有很大程度的被动性，扁鹊比孔夫子师徒更具有游动性，足迹所至，人们普遍欢迎，所以他们师徒的活动范围更大，并且除了心胸狭隘的秦太医令李醯之流的嫉妒外，绝不至于被人围困或者被饥饿困扰，这也是“扁鹊名闻天下”的主要原因。所以说有大量的证据说明，扁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民间医生。

马京雪

第十讲  扁鹊诊赵简子之赵简子的蹊跷昏迷
上次我们说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扁鹊学医和扁鹊墓庙的事情，今天继续学习《扁鹊文化与原创国医》的扁鹊诊治赵简子，医生参与大事件，在扁鹊一生的行医历程中，有很多故事能够体现出扁鹊的医术特色，由我来跟大家一起学习扁鹊诊赵简子的故事，通过逐步剖析，还原真实的历史真相。
司马迁记载扁鹊为赵简子治病，其资料来源于赵国的史书，事件的前因后果可考可证。只是要说清这件事情，破费周折，因为其牵扯的事件很复杂，是一个大背景下的历史事件，也是中国历史由春秋步入战国的起因。
把扁鹊诊赵简子的历史事件挖掘出来，让《史记》的记载拂去历史尘埃，把开创医学历史的宗师扁鹊还原为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把中医学之中先秦医学史弄清楚，为探索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史实依据。这是我们的追求，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在漫长的历史上，有很多帝王、君侯患病，或者死亡，大多不见于史书记载。赵简子当时不过是晋国的六卿之一，他的病按说不应该记载于史书之中。但是，很反常，“扁鹊诊赵简子”不仅详细地记载于《史记•赵世家》之中，而且整个事件扑朔迷离，充满了天帝与神怪的影子，是古代版的历史传奇。
《史记.赵世家》记载，赵简子患病昏迷了五天，朝中的大臣们都非常害怕赵简子醒不过来，朝政无人主持，国家的动乱没有人去平息。于是就找扁鹊给赵简子来治疗，扁鹊给赵简子进行了详细的诊断后从卧室出来，赵简子的谋臣董安于急忙上前来问扁鹊他的主公病情如何，扁鹊说气血运行正常，你们都大惊小怪什么呀。从前秦穆公也是这样的病情，昏迷了七天就醒过来了。秦穆公醒来后告诉公孙支和子舆（yu）说，我在天帝哪里过得很快乐。我之所以这么久没有回来是因为我在天帝哪里学习呢。天帝说晋国将会大乱于天下，五世得不到安宁。他们的后代将会称霸诸侯各国，并且会没有年老就死去。这个霸主的后代会让晋国的男女关系的混杂。公孙支写下来并把它藏好，秦国的预言就这样传出来了。晋献公时的混乱，晋文公时的称霸，晋襄公时在肴（yao）山大败秦军，回去就纵容淫乱，这些都是您知道的。如今你们君主的病与秦穆公一样，不出三天病一定会醒来，醒来之后一定有话要讲。
在扁鹊给赵简子诊断后的两天半赵简子醒了过来，跟朝中的大夫们说，我在天帝哪里过得很快乐，跟天上的神仙们在天帝的住所游玩，听了九次美妙的音乐和众多的舞蹈，这些音乐舞蹈与夏商周三代的都不相同，非常的动人。正在听音乐看舞蹈的时候有一只熊向我扑了过来，天帝命令我用弓箭射熊，我射中了熊，熊死了。这个时候又有一只罴向我扑来，我又张弓搭箭射中了罴，罴也死了。天帝非常高兴，就赏赐我两个小箱子，这两个小箱子都配有副箱。我看到一个小孩在天帝身边，天帝又托付给我一只翟（音，宅）犬，对我说：‘等你的儿子长大了，把这只犬送给他。’上帝还告诉我：‘晋国将逐渐衰落，再传七代就要灭亡，你们嬴姓的人将在范魁的西边把周朝的人打败，可是你们却不能占有那里。现在我追念虞舜的功勋，到时候我将把舜的后代之女孟姚嫁给你的第七代孙子。’”董安于听了这番话就把它写下来妥为保存。他把扁鹊说的话报告给简子，简子赐给扁鹊田地四万亩。
这件事首先记载在《史记.赵世家》里边，在《扁鹊传》中也有同样情节的记载。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后边还有很多的故事，因此“扁鹊诊赵简子”的故事就有了重大的“政治意义”。
对于司马迁的《史记•赵世家》，西汉年间大学者扬雄在《法言》里就提出了疑问：“或问：《赵世（家）》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漫云。”他认为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其一贯学风在《史记》的体现是“实录”，不应该记录这些神怪故事。其实，神怪故事往往是历史事件曲折的反应，而不是向壁凭空虚造。赵简子怪病的重大历史意义，扬雄没有发现。因为他对历史的了解不如司马迁深刻，所以他难以理解具有“一字之褒贬”功夫的史学家司马迁为什么要在《赵史》之中记载这样的故事。而且，《赵世家》这样的“严肃政治书”，不止一次地记载如此之类的“神怪故事”，比如此后赵襄子得到霍泰山神灵赐予的“竹书”神符之类。如果透过历史表层，看其背后复杂的政治形势，大家就很好理解了：这都是险恶的政治形势逼出来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绝对不是闲来无事，编个故事解解闷儿。
其实，“扁鹊诊赵简子”所以被记载于史书之中，是因为这件事关系到晋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事变。这个历史事件，是由赵简子不请示晋国国君就杀了邯郸赵午而引发了内乱，被孔夫子称为“赵鞅入于晋阳以叛”。
根据《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载，赵简子在公元前497年前后，惹出来一场麻烦，几乎导致灭顶之灾。那是他成为正卿之后，日益独断专行，飞横跋扈引起来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赵简子在和卫国的战争中，获得有利的战果，战败的卫国进贡给他三百家人口，他当时把这些人放在了邯郸城里，叫他的同族人赵午看管。他在定公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97年，告诉赵午说，想把这三百家人口，迁到他的根据地晋阳去。赵午当面答应得很痛快，但是回到邯郸和家族里的人们一说，大家都不同意。他们说：“卫国把战俘三百家放在邯郸，是因为邯郸距离卫国很近，在这里可以与家乡的人互相联系、照应。现在，我们把这三百家人迁到遥远的晋阳去，断了卫国人与这三百家的联系，卫国人肯定不干，将会与我们结仇，这是很不利的。不如这样，我们先攻打一下齐国，与齐国挑起战争，齐国来进攻我们，我们再借口邯郸不安全，把卫国的三百家战俘迁到晋阳，这样就能曲线救国，避免卫国的仇恨。”赵午听了觉得有理，就依从了父老乡亲的建议，这一下却触怒了赵简子。
赵简子认为赵午等人，不过是找借口，不愿意把三百家战俘送到晋阳，滞留在邯郸，成了他们的战利品。所以赵简子就把赵午召来，囚禁到晋阳。
赵午来到赵简子的驻地，要觐见赵简子。赵简子传出令来：“让他们先放下武器，再进来！”
赵简子与赵午本来是同族，这时却用这样的方式接见，赵午的随从涉宾不肯这样做，赵简子的左右卫士强行缴了他们的械。赵午等人据理力争，绝不认错。赵简子盛怒之下，把赵午杀死。并且派出使者，快马去告诉邯郸人说：“我就是要赵午的命，他竟敢不听我的命令！你们这些赵家的后人，谁接任他的职务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不能违抗我的命令！”
赵简子的霸道做派，终于引起了赵午儿子的反抗。赵稷起兵反叛，他在邯郸起兵，得到了晋国六卿之中的范氏、中行氏的支持。赵简子惹火烧身，一场大难即将临头。
那么，这个霸气十足的赵简子，他是何许人也？
赵简子(？—前476年)，是中国春秋时期晋国赵氏的主君，原名赵鞅，又名志父，五十岁之后被称为赵孟。《赵氏孤儿》中的孤儿赵武之孙。晋昭公时，公族弱，大夫势力强，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致力于改革，为后世魏文侯李悝（kui）变法、秦孝公商鞅变法和赵武灵王改革首开先河。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改革家。战国时代赵国基业的开创者，郡县制社会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先秦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对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公元前525年走上政坛，后来逐步成为晋国的正卿、执政官。
随着世卿世袭制度的发展，周王朝的宗法制度也在逐渐的崩塌，从西周王朝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统一号令，逐步发展到了卿族势力严重扩张和周王朝以及诸侯国宫室的势力下降的政治格局。春秋五霸的晋国，其沧桑巨变令人唏嘘不已，同时也让世人领略到国家卿族政治斗争的血腥与残忍。
赵简子的青少年时代，处于晋国平公、昭公年间，当时，晋国内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原来地位显赫的旧贵族正在退出历史舞台，逐渐被赵、韩、魏、智、范、中行六家所取代，形成异姓大夫专权的局面。六卿相互之间围绕晋国统治大权和土地也展开了激烈地明争暗斗，矛盾十分尖锐。赵氏家族曾一度凌驾于众卿之上，但自“下宫之难”后，实力大为衰弱，直到赵简子的父亲景叔继位，其势力仍不及范氏、中行氏。
所谓“下宫之难”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它是元曲《赵氏孤儿》的蓝本。
赵简子的曾祖父叫赵盾，当年做晋国的执政官，他对昏庸无道的晋灵公进谏无效，反而受到打击和迫害，就打算逃亡到国外去避难。
晋灵公长大后，不恪守为君之道，生活奢侈，大肆搜括，用彩画装饰宫墙。他从高台上用弹弓射行人，观看他们惊恐躲避的样子以取乐。厨师没有把熊掌煮烂，晋灵公发怒，便把厨师杀死，将厨师的尸体放在筐里，让官女们抬着厨师的尸体丢到外边，经过朝堂。赵盾和随会此前曾屡次劝谏晋灵公，晋灵公不听；此时，赵盾和随会看见筐里露出的死人的手，便询问厨师被杀的原因，并为晋灵公的无道行为而忧虑。他们打算规劝晋灵公，随会说：“如果您去进谏而国君不听，那就没有人能接着进谏。让我先去规劝，他不接受，您就接着去劝。”随会去见晋灵公时往前走了三次，走到屋檐下，晋灵公才抬头看他，并说：“我已经知道自己的过错，打算改正。”随会叩头回答说：“哪个人能不犯错误呢，犯错误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好事。《诗经》说：‘事情容易有好开端，但很难有个好结局。’如果这样，那么弥补过失的人就太少。您如能始终坚持向善，那么国家就有保障，而不止是臣子们有依靠。《诗经》又说：‘天子有过失，只有仲山甫来弥补。’这是说周宣王能补救过失。国君能够弥补过失，君位就不会失去。”晋灵公表明承认自己的过错，说要改正，但实际并没有改正。
赵盾之后多次劝谏晋灵公，晋灵公因此感到讨厌、害怕，于是派大力士鉏麑（音，出尼）刺杀赵盾。鉏麑一大早就去赵盾的家，只见卧室的门户敞开，居处十分简陋朴素。当时赵盾穿戴好礼服准备上朝，由于时间还早，赵盾和衣坐着打吨儿。鉏麑退出来，感叹说：“这种时候还不忘记恭敬国君，真是百姓的靠山。杀害百姓的靠山，这是不忠；背弃国君的命令，这是失信。这两条当中占一条都是罪过，我还不如去死！”于是鉏麑撞死在赵盾庭院的槐树上。
晋灵公十四年（鲁宣公二年，前607年）九月，晋灵公请赵盾喝酒，事先埋伏兵士，准备杀掉赵盾。赵盾的车右提弥明发现知道情况后，怕赵盾醉倒，便快步走上殿堂，说：“臣下陪君王宴饮，酒过三巡还不告退，就不合于礼仪。”提弥明打算让赵盾赶在伏兵会合前离开，以免遭难。于是扶起赵盾走下殿堂。晋灵公见赵盾已经离开，所埋伏的兵士还没有会合，就先放出一条猛犬来咬赵盾。提弥明徒手上前搏斗，打死猛犬。赵盾说：“抛弃贤人，使用恶狗，虽然凶猛，有什么用？”他们两人与兵士边打边退。结果，提弥明战死。
当初，赵盾经常到首阳山打猎，住在翳桑。赵盾一次看见桑树下有位名叫灵辄（音，者）（《史记》记载的是眯明）的人饿倒，便去问他的病情。灵辄说：“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赵盾给灵辄食物吃，灵辄吃下一半，留下一半。赵盾问灵辄怎么不吃完，灵辄说：“我给别人当奴仆三年，不知道家中母亲是否活着。我离家近，请让我把留下食物给她吃。”赵盾认为灵辄有孝心，于是让灵辄把食物吃完，另外多给他准备一些饭和肉。后来灵辄担任晋灵公的武士。赵盾与晋灵公手下士兵交战时，灵辄便在搏队伍杀中。一会儿晋灵公指挥埋伏的兵士出来追杀赵盾，灵辄把武器倒过来抵挡晋灵公手下的伏兵，伏兵不能前进，赵盾最终得以脱险。赵盾询问他为何这样做，他回答说：“我就是在翳桑的饿汉。”赵盾再问他的姓名和住处，他没有回答就退走。赵盾于是自己逃亡，但没有走出晋国境内。
晋灵公十四年（前607年）九月二十六日，赵盾的兄弟赵穿在桃园突袭杀死晋灵公，并且迎回赵盾。赵盾一向显贵，很得民心；而晋灵公年幼，挥霍无度，百姓们都不亲附他，所以赵穿较容易将晋灵公杀死。赵盾恢复原来官位后，派赵穿到洛京迎回晋襄公的弟弟、晋灵公的叔叔公子黑臀继位，是为晋成公。君子们就讥讽赵盾：‘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故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晋景公时而赵盾卒，谥为宣孟，子朔嗣。”
身为皇亲国戚的赵氏，也不能避免政治灾难。《史记•赵世家》说：“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这个屠岸贾，是昏君晋灵公宠臣，到了晋景公的时期，他升职为“司寇”，主管审判罪人。屠岸贾就想着追究赵盾的弑君之罪，要为晋灵公报仇雪恨。屠岸贾就告诉跟他亲近的将军们说赵盾虽然不知道赵穿要刺杀晋灵公，但是赵盾是罪魁祸首，臣子杀害君主，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赵盾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子孙还在朝中为官，我们要杀掉他的子孙为晋灵公报仇。韩厥说晋灵公遇害的时候，赵盾在外边躲避灾祸呢，我们原来的国君认为赵盾无罪，所以没有杀他。现在你们要杀他的后人，这不是原来国君的旨意是乱杀大臣，臣子们密谋大事而国君不知道，这是目无君主的行为。屠岸贾不听韩厥的劝告。
韩厥把这个不幸的情况告诉赵朔，让他躲避灾难，赵朔不肯走，对韩厥说你不忍看我赵家灭绝，我赵朔就是死了也不恨你。韩厥一看，赵朔这个人竟然如此，固执的很可爱，就许诺他尽力保全赵家，因此他“称疾不出”。屠岸贾煞有介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因此就不经请示国君就与将军们一起在下宫攻打赵氏，杀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并且杀了他们的族人。
杀了这一大堆赵家的人，屠岸贾还不解恨，他要“斩草除根”。当时，赵朔的妻子，也就是晋景公的姑母即将临产，她逃到宫里躲避杀戮，生下了一个男儿，也就是孤儿赵武。屠岸贾听说之后，带着人就到宫里搜查。那么真实的历史上的赵氏孤儿生死如何，请听下周我们接着说《扁鹊诊赵简子，医生参与大事件》的第二讲晋国六卿的激烈兼并。
《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朔的妻子是成公的姐姐，有赵朔留下的身孕，她逃到景公宫里躲藏起来。赵朔的一位门客名叫公孙杵臼，杵臼对赵朔的朋友程婴说：“你为什么不死？”程婴说：“赵朔的妻子有身孕，如果有幸是男孩，我就奉养他；如果是女孩，我再慢慢去死。”过了不久，赵朔的妻子分娩，生下男孩。屠岸贾听到后，到宫中去搜查。赵朔的妻子把婴儿放在裤子里，祷告说：“赵氏宗族要是灭绝，你就大哭；如果不会灭绝，你就不要出声。”搜查到这里的时候，婴儿竟然没有声音。脱险以后，程婴对公孙杵臼说：“今天一次搜查没有找到，以后一定要再来搜查，怎么办呢？”公孙杵臼说：“扶立遗孤和死哪件事更难？”程婴说：“死很容易，扶立遗孤很难啊。”公孙杵臼说：“赵氏的先君待您不薄，您就勉为其难吧；我去做那件容易的，让我先死吧！”于是两人设法得到别人家的婴儿背着，给他包上漂亮的小花被，藏到深山里。程婴从山里出来，假意对将军们说：“我程婴没出息，不能扶养赵氏孤儿，谁能给我千金，我就告诉他赵氏孤儿藏在哪里。”将军们都很高兴，答应了他，就派兵跟随程婴去攻打公孙杵臼。杵臼假意说：“程婴，你这个小人哪！当初下宫之难你不能去死，跟我商量隐藏赵氏孤儿，如今你却出卖了我。即使你不能抚养，怎能忍心出卖他呢！”他抱着婴儿大叫道：“天哪！天哪！赵氏孤儿有什么罪？请你们让他活下来，只杀我杵臼可以吧。”将军们不答应，立刻杀了杵臼和孤儿。将军们以为赵氏孤儿确实已经死了，都很高兴。然而真的赵氏孤儿却仍然活着，程婴终于和他一起隐藏到深山里。
　　过了十五年，晋景公生病，进行占卜，占卜的结果说是大功臣的子孙后代不延续，因而做怪。景公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氏孤儿还在世，便说：“大功臣的后代子孙中如今已在晋国断绝香火的，不就是赵氏吗？从中衍传下的后代都是姓嬴的了。中衍人面鸟嘴，来到人世辅佐殷帝太戊，到他的后代辅佐的几位周天子，都有美好的德行。再往下到厉王、幽王时昏庸无道，叔带就离开周王朝来到晋国，侍奉先君文侯，一直到成公，他们世代都建立了功业，从未断绝过香火。如今君主您独独灭了赵氏宗族，晋国人都为他们悲哀，所以在占卜时就显示出来了。希望您考虑考虑吧！”景公问道：“赵氏还有后代子孙吗？”韩厥就把实情完全告诉了景公。于是景公就与韩厥商量立赵氏孤儿，先把他找来藏在宫中。将军们进宫问候景公的病情，景公依靠韩厥的众多随从迫使将军们同赵氏孤儿见面。赵氏孤儿名叫赵武。将军们不得已，只好说：“当初下宫那次事变，是屠岸贾策动的，他假传君命，并且向群臣发令，不然的话，谁敢发动变乱呢！如果不是您有病，我们这些大臣本来就要请您扶立赵氏的后代。如今您有这个命令，正是群臣的心愿啊！”当时就让赵武、程婴一一拜谢各位将军，将军们又反过来与程婴、赵武攻打屠岸贾，诛灭了他的家族。景公重又把原属赵氏的封地赐给赵武。
　　到赵武行了冠礼，已是成人了，程婴就拜别了各位大夫，然后对赵武说：“当初下宫的事变，人人都能死难。我并非不能去死，我是想扶立赵氏的后代。如今赵武已经承袭祖业，长大成人，恢复了原来的爵位，我要到地下去报告给赵宣和公孙杵臼。”赵武啼哭叩头，坚持请求说：“我宁愿使自己筋骨受苦也要报答您一直到死，难道您忍心离开我去死吗？”程婴说：“不行。公孙杵臼认为我能完成大事，所以在我以前死去；如今我不去复命，就会以为我的任务没有完成。”于是就自杀了。赵武为程婴守孝三年，给他安排了祭祀用的土地，春秋祭祀，世代不绝。
赵氏经历过这种生死存亡的大动荡，其衰弱的局面延续到赵简子继位初期。年仅20多岁的赵简子执政以后，在复兴赵氏宗室责任感的驱使下，励精图治，终于使赵氏东山再起。
在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赵简子、荀寅占领汝滨，令晋国民众各出功力，炼铁铸刑鼎，倡导“法治”，使罪与非罪的标准明确并昭示于众，体现了社会进化的要求，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确立封建制度的法理依据。
赵简子执政不久，赵、魏、韩、范、中行、知六卿，都在各自的封地内进行改革图强，都突破了“百步为亩”的旧经界，为兼并和夺取晋国的统治大权作准备。其中韩、赵、魏三家的政策各有优点，而尤以赵简子革新亩制，调整赋税的改革措施成效最为显著，“以百廿步为宽，以二百四十步为长”，为赵宗室的兴盛、强大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在政治上，赵简子礼贤下士，选贤任能。他重用董安于、尹铎等名土，虚心纳谏，表彰敢于指出他错误的臣下周舍等人。
刘向《新序》中记载：从前，周舍去侍奉赵简子，站立在赵简子的府门前三天三夜不肯离开。赵简子派人出来询问说：先生对我有什么指教吗？周舍说：我愿意做一个直言进谏的臣子，拿着笔墨纸砚，跟随在主君的身后，记载主君的言行过失。这样每天有所记载，一个月后可以看到成效，一年就会有所收获。赵简子听了周舍的话非常高兴，就请周舍与自己住在一起，跟随左右。可惜周舍跟赵简子住了没有多长时间就死了，赵简子厚葬了周舍。三年之后的某一天，赵简子与他的大夫们饮酒正高兴的时候，赵简子突然哭了。诸位大夫纷纷离座说：臣等犯了死罪却还不知道呢。赵简子说：大夫们请坐下，你们没有罪过。我只是想起了我的老朋友周舍说过，一百张羊皮也不如一块狐狸腋下的皮暖和。你们对我都唯唯诺诺，不如周舍对我的直言进谏啊。从前纣王昏庸无道而有亡国的悲惨下场。武王因为能够听取臣子们的直言进谏而兴盛大周王朝。我从周舍死后就没有听到过我的过失，作为一国之君而听不到主君的过失，以及听到了也不会改正的国君会导致亡国的危险，看来我们的国家离亡国之日不远了，想到这里我就很悲痛，所以哭了起来。
这说明赵简子是一个善于听从臣下建议，闻过则改、大有作为的人。
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事先告诉他一定要拆除荀寅等人所筑的壁垒。尹铎到任却加固增修原有的壁垒。赵简子到晋阳，看到壁垒，一定要杀掉尹铎才入城。经人劝谏，指出增修壁垒的必要，赵简子反而“以免难之赏赏尹铎”。史称“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
但是，赵简子杀了赵午之后，赵午的儿子赵稷、臣子涉宾“以邯郸叛”。并激化了六卿之间的矛盾，因为六卿之间的政治联姻盘根错节，相互关系十分复杂。

马京雪

第十一讲   扁鹊诊治赵简子之晋国六卿的激烈兼并
赵午是中行氏荀寅的外甥，荀寅与范氏、范吉射是姻亲，因为这种亲戚关系的存在，所以“邯郸事件”得到了范氏和中行氏的支持。
《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载，赵简子在和卫国的战争中，获得有利的战果，战败的卫国进贡给他三百家人口，他当时把这些人放在了邯郸城里，叫他的同族人赵午看管。他在定公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97年，告诉赵午说，想把这三百家人口，迁到他的根据地晋阳去。赵午当面答应得很痛快，但是回到邯郸和家族里的人们一说，大家都不同意。他们说：“卫国把战俘三百家放在邯郸，是因为邯郸距离卫国很近，在这里可以与家乡的人互相联系、照应。现在，我们把这三百家人迁到遥远的晋阳去，断了卫国人与这三百家的联系，卫国人肯定不干，将会与我们结仇，这是很不利的。不如这样，我们先攻打一下齐国，与齐国挑起战争，齐国来进攻我们，我们再借口邯郸不安全，把卫国的三百家战俘迁到晋阳，这样就能曲线救国，避免卫国的仇恨。”赵午听了觉得有理，就依从了父老乡亲的建议，这一下却触怒了赵简子。
赵简子认为赵午等人，不过是找借口，不愿意把三百家战俘送到晋阳，滞留在邯郸，成了他们的战利品。所以赵简子就把赵午召来，囚禁到晋阳。
赵午来到赵简子的驻地，要觐见赵简子。赵简子传出令来：“让他们先放下武器，再进来！”
赵简子与赵午本来是同族，这时却用这样的方式接见，赵午的随从涉宾不肯这样做，赵简子的左右卫士强行缴了他们的械。赵午等人据理力争，绝不认错。赵简子盛怒之下，把赵午杀死。并且告诉与赵午同来的随从涉宾说：“我就是要赵午的命，他竟敢不听我的命令！你们这些赵家的后人，谁接任他的职务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不能违抗我的命令！”
赵简子的霸道做派，终于引起了赵午儿子的反抗。赵稷起兵反叛，他在邯郸起兵，得到了晋国六卿之中的范氏、中行氏的支持。赵简子惹火烧身，一场大难即将临头。
涉宾回到邯郸后，参加了赵午的儿子赵稷的叛变。同年六月，上军司马籍秦领导的军队包围了邯郸。邯郸的赵午是中行氏荀寅的外甥，中行氏荀寅与范吉射是姻亲，他们与赵午相处得很和睦，所以不参与包围邯郸的军事合围，并且有临阵倒戈的态势。董安于听说之后，与赵简子说我们需要提前准备应对之策吗？赵简子说晋国国君有过命令，第一个挑起祸端的人处死，被迫起事的人可以活着。董安于听赵简子这样说后就跟赵简子说，与其使天下臣民受到伤害，不如您说我是建议您杀死赵午的人，将我处死以平叛乱，请您按照我说的执行吧。赵简子不肯这样做。同年秋天七月，范氏和中行氏领导军队攻打赵氏的驻地，赵简子逃跑到晋阳，晋国国君派军队包围了晋阳。
范皋夷不受范吉射的宠信，想要在范氏族中发动叛乱。梁婴父受到知文子（荀砾）的宠信，知文子想让他做卿。韩简子和荀寅互相不和，魏襄子也和范吉射互相不和，所以五个人（范皋夷、梁婴父、智文子荀砾、韩简子、魏襄子）策划，准备驱逐荀寅而用梁婴父代替他，驱逐范吉射而用范皋夷代替他。荀跞对晋定公说：“君王命令大臣，开始发动祸乱的人处死，盟书沉在黄河里。现在三个大臣开始发动祸乱，而唯独驱逐赵鞅，处罚已经不公正了。请把他们都驱逐。
公元前497年秋七月，范氏、中行氏联合起来，伐赵氏之宫，“赵简子奔晋阳”。一场晋国历史上空前惨烈的兼并战争，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在赵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赵氏孤儿”那样的历史惨剧，赵简子的爷爷就是被称为“赵氏孤儿”的赵武，赵简子再也不敢想像让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是什么样的后果。
赵简子内有赵午、涉宾、中行氏、范氏领导的叛乱，外有晋国国君的发难，内忧外患之下，焦虑重重，赵简子病倒了。赵简子病的挺严重，昏迷了五天，他的大臣、家人都乱作一团。
该怎么办呢？请谁医疗？晋国的官医已经“束手无策”了。
很多官医建议到秦国去请医生，因为秦国向来有名医，晋景公、晋平公就在几十年之前“求医于秦”，请来过名医缓、和，人们认为他们都是良医。但是，历史的发展脉络不是“求医于秦”，而是“召扁鹊”来出诊。
《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晋国国君梦见有一个厉鬼，披头散发，厉鬼的头发很长，都披散倒地上了，光着膀子，向晋国国君跳过来说，你杀了我的孙子，是不仁不义之举，我要捉拿你到地狱，面见阎王爷。厉鬼破坏了大门和寝宫的门向晋侯走来，晋侯很恐惧，躲到寝室之内，厉鬼又把寝室的门窗破坏了，晋侯被吓醒了。急忙召桑田巫占卜。桑田巫所说的跟晋侯梦见的一样。晋侯问桑田巫说怎么样。桑田巫说，您吃不到新麦子了，准备后事吧。晋侯的疾病更加严重了，于是向秦国求助，秦国国君派医缓为晋侯治疗。当医缓还没有到晋国的时候。晋侯又梦见他的疾病变成了两个小孩。两个小孩说，医缓是良医，我们很害怕他会伤害到我们，我们该怎么逃过呢？其中的一个小孩说，我们可以居住在肓之上，膏之下，看看他能奈我们如何。医缓到了晋国详细的给晋侯诊断之后，向晋侯禀报说，您的疾病我无能为力了。疾病的部位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服药治疗的话，药效也到达不了哪里，我已经无法给您治疗了。晋侯说您真是良医啊。随后赐医缓厚礼，并且派人把医缓送回国去。到了六月丙午日这一天，晋侯就让管理田地的官员献上新麦子，派厨师做饭，并且召桑田巫。晋侯说你不是说我吃不到新麦子了吗，现在我可以吃到新麦子了，你说的不准，可以去死了。等到饭做好以后，晋侯准备吃饭的时候，突然感觉腹部不适，急忙跑进厕所，气绝而亡。有一个叫有晨的臣子梦见他自己背着晋侯飞上了天，到了中午的时候，有晨背着晋侯出了茅厕，然后有晨给晋侯殉葬了。
这是发生在公元前581年的事情，晋景公因膏肓之病而病故，他的故事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首先，“膏肓之疾”不是非常急迫的疾病，不属于急症，否则，就不会说“不食新矣”，要等一段时间才会死，而且是一段不短的时间；
进一步我们可以推断，“膏肓之疾”只是疾病的部位比较特殊，秦国的医缓不能治疗，或者他没有措施治疗，不等于当时或者后世就没有措施治疗；
再进一步说，晋景公的前期生活调养是有效果的，“膏肓之疾”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也没有要了他的老命，“带病生存”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他在生命的最后的几个小时里，情绪激动，愤怒、狂喜，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使他旧有的疾病突然加重、爆发，因此导致他的暴死、卒亡，这与他不懂得养生，放任自己的情绪，喜怒无常是很有关系的。
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因此说，晋景公之死，今天还是一个生动的反面教材，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定要注意养生，特别不要忘记“带病生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破罐子熬过柏木桶”的例子是很多的。也有人说，长寿的秘诀，就是得一种慢性病，它能教会你善待生命，注意养生。
这个事件说明了春秋时期，医生与巫师已经分家，各自“学有专长”，并不互相混同。但是“孤证不立”，这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当时的医学水平，我们还要举一些例子，而且是记载于史册的例子加以说明。

40年之后，到了晋平公的时代，他执政16年之后，得了一个病名叫“蛊”的怪病。
晋平公在秦国求医，秦景公让医和为他看病。医和说：“病不能治了，这叫做亲近女人，得病好像蛊惑。不是由于鬼神，也不是由于饮食，而是被女色迷惑而丧失了意志。良臣将要死去，上天不能保佑。”晋平公问：“女人不能亲近吗？”医和回答说：“节制它。先王的音乐，是用来节制百事的，所以有五声的节奏，快慢、本末以互相调节，声音和谐然后降下来。五声下降后，就不允许再弹了。这时候再弹就有了繁复的手法和靡靡之音，使人心烦耳乱，就会忘记了平正和谐，因此君子是不听的。事情也像音乐一样，一到过度，就应该停止，不要因此得病。君子接近妻室，是用礼来节制的，不是用来烦心的。天有六种气候，派生为五种口味，表现为五种颜色，应验为五种声音。凡是过了头就会发生六种疾病。六种气候就叫做阴、阳、风、雨、晦、明，分为四段时间，顺序为五声的节奏，过了头就是灾祸：中于阴寒就会生寒病，中于阳热就会生热病，中于风邪就会生四肢病，中于雨湿之邪就会生腹病，夜里没有节制是迷惑病，白天没有节制是心病。女人，属于阳事而时间在夜里，对女人没有节制就会发生内热蛊惑的疾病。现在您没有节制不分昼夜，能不到这个地步吗？”
医和出来，告诉赵孟。赵孟说：“谁相当于良臣？”医和说：“就是您了。您辅佐晋国，到现在八年，晋国没有动乱，诸侯没有缺失，可以说是良了。和听说，国家的大臣，光荣地受到信任和爵禄，承担国家的大事。有灾祸发生却不能改变作法，必然受到灾殃。现在国君到了没有节制的程度因而得病，将要不能为国家图谋考虑，还有比这更大的灾祸吗？您不能禁止，我因此才这样说。”赵孟说：“什么叫做蛊？”医和回答说：“这是沉迷惑乱所引起的。在文字里，器皿中毒虫是蛊。稻谷中的飞虫也是蛊。在《周易》里，女人迷惑男人，大风吹落山木叫做《蛊》。这都是同类事物。”赵孟说：“真是好医生啊。”赠给他很重的礼物而让他回去。
晋平公听完医和的一席话，就觉着自己的身体冒凉气，仿佛自己的精血已经被吸干了，像被虫子吃空了的谷壳，完全是一个蛊像。
他连忙说：“谢谢名医。寡人知道了！寡人知道了！”
从此以后，晋平公果然把自己的放纵之性收敛了许多，身体逐渐好转，竟然又做了9年的国君，到公元前532年才去世。
晋平公后来安度晚年，不能说与医和的健康知识教育无关。医和渊博的医学知识，循循善诱的思想工作，良好的生活建议，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通过这件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也可以使我们看出，在2500多年之前，我国的中医学已经达到了怎样高的水平。
说过了这些背景故事，我们再来看扁鹊诊赵简子，回到当时的现场。
“君命召”，凡是用“召”来请人的历史记载，被请者应该是本国人。
《史记•赵世家》记载，扁鹊“受召”，进入内室诊视昏睡五天，不省人事的赵简子。这位民间医生秦越人看过病人之后，就断定赵简子的病情不重，虽然昏迷五天，必定会在今后三天之内醒来，他的根据就是“血脉治也”。也就是说，赵简子尽管昏迷五天，但是他的脉搏平稳，气血不乱，尺肤不热，呼吸调匀，因此，秦越人敢于下这样的判断。后来果然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过了两天半，赵简子如期醒来。这样的诊断水平震惊了朝野上下，赵简子因此赏赐他四万亩田地，秦越人因此在赵地名声大震，被人们尊为“扁鹊”。
扁鹊说过，还是没说过秦穆公的病情？按照《史记•赵世家》的记载，扁鹊说“昔秦穆公尝如此----今主君之病与之同。”这只是一个医学家对于病情的判断，并不包含其他政治含义。但是，秦穆公昏迷不醒，接受上天旨意，干预晋国政治的事情，在赵简子时代是尽人皆知的故事。
《史记•封禅书》说：“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史书而记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缪公上天。”
赵简子昏迷之病的政治意义，与秦穆公很相似。因此《史记•赵世家》说，赵简子昏睡醒来之后，他自己讲述了一个现代人以为荒谬，而古代人以为神奇的美梦。他说，我所以睡了这么几天，是到上天那里去了一趟，天帝让我欣赏音乐。那音乐真是美妙，从来没有听过，令人陶醉无比。正在欣赏音乐的时候，突然出来一只罴，直奔我而来，想要扑杀我。我惊恐万状，焦急莫名。这个时候，天帝给了我一副弓箭，我接过来一箭射死了这只罴。我刚刚坐稳，还没有定下心来，又来了一只熊，要扑杀我。我就又用天帝给我的弓箭，射死了这只熊。天帝很高兴，就牵着一只狗，给我说：“等你的儿子长大了，就把这只狗给他。”并且告诉我，我的后世子孙，将要娶天帝的后代孟姚为妻，而且还要穿胡人的衣服，要改革政治，不坐战车，而是单人骑射。
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赵简子梦见天帝的意义，需要进一步解释才能释放出来，《史记•赵世家》说：
有一天，简子外出，有人拦路，驱赶他也不离开，随从们很生气，要杀他。拦路人说：“我有事要拜见主君。”随从把他的话禀告简子，简子召见他，一见面就说：“嘻！我曾经清楚地看见过你呀。”拦路人说：“让左右侍从退下，我有事禀告。”简子让人们退下。拦路人说：“您生病的时候，我正在上帝身边。”　简子说：“对，有这件事。你见到我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拦路人说：“上帝让您射熊和罴，都被您射死了。”简子说：“对，将会怎么样呢？”拦路人说：“晋国将有大难，您是为首的。上帝让您灭掉两位上卿，熊和罴就是他们的祖先。”简子说：“上帝赐给我两个竹箱，并且都有相配的小箱，这是什么意思？”拦路人说：“您的儿子将在翟攻克两国，他们都是子姓。”简子说：“我看到一个小孩在上帝身边，上帝给我一只翟犬，并说：‘等你的儿子长大了把这只犬送给他’。把翟犬送给小孩是什么意思？”拦路人说：“小孩就是您的儿子，翟犬是代国的祖先。您的儿子将来必定占有代国。到您的后代，将有政令的变革，并且要穿胡人的服装，在翟吞并两国。”简子问他的姓并且要聘他做官。拦路人说：“我是乡野之人，只是来传达上帝的旨意罢了。”说完就不见了。简子把这些话记载下来保存在秘府里。
赵简子得到天帝这样特殊的礼遇，自然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法力，很快就转变了命运，变被动为主动。由一个被晋国严令攻伐和消灭的对象，摇身一变而成为替晋国讨伐叛逆范吉射、中行氏荀寅的英雄。当然，促使这些变化发生的因素，仍然是六卿之间矛盾的转化，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图腾祖先分别是熊和罴。
也就是说，公元前497年，赵简子杀了邯郸赵午，激化了六卿之间本来就有的矛盾，一场生死大战即将来临，他的谋臣董安于为了唤起民众，主张“先下手”。赵简子认为不可以先下手，因为晋国的国君与臣下有盟约在先：“首祸者死，为后可也”。并且会盟之后，就把这个盟誓沉到黄河里。“先下手”就在道义上被动了。因此，赵简子与董安于联合演双簧，把不知情的秦越人“装在里边”，上演了一出假戏真做“诊治昏迷”的人间喜剧。
秦越人尽管不知赵简子假装昏迷，然而凭借着他高超的诊断技术，就敢断言“不出三日必间”。假如秦越人诊治水平一般，见了如此昏迷五天的患者，不是推脱逃避，也必定会说一句“死马当活马医吧”，岂能夸下海口“不出三日必间”？
“扁鹊诊赵简子”所以被记载于史册之中，不是因为赵简子的病重，也不是因为扁鹊的医术高明，而是因为这件事情关系到晋国的安全，关系到赵世家的前途与命运。因为，据说赵简子醒来之后，有神人当道，告诉他“晋国且有大难，主君（赵简子）首之。帝令主君灭二卿，夫熊与罴皆其祖也。”也就是说，赵简子怪病的核心内容，就是宣扬天帝让他“替天行道”，消灭以熊和罴为图腾的二卿：范吉射、中行氏荀寅。事情的发展，果然就像赵简子预期的一样，他很快就变被动为主动，代表晋国讨伐二卿，取得了兼并战争的胜利。
当然，真实的历史过程绝对不是这样轻松，而是有一系列的政治斗争穿插其间：
《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载荀砾跟晋侯说晋国国君与大臣们有盟约在先，挑起祸乱的人死罪，并且把这个盟约抛进黄河，天地为证。现在三个臣下挑起战乱，而您却只驱逐赵简子一个人，这样的刑罚是不公平的，请您一并驱逐他们。同年冬天十一月，荀砾，韩不信，魏曼多，奉国君命令带领军队攻打范氏和中行氏而不能攻克。范氏和中行氏准备攻打晋国国君，齐高强说，三次折断大腿就可以做好医生了，唯独以臣伐君是不可以的，国家的民众不会跟随你们去攻打他们的国君的。我就是因为攻打国君所以才来到这里。现在趁着他们三家军队还没有合围成功，我们可以尽力攻打他们，只要打败了他们，国君还会仰仗着谁来保卫呢？你们如果先攻打国君将会使他们更加和睦，更快的合围。范氏和中行氏不听齐高强的劝说，带领军队攻打国君。晋国民众都来帮助国君讨贼，于是范氏和中行氏一路败逃。丁未年，荀寅和范吉射窜逃入朝歌。韩不信和魏曼多为赵简子求情。同年十二月，辛未日，赵简子主政于晋国。
范吉射、中行荀寅十分自信，也很鲁莽，终于干了一件十分愚蠢的错事，进攻晋国国君，想着“毕其功于一役”，取而代之。这件事被人利用，很快就救了赵简子。
本来梁婴父、智文子、韩简子、魏襄子、范皋夷五人，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应该驱逐荀寅，以梁婴父取代；驱逐范吉射以范皋夷取代。正卿荀跞看到这一局面，就对晋定公说：“国法对大臣明确的要求就是：开始作乱的一方应该处死，这一法律文书作为盟约抛进了黄河，大家共同承诺，并一起遵守，不能违反。如今赵、荀、范三位大臣开始犯法，为什么只是驱逐了赵鞅，而放任另外二位？我认为这种刑法不公，请将这三人全部驱逐。”
荀跞的上奏得到了晋君的同意，从公元前497年七月开始的范吉射、中行荀寅围攻赵简子的内乱，逐渐有了诸侯国层面的干预。因此到了十一月，历经四五个月，形势突变，荀跞、韩不信、魏曼多（魏襄子）支持晋定公讨伐范氏、中行氏（荀寅）。
荀跞、韩不信、魏曼多三家正卿“奉公以伐”的战争没有取胜，反而让取胜的范吉射、中行荀寅更加骄横起来。正所谓“上天让谁灭亡，就一定让他先发狂”。这两家不但不收敛，反过来要围攻晋定公。他们的谋臣，齐国人高强阻止说：“三次折断胳膊的经验教训，可以让人积累经验成为良医。世界上唯一不能干的事，就是犯上作乱攻打国君，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不能成立。这样犯上作乱，老百姓也不会同意。我就是因为讨伐齐景公才流亡到这里。目前三家大臣还没有和好，你们可以分别歼灭他们。如果一一取胜，谁来当国君，那还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如果是先讨伐国君，这是逼迫他们与国君联盟。”
高强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让范吉射、荀寅集中力量，一个一个地去攻打他们，然后夺取君位。可是范吉射、荀寅梦想着一步登天，置天下大不违于不顾，仍然坚持进攻晋定公。结果引起公愤，晋国人果然如高强所说，都帮助晋定公，进攻范吉射、荀寅。
到了十一月二十一日，范吉射、荀寅狼狈地逃亡到了卫国的首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一带）。
韩简子、魏襄子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以赵氏为请”，向晋侯说情，希望把赵简子请出来主政。十二月，辛未日，经过半年恶梦，被围困在晋阳的赵简子，从晋中地区来到晋西南，“入于绛，盟于公宫”，赵氏终于走出濒临灭亡的危机，又一次在晋国崛起了。
这是赵氏值得纪念和自豪的时刻，也是其历史转折颇不容易的一页。
然而，政治斗争的险恶，往往一波三折，让人难以预料。请听下一讲，董安于死于始祸

马京雪

第十二讲  董安于死于始祸
上一次我们说到赵简子终于从“邯郸事变”之中挣脱了出来，主政于晋国。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的赵简子却迎来了另一场政治事件，《左传.定公十四年》记载：
梁婴父非常讨厌董安于，就跟智文子荀砾说，如果不把董安于杀死，他将会始终辅佐着赵氏，赵氏在晋国主政，日后一定会得到晋国，不如我们先发制人，为难与赵氏。智文子荀砾于是派使者到赵氏哪里告诉赵简子说，范氏和中行氏虽然背信弃义叛乱于晋国，但是这件事是由董安于激发的叛乱，是他们共同挑起的战乱。晋国国君与臣下有盟约在先，首先发动叛乱的人是要处死的。现在范氏和中行氏已经认罪伏法了，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你看着办吧。赵简子为这件事十分的担心。董安于说，我死了可以保证晋国的安宁和赵氏的安定，我为什么要活着呢？人啊，谁没有死的那一天呢，我的死能够有这么大的作用，我是死的太晚了啊！董安于于是就上吊死了。赵简子把董安于的尸体扔在了大街上，而后派人告诉智文子荀砾说，您命令我们处死挑起祸乱的罪人，现在董安于已经认罪伏法，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然后智文子荀砾与赵简子歃血为盟，赵氏自此以后安定了下来。赵简子有感于董安于的功劳，就把董安于供奉在赵氏宗祠之中，春秋祭祀。
董安于是晋国著名史臣董狐的后代，《左传》记载，赵穿在桃园刺杀了晋灵公。赵盾没有逃出晋国的国界就回来了。史官董狐就记载说赵盾派赵穿刺杀了晋灵公，并且公布在朝堂之上。赵宣子赵盾说：事情不是这样的。史官董狐说：你作为晋国的主政官，逃亡不过晋国国境，回来了也不问罪于刺杀国君的罪人，不是你指示赵穿刺杀了晋灵公是谁呢？赵盾感叹道：唉！《诗经》说，我深爱着我的祖国，却给我留下了忧伤。这不正是在说我吗？孔子说：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他记载历史从来都是实事求是的。赵宣子是古代的忠臣啊，他为了向晋灵公建言献策而受到不好的待遇，实在是可惜啊！如果当初他逃亡到其他国家就可以幸免于这样的事情了。这说的是董家在晋国是史官，有很好的史德，秉笔直书，刚正不阿。董家受到赵氏的器重，董安于继续在赵简子左右为官，受到特殊的待遇。
《左传》记载，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赵简子杀死赵午之后，赵午之子赵稷和涉宾以邯郸为根据地起兵反叛，并得到了晋国六卿中的范吉射和中行氏的支持。董安于听说之后，与赵简子说我们需要提前准备应对之策吗？赵简子说晋国国君有过命令，第一个挑起祸端的人处死，被迫起事的人可以活着。董安于听赵简子这样说后就跟赵简子说，与其使天下臣民受到伤害，不如您说我是建议您杀死赵午的人，将我处死以平叛乱，请您按照我说的执行吧。赵简子不肯这样做。
从文中可知，董安于与赵简子在一起商量事情的时候，还没有犯“始祸罪”，如果仅仅是“先备诸”，做一些防御而不动武，应该不是“始祸”。所谓“始祸”就是“先下手”，以军事行动挑起事端，或者最起码也是“煽风点火”。赵简子不允许董安于先下手，但是，后来被判定为“始祸罪”，我的师父曹东义先生认为就是董安于捏造了一个政治谣言：“赵简子梦见上帝”。也就是借扁鹊诊赵简子的历史事件，而编造的政治谣言，其核心思想虽然是唤醒赵氏保家卫国，但是需要对付的敌人，却是中行氏、范氏，并且假借上帝之口散布谣言：“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帝令主君灭二卿，夫熊与罴皆其祖也。”
因为这个帝命的目的很明确，而且需要“广而告之”，发动赵氏军民，所以不属于泄露机密。荀跞在评定了范氏、中行氏内乱之后，“算后账”时很容易就抓住了事件的把柄，逼死了董安于。赵简子心虚理亏，只能“患之”，却不能违抗知伯理直气壮的“敢以告！”可见赵简子与董安于当时仍然处于不利地位，对于这种政治制裁的威胁不能置之不理。
董安于自杀了还不算，还要“弃市”几天，不许家人入殓安葬，蒙受了更大的身后羞辱，可见知伯（智文子荀砾）的要求是多么不好处理。赵简子做了最大的妥协，才达到了他们的愿望，然后才出现了“知伯从赵孟盟”的结局。
整个事变完全过去之后，赵简子并没有忘记董安于。“而后赵氏定，祀安于于庙。”古人祭神祀祖，希望世代不绝，赵简子把董安于的牌位放在赵氏的祖庙里，世世代代加以祭祀，这是何等重要的报答啊！他们之间的君臣大义，与赵氏孤儿之中的程婴与赵武、公孙杵臼的真诚友谊一样感人。
《史记.赵世家》记载：孔子听说赵简子不经请示国君就把邯郸的赵午处死，导致了“邯郸事件”的发生，为了自保而逃进了晋阳城内，所以在写《春秋》的时候就记载：赵鞅以晋阳为根据地进行叛乱。孔子对于赵简子的记载，与当年董狐记录“赵盾弒其君”是一样的笔法。当年，晋灵公不君，赵盾谏之而不从，反而几次惹来杀身之祸，不得已出逃国外。但是，就在这个档口上，他的同族赵穿弑灵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成为晋成公。赵盾回国后继续担任正卿。史官董狐父认为他“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所以在史书之中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
赵简子虽然没有在晋阳起兵造反，但是他在晋阳发展自己的实力，做成自留地似的根据地，无论是否请示了晋君，也不论他是否杀了赵午，都有割据一方做“贰臣”的嫌疑，因此，孔子在编撰《春秋经》的时候，对赵简子进行了揭露与批判：“赵鞅以晋阳畔！”
我们所以断定赵简子的这些“梦中见天帝”的故事，以及日后补充的“帝令主君灭二卿，夫熊与罴皆其祖”属于政治谣言，是因为这些内容在当时足以左右人们的思想，并能改变几位当事人的命运。因此，扁鹊诊治赵简子才被记载于《虞氏春秋》等历史书里。这个记载，既不是为了说明赵简子的病情很严重，也不是为了论述扁鹊的医术有多么高明，而是因为它涉及到一段非常不平凡的历史。它既改变了赵简子的命运，甚至也改变了赵国和晋国的命运，使中国的历史逐渐由春秋步入战国。
中国先秦的历史，从春秋到战国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以说晋国六卿兼并拉开了序幕。此后，赵简子率兵围攻朝歌就长达6年之久，范、中行氏曾经逃奔邯郸，后来又奔鲜虞，逃到柏人（今河北隆尧西南）。虽然得到了齐、卫、鲁、郑等国的帮助，但是最终却失败了。他们从出奔到齐国开始，到范、中行氏一步一步走向灭亡。这是一个长达多年的战争过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天下大乱”的“内战时期”，其中生死相搏，曲折而惨烈。
公元前497年12月，赵简子自晋阳入晋都新田(今山西侯马西)，与定公及韩氏、魏氏结盟。次年春，赵氏又与知氏（智文子）结盟，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赵简子这时也由副手成了晋国执政的正卿。公元前496年夏天，晋军围朝歌，这里盘踞着范氏、中行氏。二氏族党率狄族军队袭击晋君于新田。晋军释朝歌之围救援新田，狄军败走。
公元前493年，赵简子在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打败范氏军队和前来支援的郑国的军队。
这段历史，悲壮而残酷，《左传》的记载很生动，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发生一次遭遇战，可以看出赵简子的英武精神。《左传》说，鲁哀公二年的秋季，时间已经到了八月，丰收之后的齐国人，运送粮食给范吉射，郑国的贵族子姚、子般押送，范吉射迎接他们。赵简子迎头碰上了这个运粮的队伍，在戚地不期而遇了。赵简子的谋臣阳虎说：“我们的车子少，把大将的旗子插在车上，先与子姚、子般的战车对阵；子姚、子般看到我军的阵容，必定有恐惧之心。在那时候会合战斗，一定可以把他们打得大败。”赵鞅听从阳虎的建议，还不放心，就按照惯例进行占卜。
在占卜战争的吉凶时，很不巧，龟甲烤焦了。见不到上天的旨意，赵简子心中疑惑。掌管乐器的“乐丁”为他开解说：“《诗》说：‘先行谋划，于是占卜。’谋划一致，相信过去的卜兆就行了。”
赵简子听后，鼓起勇气，决定迎敌战斗。为了能够以少胜多，他发誓悬赏说：“范氏、中行氏违背天命，斩杀百姓，想要在晋国专权而灭亡国君，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我们国君很看重郑国，希望依仗着郑国保护自己。现在郑国无道，抛弃晋国的国君，帮助逆臣贼子。我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是顺从天命，服从君令，推行德义，消除耻辱的决战，就在这次行动了！如果战胜了敌人，那么，上大夫可得到一个县的赏赐，下大夫可得到一个郡，士者可得到十万亩土田，庶人工商可做官，奴隶可获得自由。我赵鞅、赵志父如果没有罪过，就请国君考虑我的决定。如果战败有罪，就用绞刑把我诛戮，死后用三寸薄的棺木、容易朽烂的桐木棺埋葬，不要再有衬版和外椁，用没有装饰的马装运棺材，不要葬入本族的墓地中，这是按照下卿的地位所作的降低等级的处罚。”
《左传》记载说，经过一番战前动员，八月初七日，将要作战，邮无恤为赵简子驾驭战车，卫国的太子做车右，三个人站在战车上。登上铁丘，远望郑军人数众多，卫太子害怕，自己跳到车下。邮无恤把车上的拉手带子递给卫太子，而让他再次上车里来，并且斥责说：“你像个女人！”
卫太子蒯聩（音，快亏。人名）虽然上了车，仍然心惊肉跳，不停地祷告说：“祖宗啊，小孙子蒯聩大声向您们求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你们可要保护我啊。郑君搅乱常道，晋国处在危难之中，不能平定祸乱，派赵鞅前来讨伐。我蒯聩不敢放纵安逸，居于持矛作战的行列里，不能做逃兵。请保佑我：一不要断了筋，二不要折了骨，三不要脸上受伤，以成就大事，不给三位祖先带来羞辱。是死是活的命运，我不敢向您们请求，只求不伤身体发肤，珠宝佩玉不敢爱惜，都献给你们。”
赵简子一边巡视队伍，一边大声说：“立功的时候到了！过去，毕万是个普通人，七次战斗都俘获了敌人，后来有了‘百乘’的赏赐，也就是富有四百匹马，在家里得到善终。诸位，大家努力吧！死的是敌人，而不是我们！”
在赵简子的军队里，繁羽为赵罗驾驭战车，宋勇做车右。赵罗胆小，别人用绳子把他捆在车上，一同前进。军吏见状询问原因，驾车的繁羽编造了一个理由，回答问话说：“赵罗疟疾发作，躺下了。”
战斗开始之后，郑国人击中了赵鞅的肩膀，赵鞅倒在车里，郑国人缴获了他的峰旗。卫太子用戈救援赵鞅，郑军败逃。俘虏了温大夫赵罗。卫太子再次进攻，郑军大败，获得了齐国的一千车粮食。
赵简子的军队取得了胜利，他看着丰富的战利品，高兴地说：“行了，这下可好了！”他身旁的谋士傅傁提醒说：“虽然打败了郑国，还有知氏在那里，忧患还没有消除呢。”
赵简子能够得到部下卖死命支持，与他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几年前，周王朝的人给范氏田地，公孙尨（音，忙）为范氏收税，赵氏族人抓住了他献给赵鞅。军吏请求把他杀了。赵鞅说：“他是为了主人才来收税的，他有什么罪？”因此阻止了军吏，并且给了公孙尨土田。等到铁丘这一战，公孙尨带领部下五百人夜里进攻郑军，在子姚的帐幕下取得了峰旗，献上来的时候说：“请允许我以此帅旗，报答主人的往日对我的恩德。”
赵简子治军有方，善于总结经验。比如在追逐郑国的军队时，郑国的子姚、子般、公孙林殿后，他们掩护退军，并射击追赶的晋国军队。晋国的前锋部队，受伤和被射死的很多。赵鞅总结说：“对小国的军队，也不能轻视。”他还说：“我受伤之后，趴伏在弓袋上，口里吐了血，但是我保证了鼓声不衰，今天我的功劳最大。”卫太子听了之后，不服气地说：“我在车上救了您，在下边追击敌人，我是车右中功劳最大的。”驾车的邮无恤说：“我骖（音，参）马的两根带子快要断了，我还能控制它，我是车御中功劳最大的。”他怕大家不相信，就又驾上车，装上一点木材，结果两根带子就全断了。
赵襄子效法赵简子
赵简子主政晋国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转眼到了公元前475年，在晋国专权几十年的赵简子逝世了，荀瑶（智伯）成了执政的正卿。智氏开始其权势的扩张，荀瑶果不负其父所望，不断的率领晋军屡立功勋，智氏成为晋国最显赫的家族，凌驾于三卿之上。前464年，荀瑶伐郑，在庆功的酒宴中，拿着酒葫芦砸赵襄子（赵毋恤）的头部，赵毋恤从大局出发，为了不破坏表面上的团结隐忍不发。但是自此智、赵交恶。公元前458年，荀瑶联合韩、赵、魏，四家一起瓜分了原来属于中行氏、范氏的土地，智氏从中获利良多，也因此而更为嚣张。荀瑶实力日渐壮大，大有兼并三卿而独代晋宗之势。
公元前455年，荀瑶（智伯）毫无理由地向韩、魏两家提出土地要求，以势压人。韩康子韩虎、魏桓子魏驹作为两家的掌门人，心里知道自己不敌智氏，因此“皆赠万户之地”。
得到便宜的荀瑶，又向赵襄子提出了同样的无理要求，“索蔺、宅皋狼于赵”，理所当然地被赵襄子拒绝了，“赵毋恤不允”。盛怒之下的荀瑶，立即纠合韩、魏两家进攻赵氏。赵氏敌不过三家联军，赵襄子率领大军退守晋阳，这是赵家经营多年的根据地。
这个霸道的智伯是何许人也？智伯，是荀跞的孙子，也常被被写作知伯，他本名荀瑶（？—前453年），原来是姬姓（血缘大姓），家族又属于智氏，讳瑶，谥襄，其名知瑶，亦为荀瑶，时人在他50岁之后尊称其为智伯，史称知襄子。
智伯的父亲叫荀申，智伯是荀氏家族华丽的终结者，俗称败家子，当然他不是玩物丧志，不干正事，而是过分强势，为了开疆破土，扩大势力范围而无所不用其极。他直爽、天真、贪婪又可悲，他的战败直接导致三家分晋的历史格局。
《史记.赵世家》记载：襄子即位四年，知伯和赵、韩、魏三家把范氏、中行氏原有的领地全都瓜分了。晋出公大怒，通告齐国、鲁国，想依靠他们讨伐四卿。四卿害怕，于是就一起攻打晋出公。出公逃奔齐国，半路上死了。智伯就让昭公的曾孙骄即位，这就是晋懿公。知伯越来越骄横。他要求韩、魏两家割让领地，韩、魏给了他。要求赵氏割地，赵氏不给。知伯恼怒，就率领韩、魏两家进攻赵氏。赵襄子害怕，就逃奔到晋阳退守。
     原过跟随襄子，落在后边，到了王泽，看见三个人，从腰带以上可以看见，从腰带以下就看不见了。三人给了原过一根两节的竹棍，中间不通。对他说：“替我们把这竹棍送给赵毋恤。”原过到了以后，把情况告诉襄子。襄子斋戒三天，亲自把竹棍剖开，里边有朱红的字写道：“赵毋恤，我们是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三月丙戌日，我们将让你反过来灭掉知氏。你也要为我们的百邑立庙，我们将把林胡的土地赐给你。到你的后代，将有一位勇健的国王，皮肤红黑，龙脸鸟嘴，鬓（bin）眉相连，髭髯（zi  ran）络腮，宽胸大腹，下体修长，上体壮大，左衣襟，披甲乘马。全部占有黄河中游一带，直至休溷地区的各部貉人，往南进攻晋国的其他城邑，往北灭掉黑姑。”襄子再拜，接受了三位神人的旨令。
    智伯带领三家联军攻打晋阳，一年多以后，引来汾水灌城，城墙没有淹没的只剩下三版高了。城里的人都把锅挂起来做饭，互换子女吃掉。群臣都有了外心，礼节越来越怠慢，唯有高共不敢失礼。襄子害怕，于是半夜派丞相张孟同暗中结交韩、魏。韩、魏与赵合谋，三月丙戌这天，三国反过来灭了知氏，共同瓜分了他的土地。于是襄子进行封赏，高共是上等。张孟同说：“晋阳有难期间，只有高共没功劳。”襄子说：“当晋阳危急之时，群臣都很怠慢，只有高共不敢有失臣下的礼节，因此他要受上赏。”这时赵在北方占有代地，南边并吞了知氏，比韩、魏强大。于是在百邑给三神立庙祭祀，派原过主持霍泰山神庙的祭祀。

这段记载也见于《战国策》，记载这场战争的过程和残酷性大体上相似。智伯为了攻破晋阳，消灭赵氏，所以决开汾河水，灌入晋阳。赵氏之城不日将破，赵襄子极为恐惧，乃使其家臣张孟谈半夜出城，使反间计游说韩、魏两家，使其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合谋一起在“三月丙戌”这一天反攻智氏，韩、魏都表示同意。智伯的属下智果等人多次言及韩魏将反，劝智伯防备，智伯不以为然。后韩魏引汾水淹智军，赵氏从城中杀出，内外同举，灭智军，杀智伯。知氏家族，因此而覆亡。
智伯灭亡之后，他的宠臣豫让为了替他复仇，以报知遇之恩，曾经做出了让世人震惊事情，《战国策》说：
晋国侠客毕阳的孙子豫让给范、中行氏做大臣，但并未受到重用，于是他就投效知伯，得到宠信。后来韩、赵、魏三国瓜分了知伯的土地。其中赵襄子最痛恨知伯，把知伯的头盖骨拿来作饮器。这时豫让逃到山里说：“唉！志士为了解自己的人而牺牲，女子为喜欢自己的人而打扮，所以我一定要替知伯复仇。”于是豫让就隐姓埋名化装成一个受过刑的人，潜伏到王宫里用洗刷厕所作掩护，以便趁机杀死知伯的仇人赵襄子。不久赵襄子入厕，忽然觉得心跳，就下令把涮厕所的人提来审问，才知道是豫让化装行刺。这时豫让竟拿出匕首说：“我要为知伯报仇！”卫士拿下他，要杀他，可是赵襄子却制止说：“这是一位义士，我只要小心躲开他就行了。因为知伯死后没留下子孙，他的臣子中有肯来为他报仇的，一定是天下有气节的贤人。”
于是赵襄子就把豫让释放了。可是豫让继续图谋为知伯报仇。他全身涂漆，化妆成像一个生癞的人。同时又剃光了胡须和眉毛，把自己彻底毁容，然后假扮乞丐乞讨，连他的妻子都不认识他，看到他以后只是说：“这个人长像并不像我的丈夫，可是声音却极像，这是怎么回事？”于是豫让就吞下炭，为的是改变自己的声音，他的朋友看到他时对他说：“你这种办法很难成功，如果说你是一个志士还可以，如果说你是一个明智之士就错了。因为凭你这种才干，如果竭尽忠诚去侍奉赵襄子，那他必然重视你和信赖你，待你得到他的信赖以后，你再实现你的复仇计划，那你一定能成功的。”豫让听了这话笑了笑说：“你的意思是为了老朋友而去打新朋友，为旧君主而去杀新君主，这是极端败坏君臣大义的做法。今天我所以要这样做，就是为了阐明君臣大义，并不在于是否顺利报仇。况且已经委身做了人家的臣子，却又在暗中阴谋计划刺杀人家，这就等于是对君主有二心。我今天之所以明知其不可为却要这样做，也就是为了羞愧天下后世怀有二心的人臣。”
不久，赵襄子要外出巡视，豫让埋伏在赵襄子所必经的桥下。赵襄子骑马走在桥边时，马忽然惊跳起来，赵襄子说：“这一定又是豫让。”经派人搜捕之后，果然是豫让。因此赵襄子就责备豫让说：“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中行氏吗?知伯灭了范、中行氏，你不但不替范、中行氏报仇，反而屈节忍辱去臣事知伯。如今知伯身死国亡已经很久，你为什么如此替他报仇呢？”豫让回答说：“当我侍奉范、中行氏时，他们只把我当作普通的人看待，所以我也就用普通人的态度报答他们；而知伯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也就用国士的态度报答知伯。”于是赵襄子用怜惜的口吻感叹说：“唉！豫让啊，由于你为知伯报仇，已经使你成为忠臣义士了。而寡人对待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你自己想一想吧，寡人不能再释放你了！”于是赵襄子就下令卫士把豫让包围起来。
这时豫让又对赵襄子说：“据臣所知，一个贤臣不阻挡人家的忠义之行，一个忠臣为了完成志节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君王以前已经宽恕过我一次，天下没有不为这件事赞扬君王的。今天我到这里行刺，按理您应在这里将我处死。不过我想得到君王的王袍，准许我在这里刺它几下，我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了。不知君王能否成全我的愿望？”赵襄子为了成全豫让的志节，就当场脱下自己的王袍由侍臣交给豫让。豫让接过王袍以后拔出佩剑，奋而起身，然后用剑刺王袍仰天长叹：“啊！天哪！我豫让总算为知伯报了仇！”豫让说完话就自杀而死。赵国的忠义之士听说以后，都落泪惋惜不已。
赵襄子与智伯的仇恨很深，所以在智伯死后，赵襄子用他的脑壳当瓢使，用来饮水，既解恨，也解渴。但是，对于智伯的宠臣豫让，赵襄子对其忠心事主很欣赏，对其为主人报仇的行为，表示出极大的宽容。这与赵家对待程婴、董安于是一样的礼遇。这些都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特别关注的是：
赵襄子与韩魏两家约定“三月丙戌”这一天灭智伯，这个计划是哪一天提出来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史记•赵世家》说，这是赵襄子从绛城向晋阳逃跑的路上，原过掉了队，遇上三位神仙，给了一段两节没有劈开的竹管，让他送给赵襄子，其主要旨意是：“三月丙戌，余将使女反灭知氏”。这个神仙赠送“神命”，能在一年，或者二年之后才发挥作用吗？
我们认为，这个事件的叙述，在发生过程上，是颠倒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赵襄子在逃往晋阳的路上，还不存在“三月丙戌灭智伯”的可能，而是一年之后才发生了这样的转机，才需要这样的“神仙”帮助。假如，赵襄子在逃亡的路上就得到了神仙的帮助，他就不会出现日后所面临的危险情况：“三国攻晋阳，岁馀，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礼益慢。”
在这样濒临灭亡的情况下，民心涣散，士无斗志，如何保存自己，并且反败为胜，取得胜利？这是赵襄子非常头痛的事情。《史记•赵世家》说：“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同（此人即张孟谈，见《战国策》。司马迁之父名叫司马谈，所以他为了避讳而改其为张孟同）私於韩、魏。韩、魏与合谋，以三月丙戌，三国反灭知氏，共分其地。”张孟谈与韩魏两家已经约定好了“三月丙戌灭智伯”，这才有了“神命”发挥作用的前提。赵襄子非常需要在这个困难的情况下，唤起民众，使战士们焕发信心，去取得胜利。
用什么方法才能凝聚力量，起死回生？赵襄子在这个时候，想起了他经历过的范氏、中行氏发难的时候，赵简子是如何取得胜利的。那个时候，董安于为了唤醒赵氏民众保家卫国的士气，曾经借用扁鹊诊赵简子昏迷五日不知人事的医疗事件，编造了“帝令主君灭二卿，夫熊与罴皆其主也”的天命，因此才避免了灭顶之灾，并取得了预想的胜利。尽管事后董安于因为“始祸罪”而被知伯逼死，董安于和后人都认为这是值得冒的风险。
赵襄子在逃亡的路上，是不可能预见到一年之后大家在“三月丙戌”灭智伯的。那么，赵襄子见霍泰山“受三神之令”的“上天安排”，其合理的解释是，在决定三家灭智伯的具体时间之后，张孟谈、原过和赵襄子等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编造手法，与“扁鹊诊赵简子”如出一辙，也是一个临时编造的“政治谣言”。

另外，值得提出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司马迁记载于《史记•赵世家》之中的这两个政治谣言，都有事后篡改的痕迹。
赵简子在被中行氏、范氏追杀的时候，他不可能设想到几十年之后，他的儿子赵襄子会灭代国，也不会想到二百年之后他的第七世孙子赵武灵王将会更换王后。因此，《史记•赵世家》在扁鹊诊赵简子事件的记录里，最后面的一部分文字是后世所添加的：“吾见兒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適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所谓“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於翟。”在语气上，也明显表露出属于补缀，而不属于原创。
40多年之后的赵襄子，在当时的险恶形势下，他编造神命之时，也不会奢望自己的后代可以封侯、称王，而且还是一个“伉王”。但是这个“神命”之中却说：“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龙面而鸟噣，鬓麋髭皞，大膺大胸，脩下而冯，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南伐晋别，北灭黑姑。”这个赵武灵王最需的内容，提早出现在赵襄子的时代，只能提醒我们这是后人补缀过的旧文章，而不是“原版、初印。”是赵武灵王及其史官，根据自己的需要添上去的补笔文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请听下回赵武灵王补笔有凭证